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9月26日星期六

浙江省二十七名民主派人士致函江泽民朱熔基促效戊戌变法

浙江省二十七名民主派人士致函江泽民朱熔基促效戊戌变法

【本报记者报道】明日是“戊戌变法”一百周年纪念日,浙江省二十七名异见人士日前致函国家主席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朱熔基及人大副委员长田纪云,要求他们效法一百年前戊戌变法的精神,大胆地推动政治改革。

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昨日披露,包括毛国良、王有才、王东海等人在内的二十七名浙江省异见人士,日前将一封致江泽民、朱熔基及人大副委员长田纪云的公开信,由浙江邮寄到北京中南海。

公开信提及,一八九八年的九月二十八日,清朝“戊戌变法”因慈禧太后的阻挠而失败,谭嗣同、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以及康广仁“戊戌六君子”,则在北京被砍头就义。公开信指出,这一百年来,戊戌变法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为中国社会带来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异议人士上书中共中央要求推动政治改革

另据记者张苑香香港二十六日电,在“戊戍变法”一百周年之际,中国大陆浙江省二十七名异议人士致函中共总书记江泽民、总理朱熔基、人大副委员长田纪云,要求三人大胆进行政治改革。

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今天表示,这批上书的异议人士指出,一百年前的九月二十八日,谭嗣同、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及康广仁“六君子”在北京引颈就义,为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推动的“戊戍变法”划上悲壮的句号。

但一百年来,这次思想解放运动对中国社会有极为深刻的影响,谭嗣同“我欲横刀向天笑”的豪迈气慨也鼓舞着数代知识分子前仆后继地推动社会变革。

目前,大陆正处於不进行政治改革,经济就难以持续发展,难以得到人民支持关键时刻,因此希望三位领导人大胆进行以下改革:

一、废除与“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公约”相违背的一切法规和做法。

二、平反“六四”、释放政治犯、良心犯。立即停止骚扰、逮捕异议人士。

三、实行“新闻自由化”、政治多元化、司法独立化、军队国家化、经济现代化。

这封公开信是由毛国良发起,浙江王有才、王东海、吴高兴、叶文相、赵万敏、傅全、黄志道、程凡、王培剑、吴义龙、祝正明、邹德祥、林辉、金秀元、范子良、余铁龙、朱虞夫、叶良才、张金林、朱春华、黄海燕、王荣清、毛庆祥、毛其凤、张恒、高迁锐等共二十七名异议人士签署。信件已於昨天由浙江省邮寄北京。

http://www.bignews.org/980926.txt

1998年9月6日星期日

王炳章:让勇气与道义使魔鬼退却——国内组党第二波的感想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戏剧家认为,只有这样的戏才有看头。一个政治事件如此发展,只有这样才会引起广泛关注。国内组党第二波——山东民运人士的义举,使国内组党运动,再次牵动了世界的良知。

浙江省民运人士王有才、王东海、林辉、朱虞夫、祝正明、王荣清、毛庆祥、李锡安、吴义龙等,开国内公开注册反对党之先河,为中国民运向公开组党的方向发展,跨出了里程碑式的一步。

王有才获释后,下一步是什么?人们在关切,人们在期盼,人们在提问。现在,答案有了——又一次冲击波跟了上来,山东举事了。

有才他们被抓时,有人悲观失望,采取取消主义:“我说现在不是时侯吧,你看!这不单是冒险主义,这样还会给中共改革派带来麻烦。怎么能这么干?”

有才被放出来了,他们又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中共真的开明了,这是一个大胜利。应当给中共鼓励!”

孰不知,这并不代表着魔鬼的开恩,而意味着魔鬼也会恐惧。

在浙江组党勇士们大义凛然的气概下,在浙江组党人士们不怕做牢、不怕牺牲的勇气下,在海内外一片讨伐声中,魔鬼颤栗了。当你的勇气使敌人也感到钦佩时,你已经赢了。

自由不会从天而降,自由的前提是勇敢。离开了勇气和大无畏的气概,离开了勇气带动下的道义力量,自由永远是天上的星星。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浙江的俊杰们,就凭着这种精神,使老虎让位了,使魔鬼屈膝了。

组党,绝对不可能一蹴而就。他们放了人,只不过是从小牢笼,放进了大牢笼,他们的看关并没用松懈。组党之路,前面仍然是虎山,仍然是万丈深渊。

此情此景之下,山东的朋友谢万军、刘连军、姜福祯跟上来了。这就叫前赴后继。

自古山东出好汉。什么是好汉?有勇,才能称的上好汉。

有义,才能称的上好汉。山东组党人士,就是这样的梁山好汉。

我们没有坦克,我们没用机枪。我们有的,是勇气和道义,是鲜血和生命。这是我们目前唯一的武器,丢了它,我们只能躲进小楼,继续象奴隶一般地龟缩。浙江、山东的民运不是盲动主义者,我们并非忽视策略。但是,离开了勇气去大谈什么策略,除了招来对手的耻笑之外,只能是原地踏步。

如果不动,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是“盲动”,什么是“互动”,什么是讲策略的“动”。

浙江是出秋瑾的地方,山东是出秦琼的地方。浙江和山东民运的壮举,使我想起年初闯关被捕时的一景。当我说出“要杀要关随你便”时,对手哑然了,真的哑然了。面对一个愿意用生命换取自由的灵魂,魔鬼也会退却。这,就是浙江和山东民运的精神,就是中国民运的精神,就是中华民族不坠的精神。当中国民运人士都具备了这种精神,党禁的开放,指日可待!

浙江是一,山东是二。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中国的反对党终将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

http://www.bignews.org/980906.txt

1998年9月1日星期二

吴义龙:中国问题及其症结

一、中国的贫穷与动乱

中国问题很多,有自然的、有社会的;有政治的、也有经济的;有历史遗留的,也有新产生的;有暂时的,更有根深蒂固的……就总体而言,不仅原有的问题尚未有解决的迹象,而且一切优势资源(条件)

正在加速沦为中国发展的重负与障碍。劳动力资源,在中国已经从优势资源演化成为就业压力。再比如,环境资源,受重度污染的环境几乎不再适于人的居住。目前,太湖流域、巢湖流域、以及各城区河流的改造投入巨大,其费用远远多于当初造成污染的工、农业生产而带来的收入。

形势是早已不容乐观了!我们总不能等中国成了问题沼泽才起而拯之吧?若干年前,黄河断流,就已经以自然灾难的形式向中国人敲响了全面社会问题的警钟!而去年长江洪水再一次警告中国人,如果我们对于自己所面对的一切社会问题视而不顾,我们必将遭到毁灭性的重创!不管是黄河也好、长江也好,绝不仅仅是自然灾难的问题,它更是一系列社会问题的综合体现。它主要是黄河、长江资源利用的大官意识作用的结果。比如50年代的大炼钢铁以及以后在大寨“榜样”的政策鼓动下的全流域毁林开荒。再比如黄河拦水蓄电工程一个接着一个建成,最终导致下游水流减缓、蒸发与下渗增大、泥沙堆积更加严重,而黄河库区又增大了蒸发与下渗面积使水蒸与下渗耗失更多,黄河哪有不断流之理?民族生存的命脉之所在被某些人当成试验自己的愚朽与虚荣的场地!

在中国诸多问题之中,有两个问题是根本性的。而且,通过对它们的分析,我们可以寻找到我国问题的症结之所在。这两个问题是:贫穷与动乱。

说中国目前贫穷现象严重,自然无人否认。但若说贫穷一直是中国的根本性问题,有些人就不愿接受。因为长期以来,人们都为5千年文明古国加上点缀其间的盛世而沾沾自喜。似乎我国百姓过去总生活在安宁、富裕、幸福的环境之中。

我不知道人们对比过古代中国与古代其它文明地区人们的生活状况没有。而这确确实实是一个应该了解的课题。请看底下的七点分析:

(一)据我所接触的资料来看,西方中世纪教会征收“什一税”是最为繁重的税赋了。而事实上我国的税率直到今天仍远远高于“十分之一”的税比。

(二)西方商业、手工业一直比我国发达,直接从事农业的相对人口远少于中国。这一点表明了底下两个事实:西方人享受的物质种类丰富得多;而且西方有足够的剩余粮食产品去维系或腾出劳动力以从事其它方面的劳动。

(三)就历史记载的大规模饥荒发生率相比较而言,中国远大于西方。这表明我们的生存必需品社会利用量相对是少的;

(四)我国官僚体系一直比西方相对庞大而严密,特别是军队,为此而承受的负担应该更不轻松;

(五)我国古代社会一直强调“知足常乐”,反证了这是一个饥荒而赤贫的社会:“为富不仁”,成为整个古代社会的最一般流行观念,也证明了这个社会是少有富人的社会;

(六)后文我们还将看到,我国历史上内战、外战频繁,造成大规模的社会财富的破坏,同时战争还直接且时时威胁人们的生活;

(七)加上统治者无限制的剥夺,和为垄断统治而实施短缺式经济政策──这一切的一切很难得出中国人有过富裕而安宁的生活。

战争(动乱),可以说差不多是中国的专利。任何地区、任何国家都发生过动乱,特别是在专制国家。但就战争的频率、规模、破坏程度、时间跨度、地域范围而言,我国古代多到1、2百年、少到几十年、到几年就有一次大战。若以死伤人数相比较,类同一次世界大战这样的战争,中国在每一次改朝换代时都发生过!三国时曹操有诗云:“白骨横于野,万里无鸡鸣”。这绝对不是夸张,而是中国历史上无数次战争中的某一次的事实而已!拿20世纪在中国大地发生的战争──日本侵华(作为世界大战的一部份)──中的所有战役的总和,就投入的人力、物力而言,在中国绝不是最大的或唯一的。此前有军阀混乱,此后有国、共火拼。中国的最高的统治者在位期间,无一例外的都将其主要精力不投注于社会发展上、而刻意筹划镇压异已,以及过去所谓的皇朝永保和今天所谓的社会稳定上。民间有句俗语形容中国的局势,叫“逢九必乱”,意思是:在公元纪年的尾数有“九”的年份里,中国就有社会动荡的出现。记得地理学家李四光以“七、七七”为中国出现动乱的周期和大周期。这些或是对历史的总结,或是对未来的担忧,或许不足信,但都说明了中国动乱频繁这样的事实。共产党49年执政以来,10年文革已定为“10年动乱”和“法西斯专制”,而50年代三反五反、反右运动、大跃进运动、四清运动等,每次都造成社会巨大的动荡与不安宁。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

二、中国贫穷成因的分析

任何社会的经济都必须建立一整套的动力系统,才可能得到发展。事实上,建立一个恰当的动力系统,是一切经济制度首先应该考虑并需完成的任务。

经济发展的动力显然是多种多样的。从人类历史来看,经济发展的动力无外乎以下两种:一是宗教的、或道德的;一是人的本能需要的(即欲求、或私欲)。

宗教本身是一个很复杂的现象,但就道德而言,它仍需要内化才能产生力量,否则很可能演化成虚伪。而欲求或私欲本身就是人内在的本能,它的力量是持久而永恒的。就社会实践来看,苏联共产主义的失败和中国“一大二公”的失败,已表明道德作为经济动力是无效的。

而宗教,由于物质及生存的条件恶劣而以意识对抗本能的结果,因此不仅不构成经济(物质)发展的动力,反而在一定意义上成为根本上与经济无关的力量。西方中世纪的经济状况就是一个明证,即中世纪社会经济是一种无动力的经济体系(无动力是指没有明确的建立动力体系。而事实上人的生存本能总是或明或暗的经济发展的动力基础)。

冷战时期苏联经济的繁荣的假像曾迷惑了一大批专家学者,以为那是共产主义道德的胜利。但事实上那是国家主义或是民族主义道德的胜利。当一个民族或国家面临危险的时候,同时是种生存本能勃发的时候,个体私欲或个体本能就退之其次,道德的或社会的需求就上升到第一位。因此,不管是苏联也好,还是5、60年代的中国也好,制造民族(国家)危机感幻觉是执政者最经常的手段。而这一手段,恰恰使道德作为经济动力成为了可能;而冷战一结束,这种经济体系立刻瓦解本身,就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也说明道德只能作为特定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动力。

而个人需求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永恒动力即原动力。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之所以组织起来生产,正是个人私欲作用的结果。然而,只有在文艺复兴之后,社会才最终把社会经济发展建立在个人的私欲的基础上。而此前的社会,只有几个人的私欲在发生作用。而这几个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私欲,借助的却是道德或宗教。为什么文艺复兴以来几百年的社会经济发展远甚于过去几千年发展的水平,其中主要原因即在此。如果说这主要是生产力加速度的缘故,那么,比较一下一直把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建立在外部强制和道德(道德本身也是一种外部强制)基础上的中国就不难明白其主要原因何在了。

我一直痛心中国人的缺乏理性与科学:20世纪有多少中国人为探索发展之路献出了生命!然而我们建立起来的制度恰恰重复了几千年来一直重复的低效的经济体制,而且共产党建立起来的经济制度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缺乏动力基础。因为,过去的政权,毕竟还让人们留有实现私欲的可能,尽管并不保证它的最终实现(主要通过国家所有制剥夺)。而毛时代,消灭私欲已经到了消灭肉体的程度了。以这般方式去求经济发展,其反科学已到了何种程度!

三、中国动乱成因的分析

共产党的领导人在位时,有一大半时间在强调稳定。我也曾说过,在政权稳定上,他们确确实实最辛苦、也最卖力。然而,想过没有──为什么会不稳定?不稳定的根源何在?为什么政权不稳定会造成社会不稳定?政权不稳定就会造成社会不稳定吗?怎样才能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

事实上,政治体制的建立也是一个科学的问题。我以为,政治体制的建立必须寻找到它的平衡点。因此,经济体制在于确立其动力体系,而政治体制则在于寻求社会的平衡体系。

社会的平衡体系是个复杂的系统,但其中必然有一个平衡点,这个点是什么呢?是经济吗?

前些年,邓小平曾说不发展经济就要亡党亡国,似乎把经济搞上去了,社会就必然会稳定下来,共产党就可以照过去的方式永远执政下去。这种把社会平衡点放在经济上是有害的,也是不科学的。经济只是一个参数,或者说只是催化剂、起一个强化作用。就经济状况而言,6、70年代的中国百姓一直处在饥饿、半饥饿状态下,特别是那饿死4,000万人的年代,并没有出现要推翻共产党统治的行为;即使今天中国经济发展起来了,在旧的政治体制下,共产党真的可以高枕无忧吗?我看共产党上层自己目前也忧心忡忡,否则就无需一再强调稳定压倒一切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把社会平衡点放在经济上是有害的原因了。而且,这一说法很可能使中共丧失挽救自己的最佳时机。

事实上89年它就已经丧失了一次。

从科学角度看,社会平衡点如同经济原动力一样只能从人性中去寻找。理由很简单,因为社会是人的社会,经济是人的活动,而人性才是最内在的东西,因此也是经济与社会最内在的东西。

我们知道人的需求不仅仅是为了生存,不仅仅有物质的需要(物质的需要导致了人对物质不懈的追求),还有其它诸多的需要,譬如说,权力的需要就是人的本能因素之一。或者说,人希望在社会中自己掌握自己,同时获得别人的认同与尊敬。人天生就不是奴隶。因此,他总有一天要像人一样生活着。这是任何物质条件都无法改变的事实。

而几千年来的中国,一般人的权力欲望很少得到尊重。即使他已经是一个官了,他仍然要仰人鼻息,在他的上级面前永远只能是低头的奴隶。在这种情形下,一旦他不想做奴隶了,想做一回主子,又恰逢他有这个能力(而事实上,多数人的能力相差并不至于太悬殊),于是洪秀全、李自成、毛泽东们就层出不穷了。而他们的行动又诱发了另一大批想改变命运的人们。中国的社会的“不稳定”怎么可以避免呢?!古代的时候有一个科举制,实际上成为社会能量的发泄口。但这仍是主子对奴隶的挑选。况且总有人不能被挑选上。黄巢们只有揭竿而起了。这是就一般意义而言。

http://www.asiademo.org/gb/1999/07/19990710a.htm

吴义龙简介

吴义龙(1967年5月1日—)自由撰稿人、编辑、社会活动家,因参与组党活动和编辑《在野党》杂志,于1999年被捕,以“颠覆中国政权罪”被判刑。

吴义龙1967年5月1日出生于安徽省枞阳县。1991年,安徽大学中文系毕业,被分配到安徽池州师范专科学校(2007年升格为池州学院)任教师,此后出版《新编文艺理论教程》。1996年,考入杭州大学(1998年并入浙江大学)中文系攻读文艺学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1998年5月,参与成立“杭州三联读书会”,主编会刊《读书人》杂志。同年6月,与王有才、祝正明商议成立政党,并决定在全国率先成立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6月24日,三人与王东海、林辉拟定《中国民主党章程(草案)》和《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成立公开宣言》;8月底起先后二次到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联络成立中国民主党各地筹委会,并为成立全国筹委会做准备工作;9月参与创办和编辑浙江筹委会党刊《在野党》;10月在王有才等被监视居住后与祝正明、朱虞夫、毛庆祥等组成浙江筹委会常务工作组,任联络及发言人,组织营救活动;11月成立全国筹委会被选为53名联络成员之一。1999年1月19日,吴义龙在已完成毕业论文即将毕业之际被浙江大学开除学籍,2月26日被押回安徽贵池户口所在地监视居住,3月14日获释,4月28日在广州访友时再次被捕,押送到杭州遣送站“监视居住”,9月15日与毛庆祥、朱虞夫、徐光一起作为同案嫌疑人被杭州市公安局正式逮捕。同年10月25日,杭州中级人民法院法院开庭审理吴义龙、毛庆祥、朱虞夫、徐光案,11月9日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吴义龙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12月10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吴义龙被关押在浙江省第四监狱,预计2010年9月14日刑满出狱。

http://baike.baidu.com/view/4403876.html?fromTaglist



姓名: 吴义龙
性别: 男
年龄: 39
出生日期: 1967-5-1
职业: 硕士生
现在所在地: 浙江省杭州市第四监狱
最新状况: 被捕
罪名: 颠覆国家政权罪
早期状况: 被捕
资料日期: 99/4/26
判刑11年
99/11/9
简介: 吴义龙,男,安徽桐城人, 出生于1967年5月1日,浙江大学文学硕士生研究生。1991年毕业于安徽大学中文系。 1991年至1996年在大学任教并出版《新编文艺理论教程》。 1996年进入浙江大学攻读文学硕士学位。在读研究生期间组织社会问题沙龙。1998年3月酝酿筹备「杭州三联读书会」,5月成立后,每两周举办一次读书会活动,讨论社会现实问题。主编读书会会刊《读书人》杂志。6月,他与王有才、祝正明等筹组中国民主党。6月到8月间,他们遭受了几次拘传。在王有才等被拘禁期间,吴义龙组织各项营救活动。 从8月底开始,他先后二次前往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联络成立中国民主党各地筹委会,并为成立全国筹委会做好了准备工作。1999年1月19日,浙江大学将尚有三天便毕业的他开除学籍。2月26日,他被押回安徽贵池户口所在地,于3月14日获释。4月26日晚,他赴广州访友时被捕,后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8月17日上午10时,杭州公安局多名公安闯入他的家中,将其妻子单称峰拘捕,随后对她家大肆查抄,抄走计算机、通讯簿及书本等。自从吴义龙被捕后,单称峰代替他做一些与其它中国民主党成员的联络工作,故这可能是单称峰被捕原因之一。单称峰稍后获释,9月27日,单称峰联同朱虞夫、毛庆祥及徐光的妻子贾杏丽、胡晓林及黄霄航发表致最高法院长萧扬的公开信,要求公开审理他们的丈夫。又由于杭州的律师都不敢替四人辩护,故家人吁请国内外法律界人士伸出援助之手给予他们法律帮助。10月初,杭州检察院通知他和朱虞夫、毛庆祥及徐光的家人,要他们聘请律师。他通过他人秘密带出了一封信,详细阐述了创建中国民主党的目的以及民主党「公开、理性、非暴力、合法」的四项准则。信中也表示,为了中国的民主,他已经做好了坐牢20年的准备。25日,法院开庭审讯,但未判。11月9日下午,他被杭州中级人民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判刑11年。判决书指他与毛庆祥、朱虞夫及徐光创办一本宣传中国民主党的《在野党》杂志,且经常利用互联网在海外中文BBS上散布中国民主党文章,利用电子邮件与海外反动组织联络。整个宣判过程仅半小时。他们已表示会上诉。12月18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他们的上诉,维持原判,由看守所送往浙江省第一监狱服刑。2000年5月初,吴义龙因监狱不准他与妻子见面而绝食,随后他被送往医院。从医院出来后,自5月13日至12月初,他都被单独关在又黑又小的「小号」禁闭室中。而狱方也从5月至12月共7个月不让他与家人见面及送东西进去。10月30日,他的妻子单称峰联同王有才、祝正明、毛庆祥、朱虞夫及徐光的妻子致信全国人大要求人大敦促中国当局遵守两个人权公约,立即释放判刑的家人及一切政治犯。

联络电话:013575748028;0571-8223-2419



吴义龙简介
日期: Oct 15, 2009
作者: 维权网
来源: 本站原创

吴义龙,男,1967年5月1日出生于安徽省枞阳县,被捕前居住地:浙江省杭州市景芳三区53幢4单元101室。1991年安徽大学中文系毕业;1991年至1996年在大学任教并出版《新编文艺理论教程》(上、下);1996年入浙江大学攻读硕士学位;1998年3月酝酿筹备“杭州三联读书会”,5月正式成立后坚持每两周举办读书会活动,探讨研究社会现实问题,并主编《读书人》为此多次遭到国安部门拘传;1998年与王有才等人商讨成立中国民主党问题,遭到多次传唤。王有才被捕后吴义龙等人多方组织营救,并亲自前往各地联络,为成立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做准备。

1999年1月被开除学籍;同年4月28日被监视居住;9月15日被杭州市公安局以创办了宣传中国民主党《在野党》的刊物并经常利用互联网散布中国民主党文件、与海外敌对组织联络,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逮捕;1999年10月被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吴义龙在法庭上慷慨陈词做了自我辩护,其后被关押在浙江省第四监狱。

2008年11月,有消息称吴义龙可以提前获释,但吴义龙拒绝写“保证书”。春节前其家人接到吴义龙的电话,表示监狱已经取消让他提前获释。

目前吴义龙被关押在浙江省第一监狱,出狱时间是2010年9月14日。

http://www.weiquanwang.org/mw/index.php?title=2009/10/15/10&variant=z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