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2.21
“心灵之旅”节目，采访编辑、主持制作：张敏（2005，12，10）
2005年12月5日，总部设在美国的“魏京生基金会”公布了第二届“魏京生中国民主斗士奖”评选结果。三位获奖者是喻东岳、陈西和吴义龙。“魏京生基金会”执行主任黄慈萍女士宣读颁奖公告。请听其中的部分段落：
黄慈萍：“‘魏京生基金会’第二届‘魏京生中国民主斗士奖’颁发公告。魏京生基金会2004年设立的‘魏京生中国民主斗士奖’定于每年12月5日颁发。这个日子也是魏京生先生1978年发表著名的《第五个现代化》一文的日子。去年的奖金由胡石根和刘贤斌两人分享。那些尚在中国坚持奋斗，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人们因此得到了极大的激励。今年的候选人共有以下十一名：查建国、陈西、郭少坤、何德普、秦永敏、吴义龙、许万平、喻东岳、张林、赵昕、祝正明。所有候选人都为中国民主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许多人深陷牢狱，前途未卜。他们的精神和所有的牺牲都是我们非常敬仰的。今年，‘魏京生基金会’决定设立一个‘魏京生中国民主斗士特别奖’，获奖人为喻东岳，同时决定把第二届‘魏京生中国民主斗士奖’颁发给吴义龙和陈西先生。
喻东岳，男，湖南浏阳人，生于1967年，毕业于湘潭师专中文系。1989年任《浏阳日报》美术编辑。1989年‘六四’期间，他和余志坚和鲁德成三人一起在天安门广场挂起两幅标语；一幅是‘五千年专制从此告一段落’，一幅是‘个人崇拜从此可以休矣’，然后用带有颜料的鸡蛋涂抹在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巨幅画像上。喻东岳等三人被扭送到公安局以后，分别以‘反革命破坏罪’和‘宣传煽动罪’被判处徒刑。喻东岳被判二十年徒刑，入狱以后不久被逼成疯，至今仍在狱中遭受非人的折磨。
吴义龙，男，安徽桐城人，生于1967年5月1日。1996年进入浙江大学攻读文学硕士学位，1998年与王有才、祝正明正式确定创建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有关事宜。在王有才等被拘禁期间，吴义龙组织各项营救活动。从8月底开始，他先后两次前往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联络成立中国民主党各地筹委会，并为成立全国筹委会做好了准备工作。1999年11月9日，吴义龙与毛庆祥、朱虞夫、徐光一起被杭州中级人民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同时判刑。吴义龙被判十一年，至今还在狱中。
陈西，本名陈友才，男，1954年2月29日生于贵州贵阳。1989年在声援学生自由民主运动期间因组织‘贵阳沙龙联谊会’，成立‘爱国民主联合会’被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刑三年。1995年5月他与卢勇祥、廖双元、黄燕明、曾宁等组建‘中国民主党贵州分部’。1996年3月，陈西被贵州中级人民法院以‘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二次判刑十年。由于陈西在贵州民主运动中的领导者、组织者身份，他是贵州民运人士中被专制政权判刑最重的一个，前后被判刑十三年。今年5月刑满释放，追求民主自由的理念至今不变，并与其他同道一起马不停蹄地开始了各项有力有节的人权与民主活动。
‘魏京生基金会’将‘魏京生中国民主斗士奖’及‘魏京生中国民主斗士特别奖’颁发给这三个人以表彰他们坚定的信念、坚强不屈的作风，以及表达我们对中国民主运动的一贯支持，并对所有为之献身的民主斗士的感激和鼓励。这次从各个渠道汇集的奖金总额是五千六百美元，为奖金捐献的人们表达了他们支持中国民主的热情和坚定，在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魏京生基金会’魏京生中国民主斗士奖评委会，黄慈萍、陈兴宇、陈邦铮、刘继杰签署。2005年12月5日。“
‘魏京生基金会’主席魏京生先生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提出民主诉求，在中国先后两次被判刑共二十九年。坐牢十八年后，于1997年保外就医来到美国。魏京生先生接受我的采访，谈这届评奖的情况。
魏京生：“简单的说，首先我没有参加这个评奖活动。这个评奖活动都是评委们和执行主任黄慈萍他们一起做的这个事情。评的过程当然是很慎重、很仔细，经过反复讨论的。我觉得我们这个奖最大的特点就是奖励这些默默无闻的人，踏踏实实工作的人，不管你在媒体上是有名的还是没名的，这点我们从来不考虑。我们只考虑你对工作的贡献和受到的磨难。这也是我跟大家谈完了以后，大家去评。我觉得评得非常好。”
三位获奖人中，唯一刑满出狱的陈西先生在贵州接受了我的采访。
陈西：“得到这个获奖的消息，我感觉到我们这些民运人士在大陆，正在这麽一个专制的社会，能够得到海外以及其他人士的关怀和关注，我们感觉到我们并不孤单。我们在这里，尽管环境很艰苦，我们得到一种支持和鼓舞。所以对得到这个奖呢，我很欣慰，也就是说，它不仅仅是发给我一个人，我只是一个符号，代表了在大陆这么一种很没有人权法制不健全的这么一个土地上，能够为人权民主法制作出贡献，在默默地工作的我们这一类的人，实际是对我们大家的一种鼓舞。”
以上“心灵之旅”节目是由张敏采访编辑、主持制作的。
2005年12月10日星期六
2005年11月3日星期四
徐光：从陈水扁律师说到陈树庆律师——评陈树庆的”中国违宪第一案”
（博讯2005年11月07日）
陈水扁与陈树庆，都是中国人，都姓陈，五百年前是一家。他们两位，一位是台湾“中华民国”的总统，一位是大陆“中国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都是“大中国”民主运动的杰出代表。
一九七九年，台湾发生了“美丽岛事件”，有多位“党外人士”无辜获罪。陈水扁律师为了维护正义，在国民党的特别军事法庭上，慷慨激昂、正义凛然、据理力争、滔滔不绝，其执着、坚定、勇敢、雄辩，当时就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为最终促使当权者理智地处理“党外人士”作出了贡献。
然而，二十年过去了，一九九九年，笔者与吴义龙、毛庆祥、朱虞夫等无数“中国民主党”同仁，为了追求祖国的民主大业，早一点平反“六、四”，公开向大陆“中共当局”申请成立“中国民主党”，因此无辜获罪。我可怜的妻子，抱着那十几个月大的孩子，满世界地寻找敢于为我辩护的律师，以大陆之大，却一个也找不到。不是没有具有正义感的律师，实在是当年大陆之政治气候，还远不如一九七九年的台湾啊！
陈树庆先生，是我大学同学，也是我的同乡，与我一样，经历过“八六”、“八九”两次学生运动的民主洗礼。他有感于我的不幸遭遇和千千万万民主党人所面临的不公正，毅然放下“浙江大学
生物学硕士“的专业知识，苦心钻研中国大陆的法律，终于在与千千万万法律专业人士一起参加的法律资格考试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通过了获得律师资格必须通过的”独木桥“。
这时侯，有人害怕了，胆怯了，他们害怕在法庭上面对一位与当年陈水扁律师一样执着、坚定、勇敢、雄辩的陈树庆律师。这些胆小鬼的心理承受能力，比当年“美丽岛事件”中国民党特别军事法庭的审判人员可就差远了。于是他们制造了种种理由与借口，非法剥夺了陈树庆先生的律师资格。
可怜的胆小鬼，你们光想着害怕面对陈树庆律师，光顾着你们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太差，就有没有想过国家与民族的大义啊？你们想想看！为什么这些年来，支持“台湾独立”的台湾同胞越来越多啊？为什么你们眼中的“台独分子”在台湾民主选举中屡屡获胜啊？那是因为你们的愚蠢与胆怯在大陆人民当中制造了多少不公正，这才导致了许多已习惯于自由与公正的台湾人民选择了独立，因为自由的人民不可能主动为自己重新戴上锁链！哪怕是给他钱，给他种利益与诱惑，也不能让他放弃自由！
想想吧！一九七九年的台湾，就有陈水扁这样正义的律师能站在台湾的法庭上公开地为“党外人士”做无罪辩护。而时至2005年，在中国大陆，在大陆的浙江省，陈树庆律师还没有走上法庭作正义的辩护，却有人吓得迫不及待地非法剥夺了他辩护的权利，这是在台湾与大陆之间制造了多么大的差距啊？这是人为制造了另一条台湾海峡！这样的差距，就好比让现在的大陆人民，回到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时代，有多少大陆
人民愿意啊？
是的，台湾问题之所以存在，不在于两岸之间经济的差距，制度的不同，更不是文化的差异，也决不是依靠武力所能解决的。所谓的“台独分子”也仅仅是腐败、专制、不公正制造出来的。非法剥夺陈树庆先生的律师资格，其实也就是剥夺了广大民主党人合法辩护的权利，这是制造了新的不公平，其实是为“台独分子”拉选票呢。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制造不公正的人才是“台独运动”真正的推动者，是中华民族的败类，可耻的卖国贼！
我们认为，一切希望祖国统一的爱国之士，都应该主动地推动两岸，特别是大陆的民主化进程，让两岸真正走上公平、正义与法制的轨道，让两岸人民真正享有自由与民主的权利。不管这些人有没有被另一些人扣上了“民主党分子”、“法轮功分子”、“台独分子”、“藏独分子”、“东突分子”、“经济邪教分子”、“香港民主党卖国分子”，别忘了，这些人都是中国人，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就应该享有自己的权利！
2005/11/3 于中国浙江
摘自（网路文摘）
2005年8月30日星期二
就释放中国民主党成员致胡锦涛先生公开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阁下：
我们是曾经参与中国民主党注册申请活动现居北美的中国公民以及北美一些关注中国政治文明和社会进步事业的人士。得悉您近日将到美国和加拿大访问并出席联合国高峰会，特写此公开信，吁请阁下关注中国民主党一案。请在尊重目前中国宪法、尊重联合国宪章、国际人权法和相关国际准则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现有法律，释放这些因合法行使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权利而被判刑监禁的人们。
我们由衷地为中美关系在各个领域的进展感到高兴，但也由衷地为中国人权不断发展的糟糕的记录而深感不安和羞愧。我们注意到，中国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始终没有放弃建设法制社会的目标，但是建立在权力导向上的法律而不是建立在保障人权，公权力需限制，分割，平衡，和被授权精神基础上的法律体系是很难有成效的。我们同时注意到，近年来中国国内社会矛盾激增、冲突加剧，而现行的立法司法执法系统受到权力腐败的严重侵蚀，非但不能秉公维权，反而造成人权状况普遍恶化，并为将来完善中国的法治社会投下巨大阴影，令人深感不安。我们相信，1998年司法执法机关对中国民主党一案的处理即为其中一个突出的例证，有必要及时予以纠正，以使中国的法治建设能有一个正本清源的开端。首先，中国民主党各地筹备成员的所有活动，都是在现行法律许可范围内的合法行动，是在行使宪法赋予的公民结社自由的基本权利。其次，他们的行动表达了中国公民对国家政治生活的责任感，他们希望并切实推动中国的政治转型在宪政和民主的轨道上和平地进行；而众所周知，政党政治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和内在要求，它可以保障民主在秩序和理性的基础上存在与发展。因此，中国民主党各地筹备的成员，非但不是罪犯，反而是有责任感的中国公民。最后，中国有关当局对他们的审判重判过程以及监押期间，违反法律程序，阻碍他们的亲属依法正常探视和他们本人生病就医等正当权利，不仅缺乏法律根据，也是极其不人道的——毫无疑问，对中国民主党成员的审判和监禁，违反了中国宪法和现行相关法律，也违背了现代社会人类的基本道德，严重侵犯了这些中国公民的基本人权，有必要立即加以制止和纠正。
下面是一份中国民主党系狱人员不完全的名单：
孔佑平 判刑15年
李作 判刑15年
刘玉生 判刑14年
刘贤斌 判刑13年
秦永敏 判刑12年
佘万宝 判刑12年
宁先华 判刑12年
吴义龙 判刑11年
胡明君 判刑11年
李大伟 判刑11年
祝正明 判刑10年
佟适冬 判刑10年
陈忠和 判刑10年
王森 判刑10年
查建国 判刑9年
杨子立 判刑8年
岳天祥 判刑8年
毛庆祥 判刑8年
高洪明 判刑8年
何德普 判刑8年
朱虞夫 判刑7年
萧诗昌 判刑7年
刘世遵 判刑6年
郭承明 判刑不祥
郭新民 判刑不祥
俞峰 判刑不祥
张佑菊 判刑不祥
刘金 判刑不祥
张健 判刑不祥
等等
等等
这份名单是中国的荣耀也是中国的羞耻。把他们投入监狱是中国的羞耻，而他们的被迫害则使他们成为人类的良心事业和中国的正义事业，也为他们自己赢得了荣耀。作为普普通通的中国人，作为关心中国命运的北美华人，我们没有权利分享他们的荣耀，却被迫因中国大陆政制的落后而与你们一起承担了羞耻——中国大陆在政治领域所奉行的严重侵犯基本人权的政策，使任何一位有基本道德感和良心信仰感的华人在世界面前无地自容。
这份名单里的人士，为保证中国社会健康平衡的发展，都曾积极热情而又公开守法地关心参与过改良社会风气、促进国家进步的政治活动，并因这种参与正在受到监禁。在今日的中国社会中，他们本是不可或缺的健康细胞；在中国面对世界时，他们的言行指向联合国长期关注的现代人类社会共同发展方向，并因此向世界展现出中国在良知基础上的谦卑尊严。即使仅仅是普通公民，他们在被羁押、庭审、判决、系狱等一系列司法执法过程中所受到的枉法等不公正对待，也亟待审查纠正，何况这些人士本应该是中国的荣耀，而如今他们的系狱，却已经成为中国法制实践的耻辱。
因此我们在这里向你呼吁，请立即释放中国民主党的成员，释放所有政治犯。释放他们，将会为改善中国法治建设迈出脚踏实地确有成效的一步，为在中国开创现代政治文化新局面添加一块扎实的基石，为中国参与世界事务时新的道义形象贡献涓滴，改变目前自我中心、只知斤斤于本国上层利益的国际形象，同时也为创建人类共同的未来作出一点积极的努力。
我们期待你按基本法律精神的善意的回应。谨祝北美之行顺利！
2005年8月30日星期二
签名：
居美学者和民运人士：任不寐、周锋锁、陈奎德、王超华、邢大昆
曾参与中国民主党活动人员：姚振宪、周建和、徐水良、唐元隽、陈立群、方笑凰、陈光铭、王有才、徐文立
联系电话： 217-721-1237 （王有才）
Renbumei: 5143823659 Canaa,
Zhou Fengshuo: 6509965017 USA,
Xu Wenli: 4018639768 USA
我们是曾经参与中国民主党注册申请活动现居北美的中国公民以及北美一些关注中国政治文明和社会进步事业的人士。得悉您近日将到美国和加拿大访问并出席联合国高峰会，特写此公开信，吁请阁下关注中国民主党一案。请在尊重目前中国宪法、尊重联合国宪章、国际人权法和相关国际准则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现有法律，释放这些因合法行使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权利而被判刑监禁的人们。
我们由衷地为中美关系在各个领域的进展感到高兴，但也由衷地为中国人权不断发展的糟糕的记录而深感不安和羞愧。我们注意到，中国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始终没有放弃建设法制社会的目标，但是建立在权力导向上的法律而不是建立在保障人权，公权力需限制，分割，平衡，和被授权精神基础上的法律体系是很难有成效的。我们同时注意到，近年来中国国内社会矛盾激增、冲突加剧，而现行的立法司法执法系统受到权力腐败的严重侵蚀，非但不能秉公维权，反而造成人权状况普遍恶化，并为将来完善中国的法治社会投下巨大阴影，令人深感不安。我们相信，1998年司法执法机关对中国民主党一案的处理即为其中一个突出的例证，有必要及时予以纠正，以使中国的法治建设能有一个正本清源的开端。首先，中国民主党各地筹备成员的所有活动，都是在现行法律许可范围内的合法行动，是在行使宪法赋予的公民结社自由的基本权利。其次，他们的行动表达了中国公民对国家政治生活的责任感，他们希望并切实推动中国的政治转型在宪政和民主的轨道上和平地进行；而众所周知，政党政治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和内在要求，它可以保障民主在秩序和理性的基础上存在与发展。因此，中国民主党各地筹备的成员，非但不是罪犯，反而是有责任感的中国公民。最后，中国有关当局对他们的审判重判过程以及监押期间，违反法律程序，阻碍他们的亲属依法正常探视和他们本人生病就医等正当权利，不仅缺乏法律根据，也是极其不人道的——毫无疑问，对中国民主党成员的审判和监禁，违反了中国宪法和现行相关法律，也违背了现代社会人类的基本道德，严重侵犯了这些中国公民的基本人权，有必要立即加以制止和纠正。
下面是一份中国民主党系狱人员不完全的名单：
孔佑平 判刑15年
李作 判刑15年
刘玉生 判刑14年
刘贤斌 判刑13年
秦永敏 判刑12年
佘万宝 判刑12年
宁先华 判刑12年
吴义龙 判刑11年
胡明君 判刑11年
李大伟 判刑11年
祝正明 判刑10年
佟适冬 判刑10年
陈忠和 判刑10年
王森 判刑10年
查建国 判刑9年
杨子立 判刑8年
岳天祥 判刑8年
毛庆祥 判刑8年
高洪明 判刑8年
何德普 判刑8年
朱虞夫 判刑7年
萧诗昌 判刑7年
刘世遵 判刑6年
郭承明 判刑不祥
郭新民 判刑不祥
俞峰 判刑不祥
张佑菊 判刑不祥
刘金 判刑不祥
张健 判刑不祥
等等
等等
这份名单是中国的荣耀也是中国的羞耻。把他们投入监狱是中国的羞耻，而他们的被迫害则使他们成为人类的良心事业和中国的正义事业，也为他们自己赢得了荣耀。作为普普通通的中国人，作为关心中国命运的北美华人，我们没有权利分享他们的荣耀，却被迫因中国大陆政制的落后而与你们一起承担了羞耻——中国大陆在政治领域所奉行的严重侵犯基本人权的政策，使任何一位有基本道德感和良心信仰感的华人在世界面前无地自容。
这份名单里的人士，为保证中国社会健康平衡的发展，都曾积极热情而又公开守法地关心参与过改良社会风气、促进国家进步的政治活动，并因这种参与正在受到监禁。在今日的中国社会中，他们本是不可或缺的健康细胞；在中国面对世界时，他们的言行指向联合国长期关注的现代人类社会共同发展方向，并因此向世界展现出中国在良知基础上的谦卑尊严。即使仅仅是普通公民，他们在被羁押、庭审、判决、系狱等一系列司法执法过程中所受到的枉法等不公正对待，也亟待审查纠正，何况这些人士本应该是中国的荣耀，而如今他们的系狱，却已经成为中国法制实践的耻辱。
因此我们在这里向你呼吁，请立即释放中国民主党的成员，释放所有政治犯。释放他们，将会为改善中国法治建设迈出脚踏实地确有成效的一步，为在中国开创现代政治文化新局面添加一块扎实的基石，为中国参与世界事务时新的道义形象贡献涓滴，改变目前自我中心、只知斤斤于本国上层利益的国际形象，同时也为创建人类共同的未来作出一点积极的努力。
我们期待你按基本法律精神的善意的回应。谨祝北美之行顺利！
2005年8月30日星期二
签名：
居美学者和民运人士：任不寐、周锋锁、陈奎德、王超华、邢大昆
曾参与中国民主党活动人员：姚振宪、周建和、徐水良、唐元隽、陈立群、方笑凰、陈光铭、王有才、徐文立
联系电话： 217-721-1237 （王有才）
Renbumei: 5143823659 Canaa,
Zhou Fengshuo: 6509965017 USA,
Xu Wenli: 4018639768 USA
2005年7月19日星期二
陈树庆：贼喊“捉贼”，“天下大势”意欲何为？
（博讯2005年7月19日）
昨天下午，李国涛先生来电话问我“是否知道一个叫‘天下大势’的人发表在《博讯论坛》上的一篇指责杨天水先生的文章，上面有你的签名”，我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天下大势’这个人，好几天没有上网了，也不知道有这件事情！”。今天一早，我通过朋友向我信箱提供的消息和google的帮助，在《大家论坛》2005年7月10日的一个贴子上看到了相关内容。“天下大势”要卑鄙，竟然冒用我和浙江多位民主党人的签名，必须揭露之！
中国民主党浙江部分自王有才、王东海、吴义龙、祝正明、毛庆祥、王荣清、聂敏之等先生开始筹备起，虽未制定正式的纪律草案，但鉴于我们自己的人性弱点、鉴于封建强权势力破坏捣乱所制造的复杂与险恶环境，我们一直来默契地达成这样的共识并始终遵守着：一、浙江民主党人尊重所有为中国民主进步事业奋斗的个人与团体，不介入海内外的一切派系斗争，尤其不允许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名义对他人进行造谣污蔑；二、除了要求政治体制改革以实现民主法治、要求澄清历史真相和平反“六。四”、要求保障人权反对政治迫害这些事项的签名，由于客观原因无法及时与事先征求意见外，其他一切以我们整体或个人联署名义发表的声明，必须事先得到我们的同意。幸运的是，多年来一直没有发现有人冒用我的名义坏了前面的规矩。但不幸的是，“天下大势”这贼人竟然首开了盗用我和其他多位浙江民主党人名义的纪录，妄图对杨天水先生泼赃水，其用心何在？我必须站出来对“天下大势”的这种窃贼行为进行揭露，即使你用“天下大势”假名藏头缩尾，我也照样要予以揭露，有种的，就请露出原形来！
“天下大势”在污蔑杨天水先生的文章中，可以说是漏洞百出。首先是主体不适格，原因就在于对其真实身份无法查清，冒用他人的名义，为什么自己却以“白骨精”似的变幻名义显现？；其次，在法律程序上，谁主张谁举证，在其污蔑杨天水先生的赃水中，过滤不出一点任何有价值的证据来，更谈不上对于证据进行“合法性、关连性和真实性”之质证了；第三，他污蔑杨天水先生“冒用他人名义”的情形，杨天水先生还不曾让我感受过这种情况，但“天下大势”却自己却着实让我领教了一回。
在策略上，有反间计（挑拨离间）、打草惊蛇（敲山震虎）等等分化瓦解或让对手露出软肋的手段，找个所谓“经济问题”的借口通过这样的手段，前面让许万平先生吃了苦头，现在看来对杨天水先生下毒手的序幕已经拉开。不上奸人的当，坚决维护杨天水先生的人格尊严、抗议对杨天水先生的人身迫害，看来我们也好有所准备了。
2005年7月17日于杭州
昨天下午，李国涛先生来电话问我“是否知道一个叫‘天下大势’的人发表在《博讯论坛》上的一篇指责杨天水先生的文章，上面有你的签名”，我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天下大势’这个人，好几天没有上网了，也不知道有这件事情！”。今天一早，我通过朋友向我信箱提供的消息和google的帮助，在《大家论坛》2005年7月10日的一个贴子上看到了相关内容。“天下大势”要卑鄙，竟然冒用我和浙江多位民主党人的签名，必须揭露之！
中国民主党浙江部分自王有才、王东海、吴义龙、祝正明、毛庆祥、王荣清、聂敏之等先生开始筹备起，虽未制定正式的纪律草案，但鉴于我们自己的人性弱点、鉴于封建强权势力破坏捣乱所制造的复杂与险恶环境，我们一直来默契地达成这样的共识并始终遵守着：一、浙江民主党人尊重所有为中国民主进步事业奋斗的个人与团体，不介入海内外的一切派系斗争，尤其不允许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名义对他人进行造谣污蔑；二、除了要求政治体制改革以实现民主法治、要求澄清历史真相和平反“六。四”、要求保障人权反对政治迫害这些事项的签名，由于客观原因无法及时与事先征求意见外，其他一切以我们整体或个人联署名义发表的声明，必须事先得到我们的同意。幸运的是，多年来一直没有发现有人冒用我的名义坏了前面的规矩。但不幸的是，“天下大势”这贼人竟然首开了盗用我和其他多位浙江民主党人名义的纪录，妄图对杨天水先生泼赃水，其用心何在？我必须站出来对“天下大势”的这种窃贼行为进行揭露，即使你用“天下大势”假名藏头缩尾，我也照样要予以揭露，有种的，就请露出原形来！
“天下大势”在污蔑杨天水先生的文章中，可以说是漏洞百出。首先是主体不适格，原因就在于对其真实身份无法查清，冒用他人的名义，为什么自己却以“白骨精”似的变幻名义显现？；其次，在法律程序上，谁主张谁举证，在其污蔑杨天水先生的赃水中，过滤不出一点任何有价值的证据来，更谈不上对于证据进行“合法性、关连性和真实性”之质证了；第三，他污蔑杨天水先生“冒用他人名义”的情形，杨天水先生还不曾让我感受过这种情况，但“天下大势”却自己却着实让我领教了一回。
在策略上，有反间计（挑拨离间）、打草惊蛇（敲山震虎）等等分化瓦解或让对手露出软肋的手段，找个所谓“经济问题”的借口通过这样的手段，前面让许万平先生吃了苦头，现在看来对杨天水先生下毒手的序幕已经拉开。不上奸人的当，坚决维护杨天水先生的人格尊严、抗议对杨天水先生的人身迫害，看来我们也好有所准备了。
2005年7月17日于杭州
2005年7月2日星期六
赵昕：神行中国的伟丈夫——吴义龙——纪念中国民主党组党七周年
今年六月二十五日，北京的十多位民运朋友一起到怀柔百泉山郊游。时值中国民主党组党七周年纪念日，尽情山水自由自在之余，也不禁十分思念正在监狱内受苦受难的同道难友，尤其是中国民主党的许多核心骨干：吴义龙，刘贤斌，何德普，祝正明，毛庆祥，朱虞夫，高洪明，秦永敏等等。其中刘贤斌百炼成钢，何德普独立撑天，秦永敏老而弥坚，都已经为人们所熟悉。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被亲历1998年中国民主党组党历史的民运朋友们亲切地称呼为“民运的神行太保”的吴义龙先生，却很少有人提及，以至于对于他在1998年中国民主党组党运动中所作出的无人可以替代的巨大贡献，直到现在也甚至不为民运朋友所知悉，这就实在愧对入狱已经六年多的吴义龙先生。作为中国民主党北京筹委会的创始联络人之一，赵昕有责任把我所知道的吴义龙先生的一些伟岸事迹，写出来与朋友们分享。
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王有才，98年中国民主党公开组党可能就不会发生；但是如果没有吴义龙，98年中国民主党组党运动就不会成其为全国性的运动，并奠定一个全国统一的反对党的基础。
吴义龙出生于1964年5月1日，祖籍安徽桐城，1991年毕业于安徽大学中文系，系八九民主运动时的学运骨干。1996年进入浙江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在读研期间组织社会问题沙龙。1998年3月酝酿筹备“杭州三联读书会”，5月成立后，每两周举办一次读书会活动，讨论社会现实问题，吴义龙并亲自主编读书会会刊《读书人》杂志，为此多次被国家安全部门拘传或传讯。正是通过读书会，吴义龙和王有才相互认识了，并就中国社会转型问题进行了范围广泛的讨论，达成了“中国的民主运动还是需要政党政治，但是中国的事情也需要逐步地推进，应该通过”合法、公开“的方式，以法律途径去申请注册竞争性政党”这样的共识。
1998年6月上旬，吴义龙邀约王有才等商讨成立中国民主党的形势问题；中旬，与王有才、祝正明在杭州大学讨论一些具体的细节和安排，正式确立创建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有关事宜。6月24日晚上王有才、吴义龙、祝正明、王东海、林辉开会讨论，决定利用6月25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到中国访问的机会去申请注册，同时把有关资料向国际媒体以及国外的一些机构和个人传播。当时，考虑到这件事情有很大的危险性，商定由王有才、王东海、林辉三人“老、中、青结合”，出面前往注册，由吴义龙与祝正明负责主持二线工作，并确定了中国民主党的四大行动原则：“公开、理性、和平〈非暴力〉、合法”。可以这样说，正是王有才在这天晚上作出“由吴义龙与祝正明负责主持二线工作”的英明决定，用人得当，所托可靠，才在极为艰难的重重高压之下，打开了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口！
6月25日，王有才与王东海、林辉一同去浙江省民政厅申请登记，而吴义龙和祝正明则负责后续支援工作。这些民主义士虽然明知在中国成立反对党的条件并不成熟，但是他们知道，只有不断地给予冲击，中共才会在压力下有所改进。
7月10日～8月下旬，义龙也遭到几次拘传。但是他牢记使命，沉着应对，多次化险为夷，并在王有才等被拘禁期间，卓有成效地组织各项大规模的营救活动，迫使中共不得不陆续释放了王有才等被拘禁的同仁。从8月下旬开始，根据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决定，吴义龙开始了他极其富有传奇色彩的“民运神行太保”生涯：先后二次（历时一个月）前往各省、市、自治区联络民运同仁，协商成立中国民主党各地筹委会，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民主党全国组党运动，为成立全国统一的反对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朋友们几乎都很难相信，但是这确实是事实：吴义龙第一次“神行中国”21个省市，仅仅用了19天时间！！第二次“神行中国”15个省市，仅仅只用了12天时间！！！
这是怎样的奇迹呵！凭心而论，这世间又有几个人能够做到呢？！
吴义龙一方面得机智巧妙地躲开各地国保的围追堵截，一方面得顶着烈日酷暑，餐风露宿，日行千里！几乎每天，义龙都是在闷热难挡的火车硬座车厢里度过的；几乎在每一个地方，义龙都是和当地的民运同仁们沟通后，又挤上火车席地而睡，奔赴下一个目的地；实在谈得太晚，没有火车了，义龙就在朋友家挤一挤，在火车站露宿，或找一个地下招待所小睡一觉，第二天一大早又义无反顾地继续前行。百忙中，他还写下了许多文章，尤其是关于中国民主党的四大行动原则：“公开、理性、和平（非暴力）、合法”的基本文件，更是成为民主党最重要的文件之一——更加艰难的是，他还得凭着他的学识素养和智慧胆略，凭着他的人格魅力和亲和能力，凭着他的过人口才和沟通技巧，和全国各地素昧平生的民运朋友，形形色色的人物、形形色色的心态、形形色色的观念进行沟通磨合，并达成共识，互相策应，相机举事！
而当时的大陆民运界情形，朋友们一定都很清楚：观望者居多，怀疑者居多，坚决反对担心“牺牲太大”的稳健者有之，“倚老卖老”斥之为“瞎搞胡闹”者有之，真正勇于担当富有牺牲精神的斗士实在很少！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光靠被国安密切监听着的电话进行联系，没有充分而高效的面对面的沟通和协商，没有深入的理论研究和方案探讨，是很难掀起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组党运动的。1995年贵州陈西、廖双元等勇士筹组中国民主党贵州分部一事就是明证，之所以没有掀起一个全国性的组党高潮，甚至事发后也极少为外界所知，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没有派人在全国各地策动公开组党，群起响应。
幸运的是，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派出了极为卓越的吴义龙，担负起在中国各地沟通联络，发动全国组党运动的艰巨使命——而历史已经证明，吴义龙先生的确不辱使命：凡是他足迹所至的地方，他都契而不舍地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同仁，都在他走后开始了积极的运作，都几乎按照半月一省申请注册的计划，开始了轰轰烈烈的“1998年中国民主党组党运动”！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正是在“神行中国一整月”的伟丈夫——吴义龙先生身上，我找到了确凿的人证。
我和吴义龙先生见面认识，正是在1998年8月，他第一次“神行中国”，来到北京秘密策动公开组党的时候。
那时我正在北京一家翻斗乐国际儿童教育娱乐公司做总经理，事业正红火。刚和张前进组织了一次北京民运人士的大型研讨聚餐会，又和江棋生、周舵、吴蓓等先后发起了《为印尼华人姐妹强烈呼吁》、《救救我们的母亲河》等大型签名呼吁捐款活动，又正在筹备“无声的中国”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准备纪念六四十周年，正受到警方的密切调查监视，非常敏感。但是吴义龙在高峰先生的带路下，找到我所借住的北京师范大学高山先生家的房子，就在一家小饭店开始了一见如故、极有成效的沟通。
义龙疲惫的身体状况丝毫不掩他的奕奕神采。他首先介绍了浙江公开组党及他在全国各地的联系情况，并提到了一些反对组党的声音，特别讲到了某人直斥他和王有才等浙江朋友为“瞎搞胡闹”的情况，并再三强调了北京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如果全国性组党运动没有首都北京的参与，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巨大的缺撼。而目前为此他所联系沟通过的几个北京朋友中，基本都婉拒了公开组党的建议，所以希望我和朋友们能够考虑共襄义举，互为呼应。
我首先回忆了与王有才先生的几次交道，特别是讲起有才在学自联和广场上几次开会时，都是操着一口浓重而憨实的浙江口音先说：“我是王有才！”说得大家都会心地笑了。然后我就中国民主党宣言和章程里的一些问题提出了看法和意见，也向吴义龙介绍了胡石根、康义春、王国齐、刘京生等朋友和我在组建中国自由民主党时的种种惨痛经验教训，并在基本纲领、行动原则和民主政治游戏规则等等方面都得到了吴义龙的满意答复，与浙江筹委会王有才、吴义龙、祝正明等核心成员的思想观点在各方面都达成了广泛的共识：
“国家公器”——鉴于以前海内外民运组织数目太多，山头林立，力量分散，不利于团结，也不利于中国民主运动事业发展，此次公开组建的中国民主党应该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民主运动平台，尽可能地团结绝大多数全国各地愿意参加民主运动的人士，互相联合，各地自发组织起来，使之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家公器”和现代民主政党，门户开放，进出自由；严格遵守现代民主政治基本原则、程序和游戏规则——鉴于东方专制主义文化在中国根深蒂固，鉴于以前自拉山头、自封主席的追求民主却反民主的情况严重，中国民主党此次组党一定要严格遵守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程序和游戏规则，在追求民主中实践民主政治，提升民主素养，通过真正的民主方式首先推选出中国民主党各地代表人物，各地再选派代表筹组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一大会议，再由一大会议选举产生全国委员会领导人及其常设机构负责人。任何人未经自下而上的合法程序公开选举，不得自称自封为“负责人”、“召集人”、“委员长”、“主席”之流，一例通称为“联络人”！（这就是包括创始人王有才先生在内的浙江筹委会同仁，自始自终都自称为“联络人”，到现在也没有一个人未经合法程序公开选举，就自封为“负责人”、“召集人”、“委员长”、“主席”之类。这不仅仅是谦虚，而是是否知行合一地践行民主原则和游戏规则的问题）；中国民主党的宗旨纲领——一切政治权力只能来自于公众、服务于公众；必须实现直接民主选举，建立宪政民主政治体制。建立政治分权机制，使政治权利互相制约，并确保其能进行良性循环，使任何个人和任何集团，都无法将权力建立在暴力之上，实行军队国家化，彻底铲除产生政治独裁和政治腐败的土壤，使中华民族彻底摆脱强权暴政。现代民主政党——中国民主党绝非列宁党、暴力党，完全遵照现代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与中国共产党公开合法地开展竞争与合作，并积极稳健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民主党四大行动原则——全国各地委员会必须认同和坚持遵守中国民主党的四大行动原则：“公开、理性、和平（非暴力）、合法”，有理、有利、有力、有节地积极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反对党力量强大后，制约力量就必然显示出来。一直筹备，直至成功——我们清楚地知道在中国成立反对党的条件并不成熟，但是需要不断地给予冲击。所以当局批准与否是非常次要的，重要的是，全国各地筹委会必须坚持“公开、理性、和平（非暴力）、合法”四大行动原则，一直合法地筹备下去，不断公开地申请注册，在坚持不懈的冲击和行动中，扩大影响，凝聚人心，聚沙成塔，聚腋成裘，并最终形成强大的压力，迫使中国共产党开放报禁、党禁，实现中国社会的和平变革；半月一省，轮流冲击——为达此目的，每半个月一个省市筹委会公开地去申请登记注册，全国其他省市进行后续支援和互为呼应，轮流不断地进行冲击，以至滴水成凿；非暴力积极抗争——在每半个月一个省市筹委会轮流不断地进行冲禁的同时，因应时局变化，不畏牺牲，在全国范围内大力开展非暴力积极抗争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把民主运动唯一的道义力量充分地展示出来，以唤起良知和社会支持！
正是在这样相见恨晚的沟通和令人惊讶的契合之下，我当即就答应吴义龙先生，愿意辞去公司职务，全力配合浙江的民主义士们在北京开展工作，团结联合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筹备成立中国民主党北京筹委会，起到首都的示范效应，并在1998年9月中旬正式到民政局申请登记注册，冲击党禁！
吴义龙在高峰的护送下，到北京站乘车往西安了。而我却夜不能眠，第二天一大早就写好辞职报告，电传给了老板。接着，就开始了和北京及全国各地朋友们的广泛交流，先是说服了任畹町先生放弃“中国人权同盟”的重新注册，一起来筹备中国民主党北京筹委会。然后又和马少华、王林海、陈青林等等十来位朋友达成了公开组党的共识，并商定由我起草申请书、新闻稿并幕后联络协调，由任畹町、马少华、王林海三位出面于九月十六日正式去北京民政局登记注册。
九月初，吴义龙和上海的姚振宪先生（民运著名的姚氏兄弟，出国后又逆风返国从事民运推动工作，仗义疏财，大家风范，典型的“海派”人物）又来到了北京，就在团结湖的一个地下招待所里，三个天南地北的海内知己又开始了深入的交流和沟通，并根据全国各地组党运动的发展情况，因应局势的发展和需要，由浙江、上海和北京三地牵头并联系各地，决定于11月11日在庐山或三峡或武汉三地之一处，借吴义龙先生、单称峰小姐旅游结婚的名义，召开中国民主党筹委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委托吴义龙先生负责起草“一大”的各种会议文件，由姚振宪先生负责全国各地的联络沟通，由赵昕辞去工作后直接赴武汉等地负责筹划“民主党一大”的各项预备事务，并为了安全起见，切断和外界的一切联系，只在必要和安全的情况下和王有才、吴义龙、姚振宪、任畹町、刘贤斌、刘连军等保持必要的联系。
最后，大家又再三强调了严格遵守现代民主政治基本原则、程序和游戏规则及坚决贯彻执行中国民主党的四大行动原则：“公开、理性、和平（非暴力）、合法”的重要性，坚信在坚持不懈的冲击和行动下，一定会迎来中国民主政治的新篇章！
吴义龙和姚振宪第二天一大早又奔赴东北，去见王文江、王泽臣、唐元隽、冷万宝等民运朋友。有趣的是，直到王文江给我打电话，说义龙和振宪把我的一件西装放在了他处，我才想起来西装丢了，可见当时的忘我和专注。
之后，我再也没有机会和吴义龙先生见面。在直接到民政局登记注册被警方阻挡后，1998年9月18日，任畹町、马少华、王林海、延庆和我以邮寄的方式公开申请登记注册中国民主党北京委员会。之后，我被抄家和驱逐出北京，无法在北京继续立足。虽然王有才先生从大局考虑，多次苦苦地劝我坚持在北京继续工作，但是我必须不负所托，到武汉去秘密筹备“民主党一大”，所以也不得不有违有才的愿望了。而在武汉独立筹备“民主党一大”的艰险与甘苦，又何足为外人道┄┄
接下来由于种种原因，由于人性的弱点，发生了太多当时感到极为义愤填膺、而现在也觉得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一群舍生忘死、义无返顾地推进中国民主党组党运动的理想主义者，苦心孤诣地确立的民主原则、程序和游戏规则，各种周密计划和安排，以及中国民主党的四大行动原则：“公开、理性、和平（非暴力）、合法”，由于缺少监督制衡机制、裁判与制裁机制及种种必要的环境条件，为种种披着华丽外衣的表演所扰乱、侵蚀、背离。迫不得已，1998年11月8日至10日，在任畹町的提议下，吴义龙、祝正明、姚振宪等朋友紧急操作，公告成立了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有才、义龙、振宪、正明和我等都在53人之列。
吴义龙、祝正明等在王有才被捕后，继续坚持民主党筹委会的工作。1998年年底，王有才先生被判刑，吴义龙同时被开除学籍，当时离他硕士论文答辩只有仅仅3天。1999年，他继续前往南方从事民主党工作，这应该是义龙的第三次“神行中国”吧，4月，被警方在广州秘密逮捕——民主党四大行动原则的重要文件《公开、理性、非暴力、合法》，正是吴义龙先生在广州被捕后，秘密带回杭州关押在遣送站时所写。99年11月，吴义龙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1年。2000年5月后，他在浙江第四监狱被关进条件极差的单人囚禁室中，且毫无人道地不准与家人见面。
而他的女友单称峰小姐——中国民主党第一个女成员，于2000年12月，因为以“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名义发表了对当局的抗议和对王有才、吴义龙等民主党人的呼吁文件，并与其他民运人士致信国际奥委会要求向中国施压释放王有才、吴义龙等政治犯，于2001年1月15日被捕。由于当时正处于申奥敏感时期，2月21日，单称峰小姐即被浙江萧山市公安局很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无耻陷害，非法判处劳教两年，尝尽人间冷暖与甘苦。同时被劳教的还有戚惠民先生，他因为仗义执言撰写了相关的呼吁，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劳教一年。
1998年中国民主党公开组党运动的代价是极为惨痛的，教训更是极为深刻。但是时至今日，我们还是没有能够认真深刻地总结经验教训，也几乎谈不上“吃一堑长一智”，有所进益。但是能够有幸与王有才、吴义龙、祝正明、姚振宪、刘贤斌、陈卫、安宁、刘连军、王文江、欧阳懿等等充满理想和勇气的朋友共一场事业，虽死不憾！
赵昕于2005年6月25日-7月2日北京cdpzhao@yahoo.com.cn
民主论坛
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王有才，98年中国民主党公开组党可能就不会发生；但是如果没有吴义龙，98年中国民主党组党运动就不会成其为全国性的运动，并奠定一个全国统一的反对党的基础。
吴义龙出生于1964年5月1日，祖籍安徽桐城，1991年毕业于安徽大学中文系，系八九民主运动时的学运骨干。1996年进入浙江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在读研期间组织社会问题沙龙。1998年3月酝酿筹备“杭州三联读书会”，5月成立后，每两周举办一次读书会活动，讨论社会现实问题，吴义龙并亲自主编读书会会刊《读书人》杂志，为此多次被国家安全部门拘传或传讯。正是通过读书会，吴义龙和王有才相互认识了，并就中国社会转型问题进行了范围广泛的讨论，达成了“中国的民主运动还是需要政党政治，但是中国的事情也需要逐步地推进，应该通过”合法、公开“的方式，以法律途径去申请注册竞争性政党”这样的共识。
1998年6月上旬，吴义龙邀约王有才等商讨成立中国民主党的形势问题；中旬，与王有才、祝正明在杭州大学讨论一些具体的细节和安排，正式确立创建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有关事宜。6月24日晚上王有才、吴义龙、祝正明、王东海、林辉开会讨论，决定利用6月25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到中国访问的机会去申请注册，同时把有关资料向国际媒体以及国外的一些机构和个人传播。当时，考虑到这件事情有很大的危险性，商定由王有才、王东海、林辉三人“老、中、青结合”，出面前往注册，由吴义龙与祝正明负责主持二线工作，并确定了中国民主党的四大行动原则：“公开、理性、和平〈非暴力〉、合法”。可以这样说，正是王有才在这天晚上作出“由吴义龙与祝正明负责主持二线工作”的英明决定，用人得当，所托可靠，才在极为艰难的重重高压之下，打开了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口！
6月25日，王有才与王东海、林辉一同去浙江省民政厅申请登记，而吴义龙和祝正明则负责后续支援工作。这些民主义士虽然明知在中国成立反对党的条件并不成熟，但是他们知道，只有不断地给予冲击，中共才会在压力下有所改进。
7月10日～8月下旬，义龙也遭到几次拘传。但是他牢记使命，沉着应对，多次化险为夷，并在王有才等被拘禁期间，卓有成效地组织各项大规模的营救活动，迫使中共不得不陆续释放了王有才等被拘禁的同仁。从8月下旬开始，根据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决定，吴义龙开始了他极其富有传奇色彩的“民运神行太保”生涯：先后二次（历时一个月）前往各省、市、自治区联络民运同仁，协商成立中国民主党各地筹委会，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民主党全国组党运动，为成立全国统一的反对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朋友们几乎都很难相信，但是这确实是事实：吴义龙第一次“神行中国”21个省市，仅仅用了19天时间！！第二次“神行中国”15个省市，仅仅只用了12天时间！！！
这是怎样的奇迹呵！凭心而论，这世间又有几个人能够做到呢？！
吴义龙一方面得机智巧妙地躲开各地国保的围追堵截，一方面得顶着烈日酷暑，餐风露宿，日行千里！几乎每天，义龙都是在闷热难挡的火车硬座车厢里度过的；几乎在每一个地方，义龙都是和当地的民运同仁们沟通后，又挤上火车席地而睡，奔赴下一个目的地；实在谈得太晚，没有火车了，义龙就在朋友家挤一挤，在火车站露宿，或找一个地下招待所小睡一觉，第二天一大早又义无反顾地继续前行。百忙中，他还写下了许多文章，尤其是关于中国民主党的四大行动原则：“公开、理性、和平（非暴力）、合法”的基本文件，更是成为民主党最重要的文件之一——更加艰难的是，他还得凭着他的学识素养和智慧胆略，凭着他的人格魅力和亲和能力，凭着他的过人口才和沟通技巧，和全国各地素昧平生的民运朋友，形形色色的人物、形形色色的心态、形形色色的观念进行沟通磨合，并达成共识，互相策应，相机举事！
而当时的大陆民运界情形，朋友们一定都很清楚：观望者居多，怀疑者居多，坚决反对担心“牺牲太大”的稳健者有之，“倚老卖老”斥之为“瞎搞胡闹”者有之，真正勇于担当富有牺牲精神的斗士实在很少！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光靠被国安密切监听着的电话进行联系，没有充分而高效的面对面的沟通和协商，没有深入的理论研究和方案探讨，是很难掀起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组党运动的。1995年贵州陈西、廖双元等勇士筹组中国民主党贵州分部一事就是明证，之所以没有掀起一个全国性的组党高潮，甚至事发后也极少为外界所知，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没有派人在全国各地策动公开组党，群起响应。
幸运的是，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派出了极为卓越的吴义龙，担负起在中国各地沟通联络，发动全国组党运动的艰巨使命——而历史已经证明，吴义龙先生的确不辱使命：凡是他足迹所至的地方，他都契而不舍地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同仁，都在他走后开始了积极的运作，都几乎按照半月一省申请注册的计划，开始了轰轰烈烈的“1998年中国民主党组党运动”！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正是在“神行中国一整月”的伟丈夫——吴义龙先生身上，我找到了确凿的人证。
我和吴义龙先生见面认识，正是在1998年8月，他第一次“神行中国”，来到北京秘密策动公开组党的时候。
那时我正在北京一家翻斗乐国际儿童教育娱乐公司做总经理，事业正红火。刚和张前进组织了一次北京民运人士的大型研讨聚餐会，又和江棋生、周舵、吴蓓等先后发起了《为印尼华人姐妹强烈呼吁》、《救救我们的母亲河》等大型签名呼吁捐款活动，又正在筹备“无声的中国”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准备纪念六四十周年，正受到警方的密切调查监视，非常敏感。但是吴义龙在高峰先生的带路下，找到我所借住的北京师范大学高山先生家的房子，就在一家小饭店开始了一见如故、极有成效的沟通。
义龙疲惫的身体状况丝毫不掩他的奕奕神采。他首先介绍了浙江公开组党及他在全国各地的联系情况，并提到了一些反对组党的声音，特别讲到了某人直斥他和王有才等浙江朋友为“瞎搞胡闹”的情况，并再三强调了北京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如果全国性组党运动没有首都北京的参与，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巨大的缺撼。而目前为此他所联系沟通过的几个北京朋友中，基本都婉拒了公开组党的建议，所以希望我和朋友们能够考虑共襄义举，互为呼应。
我首先回忆了与王有才先生的几次交道，特别是讲起有才在学自联和广场上几次开会时，都是操着一口浓重而憨实的浙江口音先说：“我是王有才！”说得大家都会心地笑了。然后我就中国民主党宣言和章程里的一些问题提出了看法和意见，也向吴义龙介绍了胡石根、康义春、王国齐、刘京生等朋友和我在组建中国自由民主党时的种种惨痛经验教训，并在基本纲领、行动原则和民主政治游戏规则等等方面都得到了吴义龙的满意答复，与浙江筹委会王有才、吴义龙、祝正明等核心成员的思想观点在各方面都达成了广泛的共识：
“国家公器”——鉴于以前海内外民运组织数目太多，山头林立，力量分散，不利于团结，也不利于中国民主运动事业发展，此次公开组建的中国民主党应该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民主运动平台，尽可能地团结绝大多数全国各地愿意参加民主运动的人士，互相联合，各地自发组织起来，使之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家公器”和现代民主政党，门户开放，进出自由；严格遵守现代民主政治基本原则、程序和游戏规则——鉴于东方专制主义文化在中国根深蒂固，鉴于以前自拉山头、自封主席的追求民主却反民主的情况严重，中国民主党此次组党一定要严格遵守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程序和游戏规则，在追求民主中实践民主政治，提升民主素养，通过真正的民主方式首先推选出中国民主党各地代表人物，各地再选派代表筹组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一大会议，再由一大会议选举产生全国委员会领导人及其常设机构负责人。任何人未经自下而上的合法程序公开选举，不得自称自封为“负责人”、“召集人”、“委员长”、“主席”之流，一例通称为“联络人”！（这就是包括创始人王有才先生在内的浙江筹委会同仁，自始自终都自称为“联络人”，到现在也没有一个人未经合法程序公开选举，就自封为“负责人”、“召集人”、“委员长”、“主席”之类。这不仅仅是谦虚，而是是否知行合一地践行民主原则和游戏规则的问题）；中国民主党的宗旨纲领——一切政治权力只能来自于公众、服务于公众；必须实现直接民主选举，建立宪政民主政治体制。建立政治分权机制，使政治权利互相制约，并确保其能进行良性循环，使任何个人和任何集团，都无法将权力建立在暴力之上，实行军队国家化，彻底铲除产生政治独裁和政治腐败的土壤，使中华民族彻底摆脱强权暴政。现代民主政党——中国民主党绝非列宁党、暴力党，完全遵照现代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与中国共产党公开合法地开展竞争与合作，并积极稳健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民主党四大行动原则——全国各地委员会必须认同和坚持遵守中国民主党的四大行动原则：“公开、理性、和平（非暴力）、合法”，有理、有利、有力、有节地积极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反对党力量强大后，制约力量就必然显示出来。一直筹备，直至成功——我们清楚地知道在中国成立反对党的条件并不成熟，但是需要不断地给予冲击。所以当局批准与否是非常次要的，重要的是，全国各地筹委会必须坚持“公开、理性、和平（非暴力）、合法”四大行动原则，一直合法地筹备下去，不断公开地申请注册，在坚持不懈的冲击和行动中，扩大影响，凝聚人心，聚沙成塔，聚腋成裘，并最终形成强大的压力，迫使中国共产党开放报禁、党禁，实现中国社会的和平变革；半月一省，轮流冲击——为达此目的，每半个月一个省市筹委会公开地去申请登记注册，全国其他省市进行后续支援和互为呼应，轮流不断地进行冲击，以至滴水成凿；非暴力积极抗争——在每半个月一个省市筹委会轮流不断地进行冲禁的同时，因应时局变化，不畏牺牲，在全国范围内大力开展非暴力积极抗争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把民主运动唯一的道义力量充分地展示出来，以唤起良知和社会支持！
正是在这样相见恨晚的沟通和令人惊讶的契合之下，我当即就答应吴义龙先生，愿意辞去公司职务，全力配合浙江的民主义士们在北京开展工作，团结联合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筹备成立中国民主党北京筹委会，起到首都的示范效应，并在1998年9月中旬正式到民政局申请登记注册，冲击党禁！
吴义龙在高峰的护送下，到北京站乘车往西安了。而我却夜不能眠，第二天一大早就写好辞职报告，电传给了老板。接着，就开始了和北京及全国各地朋友们的广泛交流，先是说服了任畹町先生放弃“中国人权同盟”的重新注册，一起来筹备中国民主党北京筹委会。然后又和马少华、王林海、陈青林等等十来位朋友达成了公开组党的共识，并商定由我起草申请书、新闻稿并幕后联络协调，由任畹町、马少华、王林海三位出面于九月十六日正式去北京民政局登记注册。
九月初，吴义龙和上海的姚振宪先生（民运著名的姚氏兄弟，出国后又逆风返国从事民运推动工作，仗义疏财，大家风范，典型的“海派”人物）又来到了北京，就在团结湖的一个地下招待所里，三个天南地北的海内知己又开始了深入的交流和沟通，并根据全国各地组党运动的发展情况，因应局势的发展和需要，由浙江、上海和北京三地牵头并联系各地，决定于11月11日在庐山或三峡或武汉三地之一处，借吴义龙先生、单称峰小姐旅游结婚的名义，召开中国民主党筹委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委托吴义龙先生负责起草“一大”的各种会议文件，由姚振宪先生负责全国各地的联络沟通，由赵昕辞去工作后直接赴武汉等地负责筹划“民主党一大”的各项预备事务，并为了安全起见，切断和外界的一切联系，只在必要和安全的情况下和王有才、吴义龙、姚振宪、任畹町、刘贤斌、刘连军等保持必要的联系。
最后，大家又再三强调了严格遵守现代民主政治基本原则、程序和游戏规则及坚决贯彻执行中国民主党的四大行动原则：“公开、理性、和平（非暴力）、合法”的重要性，坚信在坚持不懈的冲击和行动下，一定会迎来中国民主政治的新篇章！
吴义龙和姚振宪第二天一大早又奔赴东北，去见王文江、王泽臣、唐元隽、冷万宝等民运朋友。有趣的是，直到王文江给我打电话，说义龙和振宪把我的一件西装放在了他处，我才想起来西装丢了，可见当时的忘我和专注。
之后，我再也没有机会和吴义龙先生见面。在直接到民政局登记注册被警方阻挡后，1998年9月18日，任畹町、马少华、王林海、延庆和我以邮寄的方式公开申请登记注册中国民主党北京委员会。之后，我被抄家和驱逐出北京，无法在北京继续立足。虽然王有才先生从大局考虑，多次苦苦地劝我坚持在北京继续工作，但是我必须不负所托，到武汉去秘密筹备“民主党一大”，所以也不得不有违有才的愿望了。而在武汉独立筹备“民主党一大”的艰险与甘苦，又何足为外人道┄┄
接下来由于种种原因，由于人性的弱点，发生了太多当时感到极为义愤填膺、而现在也觉得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一群舍生忘死、义无返顾地推进中国民主党组党运动的理想主义者，苦心孤诣地确立的民主原则、程序和游戏规则，各种周密计划和安排，以及中国民主党的四大行动原则：“公开、理性、和平（非暴力）、合法”，由于缺少监督制衡机制、裁判与制裁机制及种种必要的环境条件，为种种披着华丽外衣的表演所扰乱、侵蚀、背离。迫不得已，1998年11月8日至10日，在任畹町的提议下，吴义龙、祝正明、姚振宪等朋友紧急操作，公告成立了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有才、义龙、振宪、正明和我等都在53人之列。
吴义龙、祝正明等在王有才被捕后，继续坚持民主党筹委会的工作。1998年年底，王有才先生被判刑，吴义龙同时被开除学籍，当时离他硕士论文答辩只有仅仅3天。1999年，他继续前往南方从事民主党工作，这应该是义龙的第三次“神行中国”吧，4月，被警方在广州秘密逮捕——民主党四大行动原则的重要文件《公开、理性、非暴力、合法》，正是吴义龙先生在广州被捕后，秘密带回杭州关押在遣送站时所写。99年11月，吴义龙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1年。2000年5月后，他在浙江第四监狱被关进条件极差的单人囚禁室中，且毫无人道地不准与家人见面。
而他的女友单称峰小姐——中国民主党第一个女成员，于2000年12月，因为以“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名义发表了对当局的抗议和对王有才、吴义龙等民主党人的呼吁文件，并与其他民运人士致信国际奥委会要求向中国施压释放王有才、吴义龙等政治犯，于2001年1月15日被捕。由于当时正处于申奥敏感时期，2月21日，单称峰小姐即被浙江萧山市公安局很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无耻陷害，非法判处劳教两年，尝尽人间冷暖与甘苦。同时被劳教的还有戚惠民先生，他因为仗义执言撰写了相关的呼吁，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劳教一年。
1998年中国民主党公开组党运动的代价是极为惨痛的，教训更是极为深刻。但是时至今日，我们还是没有能够认真深刻地总结经验教训，也几乎谈不上“吃一堑长一智”，有所进益。但是能够有幸与王有才、吴义龙、祝正明、姚振宪、刘贤斌、陈卫、安宁、刘连军、王文江、欧阳懿等等充满理想和勇气的朋友共一场事业，虽死不憾！
赵昕于2005年6月25日-7月2日北京cdpzhao@yahoo.com.cn
民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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