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16日星期六

请浙江当局准许朱虞夫保释的联名呼吁书

(博讯2011年07月16日发表)

今年3月初,朱虞夫先生被你们中共警方从家中带走并被抄家,随后被你们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拘留,于4月11日被你们逮捕,羁押上城区公安看守所。朱虞夫先生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和高血脂等疾病,两次被你们中共浙江当局投狱共九年。

在这里,我们不想长篇大论,朱虞夫先生有没有“犯罪”?你们中共最高层以及你们这些助纣为虐的中共帮手心里是最“明白”不过了!不是吗?用中国北京查建国先生所言:“如何对待异议人士是测试一个自称民主的,自称要搞和谐社会的执政党的试金石”。

朱虞夫先生和成千上万的人士只不过是履行你们中共自己制定的国家宪法,就被你们无情地一次次地打压和迫害!无数的知识分子、异议人士、良心犯被你们投入监狱进行摧残!许多幸福的家庭,被你们用无情的国家机器碾得支离破碎!我们很想问问:“你们这些靠骚扰、迫害、打压民间人士而得以升官发财的中共打手们,你们用百姓纳税的钱去挥霍、养家,你们的良心过得去吗?

原则上,你们排除异己,要铲除所有不同的声音和异议者;我们应该针锋相对才是。你们中共当局一直在严酷地打压和迫害我们,我们彼此应该没什么可谈的!但我们有民主理念之人的胸怀要比你们共产党要宽广博大!所以,才有开头的“请”你们浙江当局准许朱虞夫保释的呼吁!你们浙江当局对当地异议人士的残酷打压,已经是全国闻名!这其实,对你们以后的岁月并不一定是件“好事”,我们希望浙江当局能够立即停止迫害异议人士的作为。

只因朱虞夫先生坚持自己,就遭到你们浙江当局视他为眼中钉和肉中刺,其实,这并不好!朱虞夫先生很勤劳、很老实,他的几次牢狱之灾,已经对他的家庭、妻子、亲人造成很大的伤害!况且朱虞夫先生一直多病,身体状况很差!所以,我们联署签名要求浙江当局、杭州市检察院在看到呼吁信后,鉴于朱虞夫的身体状况给予他家属“保释”,这是我们海内外联署签名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最后,希望浙江当局、检察院能重视我们的呼声,只要朱虞夫得以“保释”,那后面的一系列动作、活动我们可以自行消除。我们这样提出,说明我们是有诚意和讲道理与原则的。如果从明天开始,在两个星期之内,朱虞夫先生没有得到“保释”,那这些联署签名的呼吁书会出现在“国际人权特赦组织”和“联合国总部人权理事会”等等国际人权组织的桌面上。同时我们也会举行一系列的抗议宣传活动,让千千万万来泰国旅游的国人亲眼看看共产党是怎样对待自己的人民的,我们想,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并将呼吁信送至各地的“中国驻外大使馆”和“中国浙江杭州市检察院”。当然,我们希望以上这些都不用去做,但我们也会遵守承诺,直到朱虞夫先生顺利得以保释为止!

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不想让更多的国际人权组织和国际社会知道共产党原来还在一直干着那些“严重践踏人权”的龌龊事情!我们也很想让外国人知道,原来中国的人权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与改善!我们在拭目以待!

(注:联署签名按邮寄时间先后排列,如果以下有疏漏已经邮寄了签名支持的朋友,不见在此列名单上,请来信补充或说明,我们会补上,谢谢!)

《个人名义签名》:

陈树庆(浙江,中国民主党人)
陈开频(浙江,中国民主党)
陈 龙(浙江杭州,自由写作者)
陈龙德 (杭州,民主人士)
陈荣飞(浙江,公民)
陈震球(浙江,公民)
陈坚群(杭州,业务员)
程旻烈(杭州,小公司经理)
程 凡(温州,中国民主党人)
崔公展 (杭州,中国民主党人)
池建伟(杭州中国民主党人)
池美英(杭州,职员)
池美珍 (杭州,职员)
程云惠(杭州,职员)
初 亮(浙江,公民)
戴建伟(宁波,编辑)
方 升(浙江,杭州中国民主党人)
范子良(浙江,公民)
冯一刀(杭州,职员)
傅国涌(浙江,作家)
高海兵(杭州,中国民主党人)
高烨炬 (中国民主党人)
贺忠民 (宁波,中国民主党人)
洪家炯 (杭州,职员)
胡晓玲(杭州,中国民主党人)
蒋杭莉 (杭州,职员)
蒋彦明 (杭州,退休 )
来金彪 (杭州,司机)
梁丽婉(浙江,公民)
林大年(浙江经租房维权业主)
李 冉 (杭州,学生)
李锡安(杭州,中国民党人)
吕 伟(浙江,律师)
林 辉(浙江,中国民主党)
楼裕根 (杭州,中国民主党人)
楼宝生(浙江,中国民主党人)
刘进成 (杭州,中国民主党人)
陆自范(浙江,公民)刘 颖(杭州,学生)
毛庆祥(浙江,杭州中国民主党人)
毛国良(浙江,公民)
毛奇峰 (杭州,民主人党人)
任伟仁(浙江,杭州中国民主党人)
戚惠民(浙江杭州中国民主党人)
邱更耀 (杭州,民主人士)
单称峰 (杭州中国民主党人)
沈正义 (杭州,职员)
沈建民(杭州中国民主党人)
苏元真 (杭州,教授)
谭 凯(浙江,中国民主党人)
万 珍 (中国民主党人)
王东海(杭州,中国民主党人)
王富华(杭州,中国民主党人)王
小 钰(浙江,公民)
王永智(浙江杭州,公民)
魏桢凌(浙江,中国泛滥联盟)
王杭立 (杭州,中国民主党人)
王哲军 (杭州,中国民主党人)
王有华( 杭州,中国民主党人)
王荣耀(杭州民主人士)
王荣清(杭州,,中国民主党人)
王向晨(浙江,中国民主党)
汪雪娥 (杭州,自由职业)
尉国平 (杭州,中国民主党人)
吴义龙(中国民主党人)
吴敦红(作家)
温克坚(浙江杭州,学者)
邬伟民(浙江,公民)
萧利斌(浙江,杭州中国民主党人)
徐 彬(浙江,公民)
徐 光(浙江,杭州中国民主党人)
徐正浩(学生)徐 彬 (杭州,民主人士)
席传喜(浙江,公民)
熊海航(杭州,职员)
杨士元(浙江,公民)
袁玲龙(浙江舟山,公民)
杨建明 (杭州,民主人党人)
叶 建 (杭州,中国民主党人)
叶孝刚 (杭州,退休讲师)
薛振标 (温州,中国民主党人)
余铁龙 (杭州,中国民主党人)
余元洪 (杭州,中国民主党人)
昝爱宗(作家)
褚吉明 (杭州,职员)
朱 昂 (杭州,中国民主党人)
朱瑛娣(浙江,公民)
章诒达 (浙江,民主人士)
张义才 (浙江,民主人士)
张立恒(浙江,律师)
张中政(浙江,公民)
张祯宗 (杭州,退休)
褚吉明(浙江,公民)
赵 力 (中国民主党人)
邹 巍(浙江,公民)
周骏义 (宁波,中国民主党人)
祝正明(杭州,中国民主党人)

陈 西 (中国民主党人 贵州省贵阳市)
李元龙 (人权捍卫者 贵州省毕节市)
卢勇祥 (中国民主党人 贵州省贵阳市)
廖双元 (中国民主党人 贵州省贵阳市)
黄燕明 (中国民主党人 贵州省贵阳市)
吴玉琴 (人权捍卫者 贵州省贵阳市)
陈德富 (人权捍卫者 贵州省贵阳市)
杜和平 (人权捍卫者 贵州省贵阳市)
莫建刚 (人权捍卫者 贵州省贵阳市)
徐国庆 (人权捍卫者 贵州省贵阳市)
李任科 (人权捍卫者 贵州省贵阳市)
全林志 (人权捍卫者 贵州省贵阳市)
杨开新 (人权捍卫者 贵州省贵阳市 )
张重发 (人权捍卫者 贵州省贵阳市)
田祖湘 (人权捍卫者 贵州省贵阳市)
马玲丽 (人权捍卫者 贵州省贵阳市)
雍志明 (人权捍卫者 贵州省贵阳市)
吴 郁 (人权捍卫者 贵州省贵阳市)
申有连 (人权捍卫者 贵州省贵阳市)
糜崇标 (人权捍卫者 贵州省贵阳市)
范厚成 (人权捍卫者 贵州省贵阳市)
李文祥 (贵州人权捍卫者 贵州省贵阳市)
陶玉平 (贵州人权捍卫者 贵州省贵阳市)
谭国辉 (贵州公民 贵州省贵阳市)
罗昭荣 (贵州公民 贵州省贵阳市)
曾 宁 (贵州人权捍卫者 贵州省贵阳市)
王代贵 ( 贵州公民 贵州省贵阳市)
全林志  (贵州人权捍卫者 退休老师 贵州省贵阳市)
朱正元 (贵州人权捍卫者 贵州省贵阳市)

查建国 (北京 民主党人)
高洪明 (北京 民主党人)
何德普 (北京 民主党人)
秦永敏 (湖北 民主党人)

孔识仁 (自由学者 台湾)
韩 武 (民主党人 美国)
郭宝隆 (自由撰稿人 美国)
汪 岷 ( 民主党人 美国)
郑存柱 (民主党人 美国)
任畹町 (学者 、研究员 法国)
穆文斌 (民主党人 美国)
唐元隽 (学者、民主党人 美国)
孙 丰 (民主人士 美国)
兰 炜 (民主人士 丹麦)
胡 尧 (民主人士 海外)

王有才 (职员 美国纽约)
王军涛 (学者 美国)
陈立群 (民主党人 美国)
方 政 (八九学生 美国)
熊 焱 (牧师 美国)
武振荣 (民运人士 韩国)
刘连军 (中国民主党网络阵线(CDP.ORG 加拿大)

宋再民 (北京市 正义义工)
黄 琦 ( 四 川 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
蒲 飞 (四 川 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
韩 华 (挪 威 工程师)
张建平
伍达旺
石劳度 (公民 中国)
孙立勇 (工人 澳大利亚悉尼)

宋雨轩 (中国社会民主党 中央副秘书长 亚特兰大 )
劉 泰 (香港 社運人士 )
李日光 (国际汉藏协会 美国)
林大军 (民主党东南亚 泰国)
梁山桥 (民联成员 泰国)
覃夕权 (民主党成员 泰国)
罗弘基 (民主党成员 泰国)
林封品 (民主党成员 泰国)
罗柳英 (公 民 泰国)
于先名 (民主党成员 广西)
王重阳 (民主党成员 广西)
李朋光 (民主党成员 广西)
将大明 (公 民 广西)
杨建进 (民主党成员 广西)
李春民 (民主党成员 广西)
钟小乐 (民主党成员 广西)
林芳平 (民主党成员 广西)
黎小龙 (民主党人 广西)
潘晓军 (民主党成员 广西)
于 敏 (民主党成员 广西)
潘 君 (公 民 广西)
王志钢 (公 民 广西)
李大庆 (民主党成员 广西)
李 强 (民主党成员 辽宁)
郭 风 (民主党成员 广西)
何小蓝 (民主党成员 广西)
梁安咪 (公 民 广西)
邓友发 (民主党成员 广西)
黄华斌 (民主党成员 广西)
张 兴 (民主党成员 广西)
赖志钢 (民主党成员 广西)
杨春敏 (公 民 广西)

《以组织名义签名》: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全体党员 (签名)

最后,我们继续呼吁所有关注中国民主、能够看到的此呼吁信的中国人都能够签名表示支持!这是我们的动力!呼吁救援没有利益可分,凭的是我们做人的良心!所以,我们再次呼吁、请求还没有签名的海内外民运领导人、各路的民运领军人物、民运精英、民运人士都能踊跃积极地以“个人的名义”签上您的大名,让我们共同来关注朱虞夫先生!

签名邮箱:zzy6705cd@gmail.com

(签名格式)姓名:— 组织或个人身份:— 当前所在地:—-

感谢大家的支持!
李志友 (泰国 呼吁)
二0一一年七月十六日

附:《取保候审申请
**********************************************
杭州市人民检察院:

我夫朱虞夫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于2011年3月5日被刑事拘留,于2011年4月11日逮捕,现羁押于杭州市上城区公安看守所,据传该案现已侦查结束,移送贵院审查起诉。

朱虞夫现已58岁,中年时就患有严重的高血脂、高血压,又因政治原因曾经两次入狱长达九年之久,故也留下了很多劳改后遗症。在本次被限制人身自由前,朱虞夫也多次因病住院,例如疫系统下降,诱发病毒性疱疹,主要病症出现在头部,医生建议要及时治疗,否则会影响到视神经、三叉神经,在体检中还被查出胆结石。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三十七条第(四)项的规定,朱虞夫“患有严重疾病”属于符合取保候审的情形。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我们家属认为朱虞夫被取保候审也属“不至于发生社会危险性的”。

本申请人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六部委规定》第20条规定“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申请取保候审。”的规定,也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一)与本案无牵连;(二)有能力履行保证义务;(三)享有政治权利,人身自由未受到限制;(四)有固定的住所和收入。”的保证人条件,作为朱虞夫的妻子,我蒋杭莉特为朱虞夫向贵院提出取保候审申请。

本申请人保证履行《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的义务,监督朱虞夫做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一)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二)在传讯的时候及时到案:(三)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证人作证;(四)不得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如发现朱虞夫有违反上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及时向执行机关报告。

申请人:蒋杭莉

2011年7月12 日

2011年7月1日星期五

吴义龙:没有强劲的阻击,中国必然左转

左转在中国是不争的事实,目前全国范围内的唱红歌运动就是左转的一个公开表现。温家宝说阻碍中国改革进程的是封建残余和文革遗毒两股势力,实际上就是针对左转而说的。——封建残余和文革遗毒是同一个东西,往近处说是文革遗毒,往历史深处说就是封建残余(不过,我不认同中国的这种封建说。中国的封建应该在先秦,中国有历史记载以来都是专政或专制。不过先秦是王权专政。先秦以后是帝权专政。王权专政是低度专政。特权被分割。所以可以称之为分割式专政或者分封式专政。分封式专政制度简称为分封制度而不是封建制度。帝权专政又可以分为高度专政和极度专政,它们同属极权。不同在于后者是全面专政,前者是不全面专政。所以中国的历史可以划分为:王权分封制、皇帝极权制和党帝极权制。——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看我即将整理出来的《中国文化问题之研究》一书的有关章节)。我在《左转就是自掘坟墓》的文章中指出:这些年的左转不是莫名其妙的,恰恰是对社会危急关头的回应,也是旧体制对民主体制的天然抵制的内在机制迫使执政者走回头路。

一、左转的现实压力

我们知道中国的改革采取“先易后难”的策略。容易改的都差不多改了,剩下的就是最难啃的骨头即核心部分:政治制度的改革。事实上,容易改的部分,在1990年代末,在名义上确立市场经济后,已经完成。即经济改革在形式上走到了最后。本来当初朱镕基提出“以开放促改革”,特别是签署“世界贸易协定”,可以理解为深化改革。但结果涉及到具体的政治法律制度时,由于没有有力的推进,改革在2003年以“反思改革”的名义,朱镕基这一政治遗产,彻底毁灭了。

这样,中国的社会问题,从三个方面集中爆发出来。一个方面是旧体制弊端加快爆发。我们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中国的问题,本质上就是旧体制的问题,是专政制度的问题。所谓“先易后难”的改革策略,实际上就是保留或不涉及旧体制的核心部分的改革(因为他们知道,否定了这个核心,就否定了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我们还要知道,旧体制的问题也就是旧体制核心部分带来的问题。这样,改革只是通过产生增量利益改变人民对执政党的态度。也就是说,这种改革只是在可以产生增量利益的那部分放松了社会管制,旧的核心部分的制度没有任何改变。所以,这个旧体制核心部分的问题仍然存在。即这种腐败制度的本质没有任何改变。比如“稳定压倒一切”,就是几十年连续一贯的。压倒一切的,当然包括生命在内。也就是说,只要有利于这个政权的存在,它是不择手段的。这每年几十万起群体性事件,本质上就是这个政权的核心价值取向的必然结果。

另一个方面,改革创生的新制度,由于都是临时性的安排,不可能科学合理、不可能成系统。也就不可能防止新的问题的产生。

第三个方面:更糟糕的是,新的制度安排是在不损毁旧体制核心价值的前提下进行的。也就是说以旧体制的核心价值作为新的制度的核心价值。结果是新的制度也具备了旧体制的核心价值。比如我们嫁接的股票市场,一开始就是政权控制社会的制度安排:最大限度的垄断社会资源。这种东西肯定不可持续,在它即将崩溃的时候,不得不进行改革。但,我们知道,改革后的股票市场,仍然没有实现股票市场的本来价值:资本社会化(社会化管理和占用)。于是出现了新的制度的不完善和扭曲产生的问题以及旧的制度原有的问题的叠加,成为更加恶劣的制度。比如市场经济使政权有了新的更加有效的社会控制手段和资源,结合核心的旧制度专政属性,社会不公更加触目惊心。

进入21世纪,中国出现了否定改革的思潮,以及唱红歌运动为什么在中国有市场,从一个侧面说,是人民面对加剧了的社会问题寻找解决路径的心理反应;从另一侧面说,是旧的核心制度自我扩展的内在表现。

社会需要变革更是左转的现实压力。为什么不是向其它方向的压力呢?因为没有其它经验可以提供给普通的中国人,特别是对刚刚从旧制度走出来的人民来说,在没有经过任何民主自由观念启蒙的前提下,在后文我们要讲的反民主自由的教化和阻止对专政毒素清算的前提下,在旧制度的假面还没有揭开的前提下,左转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可能是更自然的事。但,我们不可以理解为中国人不需要民主自由。

二、通向现代政治的路被设置了重重障碍

就在2011年初,吴邦国还提出“六个不搞”:“从中国国情出发,郑重表明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这是公开否定民主宪政。2011年年中,解放军报还在大批特批“军队国家化”。其实从中共执政以来,从来没有把民主宪政设计为中国政治的前途,哪怕是可选项也没有过。

这种障碍,集中体现在妖魔化民主宪政上。在信息封锁的年代,编造“西方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谎言,尽管我们的人民真的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样更可以制造恐怖:我们都这样难过了,西方的水深火热该是怎样的不堪啊!后来自己要崩溃了,没有办法只得开放,结果就是“西方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个谎言的破灭。怎么办?于是,“中国国情”成为挡箭牌。现在环球时报的主编又以“民主会导致国家和民族分裂”来恐吓人民。妖魔化民主宪政有三个基本方法。一个是恐吓。拿动乱恐吓、拿分裂恐吓……苏联解体后又拿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下降和经济倒退等等来恐吓。尽管这些现象本质上是专政这个因结下的果。一个是瞒,就是搞信息封锁,双向度的信息封锁。一个向度是时间向度,主要是掩盖历史。它通过教育实现。另一向度是空间向度。比如互联网,中国的互联网有双重城墙。一重是隔断中国人向外获取信息;一重是阻隔内部信息被广泛传播。刚刚发生的增城事件,国内媒体不报到,也不允许传播。一个是骗。最高级的骗则是编造理论,这个历史由来已久。不过多数时间里,编造的理论呈现越来越弱智的趋势。但最近以来,似乎有所改变。这是我刚刚发现的,就是解放军报反对军队国家化的文章。这是妖魔化民主宪政进入更高的层次的表现,也是中共收买学者政策胜利的表现。以前他们只信任自己培养的御用文人。这些人现在也还在使用。不过他们的脑子只有党文化,装的只是浆糊。说出来的话让人笑话。现在通过市场经济结合专政制度,统治手段更加丰富了,于是开始收买无良学者。这里我举一个例子:孔庆东和刘永年。孔是“党”养大的。可以说出“你看美国电影你还是人吗”这样脑残的话来。刘不同,刘在分析中国问题时常常还有独到的见解。如果他突然说:中国现行制度是最好的制度,则很有蛊惑力。我们看看宪政学者秋风的一条微博:“新加坡人郑永年讲话,奢谈中国当下政治模式为人类最好,简直完美无缺。在下实在不能忍受这种侮辱众人智力的行径,与一研究政治哲学的朋友愤而起身离开。经过主席台,手指郑氏,高声痛斥”撒谎“三声,临出门再斥一声,方觉痛快。我想不明白,什么可以让一个人如此变态?”

妖魔化民主宪政必然要妖魔化美国。看看2001年美国发生“9.11”中国社会洋溢着一派欢乐的节日气氛,就知道这种愚民教育是多么成功!我那时候还在监狱服刑,专管我的狱警喜气洋洋跑来对我说: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喜讯。我很是诧异:除了释放我还有什么天大喜讯呢?我漠然的看他。他说美国被炸了!我说:美国被炸了,值得高兴吗?或许我的语气很愤怒和激烈。他愣住了,半天说不出话。问题是:不是一个中国人这样,而到处都是幸灾乐祸、到处都是愚昧的喜庆!使大多数中国人丧失是非标准,可见党国是很下了一番功夫的(不过党国肯定尝到过自己种的果子的苦涩的滋味:放弃底线的愚民教育必然使整个社会缺乏底线;对别人幸灾乐祸,也必然对自己人幸灾乐祸)。

三、通向地狱之门却是敞开的

关上了通向天国之门的同时,堕落向地狱的路却是畅通的。首先,人所共知:左的历史仍然是禁区,比如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比如六四真相等等。在国内是看不到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的。今年茅于轼先生只不过在网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毛泽东的评论性文章,有证据表明随后的毛左们的激烈反击是有政府层面支持的:否则在当前茉莉花革命不准集会的时候怎么可能有发生在山西的批茅于轼的“公审大会”?当然茅的文章很快被删是意料之中的事了。其次,左的历史被捂上盖子还不是最大的问题,更大的问题是美化左的历史。这些年所谓的红色影视占住国内主流媒体。有些无良的艺术人也在制造左的浪漫。这对青春期的学生有足够的迷惑性。其三,前文我指出的:我们还有一个左的制度的核心。它有着强大的自我复制的力量。特别是这个制度结合它的利益获得者,这种自我保护、自我复制的能力更是无法估量。这里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法律职业化。应该说这是比较符合现代政治价值取向的一项改革。在宪法写入“依法治国”的条文后,进步是明显的。可是目前看,旧的法律体制自我复制是成功的,而且成功得不可思议。先是中国的最高大法官竟然没有做过律师、没有做过检察官、也没有做过法官!不知道是否是法律专业毕业?2011年6月是注定要载入史册的:中国的市长开始坐堂审案了!江苏海门市长“坐堂审理”民告官的行政复议,看看像不像几千年来县官之类“坐堂审案”?怪不得吴邦国早些时候说中国不搞三权分立了。只有回到官们“坐堂审案”才是真正的落实了不搞三权分立!沿着目前的路径发展下去,谁也不敢说这不是旧体制复制自我的方向!法律职业化向旧的法律政治化回归是不争的事实。还有一个就是本来是自由成长起来的最有市场属性的温州民营经济,除了被正在体制狙击之外,现在还有被体制化的危险。我这里特别强调;中国政治制度的极左的核心。它必然只实现其自身的价值。比如公权力侵害私权利在中国普遍发生,而且已经构成中国社会稳定的最大威胁。按道理讲,约束公权力、扩张私权利是最方便有效的。怎么约束和扩张呢?简单的就是自由选举。可是我的朋友们要参选今明年的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却是困难重重:被地方政府恐吓骚扰!

有人说经济发展了,必然会有政治的民主。长期看历史的趋势,这个观点是不错的。但就民主的具体路径来看,没有强劲的狙击,中国绝不会自动走向民主的,恰恰相反,左转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尽管左转的结果是这个政权的必然崩溃。我要提醒那些迷信经济决定论者;在一个全面专政的制度架构下,财富增加社会谈判力或博弈的能力,但比较与具有极左内核的这个政权来,其增加的力量是有限得多。经济的发展也给这个政权提供了新的控制社会的手段,而且这个手段在短时间内还是很有效的。问题不是中国会不会走向民主,而是在实现民主之前会不会有人像希特勒要全体德国人陪葬一样要全体中国人为极左体制陪葬!所以,不管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有识之士,都必须狙击这个左转,避免全体中国人为极左的体制陪葬。

北京之春2011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