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中国民主党人吴义龙
1998年6月25日，王有才、王东海、林辉三人去浙江省民政厅申请注册中国民主党浙江省委员会，同时宣告了中国民主党浙江省筹备委员会成立。由于当局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没有作为，但根据大陆相关法律，在事实上宣告了中国民主党浙江省委员会的合法性。
1998年是注定要写进历史史册的一年。这一年年初天象很是罕见。罕见的大雪、罕见的冬日里雪天的雷电交加。有才曾经神秘地告诉我这是天变的迹象:冤情必被昭雪！现在看来，它预示着一场新的健康的政治运动的到来——以现代的民主宪政取代旧的污浊的、腐败的专政体制，它将以现代政党政治的名义开幕。它也预示着以中国民主党作为民主宪政运动的载体必然犹如寒冬高压下的惊雷打破中国政治的困局，为中国创出全新的政治天地！
“六四”屠杀是中国当代政治的分水岭，它使关注中国政治前途的人们得以觉醒。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的三个主要创党人都来自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运动绝对不是偶然的。王有才是北京高自联的领导者之一，曾被全国通缉，并被判刑入狱；当年祝正明虽然已经工作，但他还是去了天安门广场参加抗议，并且作了演讲；我是5月底到天安门广场的，参加了5月28日的大游行。我相信，我们都是从那以后开始思考和寻找中国的政治出路的，并有同样的答案：把中国交给一个政党和交给一个独裁者同样地可怕、危险。我们还看到：汹涌澎湃的八九民主运动被镇压后，竟然那么久黯然无声。
于是，我们开始探索新的道路。那些年，有才的处境艰难得多，但他还是做了很多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与各地朋友保持了联系。这在以后的中国民主党组党及相关活动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祝正明在这一段时间最大的成就是写作并出版了一本普及民主知识的著作《民主政治》，成为浙江民主党人的一块耀眼的招牌。那时候我的处境最好，在大学任职，先是教书，后搞了个周报，大约出了近百期；之后，又创办了一本杂志《九三年》，这是我首次有目的地尝试倡导现代人道主义价值。后来，我到杭州大学读研，1996年开始搞读书会，1997年在研究生中成立秘密政党，开创了以政党运作读书会的模式。1998年通过朋友介绍，王培剑等人加入读书会，由此读书会走出浙江大学西溪校区（原杭州大学校区），成为杭州三联读书会，出版会刊《读书人》，确立自由主义作为我们的价值追求。那时候党员是秘密的。
有才没有正式加入——小范围里的讨论他也参加，主要是为了防止当局破坏，因为他正被严密监控。培剑是他与读书会联系的纽带。正明那时候做一个工厂的车间主任，他的《民主政治》出版后，他第一见面就带给了我。这里我想说：在浙江整个民主宪政运动中包括我、祝正明、王有才、毛庆祥、朱虞夫、王荣清、力虹、徐光、陈树庆、吕耿松、池建伟、聂敏之、魏祯凌、单称峰、谭凯、戚惠民、范子良、薛明凯、魏水山以及王东海、林辉等，仅是该运动中的一小部分，很多人在这个过程中遭受迫害，做了无名英雄。
1998年4月底，有才告诉我要去北京，联络朋友们组党。我不知道培剑有没有告诉他，杭州三联读书会就是由一个秘密政党运作的，不过我没有说。那时候他倾向于组织自由正义党，他列了几条纲领，我看过。他去了北京，但很快就被押了回来。那些天里，读书会的活动开展得很好，核心圈子的交流也集中在是否公开组党这一点上，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当然是组党时机。后来我知道有朋友认为组党时机不成熟，而且认为时机成熟的标志是中共允许组建反对党。真的是可笑。这样的时机有吗？我们的组党不在中共是否允许，而是：1.时代是否需要；2.我们是否可以发出声音；3.我们自己是否可以坚持下来；4.代价是否可以承受；5.我们是否有一定的存在空间。
现在回头看，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比如时代迫切需要现代政党政治。我们那时提出反对党作为压力、动力和减震器（减压阀），现在看来很切合中国的实际需要了。比如，当今执政党公信力丧失殆尽，它已经不再是社会的稳定力量了，而是促进动荡的力量。它暂时还可以依靠暴力维系统治，而一旦它不再能维系，难道看着中国陷入内战和混乱吗？一支有作为的社会稳定力量不是一天可以形成的。13年过去了，中国民主党在漫长的抗争和被迫害中，有上百人坐牢，但是它的不屈不挠，已经成长为一支政治力量。当今，中国社会明显失序，群体性事件不断，我们回看，可以肯定地说，当初公开组党的决定是正确的，抓住了历史机遇。
1998年6月9日，我和正明、培剑等朋友在杭州大学东草坪讨论上述有关组党的问题。前几日，我曾与余心焦长谈，我建议公开组党，并且首先要发出声音。当时，美国总统将访华，在大陆和香港停留7天，我们可以在这段时间发布建党信息。我们有存在空间吗？讨论中，我首先转达了余心焦的组党活动情况。余在5月秘密组织政党，名称大约是中华复兴党，以文化复兴运动作为底子，以毛泽东为精神领袖、主张暴力革命。他在召开建党成立大会时，我到了场外，现场有很多警察，但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现场抓捕。5月中旬余被捕，三天后释放。因此，我们认为中国大陆存在一定的组党空间。有了这个狭小的空间，根据我们当时的力量，是可以坚持下来的，只要我们策略得当。
6月14日，有才、正明突然到我的宿舍找我。有才第一句话就是：你不是说要公开组党吗？我们谈谈。（那时候正明非常活跃，除了参与读书会的活动，还经常和有才联系。后来，第一次筹备会上的宣言和党章也是他经过与有才联系起草的。）于是我们去杭州大学西草坪正式讨论组织中国民主党的有关事宜，这称之为“杭大草坪会议”（准确地说是第二次“杭大草坪会议”，第一次应该是6月9日的会议）。这一次会议只有我们仨，主要谈党的名称、政治主张、策略以及筹备会议的时间、参加的人员、开会地点、安全等。那时候我们确立了两个原则：公开、和平——即非暴力；名称为中国民主党。基于地方自治和民主的原则，我们将要成立的是中国民主党浙江省筹备委员会，也确立了向当局申请成立中国民主党浙江省委员会的策略。实际上这些做法孕育了理性和合法的原则。后来我把它们归纳成现在的组党四原则：和平、理性、公开和合法。
6月24日即克林顿总统到中国的前一天夜里，我们如约到正明家开中国民主党浙江省筹备委员会的成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五人：有才、正明、东海、林辉和我。会议讨论了宣言草案、党章草案，重点是讨论策略问题。为了保证持续发展，我们安排了一线、二线，我和正明在二线。原因是比较而言我们没有被当局特别注意，尽管我在组织读书会的时候已经被国家安全局逮捕过6次了。会议还为中国民主党浙江省筹备委员会的7月10日第一次代表大会做准备。区别于其它组织的是：我们没有讨论职务之类的东西，我以为这样做对浙江民主党持续发展是有决定性作用的，因为大家不是为某个人参加民主党，也不必等待某个人的命令才可以活动。所以在我们早先参与的人员被打压后，其他人的工作就凸显出来了。我们的重点是如何持续。当然我们也讨论了代价问题，那时候我们以为空间是有的，但不大，所以要有坐牢的准备。我们估计了一下，可能要坐10年左右。我们以为是可以承受的。后来有才和我被判了11年、正明10年。
1998年6月25日中共国第一个公开的反对党正式宣告成立，拉开了冲击党禁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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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期2011年6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