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3月29日 来稿)
首先，我个人对西藏喇嘛感受到的因中共政治文化欺压而出现的抗议表示理解和支持。但对其中有些西藏人暴力对待普通的汉人和回人的暴力行为表示遗憾和谴责。
其次，我对公安警察包括武装警察平息暴力骚乱维持秩序同样表示理解和支持，但对在维持秩序时使用致命武器表示谴责。即使暴力骚乱对平民百姓是严重的犯罪，但对武装警察而言，即使是暴力骚乱者也是弱势的一方。当然在处置危险状态的情况时，可以适当用一些比平时强力一点的方式，以控制局势，但应该非常克制，因为这是非常不对等的情况。通常没有必要使用致命武器。在控制局势、事件平息后，应该对肇事者采取适当从宽的方式，因为这是因观念和意识形态引起的冲突，不同于一般的刑事暴力分子。主要应该以疏导为主。
第三，现阶段当然以维持秩序，平息事态为主。如果中国当局政权没有问题，现阶段暂时不能与达赖喇嘛会谈，不能形成对暴力骚乱的激励机制。（如果有政权问题，那就不一样了。）但是，等事件平息后，确实应该检讨以前西藏政策的的错误和问题，特别是经济决定论以及无神论的错误思潮的恶劣影响（其实给予某些自由的威权专制对西藏倒不是大问题，但极权专政肯定也是问题）。因此，事件平息后中国当局确实应该考虑如何与达赖喇嘛沟通、和谈的问题。在这次事件中，我个人认为达赖喇嘛应该不是背后推手。我2004年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时就听到西藏年轻一代不赞同达赖喇嘛的中间立场，我与西藏年轻一代中的一些积极分子有过交流，效果有限。我个人认为暴力手段会使西藏文化灭亡，正如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当时的少数民族文化被灭亡或被同化一样。而我个人支持文化多样性，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能使西藏文化和平过渡到保护文化多样性的民主社会。如果中国大陆民主化之后，西藏文化作为中国文化以及世界文化中的其中一元应该没有问题。
第四，我个人主张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现阶段更多的是为了避免战乱），但我主张地方自治、民族自治和联邦体系。我对中国大多数民众的大一统观念表示非常理解，因为这是中国的历史形成的。中国历史分立既是战乱，虽然统一民众也是做奴隶，但战乱对大多数民众而言甚至连奴隶也做不成。所以大统一是历史形成的，同时也是统一后皇权的巨大力量产生的心理文化暗示。俩方面都促成民众大统一观念的形成。因此宪政民主社会的自治和联邦体系是与中国传统皇权历史文化不同的，因此在这方面转型比较难。自治、联邦体系和宪政民主观念、制度一样与中国传统和皇权体系是不同的、异质的。当然只要今后走向一人一票的民选体系，权力自下而上，地方自治和联邦体系便是不言而喻的。
第五，我对西藏青年一代能在奥运之年展开这一活动表示敬佩（当然，我对其中的暴力活动表示反对）。这一活动确实使西藏问题成为全世界的焦点。由于中共当局处理这些事件通常采用暴力和欺骗方式，而且一开始就阻止西方媒体实地采访，中国当局现在看起来又很强大，因此西方主流媒体更多报道了对中共统治不利的一面，这是非常正常的。其责任是中国政府的错误的政策选择。其实现代社会游行示威很正常。而且暴力事件肯定是要受到大众的谴责的，因此开放媒体是非常重要的，以便事件能多方面、多方位报道，避免舆论一边倒。当然中共长期的统治方式肯定受到民主国家的批评和质疑，这是件很正常不过的事。诚然西方媒体的偏向一面的报道确实容易点燃中国的民族主义。而且中国由于近代过去的积弱历史以及现代近三十年的持续成长的经历对中国国民产生了很大的心理变化。因此，对这一现象应该多做研究。（由于我参加89民运的经历，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会等学生组织的文件、会议、决议等记录都非常明确，学生运动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根本不可能有“打、砸、抢烧、杀”等可能性，可中共一定要诬蔑说北京6月2号开始发生“打、砸、抢、烧、杀”等的反革命暴乱，6月3日晚上军队就开始暴力镇压，叫我怎么相信中共当局单方面的报道，中国当局应该将所有收集的档案里的学生组织的文件公开，以便从各个方面全面调查64真相。）
第六，我个人支持国际奥委会让中国北京举办奥运会。我们要把世界上好的价值和文明引入中国。奥运会是好的价值和文明。我们要引入。宪政民主也是好的价值和文明，我们也要引入。而且古代的奥运和民主都出自希腊。我们希望这俩个重要价值能先后引入中国。我认为正常举办北京奥运会会使中国更加开放，中国公众的心态会变得平和，民族主义反而会减弱。
第七，对于中共当局的严重侵犯人权，一些人权组织提出抵制奥运，其关注中国人权的理念我们表示理解。但抵制奥运对大多数中国民众而言是危险的。如果抵制成功，而中国能够继续稳定成长，那对这个未来的全球政治是不确定的。中国的民族主义将在未来发酵，影响非常深远。所以，我个人反对抵制奥运，并且不希望抵制奥运成为现实。特别是将西藏问题与抵制奥运连在一起，我还是非常担心的。
第八，因此，我个人非常支持美国布什政府、达赖喇嘛、以及国际奥委会罗格主席现在的关于2008北京奥运会的立场。当然我个人希望在奥运期间国际社会能够更多地关注中国人权，施加影响和压力释放中国的因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宗教自由而被监禁的持不同政见者，特别是主张“公开、理性、非暴力、合法” 的被监禁的秦永敏、吴义龙、刘贤斌、何德普、许万平、杨天水、陈树庆、吕耿松等等中国民主党人。
第九，中国当局也没有必要把世界各国的政治领导人都请去参加2008北京奥运会，好像开世界政治领导人大会似的。奥运会毕竟是奥运会。
注1：我在一些中国大陆留学生（对89学生民主运动不反感的人群）中做了一个简单的调查了解，了解到的大多数中国大陆留学生私下都支持中国政府在西藏的处理方式，有许多更激烈，有一些不表态【不知道是否因为知道我个人情况的原因还是对专业之外的事（特别是政治）没有任何一点兴趣】。他们应该平时没有看中共大陆的媒体，主要看海外的中文或英文媒体。因此，不应该简单地说他们受中共的误导。
注2：虽然中国民主党人秦永敏先生因为很早提出反对奥运，按中共专政顽固派一贯的处事方式，在2008奥运年要求释放他更困难，但是，我还是愿意将他的名字写入要求释放的中国民主党成员的名单中。
注3：中共专政顽固派以为通过不断抓捕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就能安稳办好奥运会。现在看来，这个如意算盘是没有得逞的。中共专政顽固派从2006 年以来抓捕了非常多的持不同政见人士（可参看中国当局俩院工作报告，光以“危害国家安全”之名被抓捕就有二千多人士）。还有更多一些政治犯都不用所谓“危害国家安全”抓捕和判刑。可见现在在中国大陆的政治高压现实。因此现在这个世界借助北京奥运会伸张中国人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注4：我个人支持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这是我个人于2008年1月13日发给瑞士联邦政府政治官员的电子邮件的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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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warm regards.
Owing to hosting Olympic game in Beijing in 2008,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used many means and measures to suppress the possible dissident outspoken (in China). However, I personally still hope the Olympic Games will be successful because many Chinese people hope so. And I do hope like Olympic Game, the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and Rule of Law will also be implanted in China.
I do believe that we the generation of 89 student democratic activists can play a great role in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transition in China in the near future.
Please keep in t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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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宪政民主转型（战略）研究提供 [博讯来稿]
2008年3月29日星期六
2007年12月10日星期一
美中加三笔会会长给中国领导人的公开信
“我们为言论自由准备好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阁下：
最高人民检察院院长贾春旺先生：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先生：
我们代表本笔会会员和国际笔会这个世界作家联合体的社团整体给您写信，敦请您释放我们的40位同仁，他们都因言论自由权在中国受侵犯而入狱。
今年八月，中国启动“我们准备好了”（We Are Ready）主办2008年奥运会的宣传活动。今天，在《世界人权宣言》制定59周年的纪念日，我们呼吁您显示，中国确实准备好了，不仅开展奥运，而且承认、保障、庆贺中国公民的充分权利。
笔会认为，以下这些作家是因行使中国法律和国际法所保证的自由言说和写作权利而在中国系狱：
陈树庆，程翔，郭起真，达瓦坚赞，江白加措，
哈达，何德普，胡石根，黄金秋（清水君），卡拉什·侯塞因，
靳海科，孔佑平，卓玛嘉，李长青，李志，
吕耿松，陆建华，卢正奇，宁先华，阿卜杜勒加尼·梅梅特民，
乔崇怀，师涛，陶海东，拖乎提·吐尼雅孜（穆查特），王小宁，
吴义龙，徐伟，徐泽荣，严正学，杨茂东（郭飞雄），
杨同彦（杨天水），杨子立，努尔莫哈提·亚辛，喻华峰，袁湫雁，
张宏海，张建红（力虹），张林，郑贻春，朱虞夫。
我们将基于笔会最近研究的每位同仁的简介附上，恳请您检查这些信息，干预这些案例，以促使他们立即获得释放。
此外，为了不让其他同仁步他们后尘，为了作家和记者将来不因言论自由权受侵犯而入狱，我们敬请中国政府：
──信守“直到奥运会期间都将不会限制媒体报导和记者活动”的承诺；
──结束互联网审查，修改那些用来压制互联网自由交流信息和观念的法律。
继续关押作家和记者损害了中国在海外的形象，破坏了中国发展有竞争力的能动经济和文化的宏愿。中国公民准备好了要行使他们受宪法和国际法保障的权利，包括坚持己见不受干扰的自由，通过任何媒体且不受阻碍地寻求、获取、传授信息和观念的自由。随着今年所有的眼光注视着中国，我们盼望我们同仁获释的好消息。
真诚祝愿！
美国笔会会长：弗朗辛·普罗斯（Francine Prose）
独立中文笔会会长：郑义
加拿大笔会会长：纳鲁法·帕兹拉（Nelofer Pazira）
2007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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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位在中国的狱中作家个案简介
1、陈树庆
异议作家、被禁的中国民主党（CDP）浙江党部领导人，2006年9月14日被捕，控以“煽动颠覆罪”。陈案曾因缺少证据两次被退回公安局，但在2007年8月14日，陈被判四年徒刑和剥夺政治权利一年，现仍被关押在浙江省杭州看守所。
2、程翔
新加坡《海峡时报》驻香港记者，于2005年4月22日被捕。中国当局指控他从社科院陆建华处获取国家机密，以间谍罪判判他五年徒刑。据报道，程现在北京被关押禁见。
3、郭起真
网络异议人士，2006年5月12日被捕，因其34篇发表在海外网站上抨击中共领导人的文章，被控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于2006年10月17日被判四年徒刑和剥夺政治权利三年。郭目前被关押在河北省沧州监狱，据报他的断腿需养护，因受虐待而心理脆弱。
4、达瓦坚赞
西藏异议人士，因撰写倡导独立的宣传册于1995年11月被捕，该宣传册作为1995年4月广泛抗议中国当局的组成部分被张贴。达瓦被判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现正在服15年徒刑，目前被关押在臭名昭著的拉萨扎布奇监狱。据报道，他在受审时曾遭酷刑，在监狱里饱受虐待，包括拷打、精神折磨和禁止放风。当他刚被捕时，曾被戴上手铐，扔进黑牢里断食十天之久。
5、江白加措
青海省达长塔宗寺僧侣，为寺刊《日月之魅》（The Charm of the Sun and Moon）编辑。江白于2005年1月16日被捕，被判劳教三年。目前被关押在西宁附近的湟中县多巴劳教所。
6、哈达
内蒙古学术书店业主，地下刊物《内蒙古之声》创办人、主编，于1995年12月10日被捕。1996年12月6日，以“煽动分裂国家和间谍罪”被判处十五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哈达目前被关押在赤峰市内蒙古第四监狱，正患有胃肠炎和冠心病。
7、何德普
异议人士、作家，于2002年11月4日被捕，随后以“煽动颠覆罪”被判八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他被控参与被禁的中国民主党(CDP)及网络文章，整个审判仅两个小时。据报道，他在监狱里饱受折磨，殴打致残。
8、胡石根
大学讲师、政治活动家及异议作家，于1992年9月27日被捕，因策划在中国主要城市举行纪念六四活动被控“反革命罪”。胡是中国自由民主党(CFDP)及中国自由工会创始人，曾参与1989年6月被政府武力镇压的民主运动。他被判处二十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五年，目前正被关押在北京第二监狱。不久前，他被减刑二年。他的健康状态恶化，据报他无法获得一些治疗。
9、黄金秋（笔名：清水君）
网络评论家、作家和记者，于2003年9月13日被捕，并因“组织、策划、从事颠覆活动”以及在网上撰写“反动”文章被判处12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在狱中的最初两年，黄曾遭严刑拷打。近来他的状况有所改善，并被减刑22个月。
10、卡拉什·侯塞因
维吾尔语《喀什噶尔文学》期刊编辑，因于2004年末发表努尔莫哈提杨亚辛的短篇小说《野鸽子》而被捕。中国当局认为该小说批评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政府现状。侯塞因被判三年徒刑，将于2008年刑满。
11、靳海科
地质工作者、作家，2001年3月13日与徐伟、杨子立、张宏海一起被捕，原因是他们参加“新青年学会”──由关注政治和经济不平等问题，用互联网传送相关文章的个人非正式聚会。2003年5月28日，靳以颠覆罪被刑十年徒刑。
12、孔佑平
网络作家和工人，因在海外网站发表反腐败的5篇文章和7首诗，于2003年12月13被捕。2004年9月16日，孔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十五年徒刑，经上诉被减刑到十年。他目前被关押在辽宁省凌源市监狱，据报患有高血压和视力恶化。
13、卓玛嘉
作家、教师，因其未发表的著作《不平静的喜马拉雅》（The Restless Himalayas）被控危害国家，于2005年3月9日在西藏拉萨被捕。该书共57章，分别写有各个不同的主题：民主、西藏主权、共产主义下的西藏、殖民主义、宗教和信仰等等。在秘密审判中，卓玛以“间谍罪”和“非法越境罪”被判处十年半徒刑。2007年7月，据报他从拉萨的曲水监狱转到西宁劳改农场，并患有重病。
14、李长青
福州日报社采访部副主任，于2004年12月6日被捕。经过一系列的指控，李于2006年1月24日被华南的福州市鼓楼区法院以“传播虚假恐怖信息”判处三年徒刑，目前被关押在福建省永安监狱，患有胃炎。
15、李志
网络作家、四川省达州市政府财政官员，在海外网站上发表指控四川官员腐败的文章后，于2003年8月11日被捕。2003年12月10日，李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八年徒刑和剥夺政治权利四年。证据由雅虎将其使用者的信息提供给当局。他目前被关押在大竹县四川省第三监狱。
16、吕耿松
作家、维权人士，其批评当局的文章在网上发表后，于2007年8月24被捕。2007年9月29日，吕被正式指控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目前被关押在杭州市西湖看守所。
17、陆建华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公共政策研究副主任，中国发展策略执行主任，于2005年4月被控“泄漏国家机密”给驻香港记者程翔被捕。2006年12月18日，经过仅90分钟的秘密审判后，被判二十年徒刑。据报道，他现在北京某监狱被关押禁见。
18、卢正奇
法轮功学员、网络作家，因在网络上发表“传播邪教成员被害的谣言玷污政府形象”的文章，2004年2月19日被判处十年徒刑。该文指控一法轮功学员在监狱里遭受虐待。
19、阿卜杜勒加尼·梅梅特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作家、教师和翻译，于2002年7月26日被捕，被指控向“东土耳其斯坦信息中心”（ETIC）提供信息，该团体为一个在德国的维吾尔流亡人士组成的维吾尔人权及倡导独立的团体。2003年6月，梅梅特民被喀什噶尔中级人民法院以“非法向外国组织提供国家秘密”判处九年徒刑。据报道，他在审判时没有法定代理人，并且在监狱里一直受到折磨。
20、宁先华
网络作家、工人，在网上发表支持组建工会和中国民主党(CDP)的文章后，2003年12月13日被捕。2004年9月16日，宁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十二年徒刑，经上诉后被减刑至八年，目前被关押在辽宁省沈阳监狱。
21、乔崇怀
记者，因在新华网发表一篇指控山东台州党官腐败的文章，于2007年6月25日被拘留，8月2日被正式控以“敲诈勒索”罪名，目前被关押在台州市拘留所继续受审查。
22、师涛
记者、诗人和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在将当局有关在六四屠杀十周年期间控制媒体的消息电邮发表后，于2004年12月14日被逮捕，2005年4月30日以“非法向外国人提供国家机密”的罪名被判刑十年和剥夺政治权利两年。雅虎公司向当局提供了他的用户信息。他目前被关押在湖南省常德市德山监狱。
23、陶海东
网络作家兼编辑，2002年7月9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家中上网贴文章时被捕，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七年徒刑和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目前被关押在新疆昌吉监狱。
24、拖乎提·吐尼雅孜（笔名：穆查特）
维吾尔历史学者兼作家，1998年4月1日在乌鲁木齐作研究旅行时被捕，当时他是日本东京大学研究维吾尔历史和民族关系的博士生。2000年2月15日，吐尼雅孜以“盗窃国家机密和煽动民族分裂”被判十一年徒刑和剥夺政治权利两年，目前被关押在乌鲁木齐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监狱。
25、王小宁
网络作家、异议人士，因2000至2002年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以颠覆罪名于2002年9月1日被捕。在雅虎公司向中国当局提供其用户信息后，王于2003年7月25日被判十年徒刑和剥夺政治权利两年。他目前被关押在北京市第二监狱，据报遭虐待。
26、吴义龙
网络作家、中国民主党（CDP）活动人士，因在互联网上散发主张民主的文章和参与《在野党》杂志工作，于1999年6月被捕，9月9日以颠覆罪被判十一年徒刑，目前关押在杭州的浙江省第四监狱。
27、徐伟
《消费报》记者，2001年3月13日与靳海科、杨子立、张宏海一起被捕，原因是他们参加“新青年学会”──由关注政治和经济不平等问题，用互联网传送相关文章的个人非正式聚会。2003年5月28日，徐以颠覆罪被刑十年徒刑。
28、徐泽荣
广州中山大学研究员，因研究中国军队在朝鲜战争中的行动而被加以“泄露国家机密和非法经营”罪名，于2000年6月24日被捕，2001年12月20日被判十三年徒刑。他目前在广州专门关押老弱病残犯人的西川监狱，饱受病痛之苦。
29、严正学
异议作家、画家和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因在海外网站上发表批评文章，于2006年10月18日被捕，与2007年4月13日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三年徒刑和剥夺政治权利一年，目前被关押在浙江省衢州市的十里坪监狱。
30、杨茂东（郭飞雄）
异议作家、独立出版人、维权人士，因“非法经营”于2006年9月14日被捕，2007年11月14日被判五年徒刑。他在关押中严遭酷刑，包括拷打、不让睡觉、捆吊、用电棍触击等。据报导，他曾因虐待而试图自杀。
31、杨同彦（杨天水）
异议作家和独立中文笔会会员，2005年12月23日在南京被非法逮捕，关押禁见直到2007年1月27日。因被控网上发表反政府文章和组织中国民主党分部而定罪，被判十二年徒刑。他目前被关押在江苏省南京市监狱，据报其糖尿病在狱中加重。
32、杨子立
作家、电脑工程师，2001年3月13日与徐伟、靳海科、张宏海一起被捕，原因是他们参加“新青年学会”──由关注政治和经济不平等问题，用互联网传送相关文章的个人非正式聚会。2003年5月28日，杨以颠覆罪被刑八年徒刑。
33、努尔莫哈提·亚辛
维吾尔自由撰稿人，因发表短篇小说《野鸽子》，被中国当局认为该小说批评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政府现状。2005年2月，在一次不允许他请律师的秘密审判后，亚辛以“煽动维吾尔分裂主义”判十年徒刑。他目前被关押在乌鲁木齐第一监狱，自被捕后就禁止任何探访。
34、喻华峰
广州《南方都市报》副总编辑兼总经理，因被控财务违法于2004年1月14日逮捕，一审判十二年徒刑，二审减到八年，此后又减到五年零四个月。据报导，法庭的证据并不支持定罪，普遍认为他的入狱是旨在使该报禁言行动的一部分，因《南方都市报》以对社会问题和官方腐败的尖锐报道而知名。
35、袁湫雁
法轮功学院和网络出版人，因在网络上发表“传播邪教成员被害的谣言玷污政府形象”的文章，2004年2月19日被判处十年徒刑。该文指控一法轮功学员在监狱里遭受虐待。
36、张宏海
自由撰稿人，2001年3月13日与徐伟、靳海科、杨子立一起被捕，原因是他们参加“新青年学会”──由关注政治和经济不平等问题，用互联网传送相关文章的个人非正式聚会。2003年5月28日，张以颠覆罪被刑八年徒刑。
37、张建红（力虹）
自由撰稿人、剧作家、诗人和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因在海外网站上发表批评文章，于2006年9月6日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捕，于2007年3月19日被判六年徒刑。据报道，他患有肌肉萎缩症，由于缺乏医疗而恶化。他于2007年5月31日申请保外就医但被拒绝。
38、张林
异议作家、民运人士和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因在2003年8月至2005月1月撰写并发表在互联网上的一些“颠覆”文章，于2005年1月被捕，同年7月28日被安徽省蚌埠中级人民法院定以“煽动颠覆”罪名，判处五年徒刑和剥夺政治权利四年。他目前被关押在合肥市的南郊监狱，据报身体虚弱，患有多种疾病。
39、郑贻春
诗人、教授、自由记者，因他在海外发表的63篇文章，于2004年12月3日被捕，2005年7月21日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七年徒刑和剥夺政治权利3年。他目前被关押在辽宁省锦州监狱，患有糖尿病。
40、朱虞夫
网络作家、民主党杂志创始人兼编辑，曾因异议活动服刑七年后于2006年获释，2007年4月18日再次被捕，同年7月10日以“妨害公务罪”被判二年徒刑，目前被关押在浙江省杭州市上城看守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阁下：
最高人民检察院院长贾春旺先生：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先生：
我们代表本笔会会员和国际笔会这个世界作家联合体的社团整体给您写信，敦请您释放我们的40位同仁，他们都因言论自由权在中国受侵犯而入狱。
今年八月，中国启动“我们准备好了”（We Are Ready）主办2008年奥运会的宣传活动。今天，在《世界人权宣言》制定59周年的纪念日，我们呼吁您显示，中国确实准备好了，不仅开展奥运，而且承认、保障、庆贺中国公民的充分权利。
笔会认为，以下这些作家是因行使中国法律和国际法所保证的自由言说和写作权利而在中国系狱：
陈树庆，程翔，郭起真，达瓦坚赞，江白加措，
哈达，何德普，胡石根，黄金秋（清水君），卡拉什·侯塞因，
靳海科，孔佑平，卓玛嘉，李长青，李志，
吕耿松，陆建华，卢正奇，宁先华，阿卜杜勒加尼·梅梅特民，
乔崇怀，师涛，陶海东，拖乎提·吐尼雅孜（穆查特），王小宁，
吴义龙，徐伟，徐泽荣，严正学，杨茂东（郭飞雄），
杨同彦（杨天水），杨子立，努尔莫哈提·亚辛，喻华峰，袁湫雁，
张宏海，张建红（力虹），张林，郑贻春，朱虞夫。
我们将基于笔会最近研究的每位同仁的简介附上，恳请您检查这些信息，干预这些案例，以促使他们立即获得释放。
此外，为了不让其他同仁步他们后尘，为了作家和记者将来不因言论自由权受侵犯而入狱，我们敬请中国政府：
──信守“直到奥运会期间都将不会限制媒体报导和记者活动”的承诺；
──结束互联网审查，修改那些用来压制互联网自由交流信息和观念的法律。
继续关押作家和记者损害了中国在海外的形象，破坏了中国发展有竞争力的能动经济和文化的宏愿。中国公民准备好了要行使他们受宪法和国际法保障的权利，包括坚持己见不受干扰的自由，通过任何媒体且不受阻碍地寻求、获取、传授信息和观念的自由。随着今年所有的眼光注视着中国，我们盼望我们同仁获释的好消息。
真诚祝愿！
美国笔会会长：弗朗辛·普罗斯（Francine Prose）
独立中文笔会会长：郑义
加拿大笔会会长：纳鲁法·帕兹拉（Nelofer Pazira）
2007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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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位在中国的狱中作家个案简介
1、陈树庆
异议作家、被禁的中国民主党（CDP）浙江党部领导人，2006年9月14日被捕，控以“煽动颠覆罪”。陈案曾因缺少证据两次被退回公安局，但在2007年8月14日，陈被判四年徒刑和剥夺政治权利一年，现仍被关押在浙江省杭州看守所。
2、程翔
新加坡《海峡时报》驻香港记者，于2005年4月22日被捕。中国当局指控他从社科院陆建华处获取国家机密，以间谍罪判判他五年徒刑。据报道，程现在北京被关押禁见。
3、郭起真
网络异议人士，2006年5月12日被捕，因其34篇发表在海外网站上抨击中共领导人的文章，被控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于2006年10月17日被判四年徒刑和剥夺政治权利三年。郭目前被关押在河北省沧州监狱，据报他的断腿需养护，因受虐待而心理脆弱。
4、达瓦坚赞
西藏异议人士，因撰写倡导独立的宣传册于1995年11月被捕，该宣传册作为1995年4月广泛抗议中国当局的组成部分被张贴。达瓦被判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现正在服15年徒刑，目前被关押在臭名昭著的拉萨扎布奇监狱。据报道，他在受审时曾遭酷刑，在监狱里饱受虐待，包括拷打、精神折磨和禁止放风。当他刚被捕时，曾被戴上手铐，扔进黑牢里断食十天之久。
5、江白加措
青海省达长塔宗寺僧侣，为寺刊《日月之魅》（The Charm of the Sun and Moon）编辑。江白于2005年1月16日被捕，被判劳教三年。目前被关押在西宁附近的湟中县多巴劳教所。
6、哈达
内蒙古学术书店业主，地下刊物《内蒙古之声》创办人、主编，于1995年12月10日被捕。1996年12月6日，以“煽动分裂国家和间谍罪”被判处十五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哈达目前被关押在赤峰市内蒙古第四监狱，正患有胃肠炎和冠心病。
7、何德普
异议人士、作家，于2002年11月4日被捕，随后以“煽动颠覆罪”被判八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他被控参与被禁的中国民主党(CDP)及网络文章，整个审判仅两个小时。据报道，他在监狱里饱受折磨，殴打致残。
8、胡石根
大学讲师、政治活动家及异议作家，于1992年9月27日被捕，因策划在中国主要城市举行纪念六四活动被控“反革命罪”。胡是中国自由民主党(CFDP)及中国自由工会创始人，曾参与1989年6月被政府武力镇压的民主运动。他被判处二十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五年，目前正被关押在北京第二监狱。不久前，他被减刑二年。他的健康状态恶化，据报他无法获得一些治疗。
9、黄金秋（笔名：清水君）
网络评论家、作家和记者，于2003年9月13日被捕，并因“组织、策划、从事颠覆活动”以及在网上撰写“反动”文章被判处12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在狱中的最初两年，黄曾遭严刑拷打。近来他的状况有所改善，并被减刑22个月。
10、卡拉什·侯塞因
维吾尔语《喀什噶尔文学》期刊编辑，因于2004年末发表努尔莫哈提杨亚辛的短篇小说《野鸽子》而被捕。中国当局认为该小说批评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政府现状。侯塞因被判三年徒刑，将于2008年刑满。
11、靳海科
地质工作者、作家，2001年3月13日与徐伟、杨子立、张宏海一起被捕，原因是他们参加“新青年学会”──由关注政治和经济不平等问题，用互联网传送相关文章的个人非正式聚会。2003年5月28日，靳以颠覆罪被刑十年徒刑。
12、孔佑平
网络作家和工人，因在海外网站发表反腐败的5篇文章和7首诗，于2003年12月13被捕。2004年9月16日，孔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十五年徒刑，经上诉被减刑到十年。他目前被关押在辽宁省凌源市监狱，据报患有高血压和视力恶化。
13、卓玛嘉
作家、教师，因其未发表的著作《不平静的喜马拉雅》（The Restless Himalayas）被控危害国家，于2005年3月9日在西藏拉萨被捕。该书共57章，分别写有各个不同的主题：民主、西藏主权、共产主义下的西藏、殖民主义、宗教和信仰等等。在秘密审判中，卓玛以“间谍罪”和“非法越境罪”被判处十年半徒刑。2007年7月，据报他从拉萨的曲水监狱转到西宁劳改农场，并患有重病。
14、李长青
福州日报社采访部副主任，于2004年12月6日被捕。经过一系列的指控，李于2006年1月24日被华南的福州市鼓楼区法院以“传播虚假恐怖信息”判处三年徒刑，目前被关押在福建省永安监狱，患有胃炎。
15、李志
网络作家、四川省达州市政府财政官员，在海外网站上发表指控四川官员腐败的文章后，于2003年8月11日被捕。2003年12月10日，李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八年徒刑和剥夺政治权利四年。证据由雅虎将其使用者的信息提供给当局。他目前被关押在大竹县四川省第三监狱。
16、吕耿松
作家、维权人士，其批评当局的文章在网上发表后，于2007年8月24被捕。2007年9月29日，吕被正式指控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目前被关押在杭州市西湖看守所。
17、陆建华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公共政策研究副主任，中国发展策略执行主任，于2005年4月被控“泄漏国家机密”给驻香港记者程翔被捕。2006年12月18日，经过仅90分钟的秘密审判后，被判二十年徒刑。据报道，他现在北京某监狱被关押禁见。
18、卢正奇
法轮功学员、网络作家，因在网络上发表“传播邪教成员被害的谣言玷污政府形象”的文章，2004年2月19日被判处十年徒刑。该文指控一法轮功学员在监狱里遭受虐待。
19、阿卜杜勒加尼·梅梅特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作家、教师和翻译，于2002年7月26日被捕，被指控向“东土耳其斯坦信息中心”（ETIC）提供信息，该团体为一个在德国的维吾尔流亡人士组成的维吾尔人权及倡导独立的团体。2003年6月，梅梅特民被喀什噶尔中级人民法院以“非法向外国组织提供国家秘密”判处九年徒刑。据报道，他在审判时没有法定代理人，并且在监狱里一直受到折磨。
20、宁先华
网络作家、工人，在网上发表支持组建工会和中国民主党(CDP)的文章后，2003年12月13日被捕。2004年9月16日，宁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十二年徒刑，经上诉后被减刑至八年，目前被关押在辽宁省沈阳监狱。
21、乔崇怀
记者，因在新华网发表一篇指控山东台州党官腐败的文章，于2007年6月25日被拘留，8月2日被正式控以“敲诈勒索”罪名，目前被关押在台州市拘留所继续受审查。
22、师涛
记者、诗人和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在将当局有关在六四屠杀十周年期间控制媒体的消息电邮发表后，于2004年12月14日被逮捕，2005年4月30日以“非法向外国人提供国家机密”的罪名被判刑十年和剥夺政治权利两年。雅虎公司向当局提供了他的用户信息。他目前被关押在湖南省常德市德山监狱。
23、陶海东
网络作家兼编辑，2002年7月9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家中上网贴文章时被捕，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七年徒刑和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目前被关押在新疆昌吉监狱。
24、拖乎提·吐尼雅孜（笔名：穆查特）
维吾尔历史学者兼作家，1998年4月1日在乌鲁木齐作研究旅行时被捕，当时他是日本东京大学研究维吾尔历史和民族关系的博士生。2000年2月15日，吐尼雅孜以“盗窃国家机密和煽动民族分裂”被判十一年徒刑和剥夺政治权利两年，目前被关押在乌鲁木齐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监狱。
25、王小宁
网络作家、异议人士，因2000至2002年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以颠覆罪名于2002年9月1日被捕。在雅虎公司向中国当局提供其用户信息后，王于2003年7月25日被判十年徒刑和剥夺政治权利两年。他目前被关押在北京市第二监狱，据报遭虐待。
26、吴义龙
网络作家、中国民主党（CDP）活动人士，因在互联网上散发主张民主的文章和参与《在野党》杂志工作，于1999年6月被捕，9月9日以颠覆罪被判十一年徒刑，目前关押在杭州的浙江省第四监狱。
27、徐伟
《消费报》记者，2001年3月13日与靳海科、杨子立、张宏海一起被捕，原因是他们参加“新青年学会”──由关注政治和经济不平等问题，用互联网传送相关文章的个人非正式聚会。2003年5月28日，徐以颠覆罪被刑十年徒刑。
28、徐泽荣
广州中山大学研究员，因研究中国军队在朝鲜战争中的行动而被加以“泄露国家机密和非法经营”罪名，于2000年6月24日被捕，2001年12月20日被判十三年徒刑。他目前在广州专门关押老弱病残犯人的西川监狱，饱受病痛之苦。
29、严正学
异议作家、画家和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因在海外网站上发表批评文章，于2006年10月18日被捕，与2007年4月13日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三年徒刑和剥夺政治权利一年，目前被关押在浙江省衢州市的十里坪监狱。
30、杨茂东（郭飞雄）
异议作家、独立出版人、维权人士，因“非法经营”于2006年9月14日被捕，2007年11月14日被判五年徒刑。他在关押中严遭酷刑，包括拷打、不让睡觉、捆吊、用电棍触击等。据报导，他曾因虐待而试图自杀。
31、杨同彦（杨天水）
异议作家和独立中文笔会会员，2005年12月23日在南京被非法逮捕，关押禁见直到2007年1月27日。因被控网上发表反政府文章和组织中国民主党分部而定罪，被判十二年徒刑。他目前被关押在江苏省南京市监狱，据报其糖尿病在狱中加重。
32、杨子立
作家、电脑工程师，2001年3月13日与徐伟、靳海科、张宏海一起被捕，原因是他们参加“新青年学会”──由关注政治和经济不平等问题，用互联网传送相关文章的个人非正式聚会。2003年5月28日，杨以颠覆罪被刑八年徒刑。
33、努尔莫哈提·亚辛
维吾尔自由撰稿人，因发表短篇小说《野鸽子》，被中国当局认为该小说批评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政府现状。2005年2月，在一次不允许他请律师的秘密审判后，亚辛以“煽动维吾尔分裂主义”判十年徒刑。他目前被关押在乌鲁木齐第一监狱，自被捕后就禁止任何探访。
34、喻华峰
广州《南方都市报》副总编辑兼总经理，因被控财务违法于2004年1月14日逮捕，一审判十二年徒刑，二审减到八年，此后又减到五年零四个月。据报导，法庭的证据并不支持定罪，普遍认为他的入狱是旨在使该报禁言行动的一部分，因《南方都市报》以对社会问题和官方腐败的尖锐报道而知名。
35、袁湫雁
法轮功学院和网络出版人，因在网络上发表“传播邪教成员被害的谣言玷污政府形象”的文章，2004年2月19日被判处十年徒刑。该文指控一法轮功学员在监狱里遭受虐待。
36、张宏海
自由撰稿人，2001年3月13日与徐伟、靳海科、杨子立一起被捕，原因是他们参加“新青年学会”──由关注政治和经济不平等问题，用互联网传送相关文章的个人非正式聚会。2003年5月28日，张以颠覆罪被刑八年徒刑。
37、张建红（力虹）
自由撰稿人、剧作家、诗人和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因在海外网站上发表批评文章，于2006年9月6日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捕，于2007年3月19日被判六年徒刑。据报道，他患有肌肉萎缩症，由于缺乏医疗而恶化。他于2007年5月31日申请保外就医但被拒绝。
38、张林
异议作家、民运人士和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因在2003年8月至2005月1月撰写并发表在互联网上的一些“颠覆”文章，于2005年1月被捕，同年7月28日被安徽省蚌埠中级人民法院定以“煽动颠覆”罪名，判处五年徒刑和剥夺政治权利四年。他目前被关押在合肥市的南郊监狱，据报身体虚弱，患有多种疾病。
39、郑贻春
诗人、教授、自由记者，因他在海外发表的63篇文章，于2004年12月3日被捕，2005年7月21日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七年徒刑和剥夺政治权利3年。他目前被关押在辽宁省锦州监狱，患有糖尿病。
40、朱虞夫
网络作家、民主党杂志创始人兼编辑，曾因异议活动服刑七年后于2006年获释，2007年4月18日再次被捕，同年7月10日以“妨害公务罪”被判二年徒刑，目前被关押在浙江省杭州市上城看守所。
2007年8月17日星期五
刘逸明：以言治罪创造不了“和谐奥运”
日月如梭，光阴似箭，距离北京奥运会开幕的时间已经日益临近，就在中共当局和中国举国上下共同庆祝奥运会倒计时一周年之际，面对中国社会依然恶劣的人权状况，前中共高官鲍彤以及著名作家刘晓波等数十位国内重量级人士以公开信的形式在海外媒体发布了对北京奥运的呼吁和建议，并面向所有网民征求联署。BBC在其后的新闻报道中引述评论人士的话称，此次公开呼吁是“近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一次最重要的联合维权行动，必定引起当局的严重关注。”
奥运会在中国举行一直是很多中国人的梦想，人们期望着这样的世界性体育盛会能带动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树立中国人新的形象，更重要的是，可以为中国人权和民主事业的发展提供难得的契机。然而，虽然申奥成功那一刻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但是，中共的独裁和专制阴影依然在中华大地上挥之不去，人权被侵犯的案例依然层出不穷，就连历史上曾风靡一时的文字狱也开始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死灰复燃。
就在众人的公开呼吁信发出后几天，平时靠网络了解时事的中国网民再一次感受到了中共对舆论自由的遏制，几乎同一时间，无界浏览、世界通、花园网等破网软件都遭到强力封锁，即使无界浏览在几天后由原来的“8.3”升级到“8.4”，其被封锁的命运依然没有结束，先前幸免于难的自由门软件在近几天之后也变得力不从心。8月16日下午，通过《民生观察》网站编辑所发送的电子邮件，笔者再次获知一个惊人的消息：杭州异议人士陈树庆被杭州市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这是我们所了解的中共当局最新一次以言治罪、枉法裁判的案件。
出生于1965年的陈树庆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追求自由民主的征程，他先后曾参加了1986年的浙江学生运动和1989年的全国民主运动，1998年7月，他再次参加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工作。据《维权网》上面有关陈树庆的资料显示，1999年9月24日，杭州市公安局10名警察强行闯入他的家中将他带走。陈树庆是继浙江吴义龙、朱虞夫等中国民主党骨干相继被捕后负责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工作的重要成员。
据称，2004年，陈树庆曾参加国家司法考试，取得了383分的总成绩，超过360分的合格分数线，但浙江省司法厅认为陈树庆提交的律师资格申请不符合《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管理办法》第三条的规定（因参与中国民主党活动），遂于2005年1月31日作出了“浙司许考决字[2005]第1号”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拒绝给予陈树庆律师资格。
虽然接二连三地有中国民主党人士被判入狱，但陈树庆仍然在强大的专制压力下参与中国民主党的活动，他因此多次受警方传讯和骚扰。2006年9月13日，杭州大关苑派出所电话通知陈树庆先生，要求他第二天上午八点半到派出所谈话。2006年9月14日上午，警方对他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并对他家进行了查抄，取走电脑硬盘及资料。
浙江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经济迅速崛起的省份，虽然这里的人们都过上了比较富足的生活，但出于民族责任和良知，他们依然对中国的民主事业魂牵梦绕。在“六四”后江泽民主政下的历史时期，浙江的民主阵营异军突起，这里不断有中国最大的异议组织中国民主党的大批成员，而且涌现出了力虹、严正学、昝爱宗、温克坚等不计其数的异见作家，在当前万马齐喑的中国，浙江堪称其他省市的榜样。民主与自由从来都不会从天而降，浙江的民主人士正是因为深深懂得这种硬道理而矢志不渝地向专制政权发出持续的呼声。任何一个极权社会的民主道路都充满着荆棘，必须有无所畏惧的精神才能走得坚定和无怨无悔。陈树庆是浙江民主人士的缩影，他为了实现自己心中的理想而失去了自由，这种代价是沉重的，但放在历史的角度预计，这种牺牲必然导致更多的陈树庆挺身而出。
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历史轮回并不能让中华民族步出人治的漩涡，民国时期大力鼓吹民主与自由的中共在建政之后依然在重蹈前代之覆辙，继续推行一党独大的专制体制，在侵犯人权和乱杀无辜方面大有无人能出其右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压力下，中共放弃了在经济上的保守心态，积极地改革开放和加入世界经济组织，但是，在政治方面，邓小平执政后的中共和毛泽东时代一样仍然是一脉相承、不思进取。喉舌媒体对中国经济发展形势的欢呼雀跃背后隐藏着普通老百姓的贫穷和无奈，主流知识分子在中共的强大淫威和利益诱惑下变得彻底丧失民族责任感和做人良知，在争取言论自由的风口浪尖上挣扎的人却背负着巨大的政治风险。
陈树庆凭借其渊博的学识和对中共统治下政治环境的深切感悟，不会不知道从事民主工作所面临的困境和可能付出的代价，他之所以敢于勇往直前，是因为有一种坚定的信念在支撑着他，那就是中国一定会走向民主，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民主人士必须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牺牲精神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英雄气概。
中国能够取得奥运会的举办权并非源于其它国家真心诚意的支持，而是中共游说和利益诱惑的结果。中共执政史上的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曾造就不胜枚举的冤假错案，即使在邓小平时期很多人得到了平反，但自从当年的民主运动被血腥镇压之后，冤狱再次遍布中华大地，时至今日，诸如陈树庆先生这样的冤案依然可以由政法系统明目张胆地制造。敢怒敢言的良知者往往在其实施了正义的言行后成为高墙里的囚徒，而制造冤狱者却能披上合法的外衣为最高统治阶层所默许。这就是所谓的“和谐社会”，这就是一个即将举办奥运会的国家所存在的悲惨现实。陈树庆因言获罪是奥运会前夕一个极不和谐的颤音，不论中共在奥运会前如何装饰自己，“和谐奥运”的口号喊得多么响亮，明年的奥运会都会因为此类事件而黯然失色。
2007年8月17日
http://www.renyurenquan.org/ryrq_article.adp?article_id=713
奥运会在中国举行一直是很多中国人的梦想，人们期望着这样的世界性体育盛会能带动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树立中国人新的形象，更重要的是，可以为中国人权和民主事业的发展提供难得的契机。然而，虽然申奥成功那一刻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但是，中共的独裁和专制阴影依然在中华大地上挥之不去，人权被侵犯的案例依然层出不穷，就连历史上曾风靡一时的文字狱也开始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死灰复燃。
就在众人的公开呼吁信发出后几天，平时靠网络了解时事的中国网民再一次感受到了中共对舆论自由的遏制，几乎同一时间，无界浏览、世界通、花园网等破网软件都遭到强力封锁，即使无界浏览在几天后由原来的“8.3”升级到“8.4”，其被封锁的命运依然没有结束，先前幸免于难的自由门软件在近几天之后也变得力不从心。8月16日下午，通过《民生观察》网站编辑所发送的电子邮件，笔者再次获知一个惊人的消息：杭州异议人士陈树庆被杭州市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这是我们所了解的中共当局最新一次以言治罪、枉法裁判的案件。
出生于1965年的陈树庆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追求自由民主的征程，他先后曾参加了1986年的浙江学生运动和1989年的全国民主运动，1998年7月，他再次参加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工作。据《维权网》上面有关陈树庆的资料显示，1999年9月24日，杭州市公安局10名警察强行闯入他的家中将他带走。陈树庆是继浙江吴义龙、朱虞夫等中国民主党骨干相继被捕后负责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工作的重要成员。
据称，2004年，陈树庆曾参加国家司法考试，取得了383分的总成绩，超过360分的合格分数线，但浙江省司法厅认为陈树庆提交的律师资格申请不符合《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管理办法》第三条的规定（因参与中国民主党活动），遂于2005年1月31日作出了“浙司许考决字[2005]第1号”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拒绝给予陈树庆律师资格。
虽然接二连三地有中国民主党人士被判入狱，但陈树庆仍然在强大的专制压力下参与中国民主党的活动，他因此多次受警方传讯和骚扰。2006年9月13日，杭州大关苑派出所电话通知陈树庆先生，要求他第二天上午八点半到派出所谈话。2006年9月14日上午，警方对他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并对他家进行了查抄，取走电脑硬盘及资料。
浙江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经济迅速崛起的省份，虽然这里的人们都过上了比较富足的生活，但出于民族责任和良知，他们依然对中国的民主事业魂牵梦绕。在“六四”后江泽民主政下的历史时期，浙江的民主阵营异军突起，这里不断有中国最大的异议组织中国民主党的大批成员，而且涌现出了力虹、严正学、昝爱宗、温克坚等不计其数的异见作家，在当前万马齐喑的中国，浙江堪称其他省市的榜样。民主与自由从来都不会从天而降，浙江的民主人士正是因为深深懂得这种硬道理而矢志不渝地向专制政权发出持续的呼声。任何一个极权社会的民主道路都充满着荆棘，必须有无所畏惧的精神才能走得坚定和无怨无悔。陈树庆是浙江民主人士的缩影，他为了实现自己心中的理想而失去了自由，这种代价是沉重的，但放在历史的角度预计，这种牺牲必然导致更多的陈树庆挺身而出。
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历史轮回并不能让中华民族步出人治的漩涡，民国时期大力鼓吹民主与自由的中共在建政之后依然在重蹈前代之覆辙，继续推行一党独大的专制体制，在侵犯人权和乱杀无辜方面大有无人能出其右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压力下，中共放弃了在经济上的保守心态，积极地改革开放和加入世界经济组织，但是，在政治方面，邓小平执政后的中共和毛泽东时代一样仍然是一脉相承、不思进取。喉舌媒体对中国经济发展形势的欢呼雀跃背后隐藏着普通老百姓的贫穷和无奈，主流知识分子在中共的强大淫威和利益诱惑下变得彻底丧失民族责任感和做人良知，在争取言论自由的风口浪尖上挣扎的人却背负着巨大的政治风险。
陈树庆凭借其渊博的学识和对中共统治下政治环境的深切感悟，不会不知道从事民主工作所面临的困境和可能付出的代价，他之所以敢于勇往直前，是因为有一种坚定的信念在支撑着他，那就是中国一定会走向民主，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民主人士必须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牺牲精神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英雄气概。
中国能够取得奥运会的举办权并非源于其它国家真心诚意的支持，而是中共游说和利益诱惑的结果。中共执政史上的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曾造就不胜枚举的冤假错案，即使在邓小平时期很多人得到了平反，但自从当年的民主运动被血腥镇压之后，冤狱再次遍布中华大地，时至今日，诸如陈树庆先生这样的冤案依然可以由政法系统明目张胆地制造。敢怒敢言的良知者往往在其实施了正义的言行后成为高墙里的囚徒，而制造冤狱者却能披上合法的外衣为最高统治阶层所默许。这就是所谓的“和谐社会”，这就是一个即将举办奥运会的国家所存在的悲惨现实。陈树庆因言获罪是奥运会前夕一个极不和谐的颤音，不论中共在奥运会前如何装饰自己，“和谐奥运”的口号喊得多么响亮，明年的奥运会都会因为此类事件而黯然失色。
2007年8月17日
http://www.renyurenquan.org/ryrq_article.adp?article_id=713
2007年5月23日星期三
王有才：对于徐文立先生签发的邀请函的公开致谢信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5月25日 转载)
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召集人
关注中国中心主席
布朗大学资深研究员
徐文立先生：
感谢您给我个人（youcai.wang@gmail.com ）以及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海外）(cdposc@gmail.com ) 电邮的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邀请函，邀请我本人参加由您召集的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我们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海外）一些成员经过交换意见后商定，鉴于我们对海外的状况和我们对中国大陆的局势的了解，我们认为我们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海外）现在应该作为国内中国民主党在海外的信息渠道和窗口之一，我们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海外）现在尽我们所能做好我们自己能力范围内所能做的事情。我们按照自下而上的权力来源原则，尽可能努力做好我们的联络协调服务工作。
我们认为中国民主党发展的重心在中国大陆，我们实际上是为了支持中国大陆的中国民主党的活动，为中国大陆的中国民主党成员提供可能的资信和联络，以及给中国民主党在发展过程中的协调服务工作提供一个平台，并在可能的范围内起到广告宣传和支持声援的作用。当然，我们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海外）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在海外推广发展中国民主党的工作。
因此我们认为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海外）与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在功能性质的定位上有所不同。显然，我个人与我们的其他一些成员认真预祝你们的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顺利召开。
由于我本人感到我们之间确实在有些理念上存在差异，思路上也很不相同（我们主张中国民主党能用尽可能小的牺牲、代价换取尽可能大的国内、国际影响，这就是吴义龙等人提出的“公开、理性、非暴力、合法”作为行动准则的原因，当然后来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吴义龙等许多中国民主党同人现在还在监狱里煎熬。我个人感到内疚。并对中共专政顽固派表达愤怒。本来我们想努力推动使中国从一个传统冲突以暴易暴的社会、走向以宪政法治为主体、以选民选票选择代议制政务员和议会议员、作为公共事务的游戏规则的整个现代宪政民主理念的一整套价值体系为目标的这一活动进程）。
我们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将不在海外召开代表大会。但我们在一些时候会在海外召开如何有效地在中国大陆发展中国民主党的战略研究会以及如何在海外发展中国民主党的小型讨论会。
在可能的不远的未来，我们中的一些同人将在中国大陆，因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国内中国民主党同人一起尽可能参与中国民主党的地方和/或全国代表大会参与竞争选举中国民主党的将要提供的候选人，并由中国民主党提供的候选人介绍以这些候选人为主体的中国民主党的全国和/或地方的政策主张。
因此，鉴于此，为了你们这一次会议的顺利召开，以及其他原因，经过与我们的一些成员商量，我个人决定遥祝你们的这一次会议取得成功。
另外，我们这样做也便于中国民主党作为现代民主政党的网状特性得到体现。而且更为将来中国民主党在中国大陆的发展提供多个参照。另外这对中国民主党之间有时互相支持、有时互相公开讨论、辩论、争论提供舞台，也便于吸引公众的眼球，以及给以传统观念为主的中国社会有一个经常头脑风暴的机会，让中国公众看看中国民主党成员之间不会与中国以往的专制政党中国国民党特别是专政政党中国共产党一样以你死我活的方式开展政党内部成员之间的竞争，另外对于认识上的不同中国民主党的成员在安全性有一定保障的情况下要展开公开的讨论、辩论和争论，经常总结经验教训，让未来在中国能有多数选民支持中国民主党提出的各类候选人，并在可能的未来争取地方和全国执政。
显然，我本人与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的有些成员一样，预祝您召集的这次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得成功。
我们认为现代民主政党应该是自由主义的政党或者带有自由主义的性质，没有“叛党”一说，在遵守中国民主党的政党章程和一些基本行动原则的前提下，应该大力彰显政党成员的个性。所以我们希望您能多写文章阐述您的个人理念和您的发展中国民主党的方式主张以便我们能把握了解您的关注和精髓，并预祝您在今后中国民主党的发展过程中做出重要的、积极的、有效的贡献。
诚然，我本人虽然不参加这次会议，不参加签名登记，但我个人肯定会化一定时间了解这次会议的各方面情况，并通过观察、思考、学习来进一步判断我们之间的相似、相同；差异、不同之处。我个人常感知自己的弱小，但我还会不断努力希望能够对中国民主党的发展，对中国的宪政民主转型做出自己非常有限的贡献。
再次感谢您对我个人发出的邀请！
此致，
敬礼！
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义工联系人
中国宪政民主转型研究委员会委员
UIUC大学博士候选人
王有才
2007年5月23日
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召集人
关注中国中心主席
布朗大学资深研究员
徐文立先生：
感谢您给我个人（youcai.wang@gmail.com ）以及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海外）(cdposc@gmail.com ) 电邮的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邀请函，邀请我本人参加由您召集的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我们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海外）一些成员经过交换意见后商定，鉴于我们对海外的状况和我们对中国大陆的局势的了解，我们认为我们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海外）现在应该作为国内中国民主党在海外的信息渠道和窗口之一，我们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海外）现在尽我们所能做好我们自己能力范围内所能做的事情。我们按照自下而上的权力来源原则，尽可能努力做好我们的联络协调服务工作。
我们认为中国民主党发展的重心在中国大陆，我们实际上是为了支持中国大陆的中国民主党的活动，为中国大陆的中国民主党成员提供可能的资信和联络，以及给中国民主党在发展过程中的协调服务工作提供一个平台，并在可能的范围内起到广告宣传和支持声援的作用。当然，我们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海外）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在海外推广发展中国民主党的工作。
因此我们认为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海外）与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在功能性质的定位上有所不同。显然，我个人与我们的其他一些成员认真预祝你们的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顺利召开。
由于我本人感到我们之间确实在有些理念上存在差异，思路上也很不相同（我们主张中国民主党能用尽可能小的牺牲、代价换取尽可能大的国内、国际影响，这就是吴义龙等人提出的“公开、理性、非暴力、合法”作为行动准则的原因，当然后来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吴义龙等许多中国民主党同人现在还在监狱里煎熬。我个人感到内疚。并对中共专政顽固派表达愤怒。本来我们想努力推动使中国从一个传统冲突以暴易暴的社会、走向以宪政法治为主体、以选民选票选择代议制政务员和议会议员、作为公共事务的游戏规则的整个现代宪政民主理念的一整套价值体系为目标的这一活动进程）。
我们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将不在海外召开代表大会。但我们在一些时候会在海外召开如何有效地在中国大陆发展中国民主党的战略研究会以及如何在海外发展中国民主党的小型讨论会。
在可能的不远的未来，我们中的一些同人将在中国大陆，因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国内中国民主党同人一起尽可能参与中国民主党的地方和/或全国代表大会参与竞争选举中国民主党的将要提供的候选人，并由中国民主党提供的候选人介绍以这些候选人为主体的中国民主党的全国和/或地方的政策主张。
因此，鉴于此，为了你们这一次会议的顺利召开，以及其他原因，经过与我们的一些成员商量，我个人决定遥祝你们的这一次会议取得成功。
另外，我们这样做也便于中国民主党作为现代民主政党的网状特性得到体现。而且更为将来中国民主党在中国大陆的发展提供多个参照。另外这对中国民主党之间有时互相支持、有时互相公开讨论、辩论、争论提供舞台，也便于吸引公众的眼球，以及给以传统观念为主的中国社会有一个经常头脑风暴的机会，让中国公众看看中国民主党成员之间不会与中国以往的专制政党中国国民党特别是专政政党中国共产党一样以你死我活的方式开展政党内部成员之间的竞争，另外对于认识上的不同中国民主党的成员在安全性有一定保障的情况下要展开公开的讨论、辩论和争论，经常总结经验教训，让未来在中国能有多数选民支持中国民主党提出的各类候选人，并在可能的未来争取地方和全国执政。
显然，我本人与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的有些成员一样，预祝您召集的这次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得成功。
我们认为现代民主政党应该是自由主义的政党或者带有自由主义的性质，没有“叛党”一说，在遵守中国民主党的政党章程和一些基本行动原则的前提下，应该大力彰显政党成员的个性。所以我们希望您能多写文章阐述您的个人理念和您的发展中国民主党的方式主张以便我们能把握了解您的关注和精髓，并预祝您在今后中国民主党的发展过程中做出重要的、积极的、有效的贡献。
诚然，我本人虽然不参加这次会议，不参加签名登记，但我个人肯定会化一定时间了解这次会议的各方面情况，并通过观察、思考、学习来进一步判断我们之间的相似、相同；差异、不同之处。我个人常感知自己的弱小，但我还会不断努力希望能够对中国民主党的发展，对中国的宪政民主转型做出自己非常有限的贡献。
再次感谢您对我个人发出的邀请！
此致，
敬礼！
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义工联系人
中国宪政民主转型研究委员会委员
UIUC大学博士候选人
王有才
2007年5月23日
2007年5月7日星期一
王有才：回顾、思考和展望
王有才：也谈对《徐文立先生的补充说明》的断续思考（1）
（博讯2007年4月08日首发-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前些天我读了徐文立先生发表的一篇《对王希哲万年筹委会才是造成民主党今日困局的错误路线——反驳对民主党党部系统攻击的几点辩护提纲的补充说明》，我看到了余大郎先生（据说是胡安宁先生，我一直没有跟胡安宁先生打过交道，因为看起来徐水良先生与胡安宁先生有很大的矛盾，而徐水良先生是我的浙江富阳老乡，他因民主墙时期的事情在国内坐过很长时间的监狱，他出狱后，当年在国内时我们有一些交往，由于我们是一个县的老乡，加上都是要反对中共一党专制，都想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定，我当然对他有好感，他出国时来过我杭州的居家，而且他出国时我托上海浦东机场的我的一个朋友设法帮助他一下，由于我没有跟我的朋友细说徐水良先生的背景，因为我那时认为“反正徐水良是出国，应该不会有什么事”而有所疏忽，我那朋友想提供机场内的内部通道送徐水良先生上飞机，使得跟踪的警方（不知是公安还是国安）无法监控跟踪，于是，警方当时就冲过去粗暴地对待我的朋友，扯去我朋友的胸牌。后来我的朋友因此在单位里没有前途，所以就只有通过考试出国留学寻求出路，现在在澳大利亚攻读学位，我真的对不起我的那位朋友。由于我与徐水良先生的个人关系，加上我也没有找到他胡安宁，他胡安宁先生也没有来找我，因此我与胡安宁先生没有任何交往）的文字，今日又读了尹明的《对徐文立先生补充说明的思考》。
我因此也想说一下我的断续看法。
从徐文立先生的文字看他在1998年6月25日就有组党的准备，据我当时的了解情况可能是不确切的。因为他当时有中国反对派代表人物这一说（北京知道内情的人以后有可能会写出来），要求在美国总统克林顿去中国访问时会见美国总统克林顿。有所谓57人签名。我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是哪57个人。有北京和四川的朋友打电话来问我，说我的名字也在上面，我感到很惊讶。因为这些朋友带有调侃的说话语气，我也很不舒服。北京朋友告诉我说本来确实有这样的讨论，是为鲍彤、许良英、林牧、丁子霖等先生准备的，同时还加上江棋生、任畹町、徐文立等人的反对派群体代表。我当时只是说我不知道，我关注的是自下而上的方式，关注的是89年的学生群体和浙江方面的情况。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一回事。但是，我没有公开出来否认。
不过徐文立先生在帮助呼吁释放申请登记注册中国民主党的7.10事件的浙江同事方面与国内的任畹町、王培剑、毛国良、秦永敏、程凡、王文江等等国内的同人以及海外的王希哲、王炳章等人一样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直到8月30日警方将我从看守所的“逮捕”变成为在家“监视居住”，我个人没有得到徐文立先生想组党的资料内容。因此，对徐文立先生这一段时间的说法我在此存疑。在这一点上我与胡安宁先生、尹明先生的了解判断没有大的差异。
但是1998年徐文立先生到底是什么时候决定组党，我无法判断。我个人相信可能是在我1998年8月30日放出来之后，特别是谢万军、刘连军在山东被山东省民政厅有条件同意组党之后，我估计徐文立先生一直在考虑如何在中国民主党内成为领导人物。（关于徐文立与吴义龙之间的关系，吴义龙出来后可能会写出来的，现在也有一些人知道实情）。说实话，我个人对山东谢万军释放给与媒体的信息是怀疑的，这也是我当时跟浙江一些有很好工作的朋友说要往后退的原因。我当时与谢万军通电话时说“一个人能挑五十斤，就挑五十斤，千万不要挑二百斤，那是挑不动的。”.我不信中共当时会同意成立反对党。所以当山东谢万军跟海外媒体宣布山东民政厅在满足五个条件下同意注册时，我是置疑的，这也是我后来与浙江的几个热情推进的同事有一些分歧的原因，当时浙江的大多数朋友跟我的判断是相近或一致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后来很少出现在媒体上的原因，因为我的那些朋友已不再将我个人的事情提供给媒体。
如果，我后来不与王策见面，那我1998年可能就能避免判刑，像浙江的王东海、林辉、王培剑、程凡、陈树庆、周涛、余元洪、高烨矩等人以及北京的任畹町、赵昕、马少华（89年北高联常委，89那年我们共过事）、河北的翟伟民、安宁等人一样，98组党活动我就不重要了，因为如果中共专政顽固派不判我的话，国际媒体当然不会报道我。所以从这一点上说，我98年组党的重要是中共抓我、判我刑之后国际媒体报道的结果。当然如果警方在5月8日不放我回杭州，也像胡石根一样被判20年，由于我89年的背景以及我的一些朋友的呼吁可能我会比胡石根多一点名气。如果当年8月30日警方不放我回家，而是判我15年，也就没有98年中国民主党后来的继续。我大概在媒体上有一段时间可能被称谓“英雄”，或者被骂为没有头脑什么的。反正我必须为我的作为承担责任。
王有才：也谈对《徐文立先生的补充说明》的断续思考（2）
（博讯2007年4月12日首发-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我这个人很“怪”，当许多人说组党很危险，不能做时，我在王培剑等人的法律路线指导下从事登记注册的活动，以便以后再从理论上来阐释并迫使非法的中国共产党也接受法律的管辖。当时在去登记注册之前李锡安反对我这样做。后来等我1998年第二次被放出来后，特别是山东的情况发展，表面看起来形势很好，一些人要求快速推动，我确实不断地泼冷水。在杭州，一开始我们也只能“喝茶”，后来我个人化钱买了很多林达等人写的书（十多套）让朋友们看书，要大家边学习，思考再边活动、行动，虽然也有许多人支持我，特别是年纪轻的人如王培剑、程凡、林辉等，但当时79的王荣清、李锡安、朱虞夫等人又表示不解和疑义，因此没有形成决议。（在9月底杭州的曲院风菏的那次会议上陈立群、戚惠民等人是79年中支持我的主张的，王东海那次好像没有参加会议，当时周围有大量的便衣警察。）我来到美国后跟李锡安再次交换了我的看法。当谢万军说中共有条件同意注册，我打电话去置疑，而朱虞夫个人以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名义发了贺电，许多朋友因此让朱虞夫在我家做了检讨，一些朋友要求我开除朱虞夫，我当时说了中国民主党不是我个人的，另外不要介入海外的矛盾纠纷，当时我想一开始人数不多，要正面思考，多发展人，而且朱虞夫热情可嘉，但从后来看，这确实也带来了其他问题。反正，对中国事务的判断以及每个人的知识背景、经济基础、社会关系、理论水平等等决定了每个人认知的不同。我当然知道李锡安、朱虞夫等人的考虑和热心，但我个人一直认为中国很大，中国的事情很复杂。硬推是推不动的。
由于许良英、林牧等先生告诉我王炳章的中国民主正义党主张暴力，叫我不要与正义党的人搞在一起。加上山东陈增祥因参与中国民主正义党没有活动就被抓捕，而且徐水良跟我讲了一些海外正义党的情况，为了国内中国民主党的发展，再加上我个人主张非暴力活动，我本人后来在国内时与王炳章、王希哲就不发生关系了。
我个人1998年的其中的另一个个人错误决定是同意与王策见面。我当时认为王策是浙江温州人而且观点很温和，我认为问题不大。在我因11月2日跟逾越国境的王策见面后被转移“监视居坐”地点前，我与徐文立先生通过电话，我知道他公开的说法是叫国内组党的同事要“广交友、不（缓）结社”，体谅中共的难处，后来怎么就不与北京任畹町、赵昕、马少华等北京参与中国民主党登记注册的朋友商量，也不与其他许多省份的朋友同事商量就又筹备开全国代表大会，又成立津京党部，又有主席、副主席、秘书长等头衔呢？这些头衔是很危险的，也是与我个人对自下而上的现代民主政党的理解有别的。
我当时在看守所里从报纸和广播中知道中共判徐文立先生的消息，是与我同一天判的刑。第二天中共又判了秦永敏先生。但我不信中共的宣传。我不信所谓“自封主席”的说法。（后来我来美国后听徐文立先生说经过了选举，但显然不是民选。）当时我们浙江中我的许多朋友主要做好联络人的工作，而且主要是想通过参与已有的乡镇以及县一级的人大代表的选举来推动中国民主党的发展。以民选政治为突破口。不过，因为山东之后的发展（所谓中国山东民政厅的五条件之一就是提供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名单，由中共牵着脖子走），情况向其他方向跑。本来，中国民主党应该成为每个省、市、县、乡镇以及村的网路结构，具有开放性和发展型。每个省、市、县、乡镇都应该有一批人，每个层级都应该有大量的人。参与选举，讨论公共事务，提出政见主张和政策等，要有大批的人作为候选人参与各个社区的竞选，而不是少数几个主席、副主席说了算，应该不要主席、副主席这些头衔，一方面让中共专政顽固派较难找由头，另一方面更可以扩大更多的人加入，只要民众的参与和支持，以及参与每个地方的选举和公共事务。每个地方都要有一大批人。像美国的民主政党一样。退一步即使登记注册通过也最多应该是委员会制度，避免党权政治。避免一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当时浙江同人之间就这一点也有一些交锋。我们的想法是，只要中国民主党在中国大陆能够立足，中国就必然是民主制度和民主社会，因为假如中国民主党是网路结构的话，在中国民主党内就没有党权政治的可能，那样只有国家和地方各级机构的民选政治。
王有才：回顾、思考和展望（3）
（博讯2007年4月16日首发-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也谈对《徐文立先生的补充说明》的断续思考（3）
我们是要努力改变中共的一党专政的政治律法结构，同时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努力培养自由公民社会和建立多党竞争的宪政民主的法律政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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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承认，在1997年我知道要放魏京生的时候，我就知道会放王丹。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放王丹。（据说1989年后警方对我和王丹的处理方式是一样的。1989年王丹、郭海峰、我开始都是判4年，后来都是因美国的压力而提前释放，之后我们外出都一直有警察跟踪。我个人有点躲媒体，因为我有很多方面的顾虑，另外我的能力也不强（与我的一些顾虑也有关系），就像我刚来美国的当天在旧金山下飞机时，美国官员问我要不要见记者，有四十多家媒体在外面等着，我当时就婉言谢绝了，我们是从另一条通道走的，我当天在华盛顿也躲过了媒体，一直到罗德岛没有办法躲过媒体了，因为徐文立、王丹在那里接我。）其实，在1997年下半年我个人就准备顶替王丹将来出国后在国内空缺的坐牢的位子。我个人同时也想争取获得更大的影响力来推动中国宪政民主转型的活动。正因为如此，我个人尽量希望我们的其他朋友要注意风险。
至于1997年开始筹备组党，那是因为那时有很多其他原因，其中之一是因为中国文化复兴运动，俞心焦是主要人物，他1996年底来杭州跟我、王东海等人见面。他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许多女博士都佩服他五体投地。他是一个诗人，我看过他的诗歌爱好者，大量的他的诗歌爱好者。可以说对他顶礼膜拜，我看过这个场面。而且他称自己为中华复兴党的主席。
我虽然参与中国文化复兴运动，但我对他的很多组党的事没有兴趣，我想组建现代民主政党（受杰弗逊、麦迪逊、富兰克林等人的影响以及刘军宁、贺卫方、汪丁丁、林达、刘文涛等所编、所著或所译的书的影响）。不过中国文化复兴运动在浙江杭州的许多资料是我在我们东方通信上市公司打印复印的。我当时公司里的属下浙江大学毕业的徐香女士和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吴冰女士帮我打印了这些资料。清华大学毕业的杜水丽女士当时同意做我的英语翻译（后来她跟我说不想做了，她说政治太复杂了，她没有兴趣。）。她现在在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做工商管理（DBA）博士。我还给我们公司的许多同事发放了一些这方面的资料，并且还在社会上我的朋友圈发放了一些（江泽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俞心焦的中华复兴党有否关系我不得而知）。
我在浙江、杭州、富阳认识很多人。帮助推广中国文化复兴运动。但我对俞心焦的组党方式有异议，当时参与的人是很多的，主要是浙江大学和当时的杭州大学的教授、学生。还有一些如王培剑、吴义龙、周涛等的读书会、以及林辉、胡贤焕、李三石、陈健、高烨矩、陈蔚、王金萍等等朋友。同时我也邀请一些朋友去我家，我家客厅较大，有时能去二十多人，确实挤了一点。不过因为我家被警方特别监视，我不让他们谈激烈的话题。外省的有些朋友也在我家住过。
反正中国文化复兴运动是我个人决定辞职的重要原因，要放弃这样好的相对有前途的工作是痛苦的，我们的孔照元老总（现已退休）要求我继续保持这份工作，由单位给我配移动通信设备，平时不用去上班，只有有特别事情、特别会议才叫我去开会，我也婉言谢绝了，因为我知道我要做的事即使浙江也是无法对我保护的，我不想因为我而影响东方通信公司。
当然由于我91年底出狱后一直从事这方面的活动，在杭州的92－96期间主要是与王东海、陈龙德、傅国涌、毛国良、吴高兴等人以及陈树庆、徐光、高烨矩、陈蔚、方建移、赵旭明、高建松、黄海燕、许华、毛时法、王柏祥、庄德文、冯鉴等人经常讨论，我也认识一些私人老板和国有企业老总，以及他们的支持，因此我决定辞职，专职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所以，我做得非常温和而坚定，合法而谨慎，尽量避免判刑，而且我通过关系与中共体制内的一些开明官员交换过意见和看法。反正尽可能在坐牢之前扩大影响，因为坐牢是不可避免的。最后我还是第二次被判刑坐牢了。不过，我是早就做好准备的。
等到我被判刑并送往监狱之后，我的妻子可以来看我，我问过她有关徐文立先生的事情的情况，她告诉我说，她不知道。
我同她说，98年这么多人和地方的组党活动，浙江、山东、湖北、上海、北京、东北三省、四川、广东、河北、陕西、内蒙古、青海等等省份的这么多人努力最后变成他、我、秦永敏是最重要的，这是不对的。当然我承认，徐文立先生是领袖人物。
因为现在中国民主党不很成熟，像89年一样，所有的事情由媒体说了算，除非反对运动的组织成为很有力量、很有规则的组织，媒体跟着组织转，反对运动才会有独立性，反对运动才会有自己能够确定的前途，否则，一切由媒体说了算，而媒体由中共决定，中共的控制、判刑成为主导，而越激进越容易被判刑甚至判重刑，国内没有什么基础，而国际社会就会越关注，当然个人就会变的越重要，但是必须有丰富的与媒体打交道的经验、而且风险也是很大的，需要各方面的权衡。
实际上，在1998年的中国民主党的组党运动中浙江有许多重要人物，公开的如王东海、林辉、吴义龙、王培剑、祝正明、高烨矩、程凡、徐光、余元洪、胡贤焕、朱春华等人，以及6月25日之后的毛庆祥、朱虞夫、王荣清、陈树庆、李锡安等人。但我们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人在后面，他们不愿意承担坐牢风险，所以都默默无闻地帮助我们。一些人名现在也可以说出来，还有一些需要等中国宪政民主转型之后再说。我在国内时个人很少跟媒体打交道，都是其他人告诉媒体之后媒体报道或媒体来采访我。许多消息一部分是由他们告诉海外媒体的。在1991－1997年的许多事件，我也被跟踪、拘押等等，除了95年有人帮我们往海外传过信息外，当时的海外是不会知道我们在国内做什么的。
说得太多了。
王有才：回顾、思考和展望（4）
（博讯2007年4月19日转载）
――也谈对《徐文立先生的补充说明》的断续思考（4）
我们是要努力改变中共的一党专政的政治律法结构，同时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努力培养自由公民社会和建立多党竞争的宪政民主的法律政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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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3月4日，我在美国政府帮助下来到美国，美国国务院官员因为我与徐文立都是中国民主党的成员，安排我去徐文立那里。我感到既高兴又漠然，我很想见见徐文立先生。也想与他谈谈中国民主党。我在国内时因为各种原因没有与他见过面，我第一次出狱后见过北京的民运方面的彭嵘、李海、张林、邵江、王丹、刘念春、魏京生、江棋生、赵昕、郭海峰、郑旭光、李智英、蔡建（按时间循序）等等北京的民运方面有名的同人。
2004年三月四日在罗德岛机场我当时见到徐文立、王丹、谢中之、陈小平等人。其中只有王丹我们以前就熟识，无论在89年还是在第一次坐牢之后，我们都一起共事过。谢中之、陈小平给了我许多帮助。王丹对我了解美国和进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提供了帮助。徐文立先生对我第一个月在美国安顿提供了帮助。我的许多朋友对我去徐文立那里感到不解，但我认为我到徐文立先生那里作为来美国的第一站是很好的安排。我第一个星期问徐文立最主要的问题是：你认识中共内部支持或同情民主的人的层次是在哪一级，（政治局？中央？省？市？区或县？）因为我认为和平、理性、非暴力、合法的道路要与区分中共内部的矛盾和差异结合起来，否则中共如果铁板一块坚决走专制道路，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当然如果中共铁板一块，秘密、暴力的路也很难走通。有人可能会反问我，我认识哪一级，我确实不好公开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知道因为太多不可知因素，谁也不可能保护我。因此，我只能按法律筹备登记注册中国民主党的活动。
我没有问他宪政民主的理论问题。但我与他谈了中国民主党的发展问题。由于很多方面的差异，最后没有能一起共事，如果有必要以后也可以公开写出来。反正中国民主党的发展还需要时间。
有许多人指出98组党的各种问题。我虽然认为我是不那么重要的，但我因为中共专制顽固派对我与徐文立一样第一天的判刑以及媒体的报道，似乎我是重要的。由于我不能用我不是那么重要来推卸我参与的责任，我承认对这么多人被判刑有责任。但我也想为自己做点辩护。一方面，一开始，8月30日之前，浙江只有我一人可能判刑，那应该还好吧。至少产生了一些影响而且没有太大牺牲。等我8月30日被转移强制措施回到家之后，特别是山东情况的发展，我虽然想减速，主要想一步一个脚印，扩大国内社会基础和影响，防止泡沫化，而且也做过努力，但是确实有点难了，特别是11月2日见了王策之后，我被强制转移监视居住场所去了“浙江绿洲宾馆”的一间套房，每天6个穿着制服的武装警察看着我，不能离开了，也不能对外公开说话了。（当然能说话也没有用。）后来我就被判刑了。
另一方面，以浙江为例，在1992－1996年我们的公开活动中，陈龙德先生因为多次发起要求实现民主改革，呼吁释放魏京生、王丹而被劳教三年，并被毒打。傅国涌离开浙江去山西写资料发传单后被劳教三年，我为他们做过我个人的努力，当然因为是政治案件没有什么特别的作用。
当时王东海、毛国良、吴高兴、我以及其他一些人经常联系讨论，我们被跟踪，短时关押，毛国良经常被敲掉饭碗。在1998年组党之前，除了79的王东海以外，79年的陈立群、王荣清、朱虞夫、毛庆祥、李锡安等人几乎都没有参加我们的活动。王东海介绍过陈立群，说她能力很强，我一直希望王东海引见，但直到1997年我没有见过陈立群，没有成功。其他人我们也听王东海提过一些的，但没有机会与他们见面，只有李锡安在1997年之后，我在王东海家碰到过。
我不知道为什么98年6月25日后79年的人一下子就来了，后来据我了解，王荣清起了很大作用，至少毛庆祥是王荣清二次从宁波叫回杭州来的。毛庆祥是只做事情的人，编制《反对党》杂志，被判重刑。但外界知道他不多。他从来不喜欢与媒体打交道。今后如果中国民主党有出息，要好好推广他的事迹。不能想象，我与他居然一起合过影（我个人在国内不太喜欢合影，出国后我才知道合影很重要。）但我居然对他没有印象，可见他多么实在。祝正明是1998年听自由亚洲电台通过卢四清才打电话找到我的。然后他很快熟悉王培剑、吴义龙、程凡、陈树庆、林辉、王东海等其他人的，另外还有其他公开的人我没有时间介绍给他。
公开的人中，王东海是重要的，并不是因为他有很高理论水平，而是因为他经历了79民主墙，89民主运动，而且因89民主运动被判刑，之后一直与我们一起参与这方面的活动。他与这方面的人有许多关系，而且他的经验是丰富的。我们当时是想通过他与这些进程中的朋友建立关系，特别是陈龙德、毛国良、吴高兴、叶文相、傅权等等89年被判刑坐牢的当时不是大学生的群体。（当时坐牢的大学生群体我们与他们有比较多的交流和联系。）吴义龙当然重要，主要由他和王培剑等提出中国民主党的“公开、理性、非暴力、合法、和谐”五原则，我对和谐有异议，后来我们同意“公开、理性、非暴力（和平）、合法”四原则。祝正明是重要的。是他提出“中国民主党”这个名字，我们当时是准备用“中国自由正义党”的党名。而文稿是我们在原杭州大学校园内按中国自由正义党的原则说了个大概的内容，再由祝正明起草并通过我、王东海、林辉、吴义龙一起做修改的。我们此后通知了其他许多朋友。林辉是重要的。
在1992年－1996年，我记得傅国涌非常佩服汉密尔顿、而我佩服富兰克林、杰弗逊、麦迪逊、潘恩等人。华盛顿我们都佩服。说得这么多，我想说的是，在浙江98的组党活动扩大了在浙江参与民主运动的人数并且有可能逐步自治化，虽然这方面很难，但经过更长时间，可能会看出成果来。
吴义龙（吴义龙判得重是与徐文立争夺中国民主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话语权有关，当然吴义龙的活动能力是很大的）、毛庆祥（《在野党》刊物）、朱虞夫（秘书长）、祝正明（负责人）、徐光（第一个县级中国民主党筹委会）、我（据中共认为是始作蛹者）、聂敏之（已离世）、戚惠民（与奥运会有关）、单称峰（与奥运会有关）、陈树庆（在浙江组织与高知晟绝食的有关活动以及可能长期写文章并以中国民主党的名义有关）、张建红、池建伟、谭凯等人被判刑、劳教。其中谭凯是因为《绿色观察》，张建红、池建伟主要是因为法轮功方面而被判刑。严正学的情况刚判，我们今后可以分析一下严正学的案子。
我写了这么多被判刑或被关押的，他们是很重要的，但我认为一些没有被判刑的公开的人同样重要。我这样说就是为了今后组织的发展，不坐牢而能使组织发展的话，这些人就是重要的，因为他们要处理更复杂的问题。像我那样动不动就被抓被关，后来参与的事情很少，人被关在监狱里，虽然很痛苦，但除了反抗和忍受，不用动太多的脑子，应该算是不重要的。
中间加注：王荣清、吴义龙、祝正明、朱虞夫、单称峰、毛庆祥六人在吴义龙和单称峰居住的房子里（当时杭州东面的主要活动场所）由王荣清提议组成常务工作组，决定祝正明是负责人、吴义龙负责联络、朱虞夫秘书长、王荣清本人以及毛庆祥、单称峰没有头衔，当时我和我的其他许多朋友在国内时并不太清楚这一情况，虽然有几个人告诉过我这个情况，但因为我感到这很危险而没有介入，我也跟一些我的其他朋友说不要介入，后来我来到美国后据几个内情人所说是因为那时我被“监视居住”为我减轻压力而为，而且他们主要在杭州的城市东面，离我们杭州的城市西面很远的缘故。但我不认为当时是这个情形，真正的原因很多，一些原因我就不说了，至少与我的温和而坚定的主张不过瘾有关。
在我当时看来，在反对派这一方面，没有民众基础，有什么用？除了自由亚洲电台、美国之音、和BBC，海外媒体当时对真正改变国内作用非常有限，而自由亚洲电台、美国之音、和BBC倒是可以经年累月地给我们做免费广告，在国内时，我最喜欢自由亚洲电台，几乎每天听。我个人当时确实是受一些限制，但我也去一些大学和一些公司做一些中国民主党的宣传（市场推广），我们不告诉海外，难道海外能知道我们的事？我因为自己知道自己有个在未来中国的自由公民社会、宪政民主制度的梦想。因此，我个人对其他人采取的方式是：第一，首先是信任，第二，还是信任，第三，还是信任，最后才是存疑。否则如果首先怀疑，我们就不要做任何事了。“公开、理性、非暴力、合法”原则。我通常对存疑的人提出的建议会更认真谨慎地思考。我认为在那时即便是现在，没有民选基础的虚的头衔是危险的，结果也是如我所预测。当然，我们都是没有经验，只有慢慢探索吧。
我个人其实是喜欢朱虞夫的闯劲的，有点像关羽，不过，一件事情确实有二个方面，我跟他电话里说，最好不要参加倪育贤、王军等人的组织，还是参加徐文立的中国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吧。以后中国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与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还是有可能在一起工作的。徐光批评我说，朱虞夫是一员闯将。我说，徐光，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国内）由你们国内的同人决定国内的事情。我们海外的不介入。
王有才：回顾、思考和展望（5）
（博讯2007年4月23日转载）
――也谈对《徐文立先生的补充说明》的断续思考（5）
所谓宪政民主的法律政治体系是说明我们确实关注公共权力的来源在于公民权利的让渡，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明白我们不是为了追求公共权力，而是为了追求实现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平衡和监督、确保权力分立原理在中国的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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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徐文立的差别不仅因为（1）他是主席、而我是联系人、义工。（我们一些朋友自我定位为中国宪政民主转型的新型道路的探索者和开拓者，现代民主政党的实践者，以宪政法治为推动框架，以民选政治为着眼点；而不愿走中国传统过去的以暴易暴的重复者，不愿做专制政党的跟班或者头领，反对皇权或党权的专制结构或者它的一条绳上的另一只蚱蜢――造反。）
（2）他参与79民主墙，我参与89民运。（3）他是领袖，是主席，我是平民，只是89学生民主运动因为北大自治会和北高联在戒严后想把学生从广场上撤下来才被被动推选为北高联秘书长，从此主动和被动地走入坎坷人士。
（4）他比我大24岁。（5）他之前是高中生，我之前是北大研究生。（6）他坐牢16年，我坐牢8年。（7）他现在是教授，我现在是学生。（8）他来海外参加组建中国民主政党联盟，中国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等等活动，一开始与倪育贤合作，后来又大批倪育贤；而我因国内同人要求参与组建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并且是在我的意见没有被采纳的情况下我作为的。
（9）他说共产党没登记注册，我们为什么要登记注册。而我认为我们参与登记注册，以便凸现共产党的非法性。我们的目的难道不是为了控制、制约、平衡公共权力，以便限制公共权力作恶，以便促使公共权力为公众提供公众认可的公共服务吗？另外，我们为什么要学共产党？（10）他认为98组党成功，坐牢的人是必要的牺牲。他认为我们现在不要总结经验教训，由将来的历史学家来做。而我认为98组党没有成功，代价太大。现在需要总结经验教训，使得今后中国民主党的发展尽可能用较少的代价获得较大的影响甚至更好地发展。（11）组织结构是他与我分歧的一个重要因素。他更像政治人物，我更像学者。我特别喜欢学习富兰克林、杰弗逊、麦迪逊。（12）他政治实践能力比我强多了，我法政理论水平比他要强。（13）等等。
因此我与他不在一个档次上。本来应该是互补的，但是可能我能力太差，或者我心胸太窄，没有成功。为了中国民主党，在我来美国后，特别是我离开罗德岛之后，我们之间几乎所有的电话都是我给他打去的。我也从别的渠道收到一些他对我的评论。二人相差太大，我实在缺乏能力沟通和协调。
很明显，我们看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特别是中国民主党是以在中国大陆的存在为前提的。如果中国大陆一万年不能有反对党，那在中国大陆可能只有一万年筹备。虽然有朋友说“万年筹委会和短时党部”，但我相信中国现代民主政党不用一万年筹备，但再需要过一些年还是有可能的。至于党部1998年11月9日成立，被中共专制顽固派的代表李鹏首先占了中共当时镇压中国民主党的话语权，结果受损惨重。因此，我们都经验不足，需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在此，我不想谈海外的情形。
我相信徐文立先生是知道中共迟早要镇压中国民主党的。而且我相信徐文立先生知道中共会特别提前释放一二个中国民主党的名人。为什么？因为，我事先就想到了。徐文立先生的能力应该比我强。
但是，我来到美国后，我问了许多人，他们认为徐文立当时可能认为实质组党没有问题，是错误估计形势了。其他一些人也这样说。难道我把他想得太有水平了？今天徐文立先生的补充说明说明我在监狱时对他的判断是对的。他应该有这个领袖能力。但是我个人不喜欢这样的方式。
还有一点我还是想说一说，在98登记注册政党前我一个人打印校对印刷许多资料（3000多份资料）后来在王培剑、程凡等人帮助下装订这些资料后，朱虞夫要了些资料去，我没有想到他会到街上去散发，他真的很勇敢。本来我们是想通过朋友分发的，像中国文化复兴运动一样做。同时特别是要将这些资料寄给浙江的中共的各级官员和一些机关单位的。我们当时有了一本浙江各级官员从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到各个市以及各个县的所有常委的家庭地址，电话，邮编等信息。我们本来打算寄给他们每个个人。我们将资料放到省军区官员的信箱里。但后来因为朱虞夫上街发传单被抓而把重心有所转移了，到了7.09晚，我们被抓，成了后来的7.10事件，这本浙江官员录也被收缴。
我在这次“明尼苏达会议”期间跟中国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的秘书长汪珉说：我鄙视黑箱操作、鄙视权谋，我喜欢民主政治、喜欢民选政治、喜欢公开政治、中国传统的那一套厚黑权谋的专制皇权政治要抛弃掉。我们都了解知道中国的历史，我们有这个传统血液，一点就通，平常人都是看得出来的。我们要民选政治，而不是党权政治。
毛泽东的阴魂毛主席以及造反是中国一些人抹不去的！
山大王、乱。
王有才：回顾、思考和展望（6）
（博讯2007年4月29日转载）
――也谈对《徐文立先生的补充说明》的断续思考（6）
所谓宪政民主的法律政治体系是说明我们确实关注公共权力的来源在于公民权利的让渡，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明白我们不是为了追求公共权力，而是为了追求实现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平衡和监督、确保权力分立原理在中国的实行。（博讯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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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筹备现代政党？
一盘散沙的民间社会没有力量，但当时以及现阶段又不可能公开实质组党，即使筹备也有风险，但筹备确实有话语权。另外，筹备实质上表示有一批人在努力，可以通过国际媒体做广告，可以团结和凝聚人，起到与实质组建政党同样的作用。另外申请注册登记也很重要，申请可以筹备，否则边申请边筹备，这可叫民间话语权。话语权是重要的，尽管面对强权专制很多时候话语权没有用。但是我们也知道面对强权专制，推广法治、民主、宪政很多时候也没有用，我们不是还是在不断地写和不断地说吗？如果我还在国内并且在监狱之外，在社会上，我会更加谨慎地去做这一注册登记筹备活动。
中国最后应该是走向民治政府。但是，我们等着突变还是渐变、演进？当然渐变、演进是最好的，但渐变、演进要我们动脑筋、想办法来逐步推动，既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也要不断努力，探索和尝试可能较好的出路。最好的结果是通过制定明确的法律和程序逐步提升自由而公正的直接选举，以台湾为师实现宪政民主的平稳转型。不要变成苏联的突变，更不要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常态以暴易暴的改朝换代，没有意义，只有百姓的苦难。
关于79民主墙和89民运哪个重要，这是没有办法比较的。我个人一直对79民主墙坐牢的人都是心存敬意的。为什么一定要加以区分呢？我们在1998年可是考虑了79民主墙（王东海）、89民运（王有才）以及后来更年轻的人（林辉），本来我是不想区分的。但既然有人要区分，我也想陈述我的想法。我因为89民运的原因而坐牢，参与了北大筹委会、北大自治会以及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会，当然认识89民运的人很多，特别是浙江之外省份的许多学生。我想说的是，有一点很清楚，89年每个省每个市每个大学都可能有一批人，虽然，当时大家都还年轻，但肯定有很多人会成熟起来。这些已有的关系对中国社会将来宪政民主转型进程非常重要。
与海外一样，由于89参与者主要为大学生，有学历背景，再加上当时学生（与武器无关的同学）相对判刑以北京为例在4年以下（我、王丹、郭海峰判刑4年。）刘刚当时已不是学生被判6年。与79年基本都是被判十年以上不可同日而语。受教育水平和社会关系也是相差很大。因此，89年大多数学生因为有好的教育背景在中国当下生活都还不错，在浙江有千万以上资产的也有一些人存在。他们当然要规避风险，理所当然。但是，一旦条件许可，89这一批人和更年轻的一代人能完成中国的宪政民主转型。这是没有任何疑义的。
在1998年组党中情况很明显，当时一开始浙江有许多89年的学生参与其中，也有更年轻的人，他们不愿意冒太大的风险。很多人在后面支持，而他们是不可能在海外媒体上公开的，后来79的人即使在浙江也冲得比较前面，北京也是如此，就连海外也是如此。但是历史是有其自身的一些可能性的。为什么？因为89年的这些人很多生活已经较好，要考虑更多的可能性和安全性了。我个人虽然有承担风险的准备，但我也是尽量减少风险的。否则，我为什么在7月10日之前叫浙江的朋友来杭州喝茶而不是开会？
如果我们展望一下未来，再过12－15年情况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但是我们现在要开始准备，搭一个初步的框架，通过这样的努力可能使得中国能实现平稳的宪政民主转型。最好能通过我们的努力使得中国的宪政民主转型更好一些、更快一些。否则过去了也就过去了。因为中共也在不断地发展人，物色人。不过，我们也要明白自由民主的社会确实是有感召力和前途的。我个人认为，如果没有意外，胡温时期是逐步积累期、后胡温时期的十年是促使变化和变化转型期，再之后的五年至十年是转型进程和转型完成期，之后是宪政民主制度的建设发展期。当然经过我们的努力可以促使它更快更早到来。所以，我们今天还要努力，不能只是等待。而且有时历史也是无情的。
1998年国内组党活动89年的北高联常委参与的有马少华（北京，89年中国人民大学）、翟伟民（河北，89年北京经济学院东郊九所院校）、安宁（河北、89年北京大学）、杨涛（广东，89年北京大学）、马少方（广东、89年北京电影学院）、还有我（浙江、89年北京大学），本来我们还想郑旭光（陕西，89年北京航天航空大学）、王正云（云南、89年中国民族学院）、王志新（山西、89年中国政法大学）等人也参与进来。后来情况发生变化。杨涛（原89北大自治会主席、北高联常委、5.28全球华人（撤离广场）大游行总指挥）和我在98年的组党活动中再次被判了刑。当时，郭海峰已被用其他“罪名”第二次判刑，张铭在办企业我个人没有跟他联系，后来他也因所谓经济原因被判刑。当然还有更多的北京和其他地方的89年参加民主运动的学生和其他各方面的同人参与或准备参与组党活动。
我们90年代初期（93年初）讨论时大致认为中国的现代民主转型需要30年。虽然参与讨论的一些人现在已经各奔东西，只有3－5人还在所谓民运圈内。但是，我们又来了更多的新人。
我们现在都是小小船，我们志向相同的人联合起来应该能成大船。一旦条件和时机成熟，还会开来许多大船、舰队、甚至航空母舰。我们要有心里承受能力，我们也要准备支持这些更有希望的与我们梦想相同的力量。当然，我们也应有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的梦想没有熄灭。89年那时我个人知道得不是很多，96年之后我个人逐渐知道明白在中国建立宪政民主制度、实现自由公民社会是我的梦想。
如果说86年－89年的学生运动时，我们是年轻的学生，一腔热血。一时兴起。93－95年湖南、湖北的朋友来杭州叫我去领导当地的工人运动即刘少奇路线被我婉言谢绝了。我甚至都没有介绍他们认识杭州的朋友。但到96－98年我们已经能够而且应该可以有很多的选择了，也应该有许多思考了。我们做出选择走法律路线的登记注册而准备成立现代民主政党这样一条路。到了08－09年我们不是应该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了吗？我们还应该思考准备18－19年我们能做什么；27－29年我们和年轻一代会做什么；还有更长久的未来。
王有才：回顾、思考和展望（9）
（博讯2007年5月04日首发-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因技术、细节以及其他原因，回顾、思考和展望（7）、（8）暂时不发表。
有关内容涉及：中国民主党中的违背民主原则的事项，一些中共开明人士如何看待中国民主党，中国民主党应大力提倡牺牲还是尽可能避免牺牲与“公开、理性、非暴力、合法”原则之间的逻辑关系，如何总结中国民主党的过去，如何开拓中国民主党的未来。
关于中共有关的“保一方平安”政治政策和中共中央的直接控制。
为什么我因为1998年组党在1998年5月8日和1998年8月30日被北京、浙江俩次释放？现在中共浙江的省委书记已换了四届，从李泽民、张德江、习近平、到现在的赵祝洪。请看看温克坚的《中共中央和中共地方》。
我们中国民主党在中国从事宪政民主转型活动必须分析、研究、了解、认识、以及穿梭中国共产党。中共派了许多特工进入我们的队伍，我们中国民主党也要派自己的成员进入中共的队伍，至少浙江有些人还是经我们同意参加了中共并进入了有关重要单位的机要部门，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策反，而是为了在可能的突然转型的关键时候起到平衡的作用。如果是平稳转型，他们的作用有限。
当然，我个人对此事也有疑问，这些同人是不是会因为在“官位”呆久了，而由于民主运动一直没有大的起色，而改换观念呢？答案要在以后的宪政民主转型过程中才能知道。
我想说得是，我在这篇文章中说自己不重要不是为了推卸责任，而是说出实情。如果中共中没有对宪政民主转型的同情者和支持者，我想98组党活动一开始在97年6月份之前就可以破获了。俞心焦与我们的活动很难说不在中共警方的眼皮底下，完全可能按95 贵州模式处理，在俞心焦和我们的活动中其中还有几个贵州的人。
另外在98年的7.10事件中可是铁板钉钉，组建反对党。当然，我们要求登记注册确实是一个留有空间的、双方可以“下棋”的选择。但是，我们不是说中共是比专制政党还严重的专政政党吗？对于1998年8月30日浙江包括我在内的全部中国民主党参与人员都被释放，我相信几乎所有人都是想不到的！怎么回事？什么背景？是因为民运人士长期努力的结果？可能是的，但我们现在不是努力了更长时间了吗？到底什么原因？当时只要少抓几个人而不要逐渐放我们而是一开始判哪怕其中一个人10年以上重刑，不可能有中国民主党98年之后的发展。
后来浙江说来自北京的巨大压力使得浙江判了很多的浙江的中国民主党的同人，但是现在的浙江省委书记从李泽民到赵祝洪已换了四人，情况已经很不相同了。我个人可以说张德江是因为中国民主党的事情从吉林调到浙江来替代李泽民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他来浙江后自己直接带公安厅长一批人去浙江省公安厅看守所视察工作了。在我再次被送往浙江省公安厅看守所时浙江省公安厅6处处长（现已退休）明确告诉我这个情况。希望有兴趣的人了解中共中央和中共地方的道理，希望有兴趣的人了解此一时彼一时的道理，总的来说中国已经与毛时期有很大不同了。
98中国民主党事件中我作为公开出面的其中一个人只是他人手里的棋子，如果运用的好的话对中国的民主进程会有很大促进，否则只是时间进程中的一个插曲。另外在出面的人中我个人是愿意做这个不重要的棋子的，为什么其他人在俩周内都释放了，而我要被逮捕？我真有这么重要？为什么8月30日海外开始没有什么声音了，我却被更换强制措施被从省公安厅看守所回到自己的居家了？我真有这么重要或不重要吗？不是的！
我在事先就知道我是要坐牢的，而我是有心里准备的。我有点对不起吴义龙，是我同意吴义龙跟国安接触的，而其中的国安告诉吴义龙较好的信息，使得吴义龙更加相信中共中有人不反对发展反对党了。这是不是吴义龙作为当时杭州大学的研究生往全国各地跑了几趟的原因有待考证。他个人真的不简单，但是，当时警方对他的活动难道不知道？确实这些国安或者公安人员只是接受命令而已，一旦情况发生变化，一旦中共专政顽固派占上风，上面的决定一旦改变，我们更加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了。当然吴义龙也是知道自己的命运的（见他的文章）。
中共专制顽固派代表李鹏在1998年十一月中旬对德国镜报记者出面所说的“零容忍”以及江泽民的公开支持，导致镇压变成主导。朱鎔基等人在处理中国民主党的事件上没有了“所谓他们要合法登记我们就跟他们周旋”的话语权，我不知道是否确切，一切不能正式公开的信息我们存疑，不能作为史料。当时，朱鎔基作为总理负责具体工作，李鹏是人大委员长已不负责具体工作。要李鹏出来公开说什么？
另外在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镇压中国民主党的二天会议期间，朱鎔基第一天就去海南考察农业去了。当然这不是说当时中共中只有朱鎔基一个人对民主有同情。朱鎔基在一次他任总理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他不懂政治。像他这样性格刚强、学养丰富、智力敏锐而且了解几乎所有信息在总理高位的人都说了这样的话。我个人算什么？我想当公民还没有得当呢！？我当时读了这个报道是漠然而戚楚的。我相信他说的是实情，政治太复杂了。我个人事先确实没有想到98组党会走这个路径。
所以，我个人接受一些朋友对我的严厉批评。对有这么多人因中国民主党事件而坐牢我痛苦内疚。我们公开、理性、非暴力、合法的原则就是为了尽可能避免牺牲，尽可能避免坐牢，实在没有办法也要尽可能补救，比如严正学的案子，让可能参与中国民主党的人尽可能安全，少坐牢，甚至不坐牢，因为我们将来不能内部分配权力，不能打江山座江山。我们要民选政治。我们要民有、民享、民主的政治。
正如唐元隽在明尼苏达会议期间说东北的警察公开告诉他们，只要不再做，就既往不咎，与98年之前的其他反对运动不同。特别是1998年十一月之前的处理方式确实是别样的。与后来的新青年学会更是不同。因为中共方面上层一开始的可能放松是有关系的。
当然海外到底是什么情况，“有没有太上皇”，我更加不知道。反正后来中共中的专政顽固派占了镇压中国民主党的话语权和行使力。所以我们知道是有很多特务，但哪有这么多特务呢？事实上，每次事件中，例如89民运，98中国民主党等等，中共一直有专政顽固派、中间派、同情或支持民主人权等的多个部分，轮到对我们有利的机会不多，我们的每一个行动会引起中共中的谱系争斗，甚至有些个人的立场都会随着我们方面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如何让对我们有利的人对事务发展有影响力甚至掌控权，是我们民主运动要成功面临的最大挑战。当下中国社会政府掌握巨大资源，民间资源有限。
举一个不确当的比喻，警方不让游行，但又没有理由，为了阻止游行的进行，警方可能会派特务来游行队伍捣乱，然后取缔游行。当然也有可能是我方人士，不一定是特务，因为意见不一而发生争斗，相当于“捣乱”，对事务发展产生危害。因此有人根据一些日常经验怀疑他人是特务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事实上，不一定是特务干的，因为我方人士想法不同而产生不同的行动，有时起到了特务起不到的效果。这个主要在民主运动发展比较有利时发生。
至于平时的讨论、辩论应该有利于总结经验教训。为下一次可能的机会打好一定的基础。不过重复过去的同样错误是经常发生的，这涉及到人性中一些复杂的部分。所以，我们不能搞黑箱操作，不能搞厚黑权谋。如果对公共服务感兴趣，大家都要按法律规则民主程序来并由选民选举决定。这就是宪政民主制度的好处。
王有才：回顾、思考和展望（10）
（博讯2007年5月07日转载）
怎样使得中共中的同情支持民主人权的人士能有话语权？当然这要以中共中有当权的同情和支持宪政民主转型的人的存在为前提的。至于现在在中共顶层有没有这样的人，我个人没有看出来，我人在海外，因此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国内关系。中国的变化要靠国内的情况决定，我个人在海外没有什么特别价值。也就是当当义工，写写文章，要当不重要的棋子都是没有价值的。我想，如果国际社会和中国社会发生变化，加之民间有大的压力，中国的政治制度也是会发生变迁的。大家努力吧。
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是在自己以及他周围的一批人有民主愿望并在西方世界的推动下在国内多数民众的支持下实现的。中国会怎么样？
我们再来回忆一下79民主墙时期的邓小平与华国锋之间的矛盾的关系，89学生民主运动中赵紫阳谱系和李鹏派系之间的关系，98年中国民主党时中共高层之间的关系，以及最近几年维权运动时胡锦涛和江泽民等之间的关系等等，我们应该有所思考。当然中国现在情况与以前确实是有所不同了，不可简单地做比较。89年和98年我是亲历者，我个人也有一些发言权。
由于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了，自己个人的能力有限。我害怕别人称呼我为“什么”领袖，中共一通缉、一判刑我就成了领袖？我个人是不这样认为的。我们不能随中共专政顽固派的指挥棒跑，要把中国的人权状况和中国的民主运动加以分析，要了解他们之间的异同之处。88－89年在我接触的学生特别是北大学生当中我个人感受杨通学和谢健相当于是我的领导，但他们没有权力逼我，在许多场合，他们有说服力可以直接影响我。当时杨涛等人跟我交流需要长话短说时，他们会告诉我这是谢健他们的提议。但他们是不是领袖我不知道，不过我从他们那儿学了不少能力，即使现在我参与了这么多活动，我相信在这方面的能力上也可能不及他们，因为我相信人在不同方面有着不同的天赋，他们的实际年龄比我小。与他们相比较，我当然只能算干具体事务性工作的。如果一定要说领袖，他们可能算领袖。但他们没有被公开通缉，除了当时的一些参与者，外界谁知道他们？我当然对他们也有不满，他们为什么自己不出面任重要的职务？因此，我只是在一些关键的历史际遇参与或组织了一些我个人愿意参与的活动而已，当然，我平时也在不断地做一些有效或无效的联系、说服等工作罢了。而且，我在海外期间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作用，也只能做一些隔山打牛的事情。此外，我只是一个平民想争取和实践公民权利。
台湾是在蒋经国决定放弃镇压才有反对党的公开存在的。苏联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等苏共政治局委员决定变革其体制才发生的。当然在这些发生之前各国各地的民众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中国怎么办？共产党分成俩半？由谁说了算？而且现在可能性很小，可控性也很小。什么时候会出现这样的人，怎样才能促使出现这样的人？中国会不会走这条路？中国能不能走这条路？中国应不应该走这条路？这些都是值得研究讨论的。
我个人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中国大陆能走台湾当时转型的方式和途径。虽然作为专政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跟当时作为专制政党的中国国民党是有很大不同的。大陆与台湾无论从地域、人口、历史经验等方面也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些负量与现在科技通讯的发达以及世界潮流的影响的正量相加，加之中共威权力量的衰变，虽然可能确实还要更长的一些时间，我们也应该看到希望和动力。通常情况下，在经济、社会继续发展，公众生活水平总体上升的条件下，在保障社会稳定的前提下，中国大陆极大多数人都是赞同中国向宪政民主社会转型的。但是，我们有足够的说服力了吗？
我们还是要看出维权行动和民主运动之间的异同，我们当然要坚定地支持维权，但是我们也要明白民主运动要考虑多赢的局面。现阶段在没有明显可能性的情况下，我想我们还是要在社会上通过长期努力、有勇有谋、积累成长。通过朋友、同学、同事、同乡、战友、亲戚等多个渠道艰难生长出有制约力和竞争力的反对党并通过提升自由公正直接选举才有可能在中国实现平稳的宪政民主转型。我个人希望中国民主党是其中的一个候选人。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
一旦专政顽固派掌权，我们也要有好的应对方法。如果一旦同情民主甚至支持民主派在中共中有主导力，我们要灵活，甚至特别是方法上的有效支持。不能犯过去同样的失误以及错误。
如果可能，中国民主党必须建成现代民主政党。以自下而上的原则为前提，公共权力的来源必须来自个人权利的让渡。无论召开不召开全国代表大会，都不能成为专制政党的理由。不能出现经过所谓几个人或几十个人就选出主席、副主席等所谓职位而发号司令。即使开过所谓全国代表大会，也不能改变自下而上的权力来源的原则，更不能成为专制政党的理由。中国民主党的成员只有被公众选民的多数选举为政务员或议会议员，才可能行使被法律明确授予的确定的公共权力。中国民主党要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网路结构，在相互沟通联系和支持的基础上，各省、市、县、乡（镇）应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开展活动，参与维权扩大社会基础。各地应在考虑安全性和风险性的前提下不断发展成员并尽可能参加和参与已有的选举活动，积累经验。同时又相互联合要求提升直接的自由选举层次，【乡（镇）长和县（市）长直选以及人大代表或议员的省市一级进行分选区直选，至少尽可能先在法律上获得这个权利】，走演进道路，推动政治体制变革。现代民主政党以选举为依托而生存发展，它是提供政策建议，和推举竞选候选人的有效沟通平台。只有被选民选任，它的成员才能发挥公共政治运作的作用。他们才能被认为是该政党的主要领导人。所以参与维权、推动选举层次提升、参与实质选举活动以及推动公民不合作运动提醒公民的选举权利是中国民主党发展成员的重要途径和场所。
全文完。
中国宪政民主转型研究（www.ccdtr.org）提供
（博讯2007年4月08日首发-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前些天我读了徐文立先生发表的一篇《对王希哲万年筹委会才是造成民主党今日困局的错误路线——反驳对民主党党部系统攻击的几点辩护提纲的补充说明》，我看到了余大郎先生（据说是胡安宁先生，我一直没有跟胡安宁先生打过交道，因为看起来徐水良先生与胡安宁先生有很大的矛盾，而徐水良先生是我的浙江富阳老乡，他因民主墙时期的事情在国内坐过很长时间的监狱，他出狱后，当年在国内时我们有一些交往，由于我们是一个县的老乡，加上都是要反对中共一党专制，都想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定，我当然对他有好感，他出国时来过我杭州的居家，而且他出国时我托上海浦东机场的我的一个朋友设法帮助他一下，由于我没有跟我的朋友细说徐水良先生的背景，因为我那时认为“反正徐水良是出国，应该不会有什么事”而有所疏忽，我那朋友想提供机场内的内部通道送徐水良先生上飞机，使得跟踪的警方（不知是公安还是国安）无法监控跟踪，于是，警方当时就冲过去粗暴地对待我的朋友，扯去我朋友的胸牌。后来我的朋友因此在单位里没有前途，所以就只有通过考试出国留学寻求出路，现在在澳大利亚攻读学位，我真的对不起我的那位朋友。由于我与徐水良先生的个人关系，加上我也没有找到他胡安宁，他胡安宁先生也没有来找我，因此我与胡安宁先生没有任何交往）的文字，今日又读了尹明的《对徐文立先生补充说明的思考》。
我因此也想说一下我的断续看法。
从徐文立先生的文字看他在1998年6月25日就有组党的准备，据我当时的了解情况可能是不确切的。因为他当时有中国反对派代表人物这一说（北京知道内情的人以后有可能会写出来），要求在美国总统克林顿去中国访问时会见美国总统克林顿。有所谓57人签名。我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是哪57个人。有北京和四川的朋友打电话来问我，说我的名字也在上面，我感到很惊讶。因为这些朋友带有调侃的说话语气，我也很不舒服。北京朋友告诉我说本来确实有这样的讨论，是为鲍彤、许良英、林牧、丁子霖等先生准备的，同时还加上江棋生、任畹町、徐文立等人的反对派群体代表。我当时只是说我不知道，我关注的是自下而上的方式，关注的是89年的学生群体和浙江方面的情况。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一回事。但是，我没有公开出来否认。
不过徐文立先生在帮助呼吁释放申请登记注册中国民主党的7.10事件的浙江同事方面与国内的任畹町、王培剑、毛国良、秦永敏、程凡、王文江等等国内的同人以及海外的王希哲、王炳章等人一样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直到8月30日警方将我从看守所的“逮捕”变成为在家“监视居住”，我个人没有得到徐文立先生想组党的资料内容。因此，对徐文立先生这一段时间的说法我在此存疑。在这一点上我与胡安宁先生、尹明先生的了解判断没有大的差异。
但是1998年徐文立先生到底是什么时候决定组党，我无法判断。我个人相信可能是在我1998年8月30日放出来之后，特别是谢万军、刘连军在山东被山东省民政厅有条件同意组党之后，我估计徐文立先生一直在考虑如何在中国民主党内成为领导人物。（关于徐文立与吴义龙之间的关系，吴义龙出来后可能会写出来的，现在也有一些人知道实情）。说实话，我个人对山东谢万军释放给与媒体的信息是怀疑的，这也是我当时跟浙江一些有很好工作的朋友说要往后退的原因。我当时与谢万军通电话时说“一个人能挑五十斤，就挑五十斤，千万不要挑二百斤，那是挑不动的。”.我不信中共当时会同意成立反对党。所以当山东谢万军跟海外媒体宣布山东民政厅在满足五个条件下同意注册时，我是置疑的，这也是我后来与浙江的几个热情推进的同事有一些分歧的原因，当时浙江的大多数朋友跟我的判断是相近或一致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后来很少出现在媒体上的原因，因为我的那些朋友已不再将我个人的事情提供给媒体。
如果，我后来不与王策见面，那我1998年可能就能避免判刑，像浙江的王东海、林辉、王培剑、程凡、陈树庆、周涛、余元洪、高烨矩等人以及北京的任畹町、赵昕、马少华（89年北高联常委，89那年我们共过事）、河北的翟伟民、安宁等人一样，98组党活动我就不重要了，因为如果中共专政顽固派不判我的话，国际媒体当然不会报道我。所以从这一点上说，我98年组党的重要是中共抓我、判我刑之后国际媒体报道的结果。当然如果警方在5月8日不放我回杭州，也像胡石根一样被判20年，由于我89年的背景以及我的一些朋友的呼吁可能我会比胡石根多一点名气。如果当年8月30日警方不放我回家，而是判我15年，也就没有98年中国民主党后来的继续。我大概在媒体上有一段时间可能被称谓“英雄”，或者被骂为没有头脑什么的。反正我必须为我的作为承担责任。
王有才：也谈对《徐文立先生的补充说明》的断续思考（2）
（博讯2007年4月12日首发-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我这个人很“怪”，当许多人说组党很危险，不能做时，我在王培剑等人的法律路线指导下从事登记注册的活动，以便以后再从理论上来阐释并迫使非法的中国共产党也接受法律的管辖。当时在去登记注册之前李锡安反对我这样做。后来等我1998年第二次被放出来后，特别是山东的情况发展，表面看起来形势很好，一些人要求快速推动，我确实不断地泼冷水。在杭州，一开始我们也只能“喝茶”，后来我个人化钱买了很多林达等人写的书（十多套）让朋友们看书，要大家边学习，思考再边活动、行动，虽然也有许多人支持我，特别是年纪轻的人如王培剑、程凡、林辉等，但当时79的王荣清、李锡安、朱虞夫等人又表示不解和疑义，因此没有形成决议。（在9月底杭州的曲院风菏的那次会议上陈立群、戚惠民等人是79年中支持我的主张的，王东海那次好像没有参加会议，当时周围有大量的便衣警察。）我来到美国后跟李锡安再次交换了我的看法。当谢万军说中共有条件同意注册，我打电话去置疑，而朱虞夫个人以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名义发了贺电，许多朋友因此让朱虞夫在我家做了检讨，一些朋友要求我开除朱虞夫，我当时说了中国民主党不是我个人的，另外不要介入海外的矛盾纠纷，当时我想一开始人数不多，要正面思考，多发展人，而且朱虞夫热情可嘉，但从后来看，这确实也带来了其他问题。反正，对中国事务的判断以及每个人的知识背景、经济基础、社会关系、理论水平等等决定了每个人认知的不同。我当然知道李锡安、朱虞夫等人的考虑和热心，但我个人一直认为中国很大，中国的事情很复杂。硬推是推不动的。
由于许良英、林牧等先生告诉我王炳章的中国民主正义党主张暴力，叫我不要与正义党的人搞在一起。加上山东陈增祥因参与中国民主正义党没有活动就被抓捕，而且徐水良跟我讲了一些海外正义党的情况，为了国内中国民主党的发展，再加上我个人主张非暴力活动，我本人后来在国内时与王炳章、王希哲就不发生关系了。
我个人1998年的其中的另一个个人错误决定是同意与王策见面。我当时认为王策是浙江温州人而且观点很温和，我认为问题不大。在我因11月2日跟逾越国境的王策见面后被转移“监视居坐”地点前，我与徐文立先生通过电话，我知道他公开的说法是叫国内组党的同事要“广交友、不（缓）结社”，体谅中共的难处，后来怎么就不与北京任畹町、赵昕、马少华等北京参与中国民主党登记注册的朋友商量，也不与其他许多省份的朋友同事商量就又筹备开全国代表大会，又成立津京党部，又有主席、副主席、秘书长等头衔呢？这些头衔是很危险的，也是与我个人对自下而上的现代民主政党的理解有别的。
我当时在看守所里从报纸和广播中知道中共判徐文立先生的消息，是与我同一天判的刑。第二天中共又判了秦永敏先生。但我不信中共的宣传。我不信所谓“自封主席”的说法。（后来我来美国后听徐文立先生说经过了选举，但显然不是民选。）当时我们浙江中我的许多朋友主要做好联络人的工作，而且主要是想通过参与已有的乡镇以及县一级的人大代表的选举来推动中国民主党的发展。以民选政治为突破口。不过，因为山东之后的发展（所谓中国山东民政厅的五条件之一就是提供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名单，由中共牵着脖子走），情况向其他方向跑。本来，中国民主党应该成为每个省、市、县、乡镇以及村的网路结构，具有开放性和发展型。每个省、市、县、乡镇都应该有一批人，每个层级都应该有大量的人。参与选举，讨论公共事务，提出政见主张和政策等，要有大批的人作为候选人参与各个社区的竞选，而不是少数几个主席、副主席说了算，应该不要主席、副主席这些头衔，一方面让中共专政顽固派较难找由头，另一方面更可以扩大更多的人加入，只要民众的参与和支持，以及参与每个地方的选举和公共事务。每个地方都要有一大批人。像美国的民主政党一样。退一步即使登记注册通过也最多应该是委员会制度，避免党权政治。避免一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当时浙江同人之间就这一点也有一些交锋。我们的想法是，只要中国民主党在中国大陆能够立足，中国就必然是民主制度和民主社会，因为假如中国民主党是网路结构的话，在中国民主党内就没有党权政治的可能，那样只有国家和地方各级机构的民选政治。
王有才：回顾、思考和展望（3）
（博讯2007年4月16日首发-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也谈对《徐文立先生的补充说明》的断续思考（3）
我们是要努力改变中共的一党专政的政治律法结构，同时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努力培养自由公民社会和建立多党竞争的宪政民主的法律政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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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承认，在1997年我知道要放魏京生的时候，我就知道会放王丹。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放王丹。（据说1989年后警方对我和王丹的处理方式是一样的。1989年王丹、郭海峰、我开始都是判4年，后来都是因美国的压力而提前释放，之后我们外出都一直有警察跟踪。我个人有点躲媒体，因为我有很多方面的顾虑，另外我的能力也不强（与我的一些顾虑也有关系），就像我刚来美国的当天在旧金山下飞机时，美国官员问我要不要见记者，有四十多家媒体在外面等着，我当时就婉言谢绝了，我们是从另一条通道走的，我当天在华盛顿也躲过了媒体，一直到罗德岛没有办法躲过媒体了，因为徐文立、王丹在那里接我。）其实，在1997年下半年我个人就准备顶替王丹将来出国后在国内空缺的坐牢的位子。我个人同时也想争取获得更大的影响力来推动中国宪政民主转型的活动。正因为如此，我个人尽量希望我们的其他朋友要注意风险。
至于1997年开始筹备组党，那是因为那时有很多其他原因，其中之一是因为中国文化复兴运动，俞心焦是主要人物，他1996年底来杭州跟我、王东海等人见面。他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许多女博士都佩服他五体投地。他是一个诗人，我看过他的诗歌爱好者，大量的他的诗歌爱好者。可以说对他顶礼膜拜，我看过这个场面。而且他称自己为中华复兴党的主席。
我虽然参与中国文化复兴运动，但我对他的很多组党的事没有兴趣，我想组建现代民主政党（受杰弗逊、麦迪逊、富兰克林等人的影响以及刘军宁、贺卫方、汪丁丁、林达、刘文涛等所编、所著或所译的书的影响）。不过中国文化复兴运动在浙江杭州的许多资料是我在我们东方通信上市公司打印复印的。我当时公司里的属下浙江大学毕业的徐香女士和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吴冰女士帮我打印了这些资料。清华大学毕业的杜水丽女士当时同意做我的英语翻译（后来她跟我说不想做了，她说政治太复杂了，她没有兴趣。）。她现在在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做工商管理（DBA）博士。我还给我们公司的许多同事发放了一些这方面的资料，并且还在社会上我的朋友圈发放了一些（江泽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俞心焦的中华复兴党有否关系我不得而知）。
我在浙江、杭州、富阳认识很多人。帮助推广中国文化复兴运动。但我对俞心焦的组党方式有异议，当时参与的人是很多的，主要是浙江大学和当时的杭州大学的教授、学生。还有一些如王培剑、吴义龙、周涛等的读书会、以及林辉、胡贤焕、李三石、陈健、高烨矩、陈蔚、王金萍等等朋友。同时我也邀请一些朋友去我家，我家客厅较大，有时能去二十多人，确实挤了一点。不过因为我家被警方特别监视，我不让他们谈激烈的话题。外省的有些朋友也在我家住过。
反正中国文化复兴运动是我个人决定辞职的重要原因，要放弃这样好的相对有前途的工作是痛苦的，我们的孔照元老总（现已退休）要求我继续保持这份工作，由单位给我配移动通信设备，平时不用去上班，只有有特别事情、特别会议才叫我去开会，我也婉言谢绝了，因为我知道我要做的事即使浙江也是无法对我保护的，我不想因为我而影响东方通信公司。
当然由于我91年底出狱后一直从事这方面的活动，在杭州的92－96期间主要是与王东海、陈龙德、傅国涌、毛国良、吴高兴等人以及陈树庆、徐光、高烨矩、陈蔚、方建移、赵旭明、高建松、黄海燕、许华、毛时法、王柏祥、庄德文、冯鉴等人经常讨论，我也认识一些私人老板和国有企业老总，以及他们的支持，因此我决定辞职，专职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所以，我做得非常温和而坚定，合法而谨慎，尽量避免判刑，而且我通过关系与中共体制内的一些开明官员交换过意见和看法。反正尽可能在坐牢之前扩大影响，因为坐牢是不可避免的。最后我还是第二次被判刑坐牢了。不过，我是早就做好准备的。
等到我被判刑并送往监狱之后，我的妻子可以来看我，我问过她有关徐文立先生的事情的情况，她告诉我说，她不知道。
我同她说，98年这么多人和地方的组党活动，浙江、山东、湖北、上海、北京、东北三省、四川、广东、河北、陕西、内蒙古、青海等等省份的这么多人努力最后变成他、我、秦永敏是最重要的，这是不对的。当然我承认，徐文立先生是领袖人物。
因为现在中国民主党不很成熟，像89年一样，所有的事情由媒体说了算，除非反对运动的组织成为很有力量、很有规则的组织，媒体跟着组织转，反对运动才会有独立性，反对运动才会有自己能够确定的前途，否则，一切由媒体说了算，而媒体由中共决定，中共的控制、判刑成为主导，而越激进越容易被判刑甚至判重刑，国内没有什么基础，而国际社会就会越关注，当然个人就会变的越重要，但是必须有丰富的与媒体打交道的经验、而且风险也是很大的，需要各方面的权衡。
实际上，在1998年的中国民主党的组党运动中浙江有许多重要人物，公开的如王东海、林辉、吴义龙、王培剑、祝正明、高烨矩、程凡、徐光、余元洪、胡贤焕、朱春华等人，以及6月25日之后的毛庆祥、朱虞夫、王荣清、陈树庆、李锡安等人。但我们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人在后面，他们不愿意承担坐牢风险，所以都默默无闻地帮助我们。一些人名现在也可以说出来，还有一些需要等中国宪政民主转型之后再说。我在国内时个人很少跟媒体打交道，都是其他人告诉媒体之后媒体报道或媒体来采访我。许多消息一部分是由他们告诉海外媒体的。在1991－1997年的许多事件，我也被跟踪、拘押等等，除了95年有人帮我们往海外传过信息外，当时的海外是不会知道我们在国内做什么的。
说得太多了。
王有才：回顾、思考和展望（4）
（博讯2007年4月19日转载）
――也谈对《徐文立先生的补充说明》的断续思考（4）
我们是要努力改变中共的一党专政的政治律法结构，同时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努力培养自由公民社会和建立多党竞争的宪政民主的法律政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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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3月4日，我在美国政府帮助下来到美国，美国国务院官员因为我与徐文立都是中国民主党的成员，安排我去徐文立那里。我感到既高兴又漠然，我很想见见徐文立先生。也想与他谈谈中国民主党。我在国内时因为各种原因没有与他见过面，我第一次出狱后见过北京的民运方面的彭嵘、李海、张林、邵江、王丹、刘念春、魏京生、江棋生、赵昕、郭海峰、郑旭光、李智英、蔡建（按时间循序）等等北京的民运方面有名的同人。
2004年三月四日在罗德岛机场我当时见到徐文立、王丹、谢中之、陈小平等人。其中只有王丹我们以前就熟识，无论在89年还是在第一次坐牢之后，我们都一起共事过。谢中之、陈小平给了我许多帮助。王丹对我了解美国和进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提供了帮助。徐文立先生对我第一个月在美国安顿提供了帮助。我的许多朋友对我去徐文立那里感到不解，但我认为我到徐文立先生那里作为来美国的第一站是很好的安排。我第一个星期问徐文立最主要的问题是：你认识中共内部支持或同情民主的人的层次是在哪一级，（政治局？中央？省？市？区或县？）因为我认为和平、理性、非暴力、合法的道路要与区分中共内部的矛盾和差异结合起来，否则中共如果铁板一块坚决走专制道路，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当然如果中共铁板一块，秘密、暴力的路也很难走通。有人可能会反问我，我认识哪一级，我确实不好公开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知道因为太多不可知因素，谁也不可能保护我。因此，我只能按法律筹备登记注册中国民主党的活动。
我没有问他宪政民主的理论问题。但我与他谈了中国民主党的发展问题。由于很多方面的差异，最后没有能一起共事，如果有必要以后也可以公开写出来。反正中国民主党的发展还需要时间。
有许多人指出98组党的各种问题。我虽然认为我是不那么重要的，但我因为中共专制顽固派对我与徐文立一样第一天的判刑以及媒体的报道，似乎我是重要的。由于我不能用我不是那么重要来推卸我参与的责任，我承认对这么多人被判刑有责任。但我也想为自己做点辩护。一方面，一开始，8月30日之前，浙江只有我一人可能判刑，那应该还好吧。至少产生了一些影响而且没有太大牺牲。等我8月30日被转移强制措施回到家之后，特别是山东情况的发展，我虽然想减速，主要想一步一个脚印，扩大国内社会基础和影响，防止泡沫化，而且也做过努力，但是确实有点难了，特别是11月2日见了王策之后，我被强制转移监视居住场所去了“浙江绿洲宾馆”的一间套房，每天6个穿着制服的武装警察看着我，不能离开了，也不能对外公开说话了。（当然能说话也没有用。）后来我就被判刑了。
另一方面，以浙江为例，在1992－1996年我们的公开活动中，陈龙德先生因为多次发起要求实现民主改革，呼吁释放魏京生、王丹而被劳教三年，并被毒打。傅国涌离开浙江去山西写资料发传单后被劳教三年，我为他们做过我个人的努力，当然因为是政治案件没有什么特别的作用。
当时王东海、毛国良、吴高兴、我以及其他一些人经常联系讨论，我们被跟踪，短时关押，毛国良经常被敲掉饭碗。在1998年组党之前，除了79的王东海以外，79年的陈立群、王荣清、朱虞夫、毛庆祥、李锡安等人几乎都没有参加我们的活动。王东海介绍过陈立群，说她能力很强，我一直希望王东海引见，但直到1997年我没有见过陈立群，没有成功。其他人我们也听王东海提过一些的，但没有机会与他们见面，只有李锡安在1997年之后，我在王东海家碰到过。
我不知道为什么98年6月25日后79年的人一下子就来了，后来据我了解，王荣清起了很大作用，至少毛庆祥是王荣清二次从宁波叫回杭州来的。毛庆祥是只做事情的人，编制《反对党》杂志，被判重刑。但外界知道他不多。他从来不喜欢与媒体打交道。今后如果中国民主党有出息，要好好推广他的事迹。不能想象，我与他居然一起合过影（我个人在国内不太喜欢合影，出国后我才知道合影很重要。）但我居然对他没有印象，可见他多么实在。祝正明是1998年听自由亚洲电台通过卢四清才打电话找到我的。然后他很快熟悉王培剑、吴义龙、程凡、陈树庆、林辉、王东海等其他人的，另外还有其他公开的人我没有时间介绍给他。
公开的人中，王东海是重要的，并不是因为他有很高理论水平，而是因为他经历了79民主墙，89民主运动，而且因89民主运动被判刑，之后一直与我们一起参与这方面的活动。他与这方面的人有许多关系，而且他的经验是丰富的。我们当时是想通过他与这些进程中的朋友建立关系，特别是陈龙德、毛国良、吴高兴、叶文相、傅权等等89年被判刑坐牢的当时不是大学生的群体。（当时坐牢的大学生群体我们与他们有比较多的交流和联系。）吴义龙当然重要，主要由他和王培剑等提出中国民主党的“公开、理性、非暴力、合法、和谐”五原则，我对和谐有异议，后来我们同意“公开、理性、非暴力（和平）、合法”四原则。祝正明是重要的。是他提出“中国民主党”这个名字，我们当时是准备用“中国自由正义党”的党名。而文稿是我们在原杭州大学校园内按中国自由正义党的原则说了个大概的内容，再由祝正明起草并通过我、王东海、林辉、吴义龙一起做修改的。我们此后通知了其他许多朋友。林辉是重要的。
在1992年－1996年，我记得傅国涌非常佩服汉密尔顿、而我佩服富兰克林、杰弗逊、麦迪逊、潘恩等人。华盛顿我们都佩服。说得这么多，我想说的是，在浙江98的组党活动扩大了在浙江参与民主运动的人数并且有可能逐步自治化，虽然这方面很难，但经过更长时间，可能会看出成果来。
吴义龙（吴义龙判得重是与徐文立争夺中国民主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话语权有关，当然吴义龙的活动能力是很大的）、毛庆祥（《在野党》刊物）、朱虞夫（秘书长）、祝正明（负责人）、徐光（第一个县级中国民主党筹委会）、我（据中共认为是始作蛹者）、聂敏之（已离世）、戚惠民（与奥运会有关）、单称峰（与奥运会有关）、陈树庆（在浙江组织与高知晟绝食的有关活动以及可能长期写文章并以中国民主党的名义有关）、张建红、池建伟、谭凯等人被判刑、劳教。其中谭凯是因为《绿色观察》，张建红、池建伟主要是因为法轮功方面而被判刑。严正学的情况刚判，我们今后可以分析一下严正学的案子。
我写了这么多被判刑或被关押的，他们是很重要的，但我认为一些没有被判刑的公开的人同样重要。我这样说就是为了今后组织的发展，不坐牢而能使组织发展的话，这些人就是重要的，因为他们要处理更复杂的问题。像我那样动不动就被抓被关，后来参与的事情很少，人被关在监狱里，虽然很痛苦，但除了反抗和忍受，不用动太多的脑子，应该算是不重要的。
中间加注：王荣清、吴义龙、祝正明、朱虞夫、单称峰、毛庆祥六人在吴义龙和单称峰居住的房子里（当时杭州东面的主要活动场所）由王荣清提议组成常务工作组，决定祝正明是负责人、吴义龙负责联络、朱虞夫秘书长、王荣清本人以及毛庆祥、单称峰没有头衔，当时我和我的其他许多朋友在国内时并不太清楚这一情况，虽然有几个人告诉过我这个情况，但因为我感到这很危险而没有介入，我也跟一些我的其他朋友说不要介入，后来我来到美国后据几个内情人所说是因为那时我被“监视居住”为我减轻压力而为，而且他们主要在杭州的城市东面，离我们杭州的城市西面很远的缘故。但我不认为当时是这个情形，真正的原因很多，一些原因我就不说了，至少与我的温和而坚定的主张不过瘾有关。
在我当时看来，在反对派这一方面，没有民众基础，有什么用？除了自由亚洲电台、美国之音、和BBC，海外媒体当时对真正改变国内作用非常有限，而自由亚洲电台、美国之音、和BBC倒是可以经年累月地给我们做免费广告，在国内时，我最喜欢自由亚洲电台，几乎每天听。我个人当时确实是受一些限制，但我也去一些大学和一些公司做一些中国民主党的宣传（市场推广），我们不告诉海外，难道海外能知道我们的事？我因为自己知道自己有个在未来中国的自由公民社会、宪政民主制度的梦想。因此，我个人对其他人采取的方式是：第一，首先是信任，第二，还是信任，第三，还是信任，最后才是存疑。否则如果首先怀疑，我们就不要做任何事了。“公开、理性、非暴力、合法”原则。我通常对存疑的人提出的建议会更认真谨慎地思考。我认为在那时即便是现在，没有民选基础的虚的头衔是危险的，结果也是如我所预测。当然，我们都是没有经验，只有慢慢探索吧。
我个人其实是喜欢朱虞夫的闯劲的，有点像关羽，不过，一件事情确实有二个方面，我跟他电话里说，最好不要参加倪育贤、王军等人的组织，还是参加徐文立的中国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吧。以后中国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与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还是有可能在一起工作的。徐光批评我说，朱虞夫是一员闯将。我说，徐光，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国内）由你们国内的同人决定国内的事情。我们海外的不介入。
王有才：回顾、思考和展望（5）
（博讯2007年4月23日转载）
――也谈对《徐文立先生的补充说明》的断续思考（5）
所谓宪政民主的法律政治体系是说明我们确实关注公共权力的来源在于公民权利的让渡，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明白我们不是为了追求公共权力，而是为了追求实现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平衡和监督、确保权力分立原理在中国的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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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徐文立的差别不仅因为（1）他是主席、而我是联系人、义工。（我们一些朋友自我定位为中国宪政民主转型的新型道路的探索者和开拓者，现代民主政党的实践者，以宪政法治为推动框架，以民选政治为着眼点；而不愿走中国传统过去的以暴易暴的重复者，不愿做专制政党的跟班或者头领，反对皇权或党权的专制结构或者它的一条绳上的另一只蚱蜢――造反。）
（2）他参与79民主墙，我参与89民运。（3）他是领袖，是主席，我是平民，只是89学生民主运动因为北大自治会和北高联在戒严后想把学生从广场上撤下来才被被动推选为北高联秘书长，从此主动和被动地走入坎坷人士。
（4）他比我大24岁。（5）他之前是高中生，我之前是北大研究生。（6）他坐牢16年，我坐牢8年。（7）他现在是教授，我现在是学生。（8）他来海外参加组建中国民主政党联盟，中国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等等活动，一开始与倪育贤合作，后来又大批倪育贤；而我因国内同人要求参与组建中国民主党协调服务平台，并且是在我的意见没有被采纳的情况下我作为的。
（9）他说共产党没登记注册，我们为什么要登记注册。而我认为我们参与登记注册，以便凸现共产党的非法性。我们的目的难道不是为了控制、制约、平衡公共权力，以便限制公共权力作恶，以便促使公共权力为公众提供公众认可的公共服务吗？另外，我们为什么要学共产党？（10）他认为98组党成功，坐牢的人是必要的牺牲。他认为我们现在不要总结经验教训，由将来的历史学家来做。而我认为98组党没有成功，代价太大。现在需要总结经验教训，使得今后中国民主党的发展尽可能用较少的代价获得较大的影响甚至更好地发展。（11）组织结构是他与我分歧的一个重要因素。他更像政治人物，我更像学者。我特别喜欢学习富兰克林、杰弗逊、麦迪逊。（12）他政治实践能力比我强多了，我法政理论水平比他要强。（13）等等。
因此我与他不在一个档次上。本来应该是互补的，但是可能我能力太差，或者我心胸太窄，没有成功。为了中国民主党，在我来美国后，特别是我离开罗德岛之后，我们之间几乎所有的电话都是我给他打去的。我也从别的渠道收到一些他对我的评论。二人相差太大，我实在缺乏能力沟通和协调。
很明显，我们看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特别是中国民主党是以在中国大陆的存在为前提的。如果中国大陆一万年不能有反对党，那在中国大陆可能只有一万年筹备。虽然有朋友说“万年筹委会和短时党部”，但我相信中国现代民主政党不用一万年筹备，但再需要过一些年还是有可能的。至于党部1998年11月9日成立，被中共专制顽固派的代表李鹏首先占了中共当时镇压中国民主党的话语权，结果受损惨重。因此，我们都经验不足，需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在此，我不想谈海外的情形。
我相信徐文立先生是知道中共迟早要镇压中国民主党的。而且我相信徐文立先生知道中共会特别提前释放一二个中国民主党的名人。为什么？因为，我事先就想到了。徐文立先生的能力应该比我强。
但是，我来到美国后，我问了许多人，他们认为徐文立当时可能认为实质组党没有问题，是错误估计形势了。其他一些人也这样说。难道我把他想得太有水平了？今天徐文立先生的补充说明说明我在监狱时对他的判断是对的。他应该有这个领袖能力。但是我个人不喜欢这样的方式。
还有一点我还是想说一说，在98登记注册政党前我一个人打印校对印刷许多资料（3000多份资料）后来在王培剑、程凡等人帮助下装订这些资料后，朱虞夫要了些资料去，我没有想到他会到街上去散发，他真的很勇敢。本来我们是想通过朋友分发的，像中国文化复兴运动一样做。同时特别是要将这些资料寄给浙江的中共的各级官员和一些机关单位的。我们当时有了一本浙江各级官员从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到各个市以及各个县的所有常委的家庭地址，电话，邮编等信息。我们本来打算寄给他们每个个人。我们将资料放到省军区官员的信箱里。但后来因为朱虞夫上街发传单被抓而把重心有所转移了，到了7.09晚，我们被抓，成了后来的7.10事件，这本浙江官员录也被收缴。
我在这次“明尼苏达会议”期间跟中国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的秘书长汪珉说：我鄙视黑箱操作、鄙视权谋，我喜欢民主政治、喜欢民选政治、喜欢公开政治、中国传统的那一套厚黑权谋的专制皇权政治要抛弃掉。我们都了解知道中国的历史，我们有这个传统血液，一点就通，平常人都是看得出来的。我们要民选政治，而不是党权政治。
毛泽东的阴魂毛主席以及造反是中国一些人抹不去的！
山大王、乱。
王有才：回顾、思考和展望（6）
（博讯2007年4月29日转载）
――也谈对《徐文立先生的补充说明》的断续思考（6）
所谓宪政民主的法律政治体系是说明我们确实关注公共权力的来源在于公民权利的让渡，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明白我们不是为了追求公共权力，而是为了追求实现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平衡和监督、确保权力分立原理在中国的实行。（博讯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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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筹备现代政党？
一盘散沙的民间社会没有力量，但当时以及现阶段又不可能公开实质组党，即使筹备也有风险，但筹备确实有话语权。另外，筹备实质上表示有一批人在努力，可以通过国际媒体做广告，可以团结和凝聚人，起到与实质组建政党同样的作用。另外申请注册登记也很重要，申请可以筹备，否则边申请边筹备，这可叫民间话语权。话语权是重要的，尽管面对强权专制很多时候话语权没有用。但是我们也知道面对强权专制，推广法治、民主、宪政很多时候也没有用，我们不是还是在不断地写和不断地说吗？如果我还在国内并且在监狱之外，在社会上，我会更加谨慎地去做这一注册登记筹备活动。
中国最后应该是走向民治政府。但是，我们等着突变还是渐变、演进？当然渐变、演进是最好的，但渐变、演进要我们动脑筋、想办法来逐步推动，既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也要不断努力，探索和尝试可能较好的出路。最好的结果是通过制定明确的法律和程序逐步提升自由而公正的直接选举，以台湾为师实现宪政民主的平稳转型。不要变成苏联的突变，更不要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常态以暴易暴的改朝换代，没有意义，只有百姓的苦难。
关于79民主墙和89民运哪个重要，这是没有办法比较的。我个人一直对79民主墙坐牢的人都是心存敬意的。为什么一定要加以区分呢？我们在1998年可是考虑了79民主墙（王东海）、89民运（王有才）以及后来更年轻的人（林辉），本来我是不想区分的。但既然有人要区分，我也想陈述我的想法。我因为89民运的原因而坐牢，参与了北大筹委会、北大自治会以及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会，当然认识89民运的人很多，特别是浙江之外省份的许多学生。我想说的是，有一点很清楚，89年每个省每个市每个大学都可能有一批人，虽然，当时大家都还年轻，但肯定有很多人会成熟起来。这些已有的关系对中国社会将来宪政民主转型进程非常重要。
与海外一样，由于89参与者主要为大学生，有学历背景，再加上当时学生（与武器无关的同学）相对判刑以北京为例在4年以下（我、王丹、郭海峰判刑4年。）刘刚当时已不是学生被判6年。与79年基本都是被判十年以上不可同日而语。受教育水平和社会关系也是相差很大。因此，89年大多数学生因为有好的教育背景在中国当下生活都还不错，在浙江有千万以上资产的也有一些人存在。他们当然要规避风险，理所当然。但是，一旦条件许可，89这一批人和更年轻的一代人能完成中国的宪政民主转型。这是没有任何疑义的。
在1998年组党中情况很明显，当时一开始浙江有许多89年的学生参与其中，也有更年轻的人，他们不愿意冒太大的风险。很多人在后面支持，而他们是不可能在海外媒体上公开的，后来79的人即使在浙江也冲得比较前面，北京也是如此，就连海外也是如此。但是历史是有其自身的一些可能性的。为什么？因为89年的这些人很多生活已经较好，要考虑更多的可能性和安全性了。我个人虽然有承担风险的准备，但我也是尽量减少风险的。否则，我为什么在7月10日之前叫浙江的朋友来杭州喝茶而不是开会？
如果我们展望一下未来，再过12－15年情况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但是我们现在要开始准备，搭一个初步的框架，通过这样的努力可能使得中国能实现平稳的宪政民主转型。最好能通过我们的努力使得中国的宪政民主转型更好一些、更快一些。否则过去了也就过去了。因为中共也在不断地发展人，物色人。不过，我们也要明白自由民主的社会确实是有感召力和前途的。我个人认为，如果没有意外，胡温时期是逐步积累期、后胡温时期的十年是促使变化和变化转型期，再之后的五年至十年是转型进程和转型完成期，之后是宪政民主制度的建设发展期。当然经过我们的努力可以促使它更快更早到来。所以，我们今天还要努力，不能只是等待。而且有时历史也是无情的。
1998年国内组党活动89年的北高联常委参与的有马少华（北京，89年中国人民大学）、翟伟民（河北，89年北京经济学院东郊九所院校）、安宁（河北、89年北京大学）、杨涛（广东，89年北京大学）、马少方（广东、89年北京电影学院）、还有我（浙江、89年北京大学），本来我们还想郑旭光（陕西，89年北京航天航空大学）、王正云（云南、89年中国民族学院）、王志新（山西、89年中国政法大学）等人也参与进来。后来情况发生变化。杨涛（原89北大自治会主席、北高联常委、5.28全球华人（撤离广场）大游行总指挥）和我在98年的组党活动中再次被判了刑。当时，郭海峰已被用其他“罪名”第二次判刑，张铭在办企业我个人没有跟他联系，后来他也因所谓经济原因被判刑。当然还有更多的北京和其他地方的89年参加民主运动的学生和其他各方面的同人参与或准备参与组党活动。
我们90年代初期（93年初）讨论时大致认为中国的现代民主转型需要30年。虽然参与讨论的一些人现在已经各奔东西，只有3－5人还在所谓民运圈内。但是，我们又来了更多的新人。
我们现在都是小小船，我们志向相同的人联合起来应该能成大船。一旦条件和时机成熟，还会开来许多大船、舰队、甚至航空母舰。我们要有心里承受能力，我们也要准备支持这些更有希望的与我们梦想相同的力量。当然，我们也应有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的梦想没有熄灭。89年那时我个人知道得不是很多，96年之后我个人逐渐知道明白在中国建立宪政民主制度、实现自由公民社会是我的梦想。
如果说86年－89年的学生运动时，我们是年轻的学生，一腔热血。一时兴起。93－95年湖南、湖北的朋友来杭州叫我去领导当地的工人运动即刘少奇路线被我婉言谢绝了。我甚至都没有介绍他们认识杭州的朋友。但到96－98年我们已经能够而且应该可以有很多的选择了，也应该有许多思考了。我们做出选择走法律路线的登记注册而准备成立现代民主政党这样一条路。到了08－09年我们不是应该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了吗？我们还应该思考准备18－19年我们能做什么；27－29年我们和年轻一代会做什么；还有更长久的未来。
王有才：回顾、思考和展望（9）
（博讯2007年5月04日首发-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因技术、细节以及其他原因，回顾、思考和展望（7）、（8）暂时不发表。
有关内容涉及：中国民主党中的违背民主原则的事项，一些中共开明人士如何看待中国民主党，中国民主党应大力提倡牺牲还是尽可能避免牺牲与“公开、理性、非暴力、合法”原则之间的逻辑关系，如何总结中国民主党的过去，如何开拓中国民主党的未来。
关于中共有关的“保一方平安”政治政策和中共中央的直接控制。
为什么我因为1998年组党在1998年5月8日和1998年8月30日被北京、浙江俩次释放？现在中共浙江的省委书记已换了四届，从李泽民、张德江、习近平、到现在的赵祝洪。请看看温克坚的《中共中央和中共地方》。
我们中国民主党在中国从事宪政民主转型活动必须分析、研究、了解、认识、以及穿梭中国共产党。中共派了许多特工进入我们的队伍，我们中国民主党也要派自己的成员进入中共的队伍，至少浙江有些人还是经我们同意参加了中共并进入了有关重要单位的机要部门，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策反，而是为了在可能的突然转型的关键时候起到平衡的作用。如果是平稳转型，他们的作用有限。
当然，我个人对此事也有疑问，这些同人是不是会因为在“官位”呆久了，而由于民主运动一直没有大的起色，而改换观念呢？答案要在以后的宪政民主转型过程中才能知道。
我想说得是，我在这篇文章中说自己不重要不是为了推卸责任，而是说出实情。如果中共中没有对宪政民主转型的同情者和支持者，我想98组党活动一开始在97年6月份之前就可以破获了。俞心焦与我们的活动很难说不在中共警方的眼皮底下，完全可能按95 贵州模式处理，在俞心焦和我们的活动中其中还有几个贵州的人。
另外在98年的7.10事件中可是铁板钉钉，组建反对党。当然，我们要求登记注册确实是一个留有空间的、双方可以“下棋”的选择。但是，我们不是说中共是比专制政党还严重的专政政党吗？对于1998年8月30日浙江包括我在内的全部中国民主党参与人员都被释放，我相信几乎所有人都是想不到的！怎么回事？什么背景？是因为民运人士长期努力的结果？可能是的，但我们现在不是努力了更长时间了吗？到底什么原因？当时只要少抓几个人而不要逐渐放我们而是一开始判哪怕其中一个人10年以上重刑，不可能有中国民主党98年之后的发展。
后来浙江说来自北京的巨大压力使得浙江判了很多的浙江的中国民主党的同人，但是现在的浙江省委书记从李泽民到赵祝洪已换了四人，情况已经很不相同了。我个人可以说张德江是因为中国民主党的事情从吉林调到浙江来替代李泽民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他来浙江后自己直接带公安厅长一批人去浙江省公安厅看守所视察工作了。在我再次被送往浙江省公安厅看守所时浙江省公安厅6处处长（现已退休）明确告诉我这个情况。希望有兴趣的人了解中共中央和中共地方的道理，希望有兴趣的人了解此一时彼一时的道理，总的来说中国已经与毛时期有很大不同了。
98中国民主党事件中我作为公开出面的其中一个人只是他人手里的棋子，如果运用的好的话对中国的民主进程会有很大促进，否则只是时间进程中的一个插曲。另外在出面的人中我个人是愿意做这个不重要的棋子的，为什么其他人在俩周内都释放了，而我要被逮捕？我真有这么重要？为什么8月30日海外开始没有什么声音了，我却被更换强制措施被从省公安厅看守所回到自己的居家了？我真有这么重要或不重要吗？不是的！
我在事先就知道我是要坐牢的，而我是有心里准备的。我有点对不起吴义龙，是我同意吴义龙跟国安接触的，而其中的国安告诉吴义龙较好的信息，使得吴义龙更加相信中共中有人不反对发展反对党了。这是不是吴义龙作为当时杭州大学的研究生往全国各地跑了几趟的原因有待考证。他个人真的不简单，但是，当时警方对他的活动难道不知道？确实这些国安或者公安人员只是接受命令而已，一旦情况发生变化，一旦中共专政顽固派占上风，上面的决定一旦改变，我们更加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了。当然吴义龙也是知道自己的命运的（见他的文章）。
中共专制顽固派代表李鹏在1998年十一月中旬对德国镜报记者出面所说的“零容忍”以及江泽民的公开支持，导致镇压变成主导。朱鎔基等人在处理中国民主党的事件上没有了“所谓他们要合法登记我们就跟他们周旋”的话语权，我不知道是否确切，一切不能正式公开的信息我们存疑，不能作为史料。当时，朱鎔基作为总理负责具体工作，李鹏是人大委员长已不负责具体工作。要李鹏出来公开说什么？
另外在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镇压中国民主党的二天会议期间，朱鎔基第一天就去海南考察农业去了。当然这不是说当时中共中只有朱鎔基一个人对民主有同情。朱鎔基在一次他任总理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他不懂政治。像他这样性格刚强、学养丰富、智力敏锐而且了解几乎所有信息在总理高位的人都说了这样的话。我个人算什么？我想当公民还没有得当呢！？我当时读了这个报道是漠然而戚楚的。我相信他说的是实情，政治太复杂了。我个人事先确实没有想到98组党会走这个路径。
所以，我个人接受一些朋友对我的严厉批评。对有这么多人因中国民主党事件而坐牢我痛苦内疚。我们公开、理性、非暴力、合法的原则就是为了尽可能避免牺牲，尽可能避免坐牢，实在没有办法也要尽可能补救，比如严正学的案子，让可能参与中国民主党的人尽可能安全，少坐牢，甚至不坐牢，因为我们将来不能内部分配权力，不能打江山座江山。我们要民选政治。我们要民有、民享、民主的政治。
正如唐元隽在明尼苏达会议期间说东北的警察公开告诉他们，只要不再做，就既往不咎，与98年之前的其他反对运动不同。特别是1998年十一月之前的处理方式确实是别样的。与后来的新青年学会更是不同。因为中共方面上层一开始的可能放松是有关系的。
当然海外到底是什么情况，“有没有太上皇”，我更加不知道。反正后来中共中的专政顽固派占了镇压中国民主党的话语权和行使力。所以我们知道是有很多特务，但哪有这么多特务呢？事实上，每次事件中，例如89民运，98中国民主党等等，中共一直有专政顽固派、中间派、同情或支持民主人权等的多个部分，轮到对我们有利的机会不多，我们的每一个行动会引起中共中的谱系争斗，甚至有些个人的立场都会随着我们方面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如何让对我们有利的人对事务发展有影响力甚至掌控权，是我们民主运动要成功面临的最大挑战。当下中国社会政府掌握巨大资源，民间资源有限。
举一个不确当的比喻，警方不让游行，但又没有理由，为了阻止游行的进行，警方可能会派特务来游行队伍捣乱，然后取缔游行。当然也有可能是我方人士，不一定是特务，因为意见不一而发生争斗，相当于“捣乱”，对事务发展产生危害。因此有人根据一些日常经验怀疑他人是特务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事实上，不一定是特务干的，因为我方人士想法不同而产生不同的行动，有时起到了特务起不到的效果。这个主要在民主运动发展比较有利时发生。
至于平时的讨论、辩论应该有利于总结经验教训。为下一次可能的机会打好一定的基础。不过重复过去的同样错误是经常发生的，这涉及到人性中一些复杂的部分。所以，我们不能搞黑箱操作，不能搞厚黑权谋。如果对公共服务感兴趣，大家都要按法律规则民主程序来并由选民选举决定。这就是宪政民主制度的好处。
王有才：回顾、思考和展望（10）
（博讯2007年5月07日转载）
怎样使得中共中的同情支持民主人权的人士能有话语权？当然这要以中共中有当权的同情和支持宪政民主转型的人的存在为前提的。至于现在在中共顶层有没有这样的人，我个人没有看出来，我人在海外，因此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国内关系。中国的变化要靠国内的情况决定，我个人在海外没有什么特别价值。也就是当当义工，写写文章，要当不重要的棋子都是没有价值的。我想，如果国际社会和中国社会发生变化，加之民间有大的压力，中国的政治制度也是会发生变迁的。大家努力吧。
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是在自己以及他周围的一批人有民主愿望并在西方世界的推动下在国内多数民众的支持下实现的。中国会怎么样？
我们再来回忆一下79民主墙时期的邓小平与华国锋之间的矛盾的关系，89学生民主运动中赵紫阳谱系和李鹏派系之间的关系，98年中国民主党时中共高层之间的关系，以及最近几年维权运动时胡锦涛和江泽民等之间的关系等等，我们应该有所思考。当然中国现在情况与以前确实是有所不同了，不可简单地做比较。89年和98年我是亲历者，我个人也有一些发言权。
由于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了，自己个人的能力有限。我害怕别人称呼我为“什么”领袖，中共一通缉、一判刑我就成了领袖？我个人是不这样认为的。我们不能随中共专政顽固派的指挥棒跑，要把中国的人权状况和中国的民主运动加以分析，要了解他们之间的异同之处。88－89年在我接触的学生特别是北大学生当中我个人感受杨通学和谢健相当于是我的领导，但他们没有权力逼我，在许多场合，他们有说服力可以直接影响我。当时杨涛等人跟我交流需要长话短说时，他们会告诉我这是谢健他们的提议。但他们是不是领袖我不知道，不过我从他们那儿学了不少能力，即使现在我参与了这么多活动，我相信在这方面的能力上也可能不及他们，因为我相信人在不同方面有着不同的天赋，他们的实际年龄比我小。与他们相比较，我当然只能算干具体事务性工作的。如果一定要说领袖，他们可能算领袖。但他们没有被公开通缉，除了当时的一些参与者，外界谁知道他们？我当然对他们也有不满，他们为什么自己不出面任重要的职务？因此，我只是在一些关键的历史际遇参与或组织了一些我个人愿意参与的活动而已，当然，我平时也在不断地做一些有效或无效的联系、说服等工作罢了。而且，我在海外期间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作用，也只能做一些隔山打牛的事情。此外，我只是一个平民想争取和实践公民权利。
台湾是在蒋经国决定放弃镇压才有反对党的公开存在的。苏联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等苏共政治局委员决定变革其体制才发生的。当然在这些发生之前各国各地的民众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中国怎么办？共产党分成俩半？由谁说了算？而且现在可能性很小，可控性也很小。什么时候会出现这样的人，怎样才能促使出现这样的人？中国会不会走这条路？中国能不能走这条路？中国应不应该走这条路？这些都是值得研究讨论的。
我个人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中国大陆能走台湾当时转型的方式和途径。虽然作为专政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跟当时作为专制政党的中国国民党是有很大不同的。大陆与台湾无论从地域、人口、历史经验等方面也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些负量与现在科技通讯的发达以及世界潮流的影响的正量相加，加之中共威权力量的衰变，虽然可能确实还要更长的一些时间，我们也应该看到希望和动力。通常情况下，在经济、社会继续发展，公众生活水平总体上升的条件下，在保障社会稳定的前提下，中国大陆极大多数人都是赞同中国向宪政民主社会转型的。但是，我们有足够的说服力了吗？
我们还是要看出维权行动和民主运动之间的异同，我们当然要坚定地支持维权，但是我们也要明白民主运动要考虑多赢的局面。现阶段在没有明显可能性的情况下，我想我们还是要在社会上通过长期努力、有勇有谋、积累成长。通过朋友、同学、同事、同乡、战友、亲戚等多个渠道艰难生长出有制约力和竞争力的反对党并通过提升自由公正直接选举才有可能在中国实现平稳的宪政民主转型。我个人希望中国民主党是其中的一个候选人。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
一旦专政顽固派掌权，我们也要有好的应对方法。如果一旦同情民主甚至支持民主派在中共中有主导力，我们要灵活，甚至特别是方法上的有效支持。不能犯过去同样的失误以及错误。
如果可能，中国民主党必须建成现代民主政党。以自下而上的原则为前提，公共权力的来源必须来自个人权利的让渡。无论召开不召开全国代表大会，都不能成为专制政党的理由。不能出现经过所谓几个人或几十个人就选出主席、副主席等所谓职位而发号司令。即使开过所谓全国代表大会，也不能改变自下而上的权力来源的原则，更不能成为专制政党的理由。中国民主党的成员只有被公众选民的多数选举为政务员或议会议员，才可能行使被法律明确授予的确定的公共权力。中国民主党要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网路结构，在相互沟通联系和支持的基础上，各省、市、县、乡（镇）应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开展活动，参与维权扩大社会基础。各地应在考虑安全性和风险性的前提下不断发展成员并尽可能参加和参与已有的选举活动，积累经验。同时又相互联合要求提升直接的自由选举层次，【乡（镇）长和县（市）长直选以及人大代表或议员的省市一级进行分选区直选，至少尽可能先在法律上获得这个权利】，走演进道路，推动政治体制变革。现代民主政党以选举为依托而生存发展，它是提供政策建议，和推举竞选候选人的有效沟通平台。只有被选民选任，它的成员才能发挥公共政治运作的作用。他们才能被认为是该政党的主要领导人。所以参与维权、推动选举层次提升、参与实质选举活动以及推动公民不合作运动提醒公民的选举权利是中国民主党发展成员的重要途径和场所。
全文完。
中国宪政民主转型研究（www.ccdtr.org）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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