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党新年公告

元旦的钟声即将把人类正式带入新的世纪，值此新年之际，我们向因争取自由民主而被关押在监狱中的我党党员和党外同志及其家属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亲切的问候；我们同时也向致力于实现中国的自由、民主、人权伟大事业的海内外同胞及国际上支持中国的民主事业的国家、团体和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过去的这世纪之交的一年是中国民主事业在艰难曲折中不屈不挠努力发展壮大的一年。从98年6月浙江申请组建中国民主党，到98年11月北京宣布成立正式党部，到99年5月民主党联合总部宣布成立，全国各地的民主党人发扬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以各党部的负责人丧失自己的人身自由为代价竖起了中国民主党的旗帜，红色中国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在野反对党。严酷的镇压吓不倒”公心至上”、前仆后继的民主党人，因为中国民主党不是某些人组成的利益集团，而是代表着历史的先进方向，为着建设一个自由和公正的中国社会。每一个有良知和勇气的中国人都是民主党的潜在党员。今天，在海内外民主党人的共同努力下，中国民主党成为中国民主事业的奋斗者中最鲜艳的一面旗帜。

2000年的中国民主党迎接新世纪宣言阐明了民主党的奋斗目标是民主化的政治体制，自由化的市场经济以及多元化的意识形态。并且中国民主党在十四个大问题上比较全面的阐述了自己的态度。中国民主党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回顾国内过去一年的风风雨雨和新的变化，我们就此继续表明我们的态度和决心。

去年由执政党操纵的全国人大没有通过中国政府早已签署的两个人权公约。中国的言论自由方面没有任何进步，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和民间反对派人士说话的空间更小了，甚至以自由沟通为特点的互联网上的言论管制也比以前严厉的多。

过去这一年的中国人权状况没有进步。对法轮功信徒的和非法拘禁和虐待显示了中共当局对法治和人权缺乏基本的诚意，随时准备沿用文革时期扣政治帽子迫害人权的手段。贫苦农民和失业工人的境况也恶化了。由于地方政府对农民的剥削加重，农民抗捐抗税的斗争此起彼伏。经济的萧条促使更多的工人失去工作和基本的生活保障。官方对大城市的外地人的歧视以及城市对农村人口的歧视依然如故。只有小城镇有些开放性的政策，减少了对农村人口的排斥和歧视。

中国政府反腐败的力度增加了，去年处理了许多上亿元的腐败大案和一些省部级高官。但是腐败的趋势没有减缓，腐败正在造成的国家损失和人民痛苦丝毫没有减少。去年发生的一系列死亡人数超过数百名的重大交通、生产、火灾等事故接连不断，这是长期官僚主义形式的腐败造成的后果，可以预见这类人为灾难还会随着腐败的进一步加深而越来越多。党天下的极权制度是造就各种社会腐败的根本原因。没有反对党的批评和人民群众及社会舆论的监督，执政党的腐败趋势不可能自动扭转。

社会的动荡更加明显。最明显的表现为农民和工人对政府的抗议，许多偏僻的农村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暴力冲突。法轮功经过一年多的残酷镇压仍然进行着广泛的、公开的和大规模的反抗，说明中共当局已经丧失了曾经有过的无上权威。社会道德风尚江河日下，官员的性腐败和社会上的卖淫嫖娼已经普及几乎整个国家，治安案件也大幅增加。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下，社会反而更不稳定，说明中国需要的再不是专制下的稳定，而是需要民主制度下的新秩序。

中国的经济状况没有好转。国有企业持续亏损倒闭，民营企业在取得较大发展的同时，总体上并没有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中共的意识形态和把握经济资源的心态造成公有制企业对私有企业的歧视政策，这种歧视维持了劣胜优汰的反淘汰机制。腐败和特权对市场经济的侵蚀造成病态的两极分化。对国际资本的优惠更进一步遏制了国内代表民族产业的民营企业的生机。

中国加入WTO的努力有了突破性进展，经济上和国际接轨是符合世界潮流的。但一个国家不可能仅仅在经济上融入世界大家庭，政治上和人权上也一定要和国际接轨。要想使中国在新世纪进入强国之林，政治上的民主化比经济上的自由化起着更为根本性的作用。

我们呼吁全国人大尽早通过国际人权公约，并督促政府实施；呼吁中共当局依照宪法，切实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

我们呼吁中共当局把”依法治国”的口号落在实处，依法切实保障公民的信仰自由和人身权利；呼吁人大尽快废除政府可以非法剥夺公民自由的”劳动教养”；尽快制定国家民主化的计划并尽早在基层实施，以免除底层劳动人民任人宰割的痛苦；尽快制定保护公民权利平等的法律并督促政府实施，废除户口制度的歧视性内容。

我们呼吁中共当局放弃一党专政的意识形态，从国家的现实和长远利益出发，有目的有计划的向民主化方向改革。否则，执政党本身也会在腐败中灭亡，国家也会因为剧烈的动荡而遭受损失。

我们欢迎中共当局在经济自由化方向上的努力，但是我们反对内资和外资的不平等，反对国有企业和民间企业的不平等。我们赞同把国家财产公开、公平的私有化，但反对利用特权把国家财产悄悄变为少数特权阶层所有。我们认为，根据目前中国的国情，国家应该把有限的资金更多的用在教育上，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

我们对海峡两岸能够缓和紧张关系，开放小三通持欢迎态度。我们始终认为，大陆的政治制度民主化对两岸的和平统一起着最关键的作用。台湾的民主化进程对大陆是值得学习的榜样。

我们认为，中国既面临着来自经济和社会的危机，也面临着来自世界一体化的挑战。崩溃还是稳定，落后还是繁荣，倒退还是进步，最关键的是如何建设中国的民主新秩序。中共从来就没有得到人民的投票认同，今后只有在和反对党的竞争中获得多数国民的拥护才能具备其政权合法性基础。人大应当尽快制定政党法，每个党派都有平等的政治权利。每个政党都应该自食其力，不能从国库中任意开支。纳税人有义务养国家公务员，但没有义务养某个党派。民主党愿意靠自己的力量和人民的自觉支持跟其他党派和平竞争。

在新的一年中，我们会继续高扬民主自由的旗帜，团结各界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士，克服在自身发展过程中的弱点，为进一步推动中国民主事业的发展而不懈的努力。我们真诚地欢迎所有人对我们提出的一切批评和建议，愿意在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原则基础上跟一切团体、派别和个人平等协商中国民主人权事业的建设问题。“公心至上，服务大众”是中国民主党的宗旨，我们相信，本着这个宗旨，民主党人能够跟所有仁人志士一起团结奋斗，开辟中国民主人权事业的新未来。

最后，我们再次强烈要求中国政府释放中国民主党领导人徐文立、王有才、秦永敏；释放第二批被判重刑的中国民主党领导人查建国、高洪明、刘世遵、吴义龙、毛庆祥、朱虞夫及大批中国民主党的核心成员。强烈要求中国政府释放胡石根、王策、江棋生、俞心焦等着名异议人士和一切政治犯、良心犯，停止对中国民主党和一切异议人士的打压、迫害。停止对法轮功及一切宗教活动、宗教人士的迫害。

我们坚信，凭着人类的理性和良知，在一切爱好和平和正义的人们的努力下，中国，这个世界上最稠密的一块共产主义试验田，也一定能在新的世纪开满自由的花朵。

祝海内外同胞新年快乐！

中国民主党北京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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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关于吴义龙先生在狱中遭受迫害的严正声明与紧急呼吁

惊悉我党创始人之一吴义龙先生在狱中遭受严重迫害，我们表示强烈抗议，并发表严正声明与紧急呼吁。

据了解，吴义龙先生自去年12月24日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11年徒刑入狱之后，人身待遇状况每况愈下愈演愈烈：禁看书报、被关禁闭、禁止与家属接见，致使吴义龙先生为取得阅读书报与接见亲属权利而绝食生病，并被关在禁闭室内与外界隔绝至今七个月之久，监狱对这一切又进行了信息封锁！

我们对这一严重人身迫害行为感到非常震惊，对此严重侵犯人权无视人道的行为提出强烈谴责与严正抗议，并紧急呼吁国际社会对此事件给予高度关注，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

同时，有关于中国民主党浙江六位成员王有才、吴义龙、祝正明、毛庆祥、朱虞夫、徐光等先生以所谓颠覆国家政权罪入狱及在狱中的状况，我们发表严正声明如下：

首先，我们认为中国民主党入狱的成员皆是无罪的。他们都是和平、理性的中国公民，他们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欲将自由与人权这一人的尊严与天赋权利传布于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文化的土地上，走在一起，共同努力，为此他们付出了自己的青春年华，以莫须有的罪名相继入狱！我们认为当局对他们的逮捕是非法的，判决是非法的，关押是非法的，进行人身迫害更是非法的！

其次，鉴于将反革命罪改为颠覆国家政权罪其实质并未改变，政治迫害的性质并未改变，中国民主党入狱成员均应享有基本的人权与人道待遇，他们应能阅读书报获取外界信息，能定期与家属接见，拥有结婚的权利，生病能得到及时有效治疗，保障身心健康。家属拥有对其思想、学习、生活、环境等一切情况的知情权且不应受到骚扰。尤其不应在关押期间进行随意迫害！

再次，对于中国种种社会问题的认识以及自由人权已成为世界普遍共识，我们敦促当局顺应世界历史潮流，开放党禁，释放政治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现代民主宪政体制，实现全民和解，不再出现更多的政治犯，不再让更多的政治犯遭迫害，让自由、人权、幸福成为每一寸土地上的福祉，主动地、理性地推动社会发展！

在此，我们也正告中共党内顽固派、监狱当局和具体监管人员，任何逆历史潮流的行径，非人道的残酷压迫行为，虽可得逞于一时，必将使自己永远地钉在历史耻辱柱上，成为历史的罪人！

最后，我们再次呼吁海内外朋友与国际社会对民主党被打压事件及入狱成员的人身待遇状况给予高度关注！当中国不再有政治犯、良心犯，当中国不再有一党专政、迫害异己，当中国的言论、结社、出版、新闻等人的尊严与权利得到切实的保障，自由与人权便将根植于这片大地，从而为世界的和平与进步作出她应有的贡献！

浙江省（余杭市）第四监狱11中队教导员电话：86-571-6225411-2635（分机），狱政科电话：86-571-6225411-2601（分机）；吴义龙家属联系电话：86-130-67739806（手机），86-571-2232419（宅电），shan98@21cn.com（电子邮件）。

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

2000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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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党组党人士在狱中健康状况恶化

（北京五日法新电）设於香港的“中国人权信息中心”今天报导，被监禁狱中的中国民主党成员过去一年来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王有才被禁止接受检查与医疗，吴义龙则被禁止与家人会面。

中国民主党创办人王有才已开始咳血，恐怕已从狱友感染结核病。王有才系於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因颠覆罪被判刑十一年。

“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说，典狱官不让他接受检查和医疗。

王有才的妻子也告诉法新社记者说，王有才咳嗽约一年，最近开始咳血。

她说：“他这两个月大量咳血，但狱方拒绝我的要求，不让他接受检查。”她说，王有才的一名狱友染患结核病，已被送到监狱医院接受治疗。

同时，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以颠覆罪被判徒刑十一年的吴义龙，继五月进行绝食后一直被单独拘禁，且不得会见妻子。吴义龙的妻子说：“我每个月到监狱要求会面，但都不准。”

三十二岁的吴义龙在此之前是浙江大学文学博士候选人。他在五月间绝食要求准许他阅读报纸。

吴义龙的妻子说，他在五月十三日住院，出院后就一直被单独监禁。

信息中心呼吁国际社会及组织，关注异议人士在监禁时的健康情况，以及向中国政府施压，要求释放吴义龙及王有才到外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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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党家属致信人大促释放政治犯

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30日透露，早先被北京当局以“颠覆罪”判处重刑的六名“中国民主党”领导人的家属，联名致信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要求他们敦促中国遵守国际人权公约，释放被判刑的政治犯。

该中心引述目前正在狱中服刑的“民主党”创办人王有才妻子胡江霞的话表示，为了敦促北京遵守两项保障人权的公约，她与五名该党创办人包括吴义龙、祝正明、毛庆祥、朱虞夫及徐光的妻子共同联署，发表一篇公开信要求人大立法明确保障人权，并释放所有被判刑的政治犯。

虽然北京当局于一九九七年及一九九八年底先后签署了两项“经济、文化、社会”及“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保障人权的国际公约，但九八年底，北京就拘捕了“中国民主党”创办人包括王有才及徐文立等二十多名党员，当中多名核心成员并被当局以“颠覆罪”判处重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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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波：墙外追思——回忆祝正明等杭州、上海几位入狱朋友

去年上半年，我曾三赴杭州，接触了一些朋友。如今，这些朋友中的祝正明、吴义龙、朱虞夫、毛庆祥、李国涛、姚振祥，以及我虽未见过面但到过他家的王有才，均已身陷囹圄。虽然在组党等问题上，我同有些朋友的观点不尽相同，但我对他们充满敬意和思念。

一

1998 年12月29日起警方突然加紧对我的控制，不知是否与事后看到的胡锦涛视察临沂有关。此时临沂制药厂全面停产，我萌发了去杭州打工的念头。去年1月14 日，我觉得警方的控制有所放松，就在下午坐上汽车，次日凌晨5点半到了吴义龙住处。但奇怪的是，无论敲门、打电话还是打传呼均无回应。怎么回事？吴义龙出事了？

除吴义龙外我还有祝正明的电话，但无详细地址且从未联系过。我给祝正明打电话要到详细地址后去了他家，但按门铃、敲门均无人开门。我下楼打电话他说没听到。我又上去，依然如故。我又到传达室打电话，无人接。这时过来一个穿拖鞋戴眼镜的矮个子，值班员说这就是祝正明。上楼后试了下门铃才知已坏，而卧室离门挺远，且隔了两道门，所以没听到。

听我是从山东来的，正明很高兴。他于1962年10月生于山东济宁，除小时侯回老家浙江江山住过两年外，到16岁考上浙江大学前在山东生活了14年。考上大学的同时，当教师的父母调回老家。大学毕业后先在江苏工作几年，后调到杭州蓝孔雀化纤公司。不久前离婚，现独居家中。正巧这几天生病，天天打吊瓶。

吃完饭我在床上迷糊了会儿，陪他去公司职工医院打吊瓶，然后他给吴义龙和朱虞夫打电话，都不在，就给朱虞夫打传呼。朱虞夫回电话说，他和吴义龙都在毛庆祥家。于是正明带我去毛庆祥家，见到毛庆祥、吴义龙、朱虞夫、王荣清。

正明比我大整整10岁。而在学识方面，他更是我当之无愧的兄长。“六四”后他开始跑图书馆查阅资料编成《政治民主》一书，从“政治”与“民主”中各取一字作为笔名“政民”。另外还有一个巧合，即“政民”的汉语拼音（zhengmin）比“正明”（zhengming）仅少一个字母。我曾仔细阅读过此书，看到地方自治中的市经理制等内容时，对当时正好在场的毛庆祥、王荣清说，没有5年以上的深入研究写不出此书，他俩说这是正明花了近10年的时间写成的。可惜的是，这本较系统全面、通俗易懂、能够启蒙民众的政治学著作不能在大陆正式出版。但我想，这本书应有正式出版的那一天。

正明家在杭州城北，离汽车北站仅一公里。3月28日我第三次抵杭后先去了他家。我们一起灌了最后一罐福利煤气，因为下周他就将被化纤公司解除劳动合同，不再享受职工的各种福利待遇。他原为车间主任，参加组党后被解除职务，现在又要失业了。使异议人士失去工作吃不上饭，是中共当局惯用的卑劣手段。为了生计，正明不得不开始打工，好像是推销一种建筑涂料，几乎每天都要出差去外地，很是辛苦。就是这样，由于我一时没找到工作，他还经常照顾我的生活。

正明为人谦和，与当地朋友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对外地来杭的朋友也是热心帮助。天津朋友吕洪来与夫人在杭州卖梨，因滞销而被迫转移一个市场后，正明约我一起帮他们夫妇干了两天半才于春节前两天卖完。江苏朋友张玉祥来杭打工的第三天就接到夫人急电，孩子重病急需钱用，正明带他跑了一天，通过另一位朋友借到两千元钱让张玉祥寄回家。

正明还比较谨慎。去年上半年中共当局准备大规模镇压民运的迹象时有表露，杭州民主党朋友总体上仍对组党持乐观态度，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错觉。正明似乎有所察觉，采取了较低的姿态，故被吴义龙等人批判为“胆小”。

4月底我准备离杭时，正明曾极力挽留我。5月3日晚我在临沂获释后，卢四清说正明已在东北被捕。次日早上我又被捕，6月10日获释后我给正明打电话未打通。后来听朱虞夫夫人姜杭丽女士说，6月底正明获释后给她打过一个电话即再无音信，他的母亲还曾到杭州找过他。今年初我听说正明已于去年底被捕。4月29日我给王东海打电话打听正明的消息，老王也不清楚。就在当天晚上，外电报道他被重判10年。

正明是一个很优秀的人才，可是如今却被中共当局非法剥夺自由。他离婚后只能靠父母，而年迈的父母不知要添几多白发。在这里，我只能默默为他祝福了。

二

王有才二次收监后，我失去同杭州朋友的联系。不久任畹町先生把我和吴义龙作了互相介绍，此后我就同吴义龙保持联系。有一次他说准备成立一个营救王有才、秦永敏、徐文立的全国工作小组，希望我能代表山东参加。考虑到代表资格的严肃性，我推荐了青岛的燕鹏。当时我未意识到，这个小组是由民主党成员组成的，而燕鹏未参与组党。

去年1月15日下午，祝正明带我到毛庆祥家，我一看就知最年轻的那个是吴义龙。但义龙没猜到是我，看了我的名片后高兴极了。

义龙生于1967年5月，家在安徽枞阳农村，1987至1991年就读于安徽大学中文系，后在池州师专任教4年，1995年到杭州学习，次年考入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中文系攻读文艺学硕士。义龙右腿患小儿麻痹症，走路不方便。后来听说他曾拖着病腿在全国奔波，令人感动。

我问他早上是怎么回事，他说凌晨两点多躺下后睡得太死，而电话线拔下来了，传呼机放在外间，故均未听到。谈了会儿，他继续在毛庆祥儿子学习用的电脑上修改毕业论文。这篇论文的题目我依稀记得是《论内容与形式的无效性》，讲的是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本是一回事、不可分的。

谁也没想到，这篇倍受导师称许的论文，竟连参加答辩的机会也没有。19日下午，我与一个在浙大读博士的大学同学在西湖湖滨公园游玩时，给义龙的夫人单称峰打电话，得到一个吃惊的消息：义龙刚被学校告知，他已被开除学籍。昨晚义龙的导师打电话让他去，他还以为是答辩的细节问题，没想到今天校方给了他昨天已发下的开除他学籍的文件。回到义龙家里我打电话通知了几个朋友。

义龙显然很激动，打算去学校以绝食绝水的方式向校方提出抗议。但在大家的劝说下，他慢慢冷静下来。后来我们听了自由亚洲电台关于卢四清采访中共浙大党委副书记张浚生，即那位前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的报道，对他的无知无理非常气愤。

义龙参与组党是在行使公民合法的权利，并未违反法律，也未违反浙大校规，却在毕业论文答辩前3天被校方无理开除。这就是中共当局口口声声所称的人权！义龙激愤之余写下《我的申明》，对浙江大学及其背后的实际主谋者进行了批驳。小单也给教育部长陈至立写了封公开信。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则发表严正抗议和郑重声明。

伴随着开除学籍而来的，必然有一个“中国特色”的问题——户口迁移。浙大校方已开出户口迁移证明，限期15天迁回原户口所在地池州师专。但迁回去还让他代课么？恐怕已不可能。义龙很想留在杭州，大家也舍不得他走，于是他决定不办理户口迁移手续。

后来证明，没有落下户口的吴义龙确实让警方头痛了一阵。2月底浙江警方把他带往合肥，安徽警方以义龙的户口不在安徽为由拒绝接收。他被带回枞阳老家住了段时间又回到杭州，而浙江警方不得不“代管”。4月底他在广州被捕，浙江警方开始曾以户口问题为借口拒绝接收，但最后还是去广州把他接回。

2月10日我第二次抵杭，已是腊月二十五。这是我平生首次在外地过年。除夕下午，两个骑摩托车的陌生人突然在门口停下，大声喊义龙的名字。我们吃了一惊，以为出了什么事。谁知是邮局送来的宁夏银川陈晓昶先生拜年的礼仪电报，虚惊一场。

晚上，大家陆续来了。祝正明搬来闲置在家的电视，朱虞夫、毛庆祥、王荣清等也送来了礼物，有漂亮的台灯，有精致的对联，有红红的灯笼，以及各种食品和鞭炮烟花。杭州据说禁燃鞭炮，可这一夜鞭炮响彻云霄彻夜未停，天都几乎是亮的。

大家喝了点酒或饮料。当然，酒中少不了对狱中狱外异议人士的敬意。然后义龙开始给外地朋友打电话拜年。为节省话费，每次通话时间尽量限制在1分钟以内。很晚了大家才走，只剩下义龙、正明、小郑（义龙的老乡，在杭州做生意）和我。小单已提前回萧山老家。联欢晚会没意思，我们开始打扑克——“升级”。我和正明配合得很好，把义龙和小郑打得落花流水。平时我们从不打扑克，这算是例外。

本想打个通宵，可四五点钟大家就撑不住了，好歹找个地方躺倒便睡。天刚亮就有人敲门，是上海的晚成先生，一位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员、宝钢退休工程师，连夜坐车赶来拜年。后来义龙去萧山小单家，初三回来。这两天我住在义龙家，接到一些外地朋友拜年的电话。

2月20日浙江朋友举行春节联欢会，我应邀参加。会上我一言未发却被警方非法留置盘问，押回山东以“扰乱社会秩序”罪名行政拘留15天，又软禁3天于3月15日获释。当晚我打电话给正明，得知义龙曾被监视居住并押回老家。不久义龙回到杭州。

3月28日我第三次抵杭，马上听说警方明里暗里逼迫义龙搬家。4月1日，我们雇了三辆人力三轮车，把义龙简陋的“家”搬到新地方。但好景不长，没几天房东突然要求退房。没办法，4月15日又搬了一次家。因为我也要租房子，义龙就把绝大部分家具——一张床、一套旧沙发、一张茶几、两个小橱、几个椅凳、几个纸箱——给了我用。为安全起见，大家尽量少去义龙新家，我则从未去过。29日我被捕后警方不相信我从未去过义龙家，并说从我的住处步行到义龙家仅需几分钟。看来义龙的行踪被警方掌握得一清二楚，尽管事先我们未发觉。现在想来，义龙被迫接二连三搬家，是形势趋于紧张的又一明证，但大家未能充分重视。

我对编辑工作从中学起就感兴趣，在大学里曾任学校团委机关刊物编辑室主任。有一次我说，将来民主实现了，我愿给民主党的报纸当编辑。有着同样兴趣的义龙则说，我们还是给一家独立的报纸干吧，不管哪个党执政我们都对他进行监督批评。4月中旬我给自己重新定位为学生后，义龙则自我定位为社会活动家即政治家，可能他的思想有些变化。

4月29日上午，安徽朋友高天佑刚告诉我义龙已于26日在广州被捕，小单就来找义龙手机的发票，说她准备去广州看看义龙并要回被警方没收的手机。我马上打电话告诉广州一位朋友并问了义龙的情况。小单走后我同老高睡完午觉即同时被捕。

后来听说义龙被押回杭州关在收容遣送站，生活条件极为恶劣。11月他被重判11年，将要度过漫长的牢狱生涯。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剧。也许，监狱的磨难能使义龙更加成熟，更加理性。相信会的。

三

去杭州前有一次我给吴义龙打电话，正好朱虞夫接了，因此算是与老朱打过一次交道。

老朱最大的特点是脑后的辫子，一副艺术家的形象。我发现他的确懂不少美术、摄影等方面的知识。

老朱1952年生于浙江上虞，夫是辈分，故名虞夫。据说，他的一个长辈曾在蒋介石手下当过官。他曾读过大学，但未能读完，好像与参加民运有关。他在单位受到牵连，本在工会工作，曾一度被指派打扫卫生，他仍认真工作而使领导无话可说。他曾生动地描述过“六四”后他被拘留的经过，其经验后来在我被拘留时得到了应用。在杭州几个主要民主党成员中，仅他有公职，在房管局工作，所以白天很少见他。夫人姜杭丽女士在医院工作，待人非常客气。儿子当时读高三，去年考入浙大。女儿上小学，很调皮。

老朱曾把他的一座离市中心较远的旧房子借给我住了段时间。4月3日早上，我正在这座房子里睡觉，高天佑来叫我去给于子三扫墓。我们和来金彪、徐珍来到郊区某处，找到一位开花圈店的前国民党少将，而这位年逾9旬的老将军说于子三是他的学生。我们把挽词定为“于子三先生和所有为自由民主献身的人们永垂不朽，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敬挽”，请老将军写毕，下午两点多到了于子三墓。

老朱和李锡安等在那里。本定在三点集合，但不知为何只来了几个人。等到三点半，老朱对我说，你和你们老乡（于子三是山东牟平人）先合个影吧，于是挂起挽联给我照了张。又等了会儿，老朱说他们可能去了烈士陵园，我们合个影也去。我们请一位游玩的大学生给我们照了张合影就下了山。

走一站路就到了陵园门口。果然吴义龙、王荣清等十几个人在。警方已上去，毛庆祥等正同他们交涉。大家很快决定去于子三墓，杭州朋友抬着两个花圈走在前面。刚走几步警车就在前面出现，王荣清让我和几个外地朋友赶快离开。两个杭州朋友迅速骑车把我送下山后返回，我自己去了王东海家。

警方对这次扫墓很重视，出动了几辆车，还把一个义乌来杭打工的年轻朋友苏晖彬扣了一夜，无理没收了他的通讯录。至于我和老朱几人直接去于子三墓，其实是个失误——打电话通知时没搞清楚。不料这个偶然的失误却留下一张照片，4月5日清明节在香港一些媒体上发表。

4月29日我和老高被捕，5月1日老朱和老毛到派出所找到我们。老朱坐在留置室陪我们聊天，弄得同他很熟的看守哭笑不得。老高患痔疮，老朱出去给他拿来药。老朱敞开话匣子时很健谈，口才又好，常常把警察讲得哑口无言。但他不会做饭。有一次姜女士不在家他把米饭煮糊了。张玉祥来后，老朱实在不会炒菜，我这个比他强不了多少的半吊子好歹弄了两个菜算是为张玉祥接了风。

6月19日我听姜女士说老朱已被警方带走并抄过家，马上打电话通知了上海、北京等地的朋友。11月老朱被判刑7年。因我不知他家地址（我离杭后他搬了新家）和姜女士的名字，元旦未给姜女士寄明信片。今年6月我家安上电话后给姜女士打电话，得知老朱在看守所被打过一次后在狱中尚可。但凭老朱刚直的性格，不知会否再出危险，我真有些担心。而今两个孩子都上学，真难为姜女士了。

四

我第二次到杭州的第二天，正赶上毛庆祥拆清泰立交桥下的照像馆。拆完吃饭时讲起年龄，我说老毛生于1950年，仅比我父亲小1岁，完全可称得上我的父辈。但老毛不以为然，说大家都是朋友，不要讲什么辈分，让我叫他老毛，叫他夫人嫂子。这使我很不好意思。同样的情况还遇过几次，比如王东海比我父亲大3岁，他让我与他兄弟相称我只好叫他老王，却从未当面称他夫人程云惠女士为嫂子。

同老朱一样，老毛也是79民主墙运动的老战士，并因此新婚不久即入狱。后来他到青岛开过饭店，与牟传珩先生等人较熟，因此他嘱咐过我好几次，让我有机会代他向牟传珩先生及刚刚出狱的孙维邦先生等青岛朋友问好。自由亚洲电台《不同的声音》节目主持人谷季柔女士曾说老毛“生财有道”。为养家糊口，老毛做过多种生意，有赔有赚。1998年他正在温州做生意，听到组党的消息毅然回杭州投身民主运动。夫人胡晓玲女士失业在家，儿子上中学，他只好每天早上去舞厅教人跳国标舞赚几个钱。

老毛为人谦和，任劳任怨。吴义龙两次搬家，他出力最多。第二次搬家，他借了辆人力三轮车。因吴义龙不能骑，我不会骑，老毛来来回回忙了一个上午。当时下着小雨，天气比较凉，可他还是出了不少汗。老毛对名利毫无兴趣。他多次说，我们要有做铺路石的精神，现在的组党人士将来未必能有治国安邦的才能；即使民主党正式成立了，党的领导人的综合素质要求相当高，可以请现在未参与组党的人来做党的主要负责人。老毛的这些话对我影响很大。

老毛对我很关心。我第二次到杭州，他开始给我找工作，但因是年关没找到。我第三次到杭州没几天，他给我找了份在菜市场卖潮面（一种食品）的工作，但很快发现赔本且无发展前途就放弃了。4月底我决定离开杭州，他忠告我找份工作安顿下来，在解决生活问题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从事民运。5月1日他和老朱到派出所看望我和老高时，带来他的夫人做的饭。下午临沂警方接到我，去了趟我租的房子，老毛一直把我送上车。

今年6月我给胡女士打电话，她说我寄去的明信片已被警方抄走，老毛在狱中未受到进一步的虐待。后来我在一家农贸市场见到一位酷似老毛的老人，当时我的心猛地一紧，真以为是他。只是这人年龄教大，头发花白。不知几年后老毛出狱了，头发会否白多黑少？

五

上海朋友李国涛、姚振祥我也曾有过一面之交。

与李国涛见面是去年1月在周建和先生家里，这位一直未成家的硕士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李国涛的工作极不稳定，往往费尽周折找到一个不久就被警方暗中破坏。当时他在保险公司做业务。今年春天他与蔡桂华先生商量请我去上海打工，考虑到上海警方的流氓行径，我没有去。不久听到他被劳教的消息，令人扼腕。

姚氏兄弟我久闻其名。去年4月，姚振祥被解除劳教的当天，我在杭州同他见过一面。他是因母亲病重病故而提前几天出狱的。他讲了母亲葬礼上警方百般刁难的卑鄙伎俩，如魏京生等异议人士送的花圈如何被陌生的“街坊邻居”和“单位同事”“自发”送来的花圈盖住，葬礼录像带如何失而复得却被“剪辑”等等。6 月19日我得知朱虞夫被捕后首先通知了他，他惊讶地说昨天早上他刚从杭州回上海，没想到老朱会被抓。后来听说他在安徽全椒被捕，以“嫖娼”罪名劳教3年，而中共全椒县委政法委书记则暗示这是“上头的意思”。

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上海警方一贯使用流氓手段对付异议人士。我听一位上海朋友讲，林海案开庭前，林海夫人徐虹女士提前赶到法庭门外，突然有人撞了她一下，说她偷了他的东西，马上有警察过来带她到警署，几个小时后才说是个误会，而此时庭审已结束。还有一次，一位朋友骑自行车走，有人把包扔进他的车篮子里说他抢了他的东西，同时旁边过来几个警察把这位朋友带到警署关了一夜，把他原计划要做的事全耽误了。因此，对最近入狱的几位上海朋友所获得的种种莫名其妙的罪名，我实在没有理由相信。

六

王有才我虽未见过面，却是我最早联系的朋友之一。1998年9月12日我通过卢四清与谢万军取得联系后，谢万军给我的第一个电话号码就是有才的。次日下午我给有才打电话，自我介绍：“我和你一个姓。”重复一遍他仍未听清，我只好说：“我姓王，叫王金波，王有才的王，金观涛的金，刘晓波的波。”有才哈哈大笑，说：“应该是王丹的王。”后来我在向其他朋友自我介绍时便改为“王丹的王”。谈了会儿，有才让我转告山东朋友，西安朋友刚刚讨论很长时间，对组党提出不同看法。

有才的名字我知道得很早，是从“六四”后的通缉令上看到的。这21位学生领袖的照片我看过不下几百遍。去年4月我在有才家中见到他的照片，越看越怀疑，总觉得与通缉令上的照片相差甚远，忍不住问江霞。江霞笑道，通缉令上的照片不是有才的，当时不知何故被换成了别人的。

1998年春，我又一次听到有才的名字，他去北京参加北大百年校庆被捕。申请组党后，他的名字便频频在媒体上出现。

我与有才的联系只有几次。有一次是向他索取两个人权公约，他不在家，我告诉了江霞。次日早上他打来传呼，我们聊了七八分钟后电话突然中断，重拨后又聊了两三分钟。在这次谈话中，他惊讶地听我说起他生于1966年6月，但想不到我是从通缉令上看到的。

11月有才二次收监，我再无法与他联系了。去年4月，江霞把有才的自行车借给我骑，吴义龙开玩笑说，这辆车和你们姓王的有缘，先是有才骑，后是王培剑骑，现在是你骑。我还同有才的好朋友高烨炬各买了本书托江霞送给有才。29日早上我同江霞约好次日一起去衢州探监，但当天下午我即被捕。后来听江霞说书已送到，这算是我的一点安慰吧。

胡江霞是湖北老河口人，1972年8月生，1993年自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到杭州东方通讯公司工作，与有才相识相恋并于1995年结婚。他们夫妻二人恩恩爱爱，如今却被一堵高墙隔在两个世界。林牧先生非常关心他们，曾建议浙江民主党朋友把他们二人的合影传到海外。

89民运学生领袖中，有才是我第一个有过联系的。虽然至今未能见面，但我相信，总有那么一天，我们能自由地谈心，而不会有秘密警察的特殊关照。

七

条件所限，不多说了。

98组党运动遭到残酷镇压，民主党主要成员大都被捕入狱。尽管这次组党运动暴露出一些朋友不够成熟、不够理性的一面，但我想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不会忘记他们。是的，我不会忘记他们——那些争取自由却失去自身自由的人们。

2000年9月10日初稿，10月3日修改

《小参考》总第934期2000年10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