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9月01日首发-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宋朝诗人杨万里有“红旗青盖鸣钲处，都是迎来送往人”之句，说的是江南都市的繁华之景，但是迎来送往对于浙江的中国民主党人来说却是悲欢离合。2011年8月23日，在朱虞夫第三次被送入牢狱不久，一位被判4年的民主党人吕耿松出狱了。尽管出狱后的吕耿松依然受到当局的监禁，诸位同仁不被允许为他设宴接风，但是仍然席开六桌，捧鲜花，打横幅，妻子代受欢迎。席后多位人士不惧威胁来到吕家探望，拍照留影。浙江民主党在庆贺其归队的宣告中这样写道：“吕耿松先生被判四年，坐了四年。中国民主党人不希望坐牢，但中国民主党人不惧怕坐牢。我们笑着走进监狱，我们也必然笑着走出监狱。吕耿松先生的所作所为再一次证明中国民主党人是打不垮的。中国民主党正是由于有像吕耿松先生一样的众多的仁人志士，才有13年屹立不倒。”
浙江民主党人坐牢人数之多，刑期之长大概是全国之最。13年来中国民主党人，在争取自由民主的路上，已经把牢狱视作自己的第二个“家”。自1998年筹组中国民主党以来，浙江民主党人继王有才被判处十一年有期徒刑之后有，吴义龙、祝正明、朱虞夫、毛庆祥、高海兵、吕耿松、来金彪、陈树庆、王荣清等人先后判刑入狱，其中多位人士，是一二再，再二三地入狱，又时出狱后，家中的板凳还没坐热，妻子泡上的热茶还没有喝凉，又被押回牢里，再继大墙内外，分离之苦。朱虞夫每次狱中归来，对看望他的友人总是说，我的牙刷毛巾是放在包里不打开的，他们什么时候来，我就什么时候跟着他们去。吕耿松刚回到家，夫妻俩不及举案齐眉，记者打进了电话，他就表示：我是民主战士，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为民主战斗到底，他说出狱时我向监狱长讨被套，他说你讨被套干啥？我说下次坐牢再用，他说你年纪这么大了，还要这样做，我说这是我的信念，中国一天不实现民主我就时刻准备坐牢。面对监狱他们是何等地从容。13 年来送战友，迎难友的迎往送来，已经成为浙江民主党人生活的一部分。
中国民主党人是这样一批为中国民主担当的优秀之士。但是，他们在我们这个道德沦丧的社会，在残酷的政治环境之下，却没有得到社会应有的关注与关怀。他们在被政府监控关押的同时，沦落社会的底层，有工作的被开除，没有工作的，要工作没有单位愿意接收，他们做生意，政府就设障碍滋事生非。他们的生活是城市贫民中的贫民。浙江民主党人都是学有所长，以他们的才能只要愿意与这个社会同流合污，提笔，可以当作家教授，从政，可以高官厚禄，经商，可以腰缠万贯。如果出狱后，能够改过自新与政府合作，那更是钱途无限。这样的诱惑，这样的机会每天都在他们的身边。但是他们铁定了心，这辈子只把自己吊在民主这棵树上，只把暴政的牢底来坐穿。在一个没有道德观念，是非标准，只以钱看人的时代，要能做到“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那是要何等的信念来支撑。但是浙江的民主党人做到了。他们做穷人，但人穷志不穷，他们做贱民，但人贱心不贱，他们是一群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精神贵族，在精神生活集体丧失的社会，他们是一个异数，在污水浊流中，如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一样圣洁。他们也是黑暗的大地上的点点烛光，作为一个群体，点点烛光汇成熊熊燃烧的火把，大风吹不倒，暴雨浇不灭。吕耿松在狱中寄词“贺新郎-感怀朱虞夫”写道：君思我/ 盼早归/ 梦中几度铁幕碎/ 赖使君/ 肩担道义/ 铮铮脊椎/ 凭恃清志抗恶浊/ 正气终销壁垒/ 放眼看/ 枝头新蕊/ 狱火炼得精金在/ 向明天孕育自由蕾/ 重逢日/尽千罍.
民主党人是中国社会的光，他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但在没有光的社会发光的生命又是如许地悲壮，他们呼唤民主，但自由知识份子，得到名声的异见人士不敢回应，保持距离，怕危及他们脆弱的社会地位。因为他们是组党，是反政府的“颠覆”之罪。民主党人为百姓呼喊维权，但百姓怕政府寻找政治借口与敌对势力联系，也不敢贸然结交。国际社会因为他们是反“党”之党，不放便与共产党正面冲突，而缺少对他们的关怀。更有社会生活中既得利益阶层，对他们揶揄、嘲笑、戏弄，视不识事务之人。那些来自生活周围的市井小民，庸碌之徒的闲言碎语，把他们当“狂人”当“傻子”。民主党人共产党的残酷他们挺得过，社会的冷酷让他们滴血泣泪。但是英雄自有英雄的本色，他们仍然无怨无悔，在他们的心中，中国的民主总得有人做，脏活，累活，危险的活由我们来做，毁家、毁业、判刑坐牢由我们来担当，在没有牺牲的年代，我们来牺牲。他们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佛陀般的誓愿。这样一种境界，不仅仅是信仰使然，良心使然，更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胸怀。而这样的胸怀来自浙江这一方水土的山水气脉，来自深沉的文化底蕴，来自历史的渊源。浙江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杭州孤山脚下，西冷桥畔，南屏山麓有章太炎、徐锡麟、秋瑾、张苍水等革命志士仁人之墓。当年张苍水从容就义前写下绝笔：“国亡家破欲何问，西子湖畔有我师”。昔日挥笔疾书之士，今日已成革命之师。
因着浙江民主党人这样一个群体，我们的历史血脉才得以传承，我们这个时代才能无愧于我们的先烈。
2011年9月1日星期四
2011年8月28日星期日
吴义龙：环球时报者，皇毬施暴也
吴义龙
中国民主党人（浙江）
臭名昭著的党报《环球时报》实乃皇毬施暴。本来皇毬生意做得风声水起，近来又做起了铁毬生意，仍然是肆意施暴！铁毬是皇长子，根据皇家传统，现在的长子就是将来的新皇，现在的皇太子；施暴还是一贯的。2011年8月3日，《环球时报》发了一篇社评，题目是“全盘否定铁道部并非舆论正义”。全文都是在为皇太子辩护，而与社会舆论为敌。这个世界上也只有皇毬们敢于公然对抗社会舆论。那么，就让我们看看皇毬们要的是怎样的“舆论正义”？
一、人民死难了还要歌功颂德？据报道，这位皇太子铁老大进入今年7月以来，事故频频。特别是7月23日发生在温州的皇毬们引以为自豪的动车发生了追尾，死伤惨重。即使是事故过去10多天，仍没有拿出该列动车的全部乘客名单。况且在动车发生追尾后的第二十个小时就停止搜寻遇难者，荒唐地在遇难者和活人没有清理完毕就连同证物（动车车体）就地掩埋！这种做法已经丧失了基本人性，难道还不可以让人民说说话吗？皇毬竟然说：“‘7·23’动车追尾事故以来，铁路信誉在股市、债市上全面遭贬（是“遭贬”还是自贬？皇毬们不会这么糊涂吧？——吴注），这呼应（以皇毬们的口气看，似乎是“别有用心”的人们有意安排了这样的局面！看样子也不是动车追尾，只是交尾，至于人民的死伤，那是他们撞动车自杀的了！？这口气简直丧心病狂！——吴注）了网络舆论对铁路系统的唾骂。关于铁路的任何一条新闻都能引来口诛笔伐，这不是理性的表现”。在皇毬们看来，死难者应该在天堂唱赞歌的，才理性。因为没有动车的追尾，这些中国人怎么可能上天堂呢？！或者说，死难者家属应该专门找铁老大的功绩搞一堂红歌会？！才理性。是的，悲愤的中国人在寻找动车追尾的原因时找到了这位皇太子铁老大不少猫腻。因为他们希望从中找到事故的原因所在，避免下一次发生同样的事故。毕竟死伤的都是普通的中国人。谁家里也承受不起。皇毬们自然可以粘皇们的特权不必坐动车，也就不必遭遇灾难。同胞们已经死难，皇毬们唱得出来，我们佩服无比。不过这是皇毬们的理性，人民不要这样的理性，正常人不会有这样的理性！我还要说一句：皇毬们没有权力让所有的人和皇毬们一样卑鄙、残忍、无耻！！！
举个例子，某凶开了车子撞进皇毬们家里，皇毬们的父母兄弟姐妹某某遇难了，皇毬们不去哀悼，也不追究肇事者肇事的原因，而是感谢肇事者车子开得快？杀人利索？NMD,你们不是毬是啥？况且，皇毬们肯定不会同意：纳税人有权利搞清楚问题的真相，也有权利要求问责。铁老大虽然是皇太子，但它也是政府机构。不是向人民施舍的救世主。有哪一级政府应该脱离人民的监管呢？人民批评几句有什么了不得的？人民发动罢免程序，以及要求撤销这个部也是人民的权利。同时，铁道部还是经营单位，而全体国民恰恰是投资人，怎么投资人追问盈利、负债都是在找茬子？以前没有追问，不是不应该追问，而是人民没有机会追问！皇毬们不同意不行，除非先把宪法上的有关条文废了。当然皇毬们可能说有这样的条文又怎样？是的，不过我告诉皇毬们，既然如此，皇毬们就不要以为真理在握，下命令好了。
二、事情干得多就应该杀人？“它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承重越大，露出的毛病就越多，被逮住的机会也越多。用简单的口号和标签抨击铁路系统，它的不公平就像骂一双干活多，长满茧子的手不够纤细和漂亮。”没有学会与人民公平相处、一直以来依靠施暴来推行指令的皇毬们，不说道理还好，一说就暴露了逻辑的欠缺。首先，谁说“承重越大，露出的毛病就越多”？至少我知道飞机的安全系数最高，其次是火车，然后是汽车。为什么？因为“承重越大，越不能出事故”，出了事故就是严重的灾难！这没有多少学问，只关涉人民的权重。据说我们的动车竟然没有自动避险装置！！！在高速运行的情况下，人是不可能那么及时做出反应的。皇毬们的说法不是没有现实基础的，在中国，政府就从来没有把人民的生命放到第一位上，所以皇毬们才理直气壮说“承重越大，露出的毛病就越多”——也就是说，你干的事情多，你就可以杀人了；铁老大既然干到了世界第一，人民就应该伸出脖子让它碾压。如果竟然不是毛病越多，简直要遭天谴了！活干得多，手肯定粗糙。活干的多，活就不应该粗糙。如果这手是杀人的手，绝对不能因为活干得多、因为粗糙就该赞美了。干活的手，肯定不可以因为它特粗糙就有了杀人特权。我们就可以原谅它！！！问题是：铁道部真的干了很多吗？或者说，没有铁道部中国的铁路就没有现在这样的成绩？呵呵，这是典型的贪天之功，不值一驳。我看，没有铁道部，中国的铁路不会更差，至少可能就没有层出不穷的铁路事故和中国人的生命涂炭。茅以升的时候没有现在的铁道部，茅以升主持设计建造的钱江大桥至今屹立不倒；现在有铁道部了，同样是钱江大桥，却很快就垮塌了！这就是明证！
三、铁道部保留了计划经济模式，“技术原因是压倒性的”？我不知道皇毬们说的技术原因是指什么？是铁路系统太庞大？如果是指这个，中国庞大的东西多了。电信系统也曾经庞大过；电力系统也曾经庞大过……其实对于一个从全面的计划经济走过来的国家，哪一个部门曾经没有庞大过？因为复杂？跟电力系统差不多吧？当然皇毬们要说，电力系统的改革还在摸索呢。是的，问题是为什么铁路系统连摸索也没有？皇毬们一定要认定“技术原因是压倒性的”。可是皇毬们自己的逻辑打倒了自己：“中国铁路部门变戏法一样把铁路的速度带到了世界最前列，它搞出的京沪高铁惊呆了全世界，也着实吓住了中国人自己”，皇毬们说。电力系统没有这样的技术，改革已经摸索了很多年（之所以还只是摸索，不是没有路径可走。其中的利益当然是关键）；电信系统也没有这样的技术，却快走进市场了。偏偏在技术上这么骄人的铁路系统，守着计划经济不挪步子！这么有技术的部门偏偏没有技术——这就是皇毬们的逻辑！——如果不用利益来解释，皇毬们就是白痴。皇毬们当然不承认铁路系统是被“利益集团”操控了。因为如果真的是利益集团操控，那肯定不是别的什么利益集团，只能是皇们。皇毬敢说皇们的不是吗？现在的问题是：逻辑上可以推导出来的结论，皇毬们不接受。却勇敢地认定“技术原因是压倒性的”、“ 它决不是某个‘利益集团’操纵的结果”。呵呵，皇毬们哪来这样的底气？皇毬们通过逻辑论证了没有？可惜逻辑指向它的反面。剩下的只能是调查核实了。皇毬们没有调查核实，却敢说“决不是”，为什么？它的逻辑只能指向皇毬们在其中是有巨大利益。皇的利益萎缩了，皇毬们也就无可依附了。其实皇毬们有其可怜的地方，即使假装着调查核实也不敢，以下犯上的罪名皇毬们是戴不起的。要指认铁路系统被利益集团操控，其实并不难。往小里说，刘志军们、张曙光们不就是利益集团（不知道是同一个利益集团呢，还是不同的利益集团）吗？不可想象，这些龌龊的勾当都是他们一个人可以完成的。至于背后还有什么背景很难想象吗？
四、皇毬们通过暴力思维施暴皇毬们的思维就是暴力思维：没有逻辑、不顾事实。前文我们已经看到了皇毬们否定了逻辑结论后，直接给了一个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结论，而且说得斩钉切铁：“决不是”。下面我们再看看皇毬们怎样偷换概念。皇毬们说“鼓吹彻底否定铁道部的人，请在你们所说的‘铁道部’之前把该用的定语用足了。否则，广大铁路职工不同意你们，勤勤恳恳的大多数铁路系统的干部们不同意你们”。呵呵，“铁道部”和“铁路系统”，明明内涵、外延都不同，到了皇毬们的口中，却划上了等号。这个世界上没有铁道部的国家多得很，但只要有铁路，就必然有铁路系统。否定铁道部不等于否定铁路系统。我相信，所有要求取消铁道部的人，不可能也不要铁路系统。皇毬们真的不知道逻辑不通吗？可能性也是有的。不过皇毬们的用词暴露了他们的真实用意。“广大铁路职工”、“大多数铁路系统的干部们”和“中国社会”，皇毬们之所以要偷换概念，就是想要造成社会的对立和分裂。
本来是社会根据这次动车事件谴责铁道部，本来是包括广大铁路职工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人对铁道部的失职不满意，但通过皇毬们偷换概念，先要造成社会和“铁路职工”的对立（希望拉人垫背吧），然后干脆把不满意的从社会中分割出来。皇毬们的如意算盘肯定打错了。铁路交通毕竟是普通中国人出行的重要选择，人们必然知道，只要铁路安全不真正解决，那么每一个普通中国人都可能是受害者！同样的逻辑问题，皇毬们又用在另一个地方了。“就像陈良宇否定不了上海，成克杰否定不了广西，刘志军同样不能否定整个铁路系统在中国社会进步中的位置。”陈良宇、成克杰和刘志军，就性质而言，是可以类同的；但上海或者广西和铁路系统还是有非常大的差别，因为铁路系统仅仅是一个市场单位、其职能单一。它不该是一个封闭的社会，甚至连作为一个社区都不应该！现在铁路系统成了封闭独立的社会，即使没有刘志军，也应该重构。怎么可以和上海或者广西的问题等同起来呢？当然皇毬们施暴不仅仅在胡搅蛮缠（故意混淆逻辑），还包括否定事实；也不仅仅通过文章施暴（所谓批判的武器），可能还包括武器的施暴（批判）。这些后文我们再说。
五、谁在说谎？“把道德原因突出出来是忽悠中国社会的撒谎”，皇毬们不满意人们认为铁道部的改革滞后是“利益集团”作怪时说。这就说到皇毬们不顾事实。天下人都知道中国的问题同时是道德问题和法律问题。首先、从大的角度看，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的存在都是不道德的。理由非常简单：国有企业是以纳税人的税赋建立起来的。人们纳税是为了做他们自己做不好或者没有精力和时间做或者不愿意做的事。交通当然不是这样的领域。事实上在交通领域人们投入很多。但现在纳税人的税赋却被用来对抗纳税人，当然这是不道德的。其次、铁路部门还不仅仅是国有企业，它同时还是这个市场领域的管理者。管理者参与经营，难道道德吗？其三、铁路部门作为市场上的企业，人民是股东。但铁路部门从来没让人民行事过股东的决策权，当然也从来没有分过哪怕一分钱的股东红利！道德吗？可恨的是，亏损了，人民这个股东买单，盈利了却是铁老大的贡献。这个道德吗？铁老大开始筹资（从国库里划拨）后，从来没有让人民开过股东会，即使所谓的人民代表也没有行使过这个权利，道德吗？人民投资，人民不仅拿不到一分钱的好处，而且人民平时坐车还必须掏各项费用。道德吗？皇毬们也知道人民投资的铁路，请来的管理者，却一贯傲慢。道德吗？其四、铁路部门也是一个行政部门。请问人民的公仆从来没有经过人民聘请，他们就自己做起公仆来！如果我明天不请自到的管起皇毬们的房子而且盈利归我、亏损归毬们。道德吗？再说：其五、明摆的动车没有解决安全问题，却大肆宣称世界第一（我出狱时我的导师肯定地告诉我中国现在真的有世界第一的东西了，就是动车——我听了觉得十一年半的监狱生活我真的落伍了）！结果既欺骗了全世界，也欺骗了中国人民，更欺骗了自己的职工。这绝对是致命的：使铁路职工放松了安全的警觉。导致重大人员伤亡（至今死亡人数还是一个谜）。皇毬们，这不是道德问题吗？当然更是法律问题：谁拍板让没有安全保障即安全不过关的产品上市了？其六、在20个小时、在没有经过仔细搜救的情况下，下令停止搜救？这就是草菅人命！这就是罪大恶极！在道德上是极端邪恶的；在法律上，就是谋杀！其七、在事故原因没有弄清楚的前提下，下令毁灭证物，在法律上构成犯罪；在道德上，是欺罔！
皇毬们图穷匕见：“怀疑”人们的“动机”来。人们实在只是行使公民的宪法权利、只是疼惜生命的无辜流逝、只是对自己资产的管理人弱弱地问一声、只是实在太憋屈了轻轻一声叹息，皇毬们却要搞诛心之论了！朋友们千万注意诛心只是开始哦！不是吗？皇毬们诛刘晓波之心，刘晓波至今还在狱中；诛艾未未之心，艾未未有了三数月牢狱之灾！可以推知，皇毬们肯定在无数中国良心人士成为中国监狱里的囚徒前，都这样诛心过！就是这样的皇毬们，竟然说：“微博的霸权”！微博何曾霸权过？皇毬们想封杀谁还不是就封杀了么？人民不过冒着坐牢的风险呻吟几声而已。就是这么几声，皇毬们还很不满意！在皇毬们看来一切可以发声的地方，都只能是唱赞歌，呻吟也是霸权哦！最后我想用皇毬们的问题问一句：皇毬们是什么动机呢？为什么与以动车杀人者站在一起？为什么不是揭发贪官污吏反而忘不了打个掩护：张曙光在海外有28亿美元存款的“可靠性大概不会超过张曙光包了28亿个二奶”。呵呵，有几个或几十个亿的贪官已经不少，为什么皇毬们就敢肯定没有几百个亿的贪官呢？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8/28/2011
http://www.minzhuzhongguo.org/ArtShow.aspx?AID=22286
中国民主党人（浙江）
臭名昭著的党报《环球时报》实乃皇毬施暴。本来皇毬生意做得风声水起，近来又做起了铁毬生意，仍然是肆意施暴！铁毬是皇长子，根据皇家传统，现在的长子就是将来的新皇，现在的皇太子；施暴还是一贯的。2011年8月3日，《环球时报》发了一篇社评，题目是“全盘否定铁道部并非舆论正义”。全文都是在为皇太子辩护，而与社会舆论为敌。这个世界上也只有皇毬们敢于公然对抗社会舆论。那么，就让我们看看皇毬们要的是怎样的“舆论正义”？
一、人民死难了还要歌功颂德？据报道，这位皇太子铁老大进入今年7月以来，事故频频。特别是7月23日发生在温州的皇毬们引以为自豪的动车发生了追尾，死伤惨重。即使是事故过去10多天，仍没有拿出该列动车的全部乘客名单。况且在动车发生追尾后的第二十个小时就停止搜寻遇难者，荒唐地在遇难者和活人没有清理完毕就连同证物（动车车体）就地掩埋！这种做法已经丧失了基本人性，难道还不可以让人民说说话吗？皇毬竟然说：“‘7·23’动车追尾事故以来，铁路信誉在股市、债市上全面遭贬（是“遭贬”还是自贬？皇毬们不会这么糊涂吧？——吴注），这呼应（以皇毬们的口气看，似乎是“别有用心”的人们有意安排了这样的局面！看样子也不是动车追尾，只是交尾，至于人民的死伤，那是他们撞动车自杀的了！？这口气简直丧心病狂！——吴注）了网络舆论对铁路系统的唾骂。关于铁路的任何一条新闻都能引来口诛笔伐，这不是理性的表现”。在皇毬们看来，死难者应该在天堂唱赞歌的，才理性。因为没有动车的追尾，这些中国人怎么可能上天堂呢？！或者说，死难者家属应该专门找铁老大的功绩搞一堂红歌会？！才理性。是的，悲愤的中国人在寻找动车追尾的原因时找到了这位皇太子铁老大不少猫腻。因为他们希望从中找到事故的原因所在，避免下一次发生同样的事故。毕竟死伤的都是普通的中国人。谁家里也承受不起。皇毬们自然可以粘皇们的特权不必坐动车，也就不必遭遇灾难。同胞们已经死难，皇毬们唱得出来，我们佩服无比。不过这是皇毬们的理性，人民不要这样的理性，正常人不会有这样的理性！我还要说一句：皇毬们没有权力让所有的人和皇毬们一样卑鄙、残忍、无耻！！！
举个例子，某凶开了车子撞进皇毬们家里，皇毬们的父母兄弟姐妹某某遇难了，皇毬们不去哀悼，也不追究肇事者肇事的原因，而是感谢肇事者车子开得快？杀人利索？NMD,你们不是毬是啥？况且，皇毬们肯定不会同意：纳税人有权利搞清楚问题的真相，也有权利要求问责。铁老大虽然是皇太子，但它也是政府机构。不是向人民施舍的救世主。有哪一级政府应该脱离人民的监管呢？人民批评几句有什么了不得的？人民发动罢免程序，以及要求撤销这个部也是人民的权利。同时，铁道部还是经营单位，而全体国民恰恰是投资人，怎么投资人追问盈利、负债都是在找茬子？以前没有追问，不是不应该追问，而是人民没有机会追问！皇毬们不同意不行，除非先把宪法上的有关条文废了。当然皇毬们可能说有这样的条文又怎样？是的，不过我告诉皇毬们，既然如此，皇毬们就不要以为真理在握，下命令好了。
二、事情干得多就应该杀人？“它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承重越大，露出的毛病就越多，被逮住的机会也越多。用简单的口号和标签抨击铁路系统，它的不公平就像骂一双干活多，长满茧子的手不够纤细和漂亮。”没有学会与人民公平相处、一直以来依靠施暴来推行指令的皇毬们，不说道理还好，一说就暴露了逻辑的欠缺。首先，谁说“承重越大，露出的毛病就越多”？至少我知道飞机的安全系数最高，其次是火车，然后是汽车。为什么？因为“承重越大，越不能出事故”，出了事故就是严重的灾难！这没有多少学问，只关涉人民的权重。据说我们的动车竟然没有自动避险装置！！！在高速运行的情况下，人是不可能那么及时做出反应的。皇毬们的说法不是没有现实基础的，在中国，政府就从来没有把人民的生命放到第一位上，所以皇毬们才理直气壮说“承重越大，露出的毛病就越多”——也就是说，你干的事情多，你就可以杀人了；铁老大既然干到了世界第一，人民就应该伸出脖子让它碾压。如果竟然不是毛病越多，简直要遭天谴了！活干得多，手肯定粗糙。活干的多，活就不应该粗糙。如果这手是杀人的手，绝对不能因为活干得多、因为粗糙就该赞美了。干活的手，肯定不可以因为它特粗糙就有了杀人特权。我们就可以原谅它！！！问题是：铁道部真的干了很多吗？或者说，没有铁道部中国的铁路就没有现在这样的成绩？呵呵，这是典型的贪天之功，不值一驳。我看，没有铁道部，中国的铁路不会更差，至少可能就没有层出不穷的铁路事故和中国人的生命涂炭。茅以升的时候没有现在的铁道部，茅以升主持设计建造的钱江大桥至今屹立不倒；现在有铁道部了，同样是钱江大桥，却很快就垮塌了！这就是明证！
三、铁道部保留了计划经济模式，“技术原因是压倒性的”？我不知道皇毬们说的技术原因是指什么？是铁路系统太庞大？如果是指这个，中国庞大的东西多了。电信系统也曾经庞大过；电力系统也曾经庞大过……其实对于一个从全面的计划经济走过来的国家，哪一个部门曾经没有庞大过？因为复杂？跟电力系统差不多吧？当然皇毬们要说，电力系统的改革还在摸索呢。是的，问题是为什么铁路系统连摸索也没有？皇毬们一定要认定“技术原因是压倒性的”。可是皇毬们自己的逻辑打倒了自己：“中国铁路部门变戏法一样把铁路的速度带到了世界最前列，它搞出的京沪高铁惊呆了全世界，也着实吓住了中国人自己”，皇毬们说。电力系统没有这样的技术，改革已经摸索了很多年（之所以还只是摸索，不是没有路径可走。其中的利益当然是关键）；电信系统也没有这样的技术，却快走进市场了。偏偏在技术上这么骄人的铁路系统，守着计划经济不挪步子！这么有技术的部门偏偏没有技术——这就是皇毬们的逻辑！——如果不用利益来解释，皇毬们就是白痴。皇毬们当然不承认铁路系统是被“利益集团”操控了。因为如果真的是利益集团操控，那肯定不是别的什么利益集团，只能是皇们。皇毬敢说皇们的不是吗？现在的问题是：逻辑上可以推导出来的结论，皇毬们不接受。却勇敢地认定“技术原因是压倒性的”、“ 它决不是某个‘利益集团’操纵的结果”。呵呵，皇毬们哪来这样的底气？皇毬们通过逻辑论证了没有？可惜逻辑指向它的反面。剩下的只能是调查核实了。皇毬们没有调查核实，却敢说“决不是”，为什么？它的逻辑只能指向皇毬们在其中是有巨大利益。皇的利益萎缩了，皇毬们也就无可依附了。其实皇毬们有其可怜的地方，即使假装着调查核实也不敢，以下犯上的罪名皇毬们是戴不起的。要指认铁路系统被利益集团操控，其实并不难。往小里说，刘志军们、张曙光们不就是利益集团（不知道是同一个利益集团呢，还是不同的利益集团）吗？不可想象，这些龌龊的勾当都是他们一个人可以完成的。至于背后还有什么背景很难想象吗？
四、皇毬们通过暴力思维施暴皇毬们的思维就是暴力思维：没有逻辑、不顾事实。前文我们已经看到了皇毬们否定了逻辑结论后，直接给了一个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结论，而且说得斩钉切铁：“决不是”。下面我们再看看皇毬们怎样偷换概念。皇毬们说“鼓吹彻底否定铁道部的人，请在你们所说的‘铁道部’之前把该用的定语用足了。否则，广大铁路职工不同意你们，勤勤恳恳的大多数铁路系统的干部们不同意你们”。呵呵，“铁道部”和“铁路系统”，明明内涵、外延都不同，到了皇毬们的口中，却划上了等号。这个世界上没有铁道部的国家多得很，但只要有铁路，就必然有铁路系统。否定铁道部不等于否定铁路系统。我相信，所有要求取消铁道部的人，不可能也不要铁路系统。皇毬们真的不知道逻辑不通吗？可能性也是有的。不过皇毬们的用词暴露了他们的真实用意。“广大铁路职工”、“大多数铁路系统的干部们”和“中国社会”，皇毬们之所以要偷换概念，就是想要造成社会的对立和分裂。
本来是社会根据这次动车事件谴责铁道部，本来是包括广大铁路职工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人对铁道部的失职不满意，但通过皇毬们偷换概念，先要造成社会和“铁路职工”的对立（希望拉人垫背吧），然后干脆把不满意的从社会中分割出来。皇毬们的如意算盘肯定打错了。铁路交通毕竟是普通中国人出行的重要选择，人们必然知道，只要铁路安全不真正解决，那么每一个普通中国人都可能是受害者！同样的逻辑问题，皇毬们又用在另一个地方了。“就像陈良宇否定不了上海，成克杰否定不了广西，刘志军同样不能否定整个铁路系统在中国社会进步中的位置。”陈良宇、成克杰和刘志军，就性质而言，是可以类同的；但上海或者广西和铁路系统还是有非常大的差别，因为铁路系统仅仅是一个市场单位、其职能单一。它不该是一个封闭的社会，甚至连作为一个社区都不应该！现在铁路系统成了封闭独立的社会，即使没有刘志军，也应该重构。怎么可以和上海或者广西的问题等同起来呢？当然皇毬们施暴不仅仅在胡搅蛮缠（故意混淆逻辑），还包括否定事实；也不仅仅通过文章施暴（所谓批判的武器），可能还包括武器的施暴（批判）。这些后文我们再说。
五、谁在说谎？“把道德原因突出出来是忽悠中国社会的撒谎”，皇毬们不满意人们认为铁道部的改革滞后是“利益集团”作怪时说。这就说到皇毬们不顾事实。天下人都知道中国的问题同时是道德问题和法律问题。首先、从大的角度看，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的存在都是不道德的。理由非常简单：国有企业是以纳税人的税赋建立起来的。人们纳税是为了做他们自己做不好或者没有精力和时间做或者不愿意做的事。交通当然不是这样的领域。事实上在交通领域人们投入很多。但现在纳税人的税赋却被用来对抗纳税人，当然这是不道德的。其次、铁路部门还不仅仅是国有企业，它同时还是这个市场领域的管理者。管理者参与经营，难道道德吗？其三、铁路部门作为市场上的企业，人民是股东。但铁路部门从来没让人民行事过股东的决策权，当然也从来没有分过哪怕一分钱的股东红利！道德吗？可恨的是，亏损了，人民这个股东买单，盈利了却是铁老大的贡献。这个道德吗？铁老大开始筹资（从国库里划拨）后，从来没有让人民开过股东会，即使所谓的人民代表也没有行使过这个权利，道德吗？人民投资，人民不仅拿不到一分钱的好处，而且人民平时坐车还必须掏各项费用。道德吗？皇毬们也知道人民投资的铁路，请来的管理者，却一贯傲慢。道德吗？其四、铁路部门也是一个行政部门。请问人民的公仆从来没有经过人民聘请，他们就自己做起公仆来！如果我明天不请自到的管起皇毬们的房子而且盈利归我、亏损归毬们。道德吗？再说：其五、明摆的动车没有解决安全问题，却大肆宣称世界第一（我出狱时我的导师肯定地告诉我中国现在真的有世界第一的东西了，就是动车——我听了觉得十一年半的监狱生活我真的落伍了）！结果既欺骗了全世界，也欺骗了中国人民，更欺骗了自己的职工。这绝对是致命的：使铁路职工放松了安全的警觉。导致重大人员伤亡（至今死亡人数还是一个谜）。皇毬们，这不是道德问题吗？当然更是法律问题：谁拍板让没有安全保障即安全不过关的产品上市了？其六、在20个小时、在没有经过仔细搜救的情况下，下令停止搜救？这就是草菅人命！这就是罪大恶极！在道德上是极端邪恶的；在法律上，就是谋杀！其七、在事故原因没有弄清楚的前提下，下令毁灭证物，在法律上构成犯罪；在道德上，是欺罔！
皇毬们图穷匕见：“怀疑”人们的“动机”来。人们实在只是行使公民的宪法权利、只是疼惜生命的无辜流逝、只是对自己资产的管理人弱弱地问一声、只是实在太憋屈了轻轻一声叹息，皇毬们却要搞诛心之论了！朋友们千万注意诛心只是开始哦！不是吗？皇毬们诛刘晓波之心，刘晓波至今还在狱中；诛艾未未之心，艾未未有了三数月牢狱之灾！可以推知，皇毬们肯定在无数中国良心人士成为中国监狱里的囚徒前，都这样诛心过！就是这样的皇毬们，竟然说：“微博的霸权”！微博何曾霸权过？皇毬们想封杀谁还不是就封杀了么？人民不过冒着坐牢的风险呻吟几声而已。就是这么几声，皇毬们还很不满意！在皇毬们看来一切可以发声的地方，都只能是唱赞歌，呻吟也是霸权哦！最后我想用皇毬们的问题问一句：皇毬们是什么动机呢？为什么与以动车杀人者站在一起？为什么不是揭发贪官污吏反而忘不了打个掩护：张曙光在海外有28亿美元存款的“可靠性大概不会超过张曙光包了28亿个二奶”。呵呵，有几个或几十个亿的贪官已经不少，为什么皇毬们就敢肯定没有几百个亿的贪官呢？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8/28/2011
http://www.minzhuzhongguo.org/ArtShow.aspx?AID=22286
2011年8月25日星期四
吕耿松出狱聚会被冲！大家只好挤进狭小的家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8月25日首发-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陈开频来稿）今天下午，浙江民主党骨干成员、维权人士、渴望民主人权公正的群众自发到刚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四年，刑满归来的浙江著名民运人士吕耿松先生家中探望，不料却被大批国保、特警冲散，国保和特警扭住吕耿松夫妇，不让他们出门和大家会面！大家只好挤进吕耿松家狭小的家里，看着已经出狱却仍然“享受”如此待遇的吕耿松先生，大家非常愤怒！公理何在？
王荣清、毛庆祥、吴义龙、陈开频、邹巍、任伟仁、戚惠民、陈树庆、徐彪、王诚等人
（陈开频来稿）今天下午，浙江民主党骨干成员、维权人士、渴望民主人权公正的群众自发到刚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四年，刑满归来的浙江著名民运人士吕耿松先生家中探望，不料却被大批国保、特警冲散，国保和特警扭住吕耿松夫妇，不让他们出门和大家会面！大家只好挤进吕耿松家狭小的家里，看着已经出狱却仍然“享受”如此待遇的吕耿松先生，大家非常愤怒！公理何在？
王荣清、毛庆祥、吴义龙、陈开频、邹巍、任伟仁、戚惠民、陈树庆、徐彪、王诚等人
2011年8月24日星期三
黄伟东：吕耿松出狱杭州国保行动！
发布: 2011-8-24 02:56 | 作者: 网友 | 来源: 外参新闻网
想想觉得可笑，吕耿松出狱我们这些人也要被控制，中共做的如此小心翼翼，不惜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来控制我们，是不是成了惊弓之鸟啊？维持政权就用如此办法来控制人身自由？
可笑又可悲！我们虽然反对专制，但我们也不希望我们的家园乱，我们的需求也很明确，希望共产党能正视现实，看清潮流，积极地推进民主改革和司法独立。希望共产党能做个迎合时代潮流的政党，这才是我们这些异见人士的真实用心！
可悲之处是他们用这种手段来对付我们，今天晚上8点左右我又给吴义龙打了电话，吴义龙告诉我他正在派出所也被控制了，晚上10点半到家上网和高海兵在网上聊了会，他说他也被控制了，看来杭州的国保昨天到今天忙的很。
我们这些人都是守法的公民，想不到的是要被控制就被控制了，我不清楚这是不是违反了（国际人权法）就是中国自己所制定法律也违背了吧？
黄伟东
2011年8月24日凌晨01；38分草于杭州临安 [博讯来稿]
http://www.waicannews.com/news/?action-viewthread-tid-25704
想想觉得可笑，吕耿松出狱我们这些人也要被控制，中共做的如此小心翼翼，不惜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来控制我们，是不是成了惊弓之鸟啊？维持政权就用如此办法来控制人身自由？
可笑又可悲！我们虽然反对专制，但我们也不希望我们的家园乱，我们的需求也很明确，希望共产党能正视现实，看清潮流，积极地推进民主改革和司法独立。希望共产党能做个迎合时代潮流的政党，这才是我们这些异见人士的真实用心！
可悲之处是他们用这种手段来对付我们，今天晚上8点左右我又给吴义龙打了电话，吴义龙告诉我他正在派出所也被控制了，晚上10点半到家上网和高海兵在网上聊了会，他说他也被控制了，看来杭州的国保昨天到今天忙的很。
我们这些人都是守法的公民，想不到的是要被控制就被控制了，我不清楚这是不是违反了（国际人权法）就是中国自己所制定法律也违背了吧？
黄伟东
2011年8月24日凌晨01；38分草于杭州临安 [博讯来稿]
http://www.waicannews.com/news/?action-viewthread-tid-25704
2011年8月23日星期二
吕耿松被送回家，多名杭州异议人士被软禁“喝茶”
时间: 8/23/2011
（维权网信息员龚萍报道）今天（8月23日）是杭州民主维权人士吕耿松刑满出狱的日子，家属与朋友早上五点就赶到监狱，但警方在五点前就将吕耿松接出，避开前来迎接吕耿松的人，将他独自送回家中。同日，杭州多名异议人士被当地国保请去“喝茶”。
本网信息员上午11点打通吕耿松太太汪雪娥的电话，她说：“我与亲戚朋友早上五点就赶到杭州西郊监狱门口守候。发现一些武警车已经停在当地。直到8点多，我们仍然没有见到吕耿松出来，后来向监狱方了解，才听说早上四点半监狱就放吕耿松出来了。现在我们已经回到家，与吕耿松会合了。”
信息员：“吕耿松身体情况如何？”汪：“身体还可以。感谢朋友们的关心。他（吕耿松）现在正在接电话，不方便接你的电话，回头再联系吧”。
随后本网信息员联系上杭州民主党成员吴义龙。吴义龙说：“我正在杭州西湖边一个风景区被国保陪着‘喝茶’。杭州民主党成员与一些维权人士要么被控制在家中，要么被带出‘喝茶’。就是为了避开大家前往迎接吕耿松”。
最后，本网信息员联系上民主维权人士邹巍，他说：“我昨天被杭州国保（两个警员，一个协警）带到杭州附近的临安市神龙村一个农家乐中。目前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放我回家。杭州的朋友都被隔离开，不让大家迎接吕耿松，也不许大家为老吕接风。”
汪雪娥电话：0571-88057334； 邹巍电话：0571-85507972；吴义龙电话：15168385850
（维权网信息员龚萍报道）今天（8月23日）是杭州民主维权人士吕耿松刑满出狱的日子，家属与朋友早上五点就赶到监狱，但警方在五点前就将吕耿松接出，避开前来迎接吕耿松的人，将他独自送回家中。同日，杭州多名异议人士被当地国保请去“喝茶”。
本网信息员上午11点打通吕耿松太太汪雪娥的电话，她说：“我与亲戚朋友早上五点就赶到杭州西郊监狱门口守候。发现一些武警车已经停在当地。直到8点多，我们仍然没有见到吕耿松出来，后来向监狱方了解，才听说早上四点半监狱就放吕耿松出来了。现在我们已经回到家，与吕耿松会合了。”
信息员：“吕耿松身体情况如何？”汪：“身体还可以。感谢朋友们的关心。他（吕耿松）现在正在接电话，不方便接你的电话，回头再联系吧”。
随后本网信息员联系上杭州民主党成员吴义龙。吴义龙说：“我正在杭州西湖边一个风景区被国保陪着‘喝茶’。杭州民主党成员与一些维权人士要么被控制在家中，要么被带出‘喝茶’。就是为了避开大家前往迎接吕耿松”。
最后，本网信息员联系上民主维权人士邹巍，他说：“我昨天被杭州国保（两个警员，一个协警）带到杭州附近的临安市神龙村一个农家乐中。目前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放我回家。杭州的朋友都被隔离开，不让大家迎接吕耿松，也不许大家为老吕接风。”
汪雪娥电话：0571-88057334； 邹巍电话：0571-85507972；吴义龙电话：15168385850
吕耿松今天出西郊监狱，杭州异议人士仍然被控
（参与2011年8月23日讯）今天，浙江民主维权人士吕耿松先生刑满出狱，早上五点，家属汪雪峨和十几位亲朋就已经到西郊监狱门口守候，然而，大批武警车比他们到得更早。直到8点20仍然没有见到吕耿松出来。西郊监狱方面说，早上四点半就放吕耿松出门了，片警则说率耿松已经到家，汪雪峨要求让吕耿松接电话，片警没有答应，也没有再回电。
因为无法确认吕耿松现在何处，家属和亲朋仍然在监狱门口焦急的等待。由于害怕形成热点，杭州当局已经提前一天对异议人士采取全面打压行动，所有和吕耿松略有关系的人全部被打招呼不准去迎接，毛庆祥等人遭到了传唤，吴义龙被国宝找去喝茶，陈树庆也已经受到控制，吕耿松最好的朋友邹巍则在昨天上午11点钟被杭州国宝用监控设备在一家肯德基门口找到，当场带到远郊的县级市临安去，弄到风景区神龙餐的一家农家乐软禁，直到今天上午还没有放。
而且，为了严防其他人会替邹巍去接吕耿松，尚把所有可能替邹巍出面的朋友都找了，把他们的汽车钥匙统统收走。
吕耿松生于1956年1月，浙江省杭州市人。83年杭州大学历史系毕业。曾在浙江高等公安专科学校任教，93年因支持民主运动被开除公职。这次是因为参加中国民主党的活动坐牢四年。
杭州西郊监狱值班电话：0571-88695026；汪雪娥电话：0571-88057334；邹巍电话：0571-85507972；吴义龙电话：15168385850
2011.8.23晨
因为无法确认吕耿松现在何处，家属和亲朋仍然在监狱门口焦急的等待。由于害怕形成热点，杭州当局已经提前一天对异议人士采取全面打压行动，所有和吕耿松略有关系的人全部被打招呼不准去迎接，毛庆祥等人遭到了传唤，吴义龙被国宝找去喝茶，陈树庆也已经受到控制，吕耿松最好的朋友邹巍则在昨天上午11点钟被杭州国宝用监控设备在一家肯德基门口找到，当场带到远郊的县级市临安去，弄到风景区神龙餐的一家农家乐软禁，直到今天上午还没有放。
而且，为了严防其他人会替邹巍去接吕耿松，尚把所有可能替邹巍出面的朋友都找了，把他们的汽车钥匙统统收走。
吕耿松生于1956年1月，浙江省杭州市人。83年杭州大学历史系毕业。曾在浙江高等公安专科学校任教，93年因支持民主运动被开除公职。这次是因为参加中国民主党的活动坐牢四年。
杭州西郊监狱值班电话：0571-88695026；汪雪娥电话：0571-88057334；邹巍电话：0571-85507972；吴义龙电话：15168385850
2011.8.23晨
2011年7月16日星期六
请浙江当局准许朱虞夫保释的联名呼吁书
(博讯2011年07月16日发表)
今年3月初，朱虞夫先生被你们中共警方从家中带走并被抄家，随后被你们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拘留，于4月11日被你们逮捕，羁押上城区公安看守所。朱虞夫先生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和高血脂等疾病，两次被你们中共浙江当局投狱共九年。
在这里，我们不想长篇大论，朱虞夫先生有没有“犯罪”？你们中共最高层以及你们这些助纣为虐的中共帮手心里是最“明白”不过了！不是吗？用中国北京查建国先生所言：“如何对待异议人士是测试一个自称民主的，自称要搞和谐社会的执政党的试金石”。
朱虞夫先生和成千上万的人士只不过是履行你们中共自己制定的国家宪法，就被你们无情地一次次地打压和迫害！无数的知识分子、异议人士、良心犯被你们投入监狱进行摧残！许多幸福的家庭，被你们用无情的国家机器碾得支离破碎！我们很想问问：“你们这些靠骚扰、迫害、打压民间人士而得以升官发财的中共打手们，你们用百姓纳税的钱去挥霍、养家，你们的良心过得去吗？
原则上，你们排除异己，要铲除所有不同的声音和异议者；我们应该针锋相对才是。你们中共当局一直在严酷地打压和迫害我们，我们彼此应该没什么可谈的！但我们有民主理念之人的胸怀要比你们共产党要宽广博大！所以，才有开头的“请”你们浙江当局准许朱虞夫保释的呼吁！你们浙江当局对当地异议人士的残酷打压，已经是全国闻名！这其实，对你们以后的岁月并不一定是件“好事”，我们希望浙江当局能够立即停止迫害异议人士的作为。
只因朱虞夫先生坚持自己，就遭到你们浙江当局视他为眼中钉和肉中刺，其实，这并不好！朱虞夫先生很勤劳、很老实，他的几次牢狱之灾，已经对他的家庭、妻子、亲人造成很大的伤害！况且朱虞夫先生一直多病，身体状况很差！所以，我们联署签名要求浙江当局、杭州市检察院在看到呼吁信后，鉴于朱虞夫的身体状况给予他家属“保释”，这是我们海内外联署签名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最后，希望浙江当局、检察院能重视我们的呼声，只要朱虞夫得以“保释”，那后面的一系列动作、活动我们可以自行消除。我们这样提出，说明我们是有诚意和讲道理与原则的。如果从明天开始，在两个星期之内，朱虞夫先生没有得到“保释”，那这些联署签名的呼吁书会出现在“国际人权特赦组织”和“联合国总部人权理事会”等等国际人权组织的桌面上。同时我们也会举行一系列的抗议宣传活动，让千千万万来泰国旅游的国人亲眼看看共产党是怎样对待自己的人民的，我们想，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并将呼吁信送至各地的“中国驻外大使馆”和“中国浙江杭州市检察院”。当然，我们希望以上这些都不用去做，但我们也会遵守承诺，直到朱虞夫先生顺利得以保释为止！
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不想让更多的国际人权组织和国际社会知道共产党原来还在一直干着那些“严重践踏人权”的龌龊事情！我们也很想让外国人知道，原来中国的人权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与改善！我们在拭目以待！
（注：联署签名按邮寄时间先后排列，如果以下有疏漏已经邮寄了签名支持的朋友，不见在此列名单上，请来信补充或说明，我们会补上，谢谢！）
《个人名义签名》：
陈树庆（浙江,中国民主党人）
陈开频（浙江，中国民主党）
陈 龙（浙江杭州，自由写作者）
陈龙德 (杭州,民主人士)
陈荣飞（浙江，公民）
陈震球（浙江，公民）
陈坚群（杭州，业务员）
程旻烈（杭州，小公司经理）
程 凡（温州,中国民主党人）
崔公展 (杭州,中国民主党人)
池建伟（杭州中国民主党人)
池美英（杭州,职员）
池美珍 (杭州,职员)
程云惠（杭州,职员）
初 亮（浙江，公民）
戴建伟（宁波，编辑）
方 升（浙江，杭州中国民主党人)
范子良（浙江，公民）
冯一刀（杭州,职员）
傅国涌（浙江，作家）
高海兵（杭州,中国民主党人）
高烨炬 （中国民主党人）
贺忠民 （宁波,中国民主党人）
洪家炯 （杭州,职员）
胡晓玲（杭州,中国民主党人）
蒋杭莉 (杭州,职员)
蒋彦明 (杭州,退休 )
来金彪 (杭州,司机)
梁丽婉（浙江，公民）
林大年（浙江经租房维权业主）
李 冉 （杭州，学生）
李锡安（杭州,中国民党人）
吕 伟（浙江，律师）
林 辉（浙江，中国民主党）
楼裕根 （杭州,中国民主党人）
楼宝生（浙江，中国民主党人）
刘进成 (杭州,中国民主党人)
陆自范（浙江，公民）刘 颖（杭州，学生）
毛庆祥（浙江，杭州中国民主党人）
毛国良（浙江，公民）
毛奇峰 (杭州,民主人党人)
任伟仁（浙江，杭州中国民主党人）
戚惠民（浙江杭州中国民主党人）
邱更耀 (杭州,民主人士)
单称峰 (杭州中国民主党人)
沈正义 (杭州,职员)
沈建民（杭州中国民主党人）
苏元真 (杭州,教授)
谭 凯（浙江，中国民主党人）
万 珍 （中国民主党人)
王东海（杭州，中国民主党人）
王富华（杭州,中国民主党人）王
小 钰（浙江，公民）
王永智（浙江杭州，公民)
魏桢凌（浙江，中国泛滥联盟）
王杭立 (杭州,中国民主党人)
王哲军 (杭州,中国民主党人)
王有华（ 杭州,中国民主党人）
王荣耀（杭州民主人士）
王荣清（杭州,,中国民主党人）
王向晨（浙江，中国民主党）
汪雪娥 （杭州,自由职业）
尉国平 (杭州,中国民主党人)
吴义龙（中国民主党人）
吴敦红（作家）
温克坚（浙江杭州，学者）
邬伟民（浙江，公民)
萧利斌（浙江，杭州中国民主党人）
徐 彬（浙江，公民）
徐 光（浙江，杭州中国民主党人）
徐正浩（学生）徐 彬 (杭州,民主人士)
席传喜（浙江，公民）
熊海航（杭州，职员）
杨士元（浙江，公民）
袁玲龙（浙江舟山，公民）
杨建明 (杭州,民主人党人)
叶 建 (杭州,中国民主党人)
叶孝刚 （杭州,退休讲师）
薛振标 （温州,中国民主党人）
余铁龙 (杭州,中国民主党人)
余元洪 (杭州,中国民主党人)
昝爱宗（作家）
褚吉明 (杭州,职员)
朱 昂 (杭州,中国民主党人)
朱瑛娣（浙江，公民）
章诒达 （浙江,民主人士）
张义才 （浙江,民主人士）
张立恒（浙江，律师）
张中政（浙江，公民）
张祯宗 (杭州,退休)
褚吉明（浙江，公民）
赵 力 （中国民主党人）
邹 巍（浙江，公民）
周骏义 （宁波,中国民主党人）
祝正明（杭州,中国民主党人）
陈 西 （中国民主党人 贵州省贵阳市）
李元龙 （人权捍卫者 贵州省毕节市）
卢勇祥 （中国民主党人 贵州省贵阳市）
廖双元 （中国民主党人 贵州省贵阳市）
黄燕明 （中国民主党人 贵州省贵阳市）
吴玉琴 （人权捍卫者 贵州省贵阳市）
陈德富 （人权捍卫者 贵州省贵阳市）
杜和平 （人权捍卫者 贵州省贵阳市）
莫建刚 （人权捍卫者 贵州省贵阳市）
徐国庆 （人权捍卫者 贵州省贵阳市）
李任科 （人权捍卫者 贵州省贵阳市）
全林志 （人权捍卫者 贵州省贵阳市）
杨开新 （人权捍卫者 贵州省贵阳市 ）
张重发 （人权捍卫者 贵州省贵阳市）
田祖湘 （人权捍卫者 贵州省贵阳市）
马玲丽 （人权捍卫者 贵州省贵阳市）
雍志明 （人权捍卫者 贵州省贵阳市）
吴 郁 （人权捍卫者 贵州省贵阳市）
申有连 （人权捍卫者 贵州省贵阳市）
糜崇标 （人权捍卫者 贵州省贵阳市）
范厚成 （人权捍卫者 贵州省贵阳市）
李文祥 （贵州人权捍卫者 贵州省贵阳市）
陶玉平 （贵州人权捍卫者 贵州省贵阳市）
谭国辉 （贵州公民 贵州省贵阳市）
罗昭荣 （贵州公民 贵州省贵阳市）
曾 宁 （贵州人权捍卫者 贵州省贵阳市）
王代贵 （ 贵州公民 贵州省贵阳市）
全林志 （贵州人权捍卫者 退休老师 贵州省贵阳市）
朱正元 （贵州人权捍卫者 贵州省贵阳市）
查建国 （北京 民主党人）
高洪明 （北京 民主党人）
何德普 （北京 民主党人）
秦永敏 （湖北 民主党人）
孔识仁 （自由学者 台湾）
韩 武 （民主党人 美国）
郭宝隆 （自由撰稿人 美国）
汪 岷 （ 民主党人 美国）
郑存柱 （民主党人 美国）
任畹町 （学者 、研究员 法国）
穆文斌 （民主党人 美国）
唐元隽 （学者、民主党人 美国）
孙 丰 （民主人士 美国）
兰 炜 （民主人士 丹麦）
胡 尧 （民主人士 海外）
王有才 （职员 美国纽约）
王军涛 （学者 美国）
陈立群 （民主党人 美国）
方 政 （八九学生 美国）
熊 焱 （牧师 美国）
武振荣 （民运人士 韩国）
刘连军 （中国民主党网络阵线（CDP.ORG 加拿大）
宋再民 （北京市 正义义工）
黄 琦 （ 四 川 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
蒲 飞 （四 川 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
韩 华 （挪 威 工程师）
张建平
伍达旺
石劳度 （公民 中国）
孙立勇 (工人 澳大利亚悉尼)
宋雨轩 （中国社会民主党 中央副秘书长 亚特兰大 ）
劉 泰 （香港 社運人士 ）
李日光 （国际汉藏协会 美国）
林大军 （民主党东南亚 泰国）
梁山桥 （民联成员 泰国）
覃夕权 （民主党成员 泰国）
罗弘基 （民主党成员 泰国）
林封品 （民主党成员 泰国）
罗柳英 （公 民 泰国）
于先名 （民主党成员 广西）
王重阳 （民主党成员 广西）
李朋光 （民主党成员 广西）
将大明 （公 民 广西）
杨建进 （民主党成员 广西）
李春民 （民主党成员 广西）
钟小乐 （民主党成员 广西）
林芳平 （民主党成员 广西）
黎小龙 （民主党人 广西）
潘晓军 （民主党成员 广西）
于 敏 （民主党成员 广西）
潘 君 （公 民 广西）
王志钢 （公 民 广西）
李大庆 （民主党成员 广西）
李 强 （民主党成员 辽宁）
郭 风 （民主党成员 广西）
何小蓝 （民主党成员 广西）
梁安咪 （公 民 广西）
邓友发 （民主党成员 广西）
黄华斌 （民主党成员 广西）
张 兴 （民主党成员 广西）
赖志钢 （民主党成员 广西）
杨春敏 （公 民 广西）
《以组织名义签名》：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全体党员 （签名）
最后，我们继续呼吁所有关注中国民主、能够看到的此呼吁信的中国人都能够签名表示支持！这是我们的动力！呼吁救援没有利益可分，凭的是我们做人的良心！所以，我们再次呼吁、请求还没有签名的海内外民运领导人、各路的民运领军人物、民运精英、民运人士都能踊跃积极地以“个人的名义”签上您的大名，让我们共同来关注朱虞夫先生！
签名邮箱：zzy6705cd@gmail.com
（签名格式）姓名：— 组织或个人身份：— 当前所在地：—-
感谢大家的支持！
李志友 （泰国 呼吁）
二0一一年七月十六日
附：《取保候审申请
**********************************************
杭州市人民检察院：
我夫朱虞夫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于2011年3月5日被刑事拘留，于2011年4月11日逮捕，现羁押于杭州市上城区公安看守所，据传该案现已侦查结束，移送贵院审查起诉。
朱虞夫现已58岁，中年时就患有严重的高血脂、高血压，又因政治原因曾经两次入狱长达九年之久，故也留下了很多劳改后遗症。在本次被限制人身自由前，朱虞夫也多次因病住院，例如疫系统下降，诱发病毒性疱疹，主要病症出现在头部，医生建议要及时治疗，否则会影响到视神经、三叉神经，在体检中还被查出胆结石。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三十七条第（四）项的规定，朱虞夫“患有严重疾病”属于符合取保候审的情形。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我们家属认为朱虞夫被取保候审也属“不至于发生社会危险性的”。
本申请人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六部委规定》第20条规定“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申请取保候审。”的规定，也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一）与本案无牵连；（二）有能力履行保证义务；（三）享有政治权利，人身自由未受到限制；(四)有固定的住所和收入。”的保证人条件，作为朱虞夫的妻子，我蒋杭莉特为朱虞夫向贵院提出取保候审申请。
本申请人保证履行《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的义务，监督朱虞夫做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一）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二）在传讯的时候及时到案：（三）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证人作证；（四）不得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如发现朱虞夫有违反上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及时向执行机关报告。
申请人：蒋杭莉
2011年7月12 日
今年3月初，朱虞夫先生被你们中共警方从家中带走并被抄家，随后被你们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拘留，于4月11日被你们逮捕，羁押上城区公安看守所。朱虞夫先生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和高血脂等疾病，两次被你们中共浙江当局投狱共九年。
在这里，我们不想长篇大论，朱虞夫先生有没有“犯罪”？你们中共最高层以及你们这些助纣为虐的中共帮手心里是最“明白”不过了！不是吗？用中国北京查建国先生所言：“如何对待异议人士是测试一个自称民主的，自称要搞和谐社会的执政党的试金石”。
朱虞夫先生和成千上万的人士只不过是履行你们中共自己制定的国家宪法，就被你们无情地一次次地打压和迫害！无数的知识分子、异议人士、良心犯被你们投入监狱进行摧残！许多幸福的家庭，被你们用无情的国家机器碾得支离破碎！我们很想问问：“你们这些靠骚扰、迫害、打压民间人士而得以升官发财的中共打手们，你们用百姓纳税的钱去挥霍、养家，你们的良心过得去吗？
原则上，你们排除异己，要铲除所有不同的声音和异议者；我们应该针锋相对才是。你们中共当局一直在严酷地打压和迫害我们，我们彼此应该没什么可谈的！但我们有民主理念之人的胸怀要比你们共产党要宽广博大！所以，才有开头的“请”你们浙江当局准许朱虞夫保释的呼吁！你们浙江当局对当地异议人士的残酷打压，已经是全国闻名！这其实，对你们以后的岁月并不一定是件“好事”，我们希望浙江当局能够立即停止迫害异议人士的作为。
只因朱虞夫先生坚持自己，就遭到你们浙江当局视他为眼中钉和肉中刺，其实，这并不好！朱虞夫先生很勤劳、很老实，他的几次牢狱之灾，已经对他的家庭、妻子、亲人造成很大的伤害！况且朱虞夫先生一直多病，身体状况很差！所以，我们联署签名要求浙江当局、杭州市检察院在看到呼吁信后，鉴于朱虞夫的身体状况给予他家属“保释”，这是我们海内外联署签名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最后，希望浙江当局、检察院能重视我们的呼声，只要朱虞夫得以“保释”，那后面的一系列动作、活动我们可以自行消除。我们这样提出，说明我们是有诚意和讲道理与原则的。如果从明天开始，在两个星期之内，朱虞夫先生没有得到“保释”，那这些联署签名的呼吁书会出现在“国际人权特赦组织”和“联合国总部人权理事会”等等国际人权组织的桌面上。同时我们也会举行一系列的抗议宣传活动，让千千万万来泰国旅游的国人亲眼看看共产党是怎样对待自己的人民的，我们想，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并将呼吁信送至各地的“中国驻外大使馆”和“中国浙江杭州市检察院”。当然，我们希望以上这些都不用去做，但我们也会遵守承诺，直到朱虞夫先生顺利得以保释为止！
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不想让更多的国际人权组织和国际社会知道共产党原来还在一直干着那些“严重践踏人权”的龌龊事情！我们也很想让外国人知道，原来中国的人权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与改善！我们在拭目以待！
（注：联署签名按邮寄时间先后排列，如果以下有疏漏已经邮寄了签名支持的朋友，不见在此列名单上，请来信补充或说明，我们会补上，谢谢！）
《个人名义签名》：
陈树庆（浙江,中国民主党人）
陈开频（浙江，中国民主党）
陈 龙（浙江杭州，自由写作者）
陈龙德 (杭州,民主人士)
陈荣飞（浙江，公民）
陈震球（浙江，公民）
陈坚群（杭州，业务员）
程旻烈（杭州，小公司经理）
程 凡（温州,中国民主党人）
崔公展 (杭州,中国民主党人)
池建伟（杭州中国民主党人)
池美英（杭州,职员）
池美珍 (杭州,职员)
程云惠（杭州,职员）
初 亮（浙江，公民）
戴建伟（宁波，编辑）
方 升（浙江，杭州中国民主党人)
范子良（浙江，公民）
冯一刀（杭州,职员）
傅国涌（浙江，作家）
高海兵（杭州,中国民主党人）
高烨炬 （中国民主党人）
贺忠民 （宁波,中国民主党人）
洪家炯 （杭州,职员）
胡晓玲（杭州,中国民主党人）
蒋杭莉 (杭州,职员)
蒋彦明 (杭州,退休 )
来金彪 (杭州,司机)
梁丽婉（浙江，公民）
林大年（浙江经租房维权业主）
李 冉 （杭州，学生）
李锡安（杭州,中国民党人）
吕 伟（浙江，律师）
林 辉（浙江，中国民主党）
楼裕根 （杭州,中国民主党人）
楼宝生（浙江，中国民主党人）
刘进成 (杭州,中国民主党人)
陆自范（浙江，公民）刘 颖（杭州，学生）
毛庆祥（浙江，杭州中国民主党人）
毛国良（浙江，公民）
毛奇峰 (杭州,民主人党人)
任伟仁（浙江，杭州中国民主党人）
戚惠民（浙江杭州中国民主党人）
邱更耀 (杭州,民主人士)
单称峰 (杭州中国民主党人)
沈正义 (杭州,职员)
沈建民（杭州中国民主党人）
苏元真 (杭州,教授)
谭 凯（浙江，中国民主党人）
万 珍 （中国民主党人)
王东海（杭州，中国民主党人）
王富华（杭州,中国民主党人）王
小 钰（浙江，公民）
王永智（浙江杭州，公民)
魏桢凌（浙江，中国泛滥联盟）
王杭立 (杭州,中国民主党人)
王哲军 (杭州,中国民主党人)
王有华（ 杭州,中国民主党人）
王荣耀（杭州民主人士）
王荣清（杭州,,中国民主党人）
王向晨（浙江，中国民主党）
汪雪娥 （杭州,自由职业）
尉国平 (杭州,中国民主党人)
吴义龙（中国民主党人）
吴敦红（作家）
温克坚（浙江杭州，学者）
邬伟民（浙江，公民)
萧利斌（浙江，杭州中国民主党人）
徐 彬（浙江，公民）
徐 光（浙江，杭州中国民主党人）
徐正浩（学生）徐 彬 (杭州,民主人士)
席传喜（浙江，公民）
熊海航（杭州，职员）
杨士元（浙江，公民）
袁玲龙（浙江舟山，公民）
杨建明 (杭州,民主人党人)
叶 建 (杭州,中国民主党人)
叶孝刚 （杭州,退休讲师）
薛振标 （温州,中国民主党人）
余铁龙 (杭州,中国民主党人)
余元洪 (杭州,中国民主党人)
昝爱宗（作家）
褚吉明 (杭州,职员)
朱 昂 (杭州,中国民主党人)
朱瑛娣（浙江，公民）
章诒达 （浙江,民主人士）
张义才 （浙江,民主人士）
张立恒（浙江，律师）
张中政（浙江，公民）
张祯宗 (杭州,退休)
褚吉明（浙江，公民）
赵 力 （中国民主党人）
邹 巍（浙江，公民）
周骏义 （宁波,中国民主党人）
祝正明（杭州,中国民主党人）
陈 西 （中国民主党人 贵州省贵阳市）
李元龙 （人权捍卫者 贵州省毕节市）
卢勇祥 （中国民主党人 贵州省贵阳市）
廖双元 （中国民主党人 贵州省贵阳市）
黄燕明 （中国民主党人 贵州省贵阳市）
吴玉琴 （人权捍卫者 贵州省贵阳市）
陈德富 （人权捍卫者 贵州省贵阳市）
杜和平 （人权捍卫者 贵州省贵阳市）
莫建刚 （人权捍卫者 贵州省贵阳市）
徐国庆 （人权捍卫者 贵州省贵阳市）
李任科 （人权捍卫者 贵州省贵阳市）
全林志 （人权捍卫者 贵州省贵阳市）
杨开新 （人权捍卫者 贵州省贵阳市 ）
张重发 （人权捍卫者 贵州省贵阳市）
田祖湘 （人权捍卫者 贵州省贵阳市）
马玲丽 （人权捍卫者 贵州省贵阳市）
雍志明 （人权捍卫者 贵州省贵阳市）
吴 郁 （人权捍卫者 贵州省贵阳市）
申有连 （人权捍卫者 贵州省贵阳市）
糜崇标 （人权捍卫者 贵州省贵阳市）
范厚成 （人权捍卫者 贵州省贵阳市）
李文祥 （贵州人权捍卫者 贵州省贵阳市）
陶玉平 （贵州人权捍卫者 贵州省贵阳市）
谭国辉 （贵州公民 贵州省贵阳市）
罗昭荣 （贵州公民 贵州省贵阳市）
曾 宁 （贵州人权捍卫者 贵州省贵阳市）
王代贵 （ 贵州公民 贵州省贵阳市）
全林志 （贵州人权捍卫者 退休老师 贵州省贵阳市）
朱正元 （贵州人权捍卫者 贵州省贵阳市）
查建国 （北京 民主党人）
高洪明 （北京 民主党人）
何德普 （北京 民主党人）
秦永敏 （湖北 民主党人）
孔识仁 （自由学者 台湾）
韩 武 （民主党人 美国）
郭宝隆 （自由撰稿人 美国）
汪 岷 （ 民主党人 美国）
郑存柱 （民主党人 美国）
任畹町 （学者 、研究员 法国）
穆文斌 （民主党人 美国）
唐元隽 （学者、民主党人 美国）
孙 丰 （民主人士 美国）
兰 炜 （民主人士 丹麦）
胡 尧 （民主人士 海外）
王有才 （职员 美国纽约）
王军涛 （学者 美国）
陈立群 （民主党人 美国）
方 政 （八九学生 美国）
熊 焱 （牧师 美国）
武振荣 （民运人士 韩国）
刘连军 （中国民主党网络阵线（CDP.ORG 加拿大）
宋再民 （北京市 正义义工）
黄 琦 （ 四 川 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
蒲 飞 （四 川 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
韩 华 （挪 威 工程师）
张建平
伍达旺
石劳度 （公民 中国）
孙立勇 (工人 澳大利亚悉尼)
宋雨轩 （中国社会民主党 中央副秘书长 亚特兰大 ）
劉 泰 （香港 社運人士 ）
李日光 （国际汉藏协会 美国）
林大军 （民主党东南亚 泰国）
梁山桥 （民联成员 泰国）
覃夕权 （民主党成员 泰国）
罗弘基 （民主党成员 泰国）
林封品 （民主党成员 泰国）
罗柳英 （公 民 泰国）
于先名 （民主党成员 广西）
王重阳 （民主党成员 广西）
李朋光 （民主党成员 广西）
将大明 （公 民 广西）
杨建进 （民主党成员 广西）
李春民 （民主党成员 广西）
钟小乐 （民主党成员 广西）
林芳平 （民主党成员 广西）
黎小龙 （民主党人 广西）
潘晓军 （民主党成员 广西）
于 敏 （民主党成员 广西）
潘 君 （公 民 广西）
王志钢 （公 民 广西）
李大庆 （民主党成员 广西）
李 强 （民主党成员 辽宁）
郭 风 （民主党成员 广西）
何小蓝 （民主党成员 广西）
梁安咪 （公 民 广西）
邓友发 （民主党成员 广西）
黄华斌 （民主党成员 广西）
张 兴 （民主党成员 广西）
赖志钢 （民主党成员 广西）
杨春敏 （公 民 广西）
《以组织名义签名》：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全体党员 （签名）
最后，我们继续呼吁所有关注中国民主、能够看到的此呼吁信的中国人都能够签名表示支持！这是我们的动力！呼吁救援没有利益可分，凭的是我们做人的良心！所以，我们再次呼吁、请求还没有签名的海内外民运领导人、各路的民运领军人物、民运精英、民运人士都能踊跃积极地以“个人的名义”签上您的大名，让我们共同来关注朱虞夫先生！
签名邮箱：zzy6705cd@gmail.com
（签名格式）姓名：— 组织或个人身份：— 当前所在地：—-
感谢大家的支持！
李志友 （泰国 呼吁）
二0一一年七月十六日
附：《取保候审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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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人民检察院：
我夫朱虞夫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于2011年3月5日被刑事拘留，于2011年4月11日逮捕，现羁押于杭州市上城区公安看守所，据传该案现已侦查结束，移送贵院审查起诉。
朱虞夫现已58岁，中年时就患有严重的高血脂、高血压，又因政治原因曾经两次入狱长达九年之久，故也留下了很多劳改后遗症。在本次被限制人身自由前，朱虞夫也多次因病住院，例如疫系统下降，诱发病毒性疱疹，主要病症出现在头部，医生建议要及时治疗，否则会影响到视神经、三叉神经，在体检中还被查出胆结石。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三十七条第（四）项的规定，朱虞夫“患有严重疾病”属于符合取保候审的情形。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我们家属认为朱虞夫被取保候审也属“不至于发生社会危险性的”。
本申请人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六部委规定》第20条规定“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申请取保候审。”的规定，也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一）与本案无牵连；（二）有能力履行保证义务；（三）享有政治权利，人身自由未受到限制；(四)有固定的住所和收入。”的保证人条件，作为朱虞夫的妻子，我蒋杭莉特为朱虞夫向贵院提出取保候审申请。
本申请人保证履行《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的义务，监督朱虞夫做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一）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二）在传讯的时候及时到案：（三）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证人作证；（四）不得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如发现朱虞夫有违反上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及时向执行机关报告。
申请人：蒋杭莉
2011年7月12 日
2011年7月1日星期五
吴义龙：没有强劲的阻击，中国必然左转
左转在中国是不争的事实，目前全国范围内的唱红歌运动就是左转的一个公开表现。温家宝说阻碍中国改革进程的是封建残余和文革遗毒两股势力，实际上就是针对左转而说的。——封建残余和文革遗毒是同一个东西，往近处说是文革遗毒，往历史深处说就是封建残余（不过，我不认同中国的这种封建说。中国的封建应该在先秦，中国有历史记载以来都是专政或专制。不过先秦是王权专政。先秦以后是帝权专政。王权专政是低度专政。特权被分割。所以可以称之为分割式专政或者分封式专政。分封式专政制度简称为分封制度而不是封建制度。帝权专政又可以分为高度专政和极度专政，它们同属极权。不同在于后者是全面专政，前者是不全面专政。所以中国的历史可以划分为：王权分封制、皇帝极权制和党帝极权制。——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看我即将整理出来的《中国文化问题之研究》一书的有关章节）。我在《左转就是自掘坟墓》的文章中指出：这些年的左转不是莫名其妙的，恰恰是对社会危急关头的回应，也是旧体制对民主体制的天然抵制的内在机制迫使执政者走回头路。
一、左转的现实压力
我们知道中国的改革采取“先易后难”的策略。容易改的都差不多改了，剩下的就是最难啃的骨头即核心部分：政治制度的改革。事实上，容易改的部分，在1990年代末，在名义上确立市场经济后，已经完成。即经济改革在形式上走到了最后。本来当初朱镕基提出“以开放促改革”，特别是签署“世界贸易协定”，可以理解为深化改革。但结果涉及到具体的政治法律制度时，由于没有有力的推进，改革在2003年以“反思改革”的名义，朱镕基这一政治遗产，彻底毁灭了。
这样，中国的社会问题，从三个方面集中爆发出来。一个方面是旧体制弊端加快爆发。我们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中国的问题，本质上就是旧体制的问题，是专政制度的问题。所谓“先易后难”的改革策略，实际上就是保留或不涉及旧体制的核心部分的改革（因为他们知道，否定了这个核心，就否定了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我们还要知道，旧体制的问题也就是旧体制核心部分带来的问题。这样，改革只是通过产生增量利益改变人民对执政党的态度。也就是说，这种改革只是在可以产生增量利益的那部分放松了社会管制，旧的核心部分的制度没有任何改变。所以，这个旧体制核心部分的问题仍然存在。即这种腐败制度的本质没有任何改变。比如“稳定压倒一切”，就是几十年连续一贯的。压倒一切的，当然包括生命在内。也就是说，只要有利于这个政权的存在，它是不择手段的。这每年几十万起群体性事件，本质上就是这个政权的核心价值取向的必然结果。
另一个方面，改革创生的新制度，由于都是临时性的安排，不可能科学合理、不可能成系统。也就不可能防止新的问题的产生。
第三个方面：更糟糕的是，新的制度安排是在不损毁旧体制核心价值的前提下进行的。也就是说以旧体制的核心价值作为新的制度的核心价值。结果是新的制度也具备了旧体制的核心价值。比如我们嫁接的股票市场，一开始就是政权控制社会的制度安排：最大限度的垄断社会资源。这种东西肯定不可持续，在它即将崩溃的时候，不得不进行改革。但，我们知道，改革后的股票市场，仍然没有实现股票市场的本来价值：资本社会化（社会化管理和占用）。于是出现了新的制度的不完善和扭曲产生的问题以及旧的制度原有的问题的叠加，成为更加恶劣的制度。比如市场经济使政权有了新的更加有效的社会控制手段和资源，结合核心的旧制度专政属性，社会不公更加触目惊心。
进入21世纪，中国出现了否定改革的思潮，以及唱红歌运动为什么在中国有市场，从一个侧面说，是人民面对加剧了的社会问题寻找解决路径的心理反应；从另一侧面说，是旧的核心制度自我扩展的内在表现。
社会需要变革更是左转的现实压力。为什么不是向其它方向的压力呢？因为没有其它经验可以提供给普通的中国人，特别是对刚刚从旧制度走出来的人民来说，在没有经过任何民主自由观念启蒙的前提下，在后文我们要讲的反民主自由的教化和阻止对专政毒素清算的前提下，在旧制度的假面还没有揭开的前提下，左转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可能是更自然的事。但，我们不可以理解为中国人不需要民主自由。
二、通向现代政治的路被设置了重重障碍
就在2011年初，吴邦国还提出“六个不搞”：“从中国国情出发，郑重表明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这是公开否定民主宪政。2011年年中，解放军报还在大批特批“军队国家化”。其实从中共执政以来，从来没有把民主宪政设计为中国政治的前途，哪怕是可选项也没有过。
这种障碍，集中体现在妖魔化民主宪政上。在信息封锁的年代，编造“西方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谎言，尽管我们的人民真的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样更可以制造恐怖：我们都这样难过了，西方的水深火热该是怎样的不堪啊！后来自己要崩溃了，没有办法只得开放，结果就是“西方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个谎言的破灭。怎么办？于是，“中国国情”成为挡箭牌。现在环球时报的主编又以“民主会导致国家和民族分裂”来恐吓人民。妖魔化民主宪政有三个基本方法。一个是恐吓。拿动乱恐吓、拿分裂恐吓……苏联解体后又拿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下降和经济倒退等等来恐吓。尽管这些现象本质上是专政这个因结下的果。一个是瞒，就是搞信息封锁，双向度的信息封锁。一个向度是时间向度，主要是掩盖历史。它通过教育实现。另一向度是空间向度。比如互联网，中国的互联网有双重城墙。一重是隔断中国人向外获取信息；一重是阻隔内部信息被广泛传播。刚刚发生的增城事件，国内媒体不报到，也不允许传播。一个是骗。最高级的骗则是编造理论，这个历史由来已久。不过多数时间里，编造的理论呈现越来越弱智的趋势。但最近以来，似乎有所改变。这是我刚刚发现的，就是解放军报反对军队国家化的文章。这是妖魔化民主宪政进入更高的层次的表现，也是中共收买学者政策胜利的表现。以前他们只信任自己培养的御用文人。这些人现在也还在使用。不过他们的脑子只有党文化，装的只是浆糊。说出来的话让人笑话。现在通过市场经济结合专政制度，统治手段更加丰富了，于是开始收买无良学者。这里我举一个例子：孔庆东和刘永年。孔是“党”养大的。可以说出“你看美国电影你还是人吗”这样脑残的话来。刘不同，刘在分析中国问题时常常还有独到的见解。如果他突然说：中国现行制度是最好的制度，则很有蛊惑力。我们看看宪政学者秋风的一条微博：“新加坡人郑永年讲话，奢谈中国当下政治模式为人类最好，简直完美无缺。在下实在不能忍受这种侮辱众人智力的行径，与一研究政治哲学的朋友愤而起身离开。经过主席台，手指郑氏，高声痛斥”撒谎“三声，临出门再斥一声，方觉痛快。我想不明白，什么可以让一个人如此变态？”
妖魔化民主宪政必然要妖魔化美国。看看2001年美国发生“9.11”中国社会洋溢着一派欢乐的节日气氛，就知道这种愚民教育是多么成功！我那时候还在监狱服刑，专管我的狱警喜气洋洋跑来对我说：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喜讯。我很是诧异：除了释放我还有什么天大喜讯呢？我漠然的看他。他说美国被炸了！我说：美国被炸了，值得高兴吗？或许我的语气很愤怒和激烈。他愣住了，半天说不出话。问题是：不是一个中国人这样，而到处都是幸灾乐祸、到处都是愚昧的喜庆！使大多数中国人丧失是非标准，可见党国是很下了一番功夫的（不过党国肯定尝到过自己种的果子的苦涩的滋味：放弃底线的愚民教育必然使整个社会缺乏底线；对别人幸灾乐祸，也必然对自己人幸灾乐祸）。
三、通向地狱之门却是敞开的
关上了通向天国之门的同时，堕落向地狱的路却是畅通的。首先，人所共知：左的历史仍然是禁区，比如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比如六四真相等等。在国内是看不到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的。今年茅于轼先生只不过在网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毛泽东的评论性文章，有证据表明随后的毛左们的激烈反击是有政府层面支持的：否则在当前茉莉花革命不准集会的时候怎么可能有发生在山西的批茅于轼的“公审大会”？当然茅的文章很快被删是意料之中的事了。其次，左的历史被捂上盖子还不是最大的问题，更大的问题是美化左的历史。这些年所谓的红色影视占住国内主流媒体。有些无良的艺术人也在制造左的浪漫。这对青春期的学生有足够的迷惑性。其三，前文我指出的：我们还有一个左的制度的核心。它有着强大的自我复制的力量。特别是这个制度结合它的利益获得者，这种自我保护、自我复制的能力更是无法估量。这里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法律职业化。应该说这是比较符合现代政治价值取向的一项改革。在宪法写入“依法治国”的条文后，进步是明显的。可是目前看，旧的法律体制自我复制是成功的，而且成功得不可思议。先是中国的最高大法官竟然没有做过律师、没有做过检察官、也没有做过法官！不知道是否是法律专业毕业？2011年6月是注定要载入史册的：中国的市长开始坐堂审案了！江苏海门市长“坐堂审理”民告官的行政复议，看看像不像几千年来县官之类“坐堂审案”？怪不得吴邦国早些时候说中国不搞三权分立了。只有回到官们“坐堂审案”才是真正的落实了不搞三权分立！沿着目前的路径发展下去，谁也不敢说这不是旧体制复制自我的方向！法律职业化向旧的法律政治化回归是不争的事实。还有一个就是本来是自由成长起来的最有市场属性的温州民营经济，除了被正在体制狙击之外，现在还有被体制化的危险。我这里特别强调；中国政治制度的极左的核心。它必然只实现其自身的价值。比如公权力侵害私权利在中国普遍发生，而且已经构成中国社会稳定的最大威胁。按道理讲，约束公权力、扩张私权利是最方便有效的。怎么约束和扩张呢？简单的就是自由选举。可是我的朋友们要参选今明年的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却是困难重重：被地方政府恐吓骚扰！
有人说经济发展了，必然会有政治的民主。长期看历史的趋势，这个观点是不错的。但就民主的具体路径来看，没有强劲的狙击，中国绝不会自动走向民主的，恰恰相反，左转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尽管左转的结果是这个政权的必然崩溃。我要提醒那些迷信经济决定论者；在一个全面专政的制度架构下，财富增加社会谈判力或博弈的能力，但比较与具有极左内核的这个政权来，其增加的力量是有限得多。经济的发展也给这个政权提供了新的控制社会的手段，而且这个手段在短时间内还是很有效的。问题不是中国会不会走向民主，而是在实现民主之前会不会有人像希特勒要全体德国人陪葬一样要全体中国人为极左体制陪葬！所以，不管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有识之士，都必须狙击这个左转，避免全体中国人为极左的体制陪葬。
北京之春2011年7月1日
一、左转的现实压力
我们知道中国的改革采取“先易后难”的策略。容易改的都差不多改了，剩下的就是最难啃的骨头即核心部分：政治制度的改革。事实上，容易改的部分，在1990年代末，在名义上确立市场经济后，已经完成。即经济改革在形式上走到了最后。本来当初朱镕基提出“以开放促改革”，特别是签署“世界贸易协定”，可以理解为深化改革。但结果涉及到具体的政治法律制度时，由于没有有力的推进，改革在2003年以“反思改革”的名义，朱镕基这一政治遗产，彻底毁灭了。
这样，中国的社会问题，从三个方面集中爆发出来。一个方面是旧体制弊端加快爆发。我们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中国的问题，本质上就是旧体制的问题，是专政制度的问题。所谓“先易后难”的改革策略，实际上就是保留或不涉及旧体制的核心部分的改革（因为他们知道，否定了这个核心，就否定了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我们还要知道，旧体制的问题也就是旧体制核心部分带来的问题。这样，改革只是通过产生增量利益改变人民对执政党的态度。也就是说，这种改革只是在可以产生增量利益的那部分放松了社会管制，旧的核心部分的制度没有任何改变。所以，这个旧体制核心部分的问题仍然存在。即这种腐败制度的本质没有任何改变。比如“稳定压倒一切”，就是几十年连续一贯的。压倒一切的，当然包括生命在内。也就是说，只要有利于这个政权的存在，它是不择手段的。这每年几十万起群体性事件，本质上就是这个政权的核心价值取向的必然结果。
另一个方面，改革创生的新制度，由于都是临时性的安排，不可能科学合理、不可能成系统。也就不可能防止新的问题的产生。
第三个方面：更糟糕的是，新的制度安排是在不损毁旧体制核心价值的前提下进行的。也就是说以旧体制的核心价值作为新的制度的核心价值。结果是新的制度也具备了旧体制的核心价值。比如我们嫁接的股票市场，一开始就是政权控制社会的制度安排：最大限度的垄断社会资源。这种东西肯定不可持续，在它即将崩溃的时候，不得不进行改革。但，我们知道，改革后的股票市场，仍然没有实现股票市场的本来价值：资本社会化（社会化管理和占用）。于是出现了新的制度的不完善和扭曲产生的问题以及旧的制度原有的问题的叠加，成为更加恶劣的制度。比如市场经济使政权有了新的更加有效的社会控制手段和资源，结合核心的旧制度专政属性，社会不公更加触目惊心。
进入21世纪，中国出现了否定改革的思潮，以及唱红歌运动为什么在中国有市场，从一个侧面说，是人民面对加剧了的社会问题寻找解决路径的心理反应；从另一侧面说，是旧的核心制度自我扩展的内在表现。
社会需要变革更是左转的现实压力。为什么不是向其它方向的压力呢？因为没有其它经验可以提供给普通的中国人，特别是对刚刚从旧制度走出来的人民来说，在没有经过任何民主自由观念启蒙的前提下，在后文我们要讲的反民主自由的教化和阻止对专政毒素清算的前提下，在旧制度的假面还没有揭开的前提下，左转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可能是更自然的事。但，我们不可以理解为中国人不需要民主自由。
二、通向现代政治的路被设置了重重障碍
就在2011年初，吴邦国还提出“六个不搞”：“从中国国情出发，郑重表明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这是公开否定民主宪政。2011年年中，解放军报还在大批特批“军队国家化”。其实从中共执政以来，从来没有把民主宪政设计为中国政治的前途，哪怕是可选项也没有过。
这种障碍，集中体现在妖魔化民主宪政上。在信息封锁的年代，编造“西方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谎言，尽管我们的人民真的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样更可以制造恐怖：我们都这样难过了，西方的水深火热该是怎样的不堪啊！后来自己要崩溃了，没有办法只得开放，结果就是“西方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个谎言的破灭。怎么办？于是，“中国国情”成为挡箭牌。现在环球时报的主编又以“民主会导致国家和民族分裂”来恐吓人民。妖魔化民主宪政有三个基本方法。一个是恐吓。拿动乱恐吓、拿分裂恐吓……苏联解体后又拿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下降和经济倒退等等来恐吓。尽管这些现象本质上是专政这个因结下的果。一个是瞒，就是搞信息封锁，双向度的信息封锁。一个向度是时间向度，主要是掩盖历史。它通过教育实现。另一向度是空间向度。比如互联网，中国的互联网有双重城墙。一重是隔断中国人向外获取信息；一重是阻隔内部信息被广泛传播。刚刚发生的增城事件，国内媒体不报到，也不允许传播。一个是骗。最高级的骗则是编造理论，这个历史由来已久。不过多数时间里，编造的理论呈现越来越弱智的趋势。但最近以来，似乎有所改变。这是我刚刚发现的，就是解放军报反对军队国家化的文章。这是妖魔化民主宪政进入更高的层次的表现，也是中共收买学者政策胜利的表现。以前他们只信任自己培养的御用文人。这些人现在也还在使用。不过他们的脑子只有党文化，装的只是浆糊。说出来的话让人笑话。现在通过市场经济结合专政制度，统治手段更加丰富了，于是开始收买无良学者。这里我举一个例子：孔庆东和刘永年。孔是“党”养大的。可以说出“你看美国电影你还是人吗”这样脑残的话来。刘不同，刘在分析中国问题时常常还有独到的见解。如果他突然说：中国现行制度是最好的制度，则很有蛊惑力。我们看看宪政学者秋风的一条微博：“新加坡人郑永年讲话，奢谈中国当下政治模式为人类最好，简直完美无缺。在下实在不能忍受这种侮辱众人智力的行径，与一研究政治哲学的朋友愤而起身离开。经过主席台，手指郑氏，高声痛斥”撒谎“三声，临出门再斥一声，方觉痛快。我想不明白，什么可以让一个人如此变态？”
妖魔化民主宪政必然要妖魔化美国。看看2001年美国发生“9.11”中国社会洋溢着一派欢乐的节日气氛，就知道这种愚民教育是多么成功！我那时候还在监狱服刑，专管我的狱警喜气洋洋跑来对我说：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喜讯。我很是诧异：除了释放我还有什么天大喜讯呢？我漠然的看他。他说美国被炸了！我说：美国被炸了，值得高兴吗？或许我的语气很愤怒和激烈。他愣住了，半天说不出话。问题是：不是一个中国人这样，而到处都是幸灾乐祸、到处都是愚昧的喜庆！使大多数中国人丧失是非标准，可见党国是很下了一番功夫的（不过党国肯定尝到过自己种的果子的苦涩的滋味：放弃底线的愚民教育必然使整个社会缺乏底线；对别人幸灾乐祸，也必然对自己人幸灾乐祸）。
三、通向地狱之门却是敞开的
关上了通向天国之门的同时，堕落向地狱的路却是畅通的。首先，人所共知：左的历史仍然是禁区，比如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比如六四真相等等。在国内是看不到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的。今年茅于轼先生只不过在网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毛泽东的评论性文章，有证据表明随后的毛左们的激烈反击是有政府层面支持的：否则在当前茉莉花革命不准集会的时候怎么可能有发生在山西的批茅于轼的“公审大会”？当然茅的文章很快被删是意料之中的事了。其次，左的历史被捂上盖子还不是最大的问题，更大的问题是美化左的历史。这些年所谓的红色影视占住国内主流媒体。有些无良的艺术人也在制造左的浪漫。这对青春期的学生有足够的迷惑性。其三，前文我指出的：我们还有一个左的制度的核心。它有着强大的自我复制的力量。特别是这个制度结合它的利益获得者，这种自我保护、自我复制的能力更是无法估量。这里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法律职业化。应该说这是比较符合现代政治价值取向的一项改革。在宪法写入“依法治国”的条文后，进步是明显的。可是目前看，旧的法律体制自我复制是成功的，而且成功得不可思议。先是中国的最高大法官竟然没有做过律师、没有做过检察官、也没有做过法官！不知道是否是法律专业毕业？2011年6月是注定要载入史册的：中国的市长开始坐堂审案了！江苏海门市长“坐堂审理”民告官的行政复议，看看像不像几千年来县官之类“坐堂审案”？怪不得吴邦国早些时候说中国不搞三权分立了。只有回到官们“坐堂审案”才是真正的落实了不搞三权分立！沿着目前的路径发展下去，谁也不敢说这不是旧体制复制自我的方向！法律职业化向旧的法律政治化回归是不争的事实。还有一个就是本来是自由成长起来的最有市场属性的温州民营经济，除了被正在体制狙击之外，现在还有被体制化的危险。我这里特别强调；中国政治制度的极左的核心。它必然只实现其自身的价值。比如公权力侵害私权利在中国普遍发生，而且已经构成中国社会稳定的最大威胁。按道理讲，约束公权力、扩张私权利是最方便有效的。怎么约束和扩张呢？简单的就是自由选举。可是我的朋友们要参选今明年的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却是困难重重：被地方政府恐吓骚扰！
有人说经济发展了，必然会有政治的民主。长期看历史的趋势，这个观点是不错的。但就民主的具体路径来看，没有强劲的狙击，中国绝不会自动走向民主的，恰恰相反，左转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尽管左转的结果是这个政权的必然崩溃。我要提醒那些迷信经济决定论者；在一个全面专政的制度架构下，财富增加社会谈判力或博弈的能力，但比较与具有极左内核的这个政权来，其增加的力量是有限得多。经济的发展也给这个政权提供了新的控制社会的手段，而且这个手段在短时间内还是很有效的。问题不是中国会不会走向民主，而是在实现民主之前会不会有人像希特勒要全体德国人陪葬一样要全体中国人为极左体制陪葬！所以，不管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有识之士，都必须狙击这个左转，避免全体中国人为极左的体制陪葬。
北京之春2011年7月1日
2011年6月25日星期六
吴义龙：没有反对党就没有现代政治——写在中国民主党成立十三周年之际
浙江中国民主党人吴义龙
1998年6月25日，王有才、王东海、林辉三人去浙江省民政厅申请注册中国民主党浙江省委员会，同时宣告了中国民主党浙江省筹备委员会成立。由于当局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没有作为，但根据大陆相关法律，在事实上宣告了中国民主党浙江省委员会的合法性。
1998年是注定要写进历史史册的一年。这一年年初天象很是罕见。罕见的大雪、罕见的冬日里雪天的雷电交加。有才曾经神秘地告诉我这是天变的迹象:冤情必被昭雪！现在看来，它预示着一场新的健康的政治运动的到来——以现代的民主宪政取代旧的污浊的、腐败的专政体制，它将以现代政党政治的名义开幕。它也预示着以中国民主党作为民主宪政运动的载体必然犹如寒冬高压下的惊雷打破中国政治的困局，为中国创出全新的政治天地！
“六四”屠杀是中国当代政治的分水岭，它使关注中国政治前途的人们得以觉醒。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的三个主要创党人都来自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运动绝对不是偶然的。王有才是北京高自联的领导者之一，曾被全国通缉，并被判刑入狱；当年祝正明虽然已经工作，但他还是去了天安门广场参加抗议，并且作了演讲；我是5月底到天安门广场的，参加了5月28日的大游行。我相信，我们都是从那以后开始思考和寻找中国的政治出路的，并有同样的答案：把中国交给一个政党和交给一个独裁者同样地可怕、危险。我们还看到：汹涌澎湃的八九民主运动被镇压后，竟然那么久黯然无声。
于是，我们开始探索新的道路。那些年，有才的处境艰难得多，但他还是做了很多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与各地朋友保持了联系。这在以后的中国民主党组党及相关活动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祝正明在这一段时间最大的成就是写作并出版了一本普及民主知识的著作《民主政治》，成为浙江民主党人的一块耀眼的招牌。那时候我的处境最好，在大学任职，先是教书，后搞了个周报，大约出了近百期；之后，又创办了一本杂志《九三年》，这是我首次有目的地尝试倡导现代人道主义价值。后来，我到杭州大学读研，1996年开始搞读书会，1997年在研究生中成立秘密政党，开创了以政党运作读书会的模式。1998年通过朋友介绍，王培剑等人加入读书会，由此读书会走出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原杭州大学校区），成为杭州三联读书会，出版会刊《读书人》，确立自由主义作为我们的价值追求。那时候党员是秘密的。
有才没有正式加入——小范围里的讨论他也参加，主要是为了防止当局破坏，因为他正被严密监控。培剑是他与读书会联系的纽带。正明那时候做一个工厂的车间主任，他的《民主政治》出版后，他第一见面就带给了我。这里我想说：在浙江整个民主宪政运动中包括我、祝正明、王有才、毛庆祥、朱虞夫、王荣清、力虹、徐光、陈树庆、吕耿松、池建伟、聂敏之、魏祯凌、单称峰、谭凯、戚惠民、范子良、薛明凯、魏水山以及王东海、林辉等，仅是该运动中的一小部分，很多人在这个过程中遭受迫害，做了无名英雄。
1998年4月底，有才告诉我要去北京，联络朋友们组党。我不知道培剑有没有告诉他，杭州三联读书会就是由一个秘密政党运作的，不过我没有说。那时候他倾向于组织自由正义党，他列了几条纲领，我看过。他去了北京，但很快就被押了回来。那些天里，读书会的活动开展得很好，核心圈子的交流也集中在是否公开组党这一点上，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当然是组党时机。后来我知道有朋友认为组党时机不成熟，而且认为时机成熟的标志是中共允许组建反对党。真的是可笑。这样的时机有吗？我们的组党不在中共是否允许，而是：1.时代是否需要；2.我们是否可以发出声音；3.我们自己是否可以坚持下来；4.代价是否可以承受；5.我们是否有一定的存在空间。
现在回头看，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比如时代迫切需要现代政党政治。我们那时提出反对党作为压力、动力和减震器（减压阀），现在看来很切合中国的实际需要了。比如，当今执政党公信力丧失殆尽，它已经不再是社会的稳定力量了，而是促进动荡的力量。它暂时还可以依靠暴力维系统治，而一旦它不再能维系，难道看着中国陷入内战和混乱吗？一支有作为的社会稳定力量不是一天可以形成的。13年过去了，中国民主党在漫长的抗争和被迫害中，有上百人坐牢，但是它的不屈不挠，已经成长为一支政治力量。当今，中国社会明显失序，群体性事件不断，我们回看，可以肯定地说，当初公开组党的决定是正确的，抓住了历史机遇。
1998年6月9日，我和正明、培剑等朋友在杭州大学东草坪讨论上述有关组党的问题。前几日，我曾与余心焦长谈，我建议公开组党，并且首先要发出声音。当时，美国总统将访华，在大陆和香港停留7天，我们可以在这段时间发布建党信息。我们有存在空间吗？讨论中，我首先转达了余心焦的组党活动情况。余在5月秘密组织政党，名称大约是中华复兴党，以文化复兴运动作为底子，以毛泽东为精神领袖、主张暴力革命。他在召开建党成立大会时，我到了场外，现场有很多警察，但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现场抓捕。5月中旬余被捕，三天后释放。因此，我们认为中国大陆存在一定的组党空间。有了这个狭小的空间，根据我们当时的力量，是可以坚持下来的，只要我们策略得当。
6月14日，有才、正明突然到我的宿舍找我。有才第一句话就是：你不是说要公开组党吗？我们谈谈。（那时候正明非常活跃，除了参与读书会的活动，还经常和有才联系。后来，第一次筹备会上的宣言和党章也是他经过与有才联系起草的。）于是我们去杭州大学西草坪正式讨论组织中国民主党的有关事宜，这称之为“杭大草坪会议”（准确地说是第二次“杭大草坪会议”，第一次应该是6月9日的会议）。这一次会议只有我们仨，主要谈党的名称、政治主张、策略以及筹备会议的时间、参加的人员、开会地点、安全等。那时候我们确立了两个原则：公开、和平——即非暴力；名称为中国民主党。基于地方自治和民主的原则，我们将要成立的是中国民主党浙江省筹备委员会，也确立了向当局申请成立中国民主党浙江省委员会的策略。实际上这些做法孕育了理性和合法的原则。后来我把它们归纳成现在的组党四原则：和平、理性、公开和合法。
6月24日即克林顿总统到中国的前一天夜里，我们如约到正明家开中国民主党浙江省筹备委员会的成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五人：有才、正明、东海、林辉和我。会议讨论了宣言草案、党章草案，重点是讨论策略问题。为了保证持续发展，我们安排了一线、二线，我和正明在二线。原因是比较而言我们没有被当局特别注意，尽管我在组织读书会的时候已经被国家安全局逮捕过6次了。会议还为中国民主党浙江省筹备委员会的7月10日第一次代表大会做准备。区别于其它组织的是：我们没有讨论职务之类的东西，我以为这样做对浙江民主党持续发展是有决定性作用的，因为大家不是为某个人参加民主党，也不必等待某个人的命令才可以活动。所以在我们早先参与的人员被打压后，其他人的工作就凸显出来了。我们的重点是如何持续。当然我们也讨论了代价问题，那时候我们以为空间是有的，但不大，所以要有坐牢的准备。我们估计了一下，可能要坐10年左右。我们以为是可以承受的。后来有才和我被判了11年、正明10年。
1998年6月25日中共国第一个公开的反对党正式宣告成立，拉开了冲击党禁的序幕！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http://shuangzhoukan.hrichina.org/article/1088
第55期2011年6月30日
1998年6月25日，王有才、王东海、林辉三人去浙江省民政厅申请注册中国民主党浙江省委员会，同时宣告了中国民主党浙江省筹备委员会成立。由于当局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没有作为，但根据大陆相关法律，在事实上宣告了中国民主党浙江省委员会的合法性。
1998年是注定要写进历史史册的一年。这一年年初天象很是罕见。罕见的大雪、罕见的冬日里雪天的雷电交加。有才曾经神秘地告诉我这是天变的迹象:冤情必被昭雪！现在看来，它预示着一场新的健康的政治运动的到来——以现代的民主宪政取代旧的污浊的、腐败的专政体制，它将以现代政党政治的名义开幕。它也预示着以中国民主党作为民主宪政运动的载体必然犹如寒冬高压下的惊雷打破中国政治的困局，为中国创出全新的政治天地！
“六四”屠杀是中国当代政治的分水岭，它使关注中国政治前途的人们得以觉醒。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的三个主要创党人都来自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运动绝对不是偶然的。王有才是北京高自联的领导者之一，曾被全国通缉，并被判刑入狱；当年祝正明虽然已经工作，但他还是去了天安门广场参加抗议，并且作了演讲；我是5月底到天安门广场的，参加了5月28日的大游行。我相信，我们都是从那以后开始思考和寻找中国的政治出路的，并有同样的答案：把中国交给一个政党和交给一个独裁者同样地可怕、危险。我们还看到：汹涌澎湃的八九民主运动被镇压后，竟然那么久黯然无声。
于是，我们开始探索新的道路。那些年，有才的处境艰难得多，但他还是做了很多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与各地朋友保持了联系。这在以后的中国民主党组党及相关活动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祝正明在这一段时间最大的成就是写作并出版了一本普及民主知识的著作《民主政治》，成为浙江民主党人的一块耀眼的招牌。那时候我的处境最好，在大学任职，先是教书，后搞了个周报，大约出了近百期；之后，又创办了一本杂志《九三年》，这是我首次有目的地尝试倡导现代人道主义价值。后来，我到杭州大学读研，1996年开始搞读书会，1997年在研究生中成立秘密政党，开创了以政党运作读书会的模式。1998年通过朋友介绍，王培剑等人加入读书会，由此读书会走出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原杭州大学校区），成为杭州三联读书会，出版会刊《读书人》，确立自由主义作为我们的价值追求。那时候党员是秘密的。
有才没有正式加入——小范围里的讨论他也参加，主要是为了防止当局破坏，因为他正被严密监控。培剑是他与读书会联系的纽带。正明那时候做一个工厂的车间主任，他的《民主政治》出版后，他第一见面就带给了我。这里我想说：在浙江整个民主宪政运动中包括我、祝正明、王有才、毛庆祥、朱虞夫、王荣清、力虹、徐光、陈树庆、吕耿松、池建伟、聂敏之、魏祯凌、单称峰、谭凯、戚惠民、范子良、薛明凯、魏水山以及王东海、林辉等，仅是该运动中的一小部分，很多人在这个过程中遭受迫害，做了无名英雄。
1998年4月底，有才告诉我要去北京，联络朋友们组党。我不知道培剑有没有告诉他，杭州三联读书会就是由一个秘密政党运作的，不过我没有说。那时候他倾向于组织自由正义党，他列了几条纲领，我看过。他去了北京，但很快就被押了回来。那些天里，读书会的活动开展得很好，核心圈子的交流也集中在是否公开组党这一点上，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当然是组党时机。后来我知道有朋友认为组党时机不成熟，而且认为时机成熟的标志是中共允许组建反对党。真的是可笑。这样的时机有吗？我们的组党不在中共是否允许，而是：1.时代是否需要；2.我们是否可以发出声音；3.我们自己是否可以坚持下来；4.代价是否可以承受；5.我们是否有一定的存在空间。
现在回头看，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比如时代迫切需要现代政党政治。我们那时提出反对党作为压力、动力和减震器（减压阀），现在看来很切合中国的实际需要了。比如，当今执政党公信力丧失殆尽，它已经不再是社会的稳定力量了，而是促进动荡的力量。它暂时还可以依靠暴力维系统治，而一旦它不再能维系，难道看着中国陷入内战和混乱吗？一支有作为的社会稳定力量不是一天可以形成的。13年过去了，中国民主党在漫长的抗争和被迫害中，有上百人坐牢，但是它的不屈不挠，已经成长为一支政治力量。当今，中国社会明显失序，群体性事件不断，我们回看，可以肯定地说，当初公开组党的决定是正确的，抓住了历史机遇。
1998年6月9日，我和正明、培剑等朋友在杭州大学东草坪讨论上述有关组党的问题。前几日，我曾与余心焦长谈，我建议公开组党，并且首先要发出声音。当时，美国总统将访华，在大陆和香港停留7天，我们可以在这段时间发布建党信息。我们有存在空间吗？讨论中，我首先转达了余心焦的组党活动情况。余在5月秘密组织政党，名称大约是中华复兴党，以文化复兴运动作为底子，以毛泽东为精神领袖、主张暴力革命。他在召开建党成立大会时，我到了场外，现场有很多警察，但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现场抓捕。5月中旬余被捕，三天后释放。因此，我们认为中国大陆存在一定的组党空间。有了这个狭小的空间，根据我们当时的力量，是可以坚持下来的，只要我们策略得当。
6月14日，有才、正明突然到我的宿舍找我。有才第一句话就是：你不是说要公开组党吗？我们谈谈。（那时候正明非常活跃，除了参与读书会的活动，还经常和有才联系。后来，第一次筹备会上的宣言和党章也是他经过与有才联系起草的。）于是我们去杭州大学西草坪正式讨论组织中国民主党的有关事宜，这称之为“杭大草坪会议”（准确地说是第二次“杭大草坪会议”，第一次应该是6月9日的会议）。这一次会议只有我们仨，主要谈党的名称、政治主张、策略以及筹备会议的时间、参加的人员、开会地点、安全等。那时候我们确立了两个原则：公开、和平——即非暴力；名称为中国民主党。基于地方自治和民主的原则，我们将要成立的是中国民主党浙江省筹备委员会，也确立了向当局申请成立中国民主党浙江省委员会的策略。实际上这些做法孕育了理性和合法的原则。后来我把它们归纳成现在的组党四原则：和平、理性、公开和合法。
6月24日即克林顿总统到中国的前一天夜里，我们如约到正明家开中国民主党浙江省筹备委员会的成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五人：有才、正明、东海、林辉和我。会议讨论了宣言草案、党章草案，重点是讨论策略问题。为了保证持续发展，我们安排了一线、二线，我和正明在二线。原因是比较而言我们没有被当局特别注意，尽管我在组织读书会的时候已经被国家安全局逮捕过6次了。会议还为中国民主党浙江省筹备委员会的7月10日第一次代表大会做准备。区别于其它组织的是：我们没有讨论职务之类的东西，我以为这样做对浙江民主党持续发展是有决定性作用的，因为大家不是为某个人参加民主党，也不必等待某个人的命令才可以活动。所以在我们早先参与的人员被打压后，其他人的工作就凸显出来了。我们的重点是如何持续。当然我们也讨论了代价问题，那时候我们以为空间是有的，但不大，所以要有坐牢的准备。我们估计了一下，可能要坐10年左右。我们以为是可以承受的。后来有才和我被判了11年、正明10年。
1998年6月25日中共国第一个公开的反对党正式宣告成立，拉开了冲击党禁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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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期2011年6月30日
2011年5月20日星期五
2011年5月11日星期三
吴义龙：左转就是自掘坟墓
如果我的感觉没有错的话，中国向左转应该始于2005年前后，经济上、政治上都有表现。
经济上就是国进民退，我们可以以日照钢铁为例。日照钢铁是民营企业，它被山东钢铁硬吃进去，朋友们可以去查查资料，采用了包括银行断贷等等手段。同样的例子发生在很多效益好的企业身上……这在石油、煤炭、航空、电子银行、网络服务等等行业最为突出。问题是这样的趋势并没有停止脚步，今年刚刚听说，连马云的阿里巴巴也被官家股份了。国退民进的一个最基本方式是：以全民创造的财富，无偿地投入给几个大型国企。同时借助国企的资源垄断吸附全社会的资本。所以即使国企在国民经济的总份额不占绝对优势，但通过这种方式使国企在国民经济中的真实份额可以任意扩大到任何地步。
政治上，我们知道当初的改革主要集中在：一是权力社会化，就是有些权利被迫交还人民，这个体现为人民有了部分的经济自由，在农村是土地到户，人民可以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部分产品如何处置以及人民的部分迁徙自由（正是由于人民拥有了部分自由，才激发了人民的自由创造的热情和能力，才有了中国经济的长足发展。注意：把中国经济的发展归功于旧体制，比如专政制度，是可笑的。因为如果专政制度真的可以有经济的长足发展，那么中国经济就应该发展在毛时代，那时是全面专政，专政制度的优势不是可以最充分发挥它的价值么）。二是分权，包括创立司法权和立法权，实际上形成司法、行政和立法的分权，也包括党政分开，根本的是党政分开。我们以党政分开为例。党政分开可能是分步进行的，已经完成的一步是党国体制的确立：党政分开，同时又叠床架屋，建立了双重行政体制——行政首长的执行和共党首长决策。更进一步是共党退出日常行政事务，这在企业和学校的业务较强的部门已经开始施行。但2005年以来，党政开始了反向改革：党政合一。这一点在乡一级最为突出——中共党委书记兼任乡镇长。党统筹各方是党政不分的具体政策。而在权力社会化方面也有很多倒退的地方，向人民回归的权利，比如我在监狱里感觉还像那么回事的村级选举，现在已经基本结束，也即又回归到特权政治。
左转了吗，中国政治？我看有人是有这样的打算，那么多中共最高级官员去重庆表态支持唱红打黑，就是一个证明。我的问题是：左转有出路吗？这个问题在某些利令智昏者那里，实在难以搞清楚，尽管他“这个不搞”、“那个不搞”挂在嘴边。
我们可以拿大清国和党国做一个比较，或许就不难选择走什么路了。
大清国和党国是可以一比的。
1、改革就是政治正确。
党国，以邓的话说，是“政治、经济双重崩溃的边缘”，为了挽救中共专政，不得不进行改革开放。我们注意：不改革开放只有双重崩溃，“死路一条”。也就是说，中共以什么来确立它的政治合法性呢？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什么？就是否定既有的政治经济制度。如果这个制度是好的，还要改革开放吗？如果这个制度是好的，那么会到双重崩溃的边缘吗？这么简单的问题用脚趾头也想得明白的。
由于改革是这个政权创造合法性基本策略，改革，也就是政治正确。现在人们以这些年的物质改善来证明这个政权的合法性（本质上合法性只有一条就是人民授权），而物质的改善通过改革而来。改革就是维系政权存在的核心价值。
大清国，也一样。它在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的双重打击下，人民同样对这个政权失望之极，它的合法性也受到致命的打击。洋务运动，这个大清的改革开放，也即改革成了大清的政治正确，成了挽救这个政权的唯一手段。同样由于它改善了社会的基本条件，使得改革成为那个时代的核心价值。
2.任何背离改革路径的盲动必然埋葬这个政权。
我们可以说，在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受到致命打击的时候，首先崩溃的就是其核心价值。在新的价值没有建立起来之前，挽救这个政权的政策或手段在一定时期必然取代旧的价值。这里最重要的必须是：这个政策或手段的有效性。改革在大清国和党国，显然就是这样的政策和手段。它取得了这样的地位。
大清国是如何崩溃的，或者说革命是任何取代改革成为时代的主要价值？改革作为维系这个政权的新价值由于血腥镇压戊戌变法而彻底崩溃。我们要注意的是：改革作为这个时代的新价值是十分脆弱的，它本来就是临时的、不稳定的。
我们知道戊戌变法以后大清国不是不再改革，改革力度不可谓不大，然而一旦改革这个新的价值被大清国自己否定了，这时的改革就成了帝国的自说自话，人民已经选择了这个核心价值的反面即革命，任何人也无法改变这个价值既定的路径！
党国，实际上也到了这个危急的关头。照老路，改革再也走不下去了，于是有两条路径选择：一是突破改革瓶颈，搞政治体制改革；一是回头路。我要特别提醒的是：这些年的左转不是莫名其妙的，恰恰是对这个危急关头的回应。旧体制对民主体制的天然抵制的内在机制迫使执政者走回头路。
那么走回头路的结果是什么呢？我敢打赌：唯一的结果就是否定了还很脆弱的维系这个政权存在的核心价值！改革一旦不再正确，过去的价值又早就被改革所否定了，那么除了大清国的结局还有其他可能吗？一旦红歌唱响全国，也必然是改革正确这个核心价值最后崩溃之时。
左转（包括镇压改革的诉求）必然是自掘坟墓。
北京之春2011年5月11日
经济上就是国进民退，我们可以以日照钢铁为例。日照钢铁是民营企业，它被山东钢铁硬吃进去，朋友们可以去查查资料，采用了包括银行断贷等等手段。同样的例子发生在很多效益好的企业身上……这在石油、煤炭、航空、电子银行、网络服务等等行业最为突出。问题是这样的趋势并没有停止脚步，今年刚刚听说，连马云的阿里巴巴也被官家股份了。国退民进的一个最基本方式是：以全民创造的财富，无偿地投入给几个大型国企。同时借助国企的资源垄断吸附全社会的资本。所以即使国企在国民经济的总份额不占绝对优势，但通过这种方式使国企在国民经济中的真实份额可以任意扩大到任何地步。
政治上，我们知道当初的改革主要集中在：一是权力社会化，就是有些权利被迫交还人民，这个体现为人民有了部分的经济自由，在农村是土地到户，人民可以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部分产品如何处置以及人民的部分迁徙自由（正是由于人民拥有了部分自由，才激发了人民的自由创造的热情和能力，才有了中国经济的长足发展。注意：把中国经济的发展归功于旧体制，比如专政制度，是可笑的。因为如果专政制度真的可以有经济的长足发展，那么中国经济就应该发展在毛时代，那时是全面专政，专政制度的优势不是可以最充分发挥它的价值么）。二是分权，包括创立司法权和立法权，实际上形成司法、行政和立法的分权，也包括党政分开，根本的是党政分开。我们以党政分开为例。党政分开可能是分步进行的，已经完成的一步是党国体制的确立：党政分开，同时又叠床架屋，建立了双重行政体制——行政首长的执行和共党首长决策。更进一步是共党退出日常行政事务，这在企业和学校的业务较强的部门已经开始施行。但2005年以来，党政开始了反向改革：党政合一。这一点在乡一级最为突出——中共党委书记兼任乡镇长。党统筹各方是党政不分的具体政策。而在权力社会化方面也有很多倒退的地方，向人民回归的权利，比如我在监狱里感觉还像那么回事的村级选举，现在已经基本结束，也即又回归到特权政治。
左转了吗，中国政治？我看有人是有这样的打算，那么多中共最高级官员去重庆表态支持唱红打黑，就是一个证明。我的问题是：左转有出路吗？这个问题在某些利令智昏者那里，实在难以搞清楚，尽管他“这个不搞”、“那个不搞”挂在嘴边。
我们可以拿大清国和党国做一个比较，或许就不难选择走什么路了。
大清国和党国是可以一比的。
1、改革就是政治正确。
党国，以邓的话说，是“政治、经济双重崩溃的边缘”，为了挽救中共专政，不得不进行改革开放。我们注意：不改革开放只有双重崩溃，“死路一条”。也就是说，中共以什么来确立它的政治合法性呢？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什么？就是否定既有的政治经济制度。如果这个制度是好的，还要改革开放吗？如果这个制度是好的，那么会到双重崩溃的边缘吗？这么简单的问题用脚趾头也想得明白的。
由于改革是这个政权创造合法性基本策略，改革，也就是政治正确。现在人们以这些年的物质改善来证明这个政权的合法性（本质上合法性只有一条就是人民授权），而物质的改善通过改革而来。改革就是维系政权存在的核心价值。
大清国，也一样。它在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的双重打击下，人民同样对这个政权失望之极，它的合法性也受到致命的打击。洋务运动，这个大清的改革开放，也即改革成了大清的政治正确，成了挽救这个政权的唯一手段。同样由于它改善了社会的基本条件，使得改革成为那个时代的核心价值。
2.任何背离改革路径的盲动必然埋葬这个政权。
我们可以说，在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受到致命打击的时候，首先崩溃的就是其核心价值。在新的价值没有建立起来之前，挽救这个政权的政策或手段在一定时期必然取代旧的价值。这里最重要的必须是：这个政策或手段的有效性。改革在大清国和党国，显然就是这样的政策和手段。它取得了这样的地位。
大清国是如何崩溃的，或者说革命是任何取代改革成为时代的主要价值？改革作为维系这个政权的新价值由于血腥镇压戊戌变法而彻底崩溃。我们要注意的是：改革作为这个时代的新价值是十分脆弱的，它本来就是临时的、不稳定的。
我们知道戊戌变法以后大清国不是不再改革，改革力度不可谓不大，然而一旦改革这个新的价值被大清国自己否定了，这时的改革就成了帝国的自说自话，人民已经选择了这个核心价值的反面即革命，任何人也无法改变这个价值既定的路径！
党国，实际上也到了这个危急的关头。照老路，改革再也走不下去了，于是有两条路径选择：一是突破改革瓶颈，搞政治体制改革；一是回头路。我要特别提醒的是：这些年的左转不是莫名其妙的，恰恰是对这个危急关头的回应。旧体制对民主体制的天然抵制的内在机制迫使执政者走回头路。
那么走回头路的结果是什么呢？我敢打赌：唯一的结果就是否定了还很脆弱的维系这个政权存在的核心价值！改革一旦不再正确，过去的价值又早就被改革所否定了，那么除了大清国的结局还有其他可能吗？一旦红歌唱响全国，也必然是改革正确这个核心价值最后崩溃之时。
左转（包括镇压改革的诉求）必然是自掘坟墓。
北京之春2011年5月11日
2011年4月6日星期三
陈树庆：甘为民主铺路石：记毛庆祥、胡晓玲夫妇
经常有人夸我们浙江民运是一个优秀群体，也有人好奇地问：为什么在中共当局一再严厉打压下，浙江民主党不断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仍能做到“打不垮、拖不烂”并继续向前发展？我有时回答人家：是因为我们内部“忠信勇敢、友爱宽容、廉洁自律”之团队正气始终保持主导地位，再加上众人拾柴火焰高。这样归纳，比较抽象，实际上很多人还是不解。一定要形象、生动地展开具体分析，因素很多，众说纷纭，在此我就以毛庆祥、胡晓玲夫妇的民运经历为例，谈谈中国民主党人的“铺路石”精神，籍以共勉。
毛庆祥，1950年5月24日出生，杭州市人，祖籍浙江诸暨。1968年，毛庆祥初中毕业，次年参军在上海警备区服役，1971年服役期满，退伍后分配到杭州磁钢厂工作。年轻时的毛庆祥感受到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和人民所造成的深重灾难，独立思考精神促使他摆脱中共对人民的愚弄说教和宣传，开始探求中国社会的出路与前途，多少看到了一些症结所在，做好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准备。
1976年4月5日，借全国悼念周恩来去世反对毛泽东的“四五”活动，毛庆祥在当时杭州市政府附近的“民主墙”张贴了他的第一首诗作《何惧魔障再作孽》：
晴明祭灵甚悲切，烈士英魂永不灭；
总理遗容尚在前，顿起风云逆流急。
光明伟业奠基人，丰功伟绩永不灭；
如今健儿承遗志，何惧魔障再作孽。
该诗后被收录于中国青年出版社《四五诗选》第60页，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历史档案和不少经历人回忆录的公布，周恩来大奸若忠的两面人性逐渐被揭示，该诗作为当时一个追寻真理的青年如何也被蒙蔽之例子，毛庆祥先生每谈及此，就告诫大家了解真相的重要性。
因为参加“四五”运动遭到清算，从1976年6月底一直到10月中旬，毛庆祥被杭州公安局关押在水亭址的公安拘留所。突如其来的关押，并没有让毛庆祥先生屈服，他也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在心灵的宁静中继续苦苦思索。为什么中国社会一直那么多灾多难，老是“恶人当道”？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去剖析，毛庆祥先生从中认识到当今中国之所以这样，是缺少了人类社会最基本的要素，那就是“民主、自由和博爱”。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毛庆祥先生获平反，他由此认识了当时一同参加过“四五”运动的聂敏之、朱虞夫、沈建民等人。
1979年，发端于北京西单民主墙的民主运动影响到浙江，以76年“四五”运动参与者为基础的浙江有志之士也纷纷行动起来，将杭州的民主墙活动搞得红红火火。在该运动中聚集了一大批“黑暗中的盗火者”，相互交流思想与认识，并萌发了许多生机勃发的民刊（因其“出自民间”并“宣扬民主”，故称之为民刊），而毛庆祥就是参与其中的佼佼者之一。
在杭州的民主墙活动中， 除了在公开场合演讲宣扬民主自由思想外，对排版和印刷有专门研究的毛庆祥，先后承担起多个民刊的印制工作，是民间组织“中华全国民刊协会”的重要成员。最初，毛庆祥参与了聂敏之、叶航等人编辑的《四五》月刊；从1980年10月到1981年又和王荣清等人编印《之江》；毛庆祥先生还担任了傅申奇先生主编的《华东民刊》、《责任》的编印工作，由傅申奇送来稿件，毛组织排版、校对与印刷后送交傅申奇组织发放，毛庆祥先生自己负责浙江范围的民刊散发工作。
1981年4月1日，毛庆祥先生和胡晓玲女士喜结连理，两人不仅感情深厚，还同样抱负着推动中国民主自由运动的强烈愿望。婚后不久借蜜月之旅，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绕全国各地跑了一圈，福州、广州，桂林、北京、青岛、上海等地，其中以广州见到王希哲、刘国凯等人最为成功，还带回了《告各界（届）人民书》广为散发，加强了浙江民运与全国各地同仁的交流与联系。同年8月13日，新婚不久的毛庆祥被中共当局抓走，不久，被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杭法刑初（81）47号刑事判决书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三年。
毛庆祥第一次出狱后，当局“政保”为了分化瓦解民运，想做他的工作为其服务，虽遭到毛庆祥先生的严辞拒绝，但还是引来了一些同道人对他的误解和别有用心者对他的中伤。毛庆祥先生问心无愧、坦然以待，及时向其他同道人讲明原委，随著时间的推移，这些误解和中伤不攻自破。
为养家糊口，毛庆祥先生做过多种生意，有赔有赚，自由亚洲电台《不同的声音》节目主持人谷季柔女士曾说他“生财有道”。他到青岛开过饭店，与牟传珩先生等人较熟。1989年5、6月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期间，毛庆祥在杭州的照相馆处于生意兴隆期间，他联系当时开羊毛衫厂的王荣清，两人购买了大量面包、矿泉水、可乐等，与其他杭州市民一起支持慰问正在武林广场集会、绝食抗议的学生。1998年6月初，他正在温州开舞厅，自己还兼交谊舞老师，生意尚可，王东海通知了毛庆祥有关王有才、林辉、吴义龙、王培剑等人正在准备公开筹组中国民主党的事宜，毛庆祥毅然放下手头的生意回杭州，马上动员王荣清、朱虞夫、沈建民、聂敏之、戚惠民等人参与，使得七九民主墙运动、八九爱国学生民主运动、新生代知识分子骨干结合在一起，人才济济，为中国民主党浙江部分在一再付出巨大损失的情况下还能累败累战、奋勇前进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1998年9月由毛庆祥倡议并起名创办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党刊《在野党》，到次年9月共出版11期，王荣清担任主编，祝正明、吴义龙、李锡安、王金波、朱虞夫、单称峰和我都曾先后参与过编印工作。《在野党》刊物作为浙江民主党人争取民主权利的本身，通过宣传民主政治理念、争取民众支持的过程，在当时浙江民众和全国民运圈有过比较大的影响。
王有才先生被捕后，毛庆祥积极投入到呼吁和营救活动中去，并总协调浙江民主党的日常事务。例如为要求释放王有才等，1998年7月23日，他联同王荣清申请游行，25日被公安正式驳回。8月6日，他再次联同王荣清、李锡安、吴闯及沈建民去杭州市公安局递交了游行申请，申请于8月12日下午2时30分至5时30分举行游行，由武林广场出发，经延安路及解放路至市政府前静坐。毛庆祥和祝正明、姚振宪、李国涛、吴义龙及王荣清原定在11月21日下午在杭州凯旋饭店举行由浙江、上海约20名中国民主党成员参加协调会议，但警方为阻止这次会议而采取拘捕行动，在20日下午各会议参加人就分别被公安从家中带走，到次日下午5时许，众人才被放回家。同年12月15日，他被指参与非法社团活动再次被抓，后获释。
在中国民主党浙江创党的初期，我由于家里购房尚欠债务，当时自己生意也不错，所以1998年5月下旬王有才、林辉到我家商谈组党事宜时，我告诉他们“我明白组党有遭受政治迫害的巨大风险，如果自己坐牢而让家里孤妻幼女承受债主上门讨债，无论对于亲人还是对于信任我的债权人，情以何堪？我支持中国民主党，但我只能一般性参与或跟跟，等过一段时间我把债务还清后，才能为民主党冲锋陷阵”。由于我考虑问题比较保守，所以当年6月25日公开组党后，每当民主党内群情激昂之时，王有才常常把我叫到他家中当众发出“不同的声音”，这期间我就认识了毛庆祥、吴义龙、王荣清、朱虞夫、单称峰、祝正明、戚惠民等人。所幸，浙江民主党里的创党人员都胸怀大度，不因我的经常反对而排斥我，反而都很愿意与我结交。
1999年2月19日，吴义龙打电话告诉我次日（即大年初五），民主党在复兴茶室举办一次新春联谊会，有社会各界的朋友前来联欢。当我坐公交到美政桥站下车后，正向附近店家打探复兴茶室在哪里，看到对面停下一辆的士，王东海、祝正明还有一位中年女士（事后经介绍才知道是代表北京民运来浙江了解民主党运作情况的朱锐女士），就由他们带我去了茶室。当时有50多人聚在一堂，三教九流各色人等，人员很杂，也很热闹，由于大多数人不认识，我就只管自己喝茶、嗑瓜子。大家请主持人吴义龙致辞，突然间跑进几个壮汉把吴义龙叫了出去，吴片刻回来后说外面来了很多公安，他们要大家马上结束。众人不肯，有的说“我们聚会不违反任何法律，别理会公安的无理要求”，几人就大声唱起了歌来（后来我认识了他们是迟建伟、杨子、来金彪），音质慷慨浑厚，更加衬托了现场遽然紧张又不失悲壮的气氛；还有一人（也由此认识了萧利彬）说“公安不放心，请他们进来一起喝茶好了”，就带领大家跑出去拉公安，还把手里的糖果、瓜子往公安手里塞，弄得公安很尴尬。开始，公安很凶，尤其是一个叫陈新的政保，铁青着脸，要从茶室里出来的人一个个查身份证，我实在看不过去，过去大声质问他“你们凭啥想查就查？公民喝个茶也要带身份证不成？我就没带身份证，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听到吵闹过来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在一旁七嘴八舌议论开了。一个干部模样年纪较大河南口音的政保（事后知道乃当时杭州公安一处，即政治保卫处周处长，相当于现在的国保支队长）走过来对我说“陈树庆，你们聚也已经聚过了，现在好叫大家散了，以免惹出什么麻烦来”，他一眼就能认出我并叫上姓名，让我当时感到有点吃惊，我能理解公安“被绑架”干这见不得人的差使之难处，但担心散去后落单人员会遇到麻烦，就问他“我们散去后，你们好分头采取行动？”，他微笑着向我点点头，轻声保证说“放心好了”。当我知道吴义龙、朱虞夫等人已经护送外地来客（朱锐女士）安全走脱后，就开始说服大家相互照应结伴离开，自己殿后。发现毛庆祥一直就在我身边，并将我邀到了清泰门外莫邪塘西村5幢82-104室他的家中，这是我第一次到他家里。但后来才知道我们散了后，公安并没有完全遵守诺言，将晚到而落单的王金波抓了起来，短期关押后，由山东警方派人送回原籍。也传有风声说当时民主党要开浙江的代表大会，所以警方才会如此兴师动众，真是神经过敏！
毛庆祥先生为了民主党的事殚精竭虑，身先同伴。例如1999年3月14日下午1时30分，杭州中国民主党40多名成员原定在东清茶室举行座谈会，商讨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问题。结果他和王荣清、朱虞夫及祝正明在上午被拘一直至晚上才获释。15日毛庆祥参加抗议中共当局迫害王有才、秦永敏、徐文立的「百日绝食」行动，当日下午3时，不顾因饥饿而头昏眼花的他，坚持和王荣清、朱虞夫、李锡安及祝正明前往杭州公安局递交申请书，申请于3月18日下午至5时在湖滨公园举行集会。1999年6月1日，毛庆祥、我、池建伟和郑大中等人前往杭州市武林广场捐血，以爱心纪念十年前「六四」事件中为中国民主化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年轻大学生及市民。
毛庆祥先生待人诚恳热情、任劳任怨。各地到杭州联系民主党的民运同仁、老毛都热心接待。对协助或参与浙江民主党工作的住杭外地人员，认为需要找份活干干，解决了生活问题，才能更好地从事民运，老毛会亲自帮助联系找工作、或做点小生意等解决谋生。例如当时王金波在杭州能够行长时间安顿下来一起编印《在野党》杂志及参与其他民主党活动，与老毛就有很大的关系。又如吴义龙因参加民主党组创而被浙江大学取消了学籍，停发了毕业证书和硕士学位证书，而吴义龙民主理念坚定、思路清晰、才华横溢、吃苦耐劳，能否安顿下来，直接关系到浙江民主党的核心能力问题。吴义龙先生的两次搬家，从借人力力三轮车到搬运，老毛出力最多。王有才先生遭迫害后，朱虞夫家、王荣清家及一公园民主党人演讲的群众集会场所，当时都由老毛亲自带着我去认识和了解的。
虽然，毛庆祥作为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常务工作组成员，还被选为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委员，但他为人谦和，从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得失。我感触最深的是有一次我和徐光一起去他家，他对我们坦言道“中国民主事业之希望，在于你们年轻人，有理想、有知识、敢担当，更能对人民和国家负起责任来，我们做你们的铺路石”，当时徐光说“我们大家都是民主自由的铺路石”，老毛接着说“是啊，现在的组党人士将来未必能有治国安邦的才能，中国实现民主后，对领导人综合素质的要求相当高，可以请现在未参与组党的人来做民主党的主要负责人或我们推举他们竞选国家、地方的各级政府领导人，我们每一个创党人员都要有做铺路石的精神”，老毛的这番话对我影响很大。
1999年6月19日，毛庆祥被杭州公安局关押到三堡看守所“监视居住”，9月15日被正式逮捕。在审讯过程中，他为了避免或减轻其他同志可能遭受的迫害，就尽量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连审讯他的政保警察都说他“有点傻”。就这样，挽救了一些同志，尤其是掩护了约定担当二线负责人的王荣清先生，而毛庆祥自己则被当局重判。王荣清不负众望，在异常险恶、艰难的环境中，智深沉勇、坚守浙江民主党阵地，以《中国政党法草案》事件为契机，率众冲出低谷，这是后话。同年11月9日，毛庆祥和朱虞夫、吴义龙、徐光被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1999）杭刑初字第171号刑事判决书判处“颠覆国家政权罪”，毛庆祥被判有期徒刑8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12月10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毛庆祥被送到浙江省第二监狱服刑。
毛庆祥先生在服刑期间，曾受过一些不公正的待遇，狱方说他不肯认罪，就是对抗，把他长时间关禁闭，在一个很小的房间，整天只能躺在那里，看不见太阳。见硬的不行，就来软的，狱方就以减刑为条件，诱使他签写认罪书，但被他拒绝。对此，毛庆祥先生在2007年9月14日刑满出狱后说“为了减刑要我承认自己无犯的罪，我宁愿坐牢”、“对过去因追求民主自由而坐牢感到无怨无悔，对民主自由的信念亦不会改变”。
出狱后，毛庆祥先生为了浙江民主党的事务，继续操心，并且每当紧要关头能挺身而出、勇于担当，丝毫不减临危不苟免的本色。现在，因为拆迁搬家到杭州下沙居住，离城里远，无论坐公交还是骑电瓶车都需要一个多小时，来回相加约费半天时间，但每隔两周一次的浙江民主党吴山茶会，他都能排除辖区公安的威胁利诱不怕麻烦定期参加，只要有当局审判我民主党人的案子发生，他就到法庭外去进行抗议。尤其在2010年11月30日下午吴义龙、王荣清、毛庆祥、朱虞夫为伸张权利呼吁政治体制改革，要求释放刘晓波、刘贤斌，祝贺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向杭州市公安局递交了游行申请书，12月1日下午毛庆祥、吴义龙等人分别遭到杭州警方的传唤，还因为此事，莫邪塘社区解除了毛庆祥作为保安的工作。2011年3月中旬日本发生大地震与海啸灾难后，作为物业公司消防值班员，已经60岁的毛庆祥克服夜班巡查防范的辛苦、不顾白天“茉莉花开”期间警方对我民主党人的严控状态，挨家挨户在党内进行募捐活动，以表达我民主党人对日本人民受灾的慰问……。
如果我只说毛庆祥是中国民主事业勤勤恳恳的“铺路石”，那仅仅说对了一半，因为老毛的爱妻胡晓玲女士也同样是一块毫不逊色的“铺路石” ！
记得1999年初，复兴茶室聚会后我第一次到毛庆祥家，当时无论客厅还是阳台的披屋，聚满了杭州及外地来的朋友，老毛忙着和大家谈民主党的事，胡晓玲女士热情地给大家泡茶，还挽留大家吃晚饭，在杨子的帮助下一锅又一锅地分批给我们炒年糕。对于他们家生活的打扰，我当时觉得很难为情，但从女主人脸上丝毫看不出有什么不悦。实际上在中国民主党公开组党的头一年里，除了王有才家，当时老毛家就是浙江民主党人的聚会、接待和决策中心。王有才被捕期间和判刑后，老毛家的中心地位就显得更加重要了，女主人胡晓玲的贤惠、豁达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1999年6月，中共当局对各地公开的民主党骨干展开第二波大镇压后，包括毛庆祥在内的浙江民主党人首当其冲、损失惨重。这时《在野党》杂志正准备编印第十期，缺乏人手，单称峰、聂敏之等人就动员我去帮忙，再说此时我自己也已经还清债务尚有一些余钱，相信无论人力物力都可以去应付一阵子。在探望受难者家属并看看他们家中是否尚存抄家时未被公安搜走的材料可供《在野党》编辑之用时，让我感动的是，胡晓玲、王有才的爱人胡江霞、徐光的爱人黄霄航都要给我钱，我不肯收，她们说辞几乎惊人一致“如果编杂志有困难就告诉我，自己的生活再艰难也能省一省，想出办法来帮你把事情做好”。但遗憾的是，只编了两期就被公安侦破，把我关了四个多月禁闭，直到我答应不再编印《在野党》才放了我；更令人遗憾的是，老聂和小单告诉我，由于我到处称赞受难者家属的无私奉献事迹，当时有对党的工作敷衍了事而对“职位”与“经费”颇感兴趣之徒，冒充我的“指示”到胡晓玲家中索要编印《在野党》杂志子虚乌有的“经费”，还骗了500元钱去。当我事后到胡晓玲家中核实此事要去质问那乘人之危的无耻之徒时，晓玲嫂子极力劝阻我说“以后不再上当就可以了，现在困难时际人员本来就少，你去追查和质问会影响团结的”，胡晓玲女士的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可见一斑，让我这七尺男儿也汗颜！所幸王荣清先生经短暂关押出来后对那几位进行了严肃批评，逐渐淡出或已有所收敛及改正，我就不再细述了。
丈夫毛庆祥的被捕，沉重的家庭负担再次全落到了胡晓玲一人身上，儿子尚幼还在就学，双方的父母都已年老体弱需要照顾，胡晓玲不仅扛住了，还积极组织家属对各自丈夫或亲人展开呼吁营救活动：为了防止政治案件秘密审判对受难亲人的巨大伤害，1999年9月27日，胡晓林联同吴义龙的女友单称峰、朱虞夫妻子姜杭莉和徐光的妻子黄霄航致函最高法院萧杨，强烈要求公开审理他们的亲人。2000年10月30日，胡晓玲再次联同王有才、吴义龙、祝正明、朱虞夫及徐光等５人的妻子或女友致信全国人大要求敦促中国当局遵守两个人权公约，立即释放判刑的家人及一切政治犯。
在数量众多的浙江民主党人遭政治迫害期间，对受害人的狱中关注、对家属的抚慰，也是一项非常重要而艰巨的工作。来自海内外各界的帮助是广泛和感人的，我们总是想利用各种机会表达我们的感恩之情。但就我们内部来说，无疑，胡晓玲女士付出的辛苦最多，作出的贡献也最大！
受难者在封闭的高墙之内，时时刻刻生活在严厉的压迫与恐惧之中，一不小心就可能得罪了哪位恶警或牢头狱霸，那么就有可能要吃足苦头了；如反抗，常常是遭受更加惨无人道的虐待，到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同期受迫害的吴义龙、毛庆祥、朱虞夫、祝正明、徐光都有过深刻的感受。要减少或避免这种苦难，就需要有外面的关注，其中家属能经常去探望并了解到里面的情况就非常重要。在毛庆祥先生被判8年坐牢期间，胡晓玲不管风霜雨雪还是烈日当空，总是每个月能定期去探望并向外界及时通报老毛的情况，这为老毛以相对较小的抗争代价赢得一个政治犯应有的权利功不可没。好在祝正明也关在二监，吴义龙关在临近的四监，祝正明的母亲远在浙西南的江山市来探望非常不便，吴义龙实际上还是单身，安徽老家年迈的母亲及兄弟要远道来探望更是难得。所以每次晓玲嫂去看望老毛时，也总是一便去看望祝正明和吴义龙，要给他俩捎带一些生活用品，也会将打听到的祝、吴两人状况让外界有所了解。
记得有一次胡晓玲接受采访时说“每当我听到哪个民主党人被抓起来了，我的心就痛个不停。……外面的家属怎么办啊！”。在我浙江十多位民主党人坐牢期间，胡晓玲忙前忙后就像家中大姐对弟妹一样去帮助，对朱虞夫家属的照顾、聂敏之丧事的张罗、维护祝正明坐牢期间民事权益替祝正明母亲在杭州有关民事诉讼事务的操办等等，包括本文作者的爱人在内，哪一位受到照顾和抚慰的家属能不惦记着胡晓玲的好？我不妨例举亲身经历的其中一件，大约2002年夏天，北京赵昕在出差途中顺便到杭州第一次与我见面，由于当时赵昕自己经济状态还不佳，匆忙间也没有准备，就留足了回程路费把当时兜里能攒出的800元钱一定要塞给我，让我转交给坐牢同志的家属以表一点心意。我不知怎样处理才好，就送到晓玲嫂子那里，由她定夺。她就安排四份，祝正明一份去看望老毛时她送去或寄给祝的母亲，其他三份让我分别送去或寄给徐光、单称峰、范子良的家属，自己坚决不收，她说“我现在帮老毛姐姐的茶庄洗刷、搞稿卫生有收入，应该把钱给更需要的家属”。总之，晓玲嫂和老毛一样，为了民主党不计较辛苦和付出，有任何名利好处的时候又总是考虑其他同志及家属而把自己置于度外。
但凡政治迫害案件，受害当事人固然经历苦难，但更为艰难的是外面的家属，面对失去亲情和生活的巨大压力，可以说家属对于亲人早日获释的心情往往比政治犯本身更为强烈与迫切。对于有过两次亲人坐牢离别的胡晓玲，这样的痛苦就更加深刻，但胡晓玲都顽强地支撑了下去，为了维护丈夫的信仰和人格，当狱方以减刑直接诱惑老毛投降不成，就间接地做起了动员家属工作，曾“好心好意”要求家属签字说明毛庆祥认罪了，就能给毛庆祥减刑，同样也遭到了胡晓玲斩钉截铁的回绝“当然不能签！怎么能认罪呢？不减刑就不减刑吧。”。中国民主党人善待自己的每一位战友，在不出卖党和其他同志或群众利益的前提下，为了减少损失和苦难，容许当事人面临或遭受迫害时作出自己的让步与妥协（包括“认罪”，因为在暴力胁迫下做出的任何“承诺”，不具备法律和道义上的效力。），并不鼓励坚持到底。但是，毛庆祥、胡晓玲夫妇俩的骨气，却赢得了所有民主党人的由衷钦佩。
晓玲嫂不仅坚强，也很勇敢，每次中共当局审判我民主党人的时候，她总要想尽办法要去旁听。2007年7月10日，中国民主党人朱虞夫和他的儿子朱卬“妨害公务”案在杭州市上城区法院开庭，浙江民主党人士和维权人士到了近30人旁听并声援。宣判结束时，朱虞夫高喊“民主必胜，专制必败！”后面毛庆祥先生的夫人胡晓玲女士接着喊了声“民主万岁！”。2008年1月22日上午，浙江吕耿松案将开庭审理，毛庆祥、邹巍不顾警方恐吓，坚持前往参加吕耿松案，结果二人及毛庆祥的夫人胡晓玲全部被警方扣留。也难怪乎，在浙江民运圈内，我不止一次听到别人谈论说：胡晓玲比毛庆祥还要民主党！
不妨用朱虞夫先生曾说过的话来总结我们浙江民主党人对胡晓玲女士的认识与尊重：“在我们浙江的民运圈里，胡晓玲是位难得的睿智勇敢的女将，待人温和，是非分明，在浙江没有任何一个女性象她一样为民主事业守了大半辈子的‘活寡’，1981年，她与毛庆祥蜜月甫定，毛庆祥便为《华东民刊》锒铛入狱，劳燕分飞的日子，她默默地承受。毛庆祥出狱后生活无着，有关方面试图用金钱收买毛庆祥，胡晓玲将名誉看得比生命还重，断然予以拒绝。数十年来，毛庆祥作为一名政治受难者，颠沛困顿，胡晓玲深明大义，独自承担起全部家庭重任。赡养父母，教养幼儿，全力支持毛庆祥投身的民运事业。在浙江，谁的妻子能如此无怨无悔地面对丈夫的两度入狱而坚贞如故”。
在本文行将收尾时，我感觉到和毛庆祥、胡晓玲夫妇一样，我们浙江民主党人都是民主进程上的铺路石，以期把中国民主党建设一个包容开放的大平台，欢迎并吸收每一位愿意为中国民主进步事业贡献力量的志士来施展才华、实现人生价值。有越来越多的铺路石，何愁造福全体国民、惠及子孙后代的民主自由之路不成康庄大道！
最后特附毛庆祥、胡晓玲夫妇现住：杭州下沙学林街铭和苑新荷坊2幢3单元403室，电话15157103755，057186066384。
陈树庆
2011年4月6日完稿于中国杭州
民主中国20110413
毛庆祥，1950年5月24日出生，杭州市人，祖籍浙江诸暨。1968年，毛庆祥初中毕业，次年参军在上海警备区服役，1971年服役期满，退伍后分配到杭州磁钢厂工作。年轻时的毛庆祥感受到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和人民所造成的深重灾难，独立思考精神促使他摆脱中共对人民的愚弄说教和宣传，开始探求中国社会的出路与前途，多少看到了一些症结所在，做好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准备。
1976年4月5日，借全国悼念周恩来去世反对毛泽东的“四五”活动，毛庆祥在当时杭州市政府附近的“民主墙”张贴了他的第一首诗作《何惧魔障再作孽》：
晴明祭灵甚悲切，烈士英魂永不灭；
总理遗容尚在前，顿起风云逆流急。
光明伟业奠基人，丰功伟绩永不灭；
如今健儿承遗志，何惧魔障再作孽。
该诗后被收录于中国青年出版社《四五诗选》第60页，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历史档案和不少经历人回忆录的公布，周恩来大奸若忠的两面人性逐渐被揭示，该诗作为当时一个追寻真理的青年如何也被蒙蔽之例子，毛庆祥先生每谈及此，就告诫大家了解真相的重要性。
因为参加“四五”运动遭到清算，从1976年6月底一直到10月中旬，毛庆祥被杭州公安局关押在水亭址的公安拘留所。突如其来的关押，并没有让毛庆祥先生屈服，他也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在心灵的宁静中继续苦苦思索。为什么中国社会一直那么多灾多难，老是“恶人当道”？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去剖析，毛庆祥先生从中认识到当今中国之所以这样，是缺少了人类社会最基本的要素，那就是“民主、自由和博爱”。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毛庆祥先生获平反，他由此认识了当时一同参加过“四五”运动的聂敏之、朱虞夫、沈建民等人。
1979年，发端于北京西单民主墙的民主运动影响到浙江，以76年“四五”运动参与者为基础的浙江有志之士也纷纷行动起来，将杭州的民主墙活动搞得红红火火。在该运动中聚集了一大批“黑暗中的盗火者”，相互交流思想与认识，并萌发了许多生机勃发的民刊（因其“出自民间”并“宣扬民主”，故称之为民刊），而毛庆祥就是参与其中的佼佼者之一。
在杭州的民主墙活动中， 除了在公开场合演讲宣扬民主自由思想外，对排版和印刷有专门研究的毛庆祥，先后承担起多个民刊的印制工作，是民间组织“中华全国民刊协会”的重要成员。最初，毛庆祥参与了聂敏之、叶航等人编辑的《四五》月刊；从1980年10月到1981年又和王荣清等人编印《之江》；毛庆祥先生还担任了傅申奇先生主编的《华东民刊》、《责任》的编印工作，由傅申奇送来稿件，毛组织排版、校对与印刷后送交傅申奇组织发放，毛庆祥先生自己负责浙江范围的民刊散发工作。
1981年4月1日，毛庆祥先生和胡晓玲女士喜结连理，两人不仅感情深厚，还同样抱负着推动中国民主自由运动的强烈愿望。婚后不久借蜜月之旅，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绕全国各地跑了一圈，福州、广州，桂林、北京、青岛、上海等地，其中以广州见到王希哲、刘国凯等人最为成功，还带回了《告各界（届）人民书》广为散发，加强了浙江民运与全国各地同仁的交流与联系。同年8月13日，新婚不久的毛庆祥被中共当局抓走，不久，被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杭法刑初（81）47号刑事判决书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三年。
毛庆祥第一次出狱后，当局“政保”为了分化瓦解民运，想做他的工作为其服务，虽遭到毛庆祥先生的严辞拒绝，但还是引来了一些同道人对他的误解和别有用心者对他的中伤。毛庆祥先生问心无愧、坦然以待，及时向其他同道人讲明原委，随著时间的推移，这些误解和中伤不攻自破。
为养家糊口，毛庆祥先生做过多种生意，有赔有赚，自由亚洲电台《不同的声音》节目主持人谷季柔女士曾说他“生财有道”。他到青岛开过饭店，与牟传珩先生等人较熟。1989年5、6月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期间，毛庆祥在杭州的照相馆处于生意兴隆期间，他联系当时开羊毛衫厂的王荣清，两人购买了大量面包、矿泉水、可乐等，与其他杭州市民一起支持慰问正在武林广场集会、绝食抗议的学生。1998年6月初，他正在温州开舞厅，自己还兼交谊舞老师，生意尚可，王东海通知了毛庆祥有关王有才、林辉、吴义龙、王培剑等人正在准备公开筹组中国民主党的事宜，毛庆祥毅然放下手头的生意回杭州，马上动员王荣清、朱虞夫、沈建民、聂敏之、戚惠民等人参与，使得七九民主墙运动、八九爱国学生民主运动、新生代知识分子骨干结合在一起，人才济济，为中国民主党浙江部分在一再付出巨大损失的情况下还能累败累战、奋勇前进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1998年9月由毛庆祥倡议并起名创办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党刊《在野党》，到次年9月共出版11期，王荣清担任主编，祝正明、吴义龙、李锡安、王金波、朱虞夫、单称峰和我都曾先后参与过编印工作。《在野党》刊物作为浙江民主党人争取民主权利的本身，通过宣传民主政治理念、争取民众支持的过程，在当时浙江民众和全国民运圈有过比较大的影响。
王有才先生被捕后，毛庆祥积极投入到呼吁和营救活动中去，并总协调浙江民主党的日常事务。例如为要求释放王有才等，1998年7月23日，他联同王荣清申请游行，25日被公安正式驳回。8月6日，他再次联同王荣清、李锡安、吴闯及沈建民去杭州市公安局递交了游行申请，申请于8月12日下午2时30分至5时30分举行游行，由武林广场出发，经延安路及解放路至市政府前静坐。毛庆祥和祝正明、姚振宪、李国涛、吴义龙及王荣清原定在11月21日下午在杭州凯旋饭店举行由浙江、上海约20名中国民主党成员参加协调会议，但警方为阻止这次会议而采取拘捕行动，在20日下午各会议参加人就分别被公安从家中带走，到次日下午5时许，众人才被放回家。同年12月15日，他被指参与非法社团活动再次被抓，后获释。
在中国民主党浙江创党的初期，我由于家里购房尚欠债务，当时自己生意也不错，所以1998年5月下旬王有才、林辉到我家商谈组党事宜时，我告诉他们“我明白组党有遭受政治迫害的巨大风险，如果自己坐牢而让家里孤妻幼女承受债主上门讨债，无论对于亲人还是对于信任我的债权人，情以何堪？我支持中国民主党，但我只能一般性参与或跟跟，等过一段时间我把债务还清后，才能为民主党冲锋陷阵”。由于我考虑问题比较保守，所以当年6月25日公开组党后，每当民主党内群情激昂之时，王有才常常把我叫到他家中当众发出“不同的声音”，这期间我就认识了毛庆祥、吴义龙、王荣清、朱虞夫、单称峰、祝正明、戚惠民等人。所幸，浙江民主党里的创党人员都胸怀大度，不因我的经常反对而排斥我，反而都很愿意与我结交。
1999年2月19日，吴义龙打电话告诉我次日（即大年初五），民主党在复兴茶室举办一次新春联谊会，有社会各界的朋友前来联欢。当我坐公交到美政桥站下车后，正向附近店家打探复兴茶室在哪里，看到对面停下一辆的士，王东海、祝正明还有一位中年女士（事后经介绍才知道是代表北京民运来浙江了解民主党运作情况的朱锐女士），就由他们带我去了茶室。当时有50多人聚在一堂，三教九流各色人等，人员很杂，也很热闹，由于大多数人不认识，我就只管自己喝茶、嗑瓜子。大家请主持人吴义龙致辞，突然间跑进几个壮汉把吴义龙叫了出去，吴片刻回来后说外面来了很多公安，他们要大家马上结束。众人不肯，有的说“我们聚会不违反任何法律，别理会公安的无理要求”，几人就大声唱起了歌来（后来我认识了他们是迟建伟、杨子、来金彪），音质慷慨浑厚，更加衬托了现场遽然紧张又不失悲壮的气氛；还有一人（也由此认识了萧利彬）说“公安不放心，请他们进来一起喝茶好了”，就带领大家跑出去拉公安，还把手里的糖果、瓜子往公安手里塞，弄得公安很尴尬。开始，公安很凶，尤其是一个叫陈新的政保，铁青着脸，要从茶室里出来的人一个个查身份证，我实在看不过去，过去大声质问他“你们凭啥想查就查？公民喝个茶也要带身份证不成？我就没带身份证，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听到吵闹过来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在一旁七嘴八舌议论开了。一个干部模样年纪较大河南口音的政保（事后知道乃当时杭州公安一处，即政治保卫处周处长，相当于现在的国保支队长）走过来对我说“陈树庆，你们聚也已经聚过了，现在好叫大家散了，以免惹出什么麻烦来”，他一眼就能认出我并叫上姓名，让我当时感到有点吃惊，我能理解公安“被绑架”干这见不得人的差使之难处，但担心散去后落单人员会遇到麻烦，就问他“我们散去后，你们好分头采取行动？”，他微笑着向我点点头，轻声保证说“放心好了”。当我知道吴义龙、朱虞夫等人已经护送外地来客（朱锐女士）安全走脱后，就开始说服大家相互照应结伴离开，自己殿后。发现毛庆祥一直就在我身边，并将我邀到了清泰门外莫邪塘西村5幢82-104室他的家中，这是我第一次到他家里。但后来才知道我们散了后，公安并没有完全遵守诺言，将晚到而落单的王金波抓了起来，短期关押后，由山东警方派人送回原籍。也传有风声说当时民主党要开浙江的代表大会，所以警方才会如此兴师动众，真是神经过敏！
毛庆祥先生为了民主党的事殚精竭虑，身先同伴。例如1999年3月14日下午1时30分，杭州中国民主党40多名成员原定在东清茶室举行座谈会，商讨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问题。结果他和王荣清、朱虞夫及祝正明在上午被拘一直至晚上才获释。15日毛庆祥参加抗议中共当局迫害王有才、秦永敏、徐文立的「百日绝食」行动，当日下午3时，不顾因饥饿而头昏眼花的他，坚持和王荣清、朱虞夫、李锡安及祝正明前往杭州公安局递交申请书，申请于3月18日下午至5时在湖滨公园举行集会。1999年6月1日，毛庆祥、我、池建伟和郑大中等人前往杭州市武林广场捐血，以爱心纪念十年前「六四」事件中为中国民主化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年轻大学生及市民。
毛庆祥先生待人诚恳热情、任劳任怨。各地到杭州联系民主党的民运同仁、老毛都热心接待。对协助或参与浙江民主党工作的住杭外地人员，认为需要找份活干干，解决了生活问题，才能更好地从事民运，老毛会亲自帮助联系找工作、或做点小生意等解决谋生。例如当时王金波在杭州能够行长时间安顿下来一起编印《在野党》杂志及参与其他民主党活动，与老毛就有很大的关系。又如吴义龙因参加民主党组创而被浙江大学取消了学籍，停发了毕业证书和硕士学位证书，而吴义龙民主理念坚定、思路清晰、才华横溢、吃苦耐劳，能否安顿下来，直接关系到浙江民主党的核心能力问题。吴义龙先生的两次搬家，从借人力力三轮车到搬运，老毛出力最多。王有才先生遭迫害后，朱虞夫家、王荣清家及一公园民主党人演讲的群众集会场所，当时都由老毛亲自带着我去认识和了解的。
虽然，毛庆祥作为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常务工作组成员，还被选为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委员，但他为人谦和，从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得失。我感触最深的是有一次我和徐光一起去他家，他对我们坦言道“中国民主事业之希望，在于你们年轻人，有理想、有知识、敢担当，更能对人民和国家负起责任来，我们做你们的铺路石”，当时徐光说“我们大家都是民主自由的铺路石”，老毛接着说“是啊，现在的组党人士将来未必能有治国安邦的才能，中国实现民主后，对领导人综合素质的要求相当高，可以请现在未参与组党的人来做民主党的主要负责人或我们推举他们竞选国家、地方的各级政府领导人，我们每一个创党人员都要有做铺路石的精神”，老毛的这番话对我影响很大。
1999年6月19日，毛庆祥被杭州公安局关押到三堡看守所“监视居住”，9月15日被正式逮捕。在审讯过程中，他为了避免或减轻其他同志可能遭受的迫害，就尽量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连审讯他的政保警察都说他“有点傻”。就这样，挽救了一些同志，尤其是掩护了约定担当二线负责人的王荣清先生，而毛庆祥自己则被当局重判。王荣清不负众望，在异常险恶、艰难的环境中，智深沉勇、坚守浙江民主党阵地，以《中国政党法草案》事件为契机，率众冲出低谷，这是后话。同年11月9日，毛庆祥和朱虞夫、吴义龙、徐光被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1999）杭刑初字第171号刑事判决书判处“颠覆国家政权罪”，毛庆祥被判有期徒刑8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12月10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毛庆祥被送到浙江省第二监狱服刑。
毛庆祥先生在服刑期间，曾受过一些不公正的待遇，狱方说他不肯认罪，就是对抗，把他长时间关禁闭，在一个很小的房间，整天只能躺在那里，看不见太阳。见硬的不行，就来软的，狱方就以减刑为条件，诱使他签写认罪书，但被他拒绝。对此，毛庆祥先生在2007年9月14日刑满出狱后说“为了减刑要我承认自己无犯的罪，我宁愿坐牢”、“对过去因追求民主自由而坐牢感到无怨无悔，对民主自由的信念亦不会改变”。
出狱后，毛庆祥先生为了浙江民主党的事务，继续操心，并且每当紧要关头能挺身而出、勇于担当，丝毫不减临危不苟免的本色。现在，因为拆迁搬家到杭州下沙居住，离城里远，无论坐公交还是骑电瓶车都需要一个多小时，来回相加约费半天时间，但每隔两周一次的浙江民主党吴山茶会，他都能排除辖区公安的威胁利诱不怕麻烦定期参加，只要有当局审判我民主党人的案子发生，他就到法庭外去进行抗议。尤其在2010年11月30日下午吴义龙、王荣清、毛庆祥、朱虞夫为伸张权利呼吁政治体制改革，要求释放刘晓波、刘贤斌，祝贺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向杭州市公安局递交了游行申请书，12月1日下午毛庆祥、吴义龙等人分别遭到杭州警方的传唤，还因为此事，莫邪塘社区解除了毛庆祥作为保安的工作。2011年3月中旬日本发生大地震与海啸灾难后，作为物业公司消防值班员，已经60岁的毛庆祥克服夜班巡查防范的辛苦、不顾白天“茉莉花开”期间警方对我民主党人的严控状态，挨家挨户在党内进行募捐活动，以表达我民主党人对日本人民受灾的慰问……。
如果我只说毛庆祥是中国民主事业勤勤恳恳的“铺路石”，那仅仅说对了一半，因为老毛的爱妻胡晓玲女士也同样是一块毫不逊色的“铺路石” ！
记得1999年初，复兴茶室聚会后我第一次到毛庆祥家，当时无论客厅还是阳台的披屋，聚满了杭州及外地来的朋友，老毛忙着和大家谈民主党的事，胡晓玲女士热情地给大家泡茶，还挽留大家吃晚饭，在杨子的帮助下一锅又一锅地分批给我们炒年糕。对于他们家生活的打扰，我当时觉得很难为情，但从女主人脸上丝毫看不出有什么不悦。实际上在中国民主党公开组党的头一年里，除了王有才家，当时老毛家就是浙江民主党人的聚会、接待和决策中心。王有才被捕期间和判刑后，老毛家的中心地位就显得更加重要了，女主人胡晓玲的贤惠、豁达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1999年6月，中共当局对各地公开的民主党骨干展开第二波大镇压后，包括毛庆祥在内的浙江民主党人首当其冲、损失惨重。这时《在野党》杂志正准备编印第十期，缺乏人手，单称峰、聂敏之等人就动员我去帮忙，再说此时我自己也已经还清债务尚有一些余钱，相信无论人力物力都可以去应付一阵子。在探望受难者家属并看看他们家中是否尚存抄家时未被公安搜走的材料可供《在野党》编辑之用时，让我感动的是，胡晓玲、王有才的爱人胡江霞、徐光的爱人黄霄航都要给我钱，我不肯收，她们说辞几乎惊人一致“如果编杂志有困难就告诉我，自己的生活再艰难也能省一省，想出办法来帮你把事情做好”。但遗憾的是，只编了两期就被公安侦破，把我关了四个多月禁闭，直到我答应不再编印《在野党》才放了我；更令人遗憾的是，老聂和小单告诉我，由于我到处称赞受难者家属的无私奉献事迹，当时有对党的工作敷衍了事而对“职位”与“经费”颇感兴趣之徒，冒充我的“指示”到胡晓玲家中索要编印《在野党》杂志子虚乌有的“经费”，还骗了500元钱去。当我事后到胡晓玲家中核实此事要去质问那乘人之危的无耻之徒时，晓玲嫂子极力劝阻我说“以后不再上当就可以了，现在困难时际人员本来就少，你去追查和质问会影响团结的”，胡晓玲女士的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可见一斑，让我这七尺男儿也汗颜！所幸王荣清先生经短暂关押出来后对那几位进行了严肃批评，逐渐淡出或已有所收敛及改正，我就不再细述了。
丈夫毛庆祥的被捕，沉重的家庭负担再次全落到了胡晓玲一人身上，儿子尚幼还在就学，双方的父母都已年老体弱需要照顾，胡晓玲不仅扛住了，还积极组织家属对各自丈夫或亲人展开呼吁营救活动：为了防止政治案件秘密审判对受难亲人的巨大伤害，1999年9月27日，胡晓林联同吴义龙的女友单称峰、朱虞夫妻子姜杭莉和徐光的妻子黄霄航致函最高法院萧杨，强烈要求公开审理他们的亲人。2000年10月30日，胡晓玲再次联同王有才、吴义龙、祝正明、朱虞夫及徐光等５人的妻子或女友致信全国人大要求敦促中国当局遵守两个人权公约，立即释放判刑的家人及一切政治犯。
在数量众多的浙江民主党人遭政治迫害期间，对受害人的狱中关注、对家属的抚慰，也是一项非常重要而艰巨的工作。来自海内外各界的帮助是广泛和感人的，我们总是想利用各种机会表达我们的感恩之情。但就我们内部来说，无疑，胡晓玲女士付出的辛苦最多，作出的贡献也最大！
受难者在封闭的高墙之内，时时刻刻生活在严厉的压迫与恐惧之中，一不小心就可能得罪了哪位恶警或牢头狱霸，那么就有可能要吃足苦头了；如反抗，常常是遭受更加惨无人道的虐待，到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同期受迫害的吴义龙、毛庆祥、朱虞夫、祝正明、徐光都有过深刻的感受。要减少或避免这种苦难，就需要有外面的关注，其中家属能经常去探望并了解到里面的情况就非常重要。在毛庆祥先生被判8年坐牢期间，胡晓玲不管风霜雨雪还是烈日当空，总是每个月能定期去探望并向外界及时通报老毛的情况，这为老毛以相对较小的抗争代价赢得一个政治犯应有的权利功不可没。好在祝正明也关在二监，吴义龙关在临近的四监，祝正明的母亲远在浙西南的江山市来探望非常不便，吴义龙实际上还是单身，安徽老家年迈的母亲及兄弟要远道来探望更是难得。所以每次晓玲嫂去看望老毛时，也总是一便去看望祝正明和吴义龙，要给他俩捎带一些生活用品，也会将打听到的祝、吴两人状况让外界有所了解。
记得有一次胡晓玲接受采访时说“每当我听到哪个民主党人被抓起来了，我的心就痛个不停。……外面的家属怎么办啊！”。在我浙江十多位民主党人坐牢期间，胡晓玲忙前忙后就像家中大姐对弟妹一样去帮助，对朱虞夫家属的照顾、聂敏之丧事的张罗、维护祝正明坐牢期间民事权益替祝正明母亲在杭州有关民事诉讼事务的操办等等，包括本文作者的爱人在内，哪一位受到照顾和抚慰的家属能不惦记着胡晓玲的好？我不妨例举亲身经历的其中一件，大约2002年夏天，北京赵昕在出差途中顺便到杭州第一次与我见面，由于当时赵昕自己经济状态还不佳，匆忙间也没有准备，就留足了回程路费把当时兜里能攒出的800元钱一定要塞给我，让我转交给坐牢同志的家属以表一点心意。我不知怎样处理才好，就送到晓玲嫂子那里，由她定夺。她就安排四份，祝正明一份去看望老毛时她送去或寄给祝的母亲，其他三份让我分别送去或寄给徐光、单称峰、范子良的家属，自己坚决不收，她说“我现在帮老毛姐姐的茶庄洗刷、搞稿卫生有收入，应该把钱给更需要的家属”。总之，晓玲嫂和老毛一样，为了民主党不计较辛苦和付出，有任何名利好处的时候又总是考虑其他同志及家属而把自己置于度外。
但凡政治迫害案件，受害当事人固然经历苦难，但更为艰难的是外面的家属，面对失去亲情和生活的巨大压力，可以说家属对于亲人早日获释的心情往往比政治犯本身更为强烈与迫切。对于有过两次亲人坐牢离别的胡晓玲，这样的痛苦就更加深刻，但胡晓玲都顽强地支撑了下去，为了维护丈夫的信仰和人格，当狱方以减刑直接诱惑老毛投降不成，就间接地做起了动员家属工作，曾“好心好意”要求家属签字说明毛庆祥认罪了，就能给毛庆祥减刑，同样也遭到了胡晓玲斩钉截铁的回绝“当然不能签！怎么能认罪呢？不减刑就不减刑吧。”。中国民主党人善待自己的每一位战友，在不出卖党和其他同志或群众利益的前提下，为了减少损失和苦难，容许当事人面临或遭受迫害时作出自己的让步与妥协（包括“认罪”，因为在暴力胁迫下做出的任何“承诺”，不具备法律和道义上的效力。），并不鼓励坚持到底。但是，毛庆祥、胡晓玲夫妇俩的骨气，却赢得了所有民主党人的由衷钦佩。
晓玲嫂不仅坚强，也很勇敢，每次中共当局审判我民主党人的时候，她总要想尽办法要去旁听。2007年7月10日，中国民主党人朱虞夫和他的儿子朱卬“妨害公务”案在杭州市上城区法院开庭，浙江民主党人士和维权人士到了近30人旁听并声援。宣判结束时，朱虞夫高喊“民主必胜，专制必败！”后面毛庆祥先生的夫人胡晓玲女士接着喊了声“民主万岁！”。2008年1月22日上午，浙江吕耿松案将开庭审理，毛庆祥、邹巍不顾警方恐吓，坚持前往参加吕耿松案，结果二人及毛庆祥的夫人胡晓玲全部被警方扣留。也难怪乎，在浙江民运圈内，我不止一次听到别人谈论说：胡晓玲比毛庆祥还要民主党！
不妨用朱虞夫先生曾说过的话来总结我们浙江民主党人对胡晓玲女士的认识与尊重：“在我们浙江的民运圈里，胡晓玲是位难得的睿智勇敢的女将，待人温和，是非分明，在浙江没有任何一个女性象她一样为民主事业守了大半辈子的‘活寡’，1981年，她与毛庆祥蜜月甫定，毛庆祥便为《华东民刊》锒铛入狱，劳燕分飞的日子，她默默地承受。毛庆祥出狱后生活无着，有关方面试图用金钱收买毛庆祥，胡晓玲将名誉看得比生命还重，断然予以拒绝。数十年来，毛庆祥作为一名政治受难者，颠沛困顿，胡晓玲深明大义，独自承担起全部家庭重任。赡养父母，教养幼儿，全力支持毛庆祥投身的民运事业。在浙江，谁的妻子能如此无怨无悔地面对丈夫的两度入狱而坚贞如故”。
在本文行将收尾时，我感觉到和毛庆祥、胡晓玲夫妇一样，我们浙江民主党人都是民主进程上的铺路石，以期把中国民主党建设一个包容开放的大平台，欢迎并吸收每一位愿意为中国民主进步事业贡献力量的志士来施展才华、实现人生价值。有越来越多的铺路石，何愁造福全体国民、惠及子孙后代的民主自由之路不成康庄大道！
最后特附毛庆祥、胡晓玲夫妇现住：杭州下沙学林街铭和苑新荷坊2幢3单元403室，电话15157103755，057186066384。
陈树庆
2011年4月6日完稿于中国杭州
民主中国20110413
2011年3月6日星期日
民主党人吴义龙的行为艺术
作者：佚名
（参与2011年3月6日讯）：近日网上传得沸沸扬扬的茉莉花行动，消息多种难以分辨，有真有假，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不过去年9月出狱的中国民主党申请人吴义龙，近日在请喝茶、被吃饭、被旅游之余，却难得一闲展示一次行为艺术，他坐牢11年半出狱，第一次看了两场电影，还第一次发现杭州大街上居然有民主党派大楼（即花瓶党，所谓八大民主党派民盟、民建、农工党等），索性找同行人拍照，头部挡住“派”字，这民主党派大楼仿佛成为“民主党大楼”，或许终有一日，中国大地将有真正的民主党大楼，而非所谓的民主党派大楼。
（参与2011年3月6日讯）：近日网上传得沸沸扬扬的茉莉花行动，消息多种难以分辨，有真有假，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不过去年9月出狱的中国民主党申请人吴义龙，近日在请喝茶、被吃饭、被旅游之余，却难得一闲展示一次行为艺术，他坐牢11年半出狱，第一次看了两场电影，还第一次发现杭州大街上居然有民主党派大楼（即花瓶党，所谓八大民主党派民盟、民建、农工党等），索性找同行人拍照，头部挡住“派”字，这民主党派大楼仿佛成为“民主党大楼”，或许终有一日，中国大地将有真正的民主党大楼，而非所谓的民主党派大楼。
杭州多人被软禁，朱虞夫、魏水山被刑拘
（博讯2011年03月06日发表）
（维权网信息员东建报道）今天（3月6日）是网传的茉莉花第三次集会，半个多月以来，中国政府对异议人士及网友的打压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有加重的趋势。
据杭州异议人士王荣清讲，三天前他就被管片警员监控软禁，不准出家门；同时受到软禁的陈树庆也表示，最近几天网络一直不正常，被软禁几天了不能出家门；戚惠民也同样受到软禁，无法出家门。
据不完全统计，仅在杭州，近几天受到软禁的就有：王荣清、陈树庆、戚惠民、吴义龙、沈建民、祝正明、楼保生、来金彪、毛庆祥、杨建民、魏祯棱等十数人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
另外，3月5日上午，杭州民主党人朱虞夫在家中被警方带走，同时朱虞夫的家被查抄，抄走两台电脑等物品，随后朱虞夫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在3月5日同一天，杭州异议人士得到消息，民主党人魏水山也被刑事拘留。由于大家都无法自由出行，且电话、网络都受到一定限制，无法正常使用，所以详细情况仍需进一步了解。
据不完全统计，自2月19日至今，已知有梁海怡、陈卫、华春辉、丁茅、冉云飞、郑创添、魏强、全连昭、朱虞夫、魏水山等人被刑事拘留，另外由于通讯不畅或者是亲属受到压力，还有一些人士被刑事拘留而不为外界所知或是无法核实。而被软禁的异议人士已超过150余人次。
（维权网信息员东建报道）今天（3月6日）是网传的茉莉花第三次集会，半个多月以来，中国政府对异议人士及网友的打压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有加重的趋势。
据杭州异议人士王荣清讲，三天前他就被管片警员监控软禁，不准出家门；同时受到软禁的陈树庆也表示，最近几天网络一直不正常，被软禁几天了不能出家门；戚惠民也同样受到软禁，无法出家门。
据不完全统计，仅在杭州，近几天受到软禁的就有：王荣清、陈树庆、戚惠民、吴义龙、沈建民、祝正明、楼保生、来金彪、毛庆祥、杨建民、魏祯棱等十数人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
另外，3月5日上午，杭州民主党人朱虞夫在家中被警方带走，同时朱虞夫的家被查抄，抄走两台电脑等物品，随后朱虞夫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在3月5日同一天，杭州异议人士得到消息，民主党人魏水山也被刑事拘留。由于大家都无法自由出行，且电话、网络都受到一定限制，无法正常使用，所以详细情况仍需进一步了解。
据不完全统计，自2月19日至今，已知有梁海怡、陈卫、华春辉、丁茅、冉云飞、郑创添、魏强、全连昭、朱虞夫、魏水山等人被刑事拘留，另外由于通讯不畅或者是亲属受到压力，还有一些人士被刑事拘留而不为外界所知或是无法核实。而被软禁的异议人士已超过150余人次。
2011年2月21日星期一
茉莉花首次集会前后喝茶、软禁、绑架、殴打成热词
（参与2011年2月21日讯）沧海报道：2月20日下午两点的茉莉花首次集会让当局极度恐惧，各地政府纷纷出动大批警力限制异议人士、维权人士的行动自由，甚至大肆抓人。
杭州异议人士魏水山于2月18日晚被余杭区国保强制带到安吉旅游，今天早上才返回杭州，今天一天的行动和通讯仍然受限，晚上回到家楼下仍有警察监视。魏水山说，余杭区国保钱杭庭曾威胁他“下次失踪就不知到哪里去了。”下午魏水山被带到良渚派出所接受问话，指导员王文巧态度恶劣，用脚踹魏水山，还扬言要把魏水山赶出余杭区。
据了解，杭州异议人士朱虞夫、吴义龙、邹巍、楼保生等人分别于19日或20日被带到外地旅游，来金彪、王荣清、戚惠民、魏祯凌、陈树庆、毛庆祥等人20日这一天均被看守在家不得外出，被旅游的异议人士大部分已回到家中，楼保生因手机无法接通情况尚不明。此外，居住在萧山的陈开频在20日也被看守了一天。尽管如此，20日下午还是有50位左右异议人士参加了集会，现场有一位异议人士被警方带走不过很快被释放。
广州的维权律师刘士辉2月20日中午在家门口的车站等车时被五名不明身份人员蒙住头部暴打。据刘士辉的朋友田永德介绍，当时来人一句话不说，上来就打，打完就跑，刘士辉的相机也被抢走，虽然刘士辉被蒙住头部看不到行凶者的相貌，但车站有摄像设备可以把打人的过程记录下来，受理此案的白云区老庄派出所同意去封存，但不知这个明显的证据会不会被“消失”。双腿受了重伤的刘士辉被警方送到南方医院，因为没有交押金，院方拒绝给予治疗，之后转到市人民医院，朋友帮他垫付了医药费，没有床位只能住在走廊上，刘士辉今天下午被迫出院回家休养。虽然医生说刘士辉的腿部没有骨折，但发现有血尿，而且脾脏部位剧痛，需观察几天才能确定是否内脏受伤。
昨天下午，独立中文笔会作家野渡在去医院探视过刘士辉律师之后，当晚被国保带走喝茶，直到今天凌晨两点才恢复自由。今天中午劳工维权人士李原风再次前往医院探视刘士辉律师，回到住处之后发现电脑、相机、维权资料等被洗劫一空。
上海维权人士冯正虎在2月16日之后2月20日下午再遭传唤抄家，被抄走电脑、打印机等物品，案由为冯正虎在推特上转发一则关于北京王府井的人及警察的情况及照片，迄今冯正虎已被抄走九台电脑。冯正虎表示，“警方对我没有办法，就用这种无赖的流氓手段，企图在经济上压垮我。但是有民众的支持，他们压不垮我，丢丑的是他们，看看他们要抢我多少台电脑。当时我在东京机场上就是靠民众的资助战胜他们的。过几天我向民众发出呼吁，大家都会资助我，每个人资助几块小钱，购买电脑，就能与他们抗衡下去，直至他们收手。我认真地让他们恐惧。”
此外，独立中文笔会作家蒋亶文20日午饭前被国保带走喝茶，直到傍晚才回家。上海记者翟明磊20日下午被喝茶三个小时，上海律师李天天19日被警察破门而入带走至今没有消息。
太原异议人士邓太清20日上午10点多在迎泽公园被当地警方带到派出所，当晚8点才恢复自由，警方拒绝出具任何手续，说这不是抓人，是聊天。当天在太原的迎泽公园，有一百多位市民聚集在一起，谈论民生及中东形势。邓太清告诉记者，除了异议人士以外，还有很多访民被警察看守起来，以防止其参加集会。
2月19日下午，北京维权律师江天勇在其弟弟家被昌平派出所警察绑架，同一天北京维权律师滕彪在家中被警方带走并被抄家，四川异议作家冉云飞被警方带走至今未归。2月20日傍晚，四川维权人士陈卫在家中被警方带走并被抄家。2月16日晚被警方绑架的唐吉田律师目前仍下落不明。
本文不足以把这几天所有遭遇非法监控、野蛮对待的异议人士、维权人士的名字全部囊括在内。在2月20日之后，又有网友提议“以后每周日下午两点为固定集会时间。”不知当局对此作何想又作何打算。
杭州异议人士魏水山于2月18日晚被余杭区国保强制带到安吉旅游，今天早上才返回杭州，今天一天的行动和通讯仍然受限，晚上回到家楼下仍有警察监视。魏水山说，余杭区国保钱杭庭曾威胁他“下次失踪就不知到哪里去了。”下午魏水山被带到良渚派出所接受问话，指导员王文巧态度恶劣，用脚踹魏水山，还扬言要把魏水山赶出余杭区。
据了解，杭州异议人士朱虞夫、吴义龙、邹巍、楼保生等人分别于19日或20日被带到外地旅游，来金彪、王荣清、戚惠民、魏祯凌、陈树庆、毛庆祥等人20日这一天均被看守在家不得外出，被旅游的异议人士大部分已回到家中，楼保生因手机无法接通情况尚不明。此外，居住在萧山的陈开频在20日也被看守了一天。尽管如此，20日下午还是有50位左右异议人士参加了集会，现场有一位异议人士被警方带走不过很快被释放。
广州的维权律师刘士辉2月20日中午在家门口的车站等车时被五名不明身份人员蒙住头部暴打。据刘士辉的朋友田永德介绍，当时来人一句话不说，上来就打，打完就跑，刘士辉的相机也被抢走，虽然刘士辉被蒙住头部看不到行凶者的相貌，但车站有摄像设备可以把打人的过程记录下来，受理此案的白云区老庄派出所同意去封存，但不知这个明显的证据会不会被“消失”。双腿受了重伤的刘士辉被警方送到南方医院，因为没有交押金，院方拒绝给予治疗，之后转到市人民医院，朋友帮他垫付了医药费，没有床位只能住在走廊上，刘士辉今天下午被迫出院回家休养。虽然医生说刘士辉的腿部没有骨折，但发现有血尿，而且脾脏部位剧痛，需观察几天才能确定是否内脏受伤。
昨天下午，独立中文笔会作家野渡在去医院探视过刘士辉律师之后，当晚被国保带走喝茶，直到今天凌晨两点才恢复自由。今天中午劳工维权人士李原风再次前往医院探视刘士辉律师，回到住处之后发现电脑、相机、维权资料等被洗劫一空。
上海维权人士冯正虎在2月16日之后2月20日下午再遭传唤抄家，被抄走电脑、打印机等物品，案由为冯正虎在推特上转发一则关于北京王府井的人及警察的情况及照片，迄今冯正虎已被抄走九台电脑。冯正虎表示，“警方对我没有办法，就用这种无赖的流氓手段，企图在经济上压垮我。但是有民众的支持，他们压不垮我，丢丑的是他们，看看他们要抢我多少台电脑。当时我在东京机场上就是靠民众的资助战胜他们的。过几天我向民众发出呼吁，大家都会资助我，每个人资助几块小钱，购买电脑，就能与他们抗衡下去，直至他们收手。我认真地让他们恐惧。”
此外，独立中文笔会作家蒋亶文20日午饭前被国保带走喝茶，直到傍晚才回家。上海记者翟明磊20日下午被喝茶三个小时，上海律师李天天19日被警察破门而入带走至今没有消息。
太原异议人士邓太清20日上午10点多在迎泽公园被当地警方带到派出所，当晚8点才恢复自由，警方拒绝出具任何手续，说这不是抓人，是聊天。当天在太原的迎泽公园，有一百多位市民聚集在一起，谈论民生及中东形势。邓太清告诉记者，除了异议人士以外，还有很多访民被警察看守起来，以防止其参加集会。
2月19日下午，北京维权律师江天勇在其弟弟家被昌平派出所警察绑架，同一天北京维权律师滕彪在家中被警方带走并被抄家，四川异议作家冉云飞被警方带走至今未归。2月20日傍晚，四川维权人士陈卫在家中被警方带走并被抄家。2月16日晚被警方绑架的唐吉田律师目前仍下落不明。
本文不足以把这几天所有遭遇非法监控、野蛮对待的异议人士、维权人士的名字全部囊括在内。在2月20日之后，又有网友提议“以后每周日下午两点为固定集会时间。”不知当局对此作何想又作何打算。
2011年2月15日星期二
吴义龙：2011年春节为政治受难者募捐清单及特别慰问、关注公告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2月18日 转载)
（参与 已经发表） 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
浙江中国民主党人2011年春节募捐暨向受难者及其家属送达捐款和慰问活动已经结束，我们特此公告如下：
一、募捐说明
从2005年底王荣清先生开始，浙江民主党人每年都为遭受政治迫害的狱中受难者家属募捐，并且形成了一个好的传统：一个民主党人被关进监狱，全体民主党人都踊跃捐助；入狱，是受捐人，出狱，是捐助人。至今已是第六个年头。今年的民主党人春节募捐活动，我作如下说明：
首先，没有社会各界的关爱，就没有民主党今天。我曾经回想过去十几年的人生旅程，其中我何以走上民运之路？又为什么如此乐观？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我感受到了大多数中国人的期望：强烈地期望着改变现实政治体制。大多数人期望的事，我可以拒绝吗？在做大多数人期望的事并在关爱的包围中，能不乐观吗？这也是中国民主党成长壮大的社会基础。
其次，国内民主党人的春节募捐是我们党人和朋友之间互助性质的活动，我们暂时还不接受社会捐赠。1998年我们组党之初就有很多公民和组织找到我愿意捐助，我善意地回绝了，我的理由是：一方面我们真的没有为社会做什么，另一方面也是爱惜羽毛的意思：在被打压的背景下，我们不可能建立一个阳光财务，我们不想重蹈中共的覆辙，我们不愿成为一个腐败的政党。所以，在这里我也想申明一下本党的政策，此前浙江凡是以民主党组织的名义进行的社会募捐，都不是本党组织行为。今后一段时间里，这个政策还将继续贯彻。但，本党也欢迎社会各界捐助我们的党员，特别是为狱中遭受政治迫害的民主党人和其他良心犯募捐，让他们可以更好地全身心地投入中国的民主事业。
其三，募捐款全部用于受难者家属，并在春节期间送达受捐人。不挪作它用，捐赠人可以通过我们的公告核实捐赠款使用情况，欢迎监督。为此，本届募捐活动特设审计人一名。
其四，由于中国民主党处在被打压的状态，民主党人的经济状况普遍不好，所募集的资金极度有限，而几十年来，为中国的民主、自由献身和坐牢的朋友们越来越多，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为此，对有些朋友我们只能给以特别慰问。
其五，我们对六位朋友加以特别关注。我们特别关注刘晓波，我们不希望中国政府成为继德国纳粹政府，缅甸军政府之后第三个关押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政府；我们特别关注刘晓波、刘贤斌、胡嘉，反对以言治罪；我们特别关注王炳章、刘贤斌、彭明，组党无罪；我们特别关注胡嘉，希望当局尽快让他保外就医，不要草菅人命，自绝于未来。我们特别关注钱云会，他已经走了，为了公民的权利，他走得很悲壮；但，他身后留下的那个大大的问号不仅没有消除，反而越拖越长，我们希望中国政府直接出面或对民间组织包括民主党人在内，取得的负责任的调查结论，客观看待，不压制，不迫害，并积极给出真相，依法惩治凶手。
二、捐款人名录（按拼音顺序排列）
池建伟（民主党人，电话：133-3581-0676） 100
陈开频（民主党人，电话：153-5543-4508） 200
陈绍斌（公民） 300
陈树庆（民主党人，电话：139-5801-2964） 500
戴建伟（民主党人） 300
方国良（民主党人） 100
方 升（民主党人，电话：130-6470-4103） 200
范子良（民主党人，电话：057-2283-8064） 100
胡晓玲（公民，电话：0571-8606-6394） 200
贺忠民（民主党人，电话：189-6828-4122） 400
刘全贵（民主党人，电话：135-1571-8161） 100
楼裕根（民主党人，电话：139-6817-6234） 500
高海兵（民主党人，电话：138-5814-2104） 200
姜在鸿（高工、公民，电话：138-5800-8756） 200
楼保生（民主党人，电话：132-8217-7055） 100
罗怀江（公民，电话：159-9014-9737） 200
来金彪（民主党人，电话：133-8860-1327） 200
毛庆祥（民主党人，电话：151-5710-3755） 200
戚惠民（民主党人，电话：139-0571-2569） 200
钱 进（民主党人，电话：152-5520-0526） 100
任伟仁（民主党人，电话：133-9657-3202） 200
单称峰（民主党人，电话：135-8811-7765） 100
宋钱耒（公民） 100
苏元真（退休教授，电话：134-5680-7763） 50
谭 凯（民主党人，电话：151-5718-3735） 100
王东海（民主党人，电话：133-7255-9952） 100
王富华（民主党人，电话：0571-8605-5869） 100
温克俭（独立笔会，电话：136-0571-6606） 500
王荣清（民主党人，电话：0571-8599-7558） 200
王荣耀（民主党人，电话：158-6710-0742） 500
魏水山（民主党人，电话：137-3553-8830） 200
王有才（民主党人，电话：001-401-331-3251） 3,500
吴义龙（民主党人，电话：151-6838-5850） 200
魏祯凌（民主党人，电话：188-0571-2576） 200
徐 光（民主党人，电话：133-6218-1277） 1,000
萧利彬（民主党人，电话：135-8841-1685） 100
叶 健（民主党人，电话：130-8395-9449） 500
薛明凯（民主党人，电话：158-0581-3271） 50
余铁龙（民主党人，电话：0571-6414-4995） 300
叶孝刚（退休讲师、公民） 200
余元洪（民主党人，电话：159-5802-2764） 200
昝爱宗（独立笔会，电话：130-8285-0180） 200
周骏义（民主党人） 300
张立恒（公民、律师，电话：135-8848-4880） 400
张宏海（民主党人，电话：156-5809-2251） 100
邹 巍（民主党人，电话：0571-8550-7972） 200
张贻达（民主党人，电话：057-3261-4440） 200
张中政（民主党人，电话：139-6785-4349） 100
朱虞夫（民主党人，电话：139-6714-8083） 200
祝正明（民主党人，电话：158-5816-6897） 300
轶名１（公民） 200
轶名２（公民） 2,000
轶名３（公民） 200
轶名４（公民） 100
轶名５（公民） 100
轶名６（推友） 200
轶名７（基督徒） 500
轶名８（公民） 1,000
轶名９（某党人士） 400
轶名10（公民） 200
轶名11（公民） 200
轶名12（公民） 200
轶名13（公民） 200
轶名14（公民） 200
轶名18（公民） 1,000
轶名28（公民） 1,000
合计：22,500元
三、特别关注名录
本党对以下人员表示特别关注，他们是：
钱云会、刘晓波、刘贤斌、王炳章、彭明、胡嘉
四、特别慰问名录
郭飞熊、郭永丰、郭泉、赵连海、谭作人、黄琦、师涛、任自元、黄金秋、王译、孙福全、刘正有、王晓宁、孙晓弟、幸清贤、陆大椿、范宝琳、郑怡春、孔佑平、徐伟、靳海科、谢福林、李铁
五、受捐人名录
１、以下受捐人为500元
聂敏之 实际收款人：遗孀。当面交付（0571-8518-0834）
黄晓敏 实际收款人：家属。寄达。
柏晓毛 实际收款人：家属。谢长桢代转（139-7586-5658）
杨云彪 实际收款人：妻子。面交（139-5805-2315）
韩立法 实际收款人：家属。秦岭山代转
２、以下受捐人为1,000元
钱云会 实际收款人：家属。寄达。
秦永敏 实际收款人：本人（186-2772-2402）
刘贤斌 实际收款人：陈明先（夫人）（137-7874-7500）
杨天水 实际收款人：杨桂香（三姐））（138-8282-1073）
许万平 实际收款人：陈贤英（夫人）（158-0800-6569）
何德普 实际收款人：本人（151-0108-4969）
谢长发 实际收款人：谢长桢（139-7586-5658）
李大伟 实际收款人：许玉珍（母亲）（093-8829-7540）
令先华 实际收款人：本人。寄达（130-2030-3990）
胡明君 实际收款人：胡超（弟弟）（136-7966-1010）
张 起 实际收款人：家属。寄达。
范燕琼 实际收款人：本人（131-0598-1036）
薛明凯 面交（186-8871-7396）
李旺阳 实际收款人：李旺玲（妹妹）（139-7390-0029）
陈道军 实际收款人：曾启蓉（夫人）（135-4008-1094）
罗勇泉 实际收款人：本人。毛庆祥（代转）（151-5710-3755）
３、以下受捐人为2,000元
力虹（张建红） 实际收款人：董敏（夫人）由汪雪娥、朱瑛娣、梁丽媛代表浙江民主党和维权活动人士到宁波参加力虹追悼会时转交。
吕耿松 实际收款人：汪雪娥（夫人）当面交付（0571-8805-7334）
合计：22,500元
六、特别致谢
中国民主党人和其他为了行使《宪法》所确认的言论、结社等公民基本权利，追求民主自由而遭受政治迫害者，不仅受难者本人，而且他们的家属也陷入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尤其是生活困难，来自社会各界的帮助是他们能够顽强度过难关的重要支撑之一。为此，我们向关心和支持我们的各界朋友表示深深的敬意（国内一些朋友的姓名暂时不便公告），特别感谢雪中送炭的孙立勇先生、胡平先生、吴宏达先生、王丹先生、刘路（李建强）律师、雅虎基金、独立中文笔会及刘晓波先生和赵达功先生、中国人权等；感谢国际华语传媒对我们及时、客观、公正的报道；我们也向帮助过我们的民主党朋友如王有才、王军涛、徐文立、王希哲、王军、傅申奇、陈立群、刘东星、唐元隽、赵昕、林辉、姚振宪等人表示感谢！
七、募捐发起和组织情况
◆发起人：朱虞夫
◆款项收取人：池建伟
◆分配方案设计人：王荣清、高海兵
◆款项寄送人：毛庆祥
◆审计人：陈树庆
◆公告文本起草人：吴义龙。
作为中国大陆目前最大的公开在野党，中国民主党着力于制度建设（例如2004年由王荣清先生主持，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起草并公布的《中国政党法草案》），完善和健全各项体制，尤其是政治体制，以期形成有效的制约执政党的制度机制。我们明白，己所不正，何以正人？最大限度地公开党务，防范害人害己的暗箱操作与阴谋行为，是建设一个健康的民主政党必须且永恒的课题。
公布本次募捐清单及基本操作情况，也是浙江民主党人坚持“和平、理性、公开、合法”行动准则的一贯与继续，在安全许可的范围内，这种尝试和努力，我们将在更多的领域和层次展开，以确保将中国民主党建设成一个阳光政党，一个透明的政党、一个让社会看得清楚而可以放心的政党。
公布本募捐清单之时，正值国外突尼斯和埃及专政体制垮台、国内大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即将召开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主党人衷心地希望中共在国际民主大潮方兴未艾、中国大陆社会转型的历史重要关头召开的这次会议，能够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秉持对国家和人民负责的态度，将这次会议开成一个真正民主化的会议、一个能够引导中国大陆走向民主宪政的进步会议，并对下述问题切实采取措施而交出让国人满意的答卷：
首先，必须立即停止一切新的侵犯人权行为，约束与制止执政、行政和司法的专横跋扈，接受社会的公开监督与制约。
其次，秉着“真相与和解”的精神解决历史遗留的人权问题，释放所有因行使信仰（如法轮功、家庭教会）、言论、结社、和平的集会游行示威等《宪法》权利而遭受政治（刑事和劳教）迫害的公民，启动“国家赔偿”，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真正和谐；
再次，尽快制定符合民主宪政原则的《新闻法》、《政党法》，开放报禁、开放党禁。
其四，还政于民，由公民直接选举产生各级官员和民意代表。
其五，完善权力制衡、制约机制，建立科学的国家制度。
其六，健全财务制度，确立“不知情不纳税；没有税赋决定权可以拒绝纳税”的现代税收原则。
其七，落实公民独立自主的文化创造权。
最后，我们强调，专政和专制是一切社会不稳定的根源，解决社会不稳定，就必须建立民主宪政。历史留给我们的机会并不多，从大清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只有50余年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是改革（良）和革命的赛跑，是主动改革和被革命推翻（直接导致50年战乱）的赛跑。我们希望中共主动改革，以减少可能的社会不稳定。
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 吴义龙 2011年2月15日
（参与 已经发表） 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
浙江中国民主党人2011年春节募捐暨向受难者及其家属送达捐款和慰问活动已经结束，我们特此公告如下：
一、募捐说明
从2005年底王荣清先生开始，浙江民主党人每年都为遭受政治迫害的狱中受难者家属募捐，并且形成了一个好的传统：一个民主党人被关进监狱，全体民主党人都踊跃捐助；入狱，是受捐人，出狱，是捐助人。至今已是第六个年头。今年的民主党人春节募捐活动，我作如下说明：
首先，没有社会各界的关爱，就没有民主党今天。我曾经回想过去十几年的人生旅程，其中我何以走上民运之路？又为什么如此乐观？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我感受到了大多数中国人的期望：强烈地期望着改变现实政治体制。大多数人期望的事，我可以拒绝吗？在做大多数人期望的事并在关爱的包围中，能不乐观吗？这也是中国民主党成长壮大的社会基础。
其次，国内民主党人的春节募捐是我们党人和朋友之间互助性质的活动，我们暂时还不接受社会捐赠。1998年我们组党之初就有很多公民和组织找到我愿意捐助，我善意地回绝了，我的理由是：一方面我们真的没有为社会做什么，另一方面也是爱惜羽毛的意思：在被打压的背景下，我们不可能建立一个阳光财务，我们不想重蹈中共的覆辙，我们不愿成为一个腐败的政党。所以，在这里我也想申明一下本党的政策，此前浙江凡是以民主党组织的名义进行的社会募捐，都不是本党组织行为。今后一段时间里，这个政策还将继续贯彻。但，本党也欢迎社会各界捐助我们的党员，特别是为狱中遭受政治迫害的民主党人和其他良心犯募捐，让他们可以更好地全身心地投入中国的民主事业。
其三，募捐款全部用于受难者家属，并在春节期间送达受捐人。不挪作它用，捐赠人可以通过我们的公告核实捐赠款使用情况，欢迎监督。为此，本届募捐活动特设审计人一名。
其四，由于中国民主党处在被打压的状态，民主党人的经济状况普遍不好，所募集的资金极度有限，而几十年来，为中国的民主、自由献身和坐牢的朋友们越来越多，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为此，对有些朋友我们只能给以特别慰问。
其五，我们对六位朋友加以特别关注。我们特别关注刘晓波，我们不希望中国政府成为继德国纳粹政府，缅甸军政府之后第三个关押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政府；我们特别关注刘晓波、刘贤斌、胡嘉，反对以言治罪；我们特别关注王炳章、刘贤斌、彭明，组党无罪；我们特别关注胡嘉，希望当局尽快让他保外就医，不要草菅人命，自绝于未来。我们特别关注钱云会，他已经走了，为了公民的权利，他走得很悲壮；但，他身后留下的那个大大的问号不仅没有消除，反而越拖越长，我们希望中国政府直接出面或对民间组织包括民主党人在内，取得的负责任的调查结论，客观看待，不压制，不迫害，并积极给出真相，依法惩治凶手。
二、捐款人名录（按拼音顺序排列）
池建伟（民主党人，电话：133-3581-0676） 100
陈开频（民主党人，电话：153-5543-4508） 200
陈绍斌（公民） 300
陈树庆（民主党人，电话：139-5801-2964） 500
戴建伟（民主党人） 300
方国良（民主党人） 100
方 升（民主党人，电话：130-6470-4103） 200
范子良（民主党人，电话：057-2283-8064） 100
胡晓玲（公民，电话：0571-8606-6394） 200
贺忠民（民主党人，电话：189-6828-4122） 400
刘全贵（民主党人，电话：135-1571-8161） 100
楼裕根（民主党人，电话：139-6817-6234） 500
高海兵（民主党人，电话：138-5814-2104） 200
姜在鸿（高工、公民，电话：138-5800-8756） 200
楼保生（民主党人，电话：132-8217-7055） 100
罗怀江（公民，电话：159-9014-9737） 200
来金彪（民主党人，电话：133-8860-1327） 200
毛庆祥（民主党人，电话：151-5710-3755） 200
戚惠民（民主党人，电话：139-0571-2569） 200
钱 进（民主党人，电话：152-5520-0526） 100
任伟仁（民主党人，电话：133-9657-3202） 200
单称峰（民主党人，电话：135-8811-7765） 100
宋钱耒（公民） 100
苏元真（退休教授，电话：134-5680-7763） 50
谭 凯（民主党人，电话：151-5718-3735） 100
王东海（民主党人，电话：133-7255-9952） 100
王富华（民主党人，电话：0571-8605-5869） 100
温克俭（独立笔会，电话：136-0571-6606） 500
王荣清（民主党人，电话：0571-8599-7558） 200
王荣耀（民主党人，电话：158-6710-0742） 500
魏水山（民主党人，电话：137-3553-8830） 200
王有才（民主党人，电话：001-401-331-3251） 3,500
吴义龙（民主党人，电话：151-6838-5850） 200
魏祯凌（民主党人，电话：188-0571-2576） 200
徐 光（民主党人，电话：133-6218-1277） 1,000
萧利彬（民主党人，电话：135-8841-1685） 100
叶 健（民主党人，电话：130-8395-9449） 500
薛明凯（民主党人，电话：158-0581-3271） 50
余铁龙（民主党人，电话：0571-6414-4995） 300
叶孝刚（退休讲师、公民） 200
余元洪（民主党人，电话：159-5802-2764） 200
昝爱宗（独立笔会，电话：130-8285-0180） 200
周骏义（民主党人） 300
张立恒（公民、律师，电话：135-8848-4880） 400
张宏海（民主党人，电话：156-5809-2251） 100
邹 巍（民主党人，电话：0571-8550-7972） 200
张贻达（民主党人，电话：057-3261-4440） 200
张中政（民主党人，电话：139-6785-4349） 100
朱虞夫（民主党人，电话：139-6714-8083） 200
祝正明（民主党人，电话：158-5816-6897） 300
轶名１（公民） 200
轶名２（公民） 2,000
轶名３（公民） 200
轶名４（公民） 100
轶名５（公民） 100
轶名６（推友） 200
轶名７（基督徒） 500
轶名８（公民） 1,000
轶名９（某党人士） 400
轶名10（公民） 200
轶名11（公民） 200
轶名12（公民） 200
轶名13（公民） 200
轶名14（公民） 200
轶名18（公民） 1,000
轶名28（公民） 1,000
合计：22,500元
三、特别关注名录
本党对以下人员表示特别关注，他们是：
钱云会、刘晓波、刘贤斌、王炳章、彭明、胡嘉
四、特别慰问名录
郭飞熊、郭永丰、郭泉、赵连海、谭作人、黄琦、师涛、任自元、黄金秋、王译、孙福全、刘正有、王晓宁、孙晓弟、幸清贤、陆大椿、范宝琳、郑怡春、孔佑平、徐伟、靳海科、谢福林、李铁
五、受捐人名录
１、以下受捐人为500元
聂敏之 实际收款人：遗孀。当面交付（0571-8518-0834）
黄晓敏 实际收款人：家属。寄达。
柏晓毛 实际收款人：家属。谢长桢代转（139-7586-5658）
杨云彪 实际收款人：妻子。面交（139-5805-2315）
韩立法 实际收款人：家属。秦岭山代转
２、以下受捐人为1,000元
钱云会 实际收款人：家属。寄达。
秦永敏 实际收款人：本人（186-2772-2402）
刘贤斌 实际收款人：陈明先（夫人）（137-7874-7500）
杨天水 实际收款人：杨桂香（三姐））（138-8282-1073）
许万平 实际收款人：陈贤英（夫人）（158-0800-6569）
何德普 实际收款人：本人（151-0108-4969）
谢长发 实际收款人：谢长桢（139-7586-5658）
李大伟 实际收款人：许玉珍（母亲）（093-8829-7540）
令先华 实际收款人：本人。寄达（130-2030-3990）
胡明君 实际收款人：胡超（弟弟）（136-7966-1010）
张 起 实际收款人：家属。寄达。
范燕琼 实际收款人：本人（131-0598-1036）
薛明凯 面交（186-8871-7396）
李旺阳 实际收款人：李旺玲（妹妹）（139-7390-0029）
陈道军 实际收款人：曾启蓉（夫人）（135-4008-1094）
罗勇泉 实际收款人：本人。毛庆祥（代转）（151-5710-3755）
３、以下受捐人为2,000元
力虹（张建红） 实际收款人：董敏（夫人）由汪雪娥、朱瑛娣、梁丽媛代表浙江民主党和维权活动人士到宁波参加力虹追悼会时转交。
吕耿松 实际收款人：汪雪娥（夫人）当面交付（0571-8805-7334）
合计：22,500元
六、特别致谢
中国民主党人和其他为了行使《宪法》所确认的言论、结社等公民基本权利，追求民主自由而遭受政治迫害者，不仅受难者本人，而且他们的家属也陷入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尤其是生活困难，来自社会各界的帮助是他们能够顽强度过难关的重要支撑之一。为此，我们向关心和支持我们的各界朋友表示深深的敬意（国内一些朋友的姓名暂时不便公告），特别感谢雪中送炭的孙立勇先生、胡平先生、吴宏达先生、王丹先生、刘路（李建强）律师、雅虎基金、独立中文笔会及刘晓波先生和赵达功先生、中国人权等；感谢国际华语传媒对我们及时、客观、公正的报道；我们也向帮助过我们的民主党朋友如王有才、王军涛、徐文立、王希哲、王军、傅申奇、陈立群、刘东星、唐元隽、赵昕、林辉、姚振宪等人表示感谢！
七、募捐发起和组织情况
◆发起人：朱虞夫
◆款项收取人：池建伟
◆分配方案设计人：王荣清、高海兵
◆款项寄送人：毛庆祥
◆审计人：陈树庆
◆公告文本起草人：吴义龙。
作为中国大陆目前最大的公开在野党，中国民主党着力于制度建设（例如2004年由王荣清先生主持，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起草并公布的《中国政党法草案》），完善和健全各项体制，尤其是政治体制，以期形成有效的制约执政党的制度机制。我们明白，己所不正，何以正人？最大限度地公开党务，防范害人害己的暗箱操作与阴谋行为，是建设一个健康的民主政党必须且永恒的课题。
公布本次募捐清单及基本操作情况，也是浙江民主党人坚持“和平、理性、公开、合法”行动准则的一贯与继续，在安全许可的范围内，这种尝试和努力，我们将在更多的领域和层次展开，以确保将中国民主党建设成一个阳光政党，一个透明的政党、一个让社会看得清楚而可以放心的政党。
公布本募捐清单之时，正值国外突尼斯和埃及专政体制垮台、国内大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即将召开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主党人衷心地希望中共在国际民主大潮方兴未艾、中国大陆社会转型的历史重要关头召开的这次会议，能够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秉持对国家和人民负责的态度，将这次会议开成一个真正民主化的会议、一个能够引导中国大陆走向民主宪政的进步会议，并对下述问题切实采取措施而交出让国人满意的答卷：
首先，必须立即停止一切新的侵犯人权行为，约束与制止执政、行政和司法的专横跋扈，接受社会的公开监督与制约。
其次，秉着“真相与和解”的精神解决历史遗留的人权问题，释放所有因行使信仰（如法轮功、家庭教会）、言论、结社、和平的集会游行示威等《宪法》权利而遭受政治（刑事和劳教）迫害的公民，启动“国家赔偿”，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真正和谐；
再次，尽快制定符合民主宪政原则的《新闻法》、《政党法》，开放报禁、开放党禁。
其四，还政于民，由公民直接选举产生各级官员和民意代表。
其五，完善权力制衡、制约机制，建立科学的国家制度。
其六，健全财务制度，确立“不知情不纳税；没有税赋决定权可以拒绝纳税”的现代税收原则。
其七，落实公民独立自主的文化创造权。
最后，我们强调，专政和专制是一切社会不稳定的根源，解决社会不稳定，就必须建立民主宪政。历史留给我们的机会并不多，从大清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只有50余年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是改革（良）和革命的赛跑，是主动改革和被革命推翻（直接导致50年战乱）的赛跑。我们希望中共主动改革，以减少可能的社会不稳定。
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 吴义龙 2011年2月15日
2011年1月21日星期五
陈树庆：何德普释放剩3天，见证中国民主党人的团结协作精神
中国民主党在创党初期，由于对形势的判断和把握不一样，也由于我们自己人性的弱点，有时即使为了共同的大目标——中国真正实现民主，但在具体操作中不同人、不同的群体组合有时也难免产生冲突与隔阂。例如王有才先生1998年4月底5月初趁参加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际，最初动员徐文立先生在北方召集与发起中国民主党的创党活动受挫后，得到了任畹町、赵昕、马少华、王林海等先生的响应，组建了中国民主党北京筹委会并于1998年9月16日正式去北京民政局登记注册，而赵昕先生又和吴义龙、刘贤斌及其他十几个省的民主党骨干积极筹备中国民主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工作。徐文立先生及与徐最要好的几位朋友11月9日突然宣告成立由他们几人组成的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和“中国民主党一大筹备组”（浙江吴义龙、王荣清等人当时曾对徐文立先生去电话提出过严肃批评，但2004年底的《中国政党法》事件，徐文立先生能不计较王荣清过去通电话直接指责的那些难听话，在美国大力呼吁营救王荣清先生，此乃后话），迅速膨胀了中国民主党的力量与国际影响力，但也打乱了王有才、任畹町、赵昕、吴义龙、刘贤斌、姚振宪等人正在酝酿及运作的“中国民主党一大”准备工作。由此，在北京地区，中国民主党的两个组党群体之矛盾就产生了，很长一段时间难以协调、整合与统一。
令人值得欣慰的是，在浙江聂敏之、王荣清及其他各省民主党人的促和下，在中国民主党国内最艰难的时期，时任京津党部负责人的何德普先生与北京筹委会的任畹町、赵昕等人能捐弃前嫌，消除误解，充分发扬我民主党人顾全大局的品格，团结在一起共同奋斗，京津党部为此还专门制订了《中国民运道德规范约法八章》，为以后中国民主党各群体、组织、甚至个人间的团结协作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待体现“民主与法治”、“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相统一（赵昕语）”的党内共识和制度完善与成熟之时，为中国民主党各群体的稳健整合打下了一个功不可没的“伏笔”。
在何德普先生被捕及遭到刑事迫害后，赵昕先生以公开的中国民主党人之身份，不仅协调与支持各省中国民主党组织的恢复与重建，还积极参加和组织了声势浩大的赵紫阳先生逝世后民众悼念活动，与胡佳、高智晟等一起发起与组织了2006年以国内为主导世界性的“维权抗暴接力绝食”活动，极大地增强了中国民主党人与社会各界尤其是维权群众的关系，提高了中国民主党人在国内和国际的声望，确保了中国民主党活动在京畿地区因何德普被捕后的艰难时期仍以适当的方式“打不垮、拖不烂”并有所发展。赵昕先生、刘浩锋先生及北京地区其他民主党人对何德普先生所最求的“捍卫人权和多党制民主宪政”前赴后继，足以告慰从狱中重返同志们中的德普先生。我们浙江的民主党人由于种种困难和不便，暂时无法赴京参加兄弟喜相逢，只能在千里之外遥祝北京的民主党兄弟以此为良好的开端，让我们精诚团结，更有力量地为把自己的祖国建设成一个民主法治、确保人权的现代文明国家，担当起中国民主党人应有的历史责任来。
在离2011年1月24日何德普释放剩3天之时，为再现“中国民主党人的团结协作精神”，特附：一、《中国民运道德规范约法八章》；二、由任畹町、何德普共同发起的，得到赵昕先生支持的《中国200多名民运人士呼吁民主法治、社会公正，释放政治犯》一文，以见证历史。
陈树庆
2011年1月21日，于中国杭州。
附录一：【中国民运道德规范约法八章】
为中国民主运动的团结一致，减少摩檫，健康发展，在争取中国民主化的事业中协同合作，北京的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发起签署并得到北京暂不以组织名义活动的前中国自由民主党、中国发展联合会许多朋友的支持、赞同，特提出中国民运道德规范约法八章如下：
一，坚持民主运动的政治立场。在中国没有实现民主化之前，中国民主运动作为反对运动的性质不容改变。
二，各民运人士、民运团体在主张中国民主化的前提下，诉求多元化是正常的。应该求同存异，互相尊重。
三，民运人士个人，民运团体、组织之间的问题，矛盾应尽量先内部沟通，提倡放到桌面上来讨论，协商，解释清楚，去除误会，达成谅解。达成谅解后，应言而有信，认真实行，不可轻易的，片面的在外对他人或其它组织、团体进行攻击。
若经协商无法达成谅解，必须公开辩论的原则问题，提倡先礼后发，不得搞突然袭击。辩论应摆证据，讲道理，有风度，维护民运的健康形象，反对一切造谣和谩骂。
四，在征得他人或其它组织、团体明示同意或授权之前，不得随意使用他们的名义发布任何正式或非正式的文件。
五，民运群体中的任何个人，任何组织无论在民运的历史中资格多老，功劳多大，名气多响，都应把自己视为民运中平等的一员。没有任何人可以有凌驾于民运群体之上的特权。任何人，任何组织都必须按民运的民主章程、程序和道德规范进行活动。
六，为民运入狱的人士，正在作出巨大牺牲，也失去了自我辩护的可能，因此应该享有不受任何攻击特别是不受公开攻击的权利。任何乘他人入狱，阴挟私恨，落井下石，肆无忌惮地污蔑他人甚至诬陷他人的行为，都是不道德的，应该受到民运群体的指责。
七，任何民运人士，民运组织、团体都应把中国民运的整体利益放在第一位。鄙视狭隘派性。任何民运人士，民运组织、团体在受到政治迫害的时候，无论他(他们)是否曾与自己发
生过意见的冲突和矛盾，都应该兄弟睨墙于外，一致声援，无私帮助，共同进退。
援助了患难中的他人，也就是援助了今后患难中的自己。
八，民运人士不是圣贤，各人必有人性的弱点。但他们既献身中国的民主事业，就应力求自己的言行合于一般公认的社会道德规范。
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与各民运团体郑重约法八章，公布于世
二零零零年二月二十四日
发表于：民主论坛2000.3.2
附录二：【中国200多名民运人士呼吁民主法治、社会公正，释放政治犯】
2002年2月18日
（北京）任畹町、何德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
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
我国已经进入新世纪第三个春天。过去的一年，中国加入世贸，北京申奥成功，足球走向世界。国民经济保持了较高的增长幅度。令人遗憾和不满的是：我国的人权和法制状况难以适应进入世贸、筹办奥运和市场经济规范化的需要。一年来，为争取民主和法治而被捕和被判刑的公民，北京有杨子立、靳海科、徐伟等5人；四川有黄崎、胡明君等3人；山东有牟传珩、燕鹏、王金波等3人；甘肃有李大伟。
前些年为争取民主和法治而被判刑的有胡石根、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方觉、张善光、岳天祥、刘贤斌、畲万宝、佟适冬、廖石华、柏小毛、高洪明、查建国、王泽臣、王文江，祝正明、吴义龙、毛凤翔、朱虞夫、徐铭、安均、刘世遵、高勤荣、单称峰、范子良、王万星等尚在监狱、劳教场所或精神病院。陈子明保外就医被严密监视。
我们为有如此众多忠于理想、坚持信念、顽强不屈、不畏强暴的民主派同仁而骄傲。
我国在政治性和非政治性案件中，都有滥用「留置」、「拘传」，逾时传讯、传唤，无限期拘押、枉法判罪、枉法杀人、虐待人犯等违反国法公正和国际公法的行为。为了保障人权、推行法治现代化，我们要求政府、人大和执法部门在近期采取以下措施：
一、检查并切实改善政治犯的生活、医疗狱政待遇。分批释放全国各地的民运政治犯及其它思想言论犯。
二、在即将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上批准1998年10月6日我国政府签署的《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并以修改国内的法律法令，切实保障人民的合法权利不受非法剥夺。
三、在全国人大建立专门机构，统一指导和监督司法改革，维护独立审判和司法公正，坚持纠正一切违反实体法和程序法的执法犯罪行为。
四、在中国本土，建立中美和中西方联合人权监督机构，实施国际监督。
此致敬礼
2002年2月18日
中国公民：
（陕西）林牧、吴震、张宗爱、马俊、赵常青、林小平、高凯、魏光君、程小宝、师涛、颜均、路中明、
（北京）任畹町、何德普、金成、周国强、徐永海、王天成、陈青林、王建军、张存珠、马文都、刘静、高峰、赵昕、钱玉民、蒋福建、于林峻、刘建新、杨靖、朱锐、沙裕光、王志新、高玉祥、王林海、马强、侯杰、韩罡、王美茹、孙立勇、王军鹰、金艳明、章红、刘风刚、马少华、刘焕文、王沿海、张凤颖、胡默、陈青林、孙亦荣、钦欢、孙膑、王林键、路坤、张国华
（贵州）廖双元、莫建刚、李家华、方家华、金林志、熊晋仁、韦登忠、吴若海、杜应国、芦永强、黄燕明、孙光金、徐国庆、张重发、吴郁、薛德云、陶玉平、孙庭华、陈德富、季风、杜和平、徐应元、贾三友、赵金鹏
（东北）萧利君、冷万宝、唐元巂、贾伟、孔佑平、庞梅青、刘绍坤、梁立维、姜胜汉、李杰、迟寿柱、杨福文、全力、姜利君、王德丰、田晓明、刘俊吵、何震春、张素芝、杨世勇、利瓦伊、宁先华、杨亮、
（上海）韩立法、金济生、齐纪成、姚振贤、姚振义、杨勤民、朱国华、徐虹、姚天生、谈志华、徐纪成、杨宏伟、顾国平、王勇刚、应晚成
（四川）欧阳懿、张明、廖亦武、陈卫、陈明先、蒲勇、周志刚、邓永亮、鲁登川、吴嗣宁、朱易平、曾富洪、冯键、张德贵、何时茶、张宝龙
（重庆）邓焕武、李运生、何兵、阎家、王明、邓代坤、梁俊西
（浙江）陈龙德、王东海、毛国良、吴高兴、叶文相、赵万敏、傅权、金秀元、邹达祥、吕耿松、陈凡
（湖南）张帆、毛金祥、陈国金、蒋复兴、宋戈、胡曙光、李金鸿、唐基石、谭力、胡卓毅、廖国强、梁爱城、廖晚行、侯水竹、何横华、谢长发、金继武、
（山东）姜福祯、张铭山、申贵军、车宏年、于敖之、牛天民、刘玉宾、
（河南）王冰、薛红、安寿荣、安易荣、安永荣、安陆荣
（福建）张宝钦、陈延龄、陈健、王振军、陈一兵、陈鼎明、
（江苏）郭少坤、樊百华、王瑟
（广西）王治晶、李小龙、薛正标
（广东）刘抗修、杨天水
（湖北）刘飞跃、李卫平
（安徽）马良纲、沈良庆
（甘肃）王凤山、郭新民
（山西）李庆喜
（宁夏）陈晓昶
发表于：大参考总第1480期(2002.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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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再过3天，即2011年1月24日，何德普先生就要从北京市第二监狱释放了，本文特附何德普的妻子贾建英的有关信息如下：
住：北京市西城区朝阳庵大院9－1－5号，邮编100044；
联系电话：中国-北京-68355230，13161769766；
Email:hejia111@hotmail.com
令人值得欣慰的是，在浙江聂敏之、王荣清及其他各省民主党人的促和下，在中国民主党国内最艰难的时期，时任京津党部负责人的何德普先生与北京筹委会的任畹町、赵昕等人能捐弃前嫌，消除误解，充分发扬我民主党人顾全大局的品格，团结在一起共同奋斗，京津党部为此还专门制订了《中国民运道德规范约法八章》，为以后中国民主党各群体、组织、甚至个人间的团结协作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待体现“民主与法治”、“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相统一（赵昕语）”的党内共识和制度完善与成熟之时，为中国民主党各群体的稳健整合打下了一个功不可没的“伏笔”。
在何德普先生被捕及遭到刑事迫害后，赵昕先生以公开的中国民主党人之身份，不仅协调与支持各省中国民主党组织的恢复与重建，还积极参加和组织了声势浩大的赵紫阳先生逝世后民众悼念活动，与胡佳、高智晟等一起发起与组织了2006年以国内为主导世界性的“维权抗暴接力绝食”活动，极大地增强了中国民主党人与社会各界尤其是维权群众的关系，提高了中国民主党人在国内和国际的声望，确保了中国民主党活动在京畿地区因何德普被捕后的艰难时期仍以适当的方式“打不垮、拖不烂”并有所发展。赵昕先生、刘浩锋先生及北京地区其他民主党人对何德普先生所最求的“捍卫人权和多党制民主宪政”前赴后继，足以告慰从狱中重返同志们中的德普先生。我们浙江的民主党人由于种种困难和不便，暂时无法赴京参加兄弟喜相逢，只能在千里之外遥祝北京的民主党兄弟以此为良好的开端，让我们精诚团结，更有力量地为把自己的祖国建设成一个民主法治、确保人权的现代文明国家，担当起中国民主党人应有的历史责任来。
在离2011年1月24日何德普释放剩3天之时，为再现“中国民主党人的团结协作精神”，特附：一、《中国民运道德规范约法八章》；二、由任畹町、何德普共同发起的，得到赵昕先生支持的《中国200多名民运人士呼吁民主法治、社会公正，释放政治犯》一文，以见证历史。
陈树庆
2011年1月21日，于中国杭州。
附录一：【中国民运道德规范约法八章】
为中国民主运动的团结一致，减少摩檫，健康发展，在争取中国民主化的事业中协同合作，北京的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发起签署并得到北京暂不以组织名义活动的前中国自由民主党、中国发展联合会许多朋友的支持、赞同，特提出中国民运道德规范约法八章如下：
一，坚持民主运动的政治立场。在中国没有实现民主化之前，中国民主运动作为反对运动的性质不容改变。
二，各民运人士、民运团体在主张中国民主化的前提下，诉求多元化是正常的。应该求同存异，互相尊重。
三，民运人士个人，民运团体、组织之间的问题，矛盾应尽量先内部沟通，提倡放到桌面上来讨论，协商，解释清楚，去除误会，达成谅解。达成谅解后，应言而有信，认真实行，不可轻易的，片面的在外对他人或其它组织、团体进行攻击。
若经协商无法达成谅解，必须公开辩论的原则问题，提倡先礼后发，不得搞突然袭击。辩论应摆证据，讲道理，有风度，维护民运的健康形象，反对一切造谣和谩骂。
四，在征得他人或其它组织、团体明示同意或授权之前，不得随意使用他们的名义发布任何正式或非正式的文件。
五，民运群体中的任何个人，任何组织无论在民运的历史中资格多老，功劳多大，名气多响，都应把自己视为民运中平等的一员。没有任何人可以有凌驾于民运群体之上的特权。任何人，任何组织都必须按民运的民主章程、程序和道德规范进行活动。
六，为民运入狱的人士，正在作出巨大牺牲，也失去了自我辩护的可能，因此应该享有不受任何攻击特别是不受公开攻击的权利。任何乘他人入狱，阴挟私恨，落井下石，肆无忌惮地污蔑他人甚至诬陷他人的行为，都是不道德的，应该受到民运群体的指责。
七，任何民运人士，民运组织、团体都应把中国民运的整体利益放在第一位。鄙视狭隘派性。任何民运人士，民运组织、团体在受到政治迫害的时候，无论他(他们)是否曾与自己发
生过意见的冲突和矛盾，都应该兄弟睨墙于外，一致声援，无私帮助，共同进退。
援助了患难中的他人，也就是援助了今后患难中的自己。
八，民运人士不是圣贤，各人必有人性的弱点。但他们既献身中国的民主事业，就应力求自己的言行合于一般公认的社会道德规范。
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与各民运团体郑重约法八章，公布于世
二零零零年二月二十四日
发表于：民主论坛2000.3.2
附录二：【中国200多名民运人士呼吁民主法治、社会公正，释放政治犯】
2002年2月18日
（北京）任畹町、何德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
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
我国已经进入新世纪第三个春天。过去的一年，中国加入世贸，北京申奥成功，足球走向世界。国民经济保持了较高的增长幅度。令人遗憾和不满的是：我国的人权和法制状况难以适应进入世贸、筹办奥运和市场经济规范化的需要。一年来，为争取民主和法治而被捕和被判刑的公民，北京有杨子立、靳海科、徐伟等5人；四川有黄崎、胡明君等3人；山东有牟传珩、燕鹏、王金波等3人；甘肃有李大伟。
前些年为争取民主和法治而被判刑的有胡石根、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方觉、张善光、岳天祥、刘贤斌、畲万宝、佟适冬、廖石华、柏小毛、高洪明、查建国、王泽臣、王文江，祝正明、吴义龙、毛凤翔、朱虞夫、徐铭、安均、刘世遵、高勤荣、单称峰、范子良、王万星等尚在监狱、劳教场所或精神病院。陈子明保外就医被严密监视。
我们为有如此众多忠于理想、坚持信念、顽强不屈、不畏强暴的民主派同仁而骄傲。
我国在政治性和非政治性案件中，都有滥用「留置」、「拘传」，逾时传讯、传唤，无限期拘押、枉法判罪、枉法杀人、虐待人犯等违反国法公正和国际公法的行为。为了保障人权、推行法治现代化，我们要求政府、人大和执法部门在近期采取以下措施：
一、检查并切实改善政治犯的生活、医疗狱政待遇。分批释放全国各地的民运政治犯及其它思想言论犯。
二、在即将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上批准1998年10月6日我国政府签署的《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并以修改国内的法律法令，切实保障人民的合法权利不受非法剥夺。
三、在全国人大建立专门机构，统一指导和监督司法改革，维护独立审判和司法公正，坚持纠正一切违反实体法和程序法的执法犯罪行为。
四、在中国本土，建立中美和中西方联合人权监督机构，实施国际监督。
此致敬礼
2002年2月18日
中国公民：
（陕西）林牧、吴震、张宗爱、马俊、赵常青、林小平、高凯、魏光君、程小宝、师涛、颜均、路中明、
（北京）任畹町、何德普、金成、周国强、徐永海、王天成、陈青林、王建军、张存珠、马文都、刘静、高峰、赵昕、钱玉民、蒋福建、于林峻、刘建新、杨靖、朱锐、沙裕光、王志新、高玉祥、王林海、马强、侯杰、韩罡、王美茹、孙立勇、王军鹰、金艳明、章红、刘风刚、马少华、刘焕文、王沿海、张凤颖、胡默、陈青林、孙亦荣、钦欢、孙膑、王林键、路坤、张国华
（贵州）廖双元、莫建刚、李家华、方家华、金林志、熊晋仁、韦登忠、吴若海、杜应国、芦永强、黄燕明、孙光金、徐国庆、张重发、吴郁、薛德云、陶玉平、孙庭华、陈德富、季风、杜和平、徐应元、贾三友、赵金鹏
（东北）萧利君、冷万宝、唐元巂、贾伟、孔佑平、庞梅青、刘绍坤、梁立维、姜胜汉、李杰、迟寿柱、杨福文、全力、姜利君、王德丰、田晓明、刘俊吵、何震春、张素芝、杨世勇、利瓦伊、宁先华、杨亮、
（上海）韩立法、金济生、齐纪成、姚振贤、姚振义、杨勤民、朱国华、徐虹、姚天生、谈志华、徐纪成、杨宏伟、顾国平、王勇刚、应晚成
（四川）欧阳懿、张明、廖亦武、陈卫、陈明先、蒲勇、周志刚、邓永亮、鲁登川、吴嗣宁、朱易平、曾富洪、冯键、张德贵、何时茶、张宝龙
（重庆）邓焕武、李运生、何兵、阎家、王明、邓代坤、梁俊西
（浙江）陈龙德、王东海、毛国良、吴高兴、叶文相、赵万敏、傅权、金秀元、邹达祥、吕耿松、陈凡
（湖南）张帆、毛金祥、陈国金、蒋复兴、宋戈、胡曙光、李金鸿、唐基石、谭力、胡卓毅、廖国强、梁爱城、廖晚行、侯水竹、何横华、谢长发、金继武、
（山东）姜福祯、张铭山、申贵军、车宏年、于敖之、牛天民、刘玉宾、
（河南）王冰、薛红、安寿荣、安易荣、安永荣、安陆荣
（福建）张宝钦、陈延龄、陈健、王振军、陈一兵、陈鼎明、
（江苏）郭少坤、樊百华、王瑟
（广西）王治晶、李小龙、薛正标
（广东）刘抗修、杨天水
（湖北）刘飞跃、李卫平
（安徽）马良纲、沈良庆
（甘肃）王凤山、郭新民
（山西）李庆喜
（宁夏）陈晓昶
发表于：大参考总第1480期(2002.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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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再过3天，即2011年1月24日，何德普先生就要从北京市第二监狱释放了，本文特附何德普的妻子贾建英的有关信息如下：
住：北京市西城区朝阳庵大院9－1－5号，邮编100044；
联系电话：中国-北京-68355230，13161769766；
Email:hejia111@hotmail.com
2011年1月14日星期五
陈树庆：中国民主党的中流砥柱何德普
中国古代有“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传说，记得见证与总结拿破仑战争的瑞士著名军事学家约米尼在《战争艺术概论》一书中说“一支军队能在失败的环境中挺立不倒，其价值远超过在胜利的环境中奋勇争先”。中国民主党就是一支具备这种品质的“军队”，以和平理性的方式为中国实现民主法治而不畏强暴、不懈“战斗”。如果将此种品质具体到个人身上，那么何德普先生当之无愧。
中国民主党自1998年全国性的公开创党之初，就被李鹏、江泽民等中共政治反动势力为维护其封建特权与既得利益，信誓旦旦地要“将一切政治不稳定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紧接着1998年末和1999年的两波大镇压几乎将各省中国民主党率先公开的骨干力量大都送进了监牢。与此同时，我们民运内部对组党有疑虑或反对意见也更加盛行，并以民主党所遭到的沉重打击来证明他们的“先见之明”，甚至有人对各地被分割包围还在孤军奋战的民主党人散布流言，当时我听到最多的就是：“别人都进去（坐牢）了，为什么他没事？会不会是中共的线人？”，“这是诱饵，共产党就是要用组党这个圈套来诱捕民运人士上当”。
在“四面楚歌”之中，中国民主党并没有像有些人预料甚至希望看到的“土崩瓦解”和“烟消云散”，用我们义无反顾的坚韧行动消除来自民运内部的误解，不屈地坚持了下来并将中共当局阻碍人民政治结社自由的“党禁”捅出一个事实上已无法弥补的大窟窿。在奋勇前进的同时我们也不断总结自己的不足，克服人性的弱点，提高素质尤其是对党内不同派系组织和民运内不同意见的宽容、理解与协作，直至今日已呈蓬勃发展之势，欲将中国民主党建设成一个对人民和国家负责任、对时代有担当的民主政党。这不仅要归功于广大创党人员为民主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归功于社会各界的同情与支持，归功于中共内部开明力量的包容与保护，也要归功于几乎所有民主党人都有“多党制是建设与保障现代民主宪政的一个重要支柱与必由之路”、“历史上人权事业的进步，从来都靠人民的争取而获得，不会产生于统治者对懦夫的恩赐”、“任何进步力量的产生与发展，唯有不怕牺牲、累败累战地不停进攻才能扩大影响、壮大力量，得以实现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政治常识与坚定信念，也要归功于中华先烈给我们遗传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民族性格以及“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宏伟气魄。虽然对民主党的创立、坚持和发展做出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还是默默无闻的奉献，几乎每个人都有充满艰辛、苦难同时也精彩难忘的故事可以讲述，但在何德普先生即将从共产党的监狱坐牢8年3个月后重返他所深爱的人民、所信任的同志们中时，作为见证他不屈战斗经历的战友，我最想说的就是在最低谷、最低潮时期，何德普先生仍高举中国民主党旗帜而屹立的那段事迹，仅以此文权代“鲜花”作欢迎之礼。
何德普，男，1956年10月28日出生于北京，中等身材，外表质朴，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何德普曾在北京有机化工厂中试车间作技工，他和一些朋友编辑出版了民刊《北京青年》，发表了一系列具有独特见解的文章。1980年正赶上毛泽东死后迎来的首次区人民代表换届选举，何德普与《北京青年》编辑部同仁龚平一起积极参与该项竞选工作，两人同在一个选区互相协作，壮大了声势，极大地提高了所在选区选民（厂区主要由工人组成）的投票与参选热情，通过卓有成效的选举动员，何德普还一度获得了厂里第一轮人民代表候选人的提名。虽然最终由于当时选举程序的不完善受到“内定”因素的干涉而落选，但由此赢得了广大工人的信任在随后的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中被选为职工代表，并对所在工厂提高生产效率、减少损耗与浪费、改善职工劳动保障和福利提出不少书面建议并被采纳、实施。在选举活动中，何德普宣传民主意识和人权理念，扩大了民主运动在社会上的影响。1981年5月，北京市公安局根据中共中央发布的9号文件精神，对北京的民办刊物进行取缔，何德普这个工人代表组长、《北京青年》编辑部的负责人，经历了他的第一次政治打压。
为了中国能够早日实现民主选举制度使其成为多党制的民主国家，何德普曾说：“中国共产党用一党包办的选举形式，代替了十二亿中国人民的政治选举，而老百姓极度盼望在各级选举中，实行有政治竞争的选举，应即刻废除一党包办的选举制度；人民盼望着一个政治反对党崛起，通过非暴力的方式（选举）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将我国带入宪政民主的社会”。大丈夫言出必行，1998年何德普与徐文立、查建国等人组建了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同年，何德普、高洪明、王志新公开地以政治反对派群体的形式（中国民主党北京天津党部基层选举委员会）参加了北京区县级人民代表的选举。在以国家机关、街道、工厂为划分的各选区，他们设立了5个宣传站，6支宣传队伍，委托徐文立先生做他们的发言人，共发出11000份宣传材料，出动助宣员百余人次，同时，对北京市人民代表选举办公室的钟蔚延先生作了专访，向官方的选举委员会提出了选举中应该有公开竞选等建议。在何德普先生参加选举的100天里，曾多次受到了单位领导、公安警察的警告和威胁，甚至受到人身攻击。公安局的警车就停在他家门口，警察随时跟在他的身边，把他的宣传材料抢走并没收。有些警察还威胁他：“如果你再发放参选材料，就对你实行拘留、处罚。你的参选不合法，不能让独立参选人成为候选人，不能让你胜选。”最后，虽然何德普得到广大选民的支持，但是中国共产党政府不透明选举程序，根本不公布最后的选举结果。何德普以一个政治反对派人士介入人民代表的选举，意在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这一次的参选，在中国共产党一党控制下的基层代表选举史上是罕见的。
何德普因为参加了1998年的中国民主党组党活动及地方选举，得罪了官方，1999年被当时所工作的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开除了公职，离开了工作近20年的岗位，失去了生活来源。
1998年底，中共当局开始一波猛于一波地镇压中国民主党，重判了王有才、秦永敏、徐文立、刘贤斌、欧阳懿、吴义龙、毛庆祥、朱虞夫、徐光、祝正明、査建国、高洪明、刘世遵、王泽臣、王文江、谢长发、佟适冬、岳天祥、李志友等各省的民主党负责人及主要骨干，已公开身分还没有被捕的的中国民主党成员也受到了严格控制，想要继续公开活动已是非常困难。一时间国内民运弥漫着恐怖的阴霾，一谈到组党，不少人噤若寒蝉、唯恐避之而不及，加上别有用心之人乘机搅混水、泼脏水，“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但何德普先生临危不惧，虽势单力薄、内外交困，仍堂堂正正地以中国民主党的名义不断发出坚定有力的声音。
自那以后，何德普先生续编民主党京津党部的刊物《资料汇编》，联系与稳定各地被打散的队伍，并在《民主论坛》、《大（小）参考》、《博讯》、《议报》、自由亚洲电台、美国之音、德国之声等媒体上，几乎每个月都能看到或听到几起何德普代表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发出的各类声明和呼吁、接受采访、组织与签署联名信：谴责发生在中国大陆的各类侵犯人权事件，要求中共当局尊重普世文明价值、释放政治犯、进行政改实现民主等等。正因为何德普先生深知中国民主党的组织和旗帜能否坚持下去对中国民主运动的价值，深知在国内公开高举中国民主党大旗对于中国民主党的存在与发展的重要性，他发挥非凡的勇气与智慧，在逆境中“横刀立马”长时间守住了当时普遍认为易陷难守的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阵地，为国内中国民主党的大旗不倒、度过难关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其风骨可嘉，震撼世人。写到这里，我脑袋瓜子里突然联想起文天祥、关天培、张自忠、彭德怀等历史人物，觉得好笑；但静下心来仔细一想，又严肃地意识到，也许这里面冥冥之中的关系，正蕴含着我中华民族足以永远屹立于世界之林的力量与光芒。
在何德普先生英勇苦战期间，四川及重庆的胡明君、王森、何山等以中国民主党的名义直接替农民减负与维权，2000年岁末代表当地中国民主党组织声援万源市青花钢铁总厂陷于困境的工人运动、营救被捕的工人领袖，虽充分维护了民众权利并造成了比较大的社会影响，但也很快被镇压与扑灭，而王森他们的活动情况以及后来被捕的消息，当时也主要靠何德甫与卢四清两位先生向外界公布的。2002年3月姚福姚信、萧云良为维护东北辽阳地区产业工人的权利经过长达数月轰轰烈烈的数万人示威运动，我们也是通过他们遭抓捕迫害后网上公布的消息，才知道原来两位工运领袖是我们中国民主党人。在这几年国内民主党最艰难的岁月，安徽的王洪学、王庭金等，东北的冷万宝、宁先华、杨春光等，湖北的吕新华、刘飞跃、胡俊雄等，山东王金波、车宏年等，上海的姚振宪、韩立法、李国涛等，贵州的廖双元、吴玉琴、莫建刚、黄燕明等，甘肃的李大伟、王凤山等，陕西的赵长青、付升、郑保和等，重庆的许万平，四川的邓永亮，内蒙的丁贵荣，宁夏的陈晓昶以及湖南、河北、山西等地的中国民主党国内组织或人员偶尔也会亮一、两下旗帜，顽强地发出表示当地中国民主党存在并坚守的声音。当时我们浙江民主党虽有单称峰、聂敏之、王东海、胡晓玲、楼裕根、迟建伟、林辉、毛奇峰、萧利斌、余铁龙、余元洪、叶建、皱巍、吕耿松、王富华、任伟仁、王哲军、高海兵、胡贤焕、贺忠民、王杭立等众多骨干人员在民主党的大旗下团结协作，与何德普先生南北呼应，但其工作力度与频度比之于何德普独力支撑的京津党部，还是稍逊一筹，用王荣清先生与何德普通电话时的说法，就是“我们替你当配角”。直到2002年11月初何德普先生被抓后，我们浙江民主党人再也不能躲在何德普后面“跑龙套”了，才迫不得已奋起担当了一波又一波较大的“攻势”……好在浙江民主党人多，并且精诚团结、新人不断，每当危急时刻总是有人能忠勇地站出来、前赴后继，又有北京赵昕、杭州戚惠民、广西薛振标等人的大力协助，扛住国内民主党大旗并使之一直高高飘扬，这已是后话了。
2002年11月4日北京市公安局警察将何德普拘传，从2002年11月5日到2003年1月26日何德普监视居住期间，国保总队因为他不认罪，被警察和武警关押在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里，只准许穿着短裤，一天只给一个小黑馒头和三片洋葱头，有时还不给水喝。这85天中，被强制罚站或一动不动地躺在木板上，只允许一个姿势，不许活动身体，否则被站立在四边的警察打骂、挨饿、挨冻，身体受到了严重的摧残。何德普先生于2003年1月27日被拘留，1月31 日被捕，2003年10月14日以”颠覆罪”受审。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是在上午9时30分开始庭讯，历时两个小时结束，对何德普的审判不对外公开，只允许他的妻子贾建英旁听。当贾建英见何德普被带上法庭时，这是何德普被抓后她俩一年时间来的第一次见面。在这之前的一年多期间，贾建英不知道丈夫被关押在哪里，什么罪名，甚至是生是死，都无从知晓。她曾经到北京市公安局、各看守所去问、去找，去喊，但是，没人告诉她，没人通知她，她的丈夫在哪里。
一审法庭上，当四十七岁的何德普告诉大家：“国保总队抓我的时候，警察用棉大衣（不透气的布料，特意带来法庭）蒙住我的头达三个多小时，要不是我的顽强反抗，恐怕早就被捂死了”，在他继续讲述他在狱中的遭遇时，被法官打断并拒绝让他讲下去。长时间的摧残，对他的身心造成了严重伤害，体重轻了二十多斤，眼睛的视力已经严重下降，在法庭上，当公诉人向他出示证词时，他已经看不清上面的字了。公诉人提出的“证据”中指控何德普煽动颠覆政府，有两条罪状：1.是中国民主党党员；2.在网上发表文章《中国民主党迎接新世纪宣言》、《中国民主党北京临时负责人何德普致美国总统布什的信》、《为民主党人胡明君、王森而作——工潮、农运的实干家》、《抗议国家安全局秘密绑架异议人士杨子立》。何德普的两位辩护律师阎如玉和付可心在法庭上为何德普作了精彩的无罪辩护，例如律师在法庭上质问公诉人：“你们起诉何是民主党人就是一条罪名，请问民主党人就犯法吗？法律有这样的规定吗？公诉人说他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但是没有举出任何文章里的一句话，说哪段是造谣诽谤国家政权？……中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结社自由，有通信自由。何德普没有任何犯罪事实，也没有触犯法律，罪名根本不能成立。”问得公诉人和法官无言以对、不知所措。最后，何德普在陈述中说：如果今天你们代表共产党判我的罪，我没什么好说的。但是你们说要代表人民，那你们今天在这里做的一切就是违法，是对人民的亵渎，是欺骗，因为你们已经不能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而我们民主党的公心至上，服务于大众，才是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我们民主党员心胸坦荡，光明正大，从来不搞造谣诽谤的事。说我造谣诽谤攻击颠覆国家政权，那是欲加治罪何患无词……。
2003年11月6日11时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何德甫开庭宣判，其罪名“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何德普在法庭上高声抗议：“公民有言论自由”，“公民有结社自由”，“中国需要多党制”，“抗议对中国民主党的迫害”，“不承认中共的判决”，“中国要走向民主社会”，迫使法官的宣读不得不几次停顿。由于慌乱，法官刘香只好急急忙忙地宣布：被告人何德普撰写、发布大量文章，恶意诋毁、诬蔑、诽谤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宣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以非法组织负责人的身份，长期利用互联网发表煽动性文章，罪行重大；对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整个宣判过程仅仅用了五分钟，也具有讽刺性地开了中国司法史上“宣判效率”
之先河。面对这不公平的判决，何德普再次强力抗议“结束一党专政，走向民主政治，反对政治迫害，实现司法独立”，正是由于何德普的抗议让政治迫害实施者颜面尽失、恼羞成怒，法警用手铐把他的双手反铐在身后。3个小时之后，法警队的队长对他大打出手，先用手卡住他的脖子，等他快憋死的时候，用拳头和巴掌打他的头部和脸部。何德普被打倒后，该恶警用皮鞋踢他的上身和下身，殴打20分钟后，还用脚踩住何德普的背，一脚一脚地往下踹，不让他起身。被打后，何德普的身上多处受伤。最严重的部位是左耳处，从那以后，何德普的左耳失去了听力。
11月6日的晚上，北京下起了暴雪，电闪雷鸣，何德甫的爱人贾建英女士在悲愤中默默祈祷：德普，连老天都在为你鸣不平！你的冤案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得到平反，你的理想——中国实现民主化社会、实行多党制国家很快就会到来！
再过10天，即2011年1月24日，何德普先生就要从北京市第二监狱释放了，本文特附何德普的妻子贾建英的有关信息如下：
住：北京市西城区朝阳庵大院9－1－5号，邮编100044；
联系电话：中国-北京-68355230，13161769766；
Email：hejia111@hotmail.com
陈树庆
2011年1月14日，完稿于中国杭州
中国民主党自1998年全国性的公开创党之初，就被李鹏、江泽民等中共政治反动势力为维护其封建特权与既得利益，信誓旦旦地要“将一切政治不稳定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紧接着1998年末和1999年的两波大镇压几乎将各省中国民主党率先公开的骨干力量大都送进了监牢。与此同时，我们民运内部对组党有疑虑或反对意见也更加盛行，并以民主党所遭到的沉重打击来证明他们的“先见之明”，甚至有人对各地被分割包围还在孤军奋战的民主党人散布流言，当时我听到最多的就是：“别人都进去（坐牢）了，为什么他没事？会不会是中共的线人？”，“这是诱饵，共产党就是要用组党这个圈套来诱捕民运人士上当”。
在“四面楚歌”之中，中国民主党并没有像有些人预料甚至希望看到的“土崩瓦解”和“烟消云散”，用我们义无反顾的坚韧行动消除来自民运内部的误解，不屈地坚持了下来并将中共当局阻碍人民政治结社自由的“党禁”捅出一个事实上已无法弥补的大窟窿。在奋勇前进的同时我们也不断总结自己的不足，克服人性的弱点，提高素质尤其是对党内不同派系组织和民运内不同意见的宽容、理解与协作，直至今日已呈蓬勃发展之势，欲将中国民主党建设成一个对人民和国家负责任、对时代有担当的民主政党。这不仅要归功于广大创党人员为民主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归功于社会各界的同情与支持，归功于中共内部开明力量的包容与保护，也要归功于几乎所有民主党人都有“多党制是建设与保障现代民主宪政的一个重要支柱与必由之路”、“历史上人权事业的进步，从来都靠人民的争取而获得，不会产生于统治者对懦夫的恩赐”、“任何进步力量的产生与发展，唯有不怕牺牲、累败累战地不停进攻才能扩大影响、壮大力量，得以实现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政治常识与坚定信念，也要归功于中华先烈给我们遗传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民族性格以及“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宏伟气魄。虽然对民主党的创立、坚持和发展做出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还是默默无闻的奉献，几乎每个人都有充满艰辛、苦难同时也精彩难忘的故事可以讲述，但在何德普先生即将从共产党的监狱坐牢8年3个月后重返他所深爱的人民、所信任的同志们中时，作为见证他不屈战斗经历的战友，我最想说的就是在最低谷、最低潮时期，何德普先生仍高举中国民主党旗帜而屹立的那段事迹，仅以此文权代“鲜花”作欢迎之礼。
何德普，男，1956年10月28日出生于北京，中等身材，外表质朴，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何德普曾在北京有机化工厂中试车间作技工，他和一些朋友编辑出版了民刊《北京青年》，发表了一系列具有独特见解的文章。1980年正赶上毛泽东死后迎来的首次区人民代表换届选举，何德普与《北京青年》编辑部同仁龚平一起积极参与该项竞选工作，两人同在一个选区互相协作，壮大了声势，极大地提高了所在选区选民（厂区主要由工人组成）的投票与参选热情，通过卓有成效的选举动员，何德普还一度获得了厂里第一轮人民代表候选人的提名。虽然最终由于当时选举程序的不完善受到“内定”因素的干涉而落选，但由此赢得了广大工人的信任在随后的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中被选为职工代表，并对所在工厂提高生产效率、减少损耗与浪费、改善职工劳动保障和福利提出不少书面建议并被采纳、实施。在选举活动中，何德普宣传民主意识和人权理念，扩大了民主运动在社会上的影响。1981年5月，北京市公安局根据中共中央发布的9号文件精神，对北京的民办刊物进行取缔，何德普这个工人代表组长、《北京青年》编辑部的负责人，经历了他的第一次政治打压。
为了中国能够早日实现民主选举制度使其成为多党制的民主国家，何德普曾说：“中国共产党用一党包办的选举形式，代替了十二亿中国人民的政治选举，而老百姓极度盼望在各级选举中，实行有政治竞争的选举，应即刻废除一党包办的选举制度；人民盼望着一个政治反对党崛起，通过非暴力的方式（选举）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将我国带入宪政民主的社会”。大丈夫言出必行，1998年何德普与徐文立、查建国等人组建了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同年，何德普、高洪明、王志新公开地以政治反对派群体的形式（中国民主党北京天津党部基层选举委员会）参加了北京区县级人民代表的选举。在以国家机关、街道、工厂为划分的各选区，他们设立了5个宣传站，6支宣传队伍，委托徐文立先生做他们的发言人，共发出11000份宣传材料，出动助宣员百余人次，同时，对北京市人民代表选举办公室的钟蔚延先生作了专访，向官方的选举委员会提出了选举中应该有公开竞选等建议。在何德普先生参加选举的100天里，曾多次受到了单位领导、公安警察的警告和威胁，甚至受到人身攻击。公安局的警车就停在他家门口，警察随时跟在他的身边，把他的宣传材料抢走并没收。有些警察还威胁他：“如果你再发放参选材料，就对你实行拘留、处罚。你的参选不合法，不能让独立参选人成为候选人，不能让你胜选。”最后，虽然何德普得到广大选民的支持，但是中国共产党政府不透明选举程序，根本不公布最后的选举结果。何德普以一个政治反对派人士介入人民代表的选举，意在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这一次的参选，在中国共产党一党控制下的基层代表选举史上是罕见的。
何德普因为参加了1998年的中国民主党组党活动及地方选举，得罪了官方，1999年被当时所工作的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开除了公职，离开了工作近20年的岗位，失去了生活来源。
1998年底，中共当局开始一波猛于一波地镇压中国民主党，重判了王有才、秦永敏、徐文立、刘贤斌、欧阳懿、吴义龙、毛庆祥、朱虞夫、徐光、祝正明、査建国、高洪明、刘世遵、王泽臣、王文江、谢长发、佟适冬、岳天祥、李志友等各省的民主党负责人及主要骨干，已公开身分还没有被捕的的中国民主党成员也受到了严格控制，想要继续公开活动已是非常困难。一时间国内民运弥漫着恐怖的阴霾，一谈到组党，不少人噤若寒蝉、唯恐避之而不及，加上别有用心之人乘机搅混水、泼脏水，“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但何德普先生临危不惧，虽势单力薄、内外交困，仍堂堂正正地以中国民主党的名义不断发出坚定有力的声音。
自那以后，何德普先生续编民主党京津党部的刊物《资料汇编》，联系与稳定各地被打散的队伍，并在《民主论坛》、《大（小）参考》、《博讯》、《议报》、自由亚洲电台、美国之音、德国之声等媒体上，几乎每个月都能看到或听到几起何德普代表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发出的各类声明和呼吁、接受采访、组织与签署联名信：谴责发生在中国大陆的各类侵犯人权事件，要求中共当局尊重普世文明价值、释放政治犯、进行政改实现民主等等。正因为何德普先生深知中国民主党的组织和旗帜能否坚持下去对中国民主运动的价值，深知在国内公开高举中国民主党大旗对于中国民主党的存在与发展的重要性，他发挥非凡的勇气与智慧，在逆境中“横刀立马”长时间守住了当时普遍认为易陷难守的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阵地，为国内中国民主党的大旗不倒、度过难关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其风骨可嘉，震撼世人。写到这里，我脑袋瓜子里突然联想起文天祥、关天培、张自忠、彭德怀等历史人物，觉得好笑；但静下心来仔细一想，又严肃地意识到，也许这里面冥冥之中的关系，正蕴含着我中华民族足以永远屹立于世界之林的力量与光芒。
在何德普先生英勇苦战期间，四川及重庆的胡明君、王森、何山等以中国民主党的名义直接替农民减负与维权，2000年岁末代表当地中国民主党组织声援万源市青花钢铁总厂陷于困境的工人运动、营救被捕的工人领袖，虽充分维护了民众权利并造成了比较大的社会影响，但也很快被镇压与扑灭，而王森他们的活动情况以及后来被捕的消息，当时也主要靠何德甫与卢四清两位先生向外界公布的。2002年3月姚福姚信、萧云良为维护东北辽阳地区产业工人的权利经过长达数月轰轰烈烈的数万人示威运动，我们也是通过他们遭抓捕迫害后网上公布的消息，才知道原来两位工运领袖是我们中国民主党人。在这几年国内民主党最艰难的岁月，安徽的王洪学、王庭金等，东北的冷万宝、宁先华、杨春光等，湖北的吕新华、刘飞跃、胡俊雄等，山东王金波、车宏年等，上海的姚振宪、韩立法、李国涛等，贵州的廖双元、吴玉琴、莫建刚、黄燕明等，甘肃的李大伟、王凤山等，陕西的赵长青、付升、郑保和等，重庆的许万平，四川的邓永亮，内蒙的丁贵荣，宁夏的陈晓昶以及湖南、河北、山西等地的中国民主党国内组织或人员偶尔也会亮一、两下旗帜，顽强地发出表示当地中国民主党存在并坚守的声音。当时我们浙江民主党虽有单称峰、聂敏之、王东海、胡晓玲、楼裕根、迟建伟、林辉、毛奇峰、萧利斌、余铁龙、余元洪、叶建、皱巍、吕耿松、王富华、任伟仁、王哲军、高海兵、胡贤焕、贺忠民、王杭立等众多骨干人员在民主党的大旗下团结协作，与何德普先生南北呼应，但其工作力度与频度比之于何德普独力支撑的京津党部，还是稍逊一筹，用王荣清先生与何德普通电话时的说法，就是“我们替你当配角”。直到2002年11月初何德普先生被抓后，我们浙江民主党人再也不能躲在何德普后面“跑龙套”了，才迫不得已奋起担当了一波又一波较大的“攻势”……好在浙江民主党人多，并且精诚团结、新人不断，每当危急时刻总是有人能忠勇地站出来、前赴后继，又有北京赵昕、杭州戚惠民、广西薛振标等人的大力协助，扛住国内民主党大旗并使之一直高高飘扬，这已是后话了。
2002年11月4日北京市公安局警察将何德普拘传，从2002年11月5日到2003年1月26日何德普监视居住期间，国保总队因为他不认罪，被警察和武警关押在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里，只准许穿着短裤，一天只给一个小黑馒头和三片洋葱头，有时还不给水喝。这85天中，被强制罚站或一动不动地躺在木板上，只允许一个姿势，不许活动身体，否则被站立在四边的警察打骂、挨饿、挨冻，身体受到了严重的摧残。何德普先生于2003年1月27日被拘留，1月31 日被捕，2003年10月14日以”颠覆罪”受审。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是在上午9时30分开始庭讯，历时两个小时结束，对何德普的审判不对外公开，只允许他的妻子贾建英旁听。当贾建英见何德普被带上法庭时，这是何德普被抓后她俩一年时间来的第一次见面。在这之前的一年多期间，贾建英不知道丈夫被关押在哪里，什么罪名，甚至是生是死，都无从知晓。她曾经到北京市公安局、各看守所去问、去找，去喊，但是，没人告诉她，没人通知她，她的丈夫在哪里。
一审法庭上，当四十七岁的何德普告诉大家：“国保总队抓我的时候，警察用棉大衣（不透气的布料，特意带来法庭）蒙住我的头达三个多小时，要不是我的顽强反抗，恐怕早就被捂死了”，在他继续讲述他在狱中的遭遇时，被法官打断并拒绝让他讲下去。长时间的摧残，对他的身心造成了严重伤害，体重轻了二十多斤，眼睛的视力已经严重下降，在法庭上，当公诉人向他出示证词时，他已经看不清上面的字了。公诉人提出的“证据”中指控何德普煽动颠覆政府，有两条罪状：1.是中国民主党党员；2.在网上发表文章《中国民主党迎接新世纪宣言》、《中国民主党北京临时负责人何德普致美国总统布什的信》、《为民主党人胡明君、王森而作——工潮、农运的实干家》、《抗议国家安全局秘密绑架异议人士杨子立》。何德普的两位辩护律师阎如玉和付可心在法庭上为何德普作了精彩的无罪辩护，例如律师在法庭上质问公诉人：“你们起诉何是民主党人就是一条罪名，请问民主党人就犯法吗？法律有这样的规定吗？公诉人说他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但是没有举出任何文章里的一句话，说哪段是造谣诽谤国家政权？……中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结社自由，有通信自由。何德普没有任何犯罪事实，也没有触犯法律，罪名根本不能成立。”问得公诉人和法官无言以对、不知所措。最后，何德普在陈述中说：如果今天你们代表共产党判我的罪，我没什么好说的。但是你们说要代表人民，那你们今天在这里做的一切就是违法，是对人民的亵渎，是欺骗，因为你们已经不能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而我们民主党的公心至上，服务于大众，才是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我们民主党员心胸坦荡，光明正大，从来不搞造谣诽谤的事。说我造谣诽谤攻击颠覆国家政权，那是欲加治罪何患无词……。
2003年11月6日11时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何德甫开庭宣判，其罪名“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何德普在法庭上高声抗议：“公民有言论自由”，“公民有结社自由”，“中国需要多党制”，“抗议对中国民主党的迫害”，“不承认中共的判决”，“中国要走向民主社会”，迫使法官的宣读不得不几次停顿。由于慌乱，法官刘香只好急急忙忙地宣布：被告人何德普撰写、发布大量文章，恶意诋毁、诬蔑、诽谤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宣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以非法组织负责人的身份，长期利用互联网发表煽动性文章，罪行重大；对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整个宣判过程仅仅用了五分钟，也具有讽刺性地开了中国司法史上“宣判效率”
之先河。面对这不公平的判决，何德普再次强力抗议“结束一党专政，走向民主政治，反对政治迫害，实现司法独立”，正是由于何德普的抗议让政治迫害实施者颜面尽失、恼羞成怒，法警用手铐把他的双手反铐在身后。3个小时之后，法警队的队长对他大打出手，先用手卡住他的脖子，等他快憋死的时候，用拳头和巴掌打他的头部和脸部。何德普被打倒后，该恶警用皮鞋踢他的上身和下身，殴打20分钟后，还用脚踩住何德普的背，一脚一脚地往下踹，不让他起身。被打后，何德普的身上多处受伤。最严重的部位是左耳处，从那以后，何德普的左耳失去了听力。
11月6日的晚上，北京下起了暴雪，电闪雷鸣，何德甫的爱人贾建英女士在悲愤中默默祈祷：德普，连老天都在为你鸣不平！你的冤案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得到平反，你的理想——中国实现民主化社会、实行多党制国家很快就会到来！
再过10天，即2011年1月24日，何德普先生就要从北京市第二监狱释放了，本文特附何德普的妻子贾建英的有关信息如下：
住：北京市西城区朝阳庵大院9－1－5号，邮编100044；
联系电话：中国-北京-68355230，13161769766；
Email：hejia111@hotmail.com
陈树庆
2011年1月14日，完稿于中国杭州
2011年1月9日星期日
力虹先生治丧委员会综合报道
(博讯2011年01月10日发表)
力虹先生治丧委员会通告第四号(第一部分)
1、原来界定力虹先生治丧委员会名单汇集截止时间是1月5日美东时间晚上12点。但之后仍有同人、朋友、团体和组织希望加入。例如著名学者郑义先生1月9日来信说：
力虹先生治丧委员会：
军涛等友：
近来潜心写作，很少上网，得知噩耗已晚。
不知能否报名参加治丧委员会，以表达对力虹先生的崇高敬意及真诚哀悼。
郑义于华盛顿DC
我们想还会有类似情况，所以决定：在专辑成册之前继续接受增加名单。
目前的力虹先生治丧委员会名单见附件。
2、治丧委员会追悼活动的综合报道：
力虹治丧委员会的发起单位之一：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定于 1月8日聚会悼念中国民主党宁波地区负责人力虹先生。但7日晚和8日早上，当局采取多种行动干扰、破坏，包括朱虞夫、陈树庆、林辉、王荣清、高海兵等大部分民主党人被当局严控，或被带走软禁在警署和宾馆、或被警方堵截在家失去行动自由，无法正常参加追悼活动。但8日中午仍有十五位民运人士突破堵截，成功甩掉尾巴，在吴山之巅的江湖汇观亭聚集，其中有资深民主党人毛庆祥。大家面向东方，朝着力虹先生英魂所在的宁波方向，肃立默哀三分钟！随后有人介绍力虹先生的事迹，各位相继赞颂他为民主坚贞不屈的精神。大家还探讨了了中国社会走向正常化进程中的各种问题，展望民主光辉普照中国的前景。悼念活动持续了二小时。
治丧委员会在纽约的各界人士于1月8日如期举行了张建虹先生的追悼会。
民主党员、各民运团体成员以及各界人士人50多人出席了追悼会。国内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湖南省委员会、中国人权观察、中国公民维权联盟、湖南公民网络论坛、贵州人权研讨会，敬献了花圈。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公民力量、中国民运团体联合工作委员会、《北京之春》、《天安门时报》社、《民主论坛》、中国妇权、香港民主中国促进会、香港中华民会、中国民联阵-自民党、各地營救王炳章大聯盟、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中国民主党全委会香港地委、中国民主党全委会东南亚地委等也敬献了花圈。
追悼会上宣读了全委会的追悼词和中国民主党浙江省委员会的追悼词；《北京之春》主编胡平、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刘国凯、著名学者谢选俊、著名社会活动家《民主论坛》主编洪哲胜、著名诗人黄翔、全委会共同主席王有才、王军涛到场和委托朋友分别作了追思、缅怀发言； 还宣读了部分悼文、挽联和致词等，最后全体绕场一圈向遗像鞠躬致哀，致意。.3:10分结束。(还没有发布的缅怀发言、悼文、挽联和致词等将陆续发布，最后所有材料都将汇集成册)
力虹治丧委员会在香港的民主党全委会香港地委、香港民主中国促进会、社会民主党香港党部的成员近二十人，也于1月8日举行了同步「沉痛悼念力虹先生逝世」的活动。他们先在西区警署门前集会，向市民宣读了纪念力虹先生的悼文，然后游行到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大门前，悼念力虹先生，抗议中国政府迫害异见人士，并在中联办门前大撒冥钱。他们用力虹先生的一段话，来开始哀悼仪式，“一个全面残害人权的法西斯式独裁政府，一个嗜血成性、永不悔改的刽子手，一个业已犯下、正在犯下比纳粹帝国更加严重、更加骇人听闻的反人类、反文明罪行政权，必须尽早、尽快的结束目前罪恶统治。”以大撒冥钱和高呼口号结束活动。
力虹先生治丧委员会的全委会东南亚地委在曼谷的同步活动：力虹先生追思会1月8日7至9点在曼谷云恩堂教会举行。东南亚地委负责人程维民先生主持追思会，民主党东南亚地委的部分党员、泰国华侨及来自大陆的商人三十多人与会。程维民、马东琴、林齐然、张鸿等为力虹先生敬献了花圈。程维民的挽联是：“英年早逝壮志未酬，侠肝义胆风骨犹存。”曼谷基督教教会总会师荣英牧师先做感恩祷告，接着程维民先生致追悼词，最后云恩堂教会胡传道做结束祷告。
与会者被力虹先生的事迹所感动，为痛失这位铁骨英才而惋惜。一位来自上海的商人王女士会后说，“整场追悼会我都在流泪，太感人了。真想不到，今天的中国还有这等的事情发生，尤其在这个整体已‘利益熏心’了的国度，竟然还有力虹先生这样相似影视里的铁骨英雄，真是难能可贵。”
前不久秦永敏先生撰文认为中国的民主转型可分为四个阶段是非常准确的。他说：第三阶段的特征是，当局已经无法全面镇压，民主力量尚还没有合法地位，当局仍在重点打压，民主力量已能持续发展。第四阶段的特征是，民主力量在社会力量的支持下立于不败之地，对当局已获形势优势，当局靠国家机器勉强控制局面，却不得不和民主力量平等协商。
国内大批维权人士、异议人士和民主党人以真实姓名参加力虹先生治丧委员会，杭州的民运人士冲破禁止举行了追悼活动，这些事实传递了一个强烈的信息：中国的民主转型已经处在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的交接点。
悼念力虹先生的活动过程已经起到了进一步凝聚民主力量，向国际社会传递中共当局和反对派真实信息的作用。
有了这个良好的开端
我们相信：新的一年里反对派阵营将进一步集结，形成强大的力量，有效冲击一党专制。
我们相信：新的一年里全世界的民主和正义力量会更加有力地支持中国人民争取自由和民主的斗争。
我们相信：新的一年是充满希望、继往开来、富有成果的一年！
召集人：王有才
联络组专用邮箱：lianluo99@gmail.com
2011年1月9日
附件：
目前的名单如下：
力虹治丧委员会名单
组织
中国民主党浙江省委员会
中国民主党湖南省委员会
中国人权观察
贵州人权研讨会
中国公民维权联盟
湖南公民网络论坛
中国社会民主党
中国民联阵
《北京之春》
《民主论坛》
中国妇权
中华学人学者联谊会
香港民主中国促进会
香港中华民会
中国民联阵-自民党
中国基督民主同盟
中国民主策进会
各地營救王炳章大聯盟
中国民主论坛
中国受难公民基金会
中华民主革命党
《天安门时报》社
中国民运海外联席会议
中国民运团体联合工作委员会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美东地委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美西地委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香港地委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东南亚地委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澳新地委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日本地委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澳门地委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菲律宾地委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欧洲)卢荷比委员会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欧洲)英国委员会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欧洲)意大利委员会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加拿大地委
中国民主党全委會美西洛杉磯分部
中国民主党全委會美東亞特蘭大分部
中国民主党全委會美東鈕奧爾良分部
中国民主党全委會加拿大温哥华分部
个人(没有注明地区的都是美国的)
胡石根 北京基督徒、(中国民主党全委会名誉主席)
秦永敏 武汉中国人权观察主席(中国民主党全委会名誉主席)
陈西 贵州人权捍卫者(中国民主党全委会名誉主席)
查建国 北京自由职业者(中国民主党全委会荣誉资政团主席)
沈良庆 安徽异议人士(中国民主党全委会荣誉资政团主席)
苏昌兰 中国公民维权联盟
邓太清 中国公民维权联盟
吴华英 中国公民维权联盟
林碧仙 中国公民维权联盟
张德锦 中国公民维权联盟
卓友桂 中国公民维权联盟
吴华英 中国公民维权联盟
陈启棠 中国公民维权联盟
陈惠英 中国公民维权联盟
范亚峰 中国公民维权联盟
朱静茹 中国公民维权联盟
贾建英 北京民主人士
李金芳 北京民主人士
马淑季 北京民主人士
杨靖 北京民主党人
李海 北京民主党人
沙裕光 北京民主党人
侯宗哲 北京民主党人
刘京生 北京民主党人
钱玉民 北京民主党人
白东平 北京民主党人
卢学真 北京民主党人
石贵生 北京民主党人
王志新 北京民主党人
赵昕 北京民主党人
张晓平 北京自由撰稿人
刘安军 北京的维权人士
文俊义 甘肃天水异议人士
岳天详 甘肃天水民主党人
沈子俊 甘肃中国民主党人
陈晓昶 宁夏银川民主党人
浙江的自由公民、自由撰稿人、异议人士和民主党人(122人)
朱虞夫，毛庆祥，陈树庆，徐光，吴远明，高海兵，来金彪，王富华，王荣清、王荣耀，杨建民，王东海，楼裕根，祝正明，邹巍，戚惠民，余铁龙，余元洪，昝爱宗，温克坚，沈家龙，王开平，叶天和，叶孝刚，蒋彦明，张宏海，方升，杨世元，池建伟，沈建民，洪家炯，范子良，谭凯，陈开频，陈绍斌，魏祯凌，林辉，许华，黄海燕，高建松，王有华、萧利彬、张祯宗、高烨炬、万珍、赵力、吴之光、席传喜、刘进成、单称峰、张道昌、陈振龙、郭晏溱、郭四妹、姜杭莉、池美英、朱瑛娣、沈利虎、沈正义、金才元、钟正相、苏元真、薛振标、陈国彪、郑应民、黄小玲、林炳强、张义才、陈渭湘、王莉芳、池美珍、程云惠、叶孝刚、刘向阳、向奇伟、李树伟、丁岳平、蒋福、周玉法、毛奇峰、程凡、周骏义、周妙英、张中政、崔公展、沈林财、王杭立、方月松、张金林、蒋彦明、褚吉明、陈映映、朱昂、朱春华，赵旭明，胡晓玲、吴义龙，叶剑，吴高兴，姜在鸿，张宏海，张怡达，方升，李锡安，杨世元，蒋彦明，陈绍斌，张祯宗，林炳长，王永智、陈龙、王成、张建军、吴鸿昌、何士林、余怀谦、包泮圣、魏水山、叶天和、张爱章、娄明军、罗怀江
李元龙 贵州人权捍卫者、独立中文笔会成员
李任科 贵州人权捍卫者
马玲丽 贵州人权捍卫者
申有连 贵州人权捍卫者、独立中文笔会成员
陈德富 贵州人权捍卫者
全林志 贵州人权捍卫者、退休老师
杜和平 贵州人权捍卫者
莫建刚 贵州人权捍卫者
吴玉琴 贵州人权捍卫者
吴郁 贵州人权捍卫者
田祖湘 贵州人权捍卫者
杨开新 贵州人权捍卫者
雍志明 贵州人权捍卫者
范厚成 贵州人权捍卫者
糜崇标 贵州人权捍卫者
朱正元 贵州人权捍卫者
宋泽睿 贵州大学法学院研究生
马桂荣 贵州毕节、国民党员
徐国庆 贵州民主党人、度假山庄业主
廖双元 贵州民主党人
卢勇祥 贵州民主党人
黄燕明 贵州民主党人
陶玉平 贵州民主党人
曾宁 贵州民主党人
张汝儁 上海异议人士
杨勤恒 上海民主党人
常雄发 上海历史教师
赵汉详 上海市民、基督徒
蒋美丽 上海退休工人、基督徒
王水珍 上海市民
沈佩兰 上海农民、基督徒
段春芳 上海维权人士
唐荆陵 广州维权人士
袁新亭 广州维权人士
李原风 广州维权人士
独光达 山西异议人士
魏京生 民运海外联系会议主席、民主党全委会顾问委员会主席
万润南 民阵前领导人、中国民主党全委会顾问
王丹 六四学生领袖、中国民主党全委会顾问
司马潞 中共党史专家、中国民主党全委会顾问
吴仁华 著名学者、中国民主党全委会顾问
陈一谘 赵紫阳基金会负责人、中国民主党全委会顾问
陈达征 香港黄雀行动前线总指挥、中国民主党全委会顾问
洪哲胜 著名社会活动家、《民主论坛》主编、中国民主党全委会顾问
杨建利 公民力量负责人、中国民主党全委会顾问
黄奔 民联阵主席、中国民主党全委会顾问
胡平 《北京之春》主编
郑义 著名学者
吕京花 人权工作者
羊子 流亡民主人士、王若望夫人
王炳章 著名在囚民运领袖
姑鹤 安徽维权人士
盛雪 加拿大民阵负责人
张健 法国六四学生领袖
李恒清 流亡人士
苏晓康 著名学者
孟浪 诗人，独立中文笔会自由写作委员会协调人
陈汉中 民联阵總部監事長
王一平 海外独立撰稿人
郭国汀 异议人士
曾建元 臺灣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
张菁 中国妇权负责人
刘国凯 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席
刘因全 中国社会民主党秘书长
曾大军 中国社会民主党联络部长
吕易 中国社会民主党澳大利亚党部主任
勾东凌 国内中国民主党人
徐高金 国内中国民主党人
周志荣 湖南中国民主党筹委会临时负责人
郭少坤 国内原中共三级警督,国家六级伤残人民警察,三等功臣
吕洪来 泰国民主人士
唐柏桥 中国和平主席
廖祖笙 福建取保候审的作家
严敏华 香港90后
曹劲柏 湖北异议人士
刘士贤 79民运老战士
张善光 湖南公民网络论坛
华春辉 无锡公民
王译 河南维权人士
车宏年 山东民主党人
姜福祯 山东民主党人
陈泱潮 欧洲79民运老战士
姜维平 旅居加拿大著名新闻工作者
吴朝阳 江苏公民
邓焕武 重庆79民运老战士
陈卫 四川异议人士
欧阳懿 四川民主党人
张明 四川异议人士
牟传珩 山东79民运老战士
独光达 山西异议人士
归宇斌 加拿大
凌黎 媒体工作人员
阮杰 《天安门时报》社社长
黄翔、秋潇雨兰 著名诗人夫妇
孙立勇 澳大利亚工人
孙岩 国内异议人士
李东澄 绿党筹建人
貝嶺 獨立中文筆會創辦人
杨小炎 香港中国民主党全委会香港地委负责人
刘泰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香港地委党员、各地營救王炳章大聯盟负责人
陈钊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香港地委党员
陈联昆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香港地委党员
张 施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香港地委党员
朱建剛 香港中国民主党人
伍國雄 香港民主党人
陳勁松 香港中国民主党人
吳大鹏 香港中国民主党人
寇 平 香港中国民主党人
蔡永軍 香港中国民主党入
刘永達 香港中国民主党人
孙 宾 香港中国民主党人
甄燊港 香港中国民主党人
成偉邦 香港中国民主党人
杜 宁 香港中国民主党人
陳 剑 香港中国社民党
楊 慎 香港中国社民党
黃 鈡 香港社民党
王元章 香港民促会
陳 胜 香港民促会
樓宝慶 香港民促会
羅弘基 (?)民主党人
杨子华 乌克兰民主党人
孔灵犀 留学生
汤学武 律师、民主人士
董觉民 民主人士
危浩勇 民主人士
金岩 民主人士、中华学人学者联谊会秘书长
高平 民主人士
唐其煌 民主人士
安妮 民主人士
隋显华 基督徒、民主人士
秦晋 澳洲中国民运团体联合工作委员会秘书长
王有才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共同主席
王军涛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共同主席
王天成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执行长
刘念春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监察长
傅申奇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秘书长
宋书元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副秘书长
王策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执委
王澄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执委
余志坚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执委
刘志牧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执委、日本地委负责人
刘俊国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执委
杨小炎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执委
陈立群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执委
陈维健 新西兰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执委
侯文卓 加拿大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执委
高光俊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执委
莫逢杰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执委、美西地委负责人
程维民 泰国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执委
潘晴 新西兰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执委
熊焱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执委
郭保胜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副秘书长、美西旧金山分部主席
(博讯记者：郑清源)
力虹先生治丧委员会通告第四号(第一部分)
1、原来界定力虹先生治丧委员会名单汇集截止时间是1月5日美东时间晚上12点。但之后仍有同人、朋友、团体和组织希望加入。例如著名学者郑义先生1月9日来信说：
力虹先生治丧委员会：
军涛等友：
近来潜心写作，很少上网，得知噩耗已晚。
不知能否报名参加治丧委员会，以表达对力虹先生的崇高敬意及真诚哀悼。
郑义于华盛顿DC
我们想还会有类似情况，所以决定：在专辑成册之前继续接受增加名单。
目前的力虹先生治丧委员会名单见附件。
2、治丧委员会追悼活动的综合报道：
力虹治丧委员会的发起单位之一：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定于 1月8日聚会悼念中国民主党宁波地区负责人力虹先生。但7日晚和8日早上，当局采取多种行动干扰、破坏，包括朱虞夫、陈树庆、林辉、王荣清、高海兵等大部分民主党人被当局严控，或被带走软禁在警署和宾馆、或被警方堵截在家失去行动自由，无法正常参加追悼活动。但8日中午仍有十五位民运人士突破堵截，成功甩掉尾巴，在吴山之巅的江湖汇观亭聚集，其中有资深民主党人毛庆祥。大家面向东方，朝着力虹先生英魂所在的宁波方向，肃立默哀三分钟！随后有人介绍力虹先生的事迹，各位相继赞颂他为民主坚贞不屈的精神。大家还探讨了了中国社会走向正常化进程中的各种问题，展望民主光辉普照中国的前景。悼念活动持续了二小时。
治丧委员会在纽约的各界人士于1月8日如期举行了张建虹先生的追悼会。
民主党员、各民运团体成员以及各界人士人50多人出席了追悼会。国内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湖南省委员会、中国人权观察、中国公民维权联盟、湖南公民网络论坛、贵州人权研讨会，敬献了花圈。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公民力量、中国民运团体联合工作委员会、《北京之春》、《天安门时报》社、《民主论坛》、中国妇权、香港民主中国促进会、香港中华民会、中国民联阵-自民党、各地營救王炳章大聯盟、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中国民主党全委会香港地委、中国民主党全委会东南亚地委等也敬献了花圈。
追悼会上宣读了全委会的追悼词和中国民主党浙江省委员会的追悼词；《北京之春》主编胡平、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刘国凯、著名学者谢选俊、著名社会活动家《民主论坛》主编洪哲胜、著名诗人黄翔、全委会共同主席王有才、王军涛到场和委托朋友分别作了追思、缅怀发言； 还宣读了部分悼文、挽联和致词等，最后全体绕场一圈向遗像鞠躬致哀，致意。.3:10分结束。(还没有发布的缅怀发言、悼文、挽联和致词等将陆续发布，最后所有材料都将汇集成册)
力虹治丧委员会在香港的民主党全委会香港地委、香港民主中国促进会、社会民主党香港党部的成员近二十人，也于1月8日举行了同步「沉痛悼念力虹先生逝世」的活动。他们先在西区警署门前集会，向市民宣读了纪念力虹先生的悼文，然后游行到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大门前，悼念力虹先生，抗议中国政府迫害异见人士，并在中联办门前大撒冥钱。他们用力虹先生的一段话，来开始哀悼仪式，“一个全面残害人权的法西斯式独裁政府，一个嗜血成性、永不悔改的刽子手，一个业已犯下、正在犯下比纳粹帝国更加严重、更加骇人听闻的反人类、反文明罪行政权，必须尽早、尽快的结束目前罪恶统治。”以大撒冥钱和高呼口号结束活动。
力虹先生治丧委员会的全委会东南亚地委在曼谷的同步活动：力虹先生追思会1月8日7至9点在曼谷云恩堂教会举行。东南亚地委负责人程维民先生主持追思会，民主党东南亚地委的部分党员、泰国华侨及来自大陆的商人三十多人与会。程维民、马东琴、林齐然、张鸿等为力虹先生敬献了花圈。程维民的挽联是：“英年早逝壮志未酬，侠肝义胆风骨犹存。”曼谷基督教教会总会师荣英牧师先做感恩祷告，接着程维民先生致追悼词，最后云恩堂教会胡传道做结束祷告。
与会者被力虹先生的事迹所感动，为痛失这位铁骨英才而惋惜。一位来自上海的商人王女士会后说，“整场追悼会我都在流泪，太感人了。真想不到，今天的中国还有这等的事情发生，尤其在这个整体已‘利益熏心’了的国度，竟然还有力虹先生这样相似影视里的铁骨英雄，真是难能可贵。”
前不久秦永敏先生撰文认为中国的民主转型可分为四个阶段是非常准确的。他说：第三阶段的特征是，当局已经无法全面镇压，民主力量尚还没有合法地位，当局仍在重点打压，民主力量已能持续发展。第四阶段的特征是，民主力量在社会力量的支持下立于不败之地，对当局已获形势优势，当局靠国家机器勉强控制局面，却不得不和民主力量平等协商。
国内大批维权人士、异议人士和民主党人以真实姓名参加力虹先生治丧委员会，杭州的民运人士冲破禁止举行了追悼活动，这些事实传递了一个强烈的信息：中国的民主转型已经处在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的交接点。
悼念力虹先生的活动过程已经起到了进一步凝聚民主力量，向国际社会传递中共当局和反对派真实信息的作用。
有了这个良好的开端
我们相信：新的一年里反对派阵营将进一步集结，形成强大的力量，有效冲击一党专制。
我们相信：新的一年里全世界的民主和正义力量会更加有力地支持中国人民争取自由和民主的斗争。
我们相信：新的一年是充满希望、继往开来、富有成果的一年！
召集人：王有才
联络组专用邮箱：lianluo99@gmail.com
2011年1月9日
附件：
目前的名单如下：
力虹治丧委员会名单
组织
中国民主党浙江省委员会
中国民主党湖南省委员会
中国人权观察
贵州人权研讨会
中国公民维权联盟
湖南公民网络论坛
中国社会民主党
中国民联阵
《北京之春》
《民主论坛》
中国妇权
中华学人学者联谊会
香港民主中国促进会
香港中华民会
中国民联阵-自民党
中国基督民主同盟
中国民主策进会
各地營救王炳章大聯盟
中国民主论坛
中国受难公民基金会
中华民主革命党
《天安门时报》社
中国民运海外联席会议
中国民运团体联合工作委员会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美东地委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美西地委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香港地委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东南亚地委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澳新地委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日本地委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澳门地委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菲律宾地委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欧洲)卢荷比委员会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欧洲)英国委员会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欧洲)意大利委员会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加拿大地委
中国民主党全委會美西洛杉磯分部
中国民主党全委會美東亞特蘭大分部
中国民主党全委會美東鈕奧爾良分部
中国民主党全委會加拿大温哥华分部
个人(没有注明地区的都是美国的)
胡石根 北京基督徒、(中国民主党全委会名誉主席)
秦永敏 武汉中国人权观察主席(中国民主党全委会名誉主席)
陈西 贵州人权捍卫者(中国民主党全委会名誉主席)
查建国 北京自由职业者(中国民主党全委会荣誉资政团主席)
沈良庆 安徽异议人士(中国民主党全委会荣誉资政团主席)
苏昌兰 中国公民维权联盟
邓太清 中国公民维权联盟
吴华英 中国公民维权联盟
林碧仙 中国公民维权联盟
张德锦 中国公民维权联盟
卓友桂 中国公民维权联盟
吴华英 中国公民维权联盟
陈启棠 中国公民维权联盟
陈惠英 中国公民维权联盟
范亚峰 中国公民维权联盟
朱静茹 中国公民维权联盟
贾建英 北京民主人士
李金芳 北京民主人士
马淑季 北京民主人士
杨靖 北京民主党人
李海 北京民主党人
沙裕光 北京民主党人
侯宗哲 北京民主党人
刘京生 北京民主党人
钱玉民 北京民主党人
白东平 北京民主党人
卢学真 北京民主党人
石贵生 北京民主党人
王志新 北京民主党人
赵昕 北京民主党人
张晓平 北京自由撰稿人
刘安军 北京的维权人士
文俊义 甘肃天水异议人士
岳天详 甘肃天水民主党人
沈子俊 甘肃中国民主党人
陈晓昶 宁夏银川民主党人
浙江的自由公民、自由撰稿人、异议人士和民主党人(122人)
朱虞夫，毛庆祥，陈树庆，徐光，吴远明，高海兵，来金彪，王富华，王荣清、王荣耀，杨建民，王东海，楼裕根，祝正明，邹巍，戚惠民，余铁龙，余元洪，昝爱宗，温克坚，沈家龙，王开平，叶天和，叶孝刚，蒋彦明，张宏海，方升，杨世元，池建伟，沈建民，洪家炯，范子良，谭凯，陈开频，陈绍斌，魏祯凌，林辉，许华，黄海燕，高建松，王有华、萧利彬、张祯宗、高烨炬、万珍、赵力、吴之光、席传喜、刘进成、单称峰、张道昌、陈振龙、郭晏溱、郭四妹、姜杭莉、池美英、朱瑛娣、沈利虎、沈正义、金才元、钟正相、苏元真、薛振标、陈国彪、郑应民、黄小玲、林炳强、张义才、陈渭湘、王莉芳、池美珍、程云惠、叶孝刚、刘向阳、向奇伟、李树伟、丁岳平、蒋福、周玉法、毛奇峰、程凡、周骏义、周妙英、张中政、崔公展、沈林财、王杭立、方月松、张金林、蒋彦明、褚吉明、陈映映、朱昂、朱春华，赵旭明，胡晓玲、吴义龙，叶剑，吴高兴，姜在鸿，张宏海，张怡达，方升，李锡安，杨世元，蒋彦明，陈绍斌，张祯宗，林炳长，王永智、陈龙、王成、张建军、吴鸿昌、何士林、余怀谦、包泮圣、魏水山、叶天和、张爱章、娄明军、罗怀江
李元龙 贵州人权捍卫者、独立中文笔会成员
李任科 贵州人权捍卫者
马玲丽 贵州人权捍卫者
申有连 贵州人权捍卫者、独立中文笔会成员
陈德富 贵州人权捍卫者
全林志 贵州人权捍卫者、退休老师
杜和平 贵州人权捍卫者
莫建刚 贵州人权捍卫者
吴玉琴 贵州人权捍卫者
吴郁 贵州人权捍卫者
田祖湘 贵州人权捍卫者
杨开新 贵州人权捍卫者
雍志明 贵州人权捍卫者
范厚成 贵州人权捍卫者
糜崇标 贵州人权捍卫者
朱正元 贵州人权捍卫者
宋泽睿 贵州大学法学院研究生
马桂荣 贵州毕节、国民党员
徐国庆 贵州民主党人、度假山庄业主
廖双元 贵州民主党人
卢勇祥 贵州民主党人
黄燕明 贵州民主党人
陶玉平 贵州民主党人
曾宁 贵州民主党人
张汝儁 上海异议人士
杨勤恒 上海民主党人
常雄发 上海历史教师
赵汉详 上海市民、基督徒
蒋美丽 上海退休工人、基督徒
王水珍 上海市民
沈佩兰 上海农民、基督徒
段春芳 上海维权人士
唐荆陵 广州维权人士
袁新亭 广州维权人士
李原风 广州维权人士
独光达 山西异议人士
魏京生 民运海外联系会议主席、民主党全委会顾问委员会主席
万润南 民阵前领导人、中国民主党全委会顾问
王丹 六四学生领袖、中国民主党全委会顾问
司马潞 中共党史专家、中国民主党全委会顾问
吴仁华 著名学者、中国民主党全委会顾问
陈一谘 赵紫阳基金会负责人、中国民主党全委会顾问
陈达征 香港黄雀行动前线总指挥、中国民主党全委会顾问
洪哲胜 著名社会活动家、《民主论坛》主编、中国民主党全委会顾问
杨建利 公民力量负责人、中国民主党全委会顾问
黄奔 民联阵主席、中国民主党全委会顾问
胡平 《北京之春》主编
郑义 著名学者
吕京花 人权工作者
羊子 流亡民主人士、王若望夫人
王炳章 著名在囚民运领袖
姑鹤 安徽维权人士
盛雪 加拿大民阵负责人
张健 法国六四学生领袖
李恒清 流亡人士
苏晓康 著名学者
孟浪 诗人，独立中文笔会自由写作委员会协调人
陈汉中 民联阵總部監事長
王一平 海外独立撰稿人
郭国汀 异议人士
曾建元 臺灣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
张菁 中国妇权负责人
刘国凯 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席
刘因全 中国社会民主党秘书长
曾大军 中国社会民主党联络部长
吕易 中国社会民主党澳大利亚党部主任
勾东凌 国内中国民主党人
徐高金 国内中国民主党人
周志荣 湖南中国民主党筹委会临时负责人
郭少坤 国内原中共三级警督,国家六级伤残人民警察,三等功臣
吕洪来 泰国民主人士
唐柏桥 中国和平主席
廖祖笙 福建取保候审的作家
严敏华 香港90后
曹劲柏 湖北异议人士
刘士贤 79民运老战士
张善光 湖南公民网络论坛
华春辉 无锡公民
王译 河南维权人士
车宏年 山东民主党人
姜福祯 山东民主党人
陈泱潮 欧洲79民运老战士
姜维平 旅居加拿大著名新闻工作者
吴朝阳 江苏公民
邓焕武 重庆79民运老战士
陈卫 四川异议人士
欧阳懿 四川民主党人
张明 四川异议人士
牟传珩 山东79民运老战士
独光达 山西异议人士
归宇斌 加拿大
凌黎 媒体工作人员
阮杰 《天安门时报》社社长
黄翔、秋潇雨兰 著名诗人夫妇
孙立勇 澳大利亚工人
孙岩 国内异议人士
李东澄 绿党筹建人
貝嶺 獨立中文筆會創辦人
杨小炎 香港中国民主党全委会香港地委负责人
刘泰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香港地委党员、各地營救王炳章大聯盟负责人
陈钊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香港地委党员
陈联昆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香港地委党员
张 施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香港地委党员
朱建剛 香港中国民主党人
伍國雄 香港民主党人
陳勁松 香港中国民主党人
吳大鹏 香港中国民主党人
寇 平 香港中国民主党人
蔡永軍 香港中国民主党入
刘永達 香港中国民主党人
孙 宾 香港中国民主党人
甄燊港 香港中国民主党人
成偉邦 香港中国民主党人
杜 宁 香港中国民主党人
陳 剑 香港中国社民党
楊 慎 香港中国社民党
黃 鈡 香港社民党
王元章 香港民促会
陳 胜 香港民促会
樓宝慶 香港民促会
羅弘基 (?)民主党人
杨子华 乌克兰民主党人
孔灵犀 留学生
汤学武 律师、民主人士
董觉民 民主人士
危浩勇 民主人士
金岩 民主人士、中华学人学者联谊会秘书长
高平 民主人士
唐其煌 民主人士
安妮 民主人士
隋显华 基督徒、民主人士
秦晋 澳洲中国民运团体联合工作委员会秘书长
王有才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共同主席
王军涛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共同主席
王天成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执行长
刘念春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监察长
傅申奇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秘书长
宋书元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副秘书长
王策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执委
王澄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执委
余志坚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执委
刘志牧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执委、日本地委负责人
刘俊国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执委
杨小炎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执委
陈立群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执委
陈维健 新西兰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执委
侯文卓 加拿大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执委
高光俊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执委
莫逢杰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执委、美西地委负责人
程维民 泰国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执委
潘晴 新西兰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执委
熊焱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执委
郭保胜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副秘书长、美西旧金山分部主席
(博讯记者：郑清源)
2011年1月8日星期六
陈树庆：杭州悼念力虹活动遇挫
原定2011年1月8日星期六中午11时，在杭州云居山烈士纪念馆附近举行悼念力虹的活动，估计不能照常进行了。
今天上午9时不到，我下楼正准备骑单车去云居山，楼下竟然停着警车，一个穿制服的警察和一个便衣强拦着我，不让我出去，他们说：如果我一定要去，就警车送我过去，或打的和我一起过去（如果我骑自行车可能他们怕把人跟丢，再说现场他们也没有自行车或电瓶车）。我想：“如果我带着‘警卫员’到达纪念现场，无法向朋友们交代，也容易引起误解，就决定不去了，但必须向朋友们通知一下我不去的缘由”。
结果打电话给王荣清和迟建伟，得知他俩昨天晚上辖区警方就已经通知他们不让他们去参加力虹的杭州悼念活动；打电话给朱虞夫，说他正坐在警车上，警察陪着；打电话给吴义龙，得知从昨晚开始直到现在都让他在派出所呆着；其他人我目前手头没有电话号码，即使查找到电话号码，打过去估计状况也差不多如此，那就算了。
由于吴义龙先生不像我们仅仅是堵在家门口或“随身护卫”，而是关在派出所，个人安危情况比较不确定，所以特撰写本情况通报，希望引起关注。
陈树庆
2011年1月8日上午10时，于杭州向朋友们通报
今天上午9时不到，我下楼正准备骑单车去云居山，楼下竟然停着警车，一个穿制服的警察和一个便衣强拦着我，不让我出去，他们说：如果我一定要去，就警车送我过去，或打的和我一起过去（如果我骑自行车可能他们怕把人跟丢，再说现场他们也没有自行车或电瓶车）。我想：“如果我带着‘警卫员’到达纪念现场，无法向朋友们交代，也容易引起误解，就决定不去了，但必须向朋友们通知一下我不去的缘由”。
结果打电话给王荣清和迟建伟，得知他俩昨天晚上辖区警方就已经通知他们不让他们去参加力虹的杭州悼念活动；打电话给朱虞夫，说他正坐在警车上，警察陪着；打电话给吴义龙，得知从昨晚开始直到现在都让他在派出所呆着；其他人我目前手头没有电话号码，即使查找到电话号码，打过去估计状况也差不多如此，那就算了。
由于吴义龙先生不像我们仅仅是堵在家门口或“随身护卫”，而是关在派出所，个人安危情况比较不确定，所以特撰写本情况通报，希望引起关注。
陈树庆
2011年1月8日上午10时，于杭州向朋友们通报
杭州民主党人悼念力虹（张建红），多人被控制
2011年1月08日
博讯消息，杭州民主党成员计划今天上午11点在云居山烈士纪念碑举行悼念力虹的活动，但多名成员被控制。据悉，昨晚7点吴义龙被警方带走扣留，陈树庆、王荣清被控制在家。（博讯10点半发稿）
博讯刚发表了浙江民主党的悼词。
力虹曾主办的网站爱琴海在恢复中。http://www.77sea.net
博讯消息，杭州民主党成员计划今天上午11点在云居山烈士纪念碑举行悼念力虹的活动，但多名成员被控制。据悉，昨晚7点吴义龙被警方带走扣留，陈树庆、王荣清被控制在家。（博讯10点半发稿）
博讯刚发表了浙江民主党的悼词。
力虹曾主办的网站爱琴海在恢复中。http://www.77sea.net
2011年1月1日星期六
浙江宁波著名作家力虹病逝
作者：江华
（参与网2011年1月1日讯）：12月31日是2010年的最后一天，在这一天里，浙江多位民主人士被警察上岗进行严密监视，不得随意外出，包括陈树庆和吴义龙等人。陈树庆在和警察交涉时，警方确认此次上岗和作家力虹有关。而负责上岗看管吴义龙的警察则告诉吴义龙不要到宁波和乐清去，明白告诉吴义龙力虹已去世。
力虹因为健康原因，已经于2010年6月5日获得保外就医，并在6月9日在宁波明州医院接受了气管切除手术。在7月14日，参与记者曾从浙江民主人士朱虞夫处得知，力虹的病情加重，当时呼吸系统、消化系统都出现问题，靠输液和流质食物维持生命，随时可能会出现内脏的病变。
力虹在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后，不少海内外人士都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但因为医疗费用昂贵，并且力虹的身体问题非常严重，所以，病情一直不见好转。在听到力虹病逝的消息后，很多外界人士试图和其妻子取得联系，但妻子董敏手机（13736182049）已关机。
力虹原名张建红，1958年3月6日出生，原是著名人文思想网站《爱琴海》的总编辑。他因参与89民运，被当局以“在‘六四’期间犯有反革命煽动罪”判处劳动教养两年，1991年2月提前解教，开始自由撰稿人生涯。1999年，力虹先生因接触和联系中国民主党筹建人而被北京国安拘禁一个月。虽然已经几次被当局贴上另类的标签，但力虹的作品仍然有幸在国内发表，并得到了文学界的认同，他于2004年成为浙江文学院的签约作家，他的长篇小说《红衣坊》在2006年1月出版后，同名的32集电视连续剧也在央视播出。
自从《爱琴海》网站被有关部门关闭，力虹更是在海外媒体发表了一系列针砭时弊的政论作品。2006年9月6日晚，力虹被警察从家中带走，同年9月7日被正式刑事拘留，涉嫌罪名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2006年10月12日，当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将他正式逮捕，于2007年被宁波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处以6年有期徒刑。
愿力虹先生安息！
（参与网2011年1月1日讯）：12月31日是2010年的最后一天，在这一天里，浙江多位民主人士被警察上岗进行严密监视，不得随意外出，包括陈树庆和吴义龙等人。陈树庆在和警察交涉时，警方确认此次上岗和作家力虹有关。而负责上岗看管吴义龙的警察则告诉吴义龙不要到宁波和乐清去，明白告诉吴义龙力虹已去世。
力虹因为健康原因，已经于2010年6月5日获得保外就医，并在6月9日在宁波明州医院接受了气管切除手术。在7月14日，参与记者曾从浙江民主人士朱虞夫处得知，力虹的病情加重，当时呼吸系统、消化系统都出现问题，靠输液和流质食物维持生命，随时可能会出现内脏的病变。
力虹在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后，不少海内外人士都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但因为医疗费用昂贵，并且力虹的身体问题非常严重，所以，病情一直不见好转。在听到力虹病逝的消息后，很多外界人士试图和其妻子取得联系，但妻子董敏手机（13736182049）已关机。
力虹原名张建红，1958年3月6日出生，原是著名人文思想网站《爱琴海》的总编辑。他因参与89民运，被当局以“在‘六四’期间犯有反革命煽动罪”判处劳动教养两年，1991年2月提前解教，开始自由撰稿人生涯。1999年，力虹先生因接触和联系中国民主党筹建人而被北京国安拘禁一个月。虽然已经几次被当局贴上另类的标签，但力虹的作品仍然有幸在国内发表，并得到了文学界的认同，他于2004年成为浙江文学院的签约作家，他的长篇小说《红衣坊》在2006年1月出版后，同名的32集电视连续剧也在央视播出。
自从《爱琴海》网站被有关部门关闭，力虹更是在海外媒体发表了一系列针砭时弊的政论作品。2006年9月6日晚，力虹被警察从家中带走，同年9月7日被正式刑事拘留，涉嫌罪名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2006年10月12日，当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将他正式逮捕，于2007年被宁波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处以6年有期徒刑。
愿力虹先生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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