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30日透露，早先被北京当局以“颠覆罪”判处重刑的六名“中国民主党”领导人的家属，联名致信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要求他们敦促中国遵守国际人权公约，释放被判刑的政治犯。
该中心引述目前正在狱中服刑的“民主党”创办人王有才妻子胡江霞的话表示，为了敦促北京遵守两项保障人权的公约，她与五名该党创办人包括吴义龙、祝正明、毛庆祥、朱虞夫及徐光的妻子共同联署，发表一篇公开信要求人大立法明确保障人权，并释放所有被判刑的政治犯。
虽然北京当局于一九九七年及一九九八年底先后签署了两项“经济、文化、社会”及“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保障人权的国际公约，但九八年底，北京就拘捕了“中国民主党”创办人包括王有才及徐文立等二十多名党员，当中多名核心成员并被当局以“颠覆罪”判处重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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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0月30日星期一
2000年10月3日星期二
王金波：墙外追思——回忆祝正明等杭州、上海几位入狱朋友
去年上半年，我曾三赴杭州，接触了一些朋友。如今，这些朋友中的祝正明、吴义龙、朱虞夫、毛庆祥、李国涛、姚振祥，以及我虽未见过面但到过他家的王有才，均已身陷囹圄。虽然在组党等问题上，我同有些朋友的观点不尽相同，但我对他们充满敬意和思念。
一
1998 年12月29日起警方突然加紧对我的控制，不知是否与事后看到的胡锦涛视察临沂有关。此时临沂制药厂全面停产，我萌发了去杭州打工的念头。去年1月14 日，我觉得警方的控制有所放松，就在下午坐上汽车，次日凌晨5点半到了吴义龙住处。但奇怪的是，无论敲门、打电话还是打传呼均无回应。怎么回事？吴义龙出事了？
除吴义龙外我还有祝正明的电话，但无详细地址且从未联系过。我给祝正明打电话要到详细地址后去了他家，但按门铃、敲门均无人开门。我下楼打电话他说没听到。我又上去，依然如故。我又到传达室打电话，无人接。这时过来一个穿拖鞋戴眼镜的矮个子，值班员说这就是祝正明。上楼后试了下门铃才知已坏，而卧室离门挺远，且隔了两道门，所以没听到。
听我是从山东来的，正明很高兴。他于1962年10月生于山东济宁，除小时侯回老家浙江江山住过两年外，到16岁考上浙江大学前在山东生活了14年。考上大学的同时，当教师的父母调回老家。大学毕业后先在江苏工作几年，后调到杭州蓝孔雀化纤公司。不久前离婚，现独居家中。正巧这几天生病，天天打吊瓶。
吃完饭我在床上迷糊了会儿，陪他去公司职工医院打吊瓶，然后他给吴义龙和朱虞夫打电话，都不在，就给朱虞夫打传呼。朱虞夫回电话说，他和吴义龙都在毛庆祥家。于是正明带我去毛庆祥家，见到毛庆祥、吴义龙、朱虞夫、王荣清。
正明比我大整整10岁。而在学识方面，他更是我当之无愧的兄长。“六四”后他开始跑图书馆查阅资料编成《政治民主》一书，从“政治”与“民主”中各取一字作为笔名“政民”。另外还有一个巧合，即“政民”的汉语拼音（zhengmin）比“正明”（zhengming）仅少一个字母。我曾仔细阅读过此书，看到地方自治中的市经理制等内容时，对当时正好在场的毛庆祥、王荣清说，没有5年以上的深入研究写不出此书，他俩说这是正明花了近10年的时间写成的。可惜的是，这本较系统全面、通俗易懂、能够启蒙民众的政治学著作不能在大陆正式出版。但我想，这本书应有正式出版的那一天。
正明家在杭州城北，离汽车北站仅一公里。3月28日我第三次抵杭后先去了他家。我们一起灌了最后一罐福利煤气，因为下周他就将被化纤公司解除劳动合同，不再享受职工的各种福利待遇。他原为车间主任，参加组党后被解除职务，现在又要失业了。使异议人士失去工作吃不上饭，是中共当局惯用的卑劣手段。为了生计，正明不得不开始打工，好像是推销一种建筑涂料，几乎每天都要出差去外地，很是辛苦。就是这样，由于我一时没找到工作，他还经常照顾我的生活。
正明为人谦和，与当地朋友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对外地来杭的朋友也是热心帮助。天津朋友吕洪来与夫人在杭州卖梨，因滞销而被迫转移一个市场后，正明约我一起帮他们夫妇干了两天半才于春节前两天卖完。江苏朋友张玉祥来杭打工的第三天就接到夫人急电，孩子重病急需钱用，正明带他跑了一天，通过另一位朋友借到两千元钱让张玉祥寄回家。
正明还比较谨慎。去年上半年中共当局准备大规模镇压民运的迹象时有表露，杭州民主党朋友总体上仍对组党持乐观态度，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错觉。正明似乎有所察觉，采取了较低的姿态，故被吴义龙等人批判为“胆小”。
4月底我准备离杭时，正明曾极力挽留我。5月3日晚我在临沂获释后，卢四清说正明已在东北被捕。次日早上我又被捕，6月10日获释后我给正明打电话未打通。后来听朱虞夫夫人姜杭丽女士说，6月底正明获释后给她打过一个电话即再无音信，他的母亲还曾到杭州找过他。今年初我听说正明已于去年底被捕。4月29日我给王东海打电话打听正明的消息，老王也不清楚。就在当天晚上，外电报道他被重判10年。
正明是一个很优秀的人才，可是如今却被中共当局非法剥夺自由。他离婚后只能靠父母，而年迈的父母不知要添几多白发。在这里，我只能默默为他祝福了。
二
王有才二次收监后，我失去同杭州朋友的联系。不久任畹町先生把我和吴义龙作了互相介绍，此后我就同吴义龙保持联系。有一次他说准备成立一个营救王有才、秦永敏、徐文立的全国工作小组，希望我能代表山东参加。考虑到代表资格的严肃性，我推荐了青岛的燕鹏。当时我未意识到，这个小组是由民主党成员组成的，而燕鹏未参与组党。
去年1月15日下午，祝正明带我到毛庆祥家，我一看就知最年轻的那个是吴义龙。但义龙没猜到是我，看了我的名片后高兴极了。
义龙生于1967年5月，家在安徽枞阳农村，1987至1991年就读于安徽大学中文系，后在池州师专任教4年，1995年到杭州学习，次年考入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中文系攻读文艺学硕士。义龙右腿患小儿麻痹症，走路不方便。后来听说他曾拖着病腿在全国奔波，令人感动。
我问他早上是怎么回事，他说凌晨两点多躺下后睡得太死，而电话线拔下来了，传呼机放在外间，故均未听到。谈了会儿，他继续在毛庆祥儿子学习用的电脑上修改毕业论文。这篇论文的题目我依稀记得是《论内容与形式的无效性》，讲的是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本是一回事、不可分的。
谁也没想到，这篇倍受导师称许的论文，竟连参加答辩的机会也没有。19日下午，我与一个在浙大读博士的大学同学在西湖湖滨公园游玩时，给义龙的夫人单称峰打电话，得到一个吃惊的消息：义龙刚被学校告知，他已被开除学籍。昨晚义龙的导师打电话让他去，他还以为是答辩的细节问题，没想到今天校方给了他昨天已发下的开除他学籍的文件。回到义龙家里我打电话通知了几个朋友。
义龙显然很激动，打算去学校以绝食绝水的方式向校方提出抗议。但在大家的劝说下，他慢慢冷静下来。后来我们听了自由亚洲电台关于卢四清采访中共浙大党委副书记张浚生，即那位前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的报道，对他的无知无理非常气愤。
义龙参与组党是在行使公民合法的权利，并未违反法律，也未违反浙大校规，却在毕业论文答辩前3天被校方无理开除。这就是中共当局口口声声所称的人权！义龙激愤之余写下《我的申明》，对浙江大学及其背后的实际主谋者进行了批驳。小单也给教育部长陈至立写了封公开信。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则发表严正抗议和郑重声明。
伴随着开除学籍而来的，必然有一个“中国特色”的问题——户口迁移。浙大校方已开出户口迁移证明，限期15天迁回原户口所在地池州师专。但迁回去还让他代课么？恐怕已不可能。义龙很想留在杭州，大家也舍不得他走，于是他决定不办理户口迁移手续。
后来证明，没有落下户口的吴义龙确实让警方头痛了一阵。2月底浙江警方把他带往合肥，安徽警方以义龙的户口不在安徽为由拒绝接收。他被带回枞阳老家住了段时间又回到杭州，而浙江警方不得不“代管”。4月底他在广州被捕，浙江警方开始曾以户口问题为借口拒绝接收，但最后还是去广州把他接回。
2月10日我第二次抵杭，已是腊月二十五。这是我平生首次在外地过年。除夕下午，两个骑摩托车的陌生人突然在门口停下，大声喊义龙的名字。我们吃了一惊，以为出了什么事。谁知是邮局送来的宁夏银川陈晓昶先生拜年的礼仪电报，虚惊一场。
晚上，大家陆续来了。祝正明搬来闲置在家的电视，朱虞夫、毛庆祥、王荣清等也送来了礼物，有漂亮的台灯，有精致的对联，有红红的灯笼，以及各种食品和鞭炮烟花。杭州据说禁燃鞭炮，可这一夜鞭炮响彻云霄彻夜未停，天都几乎是亮的。
大家喝了点酒或饮料。当然，酒中少不了对狱中狱外异议人士的敬意。然后义龙开始给外地朋友打电话拜年。为节省话费，每次通话时间尽量限制在1分钟以内。很晚了大家才走，只剩下义龙、正明、小郑（义龙的老乡，在杭州做生意）和我。小单已提前回萧山老家。联欢晚会没意思，我们开始打扑克——“升级”。我和正明配合得很好，把义龙和小郑打得落花流水。平时我们从不打扑克，这算是例外。
本想打个通宵，可四五点钟大家就撑不住了，好歹找个地方躺倒便睡。天刚亮就有人敲门，是上海的晚成先生，一位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员、宝钢退休工程师，连夜坐车赶来拜年。后来义龙去萧山小单家，初三回来。这两天我住在义龙家，接到一些外地朋友拜年的电话。
2月20日浙江朋友举行春节联欢会，我应邀参加。会上我一言未发却被警方非法留置盘问，押回山东以“扰乱社会秩序”罪名行政拘留15天，又软禁3天于3月15日获释。当晚我打电话给正明，得知义龙曾被监视居住并押回老家。不久义龙回到杭州。
3月28日我第三次抵杭，马上听说警方明里暗里逼迫义龙搬家。4月1日，我们雇了三辆人力三轮车，把义龙简陋的“家”搬到新地方。但好景不长，没几天房东突然要求退房。没办法，4月15日又搬了一次家。因为我也要租房子，义龙就把绝大部分家具——一张床、一套旧沙发、一张茶几、两个小橱、几个椅凳、几个纸箱——给了我用。为安全起见，大家尽量少去义龙新家，我则从未去过。29日我被捕后警方不相信我从未去过义龙家，并说从我的住处步行到义龙家仅需几分钟。看来义龙的行踪被警方掌握得一清二楚，尽管事先我们未发觉。现在想来，义龙被迫接二连三搬家，是形势趋于紧张的又一明证，但大家未能充分重视。
我对编辑工作从中学起就感兴趣，在大学里曾任学校团委机关刊物编辑室主任。有一次我说，将来民主实现了，我愿给民主党的报纸当编辑。有着同样兴趣的义龙则说，我们还是给一家独立的报纸干吧，不管哪个党执政我们都对他进行监督批评。4月中旬我给自己重新定位为学生后，义龙则自我定位为社会活动家即政治家，可能他的思想有些变化。
4月29日上午，安徽朋友高天佑刚告诉我义龙已于26日在广州被捕，小单就来找义龙手机的发票，说她准备去广州看看义龙并要回被警方没收的手机。我马上打电话告诉广州一位朋友并问了义龙的情况。小单走后我同老高睡完午觉即同时被捕。
后来听说义龙被押回杭州关在收容遣送站，生活条件极为恶劣。11月他被重判11年，将要度过漫长的牢狱生涯。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剧。也许，监狱的磨难能使义龙更加成熟，更加理性。相信会的。
三
去杭州前有一次我给吴义龙打电话，正好朱虞夫接了，因此算是与老朱打过一次交道。
老朱最大的特点是脑后的辫子，一副艺术家的形象。我发现他的确懂不少美术、摄影等方面的知识。
老朱1952年生于浙江上虞，夫是辈分，故名虞夫。据说，他的一个长辈曾在蒋介石手下当过官。他曾读过大学，但未能读完，好像与参加民运有关。他在单位受到牵连，本在工会工作，曾一度被指派打扫卫生，他仍认真工作而使领导无话可说。他曾生动地描述过“六四”后他被拘留的经过，其经验后来在我被拘留时得到了应用。在杭州几个主要民主党成员中，仅他有公职，在房管局工作，所以白天很少见他。夫人姜杭丽女士在医院工作，待人非常客气。儿子当时读高三，去年考入浙大。女儿上小学，很调皮。
老朱曾把他的一座离市中心较远的旧房子借给我住了段时间。4月3日早上，我正在这座房子里睡觉，高天佑来叫我去给于子三扫墓。我们和来金彪、徐珍来到郊区某处，找到一位开花圈店的前国民党少将，而这位年逾9旬的老将军说于子三是他的学生。我们把挽词定为“于子三先生和所有为自由民主献身的人们永垂不朽，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敬挽”，请老将军写毕，下午两点多到了于子三墓。
老朱和李锡安等在那里。本定在三点集合，但不知为何只来了几个人。等到三点半，老朱对我说，你和你们老乡（于子三是山东牟平人）先合个影吧，于是挂起挽联给我照了张。又等了会儿，老朱说他们可能去了烈士陵园，我们合个影也去。我们请一位游玩的大学生给我们照了张合影就下了山。
走一站路就到了陵园门口。果然吴义龙、王荣清等十几个人在。警方已上去，毛庆祥等正同他们交涉。大家很快决定去于子三墓，杭州朋友抬着两个花圈走在前面。刚走几步警车就在前面出现，王荣清让我和几个外地朋友赶快离开。两个杭州朋友迅速骑车把我送下山后返回，我自己去了王东海家。
警方对这次扫墓很重视，出动了几辆车，还把一个义乌来杭打工的年轻朋友苏晖彬扣了一夜，无理没收了他的通讯录。至于我和老朱几人直接去于子三墓，其实是个失误——打电话通知时没搞清楚。不料这个偶然的失误却留下一张照片，4月5日清明节在香港一些媒体上发表。
4月29日我和老高被捕，5月1日老朱和老毛到派出所找到我们。老朱坐在留置室陪我们聊天，弄得同他很熟的看守哭笑不得。老高患痔疮，老朱出去给他拿来药。老朱敞开话匣子时很健谈，口才又好，常常把警察讲得哑口无言。但他不会做饭。有一次姜女士不在家他把米饭煮糊了。张玉祥来后，老朱实在不会炒菜，我这个比他强不了多少的半吊子好歹弄了两个菜算是为张玉祥接了风。
6月19日我听姜女士说老朱已被警方带走并抄过家，马上打电话通知了上海、北京等地的朋友。11月老朱被判刑7年。因我不知他家地址（我离杭后他搬了新家）和姜女士的名字，元旦未给姜女士寄明信片。今年6月我家安上电话后给姜女士打电话，得知老朱在看守所被打过一次后在狱中尚可。但凭老朱刚直的性格，不知会否再出危险，我真有些担心。而今两个孩子都上学，真难为姜女士了。
四
我第二次到杭州的第二天，正赶上毛庆祥拆清泰立交桥下的照像馆。拆完吃饭时讲起年龄，我说老毛生于1950年，仅比我父亲小1岁，完全可称得上我的父辈。但老毛不以为然，说大家都是朋友，不要讲什么辈分，让我叫他老毛，叫他夫人嫂子。这使我很不好意思。同样的情况还遇过几次，比如王东海比我父亲大3岁，他让我与他兄弟相称我只好叫他老王，却从未当面称他夫人程云惠女士为嫂子。
同老朱一样，老毛也是79民主墙运动的老战士，并因此新婚不久即入狱。后来他到青岛开过饭店，与牟传珩先生等人较熟，因此他嘱咐过我好几次，让我有机会代他向牟传珩先生及刚刚出狱的孙维邦先生等青岛朋友问好。自由亚洲电台《不同的声音》节目主持人谷季柔女士曾说老毛“生财有道”。为养家糊口，老毛做过多种生意，有赔有赚。1998年他正在温州做生意，听到组党的消息毅然回杭州投身民主运动。夫人胡晓玲女士失业在家，儿子上中学，他只好每天早上去舞厅教人跳国标舞赚几个钱。
老毛为人谦和，任劳任怨。吴义龙两次搬家，他出力最多。第二次搬家，他借了辆人力三轮车。因吴义龙不能骑，我不会骑，老毛来来回回忙了一个上午。当时下着小雨，天气比较凉，可他还是出了不少汗。老毛对名利毫无兴趣。他多次说，我们要有做铺路石的精神，现在的组党人士将来未必能有治国安邦的才能；即使民主党正式成立了，党的领导人的综合素质要求相当高，可以请现在未参与组党的人来做党的主要负责人。老毛的这些话对我影响很大。
老毛对我很关心。我第二次到杭州，他开始给我找工作，但因是年关没找到。我第三次到杭州没几天，他给我找了份在菜市场卖潮面（一种食品）的工作，但很快发现赔本且无发展前途就放弃了。4月底我决定离开杭州，他忠告我找份工作安顿下来，在解决生活问题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从事民运。5月1日他和老朱到派出所看望我和老高时，带来他的夫人做的饭。下午临沂警方接到我，去了趟我租的房子，老毛一直把我送上车。
今年6月我给胡女士打电话，她说我寄去的明信片已被警方抄走，老毛在狱中未受到进一步的虐待。后来我在一家农贸市场见到一位酷似老毛的老人，当时我的心猛地一紧，真以为是他。只是这人年龄教大，头发花白。不知几年后老毛出狱了，头发会否白多黑少？
五
上海朋友李国涛、姚振祥我也曾有过一面之交。
与李国涛见面是去年1月在周建和先生家里，这位一直未成家的硕士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李国涛的工作极不稳定，往往费尽周折找到一个不久就被警方暗中破坏。当时他在保险公司做业务。今年春天他与蔡桂华先生商量请我去上海打工，考虑到上海警方的流氓行径，我没有去。不久听到他被劳教的消息，令人扼腕。
姚氏兄弟我久闻其名。去年4月，姚振祥被解除劳教的当天，我在杭州同他见过一面。他是因母亲病重病故而提前几天出狱的。他讲了母亲葬礼上警方百般刁难的卑鄙伎俩，如魏京生等异议人士送的花圈如何被陌生的“街坊邻居”和“单位同事”“自发”送来的花圈盖住，葬礼录像带如何失而复得却被“剪辑”等等。6 月19日我得知朱虞夫被捕后首先通知了他，他惊讶地说昨天早上他刚从杭州回上海，没想到老朱会被抓。后来听说他在安徽全椒被捕，以“嫖娼”罪名劳教3年，而中共全椒县委政法委书记则暗示这是“上头的意思”。
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上海警方一贯使用流氓手段对付异议人士。我听一位上海朋友讲，林海案开庭前，林海夫人徐虹女士提前赶到法庭门外，突然有人撞了她一下，说她偷了他的东西，马上有警察过来带她到警署，几个小时后才说是个误会，而此时庭审已结束。还有一次，一位朋友骑自行车走，有人把包扔进他的车篮子里说他抢了他的东西，同时旁边过来几个警察把这位朋友带到警署关了一夜，把他原计划要做的事全耽误了。因此，对最近入狱的几位上海朋友所获得的种种莫名其妙的罪名，我实在没有理由相信。
六
王有才我虽未见过面，却是我最早联系的朋友之一。1998年9月12日我通过卢四清与谢万军取得联系后，谢万军给我的第一个电话号码就是有才的。次日下午我给有才打电话，自我介绍：“我和你一个姓。”重复一遍他仍未听清，我只好说：“我姓王，叫王金波，王有才的王，金观涛的金，刘晓波的波。”有才哈哈大笑，说：“应该是王丹的王。”后来我在向其他朋友自我介绍时便改为“王丹的王”。谈了会儿，有才让我转告山东朋友，西安朋友刚刚讨论很长时间，对组党提出不同看法。
有才的名字我知道得很早，是从“六四”后的通缉令上看到的。这21位学生领袖的照片我看过不下几百遍。去年4月我在有才家中见到他的照片，越看越怀疑，总觉得与通缉令上的照片相差甚远，忍不住问江霞。江霞笑道，通缉令上的照片不是有才的，当时不知何故被换成了别人的。
1998年春，我又一次听到有才的名字，他去北京参加北大百年校庆被捕。申请组党后，他的名字便频频在媒体上出现。
我与有才的联系只有几次。有一次是向他索取两个人权公约，他不在家，我告诉了江霞。次日早上他打来传呼，我们聊了七八分钟后电话突然中断，重拨后又聊了两三分钟。在这次谈话中，他惊讶地听我说起他生于1966年6月，但想不到我是从通缉令上看到的。
11月有才二次收监，我再无法与他联系了。去年4月，江霞把有才的自行车借给我骑，吴义龙开玩笑说，这辆车和你们姓王的有缘，先是有才骑，后是王培剑骑，现在是你骑。我还同有才的好朋友高烨炬各买了本书托江霞送给有才。29日早上我同江霞约好次日一起去衢州探监，但当天下午我即被捕。后来听江霞说书已送到，这算是我的一点安慰吧。
胡江霞是湖北老河口人，1972年8月生，1993年自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到杭州东方通讯公司工作，与有才相识相恋并于1995年结婚。他们夫妻二人恩恩爱爱，如今却被一堵高墙隔在两个世界。林牧先生非常关心他们，曾建议浙江民主党朋友把他们二人的合影传到海外。
89民运学生领袖中，有才是我第一个有过联系的。虽然至今未能见面，但我相信，总有那么一天，我们能自由地谈心，而不会有秘密警察的特殊关照。
七
条件所限，不多说了。
98组党运动遭到残酷镇压，民主党主要成员大都被捕入狱。尽管这次组党运动暴露出一些朋友不够成熟、不够理性的一面，但我想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不会忘记他们。是的，我不会忘记他们——那些争取自由却失去自身自由的人们。
2000年9月10日初稿，10月3日修改
《小参考》总第934期2000年10月13日
一
1998 年12月29日起警方突然加紧对我的控制，不知是否与事后看到的胡锦涛视察临沂有关。此时临沂制药厂全面停产，我萌发了去杭州打工的念头。去年1月14 日，我觉得警方的控制有所放松，就在下午坐上汽车，次日凌晨5点半到了吴义龙住处。但奇怪的是，无论敲门、打电话还是打传呼均无回应。怎么回事？吴义龙出事了？
除吴义龙外我还有祝正明的电话，但无详细地址且从未联系过。我给祝正明打电话要到详细地址后去了他家，但按门铃、敲门均无人开门。我下楼打电话他说没听到。我又上去，依然如故。我又到传达室打电话，无人接。这时过来一个穿拖鞋戴眼镜的矮个子，值班员说这就是祝正明。上楼后试了下门铃才知已坏，而卧室离门挺远，且隔了两道门，所以没听到。
听我是从山东来的，正明很高兴。他于1962年10月生于山东济宁，除小时侯回老家浙江江山住过两年外，到16岁考上浙江大学前在山东生活了14年。考上大学的同时，当教师的父母调回老家。大学毕业后先在江苏工作几年，后调到杭州蓝孔雀化纤公司。不久前离婚，现独居家中。正巧这几天生病，天天打吊瓶。
吃完饭我在床上迷糊了会儿，陪他去公司职工医院打吊瓶，然后他给吴义龙和朱虞夫打电话，都不在，就给朱虞夫打传呼。朱虞夫回电话说，他和吴义龙都在毛庆祥家。于是正明带我去毛庆祥家，见到毛庆祥、吴义龙、朱虞夫、王荣清。
正明比我大整整10岁。而在学识方面，他更是我当之无愧的兄长。“六四”后他开始跑图书馆查阅资料编成《政治民主》一书，从“政治”与“民主”中各取一字作为笔名“政民”。另外还有一个巧合，即“政民”的汉语拼音（zhengmin）比“正明”（zhengming）仅少一个字母。我曾仔细阅读过此书，看到地方自治中的市经理制等内容时，对当时正好在场的毛庆祥、王荣清说，没有5年以上的深入研究写不出此书，他俩说这是正明花了近10年的时间写成的。可惜的是，这本较系统全面、通俗易懂、能够启蒙民众的政治学著作不能在大陆正式出版。但我想，这本书应有正式出版的那一天。
正明家在杭州城北，离汽车北站仅一公里。3月28日我第三次抵杭后先去了他家。我们一起灌了最后一罐福利煤气，因为下周他就将被化纤公司解除劳动合同，不再享受职工的各种福利待遇。他原为车间主任，参加组党后被解除职务，现在又要失业了。使异议人士失去工作吃不上饭，是中共当局惯用的卑劣手段。为了生计，正明不得不开始打工，好像是推销一种建筑涂料，几乎每天都要出差去外地，很是辛苦。就是这样，由于我一时没找到工作，他还经常照顾我的生活。
正明为人谦和，与当地朋友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对外地来杭的朋友也是热心帮助。天津朋友吕洪来与夫人在杭州卖梨，因滞销而被迫转移一个市场后，正明约我一起帮他们夫妇干了两天半才于春节前两天卖完。江苏朋友张玉祥来杭打工的第三天就接到夫人急电，孩子重病急需钱用，正明带他跑了一天，通过另一位朋友借到两千元钱让张玉祥寄回家。
正明还比较谨慎。去年上半年中共当局准备大规模镇压民运的迹象时有表露，杭州民主党朋友总体上仍对组党持乐观态度，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错觉。正明似乎有所察觉，采取了较低的姿态，故被吴义龙等人批判为“胆小”。
4月底我准备离杭时，正明曾极力挽留我。5月3日晚我在临沂获释后，卢四清说正明已在东北被捕。次日早上我又被捕，6月10日获释后我给正明打电话未打通。后来听朱虞夫夫人姜杭丽女士说，6月底正明获释后给她打过一个电话即再无音信，他的母亲还曾到杭州找过他。今年初我听说正明已于去年底被捕。4月29日我给王东海打电话打听正明的消息，老王也不清楚。就在当天晚上，外电报道他被重判10年。
正明是一个很优秀的人才，可是如今却被中共当局非法剥夺自由。他离婚后只能靠父母，而年迈的父母不知要添几多白发。在这里，我只能默默为他祝福了。
二
王有才二次收监后，我失去同杭州朋友的联系。不久任畹町先生把我和吴义龙作了互相介绍，此后我就同吴义龙保持联系。有一次他说准备成立一个营救王有才、秦永敏、徐文立的全国工作小组，希望我能代表山东参加。考虑到代表资格的严肃性，我推荐了青岛的燕鹏。当时我未意识到，这个小组是由民主党成员组成的，而燕鹏未参与组党。
去年1月15日下午，祝正明带我到毛庆祥家，我一看就知最年轻的那个是吴义龙。但义龙没猜到是我，看了我的名片后高兴极了。
义龙生于1967年5月，家在安徽枞阳农村，1987至1991年就读于安徽大学中文系，后在池州师专任教4年，1995年到杭州学习，次年考入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中文系攻读文艺学硕士。义龙右腿患小儿麻痹症，走路不方便。后来听说他曾拖着病腿在全国奔波，令人感动。
我问他早上是怎么回事，他说凌晨两点多躺下后睡得太死，而电话线拔下来了，传呼机放在外间，故均未听到。谈了会儿，他继续在毛庆祥儿子学习用的电脑上修改毕业论文。这篇论文的题目我依稀记得是《论内容与形式的无效性》，讲的是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本是一回事、不可分的。
谁也没想到，这篇倍受导师称许的论文，竟连参加答辩的机会也没有。19日下午，我与一个在浙大读博士的大学同学在西湖湖滨公园游玩时，给义龙的夫人单称峰打电话，得到一个吃惊的消息：义龙刚被学校告知，他已被开除学籍。昨晚义龙的导师打电话让他去，他还以为是答辩的细节问题，没想到今天校方给了他昨天已发下的开除他学籍的文件。回到义龙家里我打电话通知了几个朋友。
义龙显然很激动，打算去学校以绝食绝水的方式向校方提出抗议。但在大家的劝说下，他慢慢冷静下来。后来我们听了自由亚洲电台关于卢四清采访中共浙大党委副书记张浚生，即那位前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的报道，对他的无知无理非常气愤。
义龙参与组党是在行使公民合法的权利，并未违反法律，也未违反浙大校规，却在毕业论文答辩前3天被校方无理开除。这就是中共当局口口声声所称的人权！义龙激愤之余写下《我的申明》，对浙江大学及其背后的实际主谋者进行了批驳。小单也给教育部长陈至立写了封公开信。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则发表严正抗议和郑重声明。
伴随着开除学籍而来的，必然有一个“中国特色”的问题——户口迁移。浙大校方已开出户口迁移证明，限期15天迁回原户口所在地池州师专。但迁回去还让他代课么？恐怕已不可能。义龙很想留在杭州，大家也舍不得他走，于是他决定不办理户口迁移手续。
后来证明，没有落下户口的吴义龙确实让警方头痛了一阵。2月底浙江警方把他带往合肥，安徽警方以义龙的户口不在安徽为由拒绝接收。他被带回枞阳老家住了段时间又回到杭州，而浙江警方不得不“代管”。4月底他在广州被捕，浙江警方开始曾以户口问题为借口拒绝接收，但最后还是去广州把他接回。
2月10日我第二次抵杭，已是腊月二十五。这是我平生首次在外地过年。除夕下午，两个骑摩托车的陌生人突然在门口停下，大声喊义龙的名字。我们吃了一惊，以为出了什么事。谁知是邮局送来的宁夏银川陈晓昶先生拜年的礼仪电报，虚惊一场。
晚上，大家陆续来了。祝正明搬来闲置在家的电视，朱虞夫、毛庆祥、王荣清等也送来了礼物，有漂亮的台灯，有精致的对联，有红红的灯笼，以及各种食品和鞭炮烟花。杭州据说禁燃鞭炮，可这一夜鞭炮响彻云霄彻夜未停，天都几乎是亮的。
大家喝了点酒或饮料。当然，酒中少不了对狱中狱外异议人士的敬意。然后义龙开始给外地朋友打电话拜年。为节省话费，每次通话时间尽量限制在1分钟以内。很晚了大家才走，只剩下义龙、正明、小郑（义龙的老乡，在杭州做生意）和我。小单已提前回萧山老家。联欢晚会没意思，我们开始打扑克——“升级”。我和正明配合得很好，把义龙和小郑打得落花流水。平时我们从不打扑克，这算是例外。
本想打个通宵，可四五点钟大家就撑不住了，好歹找个地方躺倒便睡。天刚亮就有人敲门，是上海的晚成先生，一位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员、宝钢退休工程师，连夜坐车赶来拜年。后来义龙去萧山小单家，初三回来。这两天我住在义龙家，接到一些外地朋友拜年的电话。
2月20日浙江朋友举行春节联欢会，我应邀参加。会上我一言未发却被警方非法留置盘问，押回山东以“扰乱社会秩序”罪名行政拘留15天，又软禁3天于3月15日获释。当晚我打电话给正明，得知义龙曾被监视居住并押回老家。不久义龙回到杭州。
3月28日我第三次抵杭，马上听说警方明里暗里逼迫义龙搬家。4月1日，我们雇了三辆人力三轮车，把义龙简陋的“家”搬到新地方。但好景不长，没几天房东突然要求退房。没办法，4月15日又搬了一次家。因为我也要租房子，义龙就把绝大部分家具——一张床、一套旧沙发、一张茶几、两个小橱、几个椅凳、几个纸箱——给了我用。为安全起见，大家尽量少去义龙新家，我则从未去过。29日我被捕后警方不相信我从未去过义龙家，并说从我的住处步行到义龙家仅需几分钟。看来义龙的行踪被警方掌握得一清二楚，尽管事先我们未发觉。现在想来，义龙被迫接二连三搬家，是形势趋于紧张的又一明证，但大家未能充分重视。
我对编辑工作从中学起就感兴趣，在大学里曾任学校团委机关刊物编辑室主任。有一次我说，将来民主实现了，我愿给民主党的报纸当编辑。有着同样兴趣的义龙则说，我们还是给一家独立的报纸干吧，不管哪个党执政我们都对他进行监督批评。4月中旬我给自己重新定位为学生后，义龙则自我定位为社会活动家即政治家，可能他的思想有些变化。
4月29日上午，安徽朋友高天佑刚告诉我义龙已于26日在广州被捕，小单就来找义龙手机的发票，说她准备去广州看看义龙并要回被警方没收的手机。我马上打电话告诉广州一位朋友并问了义龙的情况。小单走后我同老高睡完午觉即同时被捕。
后来听说义龙被押回杭州关在收容遣送站，生活条件极为恶劣。11月他被重判11年，将要度过漫长的牢狱生涯。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剧。也许，监狱的磨难能使义龙更加成熟，更加理性。相信会的。
三
去杭州前有一次我给吴义龙打电话，正好朱虞夫接了，因此算是与老朱打过一次交道。
老朱最大的特点是脑后的辫子，一副艺术家的形象。我发现他的确懂不少美术、摄影等方面的知识。
老朱1952年生于浙江上虞，夫是辈分，故名虞夫。据说，他的一个长辈曾在蒋介石手下当过官。他曾读过大学，但未能读完，好像与参加民运有关。他在单位受到牵连，本在工会工作，曾一度被指派打扫卫生，他仍认真工作而使领导无话可说。他曾生动地描述过“六四”后他被拘留的经过，其经验后来在我被拘留时得到了应用。在杭州几个主要民主党成员中，仅他有公职，在房管局工作，所以白天很少见他。夫人姜杭丽女士在医院工作，待人非常客气。儿子当时读高三，去年考入浙大。女儿上小学，很调皮。
老朱曾把他的一座离市中心较远的旧房子借给我住了段时间。4月3日早上，我正在这座房子里睡觉，高天佑来叫我去给于子三扫墓。我们和来金彪、徐珍来到郊区某处，找到一位开花圈店的前国民党少将，而这位年逾9旬的老将军说于子三是他的学生。我们把挽词定为“于子三先生和所有为自由民主献身的人们永垂不朽，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敬挽”，请老将军写毕，下午两点多到了于子三墓。
老朱和李锡安等在那里。本定在三点集合，但不知为何只来了几个人。等到三点半，老朱对我说，你和你们老乡（于子三是山东牟平人）先合个影吧，于是挂起挽联给我照了张。又等了会儿，老朱说他们可能去了烈士陵园，我们合个影也去。我们请一位游玩的大学生给我们照了张合影就下了山。
走一站路就到了陵园门口。果然吴义龙、王荣清等十几个人在。警方已上去，毛庆祥等正同他们交涉。大家很快决定去于子三墓，杭州朋友抬着两个花圈走在前面。刚走几步警车就在前面出现，王荣清让我和几个外地朋友赶快离开。两个杭州朋友迅速骑车把我送下山后返回，我自己去了王东海家。
警方对这次扫墓很重视，出动了几辆车，还把一个义乌来杭打工的年轻朋友苏晖彬扣了一夜，无理没收了他的通讯录。至于我和老朱几人直接去于子三墓，其实是个失误——打电话通知时没搞清楚。不料这个偶然的失误却留下一张照片，4月5日清明节在香港一些媒体上发表。
4月29日我和老高被捕，5月1日老朱和老毛到派出所找到我们。老朱坐在留置室陪我们聊天，弄得同他很熟的看守哭笑不得。老高患痔疮，老朱出去给他拿来药。老朱敞开话匣子时很健谈，口才又好，常常把警察讲得哑口无言。但他不会做饭。有一次姜女士不在家他把米饭煮糊了。张玉祥来后，老朱实在不会炒菜，我这个比他强不了多少的半吊子好歹弄了两个菜算是为张玉祥接了风。
6月19日我听姜女士说老朱已被警方带走并抄过家，马上打电话通知了上海、北京等地的朋友。11月老朱被判刑7年。因我不知他家地址（我离杭后他搬了新家）和姜女士的名字，元旦未给姜女士寄明信片。今年6月我家安上电话后给姜女士打电话，得知老朱在看守所被打过一次后在狱中尚可。但凭老朱刚直的性格，不知会否再出危险，我真有些担心。而今两个孩子都上学，真难为姜女士了。
四
我第二次到杭州的第二天，正赶上毛庆祥拆清泰立交桥下的照像馆。拆完吃饭时讲起年龄，我说老毛生于1950年，仅比我父亲小1岁，完全可称得上我的父辈。但老毛不以为然，说大家都是朋友，不要讲什么辈分，让我叫他老毛，叫他夫人嫂子。这使我很不好意思。同样的情况还遇过几次，比如王东海比我父亲大3岁，他让我与他兄弟相称我只好叫他老王，却从未当面称他夫人程云惠女士为嫂子。
同老朱一样，老毛也是79民主墙运动的老战士，并因此新婚不久即入狱。后来他到青岛开过饭店，与牟传珩先生等人较熟，因此他嘱咐过我好几次，让我有机会代他向牟传珩先生及刚刚出狱的孙维邦先生等青岛朋友问好。自由亚洲电台《不同的声音》节目主持人谷季柔女士曾说老毛“生财有道”。为养家糊口，老毛做过多种生意，有赔有赚。1998年他正在温州做生意，听到组党的消息毅然回杭州投身民主运动。夫人胡晓玲女士失业在家，儿子上中学，他只好每天早上去舞厅教人跳国标舞赚几个钱。
老毛为人谦和，任劳任怨。吴义龙两次搬家，他出力最多。第二次搬家，他借了辆人力三轮车。因吴义龙不能骑，我不会骑，老毛来来回回忙了一个上午。当时下着小雨，天气比较凉，可他还是出了不少汗。老毛对名利毫无兴趣。他多次说，我们要有做铺路石的精神，现在的组党人士将来未必能有治国安邦的才能；即使民主党正式成立了，党的领导人的综合素质要求相当高，可以请现在未参与组党的人来做党的主要负责人。老毛的这些话对我影响很大。
老毛对我很关心。我第二次到杭州，他开始给我找工作，但因是年关没找到。我第三次到杭州没几天，他给我找了份在菜市场卖潮面（一种食品）的工作，但很快发现赔本且无发展前途就放弃了。4月底我决定离开杭州，他忠告我找份工作安顿下来，在解决生活问题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从事民运。5月1日他和老朱到派出所看望我和老高时，带来他的夫人做的饭。下午临沂警方接到我，去了趟我租的房子，老毛一直把我送上车。
今年6月我给胡女士打电话，她说我寄去的明信片已被警方抄走，老毛在狱中未受到进一步的虐待。后来我在一家农贸市场见到一位酷似老毛的老人，当时我的心猛地一紧，真以为是他。只是这人年龄教大，头发花白。不知几年后老毛出狱了，头发会否白多黑少？
五
上海朋友李国涛、姚振祥我也曾有过一面之交。
与李国涛见面是去年1月在周建和先生家里，这位一直未成家的硕士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李国涛的工作极不稳定，往往费尽周折找到一个不久就被警方暗中破坏。当时他在保险公司做业务。今年春天他与蔡桂华先生商量请我去上海打工，考虑到上海警方的流氓行径，我没有去。不久听到他被劳教的消息，令人扼腕。
姚氏兄弟我久闻其名。去年4月，姚振祥被解除劳教的当天，我在杭州同他见过一面。他是因母亲病重病故而提前几天出狱的。他讲了母亲葬礼上警方百般刁难的卑鄙伎俩，如魏京生等异议人士送的花圈如何被陌生的“街坊邻居”和“单位同事”“自发”送来的花圈盖住，葬礼录像带如何失而复得却被“剪辑”等等。6 月19日我得知朱虞夫被捕后首先通知了他，他惊讶地说昨天早上他刚从杭州回上海，没想到老朱会被抓。后来听说他在安徽全椒被捕，以“嫖娼”罪名劳教3年，而中共全椒县委政法委书记则暗示这是“上头的意思”。
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上海警方一贯使用流氓手段对付异议人士。我听一位上海朋友讲，林海案开庭前，林海夫人徐虹女士提前赶到法庭门外，突然有人撞了她一下，说她偷了他的东西，马上有警察过来带她到警署，几个小时后才说是个误会，而此时庭审已结束。还有一次，一位朋友骑自行车走，有人把包扔进他的车篮子里说他抢了他的东西，同时旁边过来几个警察把这位朋友带到警署关了一夜，把他原计划要做的事全耽误了。因此，对最近入狱的几位上海朋友所获得的种种莫名其妙的罪名，我实在没有理由相信。
六
王有才我虽未见过面，却是我最早联系的朋友之一。1998年9月12日我通过卢四清与谢万军取得联系后，谢万军给我的第一个电话号码就是有才的。次日下午我给有才打电话，自我介绍：“我和你一个姓。”重复一遍他仍未听清，我只好说：“我姓王，叫王金波，王有才的王，金观涛的金，刘晓波的波。”有才哈哈大笑，说：“应该是王丹的王。”后来我在向其他朋友自我介绍时便改为“王丹的王”。谈了会儿，有才让我转告山东朋友，西安朋友刚刚讨论很长时间，对组党提出不同看法。
有才的名字我知道得很早，是从“六四”后的通缉令上看到的。这21位学生领袖的照片我看过不下几百遍。去年4月我在有才家中见到他的照片，越看越怀疑，总觉得与通缉令上的照片相差甚远，忍不住问江霞。江霞笑道，通缉令上的照片不是有才的，当时不知何故被换成了别人的。
1998年春，我又一次听到有才的名字，他去北京参加北大百年校庆被捕。申请组党后，他的名字便频频在媒体上出现。
我与有才的联系只有几次。有一次是向他索取两个人权公约，他不在家，我告诉了江霞。次日早上他打来传呼，我们聊了七八分钟后电话突然中断，重拨后又聊了两三分钟。在这次谈话中，他惊讶地听我说起他生于1966年6月，但想不到我是从通缉令上看到的。
11月有才二次收监，我再无法与他联系了。去年4月，江霞把有才的自行车借给我骑，吴义龙开玩笑说，这辆车和你们姓王的有缘，先是有才骑，后是王培剑骑，现在是你骑。我还同有才的好朋友高烨炬各买了本书托江霞送给有才。29日早上我同江霞约好次日一起去衢州探监，但当天下午我即被捕。后来听江霞说书已送到，这算是我的一点安慰吧。
胡江霞是湖北老河口人，1972年8月生，1993年自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到杭州东方通讯公司工作，与有才相识相恋并于1995年结婚。他们夫妻二人恩恩爱爱，如今却被一堵高墙隔在两个世界。林牧先生非常关心他们，曾建议浙江民主党朋友把他们二人的合影传到海外。
89民运学生领袖中，有才是我第一个有过联系的。虽然至今未能见面，但我相信，总有那么一天，我们能自由地谈心，而不会有秘密警察的特殊关照。
七
条件所限，不多说了。
98组党运动遭到残酷镇压，民主党主要成员大都被捕入狱。尽管这次组党运动暴露出一些朋友不够成熟、不够理性的一面，但我想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不会忘记他们。是的，我不会忘记他们——那些争取自由却失去自身自由的人们。
2000年9月10日初稿，10月3日修改
《小参考》总第934期2000年10月13日
2000年4月30日星期日
4月29日中国民主党创办人祝正明“颠覆罪”判刑十年
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获知，4月29日中国民主党创办人祝正明被杭州中级人民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判刑十年。法院初审是在3月17日，今天是再次审判。今天开庭没有通知家人，仅一小时就结束。法院指祝正明是中国民主党创办人，参与大部分中国民主党的活动。39岁祝正明是杭州化纤厂工程师，98年6月25日与王有才及吴义龙等一起创建了中国民主党。自98年12月以来，至少有23名中国民主党领导人以“颠覆罪”被判以重刑，在杭州就有王有才，吴义龙，祝正明等六人。
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强烈谴责中国当局将祝正明判刑，同时也呼请美国国会议员在给予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前正视中国人权状况日益恶化的情况。
http://www.bignews.org/20000430.txt
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强烈谴责中国当局将祝正明判刑，同时也呼请美国国会议员在给予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前正视中国人权状况日益恶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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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3月29日星期三
中国民主党人和全世界人民的自由之梦——王希哲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中国问题非政府组织听证会上的讲演
女士们，先生们：
感谢世界自由之家丽莎女士，鲍默先生给我们机会来到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非政府组织会议的这个讲坛上，为遭受迫害，坚持抗争中的中国民主党发言。
我是中国民主党四位主席之一。另外三位主席，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先生现在正在中共政府黑暗的监狱里期望着我们。
中国民主党完全赞成全世界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在联合国，在这里，就中国目前的人权状况向中共政府提出谴责案。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知道，中国的台湾最近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奋斗抗争了二十几年的反对党民进党在中华民国的总统大选中赢得了胜利，实现了中国人的社会，历史上第一次政权的和平转移。全世界都为之睁大了惊奇的眼睛。然而，大家也许并不了解，在海峡的另一边，在中国大陆，与民进党和它的先辈《美丽岛》的抗争同时起步的中国民主党人，它的领袖们，它的民主墙的先行者们却几乎全部被关在中共的监狱里。
中国民主党是在1998年6月克林顿总统访华，中国政府签署第二个联合国人权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时，宣告建立的。它的纲领是要在中国实现经济的自由化；政治的民主化和思想的多元化。它要求作为一个政治反对党，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进行平等的竞争，监督执政党，反对一切社会的腐败和不公正，维护社会各阶层的正当权利。它的一切活动，秉持着“公开、合法、理性、非暴力”的原则。它是完全符合联合国人权公约的精神的。中国民主党组织应该受到联合国人权公约的保护。
那时中国民主党人还比较天真。他们以为中国共产党历来对内的诺言是不算数的，这是中共自己也承认的，然而它们对外的诺言和保证却是比较算数的，比较认真的。所以民主党人对自己依据中共签署了的联合国人权公约建立的自己的组织，满怀信心。
然而中共政府却对这个幼小但却有着强大生命力的新生的反对党心怀恐惧。他们要把一切可能向它们挑战的力量消灭在萌芽中。1998年11月30日，中共一举逮捕了民主党最杰出的三位领导人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出示相片）。判处了徐文立十三年徒刑；秦永敏十二年徒刑；王有才十一年徒刑。这三位英雄为中国民主事业几乎献出了自己的一生。
他们的被捕立即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同声抗议。海外的中国民运也曾力图组织抵抗，回击中共的这一波镇压，我本人就曾带头在纽约联合国大厦门前冒着摄氏零下20多度的严寒雨雪，绝食七天七夜。可惜由于民运的内部问题，这次抵抗没有获得成功。
第一次抵抗的失败鼓舞了中共；北约对中共南斯拉夫使馆的误炸，美国和西方国家急于修复与中共的关系，放松了对中共人权政策的批评，更助长了中共消灭中国民主党的决心。1998年5月6月间，中共连续逮捕了中国民主党各省的第二线负责人查建国、高洪明、刘世遵、吴义龙、朱虞夫、祝正明、刘贤斌、王文江、王泽臣等三十几人，并判以重刑。这是他们的相片（出示相片）。中国民主党的优秀导人几乎被捕殆尽。
然而中国民主党人没有被屈服，被消灭。他们毫不畏惧前赴后继地坚持着自己的阵地。他们稳健地发展自己的组织，艰难地出版着自己的刊物，举办各种民主沙龙和人权讨论会，抚恤受难同志的家属，深入基层民众中宣传自己的主张。在千禧年到来的时候，他们更勇敢地发布了《中国民主党迎接新世纪宣言》。在这篇长达两万多字的宣言里，他们全面阐述了民主党人对中国经济政治改革的纲领性意见，对未来民主中国的内政外交和国家统一等二十几个方面的急迫问题，系统提出了自己初步的政策主张，表现出了中国民主党人即使处于危难中，仍然是一个对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负责任的政党。这里是英文版的杂志，它登载了加拿大杜智富博士翻译的这篇宣言。各位可以在资料桌取看。
我们呼吁世界一切正义的国家和人民声援受迫害的中国民主党；声援中国国内一切受迫害的异议知识分子，自由宗教人士，自由工会人士。我们呼吁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通过谴责中共政权人权状况的决议。国际的压力是中共感到自己倒行逆施的孤立而可能有所改变的重大推动力。联合国应该敦促中共立即批准早已签署了的两个人权公约，监督其切实实行并立即释放全部政治犯。
如果通过全世界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道义的压力，使中国共产党政府在尊重人权方面有所转变，中国从此站到了历史潮流的正确方面，那将是我们对世界和平，对整个人类的最大贡献，
女士们，先生们：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伟大的人权战士马丁路德金博士在他牺牲的前夜留下了感人肺腑的遗言说，他有一个梦，希望全世界的人民不分种族、肤色，平等和睦地相处。
今天我们也有一个梦，希望全世界人民包括十三亿中国人民，能够和世界一切先进国家人民甚至自己的已经走在前面了的台湾同胞一样，在一个充分尊重人权的，自由民主的制度下生活，没有战争，没有压迫，没有恐惧，只有和平！这里是联合国，我们应该站在这里保证，我们一定要实现这个梦。谢谢大家。
二零零零年三月二十九日
于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大厦讲演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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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世界自由之家丽莎女士，鲍默先生给我们机会来到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非政府组织会议的这个讲坛上，为遭受迫害，坚持抗争中的中国民主党发言。
我是中国民主党四位主席之一。另外三位主席，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先生现在正在中共政府黑暗的监狱里期望着我们。
中国民主党完全赞成全世界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在联合国，在这里，就中国目前的人权状况向中共政府提出谴责案。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知道，中国的台湾最近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奋斗抗争了二十几年的反对党民进党在中华民国的总统大选中赢得了胜利，实现了中国人的社会，历史上第一次政权的和平转移。全世界都为之睁大了惊奇的眼睛。然而，大家也许并不了解，在海峡的另一边，在中国大陆，与民进党和它的先辈《美丽岛》的抗争同时起步的中国民主党人，它的领袖们，它的民主墙的先行者们却几乎全部被关在中共的监狱里。
中国民主党是在1998年6月克林顿总统访华，中国政府签署第二个联合国人权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时，宣告建立的。它的纲领是要在中国实现经济的自由化；政治的民主化和思想的多元化。它要求作为一个政治反对党，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进行平等的竞争，监督执政党，反对一切社会的腐败和不公正，维护社会各阶层的正当权利。它的一切活动，秉持着“公开、合法、理性、非暴力”的原则。它是完全符合联合国人权公约的精神的。中国民主党组织应该受到联合国人权公约的保护。
那时中国民主党人还比较天真。他们以为中国共产党历来对内的诺言是不算数的，这是中共自己也承认的，然而它们对外的诺言和保证却是比较算数的，比较认真的。所以民主党人对自己依据中共签署了的联合国人权公约建立的自己的组织，满怀信心。
然而中共政府却对这个幼小但却有着强大生命力的新生的反对党心怀恐惧。他们要把一切可能向它们挑战的力量消灭在萌芽中。1998年11月30日，中共一举逮捕了民主党最杰出的三位领导人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出示相片）。判处了徐文立十三年徒刑；秦永敏十二年徒刑；王有才十一年徒刑。这三位英雄为中国民主事业几乎献出了自己的一生。
他们的被捕立即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同声抗议。海外的中国民运也曾力图组织抵抗，回击中共的这一波镇压，我本人就曾带头在纽约联合国大厦门前冒着摄氏零下20多度的严寒雨雪，绝食七天七夜。可惜由于民运的内部问题，这次抵抗没有获得成功。
第一次抵抗的失败鼓舞了中共；北约对中共南斯拉夫使馆的误炸，美国和西方国家急于修复与中共的关系，放松了对中共人权政策的批评，更助长了中共消灭中国民主党的决心。1998年5月6月间，中共连续逮捕了中国民主党各省的第二线负责人查建国、高洪明、刘世遵、吴义龙、朱虞夫、祝正明、刘贤斌、王文江、王泽臣等三十几人，并判以重刑。这是他们的相片（出示相片）。中国民主党的优秀导人几乎被捕殆尽。
然而中国民主党人没有被屈服，被消灭。他们毫不畏惧前赴后继地坚持着自己的阵地。他们稳健地发展自己的组织，艰难地出版着自己的刊物，举办各种民主沙龙和人权讨论会，抚恤受难同志的家属，深入基层民众中宣传自己的主张。在千禧年到来的时候，他们更勇敢地发布了《中国民主党迎接新世纪宣言》。在这篇长达两万多字的宣言里，他们全面阐述了民主党人对中国经济政治改革的纲领性意见，对未来民主中国的内政外交和国家统一等二十几个方面的急迫问题，系统提出了自己初步的政策主张，表现出了中国民主党人即使处于危难中，仍然是一个对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负责任的政党。这里是英文版的杂志，它登载了加拿大杜智富博士翻译的这篇宣言。各位可以在资料桌取看。
我们呼吁世界一切正义的国家和人民声援受迫害的中国民主党；声援中国国内一切受迫害的异议知识分子，自由宗教人士，自由工会人士。我们呼吁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通过谴责中共政权人权状况的决议。国际的压力是中共感到自己倒行逆施的孤立而可能有所改变的重大推动力。联合国应该敦促中共立即批准早已签署了的两个人权公约，监督其切实实行并立即释放全部政治犯。
如果通过全世界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道义的压力，使中国共产党政府在尊重人权方面有所转变，中国从此站到了历史潮流的正确方面，那将是我们对世界和平，对整个人类的最大贡献，
女士们，先生们：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伟大的人权战士马丁路德金博士在他牺牲的前夜留下了感人肺腑的遗言说，他有一个梦，希望全世界的人民不分种族、肤色，平等和睦地相处。
今天我们也有一个梦，希望全世界人民包括十三亿中国人民，能够和世界一切先进国家人民甚至自己的已经走在前面了的台湾同胞一样，在一个充分尊重人权的，自由民主的制度下生活，没有战争，没有压迫，没有恐惧，只有和平！这里是联合国，我们应该站在这里保证，我们一定要实现这个梦。谢谢大家。
二零零零年三月二十九日
于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大厦讲演厅
http://www.bignews.org/20000404.txt
2000年1月1日星期六
中国民主党迎接新世纪宣言
（二零零零年一月一日）
序言
今天，是人类文明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的一天。它不仅是一年之始、世纪之始，而且是新的千年之始。中国民主党人有幸恭逢此时，站在新世纪、新千禧年的起点上，抚今追昔，对我们的历史、时代、责任、使命，作一番宏观、透彻的审视，借以在重大问题上表明我们的立场和态度，以更清醒的意识、更坚定的决心继承过去、开辟未来。
人类有文字以来的文明史大体经历过两种基本形态：一种是从三、五千年前开始的，以集权政治、自然或统治经济、意识形态一元化、政教合一或准政教合一为基本特征的农牧业文明；另一种是始於希腊，一度中断，五百年前又接续上的，以民主政治、市场或自由经济、意识形态多元化、政教分离为基本特征的工商业文明。
在农（牧）业文明阶段，中国曾长期居於世界领先地位，并创造了人类最灿烂的文化和最先进的制度。
工（商）业文明兴起於农（牧）业文明的基础之上。“文艺复兴”以来，她以巨大的优势迅速扩张、征服世界，覆盖了农牧业文明的大部分地区。明末清初，两种文明开始接触；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两种文明在中国展开了全面的摩擦、撞击、冲突，古老中国屡战屡败。面对着先进文明的“坚船利炮”，中华民族有识之士的最初回应是“中体西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甲午一战惨败，洋务救国的企图破灭，要变祖宗之法和典章制度的维新派兴起；戊戌变法失败后，主张彻底变革的革命派登台，并以辛亥革命的成功第一次与先进文明和制度接轨，第一个在亚洲建立起民主共和国。虽有后来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北洋军阀卖国专权的倒退，但随着“五四”运动和“北伐战争”的胜利，中国向先进文明推进的步伐并未停止，并於30年代前后出现了初步繁荣。然而，日本的侵华战争打断了这一向现代文明过渡的良好势头。
共产主义的兴起是对早期工业文明弊病的不满和批判。中国共产党的崛起是对中国文明转型的一种批判的回应，它号召农民“斗地主，分田地”，号召工人“剥夺资本家”，号召市民和知识分子“争取新民主”，在进入20世纪下半叶之时，击败了训政统治向宪政统治艰难过渡的国民党政权，迅速征服中国，它的“新民主主义联合政府”的政策宣言，曾经为中国进入新文明带来过短暂的希望。然而，从“农业集体化”到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反右斗争”到“文化大革命”
（这一系列旨在由党的官僚来垄断社会经济资源和消灭构成当代民主社会基础的市民阶级的“社会运动”，使极权主义和“社会主义”得到了理想的统一），中华民族以极为沉重的代价，换来的却是离新文明和民主社会越来越远的现实，以及向旧文明和集权社会的一次空前规模的回归。
但是，中国人民在逐渐觉醒了。蒙昧中国人民到了极度的“文化大革命”终於走向了它的反面。以1974年震撼全国的《民主与法制》大字报大辩论，1976年惊天动地的“四五”运动为标志的民众反抗，开始阻止这一历史的大倒退，并开启了20世纪后四分之一世纪改革的闸门。邓小平先生顺应这一历史潮流，力排众议，开动了中国最初的改革并影响和带动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各国的改革；并於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后，艰难地一步步放弃了统制计划经济，开始接纳市场经济，在经济上与国际社会和工业文明接轨，终於迎来了中国20世纪最后十年的快速发展。
100年前，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拉开的世纪帷幕，以中国共产党的建政50年大庆、天安门阅兵和世纪末的港、澳回归，中国加入世贸为这动荡、艰辛的百年划上了句号。
这100年来，中国的经济和国力已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政治民主这一步，一个世纪了，特别是近五十年还是没有迈开。这一步不迈开，中国就不能进入现代文明。只要中国仍沉溺於集权政治和准政教合一的一元化意识形态，中国就不可能跟上世界的潮流，没资格融入世界主流社会，最终仍将落后於人类历史的发展。
20世纪末，当世界先进国家已进入后工业社会，高於工业文明的以知识、信息为基础的更新的文明形态已露端倪之时，中国何去何从，这是所有关心中华民族命运的人们所面临的最重大问题，也是站在千年世纪和历史转折点上的中国民主党人必须回答的紧迫问题。
民主化的政治体制
我们认为，中国在21世纪所面临的紧迫的政治民主和深刻的社会转型不外两种途径：一种是主动的、自觉的、理性的、平稳的、不流血的转型。即中共随着经济的与世界接轨，加快政治改革的步伐，在思想观念和政策上作深刻调整，逐渐向社会民主党、工党、、自由党的方向转变；政治上逐渐放开党禁，容忍反对党的合法存在，扩大选举，分阶段稳步发展，直到实现真正的自由选举和直选国家最高领导人；在意识形态上逐渐放开言禁、报禁，容忍真正的新闻、言论和思想自由；尽早动员人民讨论宪法，在适当的时候修宪，体制上分权，建立真正分权制衡的宪政民主，最终完成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在这方面，台湾已经为大陆和全世界作出了很好的示范。
另一种途径则是被动的、不自觉的、非理性的、激烈的、有流血冲突的转型，即政治上只搞机构修补不搞实质性的政治改革，坚持一党专政，固守过时的“四项基本原则”，打压所有的反对派和异己力量，不搞自由选举“还政於民”；意识形态上继续严格控制舆论，封杀不同的声音，人为阻隔上下沟通，使社会矛盾日益积累，重大问题的解决日益宕延，直到一触即溃，以大规模的街头暴力和流血的形式完成转型，这样的例子古今中外俯拾即是，这是每一个有理智、有责任心的中国人都不愿看到的。
但是不幸，从中国共产党目前的政策、计划和言论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主动选择走平稳、理性转型途径的迹象，相反，被动地沿非理性的途径转型的危机却日益增加。
中国民主党正是为实现中国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和中国的民主化才应运而生的。中国民主党人的使命之一就是全力推进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使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崭新的民主制度在中国大地上深深扎根。如果说孙中山先生当年寻求救国之道提出”知难行易”的重要认识论命题时，他面对的只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几个民主国家的话，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已是“知易行难”，因当今世界的民主国家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二，民主理论也有了丰厚的积累。不仅有国外20 0—300年来英、法思想家和美国立国先贤的理论和实践，而且有中国自康、梁，孙（中山）、章（太炎），胡（适）、储（安平）以来几代人对民主的大力宣扬和倡导，以及20世纪下半叶集权专制带给中国的惨痛教训，中国有民主理念的先进分子的思想认识和大目标应该是一致的，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在大节上也是容易达成共识的。至於中国民主的建构是采取英美模式还是德日模式；总统制还是内阁制；模仿一国还是取各国之长综合创新；实现民主采取何种途径、步骤、手段、方略等则都是可以讨论和在实践中调节、探索的。
总之，民主理念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英才出，要领风骚正当年，或者借西方的话说“最简洁的答案就是实干。”（“The shortest answer is doing”）
自由化的市场经济
民主政治有赖於公民的权利意识；权利意识的确立源於对私有财产的捍卫意愿；而私有财产只能在自由的市场经济中才能生根。
经过10年的改革，“64”以后，中共在邓小平的推动下，终於承认了市场，默认了在安排一个社会的经济生活时市场经济优於党官僚垄断的“计划经济”。经过20年的艰苦努力，在20世纪末的十五届四中全会上中共终於被迫接受了中小企业私有化的改革方向，但仍不愿放弃在国有（实为党有）大企业上的统治地位，延续着以权力垄断市场。
马克思主义曾经认为：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社会主义胜利的基本矛盾之一。但如今盛行於世界的跨国公司和大公司的“并购”浪潮不但没使资本主义私有制灭亡，反倒使其蓬勃发展，说明生产的社会化和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是可以有办法调节，而且很好地调节的。同样，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很大篇幅描述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残酷剥削女工、大规模使用童工的那种私有制早已被世界所唾弃，随着北京“64”的枪声和柏林墙的倒塌，斯大林、毛泽东式的国有制（它的理论表述是“公有制”，实为党控制下的、劳动者处於无权地位的垄断制）也已失败。如从历史的逻辑来看，私有制是正题，“公有制”是反题的话，介於二者之间的群有制应该是合题。但群体所有至少有两种形态：一种是经过减政放权、减税让利、利改税、承包制到股份制的中共力保的群体公有制；一种是大型企业的群体私有。那种不真正解决产权问题的承包、租赁和不真正改制就出售或包装上市的股份制必然摆脱不了党企不分、政企不分、效益低下的痼疾，这种群体公有的“公有制实现形式”终将被市场经济所淘汰。相反，世界通行的法人持股和个人持股的有“人民资本主义”之称的真正的股份制倒是群体私有的一种重要形式。
我们认为，中小企业私有化，大型企业私有或群体私有才是适应市场经济的较好的所有制形式和国企改革的方向。
我们并非天生厚爱私有制，鄙薄“公有制”，只是因为假公实私的执政党的“垄断制”，它的不公正、不公平必然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和生产管理的低效。
“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民主制与“公有制”不相容。“公有”必然导致集权，这是铁的事实。在“公有制”沉重的花纲条石上只能垒积起集权专制的金字塔，决不可能栽种、收获自由民主的果实和庄稼。
历史证明，“公有制”，只是一种乌托邦的经济理论，只有私有制才能实现真正的民有；只有真正的民有才能极大地解放生产力，激发起每个生产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20世纪下半叶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从经济上说就是“公有制”的惊人浪费（人、财、物、时间、资源）和长期低效。
同样还是这些人，这片土地，20世纪后20年的经济起飞和中共的经济改革基本上是沿着一步步远离“公有”靠拢私有的路子羞答答地走下来的，既然如此，何不大胆地往前走？！
我们认为，只有建筑在个人拥有选择的机会、个人的权利能够得到保障、民间的首创精神得到鼓励和发扬基础上的私有化，才能使中国的经济健康发展，才能使中国的民主真正走上不归之路。
在这世纪的最后几天，中国与美国终於达成并签署了世贸准入协定。我们民主党人欢呼这个协定。它将是中国一百年来，最终溶入世界现代文明主流的最重大的历史里程碑！
多元化的意识形态
文明的主轴是由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的相互协调、匹配构成的，文明的转型只有这稳定三角的三元联动才能成功，其中，哪一种结构变革的超前或滞后都是暂时的，最终会影响其他结构的进退和文明的走向。所以，只有经济和政治变革，意识形态不变是不可能的。中国不放弃一元化的意识形态就不可能进入现代文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中国的文化也不可能有大突破、大发展。只有多元化的意识形态才能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事业提供最大的精神平台，最广阔的创造空间和最宽容的价值尺度；固守一元化的意识形态只能使自己落伍、矮化、萎缩。君不见，20世纪下半叶以后，中国当年的文化巨人们几乎都创造力减退，平庸化、侏儒化、仆役化了，甚至有不少变得卑贱、畏琐、晚节不保。
文革刚结束时，郭沫若、茅盾一类的文人曾呼吁中国要出大文豪，中国社科院领导和中国最着名的官方哲学家曾多次呼吁中国要出大学者和中国学派，中国文学界和科学界长期弥漫着殷切的“诺贝尔奖情结”，这一类强烈的主观愿望与中国的专家、学者、教授日增，思想文化界的创造力却日减，国家科技一等奖长期空缺的严峻客观现实形成鲜明的对照。
这是中国人种退化了呢？还是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有问题？如果说人种退化，为什么还有“墙里开花墙外香”，“国内一条虫国外一条龙”，诺贝尔奖都让大陆以外的华人得走的普遍现象？
除了国内外科技条件的差距外，中国严酷的意识形态环境和严密的思想、言论控制是问题的症结。现在，面对世界蓬勃发展的科技潮流，中共领导开始大力提倡科技创新：“创新精神”和“创新工程”。殊不知，任何科技创新都是需要人文学科的发展来烘托、匹配的，人文环境跟不上，科技创新能力的发挥就有限；意识形态上的控制不放松，人文环境就不可能宽松。“文革”中八个样板戏的时代且不说，到如今，中宣部还动不动就查封、整顿思想活跃的报纸、杂志、出版社，动不动就查禁官方不喜欢的影视和文化作品，如此蛮横的文化专制主义和偏狭的意识形态成见怎么可能打开中国人的思维和创造空间呢？不变革中国的政治和人文环境，高喊创新和赶超，只能是一相情愿、事倍功半。
我们已经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三方面阐明了我们的立场，我们还将就以下诸问题表明我们的态度：
一、人权问题
过去跟共产党讨论人权很危险，现在跟共产党讨论人权也有危险而且很累。
因为人权的精神基础是人性论；人权的物质基础是个人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性。
共产党是以批判人性论和剥夺私有财产起家的，中共始终是以阶级论和阶级斗争，阶级专政来否定和压制人性论的，直到1983年“反精神污染”时，中共的最高理论当局还是带头大批人性论、人道主义和异化。
不讲人性，只讲阶级性，怎么可能承认人权的普遍性？
中共真正开始正视和公开讨论人权问题是在“6.4”以后。20世纪90年代初面对国内谴责和国际制裁，中共才不得不谈论人权问题，但至今仍是以生存、发展权来对抗政治上的人权，这种作法实际上是把自己降到很原始的水平，因古今中外再落后的国家，再残暴的统治者也没有谁敢公开反对给臣民以生存权的，而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先进国家是不维护政治人权的。
按现代国际法的观点，国家建立的目的本身，就是维护其国民的人权。二百年前，美国的民主先贤曾经宣言说：“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如果遇有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变成是损害这些目的的，那末，人民就有权利来改变它或废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
中国民主党人认为中国人民应该拥有这样的真正主人翁的权利意识。
中共政府在本世纪的最后两三年里，签署了联合国两个人权公约。我们要求全国人大尽快批准这两个公约。民主党作为反对党将把监督共产党认真履行这两个公约，恪守国际信誉，恪尽国际义务肩为自己的职责。
二、稳定问题
举国上下都期盼稳定，人们早就厌恶了由执政党和政府操纵的那种政治运动和“继续革命”的理论。
但稳定有两种：一种是政治高压和恐怖氛围下的静态的、表面的稳定，如果不正视和积极解决过渡、转型期的各种社会矛盾，使其越积越多，如“地火运行”
，迟早有巨大动荡的时候。这种表面、暂时的稳定实际上潜藏着巨大的不稳定；
另一种是动态的，在表面争议、摩擦、冲突、斗争中奋力前行的平衡与稳定，是使社会矛盾在公开的争论、较量、谈判、妥协中化解、消弭，达到社会的有活力的稳定。
我们反对以“稳定压倒一切”为借口，阻挠变革，打压反对派和不同意见人士的任何企图。因为对转型期的社会采取这种僵化、保守的态度只会积累矛盾、混乱和无序。人类历史和现代非线性科学都证明：“无序是有序之母”，旧系统进化到后期必然产生无序、混乱和振荡，并从中催生出新的、更“高阶”的稳定秩序。
三、“6.4”问题
1989年的“6.4”事件绝不只是偶发的由青年学生的幼稚、鲁莽、缺乏政治斗争技巧所导致的“风波”或“动乱”。从中国近现代史上看，它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不屈不挠地反专制、反官僚、反腐败，追求社会正义、追求政治民主的斗争的继续。从中共当政的历史来看，它是“四五运动”、民主墙、86、87学潮等在共产党统治下争取民主运动的直接继续。它虽然是以胡耀邦逝世这一偶发事件为导火索，但它在学生和市民中积累的强烈不满却是自86、87学潮被镇压；胡耀邦被迫下台；一批着名党内知识分子被开除；高通涨和“物价闯关”失败带来的金融危机和抢购风潮；经济上“治理整顿”出台造成的改革刹车；中共党内顽固保守势力抬头；政治领导人年迈专权；中国面临着前进与倒退、改革与保守的矛盾激化到必将摊牌等一系列因素为前导的。
在这一大背景下，知识分子多次联名呼吁要求人权和民主，释放政治犯；学生强烈反“官倒”，要求与政府对话，推进改革，而中共当时仍以阶级斗争思维分析和看待人民的这一切正当要求，采取了一步步的错误作法，最终酿成了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天安门流血惨案。
从这一事件中人民和当权者都可以吸取无数经验教训，但中国的学生和市民惊天动地、英勇顽强的献身精神和他们对推动战后世界战略格局大变化大进步所作的贡献，是任何有良知、有历史眼光的人都不会抹杀的：“6.4”的英灵将永垂中国史册；它的镇压者和诋毁者将永远伴随着耻辱！
中共当局必须展开对血案的正式调查，法律追究和起诉重大责任者。必须抚恤死难者家属。必须对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有个正当的交待。
四、反腐败和社会公正问题
中国的老百姓最痛恨的就是反腐败永远是无力的，甚至虚伪的。
20世纪的最后一年，为了解决严重的通货紧缩，刺激消费，拉动经济，中国政府决定用540亿元在全国范围内普遍调高工资30％，并要求在“50年大庆”之前必须把钱发到个人手中，这本是一项善举，但考虑到每年政府官员用於吃、喝、开会旅游的钱就有1000多亿；这年1－6月份国家审计署查出的各部门违纪金额就有1170多亿；各类官员大小贪污、渎职、挥霍的金额不知有几千亿；由腐败造成的大型投资项目的“豆腐渣工程”、“胡子工程”、“烂尾工程”不知损失几千亿；国有资产一年流失又不知几千亿。如果把这些漏洞堵住，把这些钱用於救助下岗工人和社会上的弱势群体，他们的状况该会是什么样？用於发展科学教育，中国又该是什么样？别忘了，十年来，全国人民节衣缩食，用於救助失学儿童的“希望工程”捐款总共不过17亿，抓几个大贪污犯就可以解决的，何劳上至国家最高领导下至平民百姓如此契而不舍、兴师动众。这类问题，在民主制下未必能即刻解决，但没有民主则绝不可能彻底改观。
五、农民问题
农民问题是中国的最大问题之一。从整体上看、从人口结构和国民素质上看，中国还是个农业国，从文明结构上看，中国的经济和意识形态刚走出农业文明踏进工业文明的门坎。中国的政治结构和官僚体制，尤其是地方上的，很大程度还停留在农业文明，甚至中世纪。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过是对这种国情用马列主义语言系统的扭曲表述和阐释。
中国到20世纪80年代之前还有80％的农民。到20世纪末还有70％左右的人口是农民。
中国的农民是中国社会最底层、最弱势、最受欺压、最无权力的群体，在2 0世纪末户口制解冻之前，他们被紧紧束缚在家乡的土地上，连外出都要报告和批准；他们的最大梦想就是能进城、吃“商品粮”；改革开放的20年间，他们的一部分可以涌进城市，但大多也是干最粗重、低下的，城里人不愿干的工作；他们经济上最贫穷，政治上没有代言人；中国的两亿文盲大部分集中在农村；他们是最质朴、最善良、最温顺、最容易统治的国民；中国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他们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饿死几千万人他们都不吭一声；直到20世纪末他们还曾经是最感激中共统治的一个阶层，不过，现在他们已被各种名目的巧取豪夺，司法的黑暗逼得有点儿忍无可忍了。他们的造反已经到处都在发生，规模越来越大，方式越来越激烈。
实际上，当今农民问题最大、最急迫的还是要改变他们当今中国“二等公民”身份问题。只有解放了农民的人身束缚，才可能为有效增加农业的投资，促进农业土地资源等要素的流动，改造当前落后的农业结构，适应我国加入世贸后的新形势开辟新的前景。
可以说，中国农民若不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最终成功。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过程是伴随着城镇化、市民化、教育普及化的过程展开的，中国的农民要摆脱传统状况也不能不走这条路。农村市场是中国最大的潜在市场，农民人身和思想的解放将是中国力量的最大释放，这是中华民族资源和力量的最大储备，所有关心中国安定和发展的人们都应给予最大的关注。
六、自由工会问题
随着我国向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及与世界市场的接轨，随着以股份制为标志的国营企业产权改革全面推行，社会利益已经进一步分化，向多元化发展。劳工与政府关系逐渐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劳工问题不再是劳工对政府的问题，而将主要是劳资关系的问题了；传统的垂直解决劳工问题的渠道和方式不再适用。调整劳资关系，解决劳资纠纷，保护劳工权益需要引入新的机制和在新的框架中调整利益。
国家站在仲裁的立场，建立劳资谈判机制，有助於化解劳资矛盾，维护政治稳定。问题是，目前资方有法律地位和权利，而在改革中已被置於风险环境中的劳方，却没有法律地位和权利，因为他们没有代表自己集体利益的合法社团。因而迅速制定《工会法》，允许成立自由的独立工会，维护工人权益，解决劳资矛盾，代表工人与政府沟通，维持社会稳定，让劳工问题在和平、理性和法制轨道上获得解决，就特别成为必要了。
我国政府已签署了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政治权利及公民权利国际公约》。
正是在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的第八条明文规定：
“1、人人有权为促进及保障其经济和社会利益而组织工会并加入其自身选择的工会，仅受有关组织规章的限制；
2、工会有权成立全国联合会或同盟，后者有权参加国际工会组织；
3、工会有权自由行使职权，除依法律规定，且为民主社会维护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保障他人权利自由所必要者外，不得限制此种权利之行使。“
针对目前国内经济改革，特别是股份制改革推行后，数以千万计的工人下岗失业，罢工示威活动不断，严重影响社会稳定，我们特别提出：当前有必要首先面对实现公民的结社自由之一，即工人组织独立工会的自由权利这一问题。
当前我国还没有《结社法》，只有国务院的行政法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这一条例规定公民成立社团必须事先向民政部门登记申请核准，而不是实行大多数民主国家社团成立后备案的办法，以致一切社团毫无例外地均受执政党和政府的控制，从而事实上限制和剥夺了公民自由结社的权利，因而是违反宪法有关规定的。
中国民主党坚决主张工人有组织自由的独立工会的权利，并身体力行之。为此，她的优秀党员已经作出了牺牲。
七、“法治国家”问题
市场经济国家，需要一个宪法至上，法律治国的制度。
今天，共产党也提出了“法治国家”的目标，但是，如果它仍然坚持一党专政，共产党在国家生活中统治一切，凌驾一切，那末“法治国家”只能是一个空洞的口号，永远不能实现。
今天的中国不是没有法律而是没有一套公正的，出自全民的，全民可以接受并且全民（包括一切政党）都在它的规范之下的宪法法律体系。
问题的症结在於，共产党至今坚持的马列主义片面地把国家解释为阶级压迫的工具；片面把宪法和法律解释为仅仅代表统治阶级的意志，体现统治阶级的利益。这样，它在制定宪法和法律的时候，共产党上层统治阶级的全部着眼点，就理所当然地倾注於怎样维护它的统治利益和统治秩序；倾注於怎样密线细针地设计和编织出种种的限制，防范和实际消灭了社会一切可能的反对力量可能的挑战的权利。
“64”以后出台的《游行示威法》被国际社会讥讽为《禁止游行示威法》，就是最鲜明的例证。
既然被统治的人民群众各阶层的多元利益，不能在统治阶级片面制定的宪法和法律中得到体现和维护，当然不能指望他们认真对待这些宪法和法律；另一面，共产党上层统治阶级以及它的多少享有统治特权的千万中下级官员，也不愿被这些宪法和法律束缚手脚，这样，宪法和法律在中国又有什么意义？“法治国家”又在哪里？
二十多年前，几乎伴随着四人帮的垮台就开始的“党大还是法大”的讨论至今没有结果；共产党的中央始终不能正面回答“党中央大还是宪法大”的问题，那末，它又怎能埋怨它的基层党官在利益面前总是毫不犹豫地宣布：“县委比宪法大！”呢？
如果从中共中央到地方的任何一级党委都可以自我宣布“比宪法大”，中国怎么可能有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竞争机会的公平；最终分配的公平；公私赋税的公平；地方当局与中央政府的公平；劳方与资方的公平；农业与工商业的公平；执政党与反对派的公平等等。
法治的中国的前提，必须是一个民主的、公平的、全民的中国。现行的宪法和法律体系必须修改。
在战后国共双十协定基础上召开的中国政治协商会议，於一九四六年一月通过公布的《宪法草案》，是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一切政治党派，一切政治力量共同制定，举国赞成的宪法草案。由於不幸的内战和国家分裂，这个宪法草案未能发挥它举国团结的象征作用。虽历半个多世纪的沧桑，这个宪法草案多元民主的基本精神，仍然熠熠生辉。它完全可以作为未来民主中国新宪法参照的基础。
以这个《宪法草案》为基础的民主中国新宪法，对於台湾问题的解决，最终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其意义，也将是极其伟大的。
八、教育问题
教育对经济起飞和社会现代化具有无可估量的重要意义。
中国有数千年重教育的传统，但中国的教育在20世纪60、70年代又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它的恶果和后遗症将长期困扰我们。
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有两次大扩张；一次是“文革”结束后的恢复高考；一次是世纪末为了遏止通缩、拉动经济、启动教育消费而进行的高校扩大招生和放松私人、社会力量办学，这对中国的发展当然是福音。
中国教育体制和教育方法的弊端也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但还有两个“瓶颈问题”是不许公开讨论的，一是名正言顺地允许私人办学，尤其是办大学。中国需要大批优秀的私立大学，特别是社科和人文方面的综合性私立大学；二是在教材内容的更新、改革方面，在社科和人文学科废除一元意识形态的禁锢，实行自由化、多元化、现代化的改革导向，全面与世界接轨，向世界先进水平看齐，不能把教育办成灌输官方意识形态和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工具。
教育是全民的事业，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系，不是哪个阶级、哪个政党、哪个集团的私利。
目前的教育体制是所有改革中最落后的部分之一，盖因她对集权统治的意义重大，所以，教育核心部分的变革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九、生态问题
当今生态、环保、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已深入人心，连政治上最保守的人也早已接受了这些观念，当然接受和实行是有很大距离的。我们这里要表明的是生态与民主的关系问题。
首先，生态问题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而且是世界性问题，很多生态问题必须全世界采取共同行动才能见效；这类共同行动的实施，除了国际条约，国际组织的规范外，各国有无民间强有力的自由舆论的监督，结果完全不同。而这个问题则正是中国最大的问题。不能说中国的生态问题不严重，事实上，当前中国生态环境的破坏，已到了濒临万劫不复的灾难边缘。长此下去，中国将成为我们的后代子孙不宜居住的鬼域。但是，如果中国的政治民主问题不解决，中国的生态问题也不能根本解决。没有民主制下强有力的舆论监督，破坏生态的事件只会有增无已，缺乏遏制的局部利益和权势的冲动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
同时，没有民主制下强有力的制衡机制，可能造成生态灾难的重大决策在好大喜功的权势者和阿谀奉迎的策士们的簇拥下是很难得到有力制约的。因为，没有民主的环境就听不到不同的声音；没有民主，激烈呼吁环保的有识之士和坚持独立意见的专家会被监控起来，堵住嘴巴，像“中发联”那样温和的、以生态保护为目标的知识分子组织也会被捣毁。没有了环保的声音怎么可能有环保的意识和行动？
所以，我们对认为生态问题是中国的首要问题的朋友们说：很对！但是民主更是中国的当务之急！
同时，我们也清醒地意识到，中国大陆如果能像台湾那样平稳转型，中国的生态环境还能免遭太大的破坏，如果中国是以谁都不愿意看到的非理性的方式进行社会转型的话，中国的生态环境将很难躲过浩劫一场。这是我们希望极力避免的。
十、军队问题
军队是人民纳税供养训练的对外保卫国家的武装力量。它的所有权和最高指挥权应该完全属於人民而不应私属任何政党。
我们主张军队国家化，政治上中立化，反对军队干政。
观察各国民主转型的历史，军队多是站在集权专制一方起阻碍作用的，这除了军队眼前的自身利益外，还因为在集权制国家军队的主要功能：除了一般的对外的侵略或反侵略，抵御外侮或开疆拓土之外；更是对内的镇压反叛、消灭异己、维护专权，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但民主制下，军队的两大功能只剩下一项对外的功能，对内的功能已失去意义或转移给治安警察了，因此，军队干政的必要及其影响自然下降。
再有，现代民主国家之间几乎不发生战争，一切争端大体都可以由政治、经济、外交手段解决，不必诉诸武力，而集权国家之间历史上则是战争不断、兵连祸结。
集权制和民主制国家之间也发生战争，20世纪就发生过两次全面战争和多次局部战争，结局均以民主制国家取胜而告终，如果全世界都进入民主化时代，人类真正的和平时代就可能到来，战争的机会会更低。所以民主化是大趋势；裁军是大趋势；军队的精减和高科技化是大趋势。若能把庞大的军费用於教育和科技，化干戈为玉帛，铸枪械为机械，则国家幸甚，人民幸甚。而且，如果没有扩张野心，只为守土的话，制度先进就是最大的国力，经济、科技强盛就是最大的威慑力，军事只是最后手段。
只有不愿还政於民的把政权视为私产的寡头或集团才最依傍军队，紧紧抓住枪杆子。
十一、民族问题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融合体。在农、牧业文明数千年的历史中，既有汉族人压迫、欺负弱小民族的时候，也有弱小民族入主中原、统治汉人的时候。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实现了民族和文化的大融合，并积累了处理民族问题的丰富经验。
在民主化的时代，我们坚决主张，根据《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一切有关人权公约的规定，承认中国境内的大、小民族一律平等，承认各民族宗教的地位平等和自由。以民族自治或民族聚居地区高度自治的方式，调节各民族的关系，追求各民族共和共荣的全民利益，维护国家领土的统一和完整。
同时也应看到，在占人口大多数的汉族人还在集权统治下，未获得民主权利的时候，其它少数民族的地位和民主权利就更不能得到保障。所以，中国各民族人民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团结起来，争取民主。只有在中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制度，才能切实保证各族人民的平等权利、民族利益和整体的和谐、幸福。
“民族自决”的口号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宗主国的压迫，争取自己独立权利的斗争中，起过积极的历史作用。
但是我们必须指出，联合国所有的主张民族自决，人民自决的宣言文件，都贯穿着一个前提，即它针对的是外国的统治：
“使人民受外国的征服、统治和剥削的这一情况，否定了基本的人权，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并妨碍了增进世界的和平与合作”因此“所有的人民都有自决权；依据这个权利，他们自由地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自由地发展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
而一九六0年联合国大会决议《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标题本身，就界定了民族自决与人民自决的适用范围——结束殖民地制度。因此，在这个宣言的第六条里明确宣示：
“任何旨在部分地或全面地分裂一个国家的团结和破坏其领土完整的企图都是与联合国宪章的目的和原则相违背的。”
因此，民主党人不赞成在一个历史形成的多民族聚居的主权国家里，不负责任地，偏激地鼓励“民族自决”的口号。因为它不可能为各族人民带来幸福，而只可能带来灾难。
十二、台湾问题和“一国两制”
我们对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抱有信心，很明显，台湾问题的症结在於中国大陆的民主化，大陆没民主，台湾人民是不愿回归的，此乃人之常情。德谟克利特说过：“在民主制中受穷也比在专制下享受富裕要好”，何况，台湾的中国人既有民主，又有富裕，他们自然双倍地不愿回来受统治、被“共产”了。大陆有多少人想冒死、举债、蹈海外逃；考“托福”出走；以各种名目去国别乡，你能说他们都不是中国人，都不爱国吗？柏克说过：“我愿意爱国，但国家必须可爱”。人的本性是爱自由的。没有自由和人权的地方对人没有引力只有斥力。
从大处考察两岸统一问题，从趋势上说，在经济上是没有任何障碍的，都搞市场经济，终究要连为一体，这是统一的坚实的物质基础。在种族上、民族上、语言上、文化上、宗教上统一也没有任何障碍。就文化来说，中华文化的正宗台湾比大陆要保存得更好、更有连续性，大陆因遭文革秦火和马列入主，中华传统文化已受重创，奄奄一息。随着强劲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区域整合力量的加强和跨国公司、国际互联网、知识经济带来的国界、国家概念的日益模糊，随着大陆民主化转型的实现，两岸中国人的统一自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之事，也是符合两岸人民的最大利益之事。
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建国后，前30年的口号一直是“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改革开放后，第二、三代领导人才知道香港、台湾人民的生活比我们自由、比我们富足，用社会主义制度一统天下的目标才倒退为“一国两制”，这是世界共产主义由盛而衰的表现，也是邓小平务实态度的不得已的选择。但人们自然会问：难道一国真正能永远“两制”下去？这与实质的分裂有什么区别？这就必须回答两种制度孰优孰劣，谁取代谁的问题，优胜劣汰，最终要回到一国良制的轨道上来。
中共如果能认识到这点，就应该有个准备，有个表示，有个规划，甚至有个时间表，承认“一国两制”是过渡形态。承认“一国”既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也不是“中华民国”而是包含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两个政府或其他特区政府的中国联邦。大大方方地务实地面对这一问题，才能更有利於两岸三地问题的彻底解决，最终用一国良制实现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大繁荣，大统一。
我们中国民主党郑重声明，在中国大陆没有实现民主化的目前状况下，我们反对中共当局使用任何借口，对台发动战争。
十三、外交战略问题
二战结束以来，联合国的设立和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的发表，使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经济发展为宗旨的国际外交大厦，建立在了尊重人权的基础之上。
充分尊重人权的民主的中国，应该而且能够和美国、欧洲建立起战略性的伙伴关系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恪尽一个大国的义务。
近十年来，中国左支右绌，始终走不出外交的困局，其根本原因，不在西方国家的阴谋；不在西方政客“妖魔化中国”的宣传，而在中国的执政党在处理中国的人权问题上，犯下了而且至今在犯一系列严重的错误，自我负面了自己的形象。
更有甚者，作为它内政的延伸，它在外交上一贯站在了那些在本国戕害、屠杀人民的反动国家政府一边，甘心成为这些世人皆曰可杀的屠夫、战犯的国际代言人和保护人，这就更加负面了自己的形象。
民主化的中国必将结束中共错误政策造成的目前中国的国际孤立状况，结束与美欧实际的战略对峙状态，融入世界主流。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必将有极大的提高。
中国不应和俄国结成反美的联盟，那是一条长期孤立、共同落后、延续冷战的死路。
中国也不会追求世界霸权，那是一条不现实的路。中国将承认世界一超多强的长期的局面，与美、欧、俄减去猜疑和对抗，结成真正的战略伙伴关系，共同维护世界和平；
民主中国支持北约的东扩。我们希望欧洲能全面联合。欧盟应包括所有欧洲的国家。我们建议西欧发达国家在帮助东欧国家中拿出更多的诚意和手段，帮助东欧使他们国家经济发展。
中国将积极参与联合国维护世界人权的国际事务，承认人权是主权的政治基础，“人权高於主权”的国际法原则，在此基础之上，与世界各大国一起构造下一个世纪的国际新秩序。
在地缘政治中，中国将一面谨慎地注意日本对其历史上战争罪行的反省动态，警惕其外交和军事政策动向，一面将与日、韩（积极促进朝鲜半岛的民主统一）
外交携手，形成亚洲中轴国；中国将成为亚太地区强国，成为世界各国敬服的、有道义，有力量，有发言权威的世界级大国。只有这样，才是最大程度的符合中国自己的利益，才能促进世界发展总趋势的平衡，和谐与和平，人类社会也才能在下一、两个世纪中千流归大海，九九归一，消灭贫穷走向世界的大同。
在中国没有实现民主化之前，中国民主党人坚决反对中共将政府混同党、国的错误宣传，把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批评中共反人权错误政策的正当立场歪曲为“西方国家亡我之心不死”，煽动起偏执仇外的民族主义、沙文主义狂潮，把中国青年绑缚在共产主义原教旨圣战的战车上！
十四、民主的步骤问题
我们非常清楚民主制度并不是最理想的制度。理想、完美无缺的制度只是乌托邦，人间并不存在；我们也非常清楚民主制中的各种弊端，“民主制只是坏制度中最好的制度”，和集权专制相比，她的各种弊病丑恶只是“小恶”，和集权导致暴政的“大恶”相比，她是人类更理想的选择。
集权制在人类历史上能够长期存在并能经常取代不成熟的民主和过渡期的民主自有它的合理之处。但集权至少有三个死症是它自身无法解决的：一是权力交接问题，即“接班”问题或“权力可持续”问题，不是内斗或暴力抢权，就是一代不如一代，甚至传位给弱智、呆傻，大权也不能转移或旁落；二是没有制约决策过程中犯大错甚至灾难性错误的机制，即没有防止自毁的机制；三是无法克服特权和腐败，如阿克顿所说，绝对的权力造成绝对的腐败；其它问题等而下之，所以，它必将被比它更健康、更合理的民主制所取代。
同时，我们也必须非常清楚地认识到，集权向民主的转换绝不像电器开关的转换，可以一蹴而就，尤其像我们这样有数千年集（极）权传统的大国，要适应民主的新的生活方式，必有反复。考察历史上各重要国家的民主化过渡阶段，大多有过民主和极权交替出现、轮番搏杀，最终民主势力占上风，走上成熟的民主之路这一过程。
中国的这一过程从戊戌维新就开始了，已走过一个世纪波澜壮阔的历程，但这种民主和集权的交替或互动造成的振荡最终不会是极权占上风，倒类似於“阻尼振荡”，振幅越来越小，直到稳定於成熟的民主制之上。这一过程对国家、民族来说是一个痛苦的、破坏性的过程，因此吓住了许多渴望民主的人，但这一过程又是充满希望和建设性的过程，她孕育着新制度的诞生，因此吸引着无数仁人志士为她前仆后继、赴汤蹈火。
我们不能因惧怕临产的阵痛就拒绝分娩。中华民族必须承受这一痛苦才能结束几千年的专制统治，迎来民主制下的伟大复兴。
伟大的民主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为中国的的民主转型设计出“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的方案。这个方案曾经为激烈地要求立即实现民主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否定。近百年了，这个三步走方案至今仍然有着现实的意义。如果中共并非为一党之私不愿实行民主而真是担心民主过速给中国带来的动荡，它就应该拿出一个从当前的共产党训政走向多党宪政的可行的时间表来，以表示诚意。
十年不行，二十年行不行？三十四十年总可以了吧！
整个20世纪，中华民族在探索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忍受了巨大的痛苦，作出了空前的牺牲，同时也使我们更加认清了方向，坚定了信心，在未来的新世纪全力以赴、务求成功。
最后，我们强烈要求中国政府释放中国民主党领导人徐文立、王有才、秦永敏；释放第二批被判重刑的中国民主党领导人查建国、高洪明、刘世遵、吴义龙、毛庆祥、朱虞夫及大批中国民主党的核心成员。强烈要求中国政府释放胡石根、王策、俞心焦、彭明、江棋生等着名异议人士和一切政治犯、良心犯，停止对中国民主党和一切异议人士的打压、迫害。停止对法轮功及一切宗教活动，宗教人士的迫害。
我们不主张暴力，但我们也不惧怕暴力。中国民主党人的事业是一个符合历史必然的事业；她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为中国民主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戊戌六君子、黄花岗烈士、为民主而战的早期共产党人、几十万受苦受难的右派、遇罗克、张志新、李九莲等人权先驱及“六。四”死难者献身的事业的直接继续。以为逮捕、打压和白色恐怖就能阻止它的前赴后继，未免太不识潮流、不合时代了。正如查建国先生在法庭最后陈述中所说的：
“我坚信，在跨入21世纪的时候，我们中国民主党人将担负起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用我们的实际行动结束两千年来自由、民主、人权与大陆人民无缘的历史。…
…我们中国民主党人连死都不怕，何惧坐牢。“
这就是中国民主党人的坚定决心和浩然正气。
我们并不排斥共产党人。我们希望看到中国共产党人在他们自己的手里结束中国数千年历史上臭名昭着的专制制度及其表现的“文字狱”和“党锢之祸”；我们呼吁全世界的华人，世界各国关心中国民主前途的国际友人和中共党内的民主力量相互呼应，结成最广泛的有形或无形的联盟。因为中国专制制度的结束，对中共党内有理想有抱负的民主力量和改革力量，也是有利的。
20世纪里，中国人民经历了两次全民的举国欢庆，一次是1945年的抗战胜利，一次是1976年的粉碎”四人帮”；同样，20世纪中国人民也经历了两次意义深远、充满激情活力、热血沸腾的街头抗争，一次是1919年的“五。四”，一次是1989年的“六。四”。
在新的世纪里，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的举国欢庆，更少的街头抗争。我们坚信，我们的事业有曲折、无失败，因为我们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最大利益和中国与人类的光辉未来。代表未来的力量是永远不可以战胜的。
全国同胞们，中国民主党人和你们一起拥抱新的世纪！
序言
今天，是人类文明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的一天。它不仅是一年之始、世纪之始，而且是新的千年之始。中国民主党人有幸恭逢此时，站在新世纪、新千禧年的起点上，抚今追昔，对我们的历史、时代、责任、使命，作一番宏观、透彻的审视，借以在重大问题上表明我们的立场和态度，以更清醒的意识、更坚定的决心继承过去、开辟未来。
人类有文字以来的文明史大体经历过两种基本形态：一种是从三、五千年前开始的，以集权政治、自然或统治经济、意识形态一元化、政教合一或准政教合一为基本特征的农牧业文明；另一种是始於希腊，一度中断，五百年前又接续上的，以民主政治、市场或自由经济、意识形态多元化、政教分离为基本特征的工商业文明。
在农（牧）业文明阶段，中国曾长期居於世界领先地位，并创造了人类最灿烂的文化和最先进的制度。
工（商）业文明兴起於农（牧）业文明的基础之上。“文艺复兴”以来，她以巨大的优势迅速扩张、征服世界，覆盖了农牧业文明的大部分地区。明末清初，两种文明开始接触；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两种文明在中国展开了全面的摩擦、撞击、冲突，古老中国屡战屡败。面对着先进文明的“坚船利炮”，中华民族有识之士的最初回应是“中体西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甲午一战惨败，洋务救国的企图破灭，要变祖宗之法和典章制度的维新派兴起；戊戌变法失败后，主张彻底变革的革命派登台，并以辛亥革命的成功第一次与先进文明和制度接轨，第一个在亚洲建立起民主共和国。虽有后来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北洋军阀卖国专权的倒退，但随着“五四”运动和“北伐战争”的胜利，中国向先进文明推进的步伐并未停止，并於30年代前后出现了初步繁荣。然而，日本的侵华战争打断了这一向现代文明过渡的良好势头。
共产主义的兴起是对早期工业文明弊病的不满和批判。中国共产党的崛起是对中国文明转型的一种批判的回应，它号召农民“斗地主，分田地”，号召工人“剥夺资本家”，号召市民和知识分子“争取新民主”，在进入20世纪下半叶之时，击败了训政统治向宪政统治艰难过渡的国民党政权，迅速征服中国，它的“新民主主义联合政府”的政策宣言，曾经为中国进入新文明带来过短暂的希望。然而，从“农业集体化”到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反右斗争”到“文化大革命”
（这一系列旨在由党的官僚来垄断社会经济资源和消灭构成当代民主社会基础的市民阶级的“社会运动”，使极权主义和“社会主义”得到了理想的统一），中华民族以极为沉重的代价，换来的却是离新文明和民主社会越来越远的现实，以及向旧文明和集权社会的一次空前规模的回归。
但是，中国人民在逐渐觉醒了。蒙昧中国人民到了极度的“文化大革命”终於走向了它的反面。以1974年震撼全国的《民主与法制》大字报大辩论，1976年惊天动地的“四五”运动为标志的民众反抗，开始阻止这一历史的大倒退，并开启了20世纪后四分之一世纪改革的闸门。邓小平先生顺应这一历史潮流，力排众议，开动了中国最初的改革并影响和带动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各国的改革；并於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后，艰难地一步步放弃了统制计划经济，开始接纳市场经济，在经济上与国际社会和工业文明接轨，终於迎来了中国20世纪最后十年的快速发展。
100年前，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拉开的世纪帷幕，以中国共产党的建政50年大庆、天安门阅兵和世纪末的港、澳回归，中国加入世贸为这动荡、艰辛的百年划上了句号。
这100年来，中国的经济和国力已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政治民主这一步，一个世纪了，特别是近五十年还是没有迈开。这一步不迈开，中国就不能进入现代文明。只要中国仍沉溺於集权政治和准政教合一的一元化意识形态，中国就不可能跟上世界的潮流，没资格融入世界主流社会，最终仍将落后於人类历史的发展。
20世纪末，当世界先进国家已进入后工业社会，高於工业文明的以知识、信息为基础的更新的文明形态已露端倪之时，中国何去何从，这是所有关心中华民族命运的人们所面临的最重大问题，也是站在千年世纪和历史转折点上的中国民主党人必须回答的紧迫问题。
民主化的政治体制
我们认为，中国在21世纪所面临的紧迫的政治民主和深刻的社会转型不外两种途径：一种是主动的、自觉的、理性的、平稳的、不流血的转型。即中共随着经济的与世界接轨，加快政治改革的步伐，在思想观念和政策上作深刻调整，逐渐向社会民主党、工党、、自由党的方向转变；政治上逐渐放开党禁，容忍反对党的合法存在，扩大选举，分阶段稳步发展，直到实现真正的自由选举和直选国家最高领导人；在意识形态上逐渐放开言禁、报禁，容忍真正的新闻、言论和思想自由；尽早动员人民讨论宪法，在适当的时候修宪，体制上分权，建立真正分权制衡的宪政民主，最终完成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在这方面，台湾已经为大陆和全世界作出了很好的示范。
另一种途径则是被动的、不自觉的、非理性的、激烈的、有流血冲突的转型，即政治上只搞机构修补不搞实质性的政治改革，坚持一党专政，固守过时的“四项基本原则”，打压所有的反对派和异己力量，不搞自由选举“还政於民”；意识形态上继续严格控制舆论，封杀不同的声音，人为阻隔上下沟通，使社会矛盾日益积累，重大问题的解决日益宕延，直到一触即溃，以大规模的街头暴力和流血的形式完成转型，这样的例子古今中外俯拾即是，这是每一个有理智、有责任心的中国人都不愿看到的。
但是不幸，从中国共产党目前的政策、计划和言论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主动选择走平稳、理性转型途径的迹象，相反，被动地沿非理性的途径转型的危机却日益增加。
中国民主党正是为实现中国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和中国的民主化才应运而生的。中国民主党人的使命之一就是全力推进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使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崭新的民主制度在中国大地上深深扎根。如果说孙中山先生当年寻求救国之道提出”知难行易”的重要认识论命题时，他面对的只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几个民主国家的话，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已是“知易行难”，因当今世界的民主国家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二，民主理论也有了丰厚的积累。不仅有国外20 0—300年来英、法思想家和美国立国先贤的理论和实践，而且有中国自康、梁，孙（中山）、章（太炎），胡（适）、储（安平）以来几代人对民主的大力宣扬和倡导，以及20世纪下半叶集权专制带给中国的惨痛教训，中国有民主理念的先进分子的思想认识和大目标应该是一致的，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在大节上也是容易达成共识的。至於中国民主的建构是采取英美模式还是德日模式；总统制还是内阁制；模仿一国还是取各国之长综合创新；实现民主采取何种途径、步骤、手段、方略等则都是可以讨论和在实践中调节、探索的。
总之，民主理念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英才出，要领风骚正当年，或者借西方的话说“最简洁的答案就是实干。”（“The shortest answer is doing”）
自由化的市场经济
民主政治有赖於公民的权利意识；权利意识的确立源於对私有财产的捍卫意愿；而私有财产只能在自由的市场经济中才能生根。
经过10年的改革，“64”以后，中共在邓小平的推动下，终於承认了市场，默认了在安排一个社会的经济生活时市场经济优於党官僚垄断的“计划经济”。经过20年的艰苦努力，在20世纪末的十五届四中全会上中共终於被迫接受了中小企业私有化的改革方向，但仍不愿放弃在国有（实为党有）大企业上的统治地位，延续着以权力垄断市场。
马克思主义曾经认为：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社会主义胜利的基本矛盾之一。但如今盛行於世界的跨国公司和大公司的“并购”浪潮不但没使资本主义私有制灭亡，反倒使其蓬勃发展，说明生产的社会化和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是可以有办法调节，而且很好地调节的。同样，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很大篇幅描述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残酷剥削女工、大规模使用童工的那种私有制早已被世界所唾弃，随着北京“64”的枪声和柏林墙的倒塌，斯大林、毛泽东式的国有制（它的理论表述是“公有制”，实为党控制下的、劳动者处於无权地位的垄断制）也已失败。如从历史的逻辑来看，私有制是正题，“公有制”是反题的话，介於二者之间的群有制应该是合题。但群体所有至少有两种形态：一种是经过减政放权、减税让利、利改税、承包制到股份制的中共力保的群体公有制；一种是大型企业的群体私有。那种不真正解决产权问题的承包、租赁和不真正改制就出售或包装上市的股份制必然摆脱不了党企不分、政企不分、效益低下的痼疾，这种群体公有的“公有制实现形式”终将被市场经济所淘汰。相反，世界通行的法人持股和个人持股的有“人民资本主义”之称的真正的股份制倒是群体私有的一种重要形式。
我们认为，中小企业私有化，大型企业私有或群体私有才是适应市场经济的较好的所有制形式和国企改革的方向。
我们并非天生厚爱私有制，鄙薄“公有制”，只是因为假公实私的执政党的“垄断制”，它的不公正、不公平必然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和生产管理的低效。
“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民主制与“公有制”不相容。“公有”必然导致集权，这是铁的事实。在“公有制”沉重的花纲条石上只能垒积起集权专制的金字塔，决不可能栽种、收获自由民主的果实和庄稼。
历史证明，“公有制”，只是一种乌托邦的经济理论，只有私有制才能实现真正的民有；只有真正的民有才能极大地解放生产力，激发起每个生产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20世纪下半叶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从经济上说就是“公有制”的惊人浪费（人、财、物、时间、资源）和长期低效。
同样还是这些人，这片土地，20世纪后20年的经济起飞和中共的经济改革基本上是沿着一步步远离“公有”靠拢私有的路子羞答答地走下来的，既然如此，何不大胆地往前走？！
我们认为，只有建筑在个人拥有选择的机会、个人的权利能够得到保障、民间的首创精神得到鼓励和发扬基础上的私有化，才能使中国的经济健康发展，才能使中国的民主真正走上不归之路。
在这世纪的最后几天，中国与美国终於达成并签署了世贸准入协定。我们民主党人欢呼这个协定。它将是中国一百年来，最终溶入世界现代文明主流的最重大的历史里程碑！
多元化的意识形态
文明的主轴是由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的相互协调、匹配构成的，文明的转型只有这稳定三角的三元联动才能成功，其中，哪一种结构变革的超前或滞后都是暂时的，最终会影响其他结构的进退和文明的走向。所以，只有经济和政治变革，意识形态不变是不可能的。中国不放弃一元化的意识形态就不可能进入现代文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中国的文化也不可能有大突破、大发展。只有多元化的意识形态才能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事业提供最大的精神平台，最广阔的创造空间和最宽容的价值尺度；固守一元化的意识形态只能使自己落伍、矮化、萎缩。君不见，20世纪下半叶以后，中国当年的文化巨人们几乎都创造力减退，平庸化、侏儒化、仆役化了，甚至有不少变得卑贱、畏琐、晚节不保。
文革刚结束时，郭沫若、茅盾一类的文人曾呼吁中国要出大文豪，中国社科院领导和中国最着名的官方哲学家曾多次呼吁中国要出大学者和中国学派，中国文学界和科学界长期弥漫着殷切的“诺贝尔奖情结”，这一类强烈的主观愿望与中国的专家、学者、教授日增，思想文化界的创造力却日减，国家科技一等奖长期空缺的严峻客观现实形成鲜明的对照。
这是中国人种退化了呢？还是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有问题？如果说人种退化，为什么还有“墙里开花墙外香”，“国内一条虫国外一条龙”，诺贝尔奖都让大陆以外的华人得走的普遍现象？
除了国内外科技条件的差距外，中国严酷的意识形态环境和严密的思想、言论控制是问题的症结。现在，面对世界蓬勃发展的科技潮流，中共领导开始大力提倡科技创新：“创新精神”和“创新工程”。殊不知，任何科技创新都是需要人文学科的发展来烘托、匹配的，人文环境跟不上，科技创新能力的发挥就有限；意识形态上的控制不放松，人文环境就不可能宽松。“文革”中八个样板戏的时代且不说，到如今，中宣部还动不动就查封、整顿思想活跃的报纸、杂志、出版社，动不动就查禁官方不喜欢的影视和文化作品，如此蛮横的文化专制主义和偏狭的意识形态成见怎么可能打开中国人的思维和创造空间呢？不变革中国的政治和人文环境，高喊创新和赶超，只能是一相情愿、事倍功半。
我们已经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三方面阐明了我们的立场，我们还将就以下诸问题表明我们的态度：
一、人权问题
过去跟共产党讨论人权很危险，现在跟共产党讨论人权也有危险而且很累。
因为人权的精神基础是人性论；人权的物质基础是个人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性。
共产党是以批判人性论和剥夺私有财产起家的，中共始终是以阶级论和阶级斗争，阶级专政来否定和压制人性论的，直到1983年“反精神污染”时，中共的最高理论当局还是带头大批人性论、人道主义和异化。
不讲人性，只讲阶级性，怎么可能承认人权的普遍性？
中共真正开始正视和公开讨论人权问题是在“6.4”以后。20世纪90年代初面对国内谴责和国际制裁，中共才不得不谈论人权问题，但至今仍是以生存、发展权来对抗政治上的人权，这种作法实际上是把自己降到很原始的水平，因古今中外再落后的国家，再残暴的统治者也没有谁敢公开反对给臣民以生存权的，而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先进国家是不维护政治人权的。
按现代国际法的观点，国家建立的目的本身，就是维护其国民的人权。二百年前，美国的民主先贤曾经宣言说：“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如果遇有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变成是损害这些目的的，那末，人民就有权利来改变它或废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
中国民主党人认为中国人民应该拥有这样的真正主人翁的权利意识。
中共政府在本世纪的最后两三年里，签署了联合国两个人权公约。我们要求全国人大尽快批准这两个公约。民主党作为反对党将把监督共产党认真履行这两个公约，恪守国际信誉，恪尽国际义务肩为自己的职责。
二、稳定问题
举国上下都期盼稳定，人们早就厌恶了由执政党和政府操纵的那种政治运动和“继续革命”的理论。
但稳定有两种：一种是政治高压和恐怖氛围下的静态的、表面的稳定，如果不正视和积极解决过渡、转型期的各种社会矛盾，使其越积越多，如“地火运行”
，迟早有巨大动荡的时候。这种表面、暂时的稳定实际上潜藏着巨大的不稳定；
另一种是动态的，在表面争议、摩擦、冲突、斗争中奋力前行的平衡与稳定，是使社会矛盾在公开的争论、较量、谈判、妥协中化解、消弭，达到社会的有活力的稳定。
我们反对以“稳定压倒一切”为借口，阻挠变革，打压反对派和不同意见人士的任何企图。因为对转型期的社会采取这种僵化、保守的态度只会积累矛盾、混乱和无序。人类历史和现代非线性科学都证明：“无序是有序之母”，旧系统进化到后期必然产生无序、混乱和振荡，并从中催生出新的、更“高阶”的稳定秩序。
三、“6.4”问题
1989年的“6.4”事件绝不只是偶发的由青年学生的幼稚、鲁莽、缺乏政治斗争技巧所导致的“风波”或“动乱”。从中国近现代史上看，它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不屈不挠地反专制、反官僚、反腐败，追求社会正义、追求政治民主的斗争的继续。从中共当政的历史来看，它是“四五运动”、民主墙、86、87学潮等在共产党统治下争取民主运动的直接继续。它虽然是以胡耀邦逝世这一偶发事件为导火索，但它在学生和市民中积累的强烈不满却是自86、87学潮被镇压；胡耀邦被迫下台；一批着名党内知识分子被开除；高通涨和“物价闯关”失败带来的金融危机和抢购风潮；经济上“治理整顿”出台造成的改革刹车；中共党内顽固保守势力抬头；政治领导人年迈专权；中国面临着前进与倒退、改革与保守的矛盾激化到必将摊牌等一系列因素为前导的。
在这一大背景下，知识分子多次联名呼吁要求人权和民主，释放政治犯；学生强烈反“官倒”，要求与政府对话，推进改革，而中共当时仍以阶级斗争思维分析和看待人民的这一切正当要求，采取了一步步的错误作法，最终酿成了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天安门流血惨案。
从这一事件中人民和当权者都可以吸取无数经验教训，但中国的学生和市民惊天动地、英勇顽强的献身精神和他们对推动战后世界战略格局大变化大进步所作的贡献，是任何有良知、有历史眼光的人都不会抹杀的：“6.4”的英灵将永垂中国史册；它的镇压者和诋毁者将永远伴随着耻辱！
中共当局必须展开对血案的正式调查，法律追究和起诉重大责任者。必须抚恤死难者家属。必须对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有个正当的交待。
四、反腐败和社会公正问题
中国的老百姓最痛恨的就是反腐败永远是无力的，甚至虚伪的。
20世纪的最后一年，为了解决严重的通货紧缩，刺激消费，拉动经济，中国政府决定用540亿元在全国范围内普遍调高工资30％，并要求在“50年大庆”之前必须把钱发到个人手中，这本是一项善举，但考虑到每年政府官员用於吃、喝、开会旅游的钱就有1000多亿；这年1－6月份国家审计署查出的各部门违纪金额就有1170多亿；各类官员大小贪污、渎职、挥霍的金额不知有几千亿；由腐败造成的大型投资项目的“豆腐渣工程”、“胡子工程”、“烂尾工程”不知损失几千亿；国有资产一年流失又不知几千亿。如果把这些漏洞堵住，把这些钱用於救助下岗工人和社会上的弱势群体，他们的状况该会是什么样？用於发展科学教育，中国又该是什么样？别忘了，十年来，全国人民节衣缩食，用於救助失学儿童的“希望工程”捐款总共不过17亿，抓几个大贪污犯就可以解决的，何劳上至国家最高领导下至平民百姓如此契而不舍、兴师动众。这类问题，在民主制下未必能即刻解决，但没有民主则绝不可能彻底改观。
五、农民问题
农民问题是中国的最大问题之一。从整体上看、从人口结构和国民素质上看，中国还是个农业国，从文明结构上看，中国的经济和意识形态刚走出农业文明踏进工业文明的门坎。中国的政治结构和官僚体制，尤其是地方上的，很大程度还停留在农业文明，甚至中世纪。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过是对这种国情用马列主义语言系统的扭曲表述和阐释。
中国到20世纪80年代之前还有80％的农民。到20世纪末还有70％左右的人口是农民。
中国的农民是中国社会最底层、最弱势、最受欺压、最无权力的群体，在2 0世纪末户口制解冻之前，他们被紧紧束缚在家乡的土地上，连外出都要报告和批准；他们的最大梦想就是能进城、吃“商品粮”；改革开放的20年间，他们的一部分可以涌进城市，但大多也是干最粗重、低下的，城里人不愿干的工作；他们经济上最贫穷，政治上没有代言人；中国的两亿文盲大部分集中在农村；他们是最质朴、最善良、最温顺、最容易统治的国民；中国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他们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饿死几千万人他们都不吭一声；直到20世纪末他们还曾经是最感激中共统治的一个阶层，不过，现在他们已被各种名目的巧取豪夺，司法的黑暗逼得有点儿忍无可忍了。他们的造反已经到处都在发生，规模越来越大，方式越来越激烈。
实际上，当今农民问题最大、最急迫的还是要改变他们当今中国“二等公民”身份问题。只有解放了农民的人身束缚，才可能为有效增加农业的投资，促进农业土地资源等要素的流动，改造当前落后的农业结构，适应我国加入世贸后的新形势开辟新的前景。
可以说，中国农民若不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最终成功。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过程是伴随着城镇化、市民化、教育普及化的过程展开的，中国的农民要摆脱传统状况也不能不走这条路。农村市场是中国最大的潜在市场，农民人身和思想的解放将是中国力量的最大释放，这是中华民族资源和力量的最大储备，所有关心中国安定和发展的人们都应给予最大的关注。
六、自由工会问题
随着我国向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及与世界市场的接轨，随着以股份制为标志的国营企业产权改革全面推行，社会利益已经进一步分化，向多元化发展。劳工与政府关系逐渐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劳工问题不再是劳工对政府的问题，而将主要是劳资关系的问题了；传统的垂直解决劳工问题的渠道和方式不再适用。调整劳资关系，解决劳资纠纷，保护劳工权益需要引入新的机制和在新的框架中调整利益。
国家站在仲裁的立场，建立劳资谈判机制，有助於化解劳资矛盾，维护政治稳定。问题是，目前资方有法律地位和权利，而在改革中已被置於风险环境中的劳方，却没有法律地位和权利，因为他们没有代表自己集体利益的合法社团。因而迅速制定《工会法》，允许成立自由的独立工会，维护工人权益，解决劳资矛盾，代表工人与政府沟通，维持社会稳定，让劳工问题在和平、理性和法制轨道上获得解决，就特别成为必要了。
我国政府已签署了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政治权利及公民权利国际公约》。
正是在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的第八条明文规定：
“1、人人有权为促进及保障其经济和社会利益而组织工会并加入其自身选择的工会，仅受有关组织规章的限制；
2、工会有权成立全国联合会或同盟，后者有权参加国际工会组织；
3、工会有权自由行使职权，除依法律规定，且为民主社会维护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保障他人权利自由所必要者外，不得限制此种权利之行使。“
针对目前国内经济改革，特别是股份制改革推行后，数以千万计的工人下岗失业，罢工示威活动不断，严重影响社会稳定，我们特别提出：当前有必要首先面对实现公民的结社自由之一，即工人组织独立工会的自由权利这一问题。
当前我国还没有《结社法》，只有国务院的行政法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这一条例规定公民成立社团必须事先向民政部门登记申请核准，而不是实行大多数民主国家社团成立后备案的办法，以致一切社团毫无例外地均受执政党和政府的控制，从而事实上限制和剥夺了公民自由结社的权利，因而是违反宪法有关规定的。
中国民主党坚决主张工人有组织自由的独立工会的权利，并身体力行之。为此，她的优秀党员已经作出了牺牲。
七、“法治国家”问题
市场经济国家，需要一个宪法至上，法律治国的制度。
今天，共产党也提出了“法治国家”的目标，但是，如果它仍然坚持一党专政，共产党在国家生活中统治一切，凌驾一切，那末“法治国家”只能是一个空洞的口号，永远不能实现。
今天的中国不是没有法律而是没有一套公正的，出自全民的，全民可以接受并且全民（包括一切政党）都在它的规范之下的宪法法律体系。
问题的症结在於，共产党至今坚持的马列主义片面地把国家解释为阶级压迫的工具；片面把宪法和法律解释为仅仅代表统治阶级的意志，体现统治阶级的利益。这样，它在制定宪法和法律的时候，共产党上层统治阶级的全部着眼点，就理所当然地倾注於怎样维护它的统治利益和统治秩序；倾注於怎样密线细针地设计和编织出种种的限制，防范和实际消灭了社会一切可能的反对力量可能的挑战的权利。
“64”以后出台的《游行示威法》被国际社会讥讽为《禁止游行示威法》，就是最鲜明的例证。
既然被统治的人民群众各阶层的多元利益，不能在统治阶级片面制定的宪法和法律中得到体现和维护，当然不能指望他们认真对待这些宪法和法律；另一面，共产党上层统治阶级以及它的多少享有统治特权的千万中下级官员，也不愿被这些宪法和法律束缚手脚，这样，宪法和法律在中国又有什么意义？“法治国家”又在哪里？
二十多年前，几乎伴随着四人帮的垮台就开始的“党大还是法大”的讨论至今没有结果；共产党的中央始终不能正面回答“党中央大还是宪法大”的问题，那末，它又怎能埋怨它的基层党官在利益面前总是毫不犹豫地宣布：“县委比宪法大！”呢？
如果从中共中央到地方的任何一级党委都可以自我宣布“比宪法大”，中国怎么可能有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竞争机会的公平；最终分配的公平；公私赋税的公平；地方当局与中央政府的公平；劳方与资方的公平；农业与工商业的公平；执政党与反对派的公平等等。
法治的中国的前提，必须是一个民主的、公平的、全民的中国。现行的宪法和法律体系必须修改。
在战后国共双十协定基础上召开的中国政治协商会议，於一九四六年一月通过公布的《宪法草案》，是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一切政治党派，一切政治力量共同制定，举国赞成的宪法草案。由於不幸的内战和国家分裂，这个宪法草案未能发挥它举国团结的象征作用。虽历半个多世纪的沧桑，这个宪法草案多元民主的基本精神，仍然熠熠生辉。它完全可以作为未来民主中国新宪法参照的基础。
以这个《宪法草案》为基础的民主中国新宪法，对於台湾问题的解决，最终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其意义，也将是极其伟大的。
八、教育问题
教育对经济起飞和社会现代化具有无可估量的重要意义。
中国有数千年重教育的传统，但中国的教育在20世纪60、70年代又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它的恶果和后遗症将长期困扰我们。
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有两次大扩张；一次是“文革”结束后的恢复高考；一次是世纪末为了遏止通缩、拉动经济、启动教育消费而进行的高校扩大招生和放松私人、社会力量办学，这对中国的发展当然是福音。
中国教育体制和教育方法的弊端也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但还有两个“瓶颈问题”是不许公开讨论的，一是名正言顺地允许私人办学，尤其是办大学。中国需要大批优秀的私立大学，特别是社科和人文方面的综合性私立大学；二是在教材内容的更新、改革方面，在社科和人文学科废除一元意识形态的禁锢，实行自由化、多元化、现代化的改革导向，全面与世界接轨，向世界先进水平看齐，不能把教育办成灌输官方意识形态和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工具。
教育是全民的事业，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系，不是哪个阶级、哪个政党、哪个集团的私利。
目前的教育体制是所有改革中最落后的部分之一，盖因她对集权统治的意义重大，所以，教育核心部分的变革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九、生态问题
当今生态、环保、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已深入人心，连政治上最保守的人也早已接受了这些观念，当然接受和实行是有很大距离的。我们这里要表明的是生态与民主的关系问题。
首先，生态问题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而且是世界性问题，很多生态问题必须全世界采取共同行动才能见效；这类共同行动的实施，除了国际条约，国际组织的规范外，各国有无民间强有力的自由舆论的监督，结果完全不同。而这个问题则正是中国最大的问题。不能说中国的生态问题不严重，事实上，当前中国生态环境的破坏，已到了濒临万劫不复的灾难边缘。长此下去，中国将成为我们的后代子孙不宜居住的鬼域。但是，如果中国的政治民主问题不解决，中国的生态问题也不能根本解决。没有民主制下强有力的舆论监督，破坏生态的事件只会有增无已，缺乏遏制的局部利益和权势的冲动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
同时，没有民主制下强有力的制衡机制，可能造成生态灾难的重大决策在好大喜功的权势者和阿谀奉迎的策士们的簇拥下是很难得到有力制约的。因为，没有民主的环境就听不到不同的声音；没有民主，激烈呼吁环保的有识之士和坚持独立意见的专家会被监控起来，堵住嘴巴，像“中发联”那样温和的、以生态保护为目标的知识分子组织也会被捣毁。没有了环保的声音怎么可能有环保的意识和行动？
所以，我们对认为生态问题是中国的首要问题的朋友们说：很对！但是民主更是中国的当务之急！
同时，我们也清醒地意识到，中国大陆如果能像台湾那样平稳转型，中国的生态环境还能免遭太大的破坏，如果中国是以谁都不愿意看到的非理性的方式进行社会转型的话，中国的生态环境将很难躲过浩劫一场。这是我们希望极力避免的。
十、军队问题
军队是人民纳税供养训练的对外保卫国家的武装力量。它的所有权和最高指挥权应该完全属於人民而不应私属任何政党。
我们主张军队国家化，政治上中立化，反对军队干政。
观察各国民主转型的历史，军队多是站在集权专制一方起阻碍作用的，这除了军队眼前的自身利益外，还因为在集权制国家军队的主要功能：除了一般的对外的侵略或反侵略，抵御外侮或开疆拓土之外；更是对内的镇压反叛、消灭异己、维护专权，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但民主制下，军队的两大功能只剩下一项对外的功能，对内的功能已失去意义或转移给治安警察了，因此，军队干政的必要及其影响自然下降。
再有，现代民主国家之间几乎不发生战争，一切争端大体都可以由政治、经济、外交手段解决，不必诉诸武力，而集权国家之间历史上则是战争不断、兵连祸结。
集权制和民主制国家之间也发生战争，20世纪就发生过两次全面战争和多次局部战争，结局均以民主制国家取胜而告终，如果全世界都进入民主化时代，人类真正的和平时代就可能到来，战争的机会会更低。所以民主化是大趋势；裁军是大趋势；军队的精减和高科技化是大趋势。若能把庞大的军费用於教育和科技，化干戈为玉帛，铸枪械为机械，则国家幸甚，人民幸甚。而且，如果没有扩张野心，只为守土的话，制度先进就是最大的国力，经济、科技强盛就是最大的威慑力，军事只是最后手段。
只有不愿还政於民的把政权视为私产的寡头或集团才最依傍军队，紧紧抓住枪杆子。
十一、民族问题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融合体。在农、牧业文明数千年的历史中，既有汉族人压迫、欺负弱小民族的时候，也有弱小民族入主中原、统治汉人的时候。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实现了民族和文化的大融合，并积累了处理民族问题的丰富经验。
在民主化的时代，我们坚决主张，根据《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一切有关人权公约的规定，承认中国境内的大、小民族一律平等，承认各民族宗教的地位平等和自由。以民族自治或民族聚居地区高度自治的方式，调节各民族的关系，追求各民族共和共荣的全民利益，维护国家领土的统一和完整。
同时也应看到，在占人口大多数的汉族人还在集权统治下，未获得民主权利的时候，其它少数民族的地位和民主权利就更不能得到保障。所以，中国各民族人民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团结起来，争取民主。只有在中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制度，才能切实保证各族人民的平等权利、民族利益和整体的和谐、幸福。
“民族自决”的口号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宗主国的压迫，争取自己独立权利的斗争中，起过积极的历史作用。
但是我们必须指出，联合国所有的主张民族自决，人民自决的宣言文件，都贯穿着一个前提，即它针对的是外国的统治：
“使人民受外国的征服、统治和剥削的这一情况，否定了基本的人权，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并妨碍了增进世界的和平与合作”因此“所有的人民都有自决权；依据这个权利，他们自由地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自由地发展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
而一九六0年联合国大会决议《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标题本身，就界定了民族自决与人民自决的适用范围——结束殖民地制度。因此，在这个宣言的第六条里明确宣示：
“任何旨在部分地或全面地分裂一个国家的团结和破坏其领土完整的企图都是与联合国宪章的目的和原则相违背的。”
因此，民主党人不赞成在一个历史形成的多民族聚居的主权国家里，不负责任地，偏激地鼓励“民族自决”的口号。因为它不可能为各族人民带来幸福，而只可能带来灾难。
十二、台湾问题和“一国两制”
我们对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抱有信心，很明显，台湾问题的症结在於中国大陆的民主化，大陆没民主，台湾人民是不愿回归的，此乃人之常情。德谟克利特说过：“在民主制中受穷也比在专制下享受富裕要好”，何况，台湾的中国人既有民主，又有富裕，他们自然双倍地不愿回来受统治、被“共产”了。大陆有多少人想冒死、举债、蹈海外逃；考“托福”出走；以各种名目去国别乡，你能说他们都不是中国人，都不爱国吗？柏克说过：“我愿意爱国，但国家必须可爱”。人的本性是爱自由的。没有自由和人权的地方对人没有引力只有斥力。
从大处考察两岸统一问题，从趋势上说，在经济上是没有任何障碍的，都搞市场经济，终究要连为一体，这是统一的坚实的物质基础。在种族上、民族上、语言上、文化上、宗教上统一也没有任何障碍。就文化来说，中华文化的正宗台湾比大陆要保存得更好、更有连续性，大陆因遭文革秦火和马列入主，中华传统文化已受重创，奄奄一息。随着强劲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区域整合力量的加强和跨国公司、国际互联网、知识经济带来的国界、国家概念的日益模糊，随着大陆民主化转型的实现，两岸中国人的统一自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之事，也是符合两岸人民的最大利益之事。
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建国后，前30年的口号一直是“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改革开放后，第二、三代领导人才知道香港、台湾人民的生活比我们自由、比我们富足，用社会主义制度一统天下的目标才倒退为“一国两制”，这是世界共产主义由盛而衰的表现，也是邓小平务实态度的不得已的选择。但人们自然会问：难道一国真正能永远“两制”下去？这与实质的分裂有什么区别？这就必须回答两种制度孰优孰劣，谁取代谁的问题，优胜劣汰，最终要回到一国良制的轨道上来。
中共如果能认识到这点，就应该有个准备，有个表示，有个规划，甚至有个时间表，承认“一国两制”是过渡形态。承认“一国”既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也不是“中华民国”而是包含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两个政府或其他特区政府的中国联邦。大大方方地务实地面对这一问题，才能更有利於两岸三地问题的彻底解决，最终用一国良制实现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大繁荣，大统一。
我们中国民主党郑重声明，在中国大陆没有实现民主化的目前状况下，我们反对中共当局使用任何借口，对台发动战争。
十三、外交战略问题
二战结束以来，联合国的设立和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的发表，使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经济发展为宗旨的国际外交大厦，建立在了尊重人权的基础之上。
充分尊重人权的民主的中国，应该而且能够和美国、欧洲建立起战略性的伙伴关系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恪尽一个大国的义务。
近十年来，中国左支右绌，始终走不出外交的困局，其根本原因，不在西方国家的阴谋；不在西方政客“妖魔化中国”的宣传，而在中国的执政党在处理中国的人权问题上，犯下了而且至今在犯一系列严重的错误，自我负面了自己的形象。
更有甚者，作为它内政的延伸，它在外交上一贯站在了那些在本国戕害、屠杀人民的反动国家政府一边，甘心成为这些世人皆曰可杀的屠夫、战犯的国际代言人和保护人，这就更加负面了自己的形象。
民主化的中国必将结束中共错误政策造成的目前中国的国际孤立状况，结束与美欧实际的战略对峙状态，融入世界主流。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必将有极大的提高。
中国不应和俄国结成反美的联盟，那是一条长期孤立、共同落后、延续冷战的死路。
中国也不会追求世界霸权，那是一条不现实的路。中国将承认世界一超多强的长期的局面，与美、欧、俄减去猜疑和对抗，结成真正的战略伙伴关系，共同维护世界和平；
民主中国支持北约的东扩。我们希望欧洲能全面联合。欧盟应包括所有欧洲的国家。我们建议西欧发达国家在帮助东欧国家中拿出更多的诚意和手段，帮助东欧使他们国家经济发展。
中国将积极参与联合国维护世界人权的国际事务，承认人权是主权的政治基础，“人权高於主权”的国际法原则，在此基础之上，与世界各大国一起构造下一个世纪的国际新秩序。
在地缘政治中，中国将一面谨慎地注意日本对其历史上战争罪行的反省动态，警惕其外交和军事政策动向，一面将与日、韩（积极促进朝鲜半岛的民主统一）
外交携手，形成亚洲中轴国；中国将成为亚太地区强国，成为世界各国敬服的、有道义，有力量，有发言权威的世界级大国。只有这样，才是最大程度的符合中国自己的利益，才能促进世界发展总趋势的平衡，和谐与和平，人类社会也才能在下一、两个世纪中千流归大海，九九归一，消灭贫穷走向世界的大同。
在中国没有实现民主化之前，中国民主党人坚决反对中共将政府混同党、国的错误宣传，把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批评中共反人权错误政策的正当立场歪曲为“西方国家亡我之心不死”，煽动起偏执仇外的民族主义、沙文主义狂潮，把中国青年绑缚在共产主义原教旨圣战的战车上！
十四、民主的步骤问题
我们非常清楚民主制度并不是最理想的制度。理想、完美无缺的制度只是乌托邦，人间并不存在；我们也非常清楚民主制中的各种弊端，“民主制只是坏制度中最好的制度”，和集权专制相比，她的各种弊病丑恶只是“小恶”，和集权导致暴政的“大恶”相比，她是人类更理想的选择。
集权制在人类历史上能够长期存在并能经常取代不成熟的民主和过渡期的民主自有它的合理之处。但集权至少有三个死症是它自身无法解决的：一是权力交接问题，即“接班”问题或“权力可持续”问题，不是内斗或暴力抢权，就是一代不如一代，甚至传位给弱智、呆傻，大权也不能转移或旁落；二是没有制约决策过程中犯大错甚至灾难性错误的机制，即没有防止自毁的机制；三是无法克服特权和腐败，如阿克顿所说，绝对的权力造成绝对的腐败；其它问题等而下之，所以，它必将被比它更健康、更合理的民主制所取代。
同时，我们也必须非常清楚地认识到，集权向民主的转换绝不像电器开关的转换，可以一蹴而就，尤其像我们这样有数千年集（极）权传统的大国，要适应民主的新的生活方式，必有反复。考察历史上各重要国家的民主化过渡阶段，大多有过民主和极权交替出现、轮番搏杀，最终民主势力占上风，走上成熟的民主之路这一过程。
中国的这一过程从戊戌维新就开始了，已走过一个世纪波澜壮阔的历程，但这种民主和集权的交替或互动造成的振荡最终不会是极权占上风，倒类似於“阻尼振荡”，振幅越来越小，直到稳定於成熟的民主制之上。这一过程对国家、民族来说是一个痛苦的、破坏性的过程，因此吓住了许多渴望民主的人，但这一过程又是充满希望和建设性的过程，她孕育着新制度的诞生，因此吸引着无数仁人志士为她前仆后继、赴汤蹈火。
我们不能因惧怕临产的阵痛就拒绝分娩。中华民族必须承受这一痛苦才能结束几千年的专制统治，迎来民主制下的伟大复兴。
伟大的民主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为中国的的民主转型设计出“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的方案。这个方案曾经为激烈地要求立即实现民主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否定。近百年了，这个三步走方案至今仍然有着现实的意义。如果中共并非为一党之私不愿实行民主而真是担心民主过速给中国带来的动荡，它就应该拿出一个从当前的共产党训政走向多党宪政的可行的时间表来，以表示诚意。
十年不行，二十年行不行？三十四十年总可以了吧！
整个20世纪，中华民族在探索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忍受了巨大的痛苦，作出了空前的牺牲，同时也使我们更加认清了方向，坚定了信心，在未来的新世纪全力以赴、务求成功。
最后，我们强烈要求中国政府释放中国民主党领导人徐文立、王有才、秦永敏；释放第二批被判重刑的中国民主党领导人查建国、高洪明、刘世遵、吴义龙、毛庆祥、朱虞夫及大批中国民主党的核心成员。强烈要求中国政府释放胡石根、王策、俞心焦、彭明、江棋生等着名异议人士和一切政治犯、良心犯，停止对中国民主党和一切异议人士的打压、迫害。停止对法轮功及一切宗教活动，宗教人士的迫害。
我们不主张暴力，但我们也不惧怕暴力。中国民主党人的事业是一个符合历史必然的事业；她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为中国民主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戊戌六君子、黄花岗烈士、为民主而战的早期共产党人、几十万受苦受难的右派、遇罗克、张志新、李九莲等人权先驱及“六。四”死难者献身的事业的直接继续。以为逮捕、打压和白色恐怖就能阻止它的前赴后继，未免太不识潮流、不合时代了。正如查建国先生在法庭最后陈述中所说的：
“我坚信，在跨入21世纪的时候，我们中国民主党人将担负起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用我们的实际行动结束两千年来自由、民主、人权与大陆人民无缘的历史。…
…我们中国民主党人连死都不怕，何惧坐牢。“
这就是中国民主党人的坚定决心和浩然正气。
我们并不排斥共产党人。我们希望看到中国共产党人在他们自己的手里结束中国数千年历史上臭名昭着的专制制度及其表现的“文字狱”和“党锢之祸”；我们呼吁全世界的华人，世界各国关心中国民主前途的国际友人和中共党内的民主力量相互呼应，结成最广泛的有形或无形的联盟。因为中国专制制度的结束，对中共党内有理想有抱负的民主力量和改革力量，也是有利的。
20世纪里，中国人民经历了两次全民的举国欢庆，一次是1945年的抗战胜利，一次是1976年的粉碎”四人帮”；同样，20世纪中国人民也经历了两次意义深远、充满激情活力、热血沸腾的街头抗争，一次是1919年的“五。四”，一次是1989年的“六。四”。
在新的世纪里，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的举国欢庆，更少的街头抗争。我们坚信，我们的事业有曲折、无失败，因为我们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最大利益和中国与人类的光辉未来。代表未来的力量是永远不可以战胜的。
全国同胞们，中国民主党人和你们一起拥抱新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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