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不寐：政治犯的妻子和女儿

从“江泽民盛世”到“胡锦涛和谐社会”，贫困、社会不公正以及资源枯竭、道德沦丧成为两个时代共同的特征。这一共同特征也是通过共同手段造就的，那就是彻底的法西斯暴力和政治谎言。因此对于敏感的心灵来说，有另外一个中国，另外一个春节，在这另外的世界里，宗教信徒家破人亡、上访民众苦不堪言，政治犯纷纷陷狱。这个中国如此真实并不断扩大自己的边界，它的存在和发展已经使春节晚会的莺歌燕舞成为家喻户晓的国耻。

在这举党欢庆、举国麻木或伤痛之际，为中国追求自由和尊严的英雄们，正在监狱经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感情痛苦和良心平安。他们构成这“盛世”经典的注解，并以个人的痛苦捍卫着整个时代的荣耀，见证着上帝对中国未来的祝福。

王炳章，现在中国广东韶关市北江监狱，无期徒刑。

胡石根，现在中国北京第二监狱，有期徒刑20年。

秦永敏，中国湖北武汉汉阳监狱，有期徒刑12年。

查建国，中国北京市第二监狱，有期徒刑9年。

高洪明，中国北京市第二监狱，有期徒刑刑期8年何德普，中国北京市第二监狱，有期徒刑8年。

吕新华，中国湖北省武汉监狱，有期徒刑4年。

吴义龙，中国浙江省第四监狱，有期徒刑11年。

朱虞夫，中国浙江省乔司监狱，有期徒刑7年。

祝正明，中国浙江省第二监狱，有期徒刑10年。

毛庆祥，中国浙江省乔司监狱，有期徒刑8年。

刘世遵，中国辽宁抚顺监狱，有期徒刑6年。

孔佑平，中国辽宁某监狱，有期徒刑15年。

宁先华，中国辽宁某监狱，有期徒刑12年。

王森，中国四川省达州市监狱，有期徒刑10年。

胡明君，中国四川省达州市监狱，有期徒刑11年。

佘万宝，中国四川广元监狱，有期徒刑8年。

刘贤斌，中国四川川东监狱，有期徒刑13年。

李作（原名熊鹰），中国四川监狱，有期徒刑15年。

陈忠和，中国湖北省武汉监狱，有期徒刑10年。

萧诗昌，中国湖北省武汉监狱，有期徒刑7年。

岳天祥，中国甘肃天水第二监狱，刑期：？

王泽臣，中国辽宁省鞍山市监狱，有期徒刑6年。

王金波，中国山东监狱，有期徒刑4年。

李大伟，甘肃省临夏监狱，有期徒刑11年。

佟适冬，中国湖南省沅江市省第一监狱，有期徒刑8年。

姚福信，中国辽宁凌源第二监狱，有期徒刑7年。

肖云良，中国辽宁省辽阳市看守所，有期徒刑4年。

杨子立，中国北京第二监狱，有期徒刑8年。

徐伟，中国北京第二监狱，有期徒刑10年。

靳海科，中国北京第二监狱，有期徒刑10年。

张宏海，中国北京第二监狱，有期徒刑8年。

杨建利，中国北京某监狱，有期徒刑4年。

黄金秋（清水君）。中国南京市浦口江苏省浦口监狱，有期徒刑12年……

刚刚出狱的有：刘京生（13年）、王国齐（11年）、李海（9年）、康玉春（12年）、欧阳懿等。

刚刚被捕的有师涛、赵昕、李柏光（注：近日获保释）、张林、赵岩、许正清等。在监狱中的还有刘凤钢、徐永海、郑恩宠、高勤荣、维族女商人热比亚、藏僧阿安扎西等。总部设在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上星期五发表报告说，截止到2004年底，中国监禁的新闻工作者人数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其他国家——中国至少关押42名新闻记者。2005年2月7日，美国之音报道说，在布什行政当局考虑是否要在下个月召开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中国人权纪录的问题之际，中国政府提交给美国官员一份51个人的政治犯名单，名单上的一些人的情况是外界先前所不知道的。

中国的“盛世”是大量逮捕并残酷惩罚良心犯的盛世，或者说，中国的盛世是以践踏良心为前提的。与良心一起倒下的不仅仅是这些无法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真正的政治英雄，还包括他们背后的家人，他们年迈的父母，妻子和孩子。想象一下这些“犯人家属”，这些仅仅因为自己的儿子或丈夫或父亲坚持真理而成为“犯人家属”的人们，想想他们如何在这盛世里煎熬，如何已经度过、即将度过并将继续度过那离散的春节，这是令人绝望和羞愧的。这个时代有超越绝望的的办法，那就是更加无耻地歌功颂德或避重就轻。前者是朝廷的政治谋略，后者是民间的政治智慧。

在这政治权力和话语权力联袂主演的和谐社会、新时代、盛世、稳定繁荣的时代、电子时代、维权时代、网络时代，中国良心犯的妻子们却象上访农民一样，在政治偏僻的地方，只能用泪水打发掉漫长的深夜……

今天是春节的前一天。我这些天一怀着感恩的心情回想着我过去四年里与家人的离散。因此我更应该体会到那些无法见到父亲的孩子和无法见到丈夫的妻子的感情。我找到了一些电话，开始给那些良心犯的妻子们打电话。我想表达：在这节日里，我愿意和他们在一起。事实上这种问候仅仅是象征性的，谁能真正感同身受地体会到家属的真实感受呢？2002年除夕夜我曾在国内为自己，也为中国政治犯的家庭绝食一天。今天，我经过千辛万苦已经与家人在海外团聚了，然而，在中国，更多人仍与这种幸福无缘。前两天，我和赵昕的妻子喻宁胜通电话，我们当时对赵昕的处境还比较乐观。但现在看来，喻宁胜要度过第一个没有丈夫的春节了。这两天她的电话无法打通，一种更抑郁的心情笼罩着我。扬子立的妻子路坤的电话也没有打通，她前不久刚刚受洗成为基督徒，愿神保守他们。胡石根弟弟的电话仍然没有打通。秦永敏家里的电话打通了，接电话的是他侄女，她对秦永敏的情况并不清楚。——我最后给刘贤斌的妻子陈明先打电话，我们谈了很长时间。

时间非常凑巧，陈明先今天刚刚去监狱看望刘贤斌回来。刘贤斌的身体看上去还不错，精神状态也很好。由于监视得很严，所以谈的不多。刘贤斌在监狱里承担很多工作，比如犯人文化教育等。刘贤斌也问候了一些朋友的生活情况。陈明先说，现在与政治有关的书都不能带进去，他基本上处于与外界隔绝的状态。

上一次一家人见面是去年八月份，那次一家人五年来第一次在一起吃了饭，当然是在看守监护下。但最近一段时间刘贤斌给家中写信少了，电话也少了，监狱方面一直对刘贤斌管制很严。本来今天陈明先打算能够跟丈夫、孩子一起吃个春节团圆饭，而且今天也是他们结婚十周年纪念日，但是监狱方面拒绝了她的要求。因此这次不能够一起吃饭了。陈明先非常盼望他们见面能吃吃饭、说说话，也联络一下孩子和父亲的感情。但这次没有办法了。

刘贤斌有个女儿，叫圆圆，今年7岁了。刘贤斌被抓走的时候，圆圆才两岁。陈明先说，圆圆比一般的孩子要早熟，她也多少知道父亲的情况，觉得自己和别的孩子不同。在孩子四岁的时候，陈明先与孩子一起看一部电影，电影的故事情节与她们的命运很相象。电影里的孩子问妈妈：为什么不告诉他们爸爸无罪？陈明先借着这部电影尽可能地向孩子说明了爸爸的遭遇，通过打比方来说明什么叫失去自由。当然，孩子只能明白一部分，不可能全明白。圆圆一般不哭，每次见到爸爸都很高兴，这次还给爸爸画了一幅画，画的是采蘑菇的小姑娘。刘贤斌当然渴望自由，也特别思念孩子。他看孩子这么大了，但他只记得孩子两岁时候的样子，对孩子如何成长确很隔膜。他仍然尽可能地对孩子尽父亲的责任，想办法弥补那些缺憾。他在电话中与圆圆讲话，也专门给圆圆写信，他经常画很多画给孩子寄回家。这也影响了孩子，使孩子很喜欢画画。圆圆很少撒娇跟妈妈要钱，陈明先平时因生活困难也对孩子教育严一些。圆圆经常看到别的小朋友在父母面前撒娇，就说，“有爸爸的感觉真好！”。去年春节，一位叔叔带圆圆去饭店吃饭，在饭店有人喊“刘贤”这个名字，圆圆回到家里就哭了。圆圆说：“我想爸爸，我好想要爸爸回来！”陈明先说：“我能感受到父亲的遭遇对孩子内心的那种伤害。”陈明先还谈到圆圆另外一次也哭过：妈妈说想送她到国外去读书，圆圆就哭着说：“我不能离开自己的祖国啊！”这次圆圆还问，爸爸什么时候能回来啊？陈明先说，还要七年。

圆圆说，我现在七岁，那时候我就十四岁了……

谈到自己，陈明先说，我现在遂宁县中学教书，因为去年在高三任教，所以身体因劳累有些不如以前。家里生活状况还可以，因为我对生活的要求很低，对吃穿的要求都很低。99年贤斌出事了，2001年、20 02年他们常常来找我，六四前后还抄家，也把我带去收容所关了24小时。那时候孩子非常小，有她爷爷带着。他们连我都不放过，能看出贤斌的问题还是很严重的。这些年是很辛苦，带着孩子。好在他父母也来帮忙，他父母年龄都很大了，父亲快80了，母亲也接近70了。他父亲来帮助带孩子，还自己带生活费用，这也是在帮助我们。现在他们都生病了。

他们也体谅贤斌，但有时候会说，当初让贤斌学画画就好了，那样他就会走另外一条路了，命运就不同了。现在我在生活上尽量先满足贤斌。每次我要给他200多元钱，时间不定，根据他的需要，或者我认为他该缺钱了。至少一年要给他2000－3000元，现在5年了，应该是3万多了吧。主要是路上费用高。从我们这里，到川东监狱，那个监狱在达州市大竹县四川第三监狱（也叫川东监狱），单程要走7个小时，中间还要换车，每次要三天时间。除了给他的钱，加上路费，跑一次就得1000元左右。前两年我买了房子，钱特别紧张，就跟贤斌商量：见一次只能谈上10多分钟，却成本那么大，为了节约，2002年到2003年，有两年没有去看他。这期间，他的父母和哥哥去看他了。

陈明先说，我当然要等他，他没有什么错。我本来有很多路可以走，但两个人走到一起不容易，要珍惜。我当然盼他早些回来，我知道这很难。我30岁的生日前他被带走的，我要等他到40多岁（刘贤斌1999年被判刑13年）。我们结婚后，我和他在一起不到3、4年的时间。现在孩子也是我最大的安慰，没有圆圆，这些年我的日子会更孤单。

陈明先最后说：我想请你代我谢谢国外那些关心他的朋友。我没有机会表达感谢，就请你谢谢他们。春节了，也祝愿所有遭遇象刘贤斌一样的苦难的朋友新年快乐！……

在陈明先缓缓地倾诉的过程中，我几乎一直没有插话。当她描述圆圆说“我想爸爸，我好想要爸爸回来”的时候，当我听到陈明先为了节省几百元路费不得不两年放弃看丈夫的时候，我眼泪再也忍不住了。我也想起自己的女儿多年了在电话里同样的追问：爸爸，你什么时候来呀！当圆圆哭着说“我不能离开自己的祖国”的时候，我的心又被深深刺痛了。“爸爸”在“祖国”的监狱里，而在这春节，“祖国”把自己打扮得莺歌燕舞，她是否在意一个叫圆圆的小姑娘怎样在梦里呼喊爸爸呢？这个小姑娘还要煎熬7年，在她人生中最美好的10几年里，“祖国”夺去了她的爸爸。同样是这个“祖国”，在陈明先这位年轻母亲身上，肆意挥霍了她十几年的青春和生命。面对陈明先这样的妻子，面对圆圆这样的孩子，“盛世”该怎样“和谐”、“知识分子”该怎样“公共”、“民运”该怎样“自由”、而“春节”该怎样“欢度”呢？陈明先不是特例，她是几十年来中国政治犯妻子的代表。我能在她身上看见胡石根的妻子、杨子立的妻子、赵昕的妻子、杨建利的妻子，也包括我自己的妻子……圆圆不是特例，在她身上我能看见胡石根的女儿、傅国涌的女儿、赵昕的女儿、也包括我自己的女儿……有人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55年，是领导人带践踏宪法的55年；或者也可以这样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55年，也是“共和国”

屠杀丈夫、践踏妻子和孩子的55年——没有一个家庭在法律的护卫之下。

陈明先和圆圆，她们是这个时代的李思怡。警察暴行和人民的冷漠一同构成更大的监狱，在举国狂欢的的新春佳节，谁能听见她们在房间里的叹息？我对陈明先说：“你真的很了不起”。陈明先说：“这没什么，因位谁都会这样的”。我说：“‘会这样’与‘正在这样’还是不同的。‘正在这样’实在太艰难了”。问题是，这种艰难是正义必然要遭遇的命运吗？求神宽恕我，愿那个“祖国”，愿春节联欢晚会那些“盛世大联欢”，千秋万代被诅咒吧！

2005年2月7日星期一

http://www.bignews.org/20050208.txt

许万平：新年致所有狱中民运难友的慰问信

尊敬的所有狱中民运难友：

给你们拜─年─啦！你们受苦了！

一年一度的中国传统节日“春节”即将到来。

在这个喜庆的时刻即将到来之际，一个沉痛的消息却不幸降临：我们敬爱的赵紫阳先生，于2005年1月17日，在被当局软禁15年后，不幸逝世！享年85岁。用赵紫阳先生亲属的话：他终于获得了自由！

在这个喜庆的时刻即将到来之际，我们尊敬的闯关勇士杨建利、王炳章先生，一直战斗在国内的秦永敏、刘贤斌、查建国、高洪明、何德普、吕新华、吴义龙、朱虞夫、祝正明、刘世遵、孔佑平、宁先华、王森、胡明君、陈忠和、萧诗昌、毛庆祥、岳天祥、王泽臣、佘万宝、王金波、李大伟、佟适冬、赵常青、陈西、李必丰、颜均、罗永忠、姚福信、肖云良、黄琦、戴学忠、罗长福、陶海东、胡石根、李旺阳、李智、熊鹰、师涛先生，以及其他所有还难以记录姓名的民运难友还仍然被囚禁在当局的监狱，至今没有获得自由！

我们知道，中国监狱的状况一直十分恶劣。如：我们尊敬的秦永敏先生在监狱就遭受了残忍的毒打；我们尊敬的王森先生身患严重的糖尿病、胡明君先生身患严重的心肌炎、李必丰先生身患严重的手指甲无名出血，佟适冬先生已经70多岁，都无法得到保外和保外就医。这令我们的心情十分沉重和牵肠挂肚、忧心如焚！

我们一直都在关注你们的处境，为你们呼吁和呐喊，为你们的早日获得自由奔走。

此间，我们曾数次以不同的方式呼吁中国当局尽快立即释放你们，对你们给予保外、保外就医，改善你们的生活、医疗等环境；我们曾数次以不同的方式呼吁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国际社会、媒体关注你们在狱中的惨状，并请他们敦促中国当局对你们给予释放、保外和保外就医，改善你们的生活、医疗等环境。

我们在今年将继续不懈努力，关注你们在狱中的生活、医疗等状况，为你们在狱中的生活、医疗等提供尽可能的帮助创造条件；同时，与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国际社会、媒体，以及所有关心、支持中国民主运动的海内外爱国人士、国际友人一道，敦促中国当局尽快立即对你们给予释放、保外和保外就医，改善你们目前的生活、医疗等环境。

特别强调的是：我们将继续肩负起你们的重任，秉承你们的“理性、合法、公开、非暴力”理念，为推进中国的民主、人权事业，早日实现中国民主、尊重人权，而不遗余力地不懈追求。

衷心祝愿你们新年愉快、身体安康、精神永存，出狱之后再携手并进！

（中国）重庆：许万平

2005.1.29

《民主通讯》

赵昕：捍卫公民权利，还王荣清自由

惊闻浙江省公安部门于2004年12月29日对王荣清、陈树庆、徐光、扬建民、王富华、吴远明、王东海、楼裕根、单称峰、萧利彬、王荣耀、尉国平等12名中国公民进行了大范围的传讯，并在围绕《中国政党法》草案起草一事及最近的活动对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骨干成员进行了讯问后，释放了除王荣清先生以外的大多数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成员。12月31下午，浙江民主党筹委会负责人王荣清先生的女儿接到公安部门通知：王荣清先生已经被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罪”正式刑拘，并在一张“拘留通知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在对目前情况严重关切之余，我们必须严正指出：执政当局刑事拘留王荣清先生，严重违反了中国宪法关于保障人权、保障公民言论自由的明文规定，严重违反了中国政府已签署的相关国际人权公约，严重违背了世界政治文明的历史潮流，严重违背了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依法执政”“依宪治国”的庄严承诺，因此也极其严重地危害着政府的诚信和国家的安全与荣誉——为了捍卫公民基本权利，必须还我王荣清以自由！王荣清先生并没有触犯任何法律，他的所作所为，只不过践行一个中国公民的神圣职责——中国宪法明文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基于此，他不辞辛苦查阅参考大量资料，亲自执笔起草了《中国政党法》草案，并且公开、合法地作为公民提案提交给了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同时就提案理由、目的和起草背景进行了堂堂正正的声明：“我们深知，政党政治尤其是执政党的活动如果不受法律明确约束，势必会危害到国家利益和人民权利。1998年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王有才、王东海、吴义龙、祝正明、毛庆祥、朱虞夫等人率先向省民政厅申请注册成立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不仅是为了冲破党禁，创造”政党和平相争，人民主权从中伸张”的民主态势，也是试图通过我们的努力，欲把政党政治逐步纳入法治也即纳入责任政治的轨道。”

“但遗憾的是，中国共产党自己管不好自己，偏要维护”党要管党”的特权，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地管起其他”政党”来（我不知道那些没有独立党格和党魂的花瓶能不能算是党，所以特加一个大引号），并对广大中国民主党组党人员实施政治迫害，是不符合公正游戏规则的。我们在严正抗议中共当局中”把国家党有化，政党又被少数人私有化”的反动势力侵犯公民权利之同时，也面临着这样的思考：民主社会政党政治的秩序到底应该如何？”“经过长期的艰苦学习与研究，在接受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同志们的委托与共同努力下，由我负责主持草拟的《中国政党法》草案现已完成，并将该草案提出来与民主党同志和民运朋友们广泛交流与批评指正，以便我们对民主理念更加系统与深入的理解，必然会有利于推动中国的民主运动。”“当然，我们不能否定中国共产党在目前国家实际政治事务中所起到的主导地位与作用，所以经同志们同意，我决定将该草案在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律委员会、国务院和民政部的同时，也提交中共中央和其办公厅以供他们参考，希望他们能够堂堂正正地提出有关意见来，我很希望他们也搞出个政党法草案，在两相比较中进行完善得以更好地”谋利于国，造福于民“。”

对这样一个六年来，一直坚持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的宗旨和基本纲领，始终如一地践行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的“和平、理性、公开、合法”四大行动准则，真切期望中国大陆不同政党之间能够“良性互动，宽容和解”，并且公开、合法、友善、非暴力地郑重以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名义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交了《中国政党法》草案提案的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监狱外核心成员，对这样一个已经六十三岁了，虽然经历了太多的坎坷与磨难，虽然身体状况也非常糟糕，但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福祉，依然还在殚精竭智、鞠躬尽瘁的中国公民，无论施加任何刑罚与迫害，剥夺他的人身自由和公民权利，我们都将认为是违反宪法的政治迫害，都是非常的不人道、不理智的！

近一时期以来，继国家安全部门陆续抓捕或传唤、查抄师涛、张祖桦、刘晓波、余杰、陈敏、李柏光、杨天水等等自由知识分子后，全国各地持不同政见者也相继受到各种骚扰和警告，网络封锁更加严厉，许许多多异议人士的电脑网络已经被非法断线，甚至连公开的EMAIL邮箱也发不出信件了！而从12月29日大规模传讯一直坚持“和平、理性、公开、开放、合法、非暴力、渐进民主”等原则的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骨干成员，到12月31日对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核心成员王荣清先生实行违宪刑拘，一张大网似乎有计划的正在逐渐收紧！

今日之中国，专制主义极端主义分裂主义激进主义肆无忌惮，温和改良和平变革渐进民主非暴力抗争孤弱无援！今日之中国，拉美化印尼化加剧，几乎无官不贪，劣币驱逐良币，社会矛盾激化，两极分化严重，冲突四起，危机重重，深深陷入“只搞经济改革，不行政治改革”的现代化的陷阱之中！！今日之中国，包括绝大多数共产党员在内的中国公民已经郁积了太多的怨气，整个社会就象一只在贪风欲火苦苦煎熬下的巨大高压锅，如果连这么小的“出汽阀门”都要堵塞，那么爆炸性的可怕结果不问可知，眼看又要陷入新一轮的“以暴易暴”历史恶性大循环，这是任何有良知负责任的中外政治家和地球村公民都不愿意看到的悲惨状况！

我们不禁要本着良知和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沉痛万分地质问：

难道今日之中国共产党执政当局，真的不能吸取满清末期统治者的惨痛经验教训，真的要为了一己一族一党之私而百般抗拒历史进步潮流，真的甚至要干出连清末统治者都没有干出的事来——连今日之“立宪派”、“改良派”，连象王荣清先生这样在种种逼迫和煎熬之下，依然还难能可贵地主张“和平、理性、公开、合法、非暴力”地进行温和改良、渐进民主、宽容和解的中国民主化平稳进程的民间健康力量，都要采取“高压政策”，进行刑拘迫害，剥夺自由吗？！须知“形势比人强”，如果中国共产党执政当局真的不能释放王荣清先生，真的要开历史倒车，真的连社会和解的唯一希望和出路都给堵塞了，那么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必然悲哀而不可避免地，又将陷入新一轮“以暴易暴”的历史恶性大循环中！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先生在2005年第一期《求是》杂志刊载的文章里写道，要切实做到依法执政而不是以党代政，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必须崇尚宪法和法律，要根据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去制定政策和作出决定，维护宪法和法律的统一和尊严，要善于把成熟的决定和政策及时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法律，使社会矛盾和政治经济关系在法律的轨道上得到正确、及时的协调和处理。

象对待“依法执政”、“依宪治国”一样，我们对这样的表述也持审慎的欢迎态度。捍卫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公正执法乃是国家安定和人民幸福的基石，人民有免于政治恐惧的自由。为此，我们严正抗议浙江公安部门对王荣清先生的非法刑拘，并恳切而郑重地公开呼吁：

我们强烈呼吁海内外各界，尤其是知识界、新闻界、政界和司法界的人士，和我们一道关注“《中国政党法》草案”事件，关注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关注中国公民的法律尊严！

我们强烈呼吁中国公民签名支持“关注民主党案暨中国良心犯的公开信”！马丁·路德·金说道：”任何一个地方的不公是对所有地方公正的威胁”.这是救人，也是自救。否则，迫害言者的多米诺骨牌就会一个个倒下，更多的王荣清、杨天水们就会被暴政吞噬，一个更加黑暗的时代就会降临中国！

同时，我们强烈呼吁国家主席胡锦涛阁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吴邦国阁下、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阁下、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杨阁下，立即采取有效措施阻止和纠正对公民权利的有关侵犯，释放王荣清先生及其他中国良心犯，以切实实现和落实国家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

团结起来，救救王荣清！救救中国的良心犯们！！救救我们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

2005-1-3 北京

关注民主党案暨中国良心犯的公开信

惊悉中国浙江地方警察当局于2004年12月29日上午拘捕、传唤了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成员王荣清先生等12人，我们表示强烈抗议。此间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中国当局在浙江的行动是近期北京政治倒退的标志之一，我们同国际社会一道为中国政治的落后和中国的未来深感不安。

此次拘捕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成员的方式同样是骇人听闻的。中国民主党筹委会的宗旨一直是希望通过建立现代的政党政治以实现中国社会的和平转型，并为民主政治准备制度基础。正是在宪法精神的要求下，中国民主党筹委会浙江部分成员郑重以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名义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交了《中国政党法》草案提案，结果却因此再度被有关当局拘捕和传唤。浙江当局的警察行动不仅再次宣告了中国宪法宣布的结社自由是伪饰的，也开创或延续了1998年以来民间结社因申请而遭受迫害的政治丑闻。

在现代社会，公民结社是一项基本人权，而申请结社尤其是这项基本人权的基本保证。中国当局的拘捕行动不仅在实体上取消的宪法关于结社自由的规定，也在程序上根除了这项自由。不仅如此，中国民主党筹委会的结社目的和筹备行动一直是以“和平、理性、公开、合法”以及“良性互动，宽容和解”为原则，对这一政治结社运动的镇压是对普世政治价值的公开践踏，也暴露了北京当局为一己私利反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陈旧立场。

2004年初迄今，中国当局先后抓捕或传唤了丁子霖、张先铃等六四难属以及蒋彦永、黄金秋、余世存、叶国柱、张友仁、李桂兰、赵岩、张林、师涛、张祖桦、刘晓波、余杰、顾则徐、蒋美丽、陈敏、李柏光、杨天水等，还包括天主教人士林运团及郑品官神父、林学海神父、许伯译修士、林国安修士等。目前中国因信仰、言论和维权运动而监禁的作家和活动人士至少还包括胡石根、秦永敏、查建国、高洪明、何德普、吕新华、孔佑平、宁先华、王泽臣、王森、胡明君、佘万宝、刘贤斌、李作、朱虞夫、祝正明、毛庆祥、萧诗昌、李大伟、王金波、刘世遵、吴义龙、陈忠和、岳天祥、佟适冬、姚福信、肖云良、王炳章、李永珍、王泽臣、王金波、李大伟、肖云良、杨建利、刘凤钢、杨子立、徐永海、徐伟、靳海科、张宏海、陶海东、桑坚城、内蒙古作家哈达、毛恒凤李志、黄金高、家庭教会领袖张荣亮、工运人士姚福信、以及高勤荣、姜维平、喻华峰、罗长福、张捷、郑恩宠、黄琦、牟传珩、郭慶海、刘水、蔡陆军、罗永忠、藏人丹增德勒仁波切、邦日仁波切和洛桑丹增、广东工人刘具飞、丁奎、刘荣能、耿春飞、刘海洋等。此外，还有数以千百计的法轮功学员。

国际人权组织认为，中国狱中作家人数位居世界第一位，中国的狱中作家目前至少有六十多人。这其中还不完全包括近四十位民主党运动的成员，这些人刑期都很长。仅就浙江情况而言：吴义龙在浙江第四监狱，判刑11年，祝正明在浙江第二监狱，判刑10年，毛庆祥，朱虞夫在浙江省乔司监狱，分别判刑8年和7年。北京何德普8年，查建国9年，高洪明8年。另外有湖南的佟适冬，判刑10年，湖北的秦永敏判刑12年，陈忠和判刑10年，萧诗昌判刑7年，四川刘贤斌判刑13年，李作判刑15年，胡明君判刑11年，王森判刑10年，佘万宝判刑8年，等等。现在已坐完刑期释放的还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浙江当局刚刚抓捕的王荣清已经年届六旬，是《中国政党法》草案的起草人。

中国当局一方面在国际社会扮演人权不断进步、人权入宪、依宪治国等文明形象，另一方面却变本加厉动用国家暴力镇压言论、信仰和结社自由。这种状况不仅令海外华人有识之士深感羞愧，也促使世界范围内的各方人士联合起来共同关注中国政治命运。我们在此呼吁中国当局检讨当前每况愈下的人权政策，为国家的和平转型，也为自己的未来三思而后行。同时，我们呼吁全世界热爱自由和尊严的人们联合起来，在2005开年之初，联署这份公开信，通过关注中国民主党一案，进而关注所有因言论、信仰和结社等良心自由而被迫害的人的命运，敦促中国有关当局尽快释放所有良心犯，以期在和平条件下使中国早日过渡到宪政、民主和自由的社会。

2004年圣诞节以来，世界沉浸在印度洋海啸灾难引起的悲痛之中。在举世援助灾民之际，中国政府继续抓捕持不同政见人士，以非自然的力量制造“政治海啸”，同样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种行为与其标榜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反差强烈，更与人类千方百计避免自然灾难的努力形成莫大反讽。我们热望自己的祖国能在国际社会和国内生活中同时践行人道主义的基本原则，因此我们在这里一方面呼吁并支持对南亚灾区的救援，一方面呼告人们在关注自然灾难的同时警惕中国的政治灾难。我们最近也注意到亚洲缅甸政府连续释放了两万名左右政治犯，但胡锦涛执政以来中国当局在继续延续1989年以来践踏人权的政策，更多的良心犯被关进监狱。我们呼吁以胡锦涛先生为代表的中国执政当局恢复对生命和人的价值的基本尊重，并通过释放政治犯、悔罪、承担责任而为时代挽回荣誉。

签名

王有才、任不寐、盛雪、王超华、唐元隽、胡平、王丹、陈奎德、方笑凰、姚振宪、周建和、马学理、陈立群、陈光铭、邢大昆、王策、黄河清、薛超清、董昕、严明、高光宇、钟岩、王丹（女）、刘云霞、刘布平、韩文光、冯保罗、沈书婷、洪云、霍壮、洪世忠、杜智富、周锋锁、茉莉、傅正明、洪哲胜

说明：

1、本公开信向所有人开放签名，并欢迎媒体转载

2、签名地址

议报论坛http://www.chinaeforum.com

签名网http://www.qian-ming.net/gb/default.aspx

签名信箱nestleff@yahoo.com.cn

3、本文于2005年01月03日21时（北美时间）首发于《议报论坛》

王光泽：我的声明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

这是数千年来中国黑暗政治的真实写照。2004年11月23日，我再次被这只射了几千年的暗箭再次中伤。

受美国三一学院的邀请，我于2004年11月3日来到了康蒂涅格州这个两百年历史的学府，并于11月6日做了主题为《网路时代中国政治生态的演变和可能走向》的主题演讲。演讲中，本人客观分析了中国的政治生态在网路时代新的变化，官民之间从激烈对抗走向了适度互动，本人乐见未来中国的民主化出现了新的变量。本文没有任何政治诉求，也没有情绪化的谩骂。

尽管如此，我还是被某种神秘的力量张开血盆大口，狠狠地咬了一下。11月23日，我返回国内之后就接到报社通知，因为这两个月（十月和十一月）考核不合格被解聘。十月份，首先是8天的国庆长假，其后我在准备到美国开会的论文，所做的本职工作非常有限；11月，我就来到美国开会，当然没有做任何工作。两个月来我的确没有给报社做什么贡献，没有很好地完成本职工作。但是我都事先向报社请假，并且把准备论文的情况向报社做了说明。

很显然，我所供职的报社受到了来自某些方面或明或暗的政治压力。

我所供职的《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是国内一家具有良好专业素养的财经类媒体，也是具有胆识的商业化媒体。我很喜欢这张报纸，但是本人能力有限，没有更好地为该报提供服务，反而让报社管理人员和报社同仁遭受不必要的政治惊吓，我感到非常抱歉和难过，我将尽快办理辞职手续，减轻我的个人作为给报社的影响。

此前，我在中共中央政法委的机关报——《法制日报》工作5年，也曾有过类似的经历。1999年10月，浙江筹组民主党的异议人士吴义龙的女友单称峰通过网路和本人取得联系，她说她在浙江找不到一位肯于为自己将要遭到刑求的男友仗义执言的律师，希望社会各界广伸援手。我曾试图帮助他们请律师，但旋即被安全部门发现。他们虽然找不到本人行为的违法借口，但是他们认为本人同情民运人士，进而向报社施加压力，本人被停止采访工作长达4年。2002年，报社进行人事改革，我也因为这一政治问题而频频落聘。2003年年底，本人被迫辞去法制日报的工作，受聘于《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从事法制新闻报道和社论的撰写。

我向来不以最大的恶意猜测他人，也从未认为中共会永远陷入毛泽东时代政治疯癫的泥潭，本人相信随着外部资讯世界的逐步开放，中共会逐步恢复政治理性，融入世界主流政治文明的大潮之中。

发生在我身上的两次政治迫害，也再次说明中共正在从毛泽东时代的极权统治走向江胡时代的威权统治。如果在极权统治年代，我的这些合法行为就会被视为“现行反革命”，很可能被处以极刑。在威权统治年代，对我的政治迫害也就仅仅限于端掉我的饭碗。然而，天地之宽，尚无绝我之路，我还是能够生存下去。

台湾的威权政治解体之后，就是宪政改革和政党轮替，我相信，这是历史的大势。我希望中共能够在历史的潮流面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海内外关注中国政治生态变化和我个人命运的朋友们，大家不要灰心，民主政治的春天已经在叩门了。大家想想看，极权统治终结了，威权统治还会久吗？

另外，还吁请海内外人士尤其要关注这次与会的范亚峰、张耀杰、张宏杰、丁东、任不寐、焦国标等其他几位大陆人士的安危。尤其焦国标先生，这位所向披靡的勇士，我们期待您的凯旋！

本人的邮箱：wanggze@yahoo.com

本人简历：河南大学法学学士1994、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硕士1998，历任河南《信阳日报》、《大学生》杂志、《法制日报》、《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的编辑、记者、评论员等职。本人还是网路上的政论作家，《新世纪》电子杂志开辟有本人专栏。本人多次参与和发起网路上的签名活动，2003年年底发起的《呼吁迁移毛泽东遗体》声明，就是由本人创意并和好友余杰先生共同撰文的。

王光泽

2004年11月23日

王光泽：网路时代中国政治生态的演变与可能走向

邓后时代，网路大潮与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期而遇。1994年，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刚刚走过16个年头，那年的4月20日，NCFC工程通过美国Sprint公司连入Internet的64K国际专线开通，实现了与Internet的全功能连接。

从此，中国被国际上正式承认为真正拥有完全功能的Internet国家。

从互联网在中国大陆的诞生，迄今正好10周年。中国互联网路资讯中心最新发布的《中国互联网路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今年6月30日，中国网民数量已达8700万人，比去年同期增长27.9%.其中35岁以下的青少年网民达到82%，60岁以上的网民0.7%.中国上网电脑总数已达3630万台。统计资料还显示，中国大陆已经仅次于美国，跻身于全球第二大网路国家。

尽管中共不惜花费纳税人的巨资构筑了一道道网路防火墙，并且不惜投入高昂的行政管理成本监管遍地开花的网吧，网路还是给大陆人民带来了空前的自由。大陆网民不仅能够翻越防火墙，直接阅读各种海外的最新资讯，还能够在网路上发表形形色色的见解，组织形形色色的网路团体。

互联网勃兴之后，中国大陆五十年来铁板一块的政治生态终于有了一些明显的变化。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大陆网民已经突破了“党禁”和“报禁”，在网路这个虚拟世界里部分实现了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并且构筑了一套独立于官方之外的话语体系。官方和民间的这两套话语体系之间既有攻防，也有互动，并日渐推动着这个红色帝国的和平转型。

网路知识分子的崛起

在纸媒体时代，中共对媒体的监管易如反掌，中国大陆的言论空间就局限在一些党的喉舌上。纸媒体时代的知识分子大都是体制内人士，寄生于各家媒体和各间学院里。他们基本上是执政当局的吹鼓手和轿夫，很难有特立独行的思想。连曾经是国内唯一一家号称知识分子的报纸的光明日报，在中共的轮番整肃之后，也逐步沦为第二张“党报”，在上面撰文的知识分子也就成了中共意识形态的注脚者。

网路时代到来之后，完全独立于官方立场的民间公共知识分子开始出现，御用知识分子大行其道的状态方才有所改变。

在今年的《议报》周刊149期上，杨银波先生列举了中国大陆43名最为着名的网路知识分子。包括余杰、刘晓波、王怡在内的政论作家，大部分都很年轻，年龄在30岁至40岁居多。有些新生代知识群体年龄更小，例如，24岁的刘荻小姐已经是文笔成熟练达的政论作家了。在中共严格的新闻出版审查体制下，他们并没有多少出头露面的机会。他们的大部分甚至全部的文字作品只是见诸于网路，但是他们获得的影响力并不亚于那些在纸媒体上发言的知识分子，甚至成为网路上的文化游侠、真正意义上的知识明星。

不仅如此，大陆传统媒体也开始正式接受网路知识分子的概念。2004年9月7日，南方日报属下的《南方人物周刊》推出了中国最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50人，一时成为大陆知识界和新闻界的热门话题，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提出了网路公共知识分子这一概念，并把王怡作为网路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

王怡，是个很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性人物。他并非生活在上海、北京这样的中心城市，而是生活在成都这样的一个西部城市。随着网路的延伸和普及，他获得资讯的质与量一点都不亚于一些中心城市。在网路上发言之前，他从未有过纸媒体上发言的经历，他直接在网路上实现了自己的写作愿望，并且在三十岁的年龄就达到了一般在纸媒体上发言的知识分子穷尽一生也难以达到的影响力。

王怡等网路知识分子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反对人士，但是由于网路空间的自由特性，他们通常比纸媒体时代的知识分子更能够独立判断、大胆发言。从台湾政治转型的经验来看，威权政体的终结者虽然不是殷海光，而是陈水扁这样的职业政治家，但是网路知识阶层的出现，意味着真正具有独立意味的知识分子开始能够在大陆得以存活并且逐步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在野的话语体系与行为方式

网路具有以下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优势：第一，在中国大陆任何地方都可以实现和国际资讯的对接，除了宽带、电话线等有线的接口之外，大陆有些地方的无线运营商还开发了价格低廉的无线上网业务，有的无线包月业务仅仅收费20元。也就是说，大陆的网民完全有可能在任何地方实时接受丰富全面的资讯。第二，网路资讯可以无孔不入，能够透过各种私密的渠道进行传递。第三，网络具有极强的互动性，能够及时和交流对象进行沟通。

基于网路以上的本质特性，以及国内外无数中国网民的技术努力，中共目前的网路监控行动，很难取得实质性的效果，阻断网路的信息流通。

由此，大陆的网路知识分子逐渐通过发言、沟通形成了一定的气候，并形成了相对独特的话语体系，并且事实上形成了网路中国和现实中国的分野。现实中国是中共掌控下的媒体谎言连篇、铁幕重重，恰恰相反，网路中国能够集中体现中国民间社会的真实风貌。网路的出现最终打破了中国大陆官民一体、政教合一政治结构，催生出了相对独立、相对真实的中国民间社会。

前苏联政权土崩瓦解之前，官方的话语体系和民间的话语体系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出现了各说一套的局面。中国大陆目前的政治格局正是如此，例如：纸媒体上，中共在花费巨大人力物力宣讲“三个代表”，但是网路上一片嘲弄之声，所谓的主流政治话语成了中共一厢情愿的自说自话，民间社会在网路上凝聚了自己的价值共识，形成自己的网路文化，对中共宣传机器的喝令置若罔闻。

在网路上，网民不仅实现了对中共话语体系的瓦解和颠覆，在实际的政治形态上，网民也打破了中共严防死守的政治禁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规定的几种公民政治权利，在中国大陆的网路里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实现。

言论自由：虽然每个网站有自我过滤和自我监控的功能，但是由于网路上的发言机会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网民们还是能找到突破口进行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就是国内的网站发不了，还可以绕过网路封锁，直接登陆海外网站进行发言。一旦网路上出现精辟独到的文章，就会通过各种渠道迅速复制，迅速转化成具有影响力的公共话语。

新闻自由：其中最主要的表现是从SARS、孙志刚案等一系列事件之后，网路信息传播的能力得到极大程度的发挥，并且对已经部分商业化的大陆媒体形成巨大的竞争压力。在SARS事件之前，网路跟着传统媒体跑，SARS事件之后，就出现了传统媒体跟着网路跑这一明显的转向。一旦传统媒体没有跟上网路信息，就可能有遗漏重大的新闻话题。这种局面的直接后果是，传统媒体的编辑记者们不断地冲锋陷阵、冲撞大陆新闻管制的底线。

集会自由：大陆的新闻网站为了提高点击率，每条重大新闻的后面都允许跟贴。每一个重大新闻事件的出现，网路上民意就会迅速聚集，跟贴洋洋千万条。这种民意的聚集和呼啸，甚至能够改变中共高层的政治策略，推动某些公共政策的重新审视和重新拟定。如辽宁省的刘涌案、黑龙江省的宝马案，都引发网路上潮水般的发言，敦促当局检讨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由于强大民意的推动，这些地方性事件就会迅速演变成一起全国性事件，地方官员想将其控制在小范围内解决的如意算盘就会落空。网路民意推动地方官员主动改变事件的处理方式或者引起中央高层介入的个案已经屡见不鲜。

结社自由：论坛是网路社会中最为常见的一种交流方式，通常是志趣相投的网友通过注册获得身份认同之后，进入论坛就某类问题进行发言、讨论。每个论坛实际上就是一个规模不等的网路社团，他们有自己的活动规则、活动目标。由于网路的虚拟性，在网路上成立社团组织的成本极其低廉，甚至在聊天软件上就可以集结成一个社团组织。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共要想成功地监控每个个体的活动几乎没有可能。

示威自由：在2001年兴起的网路签名运动，实际上就是一种示威和抗议。尽管有人嘲讽签名运动实际上就是一群无力行动的知识分子的意淫。

这种嘲讽的背后我们无法探测他们的立场，但是无论如何，在红色帝国的铁血政策统治了半个世纪之后，开始有独立知识分子就某些公共事件独立发声，已经非常难能可贵，这本身就是一种行动，并将为大陆知识份子进一步走出网路走出书斋凝聚信心和道义力量。

对抗、互动与和解

长期被统治得哑口无言的中国民众，在遭遇网路之初，惊喜之余还有些不知所措。突然出现的资讯世界尚未带来社会的和谐，而是通过语言暴力、信息垃圾深化了既有的社会对抗和族群分裂。

中共统治大陆55年来，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高压下，原本就很紧张的族群关系得以透过网路大量释放。但是由于网路这一虚拟世界尚未建立相应的程序和规则，更没有相应的约束机制，所以族群的敌对情绪被成倍地放大。从网路上的交锋来看，原教旨共产主义和民主派之间、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之间、新左派和新自由派之间、统派和独派之间、新兴的中产阶层和底层民众之间均存在着深深的政治裂痕和紧张关系。网民们的发言以非理性成分居多，流氓式的口水泛滥成灾，中国网民遭遇了比“文革”以来最为复杂最为残酷的语言暴力。

面对网路世界，存在着晕眩感的不仅是普通网民，还有自以为掌控一切的统治当局。网路民意的兴起，使得中共统治当局感觉到自己话语权力受到挑战，并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惊慌失措。其中最有力的例证就是对网路的围堵随着内政外交的各种变化时紧时松，缺乏一贯性的政治动作，表现出非常混乱的政治理性。

从中共这些年监控网路的特点来看，主要手段有三种：一是设置防火墙，禁止大陆民众登陆一些敏感的网站；二是安装信息过滤软件，禁止访问带有敏感词汇的网页和邮件；三是强力监控网吧，提高网吧设立门槛，安装报警软件，安插网吧巡检人员，实行上网实名制。

前两者主要对一些在私人空间上网的网民构成较大的威胁。通过海外的电子邮件渗透和国内网民之间的信息交换，一般稍懂网路技术的网民都可以突破网禁，查阅任何自己需要的信息。但是中国大部分网民还很贫穷，没有能力购置自己的电脑和安装独立的网路接口，他们不得不依赖于网吧这样的公共资源。可是，大陆的网吧已经身陷白色恐怖之中，一有风吹草动就陷入灭顶之灾。在江苏、江西等地，相关管理部门甚至鼓动民间力量对网路自由进行反制，有些社区的退休老人当起了义务网路巡查员，查看网民是否登陆敏感网站和色情网站。由于网吧的监控严格细密、有关网吧的网路自由目前尚无更好的办法进行突破。

随着网路技术的日新月异，中共的围堵行动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效果。网路上的民意对中共的政策和行为，几乎采取一边倒的反对立场。极权主义每次周期性的痉挛，都会引起了网路上骂声一片。官方的封网行动不仅没有化解55年来中共阶级斗争所带来的家仇国恨，反而加深了民间的敌对情绪，进一步恶化了官方和民间的关系。

从长远来看，族群的分裂和官民的对立，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根据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只要资讯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多元，就会降低不同观点之间的对立，族群之间的分裂和官民之间的对立也会得到缓解。本人从1998年开始接触互联网，依据数年的网路经验，本人认为，国内外的各种论坛中尤其是综合性论坛中的语言暴力在减少，说理性的发言在增多。由于网路的互动性，开放性，促使网路上的语言暴力正在朝温和的、理性的方向发展。同时，还因为网路的交互特性，官方和民间两套话语体系之间也开始出现了一些互动和沟通。

从SARS事件、收容制度的存废等公共问题上可以看出，网路民意对官方开始有所触动，甚至对某些公共政策的决策和实施起到了改变的作用。

网路民意也正是通过这种改变，帮助中共重塑基本的政治理性。

如果中共能进一步放松互联网的管制，放宽开设网吧的特许尺度，让更多的没有电脑的人群加入网民行列，可以相信，从对抗到互动，并且随着中国大陆民主化的实现，最终将会走向适度的和解。

从网路民意到街头运动

网路政治生态在近期出现的一个显着变化就是：网路民意开始冲出网路，走上街头，涌现出裹挟着语言暴力和实际暴力的街头运动。

如果说去年的宝马案、孙志刚案、刘涌案以及SARS事件中，网路民意还局限在网路上鼓动和示威的话，那么今年一系列的事件表明，网路上多年积蓄的民意正在走进实际生活之中，甚至走上街头，酝酿出规模浩大的民间维权运动。

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重庆万州事件。万州事件本来起因是一颗微小的火星：两位万州市民在发生纠纷和互相殴打的过程中，一位自称是公务人员，引起了围观群众对官员仇恨的集中爆发。这一事件迅速在网路上流传，甚至被演绎为具有煽动性的“局长”殴打“小民”的政治谣言，引发了万州近五万名市民上街游行，并和镇暴警察发生激烈的肢体冲突。据有关消息证实，胡锦涛事后在对该事件的批示中，强调要“深挖事件的深层背景”。

另外，安徽蚌埠退休工人的游行示威事件、河南郑州和开封的回汉两族冲突事件，都显现出了大陆的公民维权正在走下网路、走上街头。

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成功地在形式上实现了将党政军大权集于己身，但是胡锦涛和温家宝在中共党内派系实力并不强，仍然是弱势君王。虽然他和江泽民一样也是邓小平钦点的接班人选，但是他毕竟是隔代指定的，其党内政治的合法性被大打折扣。如果他想寻求更为稳固的政治根基，除了尽可能地平衡党内不同派系的力量之外，还不得不祭起亲民的大旗，希望整合民间的资源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

在很多的政治分析人士看来，胡温时代虽然有可能会比江泽民时代更大程度地体恤民意、放松控制，但是胡温很难走出邓小平的阴影，胡温时代仍将是邓后时代的延续，所谓的“新政”不过是对民间的小恩小惠，很难有制度性的突破。但是，民间在官方各类媒体大力鼓吹之下，已经被吊起了胃口。在普通民众看来，温家宝作为堂堂的一国总理，帮助一个民共讨回了工钱，那他还有什么不替老百姓做的呢？所以大陆民众将会“得寸进尺”，知识精英也会假戏真唱，继续凝聚网路上的民意资源，提升公民维权的广度和深度。

重庆万州事件充分说明，大陆民众的积怨在释放、民众的权利意识在觉醒，以及中共的底线在后退、其控制能力也在降低。可以判断，如果胡温体制继续保持这样宽松的政治局面，未来数年街头运动将会如燎原之火，遍地开花。街头斗争有可能会在网路民意的配合下，成为民间抗争的主流方式。

游行、示威、罢工是国际人权公约和大多数国家宪法所认可的几种民意诉求的方式，也是冲击权威体制的利器。虽然街头运动会夹杂着很多暴力活动，但是街头运动对于大陆的政治转型来讲既不可或缺也无法避免，只有寄希望于官民之间能够像网路那样出现互动的迹象，在双方的博弈过程中才有可能逐步克服双方的政治恐惧、恢复双方的政治理性。

政改路径的可能转向

从八十年代以来，大陆主流的知识份子大都赞同新权威主义，主张在保持中共内部政治稳定，凝聚在中共开明领袖的威权之下推动政治和社会变革。

随着十年来网路的出现和不断扩大的影响，中国大陆的政治生态大为改观。中国已经出现了相对独立的民间社会和民间知识分子，也就是说，颇具规模的民间压力集团已经形成。民间压力集团将会通过网路汇聚自己的价值共识、展现自己的行为方式。

正如刘晓波先生所言，中国改革的深层动力来自民间而非来自高层。

互联网的兴起和普及，将有可能更加强化这一说法。如果说前20多年的政治改革是由中共内部主导为主的话，那么在互联网兴起的十年之后，中国的政改路径很可能转变为民间推动为主、官方被动变革的模式。

中国大陆尽管有过共产主义运动，但是毕竟时间短暂，难以动摇其儒教国家的根本，所以大陆政治转型的参照系数最好是台湾而不是苏俄。89以后，中国大陆政治生态的演变趋势也逐步表明，大陆政治变革的模式很可能不会是苏东模式，而是台湾、韩国这样的东亚模式。

在台湾的政治转型的后期，尤其是在七十年代中期台湾的“中坜事件”之后，台湾的政治转型迅速转变为民间主导的局面。大陆的政治变革一旦转变为民间主导，变革的进程和速度将不会为中共主要领导人的意志为转移，政治大变革的拐点有可能会被重新评定。

但是，中国大陆的政治变革模式也不会照抄台湾模式，反而会展现出互联网时代中国大陆独特的变革模式。如果说台湾政治转型的路径是：开放选举——突破党禁——突破报禁；在本人看来，大陆的政治变革路径可能恰恰相反：突破报禁——突破党禁——开放选举。

本人坚持此种看法的理由是：首先，台湾政治转型的破题在于地方民意代表的选举，大陆开放地方基层人大代表的选举仅仅局限于县乡两级，层级太低，难以形成规模效应，而且大陆的选举法问题太多，很难形成竞选态势，大陆试图走议会路线开创民主先机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其次，大陆在政治转型期遭遇了网路时代，开放、迅捷的资讯世界将使传统媒体遭遇巨大的商业压力，这种态势最直接的效应就是很可能会带动报禁的突破，以维持传统媒体和网路媒体的竞争平衡。尽管中共的宣传部门使出浑身解数，大陆的传统媒体还是已经濒临失控的边缘。在网路和媒体的双重失控下，中共的话语权将会彻底丧失，各种立场的民间公共知识分子将会成为中国主流话语的主导者。

报禁获得实质性突破的标志是：中共将会允许民间办报、允许商业资本进入媒体，并且将会给予网络媒体完整的采访权利。一旦报禁获得突破，民间要求开放党禁、开放选举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不仅如此，网路民意向街头运动的转化，其直接后果就是民间政治动员能力的复苏，政治性组织和准政治性组织将会出现。一旦有建立组织的需要，大陆盘根错节的互连网路，将会发挥巨大的能量。

还有一点，和台湾政治转型还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是，中国大陆的政治转型虽然不会出现大规模的革命事件，但是极有可能小规模的冲突不断，大陆民众将会为政治转型付出较高的代价。

本人相信，在经济自由化和网路自由化的双重夹击下，新权威主义者主张的威权主导变革的政治改革模式很可能彻底终结，以民权运动为主导的政治改革可能将会来临。如果这一判断能够得到证实，中国大陆民主化会比八十年代预计的要更为提前到来。

——谨以此文纪念中国大陆进入网路时代十周年

2004年11月4日，于北京

http://www.bignews.org/20041123.t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