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六月二十五日，北京的十多位民运朋友一起到怀柔百泉山郊游。时值中国民主党组党七周年纪念日，尽情山水自由自在之余，也不禁十分思念正在监狱内受苦受难的同道难友，尤其是中国民主党的许多核心骨干：吴义龙，刘贤斌，何德普，祝正明，毛庆祥，朱虞夫，高洪明，秦永敏等等。其中刘贤斌百炼成钢，何德普独立撑天，秦永敏老而弥坚，都已经为人们所熟悉。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被亲历1998年中国民主党组党历史的民运朋友们亲切地称呼为“民运的神行太保”的吴义龙先生，却很少有人提及，以至于对于他在1998年中国民主党组党运动中所作出的无人可以替代的巨大贡献，直到现在也甚至不为民运朋友所知悉，这就实在愧对入狱已经六年多的吴义龙先生。作为中国民主党北京筹委会的创始联络人之一，赵昕有责任把我所知道的吴义龙先生的一些伟岸事迹，写出来与朋友们分享。
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王有才，98年中国民主党公开组党可能就不会发生；但是如果没有吴义龙，98年中国民主党组党运动就不会成其为全国性的运动，并奠定一个全国统一的反对党的基础。
吴义龙出生于1964年5月1日，祖籍安徽桐城，1991年毕业于安徽大学中文系，系八九民主运动时的学运骨干。1996年进入浙江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在读研期间组织社会问题沙龙。1998年3月酝酿筹备“杭州三联读书会”，5月成立后，每两周举办一次读书会活动，讨论社会现实问题，吴义龙并亲自主编读书会会刊《读书人》杂志，为此多次被国家安全部门拘传或传讯。正是通过读书会，吴义龙和王有才相互认识了，并就中国社会转型问题进行了范围广泛的讨论，达成了“中国的民主运动还是需要政党政治，但是中国的事情也需要逐步地推进，应该通过”合法、公开“的方式，以法律途径去申请注册竞争性政党”这样的共识。
1998年6月上旬，吴义龙邀约王有才等商讨成立中国民主党的形势问题；中旬，与王有才、祝正明在杭州大学讨论一些具体的细节和安排，正式确立创建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有关事宜。6月24日晚上王有才、吴义龙、祝正明、王东海、林辉开会讨论，决定利用6月25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到中国访问的机会去申请注册，同时把有关资料向国际媒体以及国外的一些机构和个人传播。当时，考虑到这件事情有很大的危险性，商定由王有才、王东海、林辉三人“老、中、青结合”，出面前往注册，由吴义龙与祝正明负责主持二线工作，并确定了中国民主党的四大行动原则：“公开、理性、和平〈非暴力〉、合法”。可以这样说，正是王有才在这天晚上作出“由吴义龙与祝正明负责主持二线工作”的英明决定，用人得当，所托可靠，才在极为艰难的重重高压之下，打开了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口！
6月25日，王有才与王东海、林辉一同去浙江省民政厅申请登记，而吴义龙和祝正明则负责后续支援工作。这些民主义士虽然明知在中国成立反对党的条件并不成熟，但是他们知道，只有不断地给予冲击，中共才会在压力下有所改进。
7月10日～8月下旬，义龙也遭到几次拘传。但是他牢记使命，沉着应对，多次化险为夷，并在王有才等被拘禁期间，卓有成效地组织各项大规模的营救活动，迫使中共不得不陆续释放了王有才等被拘禁的同仁。从8月下旬开始，根据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决定，吴义龙开始了他极其富有传奇色彩的“民运神行太保”生涯：先后二次（历时一个月）前往各省、市、自治区联络民运同仁，协商成立中国民主党各地筹委会，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民主党全国组党运动，为成立全国统一的反对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朋友们几乎都很难相信，但是这确实是事实：吴义龙第一次“神行中国”21个省市，仅仅用了19天时间！！第二次“神行中国”15个省市，仅仅只用了12天时间！！！
这是怎样的奇迹呵！凭心而论，这世间又有几个人能够做到呢？！
吴义龙一方面得机智巧妙地躲开各地国保的围追堵截，一方面得顶着烈日酷暑，餐风露宿，日行千里！几乎每天，义龙都是在闷热难挡的火车硬座车厢里度过的；几乎在每一个地方，义龙都是和当地的民运同仁们沟通后，又挤上火车席地而睡，奔赴下一个目的地；实在谈得太晚，没有火车了，义龙就在朋友家挤一挤，在火车站露宿，或找一个地下招待所小睡一觉，第二天一大早又义无反顾地继续前行。百忙中，他还写下了许多文章，尤其是关于中国民主党的四大行动原则：“公开、理性、和平（非暴力）、合法”的基本文件，更是成为民主党最重要的文件之一——更加艰难的是，他还得凭着他的学识素养和智慧胆略，凭着他的人格魅力和亲和能力，凭着他的过人口才和沟通技巧，和全国各地素昧平生的民运朋友，形形色色的人物、形形色色的心态、形形色色的观念进行沟通磨合，并达成共识，互相策应，相机举事！
而当时的大陆民运界情形，朋友们一定都很清楚：观望者居多，怀疑者居多，坚决反对担心“牺牲太大”的稳健者有之，“倚老卖老”斥之为“瞎搞胡闹”者有之，真正勇于担当富有牺牲精神的斗士实在很少！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光靠被国安密切监听着的电话进行联系，没有充分而高效的面对面的沟通和协商，没有深入的理论研究和方案探讨，是很难掀起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组党运动的。1995年贵州陈西、廖双元等勇士筹组中国民主党贵州分部一事就是明证，之所以没有掀起一个全国性的组党高潮，甚至事发后也极少为外界所知，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没有派人在全国各地策动公开组党，群起响应。
幸运的是，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派出了极为卓越的吴义龙，担负起在中国各地沟通联络，发动全国组党运动的艰巨使命——而历史已经证明，吴义龙先生的确不辱使命：凡是他足迹所至的地方，他都契而不舍地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同仁，都在他走后开始了积极的运作，都几乎按照半月一省申请注册的计划，开始了轰轰烈烈的“1998年中国民主党组党运动”！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正是在“神行中国一整月”的伟丈夫——吴义龙先生身上，我找到了确凿的人证。
我和吴义龙先生见面认识，正是在1998年8月，他第一次“神行中国”，来到北京秘密策动公开组党的时候。
那时我正在北京一家翻斗乐国际儿童教育娱乐公司做总经理，事业正红火。刚和张前进组织了一次北京民运人士的大型研讨聚餐会，又和江棋生、周舵、吴蓓等先后发起了《为印尼华人姐妹强烈呼吁》、《救救我们的母亲河》等大型签名呼吁捐款活动，又正在筹备“无声的中国”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准备纪念六四十周年，正受到警方的密切调查监视，非常敏感。但是吴义龙在高峰先生的带路下，找到我所借住的北京师范大学高山先生家的房子，就在一家小饭店开始了一见如故、极有成效的沟通。
义龙疲惫的身体状况丝毫不掩他的奕奕神采。他首先介绍了浙江公开组党及他在全国各地的联系情况，并提到了一些反对组党的声音，特别讲到了某人直斥他和王有才等浙江朋友为“瞎搞胡闹”的情况，并再三强调了北京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如果全国性组党运动没有首都北京的参与，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巨大的缺撼。而目前为此他所联系沟通过的几个北京朋友中，基本都婉拒了公开组党的建议，所以希望我和朋友们能够考虑共襄义举，互为呼应。
我首先回忆了与王有才先生的几次交道，特别是讲起有才在学自联和广场上几次开会时，都是操着一口浓重而憨实的浙江口音先说：“我是王有才！”说得大家都会心地笑了。然后我就中国民主党宣言和章程里的一些问题提出了看法和意见，也向吴义龙介绍了胡石根、康义春、王国齐、刘京生等朋友和我在组建中国自由民主党时的种种惨痛经验教训，并在基本纲领、行动原则和民主政治游戏规则等等方面都得到了吴义龙的满意答复，与浙江筹委会王有才、吴义龙、祝正明等核心成员的思想观点在各方面都达成了广泛的共识：
“国家公器”——鉴于以前海内外民运组织数目太多，山头林立，力量分散，不利于团结，也不利于中国民主运动事业发展，此次公开组建的中国民主党应该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民主运动平台，尽可能地团结绝大多数全国各地愿意参加民主运动的人士，互相联合，各地自发组织起来，使之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家公器”和现代民主政党，门户开放，进出自由；严格遵守现代民主政治基本原则、程序和游戏规则——鉴于东方专制主义文化在中国根深蒂固，鉴于以前自拉山头、自封主席的追求民主却反民主的情况严重，中国民主党此次组党一定要严格遵守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程序和游戏规则，在追求民主中实践民主政治，提升民主素养，通过真正的民主方式首先推选出中国民主党各地代表人物，各地再选派代表筹组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一大会议，再由一大会议选举产生全国委员会领导人及其常设机构负责人。任何人未经自下而上的合法程序公开选举，不得自称自封为“负责人”、“召集人”、“委员长”、“主席”之流，一例通称为“联络人”！（这就是包括创始人王有才先生在内的浙江筹委会同仁，自始自终都自称为“联络人”，到现在也没有一个人未经合法程序公开选举，就自封为“负责人”、“召集人”、“委员长”、“主席”之类。这不仅仅是谦虚，而是是否知行合一地践行民主原则和游戏规则的问题）；中国民主党的宗旨纲领——一切政治权力只能来自于公众、服务于公众；必须实现直接民主选举，建立宪政民主政治体制。建立政治分权机制，使政治权利互相制约，并确保其能进行良性循环，使任何个人和任何集团，都无法将权力建立在暴力之上，实行军队国家化，彻底铲除产生政治独裁和政治腐败的土壤，使中华民族彻底摆脱强权暴政。现代民主政党——中国民主党绝非列宁党、暴力党，完全遵照现代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与中国共产党公开合法地开展竞争与合作，并积极稳健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民主党四大行动原则——全国各地委员会必须认同和坚持遵守中国民主党的四大行动原则：“公开、理性、和平（非暴力）、合法”，有理、有利、有力、有节地积极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反对党力量强大后，制约力量就必然显示出来。一直筹备，直至成功——我们清楚地知道在中国成立反对党的条件并不成熟，但是需要不断地给予冲击。所以当局批准与否是非常次要的，重要的是，全国各地筹委会必须坚持“公开、理性、和平（非暴力）、合法”四大行动原则，一直合法地筹备下去，不断公开地申请注册，在坚持不懈的冲击和行动中，扩大影响，凝聚人心，聚沙成塔，聚腋成裘，并最终形成强大的压力，迫使中国共产党开放报禁、党禁，实现中国社会的和平变革；半月一省，轮流冲击——为达此目的，每半个月一个省市筹委会公开地去申请登记注册，全国其他省市进行后续支援和互为呼应，轮流不断地进行冲击，以至滴水成凿；非暴力积极抗争——在每半个月一个省市筹委会轮流不断地进行冲禁的同时，因应时局变化，不畏牺牲，在全国范围内大力开展非暴力积极抗争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把民主运动唯一的道义力量充分地展示出来，以唤起良知和社会支持！
正是在这样相见恨晚的沟通和令人惊讶的契合之下，我当即就答应吴义龙先生，愿意辞去公司职务，全力配合浙江的民主义士们在北京开展工作，团结联合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筹备成立中国民主党北京筹委会，起到首都的示范效应，并在1998年9月中旬正式到民政局申请登记注册，冲击党禁！
吴义龙在高峰的护送下，到北京站乘车往西安了。而我却夜不能眠，第二天一大早就写好辞职报告，电传给了老板。接着，就开始了和北京及全国各地朋友们的广泛交流，先是说服了任畹町先生放弃“中国人权同盟”的重新注册，一起来筹备中国民主党北京筹委会。然后又和马少华、王林海、陈青林等等十来位朋友达成了公开组党的共识，并商定由我起草申请书、新闻稿并幕后联络协调，由任畹町、马少华、王林海三位出面于九月十六日正式去北京民政局登记注册。
九月初，吴义龙和上海的姚振宪先生（民运著名的姚氏兄弟，出国后又逆风返国从事民运推动工作，仗义疏财，大家风范，典型的“海派”人物）又来到了北京，就在团结湖的一个地下招待所里，三个天南地北的海内知己又开始了深入的交流和沟通，并根据全国各地组党运动的发展情况，因应局势的发展和需要，由浙江、上海和北京三地牵头并联系各地，决定于11月11日在庐山或三峡或武汉三地之一处，借吴义龙先生、单称峰小姐旅游结婚的名义，召开中国民主党筹委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委托吴义龙先生负责起草“一大”的各种会议文件，由姚振宪先生负责全国各地的联络沟通，由赵昕辞去工作后直接赴武汉等地负责筹划“民主党一大”的各项预备事务，并为了安全起见，切断和外界的一切联系，只在必要和安全的情况下和王有才、吴义龙、姚振宪、任畹町、刘贤斌、刘连军等保持必要的联系。
最后，大家又再三强调了严格遵守现代民主政治基本原则、程序和游戏规则及坚决贯彻执行中国民主党的四大行动原则：“公开、理性、和平（非暴力）、合法”的重要性，坚信在坚持不懈的冲击和行动下，一定会迎来中国民主政治的新篇章！
吴义龙和姚振宪第二天一大早又奔赴东北，去见王文江、王泽臣、唐元隽、冷万宝等民运朋友。有趣的是，直到王文江给我打电话，说义龙和振宪把我的一件西装放在了他处，我才想起来西装丢了，可见当时的忘我和专注。
之后，我再也没有机会和吴义龙先生见面。在直接到民政局登记注册被警方阻挡后，1998年9月18日，任畹町、马少华、王林海、延庆和我以邮寄的方式公开申请登记注册中国民主党北京委员会。之后，我被抄家和驱逐出北京，无法在北京继续立足。虽然王有才先生从大局考虑，多次苦苦地劝我坚持在北京继续工作，但是我必须不负所托，到武汉去秘密筹备“民主党一大”，所以也不得不有违有才的愿望了。而在武汉独立筹备“民主党一大”的艰险与甘苦，又何足为外人道┄┄
接下来由于种种原因，由于人性的弱点，发生了太多当时感到极为义愤填膺、而现在也觉得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一群舍生忘死、义无返顾地推进中国民主党组党运动的理想主义者，苦心孤诣地确立的民主原则、程序和游戏规则，各种周密计划和安排，以及中国民主党的四大行动原则：“公开、理性、和平（非暴力）、合法”，由于缺少监督制衡机制、裁判与制裁机制及种种必要的环境条件，为种种披着华丽外衣的表演所扰乱、侵蚀、背离。迫不得已，1998年11月8日至10日，在任畹町的提议下，吴义龙、祝正明、姚振宪等朋友紧急操作，公告成立了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有才、义龙、振宪、正明和我等都在53人之列。
吴义龙、祝正明等在王有才被捕后，继续坚持民主党筹委会的工作。1998年年底，王有才先生被判刑，吴义龙同时被开除学籍，当时离他硕士论文答辩只有仅仅3天。1999年，他继续前往南方从事民主党工作，这应该是义龙的第三次“神行中国”吧，4月，被警方在广州秘密逮捕——民主党四大行动原则的重要文件《公开、理性、非暴力、合法》，正是吴义龙先生在广州被捕后，秘密带回杭州关押在遣送站时所写。99年11月，吴义龙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1年。2000年5月后，他在浙江第四监狱被关进条件极差的单人囚禁室中，且毫无人道地不准与家人见面。
而他的女友单称峰小姐——中国民主党第一个女成员，于2000年12月，因为以“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名义发表了对当局的抗议和对王有才、吴义龙等民主党人的呼吁文件，并与其他民运人士致信国际奥委会要求向中国施压释放王有才、吴义龙等政治犯，于2001年1月15日被捕。由于当时正处于申奥敏感时期，2月21日，单称峰小姐即被浙江萧山市公安局很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无耻陷害，非法判处劳教两年，尝尽人间冷暖与甘苦。同时被劳教的还有戚惠民先生，他因为仗义执言撰写了相关的呼吁，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劳教一年。
1998年中国民主党公开组党运动的代价是极为惨痛的，教训更是极为深刻。但是时至今日，我们还是没有能够认真深刻地总结经验教训，也几乎谈不上“吃一堑长一智”，有所进益。但是能够有幸与王有才、吴义龙、祝正明、姚振宪、刘贤斌、陈卫、安宁、刘连军、王文江、欧阳懿等等充满理想和勇气的朋友共一场事业，虽死不憾！
赵昕于2005年6月25日-7月2日北京cdpzhao@yaho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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