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诠：从《徐文立有关中国民主党建党历史的一些说明》谈起

（博讯2006年09月22日首发）

当我读完《徐文立有关中国民主党建党历史的一些说明》的文章以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确实如徐文立说的“1949年之后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建立民主政党的努力也从来没有中断过。为此，许多仁人志士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却至今人们不知道在中国大陆牺牲者的英名。他们的英名可能完整地保存在中共的罪恶的档案之中。因此，当今在中国大陆任何建立民主政党，而为此努力的人们，均是继承者而不是首创者。在中国自由、民主、人权的事业中，我们这些后生充其量只是民主之子。”徐文立在这里不是谦虚，而是实事求是的说出来中国现代政党历史的事实。

这里主要说的是：秦永敏在1998年6 月20日成立《中国人权观察》正式举起的“中国政治反对派”的旗帜和1998年6 月25日，浙江王有才、王东海、林辉三人突然提出筹组“中国民主党”及1998年9 月21日成立的“徐文立办公室”从此标志中国民主党在中国成立。但是，在中国民主党的历史上产生了是否应该在这个时候宣布中国民主党成立的争议？一部分人赞成这个时候成立中国民主党，一部分人反对这个时候成立中国民主党。

徐文立说“当晚，我和秦永敏通了长时间电话，一方面觉得浙江的朋友步子走得过急了一点。同时商定，以大局为重，决不起新名，号召并身体力行统一在全国建立中国民主党地方组织，以形成全国的规模，造成国际的影响。以现在的结果看，这个预期目的达到了，以至于现在，中国民主党在有些人、甚至当年的反对者那里，都已经趋之若骛了。”我同意徐文立他们的做法，历史已经证明他们的做法是十分正确的。

一、八九民运失败的惨痛教训，才使国内外的民主运动所共识的去发展独立的政治团体和政党组织。1998年成立的中国民主党就是海内外民运人士互相支持发展建立的，并且是民主墙领袖之一徐文立和八九民运学生领袖之一王有才，两代民主力量联合起来达成的共同速求。

前有车后有辙，中共的共产主义的老大哥苏联和小兄弟东欧，都纷纷弃暗投明，转变为资本主义制度，周边的许多国家和地区，资本主义都在高速发展，这些都深刻影响着中共，中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是大势所趋。问题是中共尽量拖延这种民主转型的到来，维持政权，这样在民主转型的过程中，中共扮演什么角色，与反对党存在有很大的关系。实际上，包括台湾蒋经国时代的民主转型，伊朗、印度尼西亚的民主转型，都可以看出，没有外部的压力，内部是不可能真正自动自觉放弃自己的权力的。但是，只要民间策略得当，又有外部压力的情况下，民间反对派稳扎稳打，获得一部份权力后，把它和政府的法律连接起来，凝固在历史上，逐渐和政府达成制度上的妥协，这就是所谓和平演变。其实，从中共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的民主派就开始做出了一些成绩，例如；知识分子提出的废除干部终身制，就写进了中共宪法，这对于邓小平在中共十三大交权，十四大退休，十六大江泽民交权都起到了很大作用。这种形成的法律，独裁者也不敢冒天下大不韪的，除非想步袁世凯的后尘。还有承认私有财产、农村基层选举等，尽管是为了巩固中共政权，但是，也有一定的政治改革意义。

中共对民主运动的控制时紧时松，是受中共高层权力斗争影响的，民主运动在中共紧的时候积蓄力量，在松的时候发展壮大。1997年，邓小平死后，江泽民为了减少内外压力，改变一下自己的形像，签定了联合国人权国际公约，请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释放民运人士魏京生、王丹等，政治气氛出现了宽松现象。中国民主党的成立，就是利用江泽民的这种假民主的机会，在国际媒体的保护下，在中共的法律的“保护”下进行的。张伯笠说：“这个空间在体制外增大了，就从中国民主党的注册可以看到，我们感到在过去几十年的历史中，没有一个政党，敢于这样不断的注册，不管你抓了山东的，黑龙江就注册，黑龙江抓了，南方要注册，这样注册下去，终于有一天，政党政治会形成。”（1998年12月）还有，中国民主党的成立，与海外的王炳章等民主人士不顾个人的生死，积极潜回国内，联络国内民主人士进行政治活动，有力的推动了中国民主党的成立。所以说：王炳章是孙中山式的民主人士！

中国民主党的成立，在中共统治下的大陆是前所没有的事情。魏京生认为“中国民主运动，进入向实质性发展的阶段，也就是七九年民主墙的时候，主要是宣传，让民主概念深入人心。八九民运主要试图使这种概念，在中国得到一种正式认可，但是，八九民运没有成功。八九民运非常大的意义，就是使民主自由人权概念在中国普及了，深入到老百姓的心里了。我想现在做的工作，就是脚踏实地的争取老百姓的权力，每一项权力的争取，最后建立民主制度。”（1999年6月）

二、1998 年，中共在放松政治压力的情况下，国内民运人士，认为中国向民主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要实行多党制，在中国成立反对党是个早晚的事情。但是，大家对于何时成立反对党意见不统一，浙江的民运人士认为，现在突破这个党禁的时刻到来了，而其它各个地方一些民运人士认为，中国可能现在是突破言禁和报禁，下一步可能突破党禁。浙江的民运人士王有才、王东海、林辉等人，采取了行动，完全沿着一种合法的手段去注册的，他们根据中共宪法和《社团管理条例》，以及中共签署的《联合国人权公约》等有关条款，于1998年6月25日，也就是在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的当天，向当地政府递交了《关于成立中国民主党的申请》。显然，他们是和八九民运时利用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访华时向中共请愿的策略是一样的，在国际社会的关注下，中共不得不暂时让步，但没有批准这个申请。美国也利用这个机会支持中国民主运动，克林顿总统讲话说：“让国家充份发挥潜力，必须让他们的人民自由选举领导，自由出版他们的思想，自由礼拜他们的神，和追求他们的梦。全世界从南非到南美，从中欧到中美，一再得到这个教训。美国认为这个教训应该在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生效。马丁。路德。金说：任何地方发生不公正的事，都是对所有公正的事的威胁。我们的经验表明，自由只能加强稳定，只能帮助国家做出改变，在历史上所以失败，是他们不能做出改变。”

后来王有才他们准备开个讨论会，研究下一步的民运发展，但是，中共警察阻止了讨论会的进行。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中共警察不得不把中国民主党成员都放了，又一次体现了国际舆论对民运人士的保护作用，也对中国民主党的建立造了必要的声势。10月，海外民联阵主席王策潜入大陆，在11月2与王有才会见时，同王有才等人一起被警察抓走。山东中国民主党成员谢万军绝食，抗议中共逮捕王有才。“中国民主党后援会”成立，成员是“民主正义党”等19个民运团体。（在海外，王希哲对于国内1998组党的支持是最为有力的，他的贡献是极为特殊的-徐文立注。）大陆136名民运人士发表声明，要求释放王有才。12月21日，王有才被判刑11年。王有才是北京大学学生，八九民运时是北京高自联最后一任秘书长，被中共通缉的21名学生领袖之一，1989年被中共指控“企图组织上海学生继续反抗”，判刑4年。1992年被释放后，继续从事民运。王有才在八九民运中任“北京高自联”秘书长时，就表现了非凡的组织才干，在民运组织上是有战略眼光的，工作是扎扎实实的。在6月3日他来到上海和上海的“高自联”研究成立“全国高自联”，计划把民运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像五四运动那样扩大规模，最后取得胜利。但是，在江泽民的破坏下，没有成功。浙江省中国民主党的文件，是用电子邮件当时传到海外的，中国民主党的纲领性档案，主要是1998年6月25日发表的《中国民主党成立宣言》，这些档案标志着中国民主党的诞生。

其后，湖北省武汉市的秦永敏，在9月1日，和几位民运人士，向中共武汉市民政局递交了成立中国民主党的申请书，11月30日，中共逮捕了他，12月21日被判刑12年。他是1979年武汉民主墙的主要成员，《钟声》期刊主编，《四五论坛》武汉分社负责人，1981年4月，被武汉市以“反革命煽动罪”判刑7年。1993年11月，起草《和平宪章》，被劳教两年。1998年成立“中国人权观察”组织，并向湖北民政局注册，“中国人权观察”组织，当时已经在全中国的许多省市成立了分部，吸收了全国各地的许多民主人士参加，民主人士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和频繁，为中国民主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我自己就是在1998年6月首先加入“中国人权观察”组织，而后在8月加入中国民主党的。

1998年11月9日，北京的民运人士召开会议，建立了北京、天津中国民主党党部。他们没有像浙江、湖北、山东、东北三省那样向中共申请注册，而是直接成立中国民主党北京、天津党部。他们认为中国没有政党法可以遵循，中国民主党和中共是平等的，不需要一个政党来批准它，政府没有法律规范这件事，我们向谁申请哪？申请不是现代政党建立的正常程序，是要建党后注册。他们按照《中国民主党章程》选举产生了组织机构，中国民主党北京、天津党部下设两个委员会，一个党的委员会，一个监察委员会。党的委员会主席徐文立，副主席查建国、高洪明，秘书长刘世遵，副秘书长张辉；监委主席何德普，委员王志新，法律顾问周国强。会议决定工作分两步走，第一步建立徐文立办公室，第二步向全国通电2001年召开中国民主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目标是“结束一党专政，建立第三共和，重塑宪政民主，保障人权自由。”徐文立说“在此期间，我和秦永敏还有一些其他各地的同仁们不断地遭遇中共政府的抓捕、关押、跟踪、抄家……，同时承受着个别并不干实事的人的干扰和一两位颇有些政治影响力，但并不懂得政治策略的政治老人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挑唆下，横飞而来的无端斥责。”

徐文立在1978年参加北京西单民主墙活动，《四五论坛》的主编和主要召集人。1982年和王希哲等人讨论多党制问题，被中共以反革命罪被判刑15年。1993年释放后，继续开展民主活动。徐文立说“1978年西单民主墙时，中共三位元老相继逝世，中国有可能有一个大的转机，所以，我和其它朋友以大字报的形式，创立了民主墙运动。民主墙的先声是贵州来的启蒙社的同志，他们高举起人权、民主、自由的旗帜以创办刊物为形式，向全国传播民主人权思想，对我们北京青年起到一种启蒙鼓动作用，认识到民主社会的两个方面，一是公民意识的觉醒，二是有良好的制度安排。许多先进国家给我们做出了榜样，简单说就是多党制衡，三权分立，走向民主、人权、均富的社会，这前景已展现在中国人面前了。先有二十年前的事，才有1998年10月9日，在中国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北京建立中国民主党。在这样的情况下，特别是中共取消了”中发联“，各地组党人士被关押，组党活动不知往什么方向走的时候，需要有人站出来，准备在两年后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目前，建立一个和平共处的政治反对党，是非常符合中国现在形势的。在现在中国经济有所发展，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不能用农民起义，工人暴动的造反办法。乱世不能带来民主，只能走向专制。要吸取国共两党残酷斗争，都走向独裁的教训，利用朝野双方政治家的高度智慧，使中国平稳地走向一个民主社会。”

11月30日，徐文立被中共逮捕，12月21日，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3年。他说“在我们一再协商、退让和妥协都不能够取得统一的情况之下，中共政府也实际上拒绝了透过”注册的方式“筹组中国民主党的努力。中国民主党北京、天津、湖北、辽宁、陕西、河北、河南等地的组党人士只好纷纷以”党部“的形式，以”宣告成立“的方式在各地正式建立了中国民主党党部。这不能不说是在中国民主党创建过程中的不得已的一大创举，同时也是一大遗憾。”

1998年6月25日，浙江省率先成立中国民主党之后，湖北、山东、东北三省、天津、北京相继纷纷响应成立了中国民主党。中共进行了镇压，中国民主党的三个协调人王有才、徐文立、秦永敏相继被判重刑，这样使全国政治反对派表现出高度的一致，23个省市的214名民运人士，在12月25日开始轮流绝食，抗议中共镇压中国民主党。徐文立在被捕前对中共警察说“你们将遇到是的同中共第一代党员一样，那么坚强的中国民主党党员，威胁是毫无作用的，我希望在赶不尽、杀不绝这股力量的时候，还不如认可成为你们比较稳健的政治对手。”也正如他说的那样，中国民主党已经成立，就显示出强盛的生命力，第一批被中共判刑，第二批又继续开展活动，表现出更强的势头。中国民主党法律顾问周国强说“当时民主党组党的时候，全国都有活动，徐文立让我看是不是合法，我个人看法，在中国你不想进监狱，还要养孩子，你就别做。你这一步走出来了，或者迈向监狱，或者迈向死亡。能不能唤起统治者的良知？包括八九年六四，人民始终是请愿的，人民造反了吗？没造反，就是请愿，最后杀个尸体遍地，他们这样做太善良了，统治者没有改变。”（2000年12月）

1999年中国民主党活动又掀起新高潮。1月份：中国民主党湖南大学筹委会成立，负责人佟适东、彭玉璋。2月份：中国民主党河北省党部成立，主席王强。辽宁省党部成立，主席王泽臣。河南省党部成立，主席高百林。中国民主党各个省的党部一致决定，成立全国协调委员会，由31名执行委员组成，主要有：王有才、徐文立、秦永敏、高洪明、查建国、陈忠和、肖诗昌、王泽臣、王文江等。加强各省之间的联络，筹备中国民主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民主党湖北党部和“中国人权观察”筹备3月份召开“武汉国际人权研讨会”，目的是敦促中共人大批准联合国人权公约。中国民主党辽宁省党部，在春节期间慰问六四死难者家属。中国民主党一百多人响应王丹发起的“纪念六四十周年签名活动”。中国民主党高洪明等人上书人大，要求修改《宪法》，去掉“四个坚持”。3月份：东北三省44 名中国民主党人，发表公开信，要求废除劳教制度，反对把邓小平理论写进宪法。中国民主党安徽省党部成立，主席王洪学。中国民主党内蒙古党部成立，主席刘川。中国民主党北京、天津党部发表公开信，要求不准用暴力镇压示威工人。中国民主党为抗议中共重判王有才、徐文立、秦永敏的百日接力绝食活动，参加的人数超过原来公布的名单。4月份：中国民主党高洪明民等人，发表声明，要求中共进行政治改革，军队应该服务于国家，不要为一党服务。宣布成立“中国自由劳动者工会”。5月份：中国民主党北京、天津党部发表公开信，要求政府保障下岗工人的权利。反对中共借五四宣传假民主、假科学、假人权。中国民主党海外欧洲工作委员会在巴黎开会20多名中国民主党成员参加了会议。中国民主党发表声明，认为北约是误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应该对话解决。6月份：中国民主党北京、天津党部发表公开信，驳斥中共对六四的定性，要求调查八九民运中死难事件，公布死难者名单，停止镇压纪念六四活动。7月份：王丹、魏京生、王若望、王炳章等一百多位民运人士，发表声明，强烈抗议中共镇压中国民主党。8月份：中共审判中国民主党成员高洪明、查建国。中国民主党谢万军达到美国，呼吁民运人士团结起来，反对中共一党专政。中国民主党发表对台湾的立场：孙中山建立的中华民国包含大陆和台湾，民主是两岸统一的政治前提，反对中共武力统一，和平、民主、统一，是三个不可分割的原则。9月份：中国民主党成员谢万军在美国活动，提名王有才、徐文立、秦永敏参加诺贝尔和平奖的竞选。10月份：中国民主党欧洲工作委员会，召开七国负责人会议，准备抗议江泽民来法国访问。11月份；香港四五行动委员会，到新华社香港分社门前示威，抗议中共镇压中国民主党。12月份：中国民主党发表《新世纪宣言》：要求中共制定新的高于一切党派之上的《宪法》。停止打击法轮功等宗教团体。释放中国民主党成员，释放一切政治犯。改变农民的二等公民的地位。允许成立独立工会，一国两制不适用于台湾，用民主统一中国。

三、中国民主党成立有五个特点：

1、1998年6月25日，八九民运学生领袖浙江的民运人士王有才掀起的组建中国民主党活动，是八九民运的继续。王丹说“八九民运后，以中国知识分子为主力的中国民主运动陷入低潮。而在1998年成立了中国民主党，填补了中国没有反对党的空白，对未来中国民主运动起到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九八民运成员60%是曾经参加过八九民运的学生。”（2001年2月）

浙江的中国民主党公开成立，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全国组党活动一发不可收拾。当时，全国先后成立了七个党部，500多名党员，到1999年底，全国有28个省市设立了党部，有1000多名党员。中国民主党从诞生那天起，就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尽管遭到中共的不断打击，有30多名中国民主党领袖被判刑，300多人被逮捕，几乎所有的中国民主党领袖多被抓过。他们随时做好了入狱的准备，前仆后继地投入到组建中国民主党的活动中去，这在中共执政半个世纪当中，是前所没有的。

国外又先后成立了“中国民主党海外筹委会”、“中国民主党欧洲工作委员会”、“中国民主党法国党部”、“中国民主党海外联络办公室”等组织。和国内中国民主党，遥相呼应，里应外合。可以说，没有八九民运时的天安门一代大学生在1998年勇敢地站出来，组建中国民主党，就不会有在中共执政半个世纪后的第一次大规模公开的组党活动。中国民主党法国党部负责人吴江说“天安门一代成熟起来，他们推动中国的民主，像王有才先生，是被中共通缉的学生领袖，他在1998年非常勇敢地站出来组建中国民主党，这也是在中国舞台上起到了一个重大推动作用。中国民主党的旗帜并没有倒下去，虽然，他们入狱了，但是，中国民主党的社会影响是相当广泛的。所以，天安门一代开始进入中国政治生活，他们将来会接出历史的果实来的。”（2001年5月）

2、1998年11月9日，中国民主党北京、天津党部宣布成立。显然，他们是对浙江的民运人士成立中国民主党的响应。徐文立代表20世纪40至50 年代出生的人，他们几乎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起长大的，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又经历了改革开放，通过中西方的对比，认识到中共的腐败落后，改变中国落后面貌，把中国改变成现代化社会的任务，已经历史的落在他们身上了。王有才代表60至70年代出生的人，他们随着中共的改革开放一起长大，没有前辈对中共的恐惧。既有中国传统的民主革命精神，又有西方民主思想。他们认为中国走向民主社会，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他们担负着中国现代化的任务，是新世纪的脊梁。

可以说，这次中国民主党的组党活动，之所以方兴未艾，是民主墙一代的民运人士和八九民运一代学生领袖结合在一起的力量。从中国民主党的负责人可以看出来。民主墙时代的民运人士有：徐文立、秦永敏、查建国、高洪明、王泽臣、肖利军、王文江、岳天祥、姚福信、萧云良、朱虞夫、何德普等等。八九民运时代的民运人士有；王有才、王东海、刘世遵、刘贤斌、吴义龙、谢万军、祝正明、唐元隽、佘万宝等等。

3 、中国民主党的成立和发展，一直都受到海外民运的支持和关注。张伯笠说：“我们海外民运，从来没把它和国内民运分开，我觉得他们是一个整体，只是承担的角色不同。国内他们可以直接面对中共，他们做的比较实在，做一件事情得到中共的反映，比如中国民主党注册，就不让你注册，这是开始有反映。在国内国外做的工作，很多是人权方面的工作，这是很重要的，中国人权一直落后于世界一个大潮流，海外民运组织对死难者的抚恤，对国内不同政见者的呼吁，包括对政权的揭发，包括理论上的建设，这都是非常重要的。”（1999年12月）

4 、中国民主党作为中共的反对党已经事实的存在了，主要借助国际媒体发表自己的主张，它的《新世纪宣言》确实是一篇纲领性文件，更注重实际问题，特别首次提出农民是二等公民问题，这一点很重要，新的民运农民必然是支重要力量，而且，体现了民主党和民众的血肉联系。在修改宪法上也有新的发展，没有提出推翻中共，主张宪法高于一切党派，中国民主化要走和平演变的修宪、立宪道路，认为这是更符合中国国情。在对待台湾问题上，走出了民族主义的误区，没有上中共民族主义的贼船，明确提出一国两制不适合台湾。中国民主党的这些观点是很有远见的，如果认真实行的话，正如中国民主党领袖王泽臣说的“无论中共政府采取什么样的政治高压手段，来消灭中国民主党，都是徒劳的，中国民主党已经在中国大陆深深的扎了根。”（1999年11月）

5 、中国民主党的发展是与现代化的媒体发展紧密联系的。有了电话、因特网、传真机，中国民主党和海外的民运人士联络更方便了，海内外可以在一起开会讨论问题。例如：王有才、徐文立、秦永敏、高洪明、冷万宝、燕鹏等中国民主党领袖被捕时，中共都收缴了他们的计算机、传真机等通信设备，可以预见，现代化的媒体为中国政治现代化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总之，世界政党政治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发展，中国政党政治也是这样，无论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等都如此。当年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时候也开始了是否举行“八一”南昌起义的争论，中共总书记陈独秀主张走议会道路，反对暴力革命，而以毛泽东为首的主张暴力革命，结果举行了起义，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打出来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民主党的这个关于是否公开成立中国民主党的争论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实证明了当时公开成立中国民主党，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做出来不可磨灭的贡献！

张伯笠说：“在八十年代，有少数人提出组党想法，但没成功，而今天九十年代，成立了反对党。中国民主党，已经成了要求改变中国，使中国走上民主，是我们的共识，而到了下一个世纪，组党运动是将来重要趋势。”（1999年2月）我们认识到，新的民运是在中共专制统治下，各个矛盾激化陷入深刻危机时，资产阶级领导广大民众把中共赶下历史舞台。新的民运领导者，从八九民运的英雄事迹中得到鼓舞，从八九民运失败的教训中取得借鉴，新的民运受到八九民运的深刻影响。民运就是要推翻君主专制，中共政权是君主专制制度的变异。

如果说八九民运的辉煌业绩，激励民主人士投身到反对中共的民运中去，促使民运继续发展，那么，八九民运也深刻影响着民运人士的行动，成为他们联合中共内部改革派打击中共保守派，以和平方式或宫廷政变的方式，打倒中共的因素。而组党活动，就是总结八九民运失败经验教训中的最重要的一点，所产生的最重要的诉求。中国民主党在海内外发展很快，在不断的积蓄民主力量，2004年底，徐文立先生在美国罗德岛州联络世界各地的民主党人和民主党的支持者，建立了《中国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及各国各地区党部和《关注中国中心》网站，续他们在国内未竟的事业。中国民主党的发起人之一王友才先生在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期间，开办了《未来中国》网站，筹划建立有关中国民主党的研究机构。由于流亡海外的中国民主党人数较少，加上海外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国民主党还没有形成广泛的影响和号召力。但是，中国民主党人旨在针对中国大陆实行民主制度，推动和催生现代政党制度，结束一党独裁的努力，正在稳步地扎实地向前推进。中国民主党人的前仆后继的努力，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尊敬。徐文立说“民主运动的正直而不屈不挠的人士们，都以对恶势力毫不妥协的大无畏的抗睁精神展示着自己的政治信念，并以实际行动维护着人权自由民主在中国成为现实的风采。这些正直的自由民主的人士们，在拒斥邪恶的金钱和物质的诱惑中；超越着一个又一个的政治陷阱，在极度贫困的生活中；在极为艰难的争取人权自由民主的日子里，他们贡献着自己的年华，卓越的才干和超人的力量。”

邓永亮：纪念中国民主党成立八周年——关注狱中民主党人 参加维权运动

1998年6月25日，平地一声惊雷，炸响在中国南方一个风景秀丽的城市——浙江省杭州市，原八九爱国民主运动领袖王有才先生等三位勇士首举义旗，向全世界公开宣告了中国民主党的诞生，由此揭开了整个中国民运人权人士组建民主党的序幕。日光飞逝，中国民主党在腥风血雨中迎来了她八周岁的生日。我做为一名中国民主党的党员，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特撰此拙劣的短文来纪念党的生日。

中国民主党以民主、自由、宪政体制、保障基本人权为旗帜，以公开、和平、理性、合法为原则，在尊重现存的基本政治格局的基础上，在国际民主人权力量的强大支持下，以顽强的生命力诞生了。她的诞生，宣告了中国民主运动再次上了一个新台阶，在中国民主人权运动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中国民主党以履行天赋的结社权利为己任，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 条规定的中国公民拥有言论、结社的权利为法律依据，以《世界人权宣言》第20 条第（一）项人人有权享有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为基点，所以，中国民主党履行结社的权利并没有违反中国的宪法，是完全合法的行为，也符合世界文明的进步潮流。然而非常残酷的事实是，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却根本不尊重联合国保障基本人权的原则，为了保障极少数人的特殊利益，在中国执政党即共产党顽固派势力的操纵和干预下，对中国民主党进行了三波大规模的罪恶镇压，这使中国民主党人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和经历了严峻的考验。与残酷镇压同步，中国政府对中国民主党的定性也由非法组织上升到“ 敌对组织” 的敌视高度；中国政府同时也把中国民主党人由非法组织的成员变成了“ 敌对分子” .

在中国政府的三次大规模镇压行动中，每一次都有不同的侧重点和策略，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中国政府控制者的阴险和毒辣。

面对中国民运人权人士风起云涌的组党运动，中国执政党中的顽固派在战栗，阴冷的魔爪在伺机而动。1998年底，“ 八九” 民运的元凶之一、中国共产党党内的顽固派头子李鹏在接受《德国商报》记者采访时，明确说出了“ 中国政府” 不容许反对党的存在。李鹏接受《德国商报》记者的采访语音刚落，中国政府就开始了第一波对中国民主党人的残酷镇压。由中国政府的公安部统一行动，基本上在同一个晚上的同一时刻，全国众多的民主党人被抓捕。最后，徐文立、王有才、秦永敏三位民主党的核心人物并没有被释放，先后被中共当局判以13年、11年、12年的重刑。

1999年5月初，中国政府驻南斯拉夫的大使馆被北约军队所误炸，中国政府掀起了大规模的反美浪潮，并以此为由抗拒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政府对中国人权的监督，宣布与美国政府停止人权对话。中国政府借此机会，第二波大肆逮捕中国民主党人的罪恶行动又开始了。中国民主党在这一年遭受重创，大约有四十名的民主党人被中共当局判刑，像刘贤斌、佘万宝、吴义龙、岳天祥等更是被判以10 年以上的重刑。

2001年到2002年，中国的工厂的资产被中共权贵所蚕食鲸吞进入了顶峰，中国的工人运动所以此起彼伏。工人兄弟以罢工、游行示威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中国民主党自然融入其中并成为活跃人士。中共当局对参加工人维权的民主党人痛下杀手，在这次第三波的残酷迫害期间，东北的李、姚，四川的胡、王也都被判了10年以上的重刑。

2002年底，中共当局在上海审判民主党人黄小勤的时候，内部通报了公安部把中国民主党定性为“ 敌对组织” 的决定。可以看出，中共当局以“ 文革” 思维的方式把中国民主党列为了他们的首要敌人。也在这年年底，中国民主党公开的全国联络人何德普先生也被中共当局抓捕而被判刑8 年。

从此以后，中国民主党被迫调整活动方式，以公民的身份融入中国的维权运动。风起云涌的维权运动是民主运动的又一面棋子，是中国社会走向公民社会的又一切入点。中国民主党融入中国的维权运动，完全符合中国民主党的精神和原则，也是中国民主党的又一次机会和新生。

中国民主党人在以公民身份维权和追求言论自由空间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再次冲击党禁的尝试。许万平先生和杨天水先生这两位优秀的中国民主党党员再次尝试了冲击党禁，竟然被残暴的中共政权判处12 年的重刑。

在这八年中，中国民主党人以自己的行动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向世界人民展示了中国民主党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然而，身在监狱外的我等中国民主党人，有必要一如既往的关心狱中的民主党人和他们的家属，我们要努力，再努力！

昨天，我给许万平的妻子陈贤英女士打了电话，知道她现在的情况非常艰难。目前，许万平已经被当局从看守所送到渝州监狱。陈贤英女士于6 月21 日下午从湖南赶到重庆并去探了监，但狱方说要三月后才能够与他见面。狱方并且告诉陈女士，由于许万平是“ 特殊人物” ，包括陈贤英在内的所有人都不能够给许万平寄钱，只能由家属直接送去。（这种做法违反了监狱法。）这样，陈贤英就面临两难处境，如果陈贤英让小孩在重庆读书，这样能够方便探访许万平，给许万平送钱送物都非常方便。但是陈贤英的孩子在重庆没有户口，要在重庆上学必须交4000 元的借读费，她那能拿得出来呢？重庆国保为了报复她把许万平的判决书寄给朋友们，已经把她的所有帐户都给查封了。如果陈贤英让小孩子在湖南上学，他要探访许万平，来去的路费也是个大问题。而陈贤英没有固定的工作。像许万平家庭一样困难的，西南还有王森家，王森的妻子也没有正式的工作，而两个孩子都在上学。其他困难的民主党家庭也不少。他们都需要大家切实的帮助。

民主党人帮助狱中民主党人的家属，不仅仅是体现我们民主党这个大家庭的爱，这对新进入追求民主人权的朋友们也都是一种鼓舞，会促进中国民主人权事业的更快进展。民主党人也应该为其他人权活动人士帮助良心犯家庭起到垂范的作用。

融入维权运动为旗子的民主人权运动，深切关怀狱中民主党人和他们的家属——以此为目标和信念纪念中国民主党成立八周年！

（2006年6月25日）《自由圣火》

陈树庆：就狱中民主党人被超期羁押对浙江司法机关的质询函

（博讯2006年5月09日）

浙江省及杭州市收到本质询函的有关司法机关：

（1999）杭刑初字第171号刑事判决书，对我民主党人吴义龙、毛庆祥、朱虞夫、徐光进行判决。该判决的定罪量刑是否错误而需要平反昭雪并取得国家赔偿，有待于该案当事人在狱中及出狱后的申诉行为，有赖于国家民主与法治的实现状态，当然也离不开司法机关的有关领导和工作人员对于公正司法的理解。虽然本质询人始终认为该案当事人和平理性地“捍卫人权，推进民主法治，监督、批评甚至谴责执政党和政府”的行为属宪法明文确认的公民言论和结社自由，他们是无罪的，这是一起明显的冤假错案。但事情的解决有难易之分，本质询函就容易解决的问题，即他们实际上已被超期羁押（徐光，现已释放）和面临超期羁押（目前仍在狱中的吴义龙、毛庆祥、朱虞夫）的问题，向与本案有关的司法机关提出质询，望能认真复查核实予以纠正。

（1999）杭刑初字第171号刑事判决书对该案四被告的刑期计算，都是从1999年9月15日起。1999年9月15日只是四被告被正式逮捕的日子，实际情况是，吴义龙于1999年4月28日、朱虞夫于1999年6月19日、毛庆祥于1999年6月20日、徐光于1999年6月23日被公安机关以“监视居住”的名义关押，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47条规定有期徒刑“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如果仅从字面上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强制措施中，拘留和逮捕才算“羁押”，对于“监视居住”还称不上羁押。但是，在我们国家的实际司法实践中，常常会发生执法或司法人员为了“省心省力”将被审查人员一关了事的不规范情形，针对这种情况，早在1984年12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监视居住期间可否折抵刑期问题的批复》中已明确指出：“如果被告人被判处刑罚的犯罪行为和被扣留或者被逮捕以前被羁押的行为系同一行为，不论是羁押在何处，只要是完全限制了人生自由的，被羁押期间即可以折抵刑期。”

本质询人1999年因参与并承认参与编印《在野党》杂志但拒绝说出在那家打印店打印（当时我因愤怒说“民主党人敢做敢当，但不会连累无故百姓，决不做类似汉奸带日本鬼子进村扫荡的事！”，可能激怒了那些自我感觉“非常了得”和“威风”的办案人员），也曾被以“监视居住”的名义秘密“寄放”在杭州市遣送站一不足8平方米的禁闭室（外面铁门紧锁，通宵亮灯，20厘米高约两平方米的水泥台面为床，厕所粪坑离“床”不足一米，一日只定时供水一次，15分钟内必须完成洗刷和冲厕，一日三餐无荤腥，里面被褥十分的肮脏）内四个多月，回家时因营养不良（长期缺蛋白质补充）全身浮肿关节疼痛几乎不能走路（之前，我可是运动员的身体素质，曾三次拿过杭州大学校运会万米亚军），能深切地感受到这种监视居住就是被完全限制人身自由的“羁押”、甚至是一种很不人道的“羁押”。本案吴义龙、毛庆祥、朱虞夫、徐光在监视居住期间不是关押在看守所，就是被关押在遣送站，想必他们监视居住的实际境况决不会比我监视居住期间能好到哪里去，事后从本案当事人家属所反映的情况来看，我的判断基本是正确的。

本案情形，可能在审理过程中，不同机关的法律文书由于没有特别说明，而引起情况的衔接失误，最终导致对于“羁押”及刑期折抵的计算错误。有错在明知的情况下应该必改，实事求是，这也是司法所必须具备的品质，所以本质询人敦请杭州市公安局就本案当事人在监视居住期间的实际人身自由限制状况向法院、检察院或司法行政部门如实作出说明或证明，有利于错误的纠正；法院、检察院或司法行政部门也应该主动调查核实并纠正错误。如期不然（知错不该），不管当时作出监视居住决定的真实动机如何（曾有人分析说这是“不失被动”的“缓冲性保护措施”），根据《刑诉法》第57条明确规定，只有对没有固定住所的被监视居住人才指定居所，而本案所有被告当时都有固定住处，但被关押另处而完全失去人身自由，可以认定是：公安机关滥用监视居住强制措施的行为、检察机关玩忽职守、法院枉法裁判！

上述问题：虽然在2002年前后，质询人还专门跑到杭州市公安局与政保处的张辉、张建良或蒋晓敏先生反映过，他们当时说“已经在判决书上定了，我们公安机关无法决定和改变，但可以把你的意见向有关部门反映”，他们到底是敷衍我还是真的去“反映”过了没有，实际情况我到现在还无法确知；还有，此事毛庆祥先生的夫人胡晓玲也向杭州市上城区的政保警察提起过，也是没有什么明确的结果与答复；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据本案当事人之一徐光先生告诉我，在2004年刑满释放他前，就此事他专门向驻狱检察机关提出，但检察人员不予接受并说“由法院决定”，徐光写信给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甚至最高人民法院，监狱看守说“可以帮你转交”，徐光将上述反映函交给看守后，不仅没有的到反馈，而且被继续关押直到2004年9月14日才得以释放。到今年朱虞夫先生的刑期已满，鉴于此问题如不尽快解决，吴义龙、毛庆祥、朱虞夫三位都可能象徐光一样面临依判决书表面记录看没有超期羁押，但根据当事人被完全限制人身自由的实际情况来说就是超期羁押。所以本质询人有必要现在马上就此问题予以再度关注并拟就质询函，要求与本案有关的司法机关认真对待质询函所反映的实际超期羁押问题。

中国古语云：“莫以恶小而为之，莫以善小而不为”，做人之道要常怀恻隐之心，想必为政和司法之道也该如此。本质询函所关注的事情，对于百忙之中的你们来说，也许是件小事，但对于每个当事人及其家属来说，其事肯定不小。所以在本质询函结束之前，再次恳请你们一定要复核并实事求是地予以尽快解决。

对于明知故犯、将错就错到底的官僚主义做派，本质询人保留谴责的权利。即使现在权利在权力面前还显得多么的软弱而屡屡败北，即使我们的谴责也并不被那些自以为是、不可一世的专横掌权者当一回事，但应该谴责之时，我们决不“笔软”！

此质询函每份共三页，另附质询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同时用挂号信送发下述机关：

1、杭州市公安局（邮戳“杭州大关东苑2006.05.07.17″国内挂号函件收据第0655号）；
2、浙江省公安厅（邮戳“杭州大关东苑2006.05.07.17″国内挂号函件收据第0656号）；
3、杭州市人民检察院（邮戳“杭州大关东苑2006.05.07.17″国内挂号函件收据第0657号）；
4、浙江省人民检察院（邮戳“杭州大关东苑2006.05.07.17″国内挂号函件收据第0658号）；
5、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邮戳“杭州大关东苑2006.05.07.17″国内挂号函件收据第0653号）；
6、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邮戳“杭州大关东苑2006.05.07.17″国内挂号函件收据第0654号）；
7、浙江省司法厅（邮戳“杭州大关东苑2006.05.07.17″国内挂号函件收据第0652号）。

质询人：陈树庆

2006年5月7日

质询人联系地址：310014，杭州市大关小区东九苑22幢1单元601室。电话：0571-88310920（家），13958012964.

喻东岳、陈西、吴义龙获第二届“魏京生中国民主斗士奖”

2006.02.21

“心灵之旅”节目，采访编辑、主持制作：张敏（2005，12，10）

2005年12月5日，总部设在美国的“魏京生基金会”公布了第二届“魏京生中国民主斗士奖”评选结果。三位获奖者是喻东岳、陈西和吴义龙。“魏京生基金会”执行主任黄慈萍女士宣读颁奖公告。请听其中的部分段落：

黄慈萍：“‘魏京生基金会’第二届‘魏京生中国民主斗士奖’颁发公告。魏京生基金会2004年设立的‘魏京生中国民主斗士奖’定于每年12月5日颁发。这个日子也是魏京生先生1978年发表著名的《第五个现代化》一文的日子。去年的奖金由胡石根和刘贤斌两人分享。那些尚在中国坚持奋斗，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人们因此得到了极大的激励。今年的候选人共有以下十一名：查建国、陈西、郭少坤、何德普、秦永敏、吴义龙、许万平、喻东岳、张林、赵昕、祝正明。所有候选人都为中国民主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许多人深陷牢狱，前途未卜。他们的精神和所有的牺牲都是我们非常敬仰的。今年，‘魏京生基金会’决定设立一个‘魏京生中国民主斗士特别奖’，获奖人为喻东岳，同时决定把第二届‘魏京生中国民主斗士奖’颁发给吴义龙和陈西先生。

喻东岳，男，湖南浏阳人，生于1967年，毕业于湘潭师专中文系。1989年任《浏阳日报》美术编辑。1989年‘六四’期间，他和余志坚和鲁德成三人一起在天安门广场挂起两幅标语；一幅是‘五千年专制从此告一段落’，一幅是‘个人崇拜从此可以休矣’，然后用带有颜料的鸡蛋涂抹在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巨幅画像上。喻东岳等三人被扭送到公安局以后，分别以‘反革命破坏罪’和‘宣传煽动罪’被判处徒刑。喻东岳被判二十年徒刑，入狱以后不久被逼成疯，至今仍在狱中遭受非人的折磨。

吴义龙，男，安徽桐城人，生于1967年5月1日。1996年进入浙江大学攻读文学硕士学位，1998年与王有才、祝正明正式确定创建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有关事宜。在王有才等被拘禁期间，吴义龙组织各项营救活动。从8月底开始，他先后两次前往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联络成立中国民主党各地筹委会，并为成立全国筹委会做好了准备工作。1999年11月9日，吴义龙与毛庆祥、朱虞夫、徐光一起被杭州中级人民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同时判刑。吴义龙被判十一年，至今还在狱中。

陈西，本名陈友才，男，1954年2月29日生于贵州贵阳。1989年在声援学生自由民主运动期间因组织‘贵阳沙龙联谊会’，成立‘爱国民主联合会’被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刑三年。1995年5月他与卢勇祥、廖双元、黄燕明、曾宁等组建‘中国民主党贵州分部’。1996年3月，陈西被贵州中级人民法院以‘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二次判刑十年。由于陈西在贵州民主运动中的领导者、组织者身份，他是贵州民运人士中被专制政权判刑最重的一个，前后被判刑十三年。今年5月刑满释放，追求民主自由的理念至今不变，并与其他同道一起马不停蹄地开始了各项有力有节的人权与民主活动。

‘魏京生基金会’将‘魏京生中国民主斗士奖’及‘魏京生中国民主斗士特别奖’颁发给这三个人以表彰他们坚定的信念、坚强不屈的作风，以及表达我们对中国民主运动的一贯支持，并对所有为之献身的民主斗士的感激和鼓励。这次从各个渠道汇集的奖金总额是五千六百美元，为奖金捐献的人们表达了他们支持中国民主的热情和坚定，在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魏京生基金会’魏京生中国民主斗士奖评委会，黄慈萍、陈兴宇、陈邦铮、刘继杰签署。2005年12月5日。“

‘魏京生基金会’主席魏京生先生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提出民主诉求，在中国先后两次被判刑共二十九年。坐牢十八年后，于1997年保外就医来到美国。魏京生先生接受我的采访，谈这届评奖的情况。

魏京生：“简单的说，首先我没有参加这个评奖活动。这个评奖活动都是评委们和执行主任黄慈萍他们一起做的这个事情。评的过程当然是很慎重、很仔细，经过反复讨论的。我觉得我们这个奖最大的特点就是奖励这些默默无闻的人，踏踏实实工作的人，不管你在媒体上是有名的还是没名的，这点我们从来不考虑。我们只考虑你对工作的贡献和受到的磨难。这也是我跟大家谈完了以后，大家去评。我觉得评得非常好。”

三位获奖人中，唯一刑满出狱的陈西先生在贵州接受了我的采访。

陈西：“得到这个获奖的消息，我感觉到我们这些民运人士在大陆，正在这麽一个专制的社会，能够得到海外以及其他人士的关怀和关注，我们感觉到我们并不孤单。我们在这里，尽管环境很艰苦，我们得到一种支持和鼓舞。所以对得到这个奖呢，我很欣慰，也就是说，它不仅仅是发给我一个人，我只是一个符号，代表了在大陆这么一种很没有人权法制不健全的这么一个土地上，能够为人权民主法制作出贡献，在默默地工作的我们这一类的人，实际是对我们大家的一种鼓舞。”

以上“心灵之旅”节目是由张敏采访编辑、主持制作的。

徐光：从陈水扁律师说到陈树庆律师——评陈树庆的”中国违宪第一案”

（博讯2005年11月07日）

陈水扁与陈树庆，都是中国人，都姓陈，五百年前是一家。他们两位，一位是台湾“中华民国”的总统，一位是大陆“中国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都是“大中国”民主运动的杰出代表。

一九七九年，台湾发生了“美丽岛事件”，有多位“党外人士”无辜获罪。陈水扁律师为了维护正义，在国民党的特别军事法庭上，慷慨激昂、正义凛然、据理力争、滔滔不绝，其执着、坚定、勇敢、雄辩，当时就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为最终促使当权者理智地处理“党外人士”作出了贡献。

然而，二十年过去了，一九九九年，笔者与吴义龙、毛庆祥、朱虞夫等无数“中国民主党”同仁，为了追求祖国的民主大业，早一点平反“六、四”，公开向大陆“中共当局”申请成立“中国民主党”，因此无辜获罪。我可怜的妻子，抱着那十几个月大的孩子，满世界地寻找敢于为我辩护的律师，以大陆之大，却一个也找不到。不是没有具有正义感的律师，实在是当年大陆之政治气候，还远不如一九七九年的台湾啊！

陈树庆先生，是我大学同学，也是我的同乡，与我一样，经历过“八六”、“八九”两次学生运动的民主洗礼。他有感于我的不幸遭遇和千千万万民主党人所面临的不公正，毅然放下“浙江大学

生物学硕士“的专业知识，苦心钻研中国大陆的法律，终于在与千千万万法律专业人士一起参加的法律资格考试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通过了获得律师资格必须通过的”独木桥“。

这时侯，有人害怕了，胆怯了，他们害怕在法庭上面对一位与当年陈水扁律师一样执着、坚定、勇敢、雄辩的陈树庆律师。这些胆小鬼的心理承受能力，比当年“美丽岛事件”中国民党特别军事法庭的审判人员可就差远了。于是他们制造了种种理由与借口，非法剥夺了陈树庆先生的律师资格。

可怜的胆小鬼，你们光想着害怕面对陈树庆律师，光顾着你们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太差，就有没有想过国家与民族的大义啊？你们想想看！为什么这些年来，支持“台湾独立”的台湾同胞越来越多啊？为什么你们眼中的“台独分子”在台湾民主选举中屡屡获胜啊？那是因为你们的愚蠢与胆怯在大陆人民当中制造了多少不公正，这才导致了许多已习惯于自由与公正的台湾人民选择了独立，因为自由的人民不可能主动为自己重新戴上锁链！哪怕是给他钱，给他种利益与诱惑，也不能让他放弃自由！

想想吧！一九七九年的台湾，就有陈水扁这样正义的律师能站在台湾的法庭上公开地为“党外人士”做无罪辩护。而时至2005年，在中国大陆，在大陆的浙江省，陈树庆律师还没有走上法庭作正义的辩护，却有人吓得迫不及待地非法剥夺了他辩护的权利，这是在台湾与大陆之间制造了多么大的差距啊？这是人为制造了另一条台湾海峡！这样的差距，就好比让现在的大陆人民，回到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时代，有多少大陆

人民愿意啊？

是的，台湾问题之所以存在，不在于两岸之间经济的差距，制度的不同，更不是文化的差异，也决不是依靠武力所能解决的。所谓的“台独分子”也仅仅是腐败、专制、不公正制造出来的。非法剥夺陈树庆先生的律师资格，其实也就是剥夺了广大民主党人合法辩护的权利，这是制造了新的不公平，其实是为“台独分子”拉选票呢。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制造不公正的人才是“台独运动”真正的推动者，是中华民族的败类，可耻的卖国贼！

我们认为，一切希望祖国统一的爱国之士，都应该主动地推动两岸，特别是大陆的民主化进程，让两岸真正走上公平、正义与法制的轨道，让两岸人民真正享有自由与民主的权利。不管这些人有没有被另一些人扣上了“民主党分子”、“法轮功分子”、“台独分子”、“藏独分子”、“东突分子”、“经济邪教分子”、“香港民主党卖国分子”，别忘了，这些人都是中国人，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就应该享有自己的权利！

2005/11/3 于中国浙江

摘自（网路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