1999年1月26日星期二

吴义龙先生,稍安勿躁

送交者: Annie 于 January 26, 1999 01:49:54:

吴义龙先生,稍安勿躁。被取消论文答辩资格,不是您的耻辱,是浙江大学的耻辱。在不远的将来,浙江大学一定会登门请您接受浙大的学位,因为到时候您这样的人将成为学校的荣耀!只可叹,浙江大学的当权者,阉奴心态十足,为共党助纣为孽,竟忍心玷污浙大的清誉!

宁波大学法律系的方笑凰:当独裁者连你这样的小女孩都不放过的时候,你知道他们的日子不会太久了。方笑凰,你的勇敢令全中国的男儿汗颜!多保重!

国安局的先生们,在您出发抓捕方笑凰之前,为何不摸摸自己的头和胸,再问问自己:我有大脑吗?我有良心吗?我会下地狱吗?

http://www.bignews.org/990126.txt

1999年1月24日星期日

全国214异议人士百日接力绝食:北京任畹町、马强绝食二十四小时

(记者张苑香香港二十四日电)为抗议中共当局重判王有才、徐文立、秦永敏和张善光等人,北京异议人士、“中国民主党”成员任畹町今天开始绝食二十四小时。

与任畹町同时绝食者还有中国民主党成员、诗人马强。这次绝食是全国二百一十四名异议人士百日绝食行动的一部份。绝食行动在十二月二十四日进行以来,已有六十名异议人士进行绝食,绝食行动原定四月结束,但是由於元旦日再有二十三名记者、导演、作家等加入,因此绝食行动将会持续到“六四”之后。

另外,“中国民主党”成员吴义龙在硕士毕业前数日被浙江大学开除学籍,事件引起朱虞夫、冷万宝、王泽臣等十名异议人士的强烈抗议。他们的矛头并指向前香港新华社副社长张浚生,他现在是浙江大学的党委书记。异议人士表示,张浚生在香港工作十多年,不仅没有将香港的民主气氛带来浙江大学,反而充当镇压“中国民主党”的急先锋。

部分浙大学生对校方非常不满,正在筹划抵制行动。据说,吴义龙先生不仅是一个民主党人,还是一个残疾青年,凭着过人的毅力考取原杭州大学研究生,是一个身残志坚的优秀青年,受到同学们的敬佩。杭州大学现在已经被并入浙江大学。

http://www.bignews.org/990124.txt

1999年1月23日星期六

长篇纪实:中国民主党组党事件来龙去脉

金枫

去年春夏一段时间,中国的政治气氛曾一度出现了相当宽松的现象。以六月王有才宣布成立中国民主党为发端,在全国各地出现的一个颇具规模的“组党运动”。克林顿和江泽民记者会的实况转播等都使很多观察家希望,经过八九年天安门镇压之后的多年沉寂,中国的政治改革大有可能重新起动的迹象。

然而,到了十二月二十一日,王有才、徐文立分别在杭州和北京被法院以“阴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十三年,稍后,秦永敏也被武汉市法院以同样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他们三人同时都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三年。消息传出后,令世界震惊。这使得刚刚萌生的“中国政治制度和平转型的一线希望”忽然间破灭了。这无疑是把一切抱着平稳发展,良性互动,渐进改革社会政治善良愿望的人们,重新又推到了对立面。

中国公民集会结社权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三十五条有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中国政府今年早前签署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对公民结社自由亦有明确阐述:“一、人人有自由结社权利,包括为保障其本身利益而组织及加入工会之权利;二、除依法律之规定,且为民主社会维护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宁、公秩序、维护公共卫生或风化,或保障他人权利自由所必要者外,不得限制此权利之行使”。但是中南海用自己的行动,把这些规定变成了一纸空文。

王有才宣布组党石破天惊

三十岁的王有才,原为北京大学研究生,一九八九年大陆民运期间曾担任“高自联”秘书长,与王丹等人并列二十一名被通缉的学生领袖;其后,王有才被逮捕,入狱三年。去年六月二十五日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大陆当天,王有才在杭州宣布组建中国民主党,这在中共统治半个世纪后的大陆带来的震撼,可以用石破天惊来形容。王稍后被捕却又被“监视居住”获释;十一月三十日,王有才与徐文立、秦永敏等人,又一齐被中共当局逮捕。

王有才被捕不到一星期就被起诉。杭州检察院的起诉书中列出王有才的五大罪状包括:王有才起草的中国民主党宣言中提到“只有建立反对党,才能消除暴政”(这句话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王有才为中国民主党的最主要创建者;王有才於七月十日晚企图以茶聚的方式,召集中国民主党成员开会;王有才用电子邮件将十八份建党文件传至海外;王有才在监视居住期间与海外反对组织负责人王策见面,而且,王有才接受境外四千元人民币及美金三百元捐款,用於购买电脑。起诉书指称,王有才於一九八九年后,被判刑三年,为累犯,出狱后又与境外敌对人士勾结,据刑法一百零六条规定,与境外勾结者,从重处罚。

在开庭审判前,王有才的妻子公开呼吁中共公开审判王有才,并允许国际人权组织及媒体派人旁听和采访。至於胡江霞要求担任王有才辩护人,但遭到法院拒绝,法院所持理由是辩护人不可与当事人有利益关系。

中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以外,还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辩护人。下列的人可以被委托为辩护人:(一)律师;(二)人民团体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亲友。正在被执行刑罚或者依法被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人,不得担任辩护人。”胡江霞当时就向法庭表示,王丹的母亲可作王丹的辩护人,为何她不可以为王有才辩护?

很显然,杭州法院不准胡江霞担任王有才辩护人是一种公然执法犯法的行为。

十二月上旬,曾任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秘书的林牧向海外媒体表示,中国大陆的组党条件尚未成熟,但在王有才被起诉以后,许良英林牧等四人立即发表了“呼吁释放王有才的公开信”:

江泽民主席:朱榕基总理: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

今年十一月三十日,浙江省杭州市公安机关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逮捕了杭州市公民王有才,并於十二月三日移交检查机关起诉。我们不赞成组党活动。但是我们认为,王有才的活动并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未危害国家安全,几月以前,中国政府刚刚签署了《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现在又侵犯公民权利,我们都很不理解。希望中央政府和最高司法机关责成浙江有关部门,尊重宪法,尊重人权,立刻释放王有才。署名的有许良英、林牧、蒋培坤、丁子霖。

值得一提的是,此信传到海外的时候,有一段“林牧附记:我们希望:京生、刘青、胡平、育贤、王丹、军涛、刘刚、薛伟、中国人权、励之、宾雁、浩成、绍智、戈扬等迅速给以声援,以解救日内即将判刑的王有才,有些人突出呼吁徐文立,企图树立一个正面的形像,但是当局蓄意打击的是最先组建民主党而且是真正的民运人士王有才。他已被起诉。”

审判王有才引发群众抗议

十二月十七日上午,在杭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王有才的时候,数百名群众在法庭外围观抗议。抗议者包括浙江大学和宁波大学的学生、杭州市工人,市民,下岗人员,以及从全国各地前往声援的民主党成员。据在现场的浙江民主党成员吴义龙的妻子单称峰讲述,一位名叫任兵的下岗女工,手持写着“抗议”的横幅参加抗议活动。任兵被维持秩序的警察带走,横幅被没收。不过,任兵被扣留三小时后获释。

这是中共建政四十九年以来,第一次在“政治审判”时,发生颇具规模的群众抗议示威。旧金山热心中国民运事业的华侨徐英郎感叹,“王有才先生和夫人是非常斯文的人,有点象中国传统的秀才一样。就是这些文弱的书生,秉承着中华民族,千古以来大仁大智大勇的气魄,干出惊天地,动鬼神,千秋不朽的丰功伟业。他这次被判入狱十一年,对他来说,‘求仁得仁’而已。据说,他为了长期坐牢,已先去做了割盲肠的手术。”

据在王有才妻子胡江霞讲,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领事陆彼德专程到了杭州中级法院要求旁听,但被警察拒绝。陆彼德在法院门口与胡江霞见了面,他表示,美国对王有才一案和中国的人权状况始终十分关注。胡江霞说,法庭上共有四十六人出席旁听,包括王有才的妻子和哥哥、妹妹。

王有才看上去身体比较虚弱,但精神尚佳。审判员念完起诉书后,王有才进行了自我辩护。王有才事先准备了发言稿,逐一驳斥“五点”起诉内容。王有才说,组党结社是一个公民的权利,中国政府也已经签署了联合国公约,他只不过履行了一个公民应当拥有的权利。王有才的自我辩护数度被法官打断。法官在王有才自我辩护之后,并未宣布审判结果,就宣布休庭。

王有才受审吸引了一些外国记者,警察后强行没收了外国记者的录音带和胶卷。

徐文立参与组建民主党

徐文立是中国老资格的持不同政见者。他在一九七八年到一九七九年期间因为参加北京西单民主墙而被监禁了十二年。这次也是三位判刑者被判刑罚最高的。据王炳章於去年十二月二日写的“徐文立被捕前一小时与徐文立的通话”中披露,十一月三十日晚八时,与徐文立通话,讨论中国民主党组团赴台湾观选之事。一小时后,即晚上九点,文立便被逮捕。

王对徐文立被捕,并不奇怪。一是中共已经发出警报,二是徐本人也已做好心理准备。在王看来,徐文立的思想自六月浙江组党以来,有了很大的转变。浙江、山东和东北三省组党后,当时王等曾与徐文立联系,希望他来牵头,促成北京民主党的成立。那时,他的态度是“组党缓行”。后来,北京任畹町等筹组了民主党北京筹委会。十一月初,徐文立突然宣布成立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工作小组,并成立了京津地区党部。

对於徐的转变,有人表示不能理解,王却认为是预料中。一则,徐文立本来就有组党的思想基础,早在七九年民主墙时期,徐考虑过组织民主党的事。二则,徐文立原来支持彭明中发联的活动,想以更加中性和温和的方式推动政治改革。然而,中共却对中发联采取打压,当温和的道路被当局堵死之后,趋向采取较为激进是十分自然的。

王炳章介绍,徐文立另一个思想突破,是他起初呼吁中共制定“政党法”,以便使反对党的成立“有法可依”。后来真正在行动上否定中共社团批准制的,是徐文立组织的民主党北京天津地区委员会,是正式的组织,不象其它各省成立的是“筹备委员会”。他说动湖北的秦永敏、陈中和等,起而相应,正式成立了民主党湖北省党部,并进行了选举,产生了湖北省党部的领导班子,去掉了“筹委会”的冠称。徐文立还多次向有关人士建议,应推动其它各省市的民主党立即“转正”,抛掉“筹委会”的“冠称”。徐文立的转变,由“不结社”、“缓结社”、“缓组党”,到“快组党”、“组正式的党”。王炳章称其“是个勇者!”当然也有人对徐文立的这种转变感到蹊跷,在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香港报纸上的一则报导,标题就是“徐文立任畹町争当民主党魁”,说中国两位着名异见人士徐文立和任畹町为争夺“中国民主党”主席之位而闹翻。任畹町昨日发表声明指责徐文立过分追求权力。这次是“中国民主党”筹委会组成以来首次出现内讧。任畹町发表声明指责徐文立计划利用党内势力建立北京的支党,这是他为了获取权利而利用他人,并在声明中指徐文立为“非党员”。对此,徐文立则透过电话作出反驳,他指任畹町自九月被公安扣留问话及警告后,曾公开声称他将不会继续尝试组党。徐指责这是“弱者的行为”。

十二月二十一日法院为徐文立指派了一名叫莫少平的律师,代表徐文立作辩护,据莫律师介绍,审讯过程中,徐文立拒绝回答检察官以及法官的所有提问,仅对自己的辩护律师的问题作出回应,在庭上,辩护律师在差不多一小时的总结陈词中,只着重为徐辩护有关徐会见境外记者、流亡的工运领袖韩东方、收受境外捐助等罪名。

徐文立在十二月二十一日被中共非法判处十三年的重刑后,在北京市看守所与妻子贺信彤见面交谈了大约三十分钟。徐向贺表示,他坚决留在国内,哪怕坐牢时间再长,哪怕将牢底坐穿、哪怕死在大狱,也不会接受中共出国流放的安排。徐表示,坐牢对他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他将利用再次坐牢的机会,整理一下思绪,多读些书,写些文章。

据报导,徐被北京法院判处十三年有期徒刑后,“带着手铐”写了一封信通过律师转给他的妻子,信中说,“对我所谓的公开审判,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政治迫害的手段”。因此,他强调,“首先,我不回答任何问题;其次,我不为自己辩护;第三,我不向高院提出上诉。这是一种反抗政治迫害的沉默抗议。”

据“华盛顿邮报”报导,徐文立在获知判决结果后,只要求妻子转告女儿:“好好把书念完”,并表示如果自己死在狱中,只要为他种一棵树就好了。他的女儿徐瑾如今正听从父亲的指示继续攻读研究所,但也尝试在美国进行营救父亲的活动。徐文立遭到判刑当天,徐瑾在纽约就对当地记者表示:她父亲已经在狱中度过了十二年又四十七天,如今又被判十三年,徐文立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希望中国大陆早日走向政治民主。

湖北民主党公告成立五天秦永敏被捕

四十四岁的秦永敏是一九七八至一九七九年大陆民主墙时代的民主运动人士,一九八一年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入狱八年。一九九三年十一月,秦永敏与刘念春等九人共同起草“和平宪章”,结果被判劳动教养二年,在劳教所内被犯人殴打,导致左睾丸破裂。今年秦永敏不但积极投入中国民主党筹组事宜,他也组织了了人权观察,并多次尝试向有关部门申请登记注册,於十一月三十日,被中共公安人员逮捕。

就在他被捕的前五天(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国民主党湖北省党部发布成立公告:“鉴於组党结社是我们的天赋人权,鉴於中国政府已签署的联合国有关人权公约中明确保障一切人的组党结社权利,鉴於中国大陆现行法律中没有禁止公民组党的条款,鉴於中国大陆尚没有《政党法》规范组党行为,中国民主党湖北省党部经广大同仁的推选,决定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正式成立。”该公告特别提到“本党部所遵照的中国民主党临时党章为严家祺先生起草,该临时党章拟提交中国民主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修改,决定。”

他们除了全文公布严家祺起草的中国民主党临时党章,也同时还发布了“中国民主党誓词(临时)”,及民主党湖北省党部主要负责人的名单,秦永敏先生任发言人。

在王有才走上法庭的同一天,湖北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秦永敏也进行了审判。据出席旁听的秦永敏弟弟讲,起诉秦永敏的“罪状”包括筹组中国民主党、创办“中国人权观察”、并向联合国递交人权报告、与海外“敌对组织”联系等。秦永敏在法庭进行了自我辩护。

在宣判结束后,秦永敏的哥哥秦晓光向“法新社”记者表示,他因为迟到五分钟而被禁止进入法庭。当法庭宣判后,秦永敏被带出法庭时,他隔着门大叫,“秦永敏,罪名是什么,多少年?”秦永敏则在法庭内大喊,“颠覆国家政权罪,十二年。”秦永敏还说,“我不会对判决提出上诉,因为我瞧不起这个法庭。”接着,他们就把秦永敏带走。

对於秦永敏被判处十二年的重刑,秦晓光说,“我们对此判决并不意外,因为我们知道根本没有公平可言。”秦永敏八岁的女儿,得知父亲不能回家的消息后,写了一封信,希望大家能救救她父亲,在海外媒体刊登以后,令人不胜唏嘘。

国内民运人士并没有被吓倒

据报导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成员朱虞夫透露,他二十日无故被公安当局“请去”问话,被纠缠了几个小时。放回家才获悉王有才被判刑的消息。原来,中共公安当局怕宣判王有才时民众有抗议活动,才把浙江民主党人都看押起来。朱虞夫认为,真正害怕的,是中共独裁者,不是民主党人,中共用判刑的办法也吓不住民主党人。因为大家都做好了付出代价的思想准备。他已经和家属交代清楚,做好了随时被捕、坐牢的准备。

另一位成员吴玉龙二十一日晚被中共公安从家中带走,公安人员在没有出示搜查证的情况下,还对吴家进行了抄家。吴义龙的妻子单称峰透露,吴义龙被带走时,她问警察吴明天可否回来,警察回答说:“不一定。”吴义龙在被捕前曾表示,中共连他们这么温和、理性的民主党人都不能容忍,说明中共执意对抗政治改革,欲将改良的道路堵死,这对中共、对中国人民都没有好处。

中国民主党北京天津地区党部付主席高洪明称,在审判党部主席徐文立的当天,中共将一批民主党人和徐文立的朋友全部监禁起来,说明中共内心极为恐惧。高洪明认为,中共对徐文立进行审判,目的是想吓住其他民主党人,但是中共的目的是达不到的。高洪明认为,中共对民主党的审判,其实大大提高了民主党的声望。事实表明,中共镇压所得效果,正使得中国民主党在社会上的影响迅速扩大。据称,浙江杭州在审判王有才后,大批人士与浙江民主党成员联系,希望加入中国民主党。

十一月二十一日,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暨十二省市筹委会发表“关於当局限制公民权利打压浙江民主党的紧急声明”,提及二十一日浙江党准备召开本省及上海党会议并准备了会议地点。这次警方打压不仅是针对这个会议的,而且也是针对建立民主党全国筹委会的。因十一月十日受全国委托由浙江党操作,联系全国,五十余人共同签署了权威性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注册公告,并决定经全筹会民主程序集体决定下设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组,当这一工作尚未进行时,发生了警察的骚扰迫害事件。为此提出严正抗议。并要求,无条件释放民主党党所有成员,送还抄查物品。声明落款的是: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暨北京、四川、贵州、河南、湖北、湖南、黑龙江、吉林、辽宁、山东、上海、浙江筹委会(按拼音顺序),执笔人是任畹町。

民主党首次党大会遭警方阻止

中国民主党来自各省的党员,原先准备十二月五日在辽宁召开首次党大会,但却受到警方阻止,多名异见分子经当局扣留了四十八小时之后,已经获释。据报道,虽然十二月五日当局释放了辽宁鞍山王泽臣、王文江及孔佑平三名中国民主党成员,但在大连警方又於十二月五日晚将曾在徐文立办公室工作的中国民主党成员刘世遵带走。同时,公安在全国范围内严密监视中国民主党成员,仅五日当天就在四川、贵州、吉林、浙江、辽宁等地,有至少十名异见分子被公安警告无事不要外出,而这些人一出门即被跟踪。

据外电报道,获释后的王泽臣说,他们已计划上周六在辽宁举行中国民主党的第一届大会,但警方制止他们前往开会。据称,自十一月三十日当局宣布中国国民党为非法组织,并先后逮捕徐文立、秦永敏等党内多名活跃分子之后,王泽臣与王文江搜集了一百一十九个签名,要求当局终止对他们的打压。湖北的陈忠和也表示,他与一名姓萧的异见人士亦已经获得释放,但他们仍要求当局释放另外三名仍然在押的异见者。

在六日,中国民主党作出了重大行动,由十三省十四名中国民主党成员组建了“全国救援协调联络小组”来营救徐文立等。河南郑州的中国民主党成员安宁,从六日早晨八时开始绝食二十四小时,强烈要求释放王有才等人。安宁为北京大学学生,九二年因参加地下“中国民主自由党”

而被判刑五年。目前声援王有才等人的组党运动,抗议中共镇压暴行的一场接力绝食活动,正在有声有色的展开,这个活动甚至也吸引了一批自由艺术家的加入。

在《世界人权宣言》签署五十周年纪念日,吉林、辽宁、黑龙江的冷万宝、王泽臣等九位异见人士委托海外人权组织致信联合国人权专员罗宾逊夫人表示,在世界各地都在纪念《世界人权宣言》的日子,中国王有才等依该宣言宗旨活动的人却面临审判,这说明中共藐视这一宣言。异见人士希望罗宾逊夫人关注中国人权,敦促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采取实际有效的行动迫使中国遵守人权公约的承诺,释放王有才、徐文立、秦永敏等。

香港大律师公会对王有才等被判重刑深感遗憾。港民主党举行游行示威活动,促释王、徐、秦三人。香港学者认为中共判处王有才等人罪名不当,组党不等於颠覆。政论家杜耀明认为,北京扼杀公民权利,将延误统一大业。《苹果日报》社论则指出“重判异见人士是开人权公约玩笑”。《明报》评论则认为“北京的严冬又来了”。

香港时事评论员刘锐绍认为:中国共产党要百分之一百安全感和绝对管治,即使有微细的风吹草动或内部温和的体制改革建议,他们还未有信心接受……如果是个开明的政府并拥有现代管治技巧,他们应该在某情况下让人民宣泄,相反,堵塞气孔只会造成炸弹效应。

抗议中共海外民运奋勇争先

十二月十四日王丹和沈彤等,前往美国政府及国会展开游说活动,以争取美国施加更大压力促使王、徐、秦等人的释放。当天下午,王丹与美国国会一些议员,还在国会山前联合举行记者招待会,谴责中国目前在人权上的大倒退。王丹表示,美国国会已有非常多的议员赞同采取最强烈的姿态,谴责中国对异见人士的镇压。

十二月十六日,当王有才等被审判的消息一传出,正在欧洲议会访问的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当即宣布绝食24小时,由民联阵-自民党与其他民运人士发起的“为王策,王有才,秦永敏等被捕民运人士向中共政府举行24小时绝食接力抗议”活动,随即也在欧洲议会所在地法国的斯特拉斯堡宣布正式展开。魏京生是在撒哈洛夫人权奖十周年纪念大会的颁奖餐会上宣布的,并立即拒绝进食除清水外的任何固体或液体食物。魏京生此举立即引起全场轰动。与会各国代表除慰问魏京生外,并对日益恶化的中国人权状况表示关心,同时希望被捕民运人士能早日获得释放。

此次每人24小时的绝食接力活动,是向中共政府抗议,并提请国际社会注意:遭中共拘捕的由海外回国的王策,李力,南宪,以及国内的王有才,秦永敏,徐文立等民运人士。绝食人士在24小时内除清水外,将不进食任何含热量的食物。为了在中国走向民主化的道路上留下吉光片羽,每位绝食人士将写下简短的“绝食感言”,作为历史的纪念。绝食活动按计划分区进行,每区一个星期。共有纽约,华盛顿,洛杉矶,旧金山,加拿大,日本,香港,德国,法国,荷兰等欧亚及大洋洲各区。

王有才等被判刑的消息传来时,王丹等二十三名流亡海外的八九学运领袖,也发表声明指出:中国当局此次严厉镇压民间组党浪潮,是中国人权状况的大倒退,证明当局以前采取的貌似宽容的做法是虚伪的,本质上讲,中国政府仍顽固拒绝国际公认的人权准则。

自浙江省杭州法院十七日审理王有才开始,中国民主党纽约临时总部发起声援,联名海外民运人士致函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高级专员罗宾森女士,要求调查中共践踏人权的情况。王希哲以“中国民主党海外筹委会”的名义联名发表控诉函给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高级专员罗宾森女士,控诉中共的暴行,信中说明秦永敏等人的“罪名”只是行使联合国人权公约有关结社与言论自由的基本原则,因此,中共审判的不仅是两个无辜的中国公民,而是同时审判人权的原则、民主的精神、及它刚签署的联合国公约。

该信还表示,中共在签署联合国人权公约之后,事实上大陆的人权状况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更加恶化,徐文立、王有才,秦永敏等人的案例就是证明,中共签署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之后,被“非法”拘留与逮捕的民主与人权倡导者已多达一百多人次。海外民运人士,要求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派小组或人员到中国大陆签约后违反联合国人权公约的情况进行调查,特别是到中国各省会见筹组中国民主党的人士进行了解。

华盛顿的自由中国运动致信克林顿总统和美国国会,指出在签署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之后不到三个月,中共独裁者的行动把他们的真实面目清楚的暴露在国际社会面前:这个世界上仅存的极权帝国压制自由民主、违反其在公约之下的国际义务、威胁地区安全与世界和平的专制本性并未改变丝毫。中共政权不负责任的行动也向全世界清楚的表明,它已经完全辜负了克林顿政府的信任,使世界领先的宪政民主的美国与“宪政式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战略夥伴关系”成为国际关系史上的笑柄。呼吁国际社会抛弃“中国人权状况改善”的幻想,采取行动并对中共施行贸易制裁。

王希哲等海外民运人士於十二月二十七日开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绝食示威。他们在事前发表的“绝食抗议声明”中问道:为什么冷战结束了,共产党的阶级斗争,一党专政的思维却要坚持,不愿意结束呢?共产党为什么总要把一切和平从事言论、出版、结社活动的人们视为敌对势力,连“萌芽”都要消灭呢?“一个国家政权为了欺骗联合国,为了欺骗世界人民,不惜用签署庄严的联合国人权公约为陷阱,诱使它的人民‘犯罪’,这本身是不是一种国家犯罪?犯罪的这个国家政权——中国共产党法西斯政权,应不应该受到联合国和全世界人民谴责和制裁?”

中国民主正义党发表声明指“江泽民选择作最后一个刽子手。这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全民族的悲剧。‘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历史的车轮决不会因为江泽民作了可悲的选择而停止转动。民主的阳光必定照耀中国的大地!”

国际舆论齐声谴责中共镇压民主党

中国政府以肆无忌惮地镇压异议人士和中国国内的民主党人的行为,来纪念联合国人权宣言签署五十周年。西方国家立即作出强烈谴责。

其实,在中共这一波的镇压行动刚开始,美国国会中国工作团共同主席波洛西和众议院少数党领袖盖哈特立即发起,由五十三名众议员和两位参议员联署了一封致克林顿总统的信。信中要求克林顿总统重新为中国的人权奋斗。美国舆论也要求重新评估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并要求政府在今年的联合国人权会议上,重新提出谴责中国人权状况的提案,并重新检讨给中国的最惠国待遇。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弗里在记者会上宣读一份由助理国务卿托尔伯特签署的声明,称“美国政府深刻谴责上述宣判,”而且对有关法院审讯草率、判刑过重“深感不安”。他指出,王、徐、秦等人似乎只是意图组织新的政党,而这是在和平表达政治理念。根据中国已经签署的公民暨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国政府必须保护人民和平表达政治理念和结社的权利。

弗里也表示,美国认为与中国的关系对於全球和区域和平稳定及其他美国利益都很重要,但美国将继续对类似侵犯人权的严重情况“发言”,并“继续视强化中国人权为我们政策的关键要素”。他还说,美国也将透过华府和北京的外交管道向中国表达这些关切。美国驻华大使馆发言人指出,徐文立被判长期监禁乃“错误决定”,美国政府“对徐先生被判有罪及将服重刑感到非常失望”,“希望北京中级法院的此项判决能被推翻”。美国使馆又在一份声明中称,没有人可以因为行使国际承认的自由(包括那些在中国也签署了的《联合国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包含的自由)而被逮捕。

法国外交部前日发表的声明特别强调中国两个多月前才签署“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於向国际社会宣誓将遵照有关条款保护本国民众的人权。因此,“任何违反公约内容的行为皆不再是内部事务。”

德国外长菲舍尔对两位中国民运人士被判重刑表示愤慨,指判决令人“完全不能接受”,“中国公民因登记成立一个民主政党而被认定有罪,我对此感到震惊”。这位德国外长并警告,中共此举可能威胁将来德国与中国在人权方面的对话。他又呼吁中国立即释放徐王两人。西方分析人士估计,菲舍尔十二月初因会见魏京生而招致中国抗议,现在他又对王、徐两人判刑的指摘很可能使双边关系进一步降温。

英国外交部次官法切特昨日在伦敦就此事发表评论时,同样表示“震惊”和“失望”。英国首相贝理雅上月访问中国时,尚对中国签署两个有关人权的国际公约表示肯定,而且为其政府坚持与中国接触的政策辩护。

稍后,欧美国家采取了进一步的联合行动抗议中共迫害。德国外交部发言人艾特曼在十二月二十八日说,欧洲联盟及美国等国外长已对中共镇压政治异议人士的作法表达抗议。由德国外长费雪领衔的这项抗议,呼吁北京释放最近数周内遭到判刑的几位异议人士。德国外交部发言人说,这些抗议已於十二月二十三日向中共外交部正式提出。

西方舆论界认为,中国法院的判决对美、英等国政府的现行对华政策不啻当众羞辱,更令他们难以面对本国议会和选民。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罗宾逊夫人在日内瓦呼吁北京确保公民的基本人权,包括享有公平审判的权利。她在一份声明中说,她一直在跟进上述三位中国异见人士的案件,而且曾致信中国有关当局,“促请他们允许国际观察员旁听审判。”“我亦表示支持所有确保公平审判的措施,”

她说,“并得到中方提供审判过程书面介绍的承诺。”她还说,“我将继续呼吁(中方)尊重国际公认的思想、言论和结社自由,以及享有公平审判的权利。”

国际特赦组织的声明指出,北京、杭州等地法院对异见人士的仓促审判,暴露出中国司法制度有名无实,与国际公认的准则背道而驰。总部设在美国的人权观察组织前日亦发表书面声明,指中国政府以重刑对待异见人士的和平努力,使其在国际人权公约上的签字一钱不值,将永远失去国际社会的信任。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向全世界报导了有关中共审判异议人士的消息,另外,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等美国一些全国性大报也报导了有关消息。一些总部设在美国的民运组织纷纷发表声明,举行绝食抗议活动,抨击中国政府镇压持不同政见者的行动,声援王有才、秦永敏、徐文立等人。

李鹏放话:“绝不容许出现反对党”

“六月以来,民主建党问题再一次提上日程,国内民运呈现出良好前景,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国内已发展到十二个省市。这表明中国民主的实现日益临近了,中国政治现代化汇聚她的仁人志士组成坚固同盟的时刻到来了。这是民主派成熟为组织化独立政治力量的信号。”不过,严酷的现实,必须要求民运人士进行冷静的反思当初的这种判断。

官方《人民日报》在十二月一日报导国家主席江泽民结束俄罗斯、日本访问返回大陆。在同一天,官方新华社发表了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鹏有关“绝不容许出现反对党”的谈话,并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刊载。

而这次采访据报导是在十一月二十三日进行的,当时德国《商报》记者思立志问:我想明确一下,是否说在中国没有成立新的政党或团体的馀地?

李鹏说,我们要接受历史的教训,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在一个晚上可以成立几千个政治性组织,乱得不得了。这种情况不能重演,因为这对国家、对人民没有任何好处。我们有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制度,人们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商报》记者又问,对於那些与你们意见不一致的中国人,你们将如何对待?对於那些想成立非政府组织的人,你们拿他们怎么办?李鹏答,要看这些组织的性质如何。如果是反对中国的宪法,反对国家的大政方针,例如,反对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反对国家的统一和独立,反对维护社会稳定,主张搞多党制,否定共产党的领导,那就不允许他们存在。如果是在某个领域成立从事对社会有益活动的社会团体,经过依法申请批准注册,是允许的。

在这次访问中,李鹏在谈到新政党的问题时说:“如果此举旨在导向多党制,并且动摇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这是不容许的。”李鹏否定西方式的民主和多党政治。他告诉德国记者:“中国推进民主和法治,但是,我们不会采用西方的权力分散、多党制和私有化来达到目的。”记者请他对新政党发表评论时,李鹏说:“如果西方记者在发表见解时有违其本国的宪法,或是缺乏了解,那是可笑的。”“如果他想把自己国家的宪法强加於别的国家,那就更可笑了。”

众所周知,李鹏在“六四”血腥镇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当时就是由他宣布在北京实行戒严的,所以乘江泽民出访之际,他借接受外国记者访问发表的这番谈话,实际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信号,此后中共公安人员迅速展开行动。

“中国民主党”从宣布成立,到创始人王有才被捕已有五个月的时间,当时因为陆续有美国总统克林顿、英国首相布莱尔、法国总统亚斯平与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高级专员罗宾逊女士到访,中共为建立国际形像而未镇压异议人士。中共也在这些重要的国际政坛人物访问后,於十月五日签署了联合国“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一般认为,从江泽民结束访日到今年四月朱熔基访美,中共已经没有重要的外事活动,加之国际舆论把焦点都集中在克林顿丑闻和美英与伊拉克的冲突上(上一次伊拉克引发的中东战争危机,曾也给中共提供了回避国际舆论焦点大肆镇压民运人士的机会),因此中共选择在这段时间进行逮捕行动。

江泽民亮出全面镇压组党运动的信号

十二月十八日,江泽民在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大会上,讲了一小时零十五分钟话,其中强调,要始终警惕国际国内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和分裂活动。任何破坏我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行为,都是违背中国人民的意志和根本利益的,不论这些破坏社会安定的因素来自哪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并坚决把它们消除在萌芽状态……。

此间的观察家注意到,江泽民在做这番讲话的时候,尽管已经与李鹏对德国记者发表谈话相距二十五天了,但是他的用词和语气要比以僵硬保守着称的李鹏还要严厉,江泽民的讲话也许并不仅仅是出於对左派的妥协让步,在新一轮的权力斗争中,他们正在展开着一场看谁更强硬的比赛。

在王、徐、秦遭受审判后,江泽民又於十二月廿三日在全国政法会议上表示,中共明年将持续镇压反对运动。这是他六天内第二次发表强硬谈话,他誓言粉碎对共党统治的任何挑战,保持“社会安定”。他也要求官员要“讲政治”,这是遵守党意的委婉说法。他在这项对高级执法官员发表的谈话中使用了毫不妥协的言辞,这些话在过去一年半来比较不常听到。

江泽民的严厉语气,凸显了王有才等组党人士被以颠覆罪名遭到草草审讯和判刑的事件。为了强调共党不容异端的态度,官方《人民日报》都刊登了王有才、徐文立、秦永敏三位民运人士分别被判处十年以上长期徒刑的简短报导。中共官方媒体一向很少提起民运人士,这些报导不啻是对大陆十二亿人民的警告。

江泽民指出,明年是中共建国五十周年,澳门也将回归,因此,要确保社会政治稳定。他重新要求,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稳定是压倒一切的”这个重要原则,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江泽民特别指出,要加强对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他们自觉抵御国内外敌对势力进行渗透破坏活动的意识和能力。任何破坏稳定的因素,只要一露头,就要坚决把它消除在萌芽状态。这是中共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一条重要的成功经验,必须加以坚持。

目前大量工人失业、贪污腐败盛行,民怨很深。而1999年不但是八九镇压十周年,也是包括国有企业改革在内的很多改革措施是否能持续顺利进行的关键的一年。在此世纪之交,如果放松控制,社会积怨、不满会像火山一样在各地爆发,造成大规模社会动荡。有评家认为:江泽民的讲话是对组党运动发出了全面镇压的信号。

经验教训尚待反思总结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当局一方面大肆迫害异议人士,另一方面,几乎在同时又释放了着名异议人士刘念春,允许他以所外就医的名义和妻子储海蓝以及女儿一起前往美国。魏京生分析了中国政府一边抓人,一边放人的现象,认为这是混淆国际舆论的一种烟幕。继续以“判刑、流放”的方式处理王有才等组建中国民主党的人士,实乃中共的“人质外交”的继续。随着近日刘念春等来美,中共的“人质库”已显空虚,急需补充新的人质。王有才等可能都会成为中共“人质外交”的牺牲品和筹码。所以徐文立表示不会接受中共做为人质外交筹码、流放出国的安排,在一些海外民运人士眼里“具有重要的宣示性意义。”

过去多年来,海外民运一直遭到“山头林立”的批评,把精力都消耗在无畏的“内斗”上了,但是每当国内发生大的事件的时候,基本上还能在表面上“团结一致”把矛头朝向北京专制者,只是在外界的压力减弱的时候,民运的“内斗”才渐渐回温。眼下必须正视的一个现象是,在组党运动的带动下,海内外民运在走出谷底的同时,各种矛盾也同时升温,甚至出现了白日化的趋势,在王、徐、秦刚刚被宣判,最需要各种支持帮助的时候——也是揭露批评中共专制政权最好的时机,却有人为了争名争利“大打出手”。

在这里,不但要总结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每一具体步骤的策略,也的确要每一个把自己真正当作民运人士的人不断提醒自己,你把“枪口”对准了谁!在作出每一个决定的时候、在采取每一个行动的时候,起码都要问一问自己,这到底是有利於民运发展的,还是可以给对手——中共专制者有机可乘的?更何况,生活在民主自由环境中的海外民运人士,即便你可以不管三七二十一的行使自己的自由权利,那还得遵守这个环境赖以存在的游戏规则吧。在你无法按照自己意志创造新的游戏规则之前,除了遵守原有的游戏规则,别无选择。这是一个民运人士基本素养和常识中的应有之义。

http://www.bignews.org/990123.txt

1999年1月20日星期三

中国公民就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把为让公民获得更多信息的林海先生判刑及吴义龙因组建中国民主党被开除学籍一事发表声明

肖利军等人

获悉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林海先生为让公民获得更多的信息来源──即把一些网民的地址传到海外一事,定性为用电脑网络煽动颠覆政府的罪名并被判刑两年的做法,我们对此身感惊异和予以谴责。

我们认为地方当局通过镇压方式来阻碍公民获取更多知识信息的知情权的做法,是不明智的,这同时也与中国将要与迈进知识经济时代的步伐是不协调的。为此,我们希望地方当局撤消对林海的错误判决,遵守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刚刚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做出的承诺。不要让国际社会产生在中国将要迈进知识经济时代之时,中国政府的能力不至于脆弱的连中国公民享有获取更多知识信息的知情权都承受不起的现象,并希望中国政府要相信中国人民有判断和处理知识信息的能力。

又就浙江省地方大学因吴义龙先生组建中国民主党之故,而被校方开除学籍的做法,表示困惑和忧虑。我们认为学校是授业解惑、为人师表并享有一片净土盛誉的地方,不应该沦落成为政府排除异己的工具。这样做的结果,将导致开启明智及充满新鲜空气的殿堂,成为一潭没有生命活力的死水。为此,我们作为中国民主党成员,希望学校本着为国家、社会培养有用的人材的精神,恢复有独立思考及见解的吴义龙先生的学籍,尊重其应享有的受教育的权利。

黑龙江:肖利军
辽宁:王泽臣
吉林;冷万宝(执笔)

1999年1月20日于吉林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0&post=446197

浙江大学研究生吴义龙因参与“中国民主党”活动被校方开除

【北京二十日美联社电】据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透露,浙江民运人士,也是“中国民主党”成员的吴义龙,在即将结束研究所学业,获颁硕士学位前夕,突然遭到就读的杭州大学开除。

由於今年适逢“六四”事件十周年,杭州大学此举立刻引起一阵臆测。

一般认为,吴义龙被开除学籍,应该是和他曾协助王有才等人筹组“中国民主党”浙江支部有关。王有才因本案被判十一年,他在口供中曾提到吴义龙。

据表示,吴义龙是在昨天由杭大校警陪同,赴学校教务处和有关人员晤谈。校方表示,决定开除他是由於他参与了“中国民主党”。

http://www.bignews.org/990120.txt

1999年1月19日星期二

胜利终将属於中国民主党——访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创建者姚振宪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九日抵美的上海着名异议人士姚振宪是中国民主党上海筹委会和全国筹委会的重要创建者之一。在过去近十年的民运活动中,姚振宪和他的家庭曾以“民运资助人”的身份接济过无数落狱的民运人士的家属,并变卖家产先后出资支持过“人权呼声”全国委员会、上海人权协会以及去年成立的中国民主党。抵美第二天,姚振宪便在“国际人权行动联盟”的安排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会议厅举行记者会,强烈谴责中共当局拘捕、审判中国民主党各地成员,并揭露曾经关押过他的上海市第一劳动教养管理所强迫劳教人员生产adidas足球等出口产品。一九九九年新年伊始,姚振宪又风尘仆仆再度前往华盛顿出席美国国会所举行的听证会,就中国民主党事件作说明报告。本刊特约记者波歌在纽约对他进行了专访。下面是这次采访的部分对话。采访时间:一九九九年一月中旬。

“民运资助人”不求索取

问:姚先生,大陆民运界朋友都知道上海有个“姚家”是“民运大家庭”,整个家庭的人不分男女老少都前仆后继支持民运,并且接济过不少被捕入狱或被迫失业的民运战友及其家属,所以许多人包括公安当局都将姚氏兄弟称为“民运资助人”。我想请您谈一谈你们“姚家”的情况。

答:我们一家有兄弟四人,哥哥姚振义在钢厂当工人,我是老二,经商办厂搞个体,下有两个弟弟姚振贤和姚振祥,姚振贤在中国青年旅行社上海分社工作,姚振祥在去法国之前承包“华联工程队”,一九九六年闯关回国被捕,至今仍被关押在江苏省大丰县境内的上海市第一劳动教养管理所二大队二中队。我们四兄弟都成了家,孩子也都大了,妻子对我们搞民运不仅理解,而且支持。只要我们兄弟中有一个被捕,整个家庭的人都会齐心协力奔走营救。由於经商,家里经济比别人宽裕些,所以我们以前常帮助一些有困难的民运人士。这些事都已经过去了,我也不想多提,现在我来到美国,以前得到我们家帮助的人也反过来帮助我们,如鲍戈和林牧晨等朋友自己也很困难,却执意接济我们。

问:您太客气了,希望您能多谈谈自己是如何被称为“民运资助人”的。

答:其实也没什么,有的民运人士被逼下岗、失业,我就安排他们到我公司干,甚至个别民运人士的妻子也在我公司领过工资。每当他们印材料或去外地活动缺钱,我就尽量给足他们。九五年有一位民运朋友的妻子在我家向国外发传真、打电话,几天里就花去几千元。这次筹建中国民主党筹委会,我把几年前买下的一套商品房卖了,到各地走了一圈,把钱分送给最需要经费的同志。姚振祥也帮助过不少民运人士,他的妻子朱雅萍还长期领养一位在美异议人士的孩子。谁都有困难的时候,能够对别人有所帮助,自己也就有了价值。

问:当您和弟弟被判劳教以后,你们的家属有没有向国外有关人道援助机构申请过什么诸如医疗费、人权奖、慰问金之类的钱?

答:没有。我们搞民运本身就应该是一种奉献和牺牲,而不是为了索取。比我们更困难的人总是有的,不妨让他们多得一些。将来我们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和诚实的劳动也会生活得很好,而且我们还会象以前一样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别人。现在到了国外更要讲人格和国格,这样才能得到别人尊重,自己心里也坦然。民运在海外要有好的形象,需要民运人士多奉献少索取,更不能以各种神圣的名义去捞取好处,而愚弄别人的同情和支持。

为黑暗的社会感到难过

问:您的品格和精神实在令人感动。请介绍一下您的过去以及最初对中国社会现状的认识。

答:这个说来话长。我是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八日出生的,父亲姚钟声是上海无线电九厂的工人,母亲马美金身体不好,在家带孩子,那时我们家境贫寒。一九七一年我初中毕业后被分到上海郊区崇明县前进农场十六连种田。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初中基本未学数理化,只读毛泽东的“老三篇”,共产党真是毁了我们这一代青年。到了农场后,亲眼见到农场领导瞎指挥,不顾自然条件下令种双季稻,结果是多种多亏,劳民伤财。

农忙时我们每天只睡三、四小时,干活慢了便会挨批斗,由於不堪凌辱和迫害,“五七连队”等几个先进连队经常发生自杀事件。有人逃回上海,连队就派出民兵去抓人,抓回后先关押后“强劳”,“强劳队”一般专干抬石等重活。那时的政治控制完全是法西斯专政,记得有人敲墙时不慎震落了毛泽东像,或者在写黑板报时将“大跃进”误写在“大跌进”,竟然都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而那些整天喊革命口号教训人的干部,有的背底里干尽坏事。

问:真是暗无天日。那么,您是什么时候离开农场的呢?

答:一九七二年十二月我当了兵,先被分配到东北吉林市孤店子机场空军四十三师集训,第二年八月便到东丰县空军128团任机械员,维修米格15战斗机。想不到革命军队也象农场一样黑暗,一些高干子弟仗势欺人,到处耀武扬武,寻衅滋事,还跑到附近村庄偷鸡抢猪,打架斗殴,使军民关系恶化。那时军队里就有嫖娼和“包二奶”的现象,我们师的127团机务大队有个教导员去长春出差勾上一个“马子”(女流氓),还公然带回宿舍姘居,而把自己的老婆扔在农村。部队的女卫生员、女文工团员、女文职机要员如果被某个师团级干部看上,党组织便会反复对她做“思想工作”,要求她“服从革命需要”。当年叶群不就是被林彪用枪逼着委身於他的嘛。我们部队还发生过好几宗驾机投“敌”的事件,飞行员驾着飞机逃往苏联和台湾。这样的军队可想而知一定军心涣散。

问:叛逃或许是当时唯一可行的反抗形式。您总共在部队里呆了几年?

答:三年。一九七六年三月我退役回上海后,被分配在市煤炭公司下属的龙华煤场油库当操作工。一九八四年我向单位递交了辞职报告,申领了个体工商执照,业务经营项目是橡胶粘接,专门给工矿企业的输送机上的输送带粘合接头。等我积累了一些资金后,我便承包江苏昆山花桥镇漕村泾村针织服装厂,自产自销服装并长途贩运到西安、安徽等地,同时,又在上海静安寺和金陵路商场租柜销售服装。一九八九年,我在上海大木桥路鲍戈家门口开了一个“影联电器修理部”,一九九零年以后又同南京军区航空工程部驻上海的118厂军代表室合办“三益电器技术服务部”,一九九一年又同“二炮”驻上海的三产合办“虹峰技术服务部”。有军方作后台,工商所、税务所、市容三整顿办公室、交通警、电器质检部门等衙门就不敢来找岔子勒索、盘剥,否则谁吃得消他们巧立名目雁过拔毛。有一次顾客打伤了我们一名修理员,军方接到我们的电话后不久,王三全上校立即奉命率数名军人开着吉普车前来助威,听候我们调遣,派出所所长见状连忙赔不是,答应立即惩处肇事者。不过,军方每年年底总要“狮子大开口”,截留我们数万元“所得税”,逢年过节还要我们出资给二十多名军代表每人送一份礼物,平时他们也会将一些吃喝花用拿来我们公司报销,军队腐败可见一斑。我常从内心深处为这个黑暗的社会感到难过、愤慨和忧虑。

接受民主运动的洗礼

问:您的感受一般民众都有同感,但是您没有逆来顺受,最终踏上一条争民主、争自由的不归路。请问,是什么事情改变了您的命运,使您从此投身於民主运动?

答:应该说一九八九年“六四”对我的触动最大。那是一场全民性的反抗共产党统治的运动,不仅仅是学生、工人参加,而且许多共产党干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都走在游行队伍中,几乎所有人都在骂邓小平、邓朴方和李鹏,希望他们被判刑。当镇压行动开始,人们却都希望被通缉的学生能够逃走。每当我看到报上出现学生被捕的消息,真是心如刀绞,恨不得能立即找到那些学生的父母,安慰他们不要难过。从那时起,我和全家人对民运人士肃然起敬,同情他们的遭遇。当我听说“上海人权协会”的会长李国涛是上海“高自联”的常委,便从心底为弟弟姚振祥是“上海人权协会”的一员而感动骄傲。全家人都知道姚振祥常常为持不同政见的老作家王若望秘密做一些事,大家不知怎么都产生一种神圣感,尽量从各方面帮他一下。凡是姚振祥带回家的朋友,我们都看作是最值得尊敬的人。那时我是上海鹭峰贸易公司的董事长,只要姚振祥开口,我就将流动资金取出给他作活动经费,公司的办公室也常常成为他们的会场。一九九四年五月鲍戈、杨勤恒、杨周、林牧晨、戴学忠、李国涛等人被捕,王辅臣害怕也被抓去判劳教,便求我们帮他出逃,於是我就秘密将他安顿在我新买下的商品房内,然后通过关系同香港“支联会”以及美国的王炳章取得联系,成功地帮助他同姚振祥一起逃往法国(此中细节现在还不便公开)。

问:好象有报道说姚振祥从法国回来后不久,你们兄弟两人就都被判处劳教。

答:是的。那是一九九六年一月,我根据特定的联络方式在云南省河口境内的中越边境处将秘密潜回大陆的姚振祥接进来,这当然是公安所不知道的(姚振祥带有海外民运团体给他的重要使命,等他将来释放后再公布内情吧)。春节期间,警方忽然得到风声觉察到他已回到上海活动,便四处通缉他。四月间有一天我们被一个过去见过的人撞见,他跟我们一起走进常德路一家咖啡馆叙谈,但是不知怎么当我们走出咖啡馆时,发现公安已包围了咖啡馆,我们就这样被捕了。当时政保处给我们的罪名是“偷越国(边)境”。紧接着政保处抄了我们的家,搜走了电脑和传真机。

当他们搜到姚振祥买来的一盘获奥斯卡奖影片的录像带时如获至宝,连看都不看就诬称我们“复制、传播黄色VCD”,专案组负责人吴建中和朱海鹰很快宣布判处姚振祥和我劳教三年和两年,然而我们始终没有拿到过《劳教决定书》。

问:上海市公安局的政保系统经常栽赃诬谄民运人士,譬如他们曾诬称傅申奇“偷盗自行车”、杨勤恒“拥有毒品”、韩立法“收赃”、蔡桂华“嫖娼”、徐虹“盗窃”、章华麟“买黄带”、杨周“造谣”、戴学忠“漏税”等,反正判处劳教是不需要经过检察院和法院把关的,完全由公安说了算。那么您的劳教经历是怎样的呢?

答: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六日,我们兄弟两人被政保处从上海市第一看守所押解到远在江苏省大丰县境内的上海市第一劳动教养管理所服刑。那天警车在半途发生车祸,与另一辆车相撞,起因当然是政保处的人酒后开车。我左胸的一根肋骨当场被撞断(我记得劳教所保存着那张X光片,编号是40362)。但是劳教队却以我“不认罪”、“态度恶劣”为由拒绝给我治疗,并企图掩盖车祸真相,瞒过司法局。

问:据鲍戈揭露,上海市第一劳教所曾强迫犯人生产用於出口的彩色灯串和足球,您知道这方面的情况吗?

答:我们劳教队生产过adidas足球、香港足球协会的足球,还有韩国公司的足球。我们每天至少要被强迫劳动十六小时以上,天不亮就被催着起床干活,而吃的却是枯叶烂茎的“菜皮汤”,汤底还淀着泥沙,伙食费其实已被狱警扣下改善自己的伙食,而加工足球的所得则成了狱警们的奖金,难怪他们穷凶极恶压榨我们。劳教局管教处的李兴豪处长有一次跟我谈起劳教所的一些问题时,毫不晦言地承认干警素质差,每年都发生劳教人员被打死、自残自伤、逃跑等事件,有些干警还向劳教人员家属索要钱物,甚至奸淫劳教人员的妻子或姐妹。看管我的狱警叫夏新雪,他也跟我透露四岔河镇的饭馆经常客满,往往都是劳教人员的家属在请管教干警吃喝。他还介绍说,一些干警还同以前留场的劳教人员亲属通婚,譬如劳教所管教科卢科长的丈人就是劳教人员。

问:警匪一家嘛。您是政治犯,狱警对您的看管方式有哪些特别之处?

答:他们禁止我看书、看报和写信,不准我所在的监房有纸和笔,而且禁止其他劳教人员跟我说话。他们还专门指派三名刑事犯监视我,但是这几名刑事犯私下却向我讲述了许多耸人听闻的有关劳教人员受虐待的事例。其中王汝双、李玉华、张礼柏释放后,甚至按我交待的方法将他们写的控告材料通过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传真给鲍戈,这恐怕是政保处连做梦都想不到的吧。政保处曾多次通过劳教局的人找我谈话,表示只要我肯“揭发”其他民运人士,并在释放后肯配合他们抵毁民运,便可提前释放我,而且释放的方式可以是“保外就医”。吴建忠处长曾经无意中泄露他们以前曾使用过这种手段,以种种小恩小惠的手段收买了个别人性上有弱点的或是私心过重的民运人士,来分化和破坏民运。但我始终拒不理会他们的利诱或威胁,还进行过好几次绝食,闹得他们头痛。我不能为了求得早日释放而做昧良心的事,我相信弟弟姚振祥也决不会这样,否则他也早该释放了。提前获释对我们来说无异是一种耻辱,作为民主战士,应该让共产党看到我们人格力量的所在。

坚持国内民运的独立性

问:那么您是什么时候获释的呢?接着又进行了哪些活动?

答:记得释放的那天是去年四月二十五日。出来后我知道许多着名的民运人士在这两年里相继去了国外,心中不免怅然。好在鲍戈临走前给我们留下许多各地民运人士以及外国通讯社驻中国记者站的地址和电话,这对我们太重要了。不久,我便悄然加紧同外省民运人士联络,并酝酿形成一个网络,统一在一面旗帜下。

问:是不是酝酿成立一个反对党?

答:是的。外省市的民运人士来上海找我们时,也向我们传达了他们也正在筹划成立一个反对党的信息。因为中共已宣布要在年内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加上美国总统将进行“六四”以后的首次访华,中共肯定要做出某种宽松姿态,这对於组党应该说是一个绝好的时机。当然风险仍不可低估,组建人士都得做坐牢的准备。不过,要冲破党禁总得付出代价,当年台湾的党禁和报禁不也是被反对派人士齐心协力冲破的吗?目前,中国的政局和经济、社会状况总体来说尚属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对於国内出现一个反对党的容忍程度要比动乱时稍大些,而且,只要组党活动平稳地进行,按部就班法律条文,不急功近利地过多发表迎合境外传媒或组织的口味的挑战性言论,或者采取浮夸骄躁的冒进行动,那么,估计受打压的程度不致过於严酷。

问:提到组党的时机问题,海外民运界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存在,您在国内时听说了吗?

答:我们从电脑网络上知道一些,甚至至今还有人否认中国民主党的存在,他们远隔重洋仍指点江山。不过,我们的组党理念和行动计划却一直是独立的,未受海外左右,至少国内组党人士的主流如此。虽然有个别同志没有同大家商量就把国内的组织同境外组织牵扯在一起,但这并未改变我们党组织核心的独立性。以前有些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给人的印象总是不自觉地把自己的活动定位於迎合海外,甚至以能当上西方人权外交的筹码为荣耀,这种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在今天看来已显得不够成熟和缺乏政治远见,而且没有民众基础。关於组党的时机问题,我们早有定见,如果抛开狭隘的功利心,我想海外民运界对於我们的这一富有创意的民主实践应当予以肯定,更何况组党事件已在国内外造成一定影响,连中共的各大报纸也都赫然列出“中国民主党”的大名,所以它在中国民运史上的重要性是任何评论家都否定不了的。民主运动在其发展过程中会不断涌现新的代表力量,这也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愿所转移的,民运老战士在这一问题上要有宽阔的胸怀。

问:您知道在美国也有两个新成立的民运团体与你们民主党有关吗?

答:听说了,一个叫“中国民主党海外筹委会”,另一个叫“中国组党运动海外后援会”,非常感谢他们对中国民主党的关注、支持和声援。国内同志非常珍惜与海外民运团体所结下的战斗友谊,我们希望这种友谊是纯洁而崇高的。海外团体现在存在矛盾,国内同志不是很清楚内情,所以大多数不愿被利用介入其中,这一点是不难理解的。我们在贵州的同志就曾经发过一项声明,说不需要海外的人当他们的发言人。即使以后逐渐知晓海外矛盾的缘由,也还是不介入的好。你想想,民运朋友翻脸了,谁会高兴?只要少一份私心,相互间的排斥也就少了。还有一点海外民运团体必须明白,这次中国民主党被判重刑的三位同志徐文立、秦永敏和王有才,他们的罪状之一就是接收境外组织的资助。其实有一些在这次组党工作中真正起核心作用的同志反而只是被拘留或被“监视居住”。共产党一贯认为向人民指出那些反对它的声音是有着境外敌对势力背景的,这样便可以把自己所采取的镇压行动说成是维护国家的利益和安全。遇到这种情况,共产党的报纸便会进行报道。所以,国内民运坚持它的独立性和人民性,在政治上显得多么重要。

问:那么您是如何看国内民运的外援问题的?

答:外援很重要。当年中共起家,就是倚仗苏共撑腰来颠覆本国政府的,使中国沦为苏俄的附庸。包括共产主义理论和运动,全是进口货,都来自“境外敌对势力”,结果在中国造成动乱、分裂和人民生灵涂炭。

现在中共“留苏派”仍然怀恋“十月革命”给他们带来的红色贵族身份,众所周知,江泽民和李鹏都曾接受“境外组织”的资助和培训,成为他们在中国的代理人。我们民运也需要外援,争取世界和平、民主、进步力量的支持。不过,海外在支援国内民运时,要充分考虑由此可能产生的各种后果,既要为国内民运人士及组织的安全着想,也要考量中国普通民众的接受程度。如果援助完全是无私的,并且不刻意追求功利效果,或许就能做得稳妥些。前些日子我们在北京地区的同志一度发生分歧,外电报道后造成不良影响,据知他们之间的矛盾有海外民运团体的矛盾的介入,而且他们还各自找了在海外的发言人,这样我们党组织就很难进行协调了。

中国民主党可以星火燎原

问:你们在国内从事民运,必然被当局视为眼中钉,各方面都受打压和限制,因此,除了极个别人得到海外捐款之外,大部分人的生活可能都很困难。那么你们创建中国民主党所需的经费是如何解决的呢?

答:当然主要靠自己。建党初期,我和吴义龙、祝正明、周建和、韩立法、胡明君、佘万宝、程凡、刘贤斌、谢万军等各地同志都拿出自己仅有的存款来使用。还有一些经济上较有能力的朋友,虽不直接参与组党工作,却捐出不少钱。各地党组织的经济状况不平衡,我们就平摊捐款,兼顾大家的需要。曾宁、韩立法、李国涛、安宁、刘力平、张帆都没有工作,蔡桂华和谢长发“待岗”,佘万宝和刘贤斌因参加组党担心牵连他们所在的公司,都辞去了工作,而谢万军和赵昕更面临流离失所的境地。我去年四月从劳教所释放后虽然也成了“无业人员”,但是我将一套商品房卖了,妻子张月英向单位辞职也得到一笔钱,后来我和吴义龙到全国各地去活动时便用上了。何兵和秦永敏青黄不接时,都及时得到我们的接济。

一些同志的眷属也更加努力工作,承受更多的压力。王泽臣的妻子开了一家小豆沙厂,因丈夫是民主党人,公安、工商、环保、卫生等部门都来找岔子,她强忍着委屈的泪水对丈夫毫无一句怨言。刘贤斌是个漂亮的小伙,却趿着布鞋背着黄书包满街跑,朴素得令人难以置信。吴义龙八月二十九日去十二个省市联络,十六天里没住过一夜旅馆,都睡在火车、汽车以及车站广场上。为了组建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各地党员互访联络多了,大家都慷慨解囊,为来访人员无偿提供食宿并购买回程车船票。在这里我要特别指出,我们的经费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受到我们的牺牲精神所感动的朋友、同事、同学以及各界群众。虽然我们中的极个别同志同境外组织联络并获得一些资助,但他们的意见和活动并未成为我们党的主流。

问:我们的读者很想了解中国民主党各地成员的活动情况,有些读者还向我们打听怎样加入民主党,但考虑到他们的处境,所以我只想请您谈谈您自己的活动情况以及其它一些方便说的组党内情。

答:大家知道,去年六月二十四日克林顿访华当天,王有才、林辉、王东海代表中国民主党浙江省筹委会在杭州向民政厅申请注册,其实在此之前,浙江大学研究生吴义龙先生就已经同包括我在内的骨干秘密商议公开宣告成立中国民主党的时机以及此后的一系列应急措施和后续工作。

六、七月间,浙江和上海两地的党员几乎每星期都互访、联络。长春的唐元隽、西安的傅升、福建的章宝钦也专程远道而来商议组党事宜。各地同志决定从九月起,每两星期宣告成立中国民主党的一个省市级筹委会,就这样我们在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里就先后建立了浙江、山东、湖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北京、四川、湖南、贵州、河南、重庆筹委会。

九月间,我和吴义龙又到武汉、成都、贵阳、广州、长沙、郑州、西安、北京、鞍山等地跟同志们会面。十月我又和傅升一起去杭州,在那里也见到不少从各地来的同志。我们商定十一月十一日在庐山召开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成立大会,由各地派出的代表参加并选举中央领导班子,章程由祝正明先生起草,并请流亡美国的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祺教授也写一份章程草案供我们参考。但是由於北京地区的党组织出现严重分歧,并妨碍了全国筹委会预定的组建程序,再加上中共当局企图利用这次民主党的内部矛盾乘虚而入进行镇压,因此我们经多方紧急磋商,决定由五十三名代表提前於十一月八日宣布组成全国筹委会。这五十三位同志是吴义龙、祝正明、周建和、秦永敏、王文江、马少华、刘贤斌、谢万军、佘万宝、傅升、王有才、冷万宝、曾宁、刘连军、许万平、任畹町、王泽臣、唐元隽、朱虞夫、赵昕、王东海、徐文立、毛国良、翟伟民、王洪学、邓焕武、刘力平、张鉴康、品洪来、刘世遵、李国涛、何兵、谢毅民、岳天祥、郭新民、韦登忠、杨在行、王屹峰、安宁、王冰、肖丽君、陈忠和、谢长发、周大杰、邹佩夫、张玉祥、崔建昌、陈晓昶、姜福祯、王高明、李智英、郑宝和和我。考虑到形势危急,为避免造成不必要的牺牲,“庐山会议”被迫取消了。

问:您能否再介绍一下你们的宣传工作以及人民群众对中国民主党事件的看法。

答:目前我们的党员已超过一万人,许多不为外界和当局所知的党员正在将中国民主党的党章、宣言、申请注册报告和联合国两个人权公约、《世界人权宣言》以及《政治与民主》、《在野党》期刊等宣传材料四处散发。上海的蔡桂华同志被捕之前在复兴公园定期组织群众研读联合国人权公约,成立读书会;韩立法同志也经常到同济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等大专院校向青年学生宣传中国民主党的理念。虽然去年当局在上海抓了向海外电子杂志《大参考》提供国内电子信箱地址的正方计算机公司经理林海,但是我们的一些党员仍在通过电脑同各省市民众交流对政治问题的看法。林海的妻子徐虹是我们党第一位公开身份的女党员,说来很有趣,她还是公安介绍给我们的呢,徐汇区政保处的吕可等人有一次在审问我时,无意中泄露了林海案的一些线索,使我们得以找到这位巾帼英雄,并向海外传媒公布此案。其实公安人员对“上面”的镇压命令以及腐败状况也有看法,毛何杉、黄剑、熊杭新等政保侦察员有时无奈地说他们只是在“吃这碗饭”和“交差”而已,甚至说如果将来中国真的搞多党制,他们决不会替共产党干。由於这次中共各大报纸都登了对徐文立、王有才、秦永敏三位民主党人的审判,关心政治问题的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都注意到了中国民主党作为一个公开的反对党的存在,我们真要感谢他们从反面来为我们党做了一个大广告,而且是免费的。虽然我们党现在还未真正成为一种对执政党的有效制衡力量,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何况我们党的核心力量仍完全保存着,而且还积累了建党初期的经验和教训。我相信胜利终将属於中国民主党。

问:现在您已来到美国,有什么打算吗?

答:严家祺教授说得好,如果不能形成一个强大的反对党,民主制度和民主秩序的建立是不可能。所以我到了海外之后,仍将根据党的指示开展工作,争取各种民主力量都来支持中国民主党。至於我个人,我将自食其力,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都不当“伸手派”。你想想,如果没有“六四”流血,海外民运会得到这么多捐款吗?吃“民运饭”、“工运饭”

或“人权饭”的朋友,要对得起那些倒在血泊中的学生才是。

问:好,谢谢您接受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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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月8日星期五

一个中国民主党人的证词──姚振宪在美国国会关于中国民主党事件的听证会上的发言

女士们、先生们:

我叫姚振宪,是中国民主党上海筹委会和全国筹委会的创建者之一。当中共当局大肆逮捕民主党人之际,我在贵国驻华外交人员的帮助下,于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九日携妻子、女儿来到美国。因此,我是中国民主党目前唯一流亡海外的成员。今天,我要在这里向诸位介绍我所知悉的关于中国民主党的一些情况,呼吁国际社会设法营救被捕入狱的中国民主党人,这也是我们党交给我的一项特殊使命。

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当贵国总统克林顿先生首次踏上中国国土之际,中国民主党在浙江省的三名成员王有才、林辉和王东海向省民政局递交了一份要求批准注册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报告,这是共产党统治中国以来中国人民首次以公开、合法的方式宣告成立反对党,此举不仅轰动了世界舆论,也震惊了北京的独裁者。由于当时正值克林顿总统访华,中共当局不便下手镇压,但是等克林顿总统返回美国以后,杭州等地公安部门便从七月十日起拘捕了王有才、王东海、祝正明、程凡、王培剑、吴高兴、朱虞夫、林辉、方笑凰、王强等十多位民主党人。不过镇压行动也使中国民主党的名字传遍全球,这是当局始料不及的。

在这里我要告诉诸位,中国民主党并不谋求推翻现政权,也绝无在中国制造社会动荡的计划,这同当年中国共产党号召人民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做法绝然不同。我们党要求所有党员都遵守中国现有的法律,哪怕这些法律只体现独裁者的意志。我们党的政治诉求是在中国实现全面的直接民主选举,建立民主宪政体制,实行合理的权力制衡,使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并允许多党竞选议会议席和最高行政职位。这些主张虽使独裁者不满,却符合人民的利益,代表人民的意愿,正因为如此共产党才害怕中国民主党的政治动员力,急切想扼杀中国民主党于萌芽状态。众所周知,由于中国目前仍实行一党专政,而且共产党本事也没有直接、公开的竞选,权力分配完全是“黑箱作业”和幕后交易,所以目前中国是全世界最腐败的国家之一。共产党宣称要加强它的领导,实际上是要维持其在独裁体制下所能取得的特殊利益。这种不合理的权力架构迟早会被人民打破,我们中国民主党只是希望中国的体制转型能够以和平、理性的方式来进行,也希望中国共产党能顺应时代潮流而逐步还政于民。我们党的纲领以及历次重要会议都是这样强调的。

中共当局拘捕浙江省民主党人的行动激起了海内外强烈的抗议浪潮,这使它惊慌失措,于是在去年八月底之前,上述被捕人士陆续获得释放。与此同时,中国民主党的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大批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商人、国家公务员以及法律界和文化界人士都以各种方式表示支持中国民主党,许多人以公开或秘密形式直接成为民主党成员。鞍山市一名共产党藉律师王文江先生则索性于九月十四日宣布退出共产党加入民主党。现在我们党的秘密成员已超过一万名,一旦解除党禁,中国民主党很可能会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大党。

我和吴义龙、祝正明、周建和、韩立法、佘万宝、刘贤斌、谢万军等同志拿出个人仅有的存款,作为党的活动经费,并商议决定每隔半个月宣布成立中国民主党的一个省市级筹委会。这样,我们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就成立了浙江、山东、湖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北京、四川、湖南、贵州、河南、重庆筹委会,并决定于十一月十一日在庐山秘密召开中国民主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但是由于突然发生的紧急情况,以及我们在北京地区的党组织内部发生分歧,所以我们最后决定于十一月九日提前由五十三名各省市代表成立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并任命吴义龙先生负责起草党的全国性重要文件。

这时中共当局终于忍耐不住了,于是第二波镇压行动在全国展开。从十月二十一日起至十二月底,韩立法、周建和、徐文立、蔡桂华、曾宁、何兵、高洪明、秦永敏、陈忠和、刘贤斌、刘连军、谢万军、王冰、祝正明、吴义龙、查建国、王有才、方笑凰、朱虞夫、李国涛、任畹町、赵昕、王荣清、佘万宝、欧阳懿、章宝钦、王泽臣、王文江、胡明君、文强、刘世遵等中国民主党成员不断遭公安拘捕和传讯,这期间我和哥哥姚振义也一度被分别拘留了十天和十五天,刘贤斌先生和王冰先生在被捕时还遭到了毒打。十二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杭州、北京、武汉法院以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份别判处王有才先生、徐文立先生、秦永敏先生十一年、十三年和十二年徒刑,上海和重庆的公安部门也分别将韩立法、蔡桂华、许万平三名中国民主党成员判处“收容教育”九个月和“劳动教养”三年。这是北京当局在签署了联合国两个人权公约之后对人权的大肆践踏的又一案例,也是对国际社会的恶意挑衅。

最后我要指出,中国民主党的主要支持者是中国大陆民众,我们的经费主要来自党员自筹和民间捐助,虽然极个别成员同境外组织联络并获得一些资助,但他们的意见和活动并未成为我们党的主流。目前虽然我们党的一些成员被判重刑,但党的核心力量仍保持着,更多不为当局和外界所知的党员仍在频繁活动,他们的活动会不断扩大这个党的影响力,并最终取得胜利。我相信中国民主党的政治理念和诉求一定会成为中国的现实!

谢谢!

姚振宪

一九九九年一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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