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2月22日星期三

中国当局继续镇压异议人士

1999年12月22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6:01北京时间00:01发表

中国当局继续镇压异议人士



徐文利和王有才因组建中国民主党被判刑已经一周年

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报告说,中国的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十二月十八日驳回了杭州四名中国民主党领导人的上诉,维持对他们的监禁判决。

吴义龙、毛庆祥、朱虞夫和徐光是上个月被杭州中级人民法院判刑的。法庭指控他们组建中国民主党、创办”在野党”杂志、用电子邮件同海外敌对分子联络以及在海外中文论坛上张贴反动文章。

吴义龙、毛庆祥、朱虞夫和徐光分别被判处十一年、八年、七年和五年监禁。

从一九九八年十二月至今,已经有十八名中国民主党骨干 被判刑,其中包括徐文利、王有才和秦永敏。

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还报告说,中国河北青年学者綦彦臣因为撰写一本名为”中国的崩溃”的书而受到河北沧州司法当局的起诉,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

据报道,三十六岁的綦彦臣从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他的”中国的崩溃”的主要内容是分析中国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书中指出,如果中共不立即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将会出现严重的动荡。

“中国的崩溃”并没有被出版,但是綦彦臣把其中的一些内容发表在了海外的中文论坛上。据信,綦彦臣可能会受到监禁判决。

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570000/newsid_575300/575303.stm

1999年12月21日星期二

浙江高级法院驳回中国民主党四位领导人的上诉

香港消息:据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报道,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十二月十八号驳回了中国民主党四位领导人吴义龙、毛庆祥、朱虞夫和徐光的上诉,决定维持原判。因此,四人于近日内被送往浙江第一监狱服刑。

今年十一月十九号,杭州市中级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分别对吴义龙等四人判以十一年到五年的徒刑。

http://www.bignews.org/991221.txt

1999年11月17日星期三

吴义龙的上诉状

上诉人吴义龙,男,1967年5月1日出生,汉族,安徽省枞阳县人,浙江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1999年1月19日因本案接到浙江大学开除学籍通知,住杭州市景方三区53幢4单元101室。

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杭检刑诉字(1999)第176号起诉书指控并经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1999)杭刑初字第171号刑事判决“吴义龙朱虞夫毛庆祥徐光犯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捏造行为人主观动机,适用法律不当,部分认定与事实不符,法律执行不够严谨,理由陈述如下:

一、捏造行为人主观动机

不管是起诉书还是判决书,对被告筹组中国民主党的目的都忽视或回避事实。起诉书称“被告人吴义龙与王有才、祝正明出于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共同目的”,但都不提供任何证据。众所周知,行为得以确认:一是根据我的行为加以推定,二是根据我的主观目的的陈述,特别是已经公之于众的那些陈述。

我的行为又有两个部分构成,1、筹组中国民主党之前我的一贯行为,2、筹组中国民主党过程行为。我的一贯行为,我相信各方面已从我的个人档案和我的关系人(学校等)那里得到了解:我没有从事颠覆国家政权的准备。并且我在1997年还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书面申请,通过党校学习。只是后来认识到一党制是产生中国诸多问题的症结之一,这诸多问题包括腐败决策失误共产党作为稳定社会中坚力量地位的逐步动摇……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唯一出路就是多党制等现代政治制度的建立。我当初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与98年6月以来申请筹组中国民主党都只是我探索中国真正出路的方式,其间并无原则区别。我探索的是中国权力的科学结构问题,而不是权力的更迭,我相信:一个好的权力结构可以最大限度防止制度性腐败的产生与蔓延;可以形成科学决策,避免在平反错误中过日子;可以恢复社会对执政党的信心进而有助于社会稳定;可以使政权建立在合法的基础上;可以最大限度地解放生产力——可以确切地说中国的穷困与经济不发达,本质上正是政权结构的不合理形成的。而我筹组中国民主党过程行为正是它的继续。在筹组民主党过程中,我的大部分行为可以说主要是对自己观点的表述,即起诉书、判决书所谓:“撰文传播宣传。”当然也包括讨论筹组与正式筹组的其他活动,但这些活动没有一项可以指证我的目的是出于颠覆政权的目的。我的行为有:1、杭大草坪讨论成立,2、1998年6月24日决定筹组,3、撰文表述观点,4、主持《在野党》内部刊物,5、其他筹组活动。

我的主观目的的陈述见:1、《中国民主党章程》(草案),2、《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成立公开宣言》,3、《我的申明》,4、《中国问题及其症结》等,我要特别提请省高院注意:《我的申明》、《中国问题及其症结》、和《在野党》第一期有关中国民主党成立时机的说明以及《在野党》明确表示宗旨的文字。《我的申明》我表示的目的是:中国民主党作为民间力量,成为改革的动力,对保守势力形成压力,减缓社会矛盾的减压阀。《中国问题及其症结》一文表明多党制在社会稳定特别是社会长治久安,消除腐败等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另外中国民主党的宗旨曾有过明确表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健全政治体制,建立分权指衡制约政治机制与自由市场经济制度,铲除腐败,维护社会公正等。

二、适用法律不当

指控书与判决书认定我的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一款之规定,适用法律严重失当。

第一,我的行为是符合宪法的行为,属宪法要加以保护的公民权利的范围,与《刑法》有关条款根本无关。

《宪法》第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公民有言论结社等自由权利,结社自由显然包括了组党自由(理由如下:1、如果结社自由不包括组党自由,那么中国共产党或其他政党就失去了存在的法律依据;2、中国社会被认为合法的政党如九三学社、民主促进会等,即以社团的名目出现;3、宪法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事实上有人可以自由组织与参加中国共产党,那么其他人就有权自由组织与参加其他政党包括中国民主党;同时这一条也否定了因这一条而形成的特权)。宪法正文没有一条规定不允许组织与筹备其他政党;包括宪法前言在内,也没有一处规定只允许中国有九个政党的条文与文字。

《宪法》前言确定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字样,但:1、筹备中国民主党与不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不是一回事,这就如同既有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又有其他民主党派一样;2、我们在很多场合,都曾强调“在政治转型期,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承认江泽民先生的国家元首地位。”这两句话可以参见我们邮寄给国务院的注册公告,以及山东、湖北、上海等兄弟省市给当地政府的注册申请书。3、宪法前言不具有法律性,与宪法正文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语。由于宪法前言的文字不具有对现实的约束性即不具有法律属性,比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云云(大意),是对历史与现状的描述,是指定与实施宪法的背景,因此它本身的合法性还要以宪法正文为依据,而宪法正文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结社自由”(包括组党自由),已经否定了特权,同时正文还有“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执政党的权力也必须获得人民经常性的授权;宪法前言也不是宪法总纲或总则,因为宪法前言之后的宪法第一章便是《总则》。

我筹组中国民主党一宪法为依据,不存在触犯刑法的前提,因为一切非宪法性法律恰要以宪法为依据与渊源。

第二、根据宪法有关规定,权利与义务并举,我们在行使宪法有关组党自由权利的同时,我们也履行了相关法律的相关义务。根据1989年通过的《社团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我们在获得正式批准之前,只成立了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2、我们及时向浙江省民政厅提出过书面申请,1998年6月24日晚讨论正式成立,次日即提交了申请书;3、即使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未获批准(我们并没有收到任何有关不允许成立政党得书面文件及相关理由),但筹备是被该条例允许的。

我们遵守有关义务还包括:我们自筹备以来,没有发生过任何组织上违反其他法律与法规的行为。

第三、筹组中国民主党不等于颠覆国家政权

任何罪名的确立都有一定的长里,世界上各国经常都有政权的更替,但可以被视为“颠覆”的总有其共同的特点。朱容基先生曾以“本届政府”区别于李鹏的政府。我们不说朱容基是颠覆李鹏政府,因为有以下几条:非暴力,合法,程序性。

只有同时具备上述三项因素,才可以不被称为颠覆。非暴力,是指不以任何手段威胁或胁迫现政权,这是前提;合法,是“主权在民”的具体实践,只有经过民众推举或选举的政府才是合法的,这是关键;程序性是指在政权更替之前就已经具备公正的、公开的、可操作性的、合法的且有效的政权更替的程序,这是保证。

而我所筹组的中国民主党一直坚持:公开、理性、非暴力、合法的原则,根本与颠覆活动大相径庭;至于我们的四原则,法院可以很轻易地从我们的文章(包括《在野党》杂志)与活动中取证。

三、部分认定与事实不符

本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大学文化程度,无业,户籍地安徽省贵池市师范专科学校,现无固定住所。”严重与事实不符。

首先,我并非无业,而是浙江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因本案而于1999年1月19日接到浙江大学开除学籍通知书,同时被告之本人尚有申诉或起诉的权利。1999年1月底,我在接到通知书的10日内向浙江大学有关方面提出申诉,我的申诉书题为《我的申明》(后刊在《在野党》第六期),但至今我并未收到有关方面任何形式的答复,也没有收到有关方面要求我离校的通知,因此我的离校手续至今未办理。根据有关法律,这等于说开除我学籍的决定并未生效。

其次:我的户籍也并不在安徽省贵池市(贵池应作“池州”)师范专科学校。我在考取现浙江大学文艺学硕士研究生之前,确实在池州师范专科学校工作过,并且我在接到开除学籍通知的同时即在申诉期内收到了自己的户籍证明,但在我的申诉得到回复前,我的户籍理应仍在浙江大学。

况且市公安局有关方面曾试图将我的户籍落回池州师专并未成功。

其三,我并非无固定住所。我自1998年10月以来,一直借住在杭州市景芳三区53幢4单元101室。

四、法律执行不够严谨

判决书第11页:“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1999年9月15日起至2010年9月14日止。”事实上,本人从1999年4月28日被杭州警方因本案在指定场所执行监视居住就已完全失去自由,已被羁押。

综上所述:我筹组中国民主党的主观目的是在完善我国的政治体制,推进政治改革,丝毫不涉及颠覆国家政权,也未产生或即将产生政权颠覆的结果。筹组和平的中国民主党是公民履行宪法权利的行为,成立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是履行1989年《社团管理条例》的有关权利的行为,向有关方面递交成立申请并遵守各项法律法规是履行宪法与法律义务的行为,组织编辑《在野党》内部交流刊物是履行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权利的行为,因此我的一切行为并未触犯包括刑法在内的一切法律,我是无罪的,敬请省高院依法核实。

此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吴义龙

1999年11月17日

http://www.bignews.org/991228.txt

1999年11月9日星期二

杭州四名民主党人判重刑:吴义龙11年,毛庆祥8年,朱虞夫7年,徐光5年

(记者周佳虹香港九日电)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透露,杭州中国民主党创建人吴义龙、毛庆祥、朱虞夫及徐光今天下午被中共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五至十一年。其中吴义龙被判刑十一年、毛庆祥被判八年、朱虞夫被判七年及徐光被判五年。

杭州中级人民法院指四人自去年六月来组建中国民主党意图“颠覆国家政权”。判决书指四人创办一本宣传该党的“在野党”杂志,且经常利用互联网在海外中文论坛上散布民主党文章,并利用电子邮件与海外反动组织联络。

上述四人都是中国民主党的创建人及全国筹委会负责人,他们於今年“六四”期间被捕,十月二十五日法院开庭审判,当时未宣布刑期,直到今年下午才宣布结果。

三十二岁的吴义龙原为浙江大学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今年二月因为组党於毕业前三天遭校方开除,而朱虞夫与毛庆祥则是一九七九年民主墙老民运人士。

除这四人外,杭州中国民主党成员的余铁龙与余元洪两父子也被当局以“颠覆罪”起诉中。自去年十二月以来,已有十八名中国民主党领导人被以“颠覆罪”判以重刑,其中十五人是在中共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北约轰炸後被判刑。

民运中心表示,强烈谴责中共当局对中国民主党的镇压,并呼吁即将於十四日访问大陆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对於大陆人权倒退甚为关切。

●香港支联会抗议政府重判中国民主党成员

“中国民主党”自去年六月宣布成立至今,成员徐文立、王有才及秦永敏先後被判十至十二年重刑;今年五月以来,已有超过二百名异见人士因参与“中国民主党”或筹办纪念“六四”活动而被拘捕,岳天祥、郭新民、王凤山、张佑菊、李志友、查建国、高洪明、佘万宝、刘贤斌、余登强及刘金等十一名“中国民主党”成员先後被判二至十三年重刑,今午(11月9日)更重判吴义龙、毛庆祥、朱虞夫及徐光四人五至十一年的重刑。这是违反中国宪法赋予的组党结社及集会结社自由。

为了抗议中国政府践踏人权,以及表达对上述人士的关注及支持,支联会将於11月11日(星期四)往特首办请愿,要求董建华反映港人意见。

敬希阁下抽空出席。有关活动详情如下:

日期:11月11日(星期四)
时间:下午1时正
地点:中区汇丰银行石狮子旁集合,游行往特首办公室请愿

http://www.bignews.org/991109.txt

1999年11月2日星期二

吴义龙、毛庆祥、朱虞夫、徐光判决书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1999)杭刑初字第171号

公诉机关: 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吴义龙,男,1967年5月1日出生, 汉族, 安徽省枞阳县人, 大学文化程度, 无业,户籍地安徽省贵池市师范专科学校,现无固定住所。因本案于1999年4月28日被监视居住,同年9月15日被逮捕。现押浙江省公安厅看守所。

被告人毛庆祥,男,1950年5月24日出生,汉族,浙江省诸暨市人,初中文化程度,个体职业者,住杭州市上城区莫邪塘西村15幢82号104室。1982年2月20日因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因本案于1999年6月20日被监视居住,同年9月15日被依法逮捕。现押杭州市看守所。

辩护人张建国、杨吕军,浙江欣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朱虞夫,男,1953年2月28日出生,汉族,浙江省东阳人,初中文化程度,原系杭州人上城区房管局南城房管站职工,住杭州市上城区海月新村8幢103号202室。因本案于1998年7月11日被监视居住,同年9月2日解除监视居住;1999年6月19日再次被监视居住,同年9月15日被逮捕。现押杭州市看守所。

辩护人缪渭川、王胜辉,浙江杭州江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徐光,男,1968年9月11日出生,汉族,浙江省富阳市人,大学文化程度,原系富阳市环保局监测站职工,住富阳市富阳镇邮舍弄2幢407室。因本案于1999年6月23日被监视居住,同年9月15日被依法逮捕。现押杭州市看守所。

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以杭检刑诉字(1999)第176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吴义龙、毛庆祥、朱虞夫、徐光犯颠覆国家政权罪,于1999年10月14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审理。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检查员张哲峰。代理检查员蒋春尧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吴义龙、毛庆祥、朱虞夫、徐光和辩护人张建国、杨吕军、缪渭川、王胜辉及证人姚泰渝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吴义龙与王有才(已判刑)、祝正名(另案处理)处于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共同目的,于1998年6月在杭州市原杭州大学草坪上,讨论成立“中国民主党”,决定率先在浙江省成立“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同年6月24日晚,被告人吴义龙同王有才、祝正明等人讨论并拟定了“中国民主党章程(草案)”(以下简称“章程”)和“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成立公开宣言”(以下简称“宣言”),诬蔑攻击玩过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当晚,被告人吴义龙等人还商定要将“章程”和“宣言”公开散发,并进行了分工。同日中午,被告人朱虞夫

获悉此事后,积极参与,并于6月30日上午携带“宣言”印刷件在杭州市上城区房管局南城站秋涛南苑物业管理办公室及杭州市采荷路与凯旋路交叉口一带进行散发。期间被公安机关查获。同年9月,在有关机关已对王有才等人颠覆国家政权的犯罪活动进行侦查的情况下,被告人吴义龙、朱虞夫、毛庆祥及祝正明等人仍积极参加“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的活动,并在被告人毛庆祥的提议下,商定、出版了作为“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机关刊物《在野党》,用以宣传其宗旨。从1998年9月至1999年5月之间,《在野党》刊物一共出版了9期,并进行了传播。除此之外,被告人朱虞夫还于1998年10月至1999年4月间,先后将其撰写的《回顾一九九八年中国民主运动》等文章通过国际互联网进行传播。同年10月中旬,被告人吴义龙、朱虞夫、毛庆祥及祝正明等人讨论成立了“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常务工作租”(以下简称“常务工作组”),由祝正明任负责人,被告人吴义龙任联络人及发言人,被告人朱虞夫任秘书长,并于同年11月11日以“常务工作组”的名义发布了第一号公告,宣布“常务工作组”成立。被告人徐光在王有才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后,仍积极参与“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的活动,并撰写了《抓不完的中国民主党》等文章给他人传阅及在《在野党》刊物上刊登。同年4月,被告人徐光开始着手组建“中国民主党富阳市筹备委员会”。同年6月,被告人徐光比照“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成立公开宣言”的内容起草了“中国民主党富阳筹备委员会成立公开宣言”。在“宣言”中被告人徐光继续诬蔑攻击我国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同年6月13日下午,被告人徐光召集他人到其家中开会商讨成立“中国民主党富阳筹备委员会”事宜并传阅讨论了其拟定的“宣言”。此后,被告人徐光将该“宣言”带至杭州向毛庆祥、朱虞夫等人征求意见。不久被公安机关查获。针对指控,公诉机关提供了证人证言、书证、物证、鉴定书及被告人供述等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吴义龙、朱虞夫、毛庆祥、徐光的行为均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一款之规定,构成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告人毛庆祥系累犯。对四被告人应予依法惩处。

被告人吴义龙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无异议。但认为自己没有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故不构成犯罪。

被告人毛庆祥提出其不属累犯,窃认为不构成犯罪。其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无异议,但认为被告人毛庆祥在本案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其行为对社会所造成的危害程度均较小,请求予以从轻处罚。

被告人朱虞夫对起诉书指控的基本事实无异议,但认为其行为不构成颠覆国家政权罪。其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无异议,但认为被告人朱虞夫在本案中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属于刑法第一百零五条中规定的“其他参加的”一类,且本案的危害结果相对较小,被告人朱虞夫有检举他人非法集会的行动,又系触犯,请求予以从轻处罚。

被告人徐光对起诉书指控的主要事实无异议,但对指控其于1999年6月13日召集他人到其家中开会一节,承认活动内容,否认是“开会”;另其辩称1999年4月尚未着手组建“中国民主党富阳市筹备委员会”,其行为不构成颠覆国家政权罪;其接公安机关通知后主动到公安机关,应属自首。

经审理查明,1998年6月,被告人吴义龙与王有才(已因犯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祝正明(另行处理),出于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共同目的,在杭州市原杭州大学草坪上就有王有才提出的成立党政一事进行商议,决定将政党定名为“中国民主党”,率先在浙江省成立“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并各自拟写该党章程。

同年6月24日晚,被告人吴义龙与王有才、祝正明及王东海、林辉等人(均另行处理)在祝正明家讨论并拟定了“中国民主党章程(草案)”(以下简称“章程”)和“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成立公开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污蔑攻击国家政权喝社会主义制度是“封建制度”、和“政治独裁”喝“强权暴政”等,明确提出“获取政治权利,修改宪法,废除一党专政”、“建立宪政民主政治体制,建立政治分权机制”等等,并商定将上述两文书公开散发。同时吴义龙,王有才等人分别就联络、宣传、协调等具体行动进行了分工。

同年6月25日中午,被告人朱虞夫在王东海家中看到“宣言”等材料后,即表示赞同并积极要求参与。同月30日上午,朱虞夫俺商定携带“宣言”印刷件在杭州市上城区房管局城南房管站秋涛南苑物业管理办公室及杭州市彩荷路与凯旋路交叉口一带进行看公开散发。

同年9月,在有关机关已对王有才等人颠覆国家政权的犯罪活动进行侦查的情况下,被告人吴义龙、毛庆祥、朱虞夫及祝正明等仍积极参加“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的活动,并在被告人毛庆祥的提议下,商定、出版了作为“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机关刊物的《在野党》,继续污蔑攻击国家政权喝社会主义制度是“封建专制”、“政治独裁”,还呼吁要“联合起来,共同参与废止一党专政制度的伟大事业”等。此后,《在野党》刊物一共出版了9期,并进行了传播。在此过程中,被告人吴义龙、朱虞夫积极撰写污蔑攻击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文章在该刊物上刊登。被告人毛庆祥积极参与该刊物的编辑及印制和散发。此文,被告人朱虞夫还与1998年10月至1999年4月间,先后将其撰写的《这就是共产党的法律》、《是主子的主权,还是人民的人权?》等大量文章通过国际互联网进行传播。

1998年10月中旬,在王有才被监视居住期间,为了继续发展非法组织及对外统一活动的需要,被告人吴义龙、毛庆祥、朱虞夫及祝正明、李锡安、王荣清(均另行处理)讨论成立了“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常务工作组”(以下简称“常务工作组”)对外活动,其中祝正明任负责人,被告人吴义龙任联络及发言人,并于同年11月11日以“常务工作组”的名义发布了第一号公告,宣布“常务工作组”成立。

被告人徐光在王有才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后,于1999年5月间认识了被告人毛庆祥、朱虞夫等人,并积极参与“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的活动,撰写了《抓不完的中国民主党》等文章给他人传阅及在《在野党》刊物上刊登。1999年4月,被告人徐光为扩大“中国民主党”的阵营,酝酿组建“中国民主党富阳市筹备委员会”。为争取组建全国第一个县(市)级的“中国民主党”组织,同年6月,被告人徐光比照“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成立公开宣言”的内容,起草了“中国民主党富阳市筹备委员会成立公开宣言”,在该“宣言”中继续污蔑攻击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同年月13日下午,被告人徐光纠集了王杭立、楼裕根、董汉强、王有华(均另行处理)等人在其家中开会商讨组建“中国民主党富阳市筹备委员会”事宜,并传阅讨论了由徐光拟定的“中国民主党富阳市筹备委员会成立公开宣言”。最后决定成立“中国民主党富阳市筹备委员会”,并要将成立的消息公开发布,扩大影响。会后,被告人徐光又将该“宣言”带至杭州向被告人朱虞夫、毛庆祥征求意见,后被公安机关查获。

案发后,公安机关从被告人朱虞夫处查扣了其用于撰写、打印文稿及上网发送文章的属其所有的电脑2套及打印机2台。

认定上述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下列证据:(1)祝正明、王有才的证言证明1998年6月与被告人吴义龙商议成立政党并决定在浙江省率先成立“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2)王有才、祝正明、王东海、林辉证言证明1998年6月24日与被告人吴义龙在祝家共同讨论修改、定稿“章程”和“宣言”并决定公开散发,公安机关从王有才。祝正明。朱虞夫家中搜查到的“章程”、“宣言”等打印件、印刷件、底稿、电脑文档等书证在案。(3)王有才、祝正明证言证明1998年6月29日按事先商定,由祝正明将“宣言”交朱虞夫散发;证人包建林、袁伯庭、俞水华。王志良、徐伯顺、蒋顺龙证言证明被告人朱虞夫在秋涛南苑物业管理办公室向其分发“宣言”;证人洪照娣、徐水英证言证明目击被公安机关抓获的朱虞夫在凯旋路一带散发传单;公安机关从散发现场提取的“宣言”,在案佐证。(4)王荣清、厉坝根、李锡安证言证明创办“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机关刊物《在野党》的经过情况;证人赵玉华、周爱华证言证明及辨认笔录证明被告人毛庆祥到其打字店复印《在野党》刊物;公安机关扣押的《在野党》1—9期刊物在案佐证。(5)杭州市公安局出具的证明材料证实在国际互联网公开结点上浏览发现署名为“朱虞夫”的《这就是共产党的法律》等五篇文章;公安机关对被告人朱虞夫住处查扣的48张1.44M软盘中检验证实存储有上列文章。(6)王荣清证言证明“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常务工作组”的成立、分工及活动原则等情节;公安机关从朱虞夫处扣押的“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常务工作组”第一号公告在案。(7)证人王杭立、王东海、陈树庆的证言证明被告人徐光筹备成立“中国民主党富阳市筹备委员会”的经过;证人王杭立、董汉强、楼裕根、余传林、蒋福平、王有华的证言均证明1999年6月13日下午在徐光家中商谈并决定成立“中国民主党富阳市筹备委员会”的经过;公安机会查扣的“中国民主党富阳市筹备委员会成立公开宣言”及署名“徐光”的《抓不完的中国民主党》等文稿,经公安机会鉴定,系被告人徐光所写。(8)公安机会扣押物品清单证明从被告人朱虞夫处查扣2套电脑及2台打印机。

上述证据与被告人当庭所作的有关供述能相互印证,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被告人徐光对指控事实的有关辩解,经查,与证人王杭立、王东海、董汉强等人的证言所证明的事实不符,其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姚泰渝的当庭证言不能证实徐光意在让他证明的事实,也与徐光本人有关供述相悖,且某些辩解并不能从实质内容上否认指控事实的成立,本院依法不予采信。

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本院认为,被告人吴义龙、毛庆祥、朱虞夫、徐光出于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结伙或分别伙同他人进行组建、扩展非法组织、出版、传播污蔑、攻击我国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非法刊物等行为,均已触犯《中国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一款的规定,构成颠覆国家政权罪,公诉机关所控罪名成立,四被告提出不构成犯罪的辩解,与查明的事实和法律的规定均不相符,本院不予采信。被告人吴义龙同王有才等人首先发起组建非法组织,在王有才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及判刑后,继续伙同他人进行发展非法组织的活动,参与出版非法刊物,撰写传播宣传,属罪行重大。被告人毛庆祥积极参加非法组织的活动,提议并参与编辑、出版和传播非法刊物;被告人朱虞夫积极散发非法组织的“宣言”,参与非法组织的活动,并撰写大量文章在非法刊物及国际互联网登载、传播;被告人徐光积极参与非法组织的活动,在非法刊物上撰写文章予以传播,发起组建“中国民主党”县(市)级非法组织,毛庆祥、朱虞夫、徐光的行为,均属积极参与。被告人朱虞夫的辩护人提出朱虞夫有检举他人非法集会的行为,虽然属实,但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八条规定的立功条件,被告人毛庆祥、朱虞夫的辩护人分别提出毛庆祥。朱虞夫在本案中作用较小,犯罪情节较轻,属一般参加,请求从轻处罚的意见,理由不足,不予采纳。对于被告人徐光提出的自首情节,本院认为系公安机会掌握其犯罪事实后依法对其进行传唤,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有关自首的规定,不属于自首。被告人毛庆祥曾因危害国家安全罪被判刑,现又犯危害国家安全之罪,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六条的累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从重处罚;其提出不构成累犯的辩解,与法律规定不符,不予采纳。四被告人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附加剥夺政治权利。被告人朱虞夫用于犯罪的电脑、打印机系其本人财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应当予以没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吴义龙犯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1999年9月15日起至2010年9月14日止)。

二、被告人毛庆祥犯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1999年9月15日起至2007年9月14日止)。

三、被告人朱虞夫犯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1999年9月15日起至2006年9月14日止)。

四、被告人徐光犯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1999年9月15日起至2004年9月14日止)。

五、被告人朱虞夫用于犯罪的本人财产电脑2套(主机:IBM和Energy牌各1台;显示器:IBM和Envision牌各1台)及打印机2台(DeskJet200和STONE牌各1台)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书面上诉的,应提交上述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判长 傅樟绚

审判员 楼军民

代理审判员 张永纯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日

书记员 刘东晓

1999年10月26日星期二

纽约时报报导法轮功信徒在天安门广场抗议遭逮捕

(记者黄矿春纽约二十六日专电)纽约时报今天报导,数十名,也许有数百名法轮功修练者,二十五日试图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抗议时被中共公安逮捕。

报导引述目击者说,这些法轮功修练者於二十五日上午分成两三组进入天安门广场,随即遭到警察盘问并很快地被拖进巴士载走。

报导指出,有这么多人明知会被逮捕及面临法律问题仍然愿意面对,显示中共对法轮功的严厉镇压并不完全有效。中共已於今年七月宣布法轮功为非法组织。

根据中国大陆法轮功修练者於二十四日晚向国外发出的电子信,北京的法轮功信徒此次到天安门广场抗议是针对中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於本周审议一项企图镇压宗教信仰的新法律。

报导中另披露中共於二十五日同时在杭州以颠覆罪名将四名“中国民主党”领袖起诉,预料将被判处重刑。四名被告分别是吴义龙、朱虞夫、毛庆祥及徐光。

纽约时报在这篇报导中另略述法轮功及中国民主党的发展概况,以及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英国与法国遭到抗议情况。

http://www.bignews.org/991026.txt

1999年10月25日星期一

杭州法院审判民主党人吴义龙、朱虞夫、毛庆祥和徐光

杭州市中级法院今天以“颠覆罪”对中国民主党四名创建者吴义龙、朱虞夫、毛庆祥和徐光进行了审判,但是没有当庭宣布审判结果。

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说,审判从今天早晨七时开始,一直到下午三时结束。一百五十多名公安封锁了杭州市中级法院附近的道路,不让市民出入。法庭虽有七十多个座位,但当局只允许每名被告的两名家属共七人参加旁听,吴义龙的妻子单称峰被指与民主党有牵连而不让旁听。

检方指四名被告成立中国民主党是意图颠覆国家,并指控四人创办一本名为《在野党》的杂志,另指四人利用互联网在一些中文论坛上散布颠覆国家的文章,企图与海外异见组织联络。毛庆祥和朱虞夫的律师到庭,但没有为他们作无罪辩护,四名被告在庭审中作了自辩,但均在中途被法官以“发表反政府言论”制止发言。据估计,法院将会在数天後对四名被告进行宣判,刑期可能在十年以上。

消息透露,从上周六至今晚,杭州地区至少有七名民主党成员被拘捕,他们是余铁龙、余元洪、程欣、方升、范子良、高天佑、聂敏之,七人现下落不明。

照片:中国民主党创建人之一的吴义龙25日在杭州被当局以“颠覆国家罪”定罪。图为吴义龙(右)和另一位民主党创建人徐文立合影。徐文立在去年十二月被以同样罪名判刑十三年。

http://www.mingpao.com/newspaper/991026/26cad.jpg

http://www.bignews.org/991025.txt

1999年10月24日星期日

浙江四民主党人受审 安徽、新疆又有民主党人被捕

据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透露,杭州中级人民法院将於今天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审判中国民主党创建人吴义龙、朱虞夫、毛庆祥及徐光等四人。据悉,目前为止只有徐光一人请到律师辩护。此外,杭州公安局大批公安昨日闯入中国民主党核心成员余铁龙、余元洪的家中,将两人拘捕。

据指出,吴义龙是浙江大学文学硕士研究生,今年二月因筹组中国民主党而被开除学籍;毛庆祥及朱虞夫是一九七九年民主墙的老民运人士;他们联同徐光及王有才等人於去年六月创建中国民主党,是该党的核心人物,但继王有才后,他们也於今年“六四”期间遭公安拘捕。

民运中心称,余铁龙是中医师,余元洪是他的儿子,两人都是杭州中国民主党核心成员。昨日上午,大批杭州公安闯入两人家中,将两人拘捕,同时抄走通讯录、文稿等。

此外,安徽中国民主党成员高天佑前天在杭州会见异见人士后也被拘捕,目前下落不明。而新疆中国民主党成员陶海东近日到西安旅行,但前天在同西安异见人士见面后也被跟踪而至的新疆公安从旅店抓走,现下落不明。

http://www.bignews.org/991024.txt

1999年10月22日星期五

中国民主党杭州四名核心成员下周一受审

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透露,杭州中级人民法院下星期一将会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审判中国民主党四名创建人兼核心成员:吴义龙,朱虞夫,毛庆祥和徐光。

四人之中,目前只有徐光一人请了律师,其馀三人还没有律师。

信息中心呼吁国家主席江泽民将访问的国家谴责中国镇压异己及侵犯人权的行为,呼吁欧洲的民运人士发起示威抗议杭州的审判。

http://www.bignews.org/991022.txt

1999年10月4日星期一

吴义龙等四民主党成员将被起诉

据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昨日透露,包括中国民主党始创人之一的吴义龙等四名民主党成员即将被起诉。

据称,杭州市检察院近日已紧急通知四人的家属,要他们聘请律师,这显示司法机关对四人的起诉、审讯即将开始。三十二岁的吴义龙是浙江大学文学硕士生,因与王有才一起创办中国民主党而於今年二月被大学开除,随即被捕。

消息说,吴义龙曾透过他人从狱中秘密带出书信,谈到他创办中国民主党的目的等,并表示已做好坐二十年牢的心理准备。

http://www.bignews.org/991004.txt

1999年10月2日星期六

吴义龙起草《关于中国民主党的活动准则》

作者:WangYoucai 吴义龙起草《关于中国民主党的活动准则》2008-01-24 05:15:48

关于中国民主党的活动准则

公开、理性、非暴力、合法,是我们行动的四准则。它其实也是民主和法治社会的基本准则,并作为创建中国民主党的首要条件。

一、公开

在筹组中国民主党的时候,最先确定的原则便是公开,其理由:

1.创建中国民主党只是为了健全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中最缺乏的是分权制衡的健康的党团制度。相比较而言,有独立而且相互监督与竞争的反对党存在,对于眼下的吏治腐败、权力滥用、贪污成风的社会现实应该是首先考虑的事。我们的目标不是像当初中共为了夺取政权,而是希望促进并通过自身的努力有助于实现民主制度的最终形成,也即使政治制度得以健全。因此,系于这样的社会目标,我们不怕被打压,而且是以准备坐十年、二十年牢的决心来坚持该原则,当然也希望不要遭到打压。

2.几年来中国沉闷的政治,不利于中国的发展,现存的政治制度已严重阻碍了经济的“进步”。“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鲁迅),我们不希望中国被困死,我们就公开一搏。坐牢是在所难免,只要当局给我们留下一点时间,制造一点社会影响,唤醒几个国人,能振作当局政改的决心,就足够了。当然要求我们不公开的理由是“公开了会受到当局的打压”,但是不公开是否就不会受到阻挠呢?事实上,受到阻挠是必然的,如何有效的开展组党活动?一是迅速产生社会效应,二是有组织的政党有利于解决中国的问题。自七九年以来,国内组织独立政党的努力未曾停止过,由于是采用秘密的方式,其社会影响几乎都局限在当事人被抓与家属受牵连上。秘密组党从来都被秘密地抓捕,这正是当局所期待的。当局仍然作出理直气壮的言辞:中国人享有结社自由云云。而公开了,他的抓捕也就秘密不了,当局的形象是要直接面对公众,面对国际社会,这显然有利于社会效应。

我们的社会目标是完全正义的,公开了,当局了解我们到底想干什么、在干什么,是有好处的。中国的统治有一个传统即是恐怖统治,在文革时期达到了极点。恐怖统治是双重的,一方面,百姓不敢窥视政权,不敢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另一方面,由于恐怖统治者惯于采用恐怖手段,深知恐怖手段的恐怖,于是它也最经常地处于害怕被恐怖者报复,即以恐怖对恐怖的恐惧中。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恐怖社会中为什么当局对民间的风吹草动,都万分警觉且采取过激手段的缘由了。公开是有利于消解社会恐怖气氛;我们公开地组党,让一般老百姓认识到:这没有什么恐怖的,至多坐牢而已,我们不怕;另一方面让当局看清我们,久而久之他也会认识到我们不是去寻求复仇,我们也不要暴力夺权,当局恐惧民众的心态也会减弱。

中国还有一个专制的传统。我们认为共产党最初是不想营造个人统治的,但它长期的活动方式却使这种个人统治成为不可避免,在一切不公开的组织中,保密几乎就等同于生存。为了保密,必然要对信息及资源进行分割,越处于组织中心的人物他就掌握越多的信息和资源。由于对信息,资源掌权的多寡,本身就是一个权力高下之分,要避免这种状况在未来社会中复现,“信息资源共享”是完全必要的,这也是民主社会的基本准则。当然任何组织都有程度不同的秘密,但我们应坚持避免那种垄断信息与资源为目的的保密行为。中国第三个传统是“社会分离” .中国是一个未充分融洽而不和谐的社会。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行有行矩。在中国,不同的区域、不同的社会单元,比如:国家、企业、各行政部门、家族等等,不仅内外有不同的道德标准,行为准则,而且还有不同的法规。就一个党而言,它就是一个完全可以被认作为不同于社会的另一个社会。在这个党内可以获得权力,也可以获得利益,它有不同于社会的一般道德要求,也有其法规规定,如何打破中国社会的长期分离状态,建立和谐融洽的社会,而面向社会公开,以社会标准为标准,以社会道德为道德,以社会法规为法规,即“我们无异于社会” .中国需要:1、国有企业社会化;2、生产资料特别是土地社会化;3、社会事务社会化。当然公开不是要剥夺公民的隐私权。就目前而言,个人的交流、通讯、与生活来源等属于个人隐私的范围。政党组织不宜过问,并应助其保护隐私。

二,理性

认真研究20世纪中国社会史,会发现是应一个缺乏理性的社会,很多社会变革,制度的确立,很难找到其中理性的成份。比如中国为什么贫穷落后,为什么动乱不安?“五。四”的先贤们以为民主与科学可以解决问题,而所谓民主、科学与信仰的关系如何,其理解各有其说,茅于轼先生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人权”,或许可以从根本上回答上面的问题,但离“五四”已经八十多年了?为否定而否定的激情快意式社会运动,几乎贯穿着这个世纪的全部历史,最令人感慨的或许是中共的历史。中共自诩为最激进的政党,但四九年以后,在中国建立起来的政治经济制度,在革命与激进的形式下,却重蹈了历史的覆辙:经济制度确立公有制,实际上是国家所有制,而这恰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基本经济制度,只不过那时的国家是以帝王的名义而已,“人”在这个“新”制度里再次淹没,而几千年来不能改变不能使中国振作的制度又怎能在几十年里振作这个国家呢?这里的误区就在于套西方的政治学,而不分析中国的传统结构,政治制度,则重新恢复高度集权的自上而下的统治模式。几千年来人间的神(国家)而不是人仍然高高在上。那种国家政权与社会民众对立并互相恐惧的现状丝毫没有改变,而六十年代毛泽东却是以另一种更为荒诞的奇思怪想代替理性而造成了空前绝后的民族灾难。其次我们要理性的认识“民主”。真正的民主只能是规则与程序下的自由,也就是说没有法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意。民主是每个人基于自己的利益与认识,通过一定的规定程序,依照一定的规则,表达自己意志的社会行为。当然这些程序与规则的产生本身也就是民主的,民主原则中还有一条十分重要的观念,即当利益冲突时,采取妥协与对话的原则而不是诉诸武力和对抗。其三,理性处理社会事务,对话与妥协也应该是我们目前解决社会事务的理性原则。回忆中国近百年来,失去的机会太多,有两次是在国共两党的对立与对抗中失去的,一次是在北伐初步胜利之后,部分共产党违背陈独秀中央的民主原则去创建工农武装割据,以期独自获得政权,这时的国民党自恃有强大的武装力量,根本不习惯对话与妥协,党派混战从此开始。第二次是抗日胜利之后,如果有一方能坚持对话与妥协,中国的民主制度将由于两党制约很可能早已实现,然而妥协就从来未曾来到中国大地,国共两党的历史我们不能不记取!

为了实现全社会的妥协即宽容,我们确立“不对立”"不对抗“的立场,我们的口号是:”我们没有敌人!“我们与中共没有原则的冲突,甚至在大多数的利益上也是一致的。就执政的中共而言,如何通过改革,保证其执政党的地位,就是其利益所在。而改革本身就需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的一个系统工程,绝对的权力必然产生绝对的腐败,不管是什么政党。中共一面声称要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而改革的道路只有一条即科学的道路,掺杂进任何私货,改革就不可能成功,因此中国民主党与中国共产党怎么可能有原则的差异?对中共而言,需借这条道路保住执政党的地位,,我们希望由此达向民主社会,利益是何等一致!如果中共开放党禁,自己来搞多党制,那该是一项最节省的社会工程,也是中华民族的大幸。不管是谁在推进民主制度的建设,其价值都是一样的,都为中国的民主建设作出了贡献!历史会记住。

三、非暴力

在我们的四原则中,非暴力是最早的两个原则之一(另一个是公开),事实上在两个原则之外,还有一条原则即不搞群众运动。我们认为政治是政治家的政治,改变全民政治为政治家的政治,是保证社会平稳的一项基本策略。每一个公民都可能是政治家。非暴力,简单的说,首先,我们主张民主即对话与妥协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其次,我们主张武装力量国家化;其三,我们主张和平,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不管这种暴力的借口如何。

中国是暴力事件最频繁的国家之一,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为深重的灾难,我们将以非暴力的形式去实现我们的社会理想与社会目标,这需要全民的宽容。需要不同党派之间的对话与妥协,才能最终实现:因为全社会的根本利益都系于民主政治健康发展,所以我们无需采用强烈对抗的方式解决相互间的分歧,无需采用暴力;我们只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从人类历史来提出民主社会模式。当然,任何认识都有它的局限,我们的认识也如此。但不同的认识,也不是诉诸武力的条件。我们不以暴力复仇的方式去寻求我们遭遇的不公正,但我们有权要求法律、社会舆论包括国际舆论参与评判,我们的非暴力原则还包括,不作恐怖威胁,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不在军队中建立民主党组织,军队中的民主党员要模范遵守军纪国法,不得利用军职干涉国家政务。

四、合法

关注民主党发展的朋友可以发现从一开始筹组中国民主党之时,我们就寻求“合法”的努力。当初根据“社团管理条例”以“ 筹委会” 的名义向浙江省民政厅申请注册“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但我们并没有将它作为民主党运作的一条原则。原因是:在目前中国的法律系统内,还有许多法律不仅违宪,而且包括宪法的个别条例在内的一些法律甚至本身就不合“法” .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提出了“合法”的原则,这是我们宪政民主的社会目标所决定。

关于“合法”的原则,我们有这样的说明:

1、法律所允许的我们坚决做;

2、法律不反对的我们也做;

3、法律反对的,而其本身不“合法”的,我们合法着做;

4、在不同的法律中,世界人权宣言,宪法,联合国宪章优先。

目前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成员与全国各地民主党成员,自六月份以来多次受到中共的打压、拘押、监视居住、抄家、没收电脑、通讯器材。最近又对吴义龙、毛庆祥、朱虞夫、徐光等四位先生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宣布逮捕,对陈树庆先生则以“监视居住”的名义,秘密关押。目前我们和家属正在寻求法律的帮助,我们也呼吁社会舆论包括国际舆论的关注、评判。但是我们坚持公开、理性、非暴力、合法的行动准则不变。

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日

注释:

吴义龙起草《关于中国民主党的活动准则》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789470

1999年10月1日星期五

浙江中国民主党负责人聂敏之“国庆”被捕

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今天透露,中共在庆祝“十、一国庆”时,仍不忘镇压异己。上午十点“国庆”阅兵进行时,浙江中国民主党负责人聂敏之被公安从家中带走,目前下落不明。

民运中心指出,自从中国民主党负责人吴义龙、朱虞夫、毛庆祥及徐光相继被捕后,杭州的陈树庆接替他们的工作,不久后即被逮捕,其后聂敏之接替陈树庆的工作,但接手才几天又被当局拘捕。

目前有二十名中国民主党成员正被当局起诉或审判,民运中心估计他们不久后就会被判刑。

中国民主党四川筹委会发表声明指出,许多国家在重大节日时都会大赦,中共应该在“十、一”五十周年时大赦全部政治犯及良心犯,以此为政治改革及改善人权奠定基础。

http://www.bignews.org/991001.txt

1999年9月28日星期二

浙江被捕异议人士家属要求中共举行公开审判

(记者周佳虹香港二十七日电)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揣测,浙江中国民主党负责人吴义龙、朱虞夫、毛庆祥及徐光可能于“十、一国庆”过后提审。他们的妻子今天联合发表一封公开信,要求当局给予公开审判。

四位异议人士的妻子单称峰、贾杏丽、胡晓林及黄霄航,委托民运中心发出致中共最高法院院长萧扬的公开信,强烈要求公开审判。此外,由于当地的律师都不敢为四人辩护,所以他们希望海内外法律界人士能伸出援手,给予他们法律上的援助。

公开信表示,吴义龙等四人是依据中共宪法及国际人权公约的相关条款申请组建中国民主党,而该党的原则是“公开、和平、理性及合法”,其所有活动都不构成“颠覆”罪名。公开信又呼吁各国政府及人权组织关注中国民主党遭中共严重迫害,并谴责中共在人权上的急遽倒退。

浙江中国民主党四君子将被审判急需法律援助

由于杭州当地的律师都不敢为吴义龙、朱虞夫、毛庆祥及徐光辩护,所以他们的家属希望海内外法律界人士能伸出援手,给予他们法律上的援助,如可提供援助,可直接打电话给家人:

吴义龙妻子:单称峰Tel 86-571-2232419
朱虞夫妻子:贾杏丽Tel 86-571-6064283
毛庆祥妻子:胡晓林Tel 86-571-6066394
徐光妻子:黄霄航Tel 86-571-3315048

http://www.bignews.org/990928.txt

1999年9月24日星期五

中国民主党浙江四家属联名公开信

自从去年6月25日中国大陆的民运人士为冲击党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公开、理性地开展筹组“中国民主党”以来,筹创者们以不怕打压的心态无畏地工作。9月之后,全国各地组党运动蓬勃发展。然而,正如所料,当局视组党运动如洪水猛兽,只知堵不知疏,一味打压:传唤、留置、拘押、监禁、盘问、判刑接踵而至。当民主党人坦然地接受这一切时,他们的家属也默默地承受着由这一切带来的担忧、骚扰甚至是无理拘押。

今年,当局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压又开始。以浙江来说,吴义龙4月26日在广州被捕后带回杭州秘密关押,他的妻子单称峰去市公安局询问下落并要求释放丈夫未果,最后据匿名电话告知才知他关在杭州市遣送站“监视居住”(遣送站是监视居住的地方吗?闻所未闻!)。她每日去看他,炎炎夏季风风雨雨在几十里的奔波中不知不觉度过。直到9月14日,她无论如何呼唤都看不到她的丈夫自信而阳光灿烂的脸庞!她打电话给公安局,公安却互相推诿,直至打电话给检察院,才知丈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逮捕,关在省公安厅看守所。

6月19日,杭州市上城公安分局带走朱虞夫、王荣清、毛庆祥及从上海来的两位朋友。此后不久,徐光被富阳公安局带走,十天之后送到杭州。

其时,任何家属都没有收到任何的通知单或拘捕证,带给了各个家属诸多的烦恼与不安。

毛庆祥的妻子胡晓林多次找公安分局询问下落都被搪塞,整日忐忑不安,随之旧病复发,身心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她没有工作,上有老,下有小,无时无刻不担心丈夫的命运,或喜或忧,不堪其苦。直到9月20日,她收到了逮捕通知书。尽管她也做了最坏的打算,但这个现实摆在她面前时,她虽作着欢颜,几天之内却迅速苍老、憔悴了许多。她忧虑地说:我该怎么把这个消息告诉三位年迈的老人呢?

朱虞夫的妻子贾杏丽一个月之后才知道丈夫关押在萧山遣送站(朱虞夫有杭州户口,被关押在萧山遣送站,匪夷所思!),她赶去看丈夫,大为惊讶,一个月的遣送站的生活使她丈夫面黄肌瘦,胡子拉茬,令妻子心痛不已。丈夫被关在里面则罢,公安却又骚扰家属,将朱虞夫的儿子带到公安局审问电脑的事情,并以“若不说别想通过大学政审”恐吓。原本连坐还是封建时代的事情,封建时代的事情在今天死灰复燃,这其中的意味可能和历史一样深远吧!

徐光的妻子黄霄航自徐光被带到杭州后一直不知丈夫的下落,多次询问,才知道她的丈夫关在西湖区看守所。收到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逮捕的通知书后,她焦急万分,四处找朋友,找律师。她在接受电台采访时,明确地说:“我认为徐光是无罪的。”

转倏便是中秋,民主党人家属怀着各种难言沉重复杂的心情,默默地过着这月圆人不圆的节日。

我们知道,检察院复查后,将提出公诉并移交法院,我们,浙江被逮捕民主党人的家属,首先,有着如下的看法和要求:

在吴义龙等人被关押后,家属有权利被告知关押理由、关押期限、关押地点,公安局亦有义务告知。杭州市公安局却置若罔闻,一律秘密关押,令焦虑的家属费尽周折。在今年3月宪法增补了“以法治国”的条款后,身为公安知法却不履行法律程序,不出示法律手续,隐瞒被关押人员的状况,无视法律而行,我们深以为憾。

我们深信被逮捕民主党人从法律上从事实上都是无罪的。他们履行宪法赋予的结社自由权利,为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依据“公开、理性、非暴力、合法”的原则发展中国民主党,传播民主理念,践行民主规则,所言所行无不在现行宪法法律范围内,目的是使中国达向“民主、和谐、自由、法治、富强”的社会,这也正是政府所希望的,所谓的“颠覆”

与“煽动颠覆”政权从何谈起呢?

我们一致要求法院能保障司法独立、公正,保证律师辩护与自我辩护的完整连贯,保证所有关心民主党案的公民都能参加旁听,公开、公正审理此案。

其次,鉴于民主党人家属延请律师所遭遇的种种障碍,我们郑重恳请社会各界尤其是法律界提供法律援助,与各家属联系!

最后,我们强烈谴责当局的政治迫害,并呼吁国内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大陆民主党尤其是浙江筹委会被打压事件,防止打压造成既成事实!

(签名)胡晓林(0571-6066294)
贾杏丽(0571-6064283)
黄霄航(0571-3315048)
单称峰< 执笔>(0571-2232419)

99.9.24中秋

http://www.bignews.org/991001.txt

1999年9月20日星期一

中国当局逮捕民运人士刘世遵,毛庆祥,徐光,朱虞夫,吴义龙

据香港“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表示,曾长期替中国民主党发起人徐文立处理日常工作的“中国民主党北京天津党部”办公室主任刘世遵9月17号被大连公安局以“颠覆国家政权”正式逮捕。随后警察又查抄他在大连的家,搜走一些电话通讯录等物品。香港“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表示,刘世遵是本周第二个正式以“颠覆罪”逮捕的民运人士。辽宁鞍山的王文江也同样以“颠覆罪”逮捕。杭州毛庆祥,徐光,朱虞夫,吴义龙也先后被捕。

刘世遵和王文江最近几个月并没有任何政治活动,逮捕他们的原因几乎可以确定因为他们是中国民主党核心成员。中共当局从去年开始镇压中国民主党成员和其他一些民运人士,许多人被判长期监禁。

http://www.bignews.org/990920.txt

1999年8月18日星期三

杭州中国民主党成员及家人被扫荡

(记者周佳虹香港十八日电)中共打压中国民主党的行动持续不断,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今天透露,又有多名杭州中国民主党成员被公安拘捕,下落不明。

民运中心指出,被公安拘留两个月的杭州民主党成员王荣清,才获释三天,今天又被公安从家中带走。

此外,与王有才一起筹办中国民主党的吴义龙今年五月被捕后一直未获释,其妻子单称峰代替他与中国民主党成员联络,结果单称峰今天上午也被公安拘捕,并被大肆抄家。

民运中心又指出,杭州另一名中国民主党成员叶有富自五月中旬便告失踪,近日其家人才证实叶有富已被公安拘捕关押。

http://www.bignews.org/990818.txt

1999年8月15日星期日

谢万军等海外民运人士向安南等国际领袖控诉中共暴行

(纽约十五日专电)针对中共违反去年签署的联合国国际人权公约,大规模逮捕异议人士的反人权行为,数十位流亡海外的中国大陆民运人士向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及各民主国家领袖发出陈情信,呼吁他们尽一切可能阻止中共当局的暴行。

这封由最近被中共释放抵达纽约的异议人士谢万军发起的呼吁信指出,中共自签署联合国两个国际人权公约后,从未贯彻公约的精神,执行公约的条款,而且就在签字墨迹未乾时,并重判中国民主党组党重要人物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张善光等人,并不断将民主党党员和其它异议人士逮捕、判罪、拘押、软禁。

今年六月以来,中共又重判了民主党人士刘贤斌、查建国、高洪明、岳天祥、郭新民、李志友、郭少坤、王迎政等人。

被捕的其他比较着名民主党人士还有吴义龙、朱虞夫、王文江、王泽臣、佟适冬、毛庆祥、李锡安、欧阳懿、郭承明等。就连海外返回大陆的异议人士,中共一样不放过,包括方觉、江棋生、刘宪立、俞心焦、杨涛、安均、彭程、廖百华、王策、张林、魏泉宝、周勇军等都被关押而且处境堪虞。令人担心的是,中共的镇压行动还在继续升高。

呼吁信中指出,所有被捕的中国民主党员和异议人士都不是刑事犯,而是政治犯、良心犯,他们所从事的组党活动只是行使正当的公民权利,而这种权利是联合国人权公约所要确保的,也是中国的宪法和法律重要条款要保护的。

连署这封呼吁信的海外民运人士认为,中共既然签署了联合国人权公约,就有履行公约精神和条款的义务与责任,同样的,联合国和国际社会也就有监督、敦促公约签字国履行公约精神和条款的权利。中共领导人既然再三强调法律的构成与严肃性,就应按法律而不是按领导人的意志行事。

他们提醒国际社会注意,中共的镇压行动不能挽救中共一党专制制度将被终结的历史命运,相反地只会加速此一进程。这种镇压可能把大陆引向大规模社会动□的危险地步,进而危及全世界的稳定。他们郑重呼吁国际社会团结一致,制止中共当局的暴行。

目前参加连署的民运人士包括王丹、王若望、王军涛、王希哲、王炳章等五十多人,人数并持续在增加中。

http://www.bignews.org/990817.txt

吴义龙:政治改革刻不容缓

一、缓行政治改革会丧失改革成果

在中国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佳时机,应该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

当时由於农村经济改革成果从根本上启动了中国国内市场,进而刺激中国经济的飞速跃升。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信誉也达到此前20年里最高点。这个时期推行社会政治改革包括多党政治、权力分立与制衡、新闻自由等应该是最恰当不过。台湾国民党恰也是这一时期实行了彻底的政治变革。而且当时正是区域经济处於上升时期,并有着强劲势头。台湾执政党通过改革,应该说,实现了区域发展的目标,也实现了国民党维护自身执政地位的目标。两相比较,10年后的今天,大陆的共产党理应从中吸取教训。

80年代后期,事实上政治体制已经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当时的中共领导层也多有警觉。但是他们推行以稳定寻求执政地位的“消极”战略,而不是采取顺应朝流推进改革、确保执政地位的“积极”战略。他们只看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风险,而不顾及政治变革中的永恒利益,致使为避风险而放弃任何作为(目前,这种行为再一次重演,叫做“稳定压倒一切”)。

但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间的矛盾却并不会因此而消弥。矛盾的聚集最终引爆了89年学运!89年学运的最后被镇压,实际上使执政党10年改革的成果受到沈重打击!受到重创的还有:刚刚唤醒的民族信心与对未来的信心。这种民族信心与对未来的信心虽然在92年市场经济口号下重新闪现过,但更多的时候是冷漠与疑虑。可能有些政治家为90年代初价格改革的社会平静而使其顺利展开而沾沾自喜。事实上,它表明的却是“你政府有什么政策推行好了,与我们百姓无关”的一种社会冷眼旁观的心理!没有社会支持与参与的变革终究是要失败的,比如,财政改革、房产改革等等。

最典型的冷眼旁观的例子是:赚钱存银行。

我们说第一次缓行(后来也一直未推行)政治改革,从两个方面丧失了改革成果。如果我们还记得改革之初的社会目标可能更深刻地理解上述两种丧失是根本性的丧失。邓小平一再申言过,我们不去说它。而社会目标方面即是唤起民众积极性!

就目前而言,政治改革的最佳时机确实已经不存在,但也不是毫无机会:第一,92年到95年短暂的全民热情依然显得十分高亢。这表明中国民众还对社会寄予着希望。只是这种希望深深埋在心里。除非像经济体制这种过去绝不能触动的关键点,才可以成为开启民众希望的钥匙。第二,89年事件是中共前一任领导层所为。当时直接事件责任人毕竟已不成为主导。对中共新领导人有着不同的看法也是可能的。突出表现在97年朱熔基当选获得社会普遍欢迎并振奋了社会。98年以推进改革为已任的中国民主党在全国范围内兴起。而克、江会谈则受到社会普遍关注。

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时机进一步丧失,属於执政党的时间并不是无限期的。90年代以来与80年代末同样的社会现象已经出现,即在民间支持与呼吁变革!值得注意的是:执政党有采取打压这种支持与呼吁的苗头。

这使我想起80年代第一次这种支持与呼吁活动出现时的情况与遭遇。但事实表明,顺应民意是执政党的最佳选择!主动变革犹如国民党的台湾政策,是实现执政党执政目标的最佳选择!

二、实行实质性政治改革才会有良性发展

回顾中国经济,20世纪8、90年代的发展轨迹是令人忧虑的。尽管中国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拓荒后的原始收获,并不能表明中国经济已取得了在稳定制度上的制度性成就。10多年来,“软着陆”、“紧缩银根”是中国百姓家喻户晓的两个概念。为什么要“软着陆”?经济高速发展难道不好?小百姓们常有这般疑虑。但中国经济却一直在越来越频繁地“紧缩银根”、寻求“软着陆”。而导致“紧缩银根”、“软着陆”则根本上是由於经济泡沫过大、通胀居高不下,国内经济学家称之为“经济危机”。

在80年代,解决一次通胀,伴随制度的变革,经济很快复苏,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但到了90年代,唯一的一次经济发展高潮“软着陆”后,经济不仅没有复苏的迹象,而出现“新的经济危机”:一方面产品严重积压,另一方面物价出现负增长,而在社会中,存款激剧增长,威胁国民经济的健康成长。

我们知道,任何“经济危机”本质上讲都是制度的危机,是经济制度内部矛盾以及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不相适应的危机。纵观世界史,没有哪一个国家在经济起步后,不对其经济与政治的制度进行反思与修正。在以自由经济为主要制度特徵的美国,20世纪30年经济危机爆发后,加强了经济的计划性与相应的政治制度变革,也是在危机产生,然后在寻找根本的解决途径的过程中,美国的各项制度才得以完善。这一点我们不应该弃之不顾!

而发生在中国的危机,与西方经济危机相比,一方面由於经济规模不大,其灾难性也小得多。但灾难小并不能成为我们盲目不顾的理由。而且,此时就进行制度变革成本要小得多。另一方面,我们的经济危机频率要高得多。特别是不正常的“新的经济危机”过早出现,表明了如下两个事实:(一)来自制度内部的矛盾是深重的;(二)经济的社会环境是不正常的。第一点是可以从我们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内部及相互关系中找到症结。比如传统的短缺型消费式经济在旧有的国家所有制下,生产即消费的思想根深蒂固。而新的个人所有制或“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制度又迟迟不能确立。即时改善生活而不是寻求更多财富便成了人们理所当然的行为。早期商品不丰富,而消费欲望强烈,通胀於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同样近期赚钱只为了消费,而不是积累资本,在一直无法落实的私人产权的制度下,存钱,便是其必然的选择!第2点是,经济的社会环境的不正常,主要是指社会环境的巨大创伤:89事件严重挫伤了社会热情,并对改革产生冷漠与疑虑!

改革20年来的经济发展轨迹,我们不可能把它视作是良性的。良性的经济发展轨迹必须是爆发时间间隔有一定长度、并随着制度变革,逐渐拉长。但这些在目前的中国经济轨迹上还看不到。特别是目前“软着陆”的经济却又泥足深陷!

三、进行政治变革才会形成新经济制度

不进行根本的制度变革,不仅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并潜伏着新的巨大危机。而且由於旧制度的“路径依赖”,从根本上扭曲已经推行的制度,使新制度无法形成!

国内着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曾不无忧虑地指出:中国飞速发展的股市,由於持股人(吴先生称股东,俗称股民)对企业毫不关心,而企业也不对持股人负责,中国股市成了巨大的“赌博场”与“圈钱场所”。持股人进股市赌博,而企业则为了“圈钱”。

股份制与股市是现代经济制度的重要特徵。建立股市与实行企业股份化,应该说,这是符合现代经济制度的、至关重要的一项经济改革!然而,由於相关的所有制问题迟迟不能根本上解决,即生产资料社会化(俗称私有化),不能作为一项政治变革及时提出来并加以实施,最终扭曲了股份制与股市。我们知道,股份制是产权社会化的一个主要方式,作为一项制度,其本身有着深刻的社会内涵:作为西方社会的一个传统,追求社会公正一直是西方社会的一个理想目标。到马克思那里甚至为实现此一目标提出暴力革命的极端方式。社会公正特别是其中的“平等”理念,就包括了拥有产权在内的一切生产资料及平等的机会的权利。股份制正是这一社会现象的具体化。而股市是保证这一具体化的社会理想的配套制度。它本身也为社会提供均等的机遇!然而在中国由於没有产权的社会化,特别是对产权私有化忌莫如深,因此,一方面没有产权社会化的环境,另一方面几乎所有持股人都不清楚他实际上是拥有了某家企业的所有权!只知道钞票换取了股票,而股票又如同赌博的筹码,通过买卖取得资金差。而企业也不认为自己已经转让了部份所有权,只视作是筹资的一种方式,因此圈钱越多越高兴!

而类似股份制改革而被扭曲的相似情形,绝不是仅此一例。在很多创新的改革者中,几乎都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其结果是:新制度未曾建立,却又产生了新的问题。比如股份制下的国有资金的严重流失。流失的方式是玩权变钱的游戏!

扭曲新制度是使新制度流产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似乎由於对其认识的蒙昧,还有一些悲壮的味道。因为,毕竟下了巨大的决心。另一种不能创建新制度的方式,说起来令人心酸,并且滑稽:这就是重复旧制度。我曾具体分析过浙江杭州第二棉纺厂的所谓国企改革。它除了破产重组、减锭裁员之外,没有一项实质的变化。我问过这样一句:哪个企业开创之初,是人浮於事、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哪个企业一开始没有一项拳头产品?但问题是,如何保证它永远不人浮於事、不机构臃肿而效率高、永远有适销对路的产品?我可以这样预言:不进行产权制度根本变革的国企,过去国企的命运就是将来国企的命运!

说到重复旧制度,不能不说粮食系统改革。粮食系统改革发现了一个每天上亿元人民币亏空的巨大黑洞。可见,第二次深化改革及时又必要。

於是提出统购与顺价销售。顺价销售本来就是商业常识。但这些官老爷就是不照价:“为什么?因为它姓国!”这些企业是国家的,换了他家的,他愿意这样吗?这才是关键之所在!但不能触及所有制的变革。要堵住黑洞,只好采取加强领导,包括垄断(这就是统购,在中国改革前一直推行的制度。垄断就必然出现的顺价。)我深黯变革者的无奈与良苦用心,但不能不忧心中国的前途、忧心再不进行政治变革,改革是否已到了流产的边缘!因为重复旧制度不是偶尔出现的误笔,而已是无可奈何的选择了!

四、进行政治改革才会迈入发展新阶段

1999年,政府决心重新启动经济发展快车。为了经济再上快轨道,途径似乎只有一条,即启动市场。过去启动市场,还可以通过多发钞票、政府直接投资。但这两点现在一是不敢、二是不灵。

98年政府开始大量投资基建,以期带动新一轮经济高潮。这在八80年代是最有效的措施之一。然而事实证明这一招已经失败。其实认真分析90年代经济,除92年那一次引动全民热潮,又哪一次出现一哄而上呢?而92年之所以鼓起社会热情,只是由於其改革是根本制度变革!经过改革开放10多年、20年的中国百姓,已经不再是被现象遮住眼睛的百姓了!是真诚的制度变革、还是玩玩花架子?哪一种变革真正有效?已经形成了某种社会的心理预期。没有暗合这种心理预期的社会变革,在遭受心理重创的社会心理面前,冷漠与疑虑永远是座不可逾越的高山!这就是为什么不灵的根由!

不敢,则是因为社会性上已有的存款已经与社会经济总量不相上下了!据统计,中国社会存款额到98年,已经达到七万亿人民币。而99年的经济总量只有82,000馀亿人民币!不说再增发货币,如果说有一天中国老百姓一高兴把银行里的钱全取出来并去消费,其灾难性后果是不堪想像的!

因此,现在看来,鼓励老百姓拿出一部份钱,一方面减少存款过高而对国民经济形成的风险,二是通过消费,把长期卖不出去的产品卖一部份出去,使经济运转起来,然后瞅准空子,增发一定量货币,人为造成一定量通胀,刺激消费。

想法不错,但,(一)这种办法只能有一时的作用,而且其隐患也是巨大的。刺激起来的消费,如果无限制发展下去,那个威胁经济总量的威胁就会成为现实的。如何刹车的问题,怕是不好解决的!(二)由於制度深层的问题不解决,由於经济总量的增长,下一次危机规模可能就更大,其灾难性的后果也可能出现。更关键的是:没有制度保证的增长可以增长多久呢?(三)在冷漠与疑虑的社会作用下,消费热潮能形成吗?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消费市场的严重滞后,主要是由於农村消费市场的滞后。而农村市场滞后与第一次农村改革不彻底直接相关。一句话,目前的消费市场的滞后,实质是从所有制变革为主要内容之一的政治变革严重滞后的结果。农村承包制解决了吃饭问题,且也只能解决吃饭问题。它无力解决农村持续健康发展!我以为根本的制度变革即农村土地社会化(俗称“私有化”)不仅是解决农村土地最终的合理集中、农业经济现代化,而且也是最终形成作为中国基础的消费市场──农村市场──的不可绕过的社会变革!不解决农村问题与农业现代化问题,中国的发展只能是纸上谈兵!而农村土地社会化及户籍制度的改革,由此而实现中国的城市化以及新的庞大的国内市场的根本启动,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根本战略!

五、进行政治改革才会防止产生新障碍

不进行根本政治改革,在根本政治改革之前推行的任何制度,可能对新制度的最终形成提供了某种便利的条件。但更根本的却是:为最终的改革目标设置了新的障碍!也就是说,由於这项制度不是为保证新制度创生而提出,而且为维护旧制度的某个核心,比如不触及所有制的变革,因此,这些制度不仅成为未来新制度的不可逾越的一道墙,而且,由於中国改革的直接动力来源於最高决策者,如果最高决策者对自己提出的某项制度敝帚自珍,不愿再进一步推进改革,他就可能由改革的推动者成为阻挠改革的力量,因此丧失了改革的动力。更主要地,由於政治制度无法或不敢触及,许多新的政策都只具有临时应急性质,不可能顾及改革的整体思路。这样,不仅政策局狭,无所作为,而且这种临时应急政策很可能破坏了进一步改革的社会环境。这里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1999年,北京加强对外来人口管理,有两项政策:一项是城郊结合,不准出现外来人口聚居现象,不准出现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倒挂现象,即外来人口多於本地人口;另一项是为外来人口划定临时定居点,并建造不同於北京居民的临时住房。事实上,这两项政策都是歧视性政策。如果它成为一种社会规〖的话,那么,对我们的改革要达到的社会公正的社会目标又制造了更为巨大的壁障!而且这项丑恶的政策,还对中国城市化、社会和谐、融洽都有设置了空前的障碍!

第二个例子,巨额社会存款问题。静止地看,或就目前的社会形势看,它确实不仅是一个巨大的社会风险,而且制约了下一步改革措施的出台。然而动态地看,特别是结合政治改革提出国有企业社会化、农村土地社会化,这些巨额存款:一方面给国企社会化提供了资金保证,另一方面对农村土地合理流动与集中创建了最佳的条件!应该说,这是中国进一步改革的千载难逢的巨大契机!但我们只停留在呼吁与鼓励消费的这一个狭窄的思维里。之所以如此,关键就在於未启动政治改革!而如果这笔钞票真地冻死了,那么我看中国下一步的改革路子就更难走了。因为,国企社会化、土地社会化等都需要资金保证!我真地忧心忡忡、真地希望不要再破坏下一步的经济环境!难道不能真诚地面对社会?!

六、进行政治改革才会排除旧矛盾、防止新矛盾

我们说不进行政治改革,不包含最终制度的政策,无不为未来民主目标的确立增添障碍。这种障碍还体现在旧有的社会矛盾无法消除,而新的政策又在产生着新的社会矛盾!

由於中国的改革是执政党在经过文革的巨大决策错误后,为挽救民心而主动推行的改革,因此,改革与社会信任呈相互制约的关系。社会越信任,改革将会越顺利;同时中国的改革还是采取一种先改容易的,后改难的,把一些敏感的问题放到最后解决的策略。显然,这个“最后”实际上是时机问题。什么时机?就是社会最信任的时机!而不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因此,本文一开始就指出:这个时机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当时由於改革的成效,很大部份地挽回了民心。然而错过了。不仅错过了,还出现八九镇压事件,差不多使最初改革取得的政治目标丧失很多!那么是不是最佳时机已经错过,可以无限期地拖下去呢?绝对不是。根据一般认识,当最佳时机已失去,有两条路选择:一是重新创造最佳时机。但根据我上文及下文的分析与研究,这条路不仅不可能,而且新的障碍与矛盾是越积越多,时机也只能越来越差。二是尽早搭车赶路!92年的变革证明了这一点可行。但可惜当时未趁机启动全面政治改革!──尽管如此,“尽早搭车赶路”仍然是中国改革的唯一出路!因为任何新的失误与新的社会矛盾都将导致执政党地位的下降。一旦下降到一个临界点,问题或许就不是一个平稳的改革了!为执政党计、为国家前途计、为民众的福祉计,尚可犹豫吗?

我们说旧的社会矛盾,比如工人失业、在业国企工人由於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与亏损生活不能改善、国有资产流失、官吏贪污腐败、滥用权力、农村之乱及其侵农、害农现象严重、经济停滞导致农民收入下降、社会犯罪日趋严重、社会道德沦丧等等,这些旧的矛盾在旧有制度下根本无法解决,却在与日俱增!另一方面,新的政策又产生新的社会矛盾。比如1999年加强城市管理。这种管理由於仍然是旧制度下单方面管制,致使大量侵害社会的行为以政策方式发生。全国各地数10万至数百万打工者被强制收容(实际即是坐监)遣送,显然制造了社会的不满!──如果矛盾再积累下去,我看统治者会有“风吹草动夜惊魂”的感觉,真到了这一步,一切也都无庸谈起了!

七、进行政治改革才会使国际环境不致恶化

中共的前领导人已经看到和平与合作的国际环境是中国国内改革的一个外部重要特徵。然而,不进行国内政治改革,这种国际环境是无法得到保证的。这主要是由於旧的政治体制是建立於意识形态之上的体制,作为一种“路径依赖”,它必然作用到中国的外交政策上,不可避免以异於国际社会的意识形态眼光看待世界、作出相应的外交政策。意识形态优先而不是国家利益优先,将时时刻刻寻找着主宰中国外交的场合与时机。中国政府1999年上半年的南斯拉夫政策就再鲜明不过地体现了这一点!由於国际上随着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倾刻间土崩瓦解,残存的社会主义火种零星散布在几个小角落里,以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中国,立即感觉到保住这几粒火种的重要性,全然忘记卷入南斯拉夫争端只可能弊大於利、只可能破坏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国际和平合作的环境。由於中国政府完全置南联盟屠杀在先的事实於不顾,虽然暂时在局部利益上与德国等西方某些国家达成谅解,但也让西方社会意识到中国是冷战后不同於他们意识形态的最有力量的国家!作为西方一种观念:共产主义暴力曾经震撼、也震惊了整个世界,那么中国在南的表现能不唤醒他们恐怖的记忆吗?

本来苏联解体后,中国就可能成为意识形态之战代替苏联的矛盾焦点。但由於苏联强大的核武库与苏俄霸权的历史以及中国弱小与受欺凌的史实,如果中国恰当利用这一形势,可以不成为矛盾的焦点,甚至可以获得国际间战略合作,赢得有利的国际环境。──但在旧的体制下,这种环境即使能获得也必然不会长久。

我曾分析过中国的统一问题,有着有利的国际关系,特别是保持与美国的良好关系,直接关系到台湾独立与否的问题。如果我们再具体分析中国整体社会目标,同发达国家的合作与友好,对中国有百利而无一害。但这些都是在全面政治改革前很难做到的!

结语

目前,我们正面临界着两个机遇:一是世纪之交带来的机遇,二是知识经济正在勃兴。这后一个原因更为关键。因它更是前几次经济革命所不能比拟的。中国的香港与日本在前一次经济革命浪潮中以2、30年的时间乘上了历史的快车。我们完全可以搭上这趟更快建设的历史快车!

中国正处於历史转型期。中国的新一届领导人与旧制度捆绑在一起。

成为其牺牲品、还是锐意革新、抓住社会变革的最后机遇为新制度垂〖千古,完全取决於领导人自身是否具有历史责任感以及对国家对民族对民众是否有责任心!事实上,确保旧制度与建立新制度两相比较,要想确保旧制度不仅是困难的,而且注定是要失败的。况且,新领导人并没有与旧制度同生共死的命运,又何必去作殉葬品!

历史给决策者狠下决心的时间肯定不多了。而成与败只是在某几步!

我们期待时代的强音能重重而及早敲响。这将是执政党的最后机会,也是全体国人的命运!

19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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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8月5日星期四

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公布今年5月以来异见人士受镇压情况

(一九九九年八月五日)

今年5月以来异见人士受镇压情况

岳天祥 甘肃 中国民主党 “颠覆罪”判刑十年
郭新民 甘肃 中国民主党 “颠覆罪”判刑两年
王凤山 甘肃 中国民主党 “颠覆罪”判刑两年
张佑菊 河北 中国民主党 “颠覆罪”判刑四年
李志友 广西 中国民主党 “颠覆罪”判刑三年
查建国 北京 中国民主党 “颠覆罪”判刑九年
高洪明 北京 中国民主党 “颠覆罪”判刑八年
佘万宝 四川 中国民主党 “颠覆罪”判刑十二年

王泽臣 辽宁 中国民主党 “颠覆罪”本月将审判
郭承明 辽宁 中国民主党 “颠覆罪”本月将审判
王文江 辽宁 中国民主党 “颠覆罪”本月可能审判
朱虞夫 浙江 中国民主党 “颠覆罪”本月将审判
吴义龙 浙江 中国民主党 “颠覆罪”本月可能审判
王荣清 浙江 中国民主党 “颠覆罪”本月可能审判
毛庆祥 浙江 中国民主党 “颠覆罪”本月可能审判
李锡安 浙江 中国民主党 “颠覆罪”本月可能审判
刘贤斌 四川 中国民主党 “颠覆罪”本月将审判(已定6日审判)
余 峰 河北 中国民主党 “颠覆罪”本月将审判
佟适冬 湖南 中国民主党 “颠覆罪”本月将审判

另非中国民主党异见人士状况如下:

方 觉 北京 倡导政治改革 判刑四年
刘宪立 北京 出政治书 “颠覆罪”判刑四年
袁拥波 湖北 18 岁大学生纪念六四 本月将被审判
王嬴政 江苏 19岁反腐败青年 “颠覆罪”本月将被审判
江棋生 北京 纪念六四 本月将被审判
杨 涛 广州 89学运领袖 本月将被审判
安 均 河南 反腐败人士 “颠覆罪”本月审判
彭 程 山东 纪念六四 “颠覆罪”本月审判
廖石华 湖南 工运人士 “颠覆罪”本月审判
何朝辉 湖南 工运人士 本月将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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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7月15日星期四

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呼吁

今年以来,各地政府借口稳定,大肆打压中国民主党人。年初吴义龙、刘贤斌、山东车宏年、甘肃岳天祥等皆遭到拘禁。四月以来,全国警方又大肆关押了民主党各地筹委会及党部成员吴义龙(浙江)、王则臣(辽宁)、王文江(辽宁)、刘贤斌(四川)、王荣清(浙江)、佟适冬(湖南)、祝正明(浙江)、朱虞夫(浙江)、毛庆祥(浙江)、查建国(北京)、徐光(浙江)、李志民(广西)等,福建的张宝钦、谢毅民先后被拘禁。现除了祝正明在家监居,张宝钦、谢毅民释放外,其他民主党人仍在关押中。

80年代,中国政府与社会呈现为一体化关系,政府的改革措施得到民间广泛响应。八九事件后,政府与民间迅速分离,形成政府在台上唱戏,百姓台下自行其事的局面。97年下半年到99年6月两年中政府8次降息,期待民众拿出存款,增加消费,达到刺激经济的目的。但事实上,存款总额由4万亿上升到7万亿,表明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已剥离。同时,我们要指出92-95年的经济,通过政治变革即节减行政开支,曾唤起民众热情。

鉴于上述形势与认识,我们提出如下呼吁:

一。不要再象八九年一样,以打压的手段,造成民众与政府的对立情绪,因此,希望各地当局尽快释放所有在押民主党成员。

二。通过政治变革,寻找社会动力,唤起民众,赢得民心,我们以为,在目前阶段

(1)尽快落实立法、司法、行政三者之间的分立制衡关系;

(2)开放党禁,完善监督机制,抓住知识经济带来的机遇,实现民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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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7月11日星期日

海外民运严重抗议中共政府对中国民主党的新一轮迫害

海内外同胞们:

腐败的中共专制政府最近借北约误炸中使馆事件之机,在国内煽起了一股义和团似的狭隘民族主义仇外浪潮。在这一反动气氛的掩护下,中共政府再次践踏它签署了的联合国人权公约,对坚持抗争一年之久的国内民主党发动了新一轮的镇压。逮捕了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之后的第二批民主党主要领导人,活动家查建国,高洪明,何德普,吴义龙,朱虞夫,毛庆祥,王泽臣,刘贤斌,佟适冬等人及200多名反对党,反对派人士。这充分证明了中共煽动的狭隘仇外民族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用来对付国内民主力量的民族法西斯主义。

中共政府口口声声在国际反对霸权和强权,为什么要在国内推行霸权和强权?难道在国际反对霸权和强权仅仅是为了在国内肆无忌惮地,不受任何制约地对自己的人民施行霸权和强权么?

我们和全体海内外同胞一样,希望祖国的强大。但这种强大应该是中国人民可以民主地掌握自己命运的强大,也就是人民掌握着自己国家主权为前提的强大。这种强大可以得到全世界人民的支持和同情。而人民不能掌握国家主权,国家主权被未经人民授权的中共政府暴力窃夺和暴力把持的情况下,中国的强大,就是法西斯的强大,是一种全世界人民必然感到威胁的强大;它不可能得到全世界的支持和同情,相反,它不得不随时处在与全世界人民和世界主流敌对的状态中。在这种状态下,中国和中国人民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人质,中国只可能被中共拖垮,中国也就根本不可能强大。因此,腐败专制的中共政府,正是今天中国强大的最大障碍,正是造成中国不断与世界人民为敌,在全世界被动挨打的根本原因。

海内外同胞们:

我们强烈要求中共政府立即停止对中国民主党和一切反对运动,异议人士的镇压;

我们强烈要求中共政府立即实行政治改革,制定计划逐步还权于民,还政于民,使中国真正得以成为一个现代民主的强大的国家;

我们强烈要求中共政府立即释放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释放查建国,朱虞夫,佟适冬等一切中国民主党党员和一切政治犯。

签署:
中国民主党海外筹委会美西党部
中国民主联合阵线

一九九九年七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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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6月29日星期二

中国民主党北京天津领导人查建国高洪明双双被捕

(记者周佳虹香港二十九日电)自北约轰炸中共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后,中共大肆拘捕异己,今天下午又有两名北京中国民主党核心成员被公安拘捕及抄家。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谴责,大陆的人权已倒退到“六四”以来最差的地步。

民运中心透露,被拘捕的查建国及高洪明,是中国民主党北京、天津党部的两名副主席,是该党继徐文立后两名最重要的核心成员。两人於“六四”十周年后并没有高调活动。

自中共使馆被炸后,已有超过一百九十名异议人士被拘捕,至今仍有三十人被拘留,三十一人被“监视居住”,随时可能再被捕,另有四人已被判刑。他们大部分都是中国民主党的成员,其中,王泽臣、王文江、朱虞夫、王荣清、吴义龙及佟适冬等,都是该党的核心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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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6月22日星期二

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强烈抗议中共无理关押民主党成员

6月19日下午,杭州警方突然闯入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成员王荣清家里,将王荣清及同时在他家的毛庆祥与两位从上海来的朋友带走,在路上“巧遇”从北京来的朋友,一并带走。与此同时,警方又将另一成员朱虞夫从家里带走并抄走一台电脑及大量资料。当天晚上,警方又到毛庆祥家里抄走书籍、刊物及通讯录。他们的电话都被切断48小时以上。第二天,当地派出所即通知他们家属送日用必备品等然不说任何理由及关押期限。当天,另一成员厉坝耕失踪。

我们对警方阻挠民主党朋友之间的正常往来表示强烈愤慨,对其抄家、切断电话等野蛮行径示强烈谴责,对无理关押民主党成员表示强烈抗议!

同时,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吴义龙4月28日起被杭州警方以“办案需要”为由“监视居住”为名在杭州市遣送站秘密关押(匿名电话告之,其妻访得)至今未释,关在斗室,不能放风,每餐一饭一汤,汤里两片菜叶,无油。对这种严重侵犯人权、无视人道的行径我们表示强烈抗议!另外,成员祝正明亦被剥夺人身自由,下落不明,我们表示强烈的抗议!

呼吁当局顺应世界民主潮流,以国家前途为重,尊重宪法所称的结社自由,尊重人权,释放吴义龙、祝正明、毛庆祥、王荣清、朱虞夫、厉坝耕等民主党成员;并紧急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这一事件,防止打压的扩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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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6月19日星期六

六四十周年前后一月民主党已有八十多人被拘押

综述:六四十周年前后一月民主党已有八十多人被拘押

(记者黄矿春纽约十八日专电)设在纽约的“中国民主党海外信息中心”今天披露,中共已经展开新一轮镇压民运行动,在六月四日前后一个多月,已有八十多位各省、市“民主党”领导人及成员被拘押,另有更多的人遭传讯或软禁。

该中心表示,“六四”天安门事件十周年刚过后不久,虽然在吉林省有几个人获释,却仍然软禁在家。目前绝大部分各省、市“民主党”主要领导人及成员,包括辽宁的王文江、浙江的祝正明、安徽的吴义龙、北京的查建国及高洪民等,至今仍无获释的迹象。

此外,在“六四”过后中共另将甘肃“民主党”主要领导人岳天祥与郭新民,广西的李质民、河北的王峰和刘建平,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重刑。

过去两天,中共又以“阴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和“危害国家安全罪”,正式拘押“民主党”辽宁省筹委会主要负责人王泽臣,及“民主党”湖南大学筹委会负责人佟适冬。

该中心指出,美国与中共现正处於冷战的边缘,中共选择此一时机对大陆民主运动进行全面镇压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历史已经证明中共每在岌岌可危的的关口,总是运用民族主义来唬人,继而转嫁及掩饰其独裁的本质。经济发展不会改变中共极端的独裁本质。

“中国民主党海外信息中心”表示,目前中共在大陆采取愚民的方式挑起所谓的“新民族主义”,其实是为转移所遭遇到的强大政治与经济压力。这等於再次向世人自我彰显一个事实,即中共的确是人权价值及全球民主与自由的威胁。

该中心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共近来对大陆民运人士的严厉镇压,以及大陆人权状况的极度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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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6月9日星期三

围墙下——吴义龙妻子探夫记

单称峰

义龙在二楼,我看着他,总看见几只鸟儿抖擞着从屋顶上振翮飞过。我再看他,他露出张无奈的脸庞,两只手握在窗棂上,已不能再做什么。

我找到他,缘由一个匿名电话。电话里说义龙关在遣送站。自此义龙4月26日在广州被捕后终于有了下落。我写了封信递交到市公安局一处,请他们能归还吴义龙的人身自由。一处的副处长说,你怎知吴义龙关在遣送站?

你的消息是不确切的,你的要求也无从谈起。吴义龙在哪里我无可奉告。

出了市局,我打听遣送站的地址。来到杭州西南郊的一座大院前已是两个小时之后。我走进去,里面是由走廊连接起来的两幢大楼,北面大楼门口挂着“杭州市遣送站”的牌子,而东面的大楼又由围墙围起来,门口有个办公室,几个外地模样的人攥着各式的证件集在窗口。显然这大楼就是关人的地方。凭感觉,义龙即使关在这里,他们也是不会让我见的。但我必须要见到他,才能确定他关在遣送站无疑。

避过办公室,我走到大楼南面,冲着大楼叫了几声“吴义龙”,“称峰”!循着声音找去,右角上的窗口伸出了一只手,我见到了他,真的是义龙!他把头贴在窗口上,笑容跟往日一样地灿烂。

我告诉他这几天杭州的消息,他告诉我他去南方的情况。他说就是市局的副处长和另外一个公安把他从广州带回来的,我愕然:他还说无可奉告呢。

义龙叫我回去,说这里不安全,我说我到围墙外面再跟你说话,他点点头。

围墙外是一片杂草丛生的果园,正对着义龙的窗口下有一堆土丘,我立在上面,与义龙隔墙相望。

他说可能要关到“六四”以后吧,外面的朋友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这里的条件恶劣,不能放风,整天呆在这笼子里,每餐吃一碗饭和一碗菜汤,汤里只有两片菜叶,没有油。我心疼极了,说话间,看见几只小鸟在窗口扑棱棱地自由飞翔,我们看着它们飞,沉默了好久。

回去没有路,却有着齐腰深的野草,我拣草浅的地方走,走到马路上,身上粘满了翠绿的苍耳。

第二天我去的时候买了一袋卫生纸和一份报纸,从卫生纸袋的密封处插了一支圆珠笔芯进去,我到办公室窗口说能不能帮我送一点东西,窗口里的人拒绝。我走到围墙下对义龙说送不进去。如此聊着,却见后门出来两个人,大声吼道:你过来!

我走过去。
一个腋下夹着包的人说:你是他什么人?
我是他妻子。
你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
你有什么事?
我想送点东西。

来到办公室,那个拿包的人把报纸仔仔细细地翻了遍,另外一个年轻人检查那袋卫生纸,他说这卫生纸是密封的,拿包的人说拆开看看。我随他走出办公室,没有几步,年轻人举着那支圆珠笔芯奔出来。拿包的人说圆珠笔芯不要送上去。我惋惜地看了那年轻人一眼,他振奋地象那屋顶上的鸟儿。拿包的人说以后你再来把你也关进去,说着,他上了车,走了。

下午,在朋友的建议下,我给市局一处打电话,希望能将义龙保出来。副处长不在,处长接的,他说你怎么知道他在遣送站?

我看到他了。
你现在在哪里?
遣送站附近。
那地方你不能去!
我能不能把他保出来?
你凭什么?!
关在遣送站的人都是可以保出来的。
你到底想怎么样?!!

挂下了电话,我的眼泪不可抑制地落了下来。他们本想把义龙秘密关押,消息走漏之后又想隐瞒,现在彻底暴露,于是气急败坏,恼羞成怒,可我又能怎么样呢。

我与义龙讲起这件事,义龙说:我现在是“监视居住”,4月28日就向我宣布的,你怎么保得出来?

我愣了半天,说,你怎么不早说。

接着北约“误炸”中国驻南使馆的事情出来了,我把每天的报纸送给他。

后来遣送站里的人说你再送就送到一处去,让一处转到这里。我想这样大约是送不进去了,于是在围墙下面念给他听。义龙也将他酝酿的诗文背给我,让我记下来。如此一月有余,临近了“六四”,又过了“六四”。“六四”义龙绝食一天。

我再去看他的时候,沿着果园里已被我踩出的小路走。他依然笑地灿烂,但显得有些焦虑,他说我现在每天盼着你来,又盼着公安来,关在遣送站里比关在监狱里还不如。

快了,我看着他,又看着围墙上翩飞的鸟儿,心里充满了沉重的希望。

1999/6/9/于结婚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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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5月30日星期日

吴义龙:“六四”十年记

在浙江杭州西南一隅有一座大院为杭州市遣送站,4月29日起吴义龙在这里监视居住。我每日去看他,隔着围墙,立在土丘上。如此一月有余,吴义龙将囚中所感与“六四”感怀拟成诗文。

囚中作
  之一

日月阴晴看,
铁窗奈若何。
一歌动九野,
万古两荆柯。
誓日犹夏志,
托体报陵阿。
不堪妻泣语,
隔阻交如歌。

注:誓日:夏朝时,百姓苦不堪言,咒统治者曰:“你这个可恶的太阳啊,我愿与你同归于尽”。

隔阻:囚室与妻所立之处隔一堵高墙。

囚中作
  之二

春风锁不住,
窈窕袭人来。
最是西窗月,
可怜难释怀。

囚中作
  之三

在囚中的日子里,
我突然为北洋军政府惋惜起来,
如果他动用的不是军警、水龙头,
而是坦克、装甲车、子母弹,
也不仅仅逮捕几个算是,
而是成百上千的屠杀,
这个卑劣的政府就可能不会在1927年灭亡,
而可以长存至少10年
——八九距今无疑整整10年。

最近一段日子,
中国人再一次激发起对生命的热爱,
要求惩治凶手的呼声从各个角落发出,
科索沃这个远离中国版图的地方,
成为每个人心里的焦点,
但我却疑惑,
别国政府在战火纷飞的危地,
撤走本国的侨民,
是谁丢弃我们的同胞,
而使他们成为专制的挡箭牌?
我看见,
10年前挥舞同胞者的身影,
正在和平请愿的人群中渐渐决定了三位同胞的死难。

我把广场上和平公民的鲜血的洗净、凶手的惩治,
我把中国公民可以自由而亲切地谈论赵紫阳、方励之、严家其、王丹视作中国的新生,
而我正期待着它的到来,
否则,
在凶手侧卧我们身边的时候,
我只能相信,
我们对10年前的纪念,
只是某些好心人在纪念着老大帝国。

呜乎哀哉,
“六四”死难者!

吴义龙

1999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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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5月8日星期六

吴义龙被关押遣送站妻子致函提出抗议

自由亚洲电台消息:浙江杭州异议人士吴义龙的妻子单称峰,星期四致函杭州公安局,抗议将他丈夫作为盲流,非法关押在遣送站。

据异议人士姚振宪星期五发来的传真,吴义龙四月底去广州找工作时,被广州公安局非法拘押。后经单称峰据理力争,警方答应将吴义龙保释回杭州。但吴回到杭州之后,又被关押在盲流遣送站,要等六四之后,才能释放。单称峰在信中写道:这种做法,既违反人权,也不利於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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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5月3日星期一

中共镇压政治异议人士有进一步扩大之势

(记者黄矿春纽约三日专电)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民主党海外信息中心”今天披露,中共当局正加紧对政治反对派人士的镇压,连日来在中国大陆各地肆无忌惮地抓人,并有进一步扩大之势。为防止“法轮功”信徒在北京示威的事件产生连锁反应,中共当局现正加强对大陆组党人士的镇压。

目前流亡纽约的前上海“中国民主党”筹委会成员姚振宪今天表示,根据从大陆得到的消息,继四月二十六日广州公安逮捕“中国民主党”创始人之一的吴义龙之后,北京公安也於三十日逮捕“中国民主党”党章起草人祝正明。这两人已交由浙江省公安人员押回杭州。

此外,中共当局正拟订方案,准备以旅游名义,对各地组党人士进行“软处理”,加以短期拘禁。上海警方并正到处找人罗织罪名,欲逮补上海“中国民主党”发起人之一的李国涛。另有许多省市的民主党人的电话已被切断。

最近中共正在加紧对大陆各种反对派的钳制和镇压,特别是对目前在大陆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对中共具有公然政治挑战性的反对派——中国民主党的镇压更是倍加有之,其动作大有进一步扩大之虞。继前不久大陆反对党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谢万军成功逃出大陆之后,近日来中共已连续在多个省对大陆反对党运动——中国民主党的主要成员加紧监控并大肆进行逮扑抓人,短短的十天之内大陆各省民主党人士已有二十余人相继被抓。

十天前,大陆中国浙江省民主党主要建党人之一吴义龙在广州朋友之处被抓。吴义龙是在春节刚过后被中共强行赶出浙江杭州,遣返回安徽老家并被中共定介监视居住。这次吴义龙被抓之前,是自行到广州协助南方几个省组建中国民主党,进一步推进大陆反对党运动。同时吴义龙正在协助南方几个省推进独立工会运动。目前吴义龙被抓,至今下落不明。

同时三天前,上星期五,中国民主党浙江省筹委发言人朱正明又在北京访友后转至辽宁会见辽宁省民主党主要负责人之一王文江时,在王文江家中商讨如何协助推进大陆独立工会运动之事时,两人一同被抓,至今下落不明。令外,一周前山东民主党人士王金波和高天佑在浙江杭州同时被抓。

前天,大陆时间五月一日上午11许,来自大陆东三省的中国民主党主要成员:辽宁省民主党主要负责人之一王泽臣;吉林省民主党主要负责人之一冷万宝,唐元隽;黑龙江省民主党主要负责人之一肖力军,杨福文等共十八位民主党成员相约在哈尔滨以南三十里处的阿城市一家饭店相聚,共同探讨大陆民主党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和策略,探讨大陆工运问题时被中共全部就抓,目前这些人的下落不明。

昨天上午大陆中共紧接着先抄了吉林省冷万宝,唐元隽,安福生和李维四位民主党员的家,同时中共先通知了唐元隽的家人:因非法组党,从事非法活动,与以刑事拘留,其它人至今末与答复。

今天,星期一上午十点,中共辽宁省警方又出动一卡车警察,二十余人团团围住王泽臣的家,正在里外抄家。连日来,针对大陆中共当局加紧镇压大陆政治反对派,肆无忌惮地抓人,逐步有进一步扩大之势。对此,中国民主党海外筹委会已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中共当局镇压行经,同时向国际社会发出紧急呼吁,特别呼吁美国政府予以高度关切,关切事态发展。

必要时应予以中共有效的制裁手段。今天在国际民主社会普遍达成共识:人权高于独裁者所谓主权的新国际次序之下,中国反对党运动支持国际社会运用各种必要的制裁手段来帮助象中共这样一意孤行的独裁者,使之清醒。

据中国民主党海外发言人庄彦先生综合分析后指出:在经历了十年前天安门镇压之后,随着近十年来大陆社会矛盾的加剧,贫富两极分化,执政者极度腐败,民生怨道,十年来大陆各个阶层的人民已经对大陆现中共当局的合法性已实现了认识上的垮越,那就是过处人民在心目中从来不敢想,或不想去想的问题:否定这个政权。

十年来大陆所出现的乱象横生,信仰危及,各种宗教,教派的出现等都是人民对中共当局否定的意识表现,不至是潜意识的表现,都具有积极影响。在中国大陆信心和信仰的摒弃首先是对现政权摈弃的前奏。但是目前对中共现政权最具有威胁的却是那些有明确政治主张的政治反对派,他们是综合社会危机和启动社会的主导者,是推助民众由潜意识统一到彻底否定的真正推动者和最终代表。目前中共非常害怕大陆的政治发对派跟大陆各阶层的人民合流,害怕大陆政治反对派在人民中产生催化作用,所以中共现在拼命地围堵和镇压大陆政治反对派。

过去几年来,大陆的民运人士一直在设法推动大陆的工运,农运和宗教运动。在六四前夕,在大陆最近连续出现一些重大事件之际,中共首当其冲拼命先镇压大陆民主党人士应引起各方和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不过,在中美关系处于低潮和出现一系列极敏感的问题之际,大陆公然沫视国际人权准则,拼命肆无忌惮地镇压大陆政治反对派人士之举势将引发国际社会进一步谴责和制裁。

在另一方面,因向国外提供大陆电子邮件地址被中共判刑的林海的妻子徐虹女士说,她於四月中旬探监得知林海在狱中生病得不到适当治疗。她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大陆的人权与囚犯的人道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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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4月27日星期二

民主党人士吴义龙在广州被警方拘捕 民主党福建筹委会成立

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吴义龙,星期一在广州被警方拘捕。广州警方为什么拘捕家住杭州的吴义龙呢?

据美联社的消息,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吴义龙和广东民运人士苏隔石,于星期一晚上在广州被拘捕。苏隔石于数小时后被释放。31岁的吴义龙原为杭州一所大学的研究生,因与王有才一起参加浙江民主党组党事宜,而于今年年初被开除学籍。

苏隔石先生证实了他和吴义龙同时被拘捕的事实。

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秘书长朱虞夫先生说,吴义龙是受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委托南下广州联系事宜。谈到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近期工作打算,朱虞夫先生透露说,要在今年筹备召开中国民主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不惧政府镇压福建继续组建反对党

尽管中国政府去年年底逮捕了要求组建反对党民主党的几名主要负责人,但是中国内部要求组建反对党的呼声并没有停息。据总部设在华盛顿的自由中国运动组织负责人连盛德介绍说,中国民主党福建筹委会是星期天宣告成立的。中国民主党福建筹委会认同中国民主党的纲领和宗旨,支持中国民主党的政治目标和政策,考虑到中国的政治现实和社会现状,他们承诺,中国民主党福建筹委会将遵守现行宪法和法律,承认中共的执政党地位,与先前成立的各省市筹委会、党部一道,以最广大民众的利益为自己的根本利益,以在野党的身份开展各项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

中国民主党福建筹委会联系人电话:

张宝钦0591-8958103
陈依斌0591-7829258
谢毅民0596-2053960

中国国内异见人士要求组建反对党的运动是从去年克林顿总统访华的时候开始进行的。浙江的王有才等人前往浙江民政厅要求注册成立民主党,开始了中国大陆内部组建民主党的浪潮。但是,去年年底,中国政府开始对组建民主党的活动人士加强镇压,先后逮捕了浙江的王有才,北京的徐文立和武汉的秦永敏等人,并分别判处他们十年以上长期监禁,从而使中国民主党在中国内部的组党活动陷入低潮。连盛德介绍说,中国民主党海外筹委会最近通过评选,把徐文立,王有才,和秦永敏评为中国民主党年度模范党员,表彰他们在推动中国民主运动时的勇气。自由中国运动还表示,他们将努力争取世界其它230多个非政府组织的支持,争取联署一份[1999自由中国决议案],谴责中国政府违犯已经签署的两份国际人权公约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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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4月4日星期日

杭州“中国民主党”成员悼念“六四”死难者被公安驱散

(记者王曼娜香港四日电)香港中国民运信息中心今天指出,杭州市五十名“中国民主党”成员昨天下午前往烈士陵园悼念“六、四事件”死难者,结果被公安驱散,有三人被拘捕。

信息中心指出,在四月三日下午,五十名杭州中国民主党成员分两批前往杭州万松岭和于子三烈士陵园,向“六、四”死难者献花及表达哀思,当三十名成员到达万松岭烈士陵园时,早有八辆警车三十名公安在等候,公安将他们隔离盘问后再赶出烈士陵园,并对吴义龙、毛庆祥、陈树庆三人盘问约三个小时,其后再押送他们回各自家,同时,公安也没收写有“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花园。

不过,前往于子三烈士陵园的二十位民主党成员却侥幸未被公安发现,他们集体向烈士鞠躬默哀,并将花圈摆放在显眼的地方,花圈上写着,“纪念为自由民主而献身的人们”,落款是“民主党浙江筹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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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3月31日星期三

吴义龙发表声明回应浙江大学《关于开除吴义龙学籍的决定》

浙江大学1999年1月18日作出《关於开除吴义龙学籍的决定》,决定是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1998年12月对王有才犯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的判决为基础,引用有关“教学管理规定”而作出,对此,我有如下的申明:

第一、以违宪的法院判决为根据,对我实施的处罚也是违宪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结社——自由”,因此我与我的朋友是在行使宪法赋予我的公民权利,理应受到法律保护,相反,一切妨碍或阻挠公民行使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的行为,都要受到法律追究,因此,《宪法》第五条规定:“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

1998年6`月份,我与王有才等人援引上述宪法条款正式向浙江省民政厅申请筹备中国民主党浙江地方组织,有关部门的回答是:“我们民政部门不接受政党登记,只接受社团登记。”后来外交部有关人士进一步提出“结社自由不包括组党自由。 如此,我与我的朋友们同有关方面的分歧是产生在对宪法第三十五条的理解上,也就是说我们组党结社是否违宪关键在於如何解释宪法第三十五条,而根据《宪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宪法》解释权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但事实上,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却超越了自己的权限,对王有才申请组党是否有宪法根据一事作出了裁定,显然属於违宪的行为!在以这种明显违宪的判决结果强加於我,同样也属违宪的决定!

第二,结社自由当然地包括了组党自由,理由如下:首先中国大陆有所谓“九三学社”、“民主促进会”“民主同盟”以及“民主建国会”等政党,如果只有在“党”的名义下才能称为“党”的话,那又如何解释这些所谓的民主党派?其次,尽管宪法的序言中有所谓“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规定,而无视宪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也就是说,不允许公民组党,那么,请问三加与组织中国共产党以及其它所谓八个民主党派的人是否是中国公民?他们的权利又从何而来?难道宪法公然允许一部份人可以组党另一部份人绝不允许吗?但这与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根本相抵触!其三,宪法《序言》九三年修正案中有“多党”合作的规定,我们知道中国大陆除共产党之外还有所谓八个党派共九个政党,那么宪法上有哪一条规定三与合作的政党只允许是九个,不能是十个或更多呢?有人说这是历史形成的,但历史形成的特权已被上述宪法第三十三条所否决!其四,中国共产党建党与建国史也是呼吁多党制与党派之间平等的历史,也要求组党自由,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在西方多党制思维下产生的,而中国共产党一经创立,它就为自身的合法性作出努力的抗争,并最终冲破一党专制的牢笼,我想中国共产党最初的创始者们绝不是希望建立新的一党专制,因此我们的宪法才有所谓“多党合作”的说法!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共产党在四九年以前最有感染力的政治囗号正是“结束一党专制”,“党与党的平等”。这后一点正体现在宪法第三十三条上!

第三,关於我所筹组的“中国民主党”。

我必须首先申明,中国民主党还未正式成立,我与我的朋友从去年6月以来依法从事的仅是筹组中国民主党,此其一。其二,1998年6月25日,我们曾向有关方面递交了申请,也就是说,我们只是申请成立中国民主党。

而筹备与申请则是当年《社团管理条例》所允许的公民权利(修改过的《社团管理条例》由於增加了一些条款反而不适於政党则是后来的事)。

我曾就上述两点向有关方面作出过申述。当时有关方面问我“中国民主党”已经被宣布为非法,你有甚么看法?我的回答除了认为把公民申请筹组政党援引宪法条款是否恰当的问题变成专政机关镇压的问题,其中根本地违背了宪法之外,我还指出:一、将一个还不存在的政党进行定性是不科学的、不尊重客观的行为。二、中国民主党的性质由於其处在筹创阶段,因此并未确定,它的性质最终如何、除了三加者的主观愿望及认识水准之外,与社会包括执政党之间的互动,也会影响它的走向,故我希望有一个良性的社会环境促使其朝向健康的发展,这也是执政党应该考虑的事情,而不是要将它逼向自己的对立面!三、杭州市中院认为中国民主党的目标是企图颠覆国家政权,浙大校领导也在给我的四点答覆的最后一点里也希望我今后“不要从事颠覆国家政权的活动,不要从事於破坏社会稳定的活动,遵守宪法与法律。”(另三点后文将引出),似乎认为我过去在这些上都没有做到!这些,我想,若不是不了解我们筹建政党的目标,就是发生了严重的误解。

给一个政党定性,一看其行动及其行动的结果或必然产生的结果。二则是通过其言论与自己宣称的政治目标。而中国民主党还是一个未成的事实,那么现在可以判决的依据是筹创者的言行。筹创者的言行到底如何呢?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成立以来,向有关部门递交了“中国民主党的浙江筹委会成立公开宣言”与《中国民主党章程》(草案),根据检察机关的指控:“以诽谤的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现在即使承认诽谤“朝廷”,诽谤真的能够颠覆政权?至多构成诽谤嘛!(况且宪法第三十五条的言论自由又如何落实?)这两份纲领性文件没有一句话是号召民众推翻共产党,推翻政府,相反,我们只强调健全政治体制,建立起制衡制约监督与竞争的政治体制,倡导直接的民主选举制度。难道我们的政府不希望有权力监督制约与竞争?难道反对让民众选举自己政府的领导人?起诉书还说“民主党公然叫嚣要获取政治权力。”不要忘记《宪法》第二条所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於人民。”一个作为公民组织的民间组织自然也应获取本属於她的权力又有何不当?我想提请有关方面注意这样的事实。我们在很多文件中都提到我们不应否定历史,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但同样共产党也需要监督与制约,这从共产党自身也会犯错误甚至犯特大错误,比如十年文化大革命,就自然得出的结论!共产党的权力也需要合法化的程序!我们也曾明确地提出:在政治转折期,承认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与江泽民先生的国家元首地位。我们甚么时候,在哪个场合或文件上宣称过或实施过颠覆政府的言论或行为?相反,我们一再宣称:民主制度的确立,不是改朝换代,依靠推翻式的彻底否定,依靠复仇式的政权更不利於民主的真正确立;彻底否定一个政党,确立另一个政党的一党独大,仍然是专制与封建的行为!我们反对任何一党自以为伟大、正确,任何党派都有历史局限,都由普通公民组成的,因此,也绝不能指望一个政党一定会建立一个全新的、同时又完全不犯错误的政治制度,我们只希望进行制度的修补与完善,特别是政治体制的完善,在目前,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缺乏的便是实质上的监督制约制衡与竞争机制,反对党的建立只是完成它的第一步!

我曾经在很多场合都说过,创立反对党不就是反对共产党,反对党只是相对於执政党而言。基於民主制度的原则,我提出“不对抗、不对立、相互竞争、相互制约、促进中国政治健康发展”的与政执党相互关系原则。事实上,目前我们所能做的应是三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压力,二是动力,三是减压。此三者何谓?我们知在中国推行改革由於既得利益集团的存在,也由於封建保守势力与极左思想的深刻影响,改革要从文革的巨大阴影中走出是极大不易的,前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在《南方周末》的一篇文章中说:很遗憾,十五大江泽民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而他从大会简报上没有看到一个代表讨论政改!中国政府於去年10月5日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然而这项公约要在中国人大通过肯定怫压力重重,我更记得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先生以南巡讲话的方式阻止了极左政治蔓延的趋势!还记得七十年代末由胡耀邦、邓小平二先生在民间煽起了的思想解放的浪潮,来拉开改革的序幕?事实上,今天,实在到了需要一个成熟的、理性的民间力量反映民意为改革提供动力,同时给社会保守势力施以压力!

进入1998年,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事实上经济与政治两项改革,都转化成根本性的政治变革,比如股份制和公司化,中共中央曾提出明晰产权。实际是确立责任人的问题,而最终能使责任人自觉负责,确立“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势在必行!否则股份制公司化必然失去其应有意义!想超越人性或扭曲人性的任何政治制度最终都会破产!随着改革难度的增大,上层决策者在根本制度上首尾两端,犹疑不决,加上金融危机的波及与自身制度的不健全及累积起来的诸多问题,各种矛盾都有总爆发的趋势,如何保持社会稳定保持社会变革平稳的实现,显然不只是执政党自己的事,形成一个民间力量并消融一部份社会压力正是我与我的朋友筹创民主党的一个主要目的。一般来说,当社会给人们造成巨大的威胁甚至剥夺了他的生存权时,一些有政治诉求并有组织才能的人对社会稳定有关键性的作用,如果他们可以寻找到一个理性、非暴力的并遵守法律的合法的反对党,他们便不至於冒更大的风险为争取自己的利益铤而走险,但相反,如果社会上没有这样的组织存在而且任何组织都是非法的,社会能量没有发泄的场合与方式,最终只能导致整个社会的真正动乱。

第四,我做了些甚么或说了些甚么?

我一直关注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1989年曾以一个观察者的角色观察了89学生运动的全过程,此后我着手写一部长篇小说《留冬谷的香溪》。这既是我从《资治通鉴》中读出来的小说,也是从现实生活里提练出来的东西,在古代,平民百姓或王公大臣,以得到皇帝赐同性为荣,而今天我们也抱定了一个主义或一个招牌以为抱住了一切,“姓资姓社”实际上正是封建氏族观念的根深蒂固的表现,但九二年邓小平先生南巡讲话,终止了我这篇小说的写作,我以为“姓资姓社”的问题从此将不再有争论,大家只是去踏踏实实地过生活,然而情况并不如此乐观,“戴帽子”的虚伪仍然大行於世!

改革进入98年,政治体制明显地制约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长此徘徊下去,不仅丧失前些年取得的经济成果,而且会丧失老百姓对改革的热情与信心。事实上,政府97年以来5次降息,银行存款不减少反增多说明百姓的对未来或现行政策已缺乏信心了,而同时由於行政体制不科学(缺乏制衡制约与有效监督)吏治极度腐败,况且扰民害民的事件时有发生,如何保障改革进一步深化,如何维护社会稳定,我们难道等到灾难临头才醒悟吗?98年6月份,我与我的朋友们讨论来讨论去,最终作出筹创民主党的决定。

现代文明社会,无一例外的都推行多党制以便党派之间有个监督,制约与竞争,缺乏竞争的政党必然腐败蜕化,而缺乏监督制约必然导致决策失误与权力滥用,於这个党不利,於这个党所执政的政府不利,更於这个国家的人民不利,中国的现代化,政治的现代化肯定不可避免,而政治的现代化如果不接受政治体制实际是一门科学则更荒谬。权力之间的监督与制约制衡从中国唐代的三省六部制就开始了探索,但这种制度由於有特权的存在、监督与制约制衡最终并不能兑现,而且这种制度也未把社会稳定包括政权结构的稳定考虑进去,(由於考试制度把决定权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所以西方社会引进这种制度的时候,并在实践中取消了特权,权力自身实行三分,相互独立并相互制约,这是针对权力腐败而作出的。而针对考试制度由少数人决定选任,转向由社会大众决定选任的多党竞争,官吏直选和公务员考试相结合,社会的长治久安终於得以实现,因此,只要我们不否定政治体制是一门科学,多党制必然是中国未来政治的一项内容。那么在中国如何创生反对党?显然只有两条道路,一条是由中国共产党一分为二或更多,一条是由民间成长出的反对党。第一条道路由於震动性太大,而且双方政治力量都相对强大,且都可能与军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在共产党一贯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思维模式下,造成巨大的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必然是巨大的;另一条从民间成长出反对党的道路,由於在一段时间里未得到政府承认,甚至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其发展必然是缓慢的,这样通过相当长的时间,民众与执政党都逐渐会熟悉并事实承认它的存在,它的壮大是必然的,并最终介入社会政治成为一支可以对执政党有制约制衡与竞争的力量!台湾开放党禁的成功的事例应引起社会有关方面的重视。

8月底到9月上旬和9月中旬到9月下旬,我先后观察了上海、北京、陕西、河南、湖北、湖南、贵州、四川、广东、辽宁、安徽等地的民运发展状况,我与我的朋友确定了在中国大陆循序渐进地开展筹组民主党运动。

我们一致认为筹组中国民主党不是目的、目的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进而完善政治体制,实际上我们只是借助筹组中国民主党在大陆开展民主运动。

我们认为一个政党的诞生只是为反对另一个政党,或为了获取政权,这本身是可悲的,况且“打江山”“夺取政权”实在是把“政权”理解成可以私家拥有的财产了!我们以为这是一种封建落后的意识形态。事实上,政府只是百姓(纳税人)以纳税的形式雇佣的公共服务机构。11月10日向政府在关部门递交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注册公告。可以说从6`月到今天我没有做一项有害於社会稳定的事,更没有想去颠覆政府,相反,倒是政府的有关部门几 次的无理关押与拘禁。其中,11月20日只是准备与省内的几个朋友见面就被“拘留溧盘查”超过48小时;12月15日,由於帮助朋友王有才延请律师和希望旁听王有才绊一案件的审理,失去自由超过60小时:12月22日第三次被“留置盘查”,理由是米准备向省政府递交一封王有才案判决的意见书,一个公民与朋友会面,帮助朋友依请律师和正当表达意见何罪之有?

第五,关於学校的四点答覆

99年1月19日,学校向我传达了《关於开除吴义龙学籍的决定》,我就学校怫决定提了两点看法:第一,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行为是违宪的,以违宪的米决定为基础,对我实施处罚也是违宪的;第二,没有哪一条教学管理规定学生不允绊申请组党结社。因此这实际上是一项政治迫害。

学校方面对我的意见作了认真对待,并於两个小时左右之后给了我四点答覆:浙江大学人事处长沈满鸿先生强调这是校方领导集体作出的答覆,答覆如下:

1、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王有才的审判是符合宪法的。

2、吴义龙的所做所为不符合我们的办学宗旨。

3、吴义龙在王有才组党一事中所起的作用已由法院审理证实,而且不听劝告。

4、仍希望你在今后不要三与颠覆国家政权和有碍社会稳定的事,遵守宪法怫律。

关於第一点,学校并未给我详细的说明,浙江大学的法律系在国内法律界有一定的地位,我仍然希望有关专家能给我一个满意的解释,此其一。

其二,关於第二点,说我的行为不符合办学宗旨,我希望学校方面提供你们的宗旨是甚么?难道一个学生关心了国家政治前途就有违了这个宗旨?我记得四十年代也是浙大,当初的校长竺可桢先生就曾为学生受政治迫害而去南京政府请命!我们浙大的办学方针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该是“求是育英”。我不知道今天我们的校领导们是否愧对先人的这一追求?求“是”的“是”,可不是某个政策而是“真理”!浙江大学想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我看只有在各方面真正的独立思考,并唯“是”是求,才可能实现这一目标!“育英”,看一个学校公然对有独立思考且品学兼优的学生作出开除的决定,我不知道要育何等样的“英”?甚至连保障宪法赋予的公民受教育权也未做到!

其三,我并不否认我在发起筹组中国民主党地方组织中的作用,我的一切所为皆是公开的。作为中国民主党发起人之一,我的所为是一种理性的认识,而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校方及系主要负责人以及当地安全部门,公安部门都曾几十次地与我进行过交谈,我没有看出或者说他们并没有提供有力的证据或理由,让我相信在旧有的政治体制下可以必然避免曾发生过的一切。我曾经说过:如果在旧有政治体制下可以避免造成社会政治混乱与社会不稳定(比如文革)以及社会贫穷与吏治极度腐败,那么为甚么会产生这些问题?既然过去和现在已经产生了这一切,又为甚么将来就一定可以回避这一切。

最后我仍感谢浙江大学的广大教师和校方给予我的一切关心与照顾,也希望能与校领导进行一次坦诚的、不愧於知识分子良心的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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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3月18日星期四

祝正明:绝食感言

今天(1999年3月18日),为抗议当局判决我的三位朋友:王有才、秦永明、徐文立的长期重刑,我接过绝食的接力棒:从凌晨0点至深夜0点,绝食24小时。

昨天晚上约7时,和睦派出所的警察打传呼给我,要我立即到派出所去。我推辞说我身在外地,无法赶到。深夜12点多,当我回住处时,在大门口被治安值班室的人叫住。他叫我不要走开,同时立即拿起电话。我告诉他,我已与派出所的人讲好,天亮再说。那人将信将疑地放下了电话。

回到家中,我和衣而眠。派出所找我,从来都没有好事情。每次,我都被剥夺自由。近几天事情不少,政治形势错综复杂,顽固派的势力不可低估,吴义龙月初已被关在派出所监视居住并被强制遣送回安徽老家。谁知道他们这次叫我去又会拿出什麽花招来。

关心国家的政治前途,我行使原本属於自己的政治权利,却砸掉了17年的工作饭碗。为了生计,我天亮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如果失去自由,刚刚联系得有点眉目的谋生业务又得泡汤。於是,我决定先避开再说。清晨6点,天下着小雨,我穿上雨衣,再打上雨伞,趁治安值班室的人不注意,快速走出了住宅区大门。这次又得让值班室的人挨克了。他们有一个专门的小本子,记录我每次进出的时间、携带的物品等等,不得有半点疏忽,以免使我“失控”。

联系了业务,我忙了一阵子,感到有些口渴。饥饿加上慢性胃炎使胃部有些不适。我去买了一瓶矿泉水,带着一丝疲惫,在附近公园找了个水泥凳子闭目养神,感受着这依然存在的自由。腰间的传呼机叫个不停,已接到十几次传呼。派出所花着纳税人的钱打个不停。於是我决定回他们一个。

电话接通,陈成泉副所长要我马上去。我告诉他我很忙,没有时间,很抱歉。挂掉了电话,话筒里陈副所长的咆哮声馀音未断。

与这位副所长打交道已经很多次了。他的一些言行我历历在目:去年12月14日下午3点半,他与拱墅公安分局政保科副科长及另两位警察,将我从原单位带走,以“从事民主党非法组织活动”的理由,将我“留置盘问”48小时。在这位陈副所长审问时,我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他笔录无法做。於是他说:“像你这号人,应该套上麻袋狠狠打一顿。”我说:“打人是犯法的。”他说:“我们当然不会打,但其他人打你,我们是不知道的。”

随後进行了搜身。他们收获不少:有名单、通讯录、民主党名片、信件、文章、新朋友的简历等。他们并拿走了我的传呼机、现金、钥匙和裤腰带。第2天下午,他们到我家再次进行搜查,搜走几乎所有的民主党文件,搬走了电脑显示器(注意:不是电脑,不能使用和上网)、收录两用机及140多册书。如果说7月10日的第1次抄家较为文明的话,这次绝对是野蛮抄家了。7月10日,物品被检查过後,除了被扣押的部份,基本上是放回原处的。而这次,家中的所有物品都被翻遍了。床也被翻了个乱七八糟。东西随手翻、随手扔。桌子和沙发上堆成了山。那位陈副所长对我说:“以後,每半个月到你家里抄一次。”“我们派出所还缺台电脑,最好你再去买一台。”派出所缺东西,可以从老百姓家里抄来用,这我还是第1次听说。由於我这次被抓提前进行,出乎预料,非常突然,以至损失惨重。後来回到家中,文字资料已经一无所有。

第3天下午,我被带上一辆面包车,一行5人开往宁波方向。在车上,政保科副科长不断用手机打电话。车到绍兴,转弯开往金华方向。在金华住了一晚。第2天开往江山。在江山,他们未办任何手续进入我父母家,向我70多岁、身患多种疾病的双亲进行恐吓,对他们施加了巨大的心理压力。第3天,车子开往江西玉山,住一天後返杭。这一天我按原来的计划进行了从12月1日开始的第1轮24小时接力抗议绝食。

回杭後,本以为12月17日审判王有才的日子已过,他们会放我回家了。谁知派出所再次通知我继续留置盘问48小时。关在和睦派出所冰冷的四平方的铁笼子里,我两夜未眠。事後得知,这次外出“旅行”花费的2、3千元,钱由我原单位来支付。

1月26日,这位陈副所长再次将我叫去,开口就说:“你想推翻共产党(不知他怎麽知道共产党一民主就会被推翻)。我就是共产党。我要弄得你在化纤新村住不下去为止。”这一次,没有任何手续,我又被限制自由7小时。临走时他还挑衅说:“10天之後,我还要找你。”2月6日,他果然再次将我叫去,声称他有权将我劳教3年。他把我关了一个下午才放了我。3月14日,他再次把我叫去关了4个多小时。我想也许他是在向我警示,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太黑暗了。他怕我懈怠了,忘记了我的使命,失去了为民主事业奋斗的动力。我还真的要感谢他。

多次进出派出所,我有了些近距离观察他的机会。至少有2次,我发现这个“共产党”也在滥用权力和以权谋私:(一)一次,他处理一桩违章事件。本来他决定要对方交纳2,000元罚款。後来,有熟人来说情,罚款500元了事。(二)和睦派出所新配置了一辆桑塔纳警车。陈副所长开回家接老婆、孩子洗澡。也许这类让我了解他的机会以後他还会提供给我。

滥用权力、侵犯人权、不知法律为何物的执法者,在目前的社会并非凤毛麟角。这些人的数量正在一党专政的适宜土壤里迅速扩大、蔓延。可以说,任何人只要拥有支配他人的权力,而这种权力又不受任何制约时,都会出现以权谋私、任意妄为的现象。我们从事民运所要达到的目地,就是要使百姓能以集体的力量限制各级官员滥用权力的行为,使他们只能使用百姓授与的既定权力服务於民众而不能加害於民众。

为了中国,为了我们民族的未来,我和我的朋友们更加感受到了自己的重任。

1999.3.18

作者祝正明是民主党浙江筹委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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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3月15日星期一

接力绝食转到浙江 民运人士吴义龙、毛庆祥为政治权利绝食

(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3月14日消息)中国政府在去年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后,至今未向人民公布《公约》内容,更不允许人民了解《公约》各条款,对于渴望知道《公约》内容的群众,竟然出动大量警力以暴力驱散,这是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理应受到文明社会的谴责。

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希望中国政府和有关方面不要再在违反人权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让人民享受政治权利是保持社会稳定的基本条件。在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刚刚提出建设法治国家的时候,连人民起码的社交生活都被非法骚扰,不得不使人感到极大的遗憾。

全国各省民运人士为抗议有关方面对徐文立、秦永敏和王有才的政治迫害,自98圣诞日开始接力绝食,从1999年3月14日起由浙江省民运人士继续。由于大家踊跃参加,人数远远超过原先所公布的,第一批公布的绝食者名单安排日期如下:

希望大家将时间安排在当日0点到次日0点,参加绝食者必须是完全自觉的行为,如有身体不适,请提前通知下一任绝食者接上,请尽量写下《绝食感言》,联系人可由姓名排列在前者担任。

日 期: 姓 名: 联系电话或传呼:

3月14日(星期日) 吴义龙 0571-6969095
3月15日(星期一) 毛庆祥 0571-6066394
3月16日(星期二) 王荣清 0571-6042826
3月17日(星期三) 李锡安 0571-8014148
3月18日(星期四) 祝正明 0571-8097075
3月19日(星期五) 朱虞夫 0571-6064283
3月20日(星期六) 王东海 0571-7910207
3月21日(星期日) 余元洪 0571-4144995
3月22日(星期一) 王培剑 0571-126-20672809(BP)
3月23日(星期二) 来金彪 0571-6082041
3月24日(星期三) 戚惠民 0571-8854311
3月25日(星期四) 聂敏之 0571-5186140
3月26日(星期五) 萧利彬 0571-6958629
3月27日(星期六) 杨 子 0571-8052206
3月28日(星期日) 池建伟 0571-5151168-22501(BP)
3月29日(星期一) 杨建民 0571-7975280
3月30日(星期二) 洪家炯 0571-6965203
3月31日(星期三) 高天佑 0571-7070700-90320(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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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3月12日星期五

吴义龙被无理遣送回乡 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书面表示抗议

(本刊消息)1999年3月9日下午五时,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成员吴义龙被杭州市公安当局强制送回安徽,其妻子单称峰要求同行遭公安拒绝。

吴义龙自1999年2月26日晚被警方无任何理由“留置盘问”48小时。其后又以“案情需要”为名被“监视居住”在杭州景芳派出所。今天又被强行送回原籍。

吴义龙本是浙江大学硕士研究生,因创建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在1999年1月18日被校方开除学籍,并多次遭到警方的无理骚扰和拘押。对杭州公安当局任意关押民运人士、践踏公民权利的做法,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表示强烈愤慨与抗议。但是,该党并没表示采取什么具体的抗议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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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月26日星期二

吴义龙先生,稍安勿躁

送交者: Annie 于 January 26, 1999 01:49:54:

吴义龙先生,稍安勿躁。被取消论文答辩资格,不是您的耻辱,是浙江大学的耻辱。在不远的将来,浙江大学一定会登门请您接受浙大的学位,因为到时候您这样的人将成为学校的荣耀!只可叹,浙江大学的当权者,阉奴心态十足,为共党助纣为孽,竟忍心玷污浙大的清誉!

宁波大学法律系的方笑凰:当独裁者连你这样的小女孩都不放过的时候,你知道他们的日子不会太久了。方笑凰,你的勇敢令全中国的男儿汗颜!多保重!

国安局的先生们,在您出发抓捕方笑凰之前,为何不摸摸自己的头和胸,再问问自己:我有大脑吗?我有良心吗?我会下地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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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月24日星期日

全国214异议人士百日接力绝食:北京任畹町、马强绝食二十四小时

(记者张苑香香港二十四日电)为抗议中共当局重判王有才、徐文立、秦永敏和张善光等人,北京异议人士、“中国民主党”成员任畹町今天开始绝食二十四小时。

与任畹町同时绝食者还有中国民主党成员、诗人马强。这次绝食是全国二百一十四名异议人士百日绝食行动的一部份。绝食行动在十二月二十四日进行以来,已有六十名异议人士进行绝食,绝食行动原定四月结束,但是由於元旦日再有二十三名记者、导演、作家等加入,因此绝食行动将会持续到“六四”之后。

另外,“中国民主党”成员吴义龙在硕士毕业前数日被浙江大学开除学籍,事件引起朱虞夫、冷万宝、王泽臣等十名异议人士的强烈抗议。他们的矛头并指向前香港新华社副社长张浚生,他现在是浙江大学的党委书记。异议人士表示,张浚生在香港工作十多年,不仅没有将香港的民主气氛带来浙江大学,反而充当镇压“中国民主党”的急先锋。

部分浙大学生对校方非常不满,正在筹划抵制行动。据说,吴义龙先生不仅是一个民主党人,还是一个残疾青年,凭着过人的毅力考取原杭州大学研究生,是一个身残志坚的优秀青年,受到同学们的敬佩。杭州大学现在已经被并入浙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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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月23日星期六

长篇纪实:中国民主党组党事件来龙去脉

金枫

去年春夏一段时间,中国的政治气氛曾一度出现了相当宽松的现象。以六月王有才宣布成立中国民主党为发端,在全国各地出现的一个颇具规模的“组党运动”。克林顿和江泽民记者会的实况转播等都使很多观察家希望,经过八九年天安门镇压之后的多年沉寂,中国的政治改革大有可能重新起动的迹象。

然而,到了十二月二十一日,王有才、徐文立分别在杭州和北京被法院以“阴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十三年,稍后,秦永敏也被武汉市法院以同样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他们三人同时都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三年。消息传出后,令世界震惊。这使得刚刚萌生的“中国政治制度和平转型的一线希望”忽然间破灭了。这无疑是把一切抱着平稳发展,良性互动,渐进改革社会政治善良愿望的人们,重新又推到了对立面。

中国公民集会结社权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三十五条有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中国政府今年早前签署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对公民结社自由亦有明确阐述:“一、人人有自由结社权利,包括为保障其本身利益而组织及加入工会之权利;二、除依法律之规定,且为民主社会维护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宁、公秩序、维护公共卫生或风化,或保障他人权利自由所必要者外,不得限制此权利之行使”。但是中南海用自己的行动,把这些规定变成了一纸空文。

王有才宣布组党石破天惊

三十岁的王有才,原为北京大学研究生,一九八九年大陆民运期间曾担任“高自联”秘书长,与王丹等人并列二十一名被通缉的学生领袖;其后,王有才被逮捕,入狱三年。去年六月二十五日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大陆当天,王有才在杭州宣布组建中国民主党,这在中共统治半个世纪后的大陆带来的震撼,可以用石破天惊来形容。王稍后被捕却又被“监视居住”获释;十一月三十日,王有才与徐文立、秦永敏等人,又一齐被中共当局逮捕。

王有才被捕不到一星期就被起诉。杭州检察院的起诉书中列出王有才的五大罪状包括:王有才起草的中国民主党宣言中提到“只有建立反对党,才能消除暴政”(这句话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王有才为中国民主党的最主要创建者;王有才於七月十日晚企图以茶聚的方式,召集中国民主党成员开会;王有才用电子邮件将十八份建党文件传至海外;王有才在监视居住期间与海外反对组织负责人王策见面,而且,王有才接受境外四千元人民币及美金三百元捐款,用於购买电脑。起诉书指称,王有才於一九八九年后,被判刑三年,为累犯,出狱后又与境外敌对人士勾结,据刑法一百零六条规定,与境外勾结者,从重处罚。

在开庭审判前,王有才的妻子公开呼吁中共公开审判王有才,并允许国际人权组织及媒体派人旁听和采访。至於胡江霞要求担任王有才辩护人,但遭到法院拒绝,法院所持理由是辩护人不可与当事人有利益关系。

中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以外,还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辩护人。下列的人可以被委托为辩护人:(一)律师;(二)人民团体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亲友。正在被执行刑罚或者依法被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人,不得担任辩护人。”胡江霞当时就向法庭表示,王丹的母亲可作王丹的辩护人,为何她不可以为王有才辩护?

很显然,杭州法院不准胡江霞担任王有才辩护人是一种公然执法犯法的行为。

十二月上旬,曾任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秘书的林牧向海外媒体表示,中国大陆的组党条件尚未成熟,但在王有才被起诉以后,许良英林牧等四人立即发表了“呼吁释放王有才的公开信”:

江泽民主席:朱榕基总理: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

今年十一月三十日,浙江省杭州市公安机关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逮捕了杭州市公民王有才,并於十二月三日移交检查机关起诉。我们不赞成组党活动。但是我们认为,王有才的活动并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未危害国家安全,几月以前,中国政府刚刚签署了《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现在又侵犯公民权利,我们都很不理解。希望中央政府和最高司法机关责成浙江有关部门,尊重宪法,尊重人权,立刻释放王有才。署名的有许良英、林牧、蒋培坤、丁子霖。

值得一提的是,此信传到海外的时候,有一段“林牧附记:我们希望:京生、刘青、胡平、育贤、王丹、军涛、刘刚、薛伟、中国人权、励之、宾雁、浩成、绍智、戈扬等迅速给以声援,以解救日内即将判刑的王有才,有些人突出呼吁徐文立,企图树立一个正面的形像,但是当局蓄意打击的是最先组建民主党而且是真正的民运人士王有才。他已被起诉。”

审判王有才引发群众抗议

十二月十七日上午,在杭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王有才的时候,数百名群众在法庭外围观抗议。抗议者包括浙江大学和宁波大学的学生、杭州市工人,市民,下岗人员,以及从全国各地前往声援的民主党成员。据在现场的浙江民主党成员吴义龙的妻子单称峰讲述,一位名叫任兵的下岗女工,手持写着“抗议”的横幅参加抗议活动。任兵被维持秩序的警察带走,横幅被没收。不过,任兵被扣留三小时后获释。

这是中共建政四十九年以来,第一次在“政治审判”时,发生颇具规模的群众抗议示威。旧金山热心中国民运事业的华侨徐英郎感叹,“王有才先生和夫人是非常斯文的人,有点象中国传统的秀才一样。就是这些文弱的书生,秉承着中华民族,千古以来大仁大智大勇的气魄,干出惊天地,动鬼神,千秋不朽的丰功伟业。他这次被判入狱十一年,对他来说,‘求仁得仁’而已。据说,他为了长期坐牢,已先去做了割盲肠的手术。”

据在王有才妻子胡江霞讲,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领事陆彼德专程到了杭州中级法院要求旁听,但被警察拒绝。陆彼德在法院门口与胡江霞见了面,他表示,美国对王有才一案和中国的人权状况始终十分关注。胡江霞说,法庭上共有四十六人出席旁听,包括王有才的妻子和哥哥、妹妹。

王有才看上去身体比较虚弱,但精神尚佳。审判员念完起诉书后,王有才进行了自我辩护。王有才事先准备了发言稿,逐一驳斥“五点”起诉内容。王有才说,组党结社是一个公民的权利,中国政府也已经签署了联合国公约,他只不过履行了一个公民应当拥有的权利。王有才的自我辩护数度被法官打断。法官在王有才自我辩护之后,并未宣布审判结果,就宣布休庭。

王有才受审吸引了一些外国记者,警察后强行没收了外国记者的录音带和胶卷。

徐文立参与组建民主党

徐文立是中国老资格的持不同政见者。他在一九七八年到一九七九年期间因为参加北京西单民主墙而被监禁了十二年。这次也是三位判刑者被判刑罚最高的。据王炳章於去年十二月二日写的“徐文立被捕前一小时与徐文立的通话”中披露,十一月三十日晚八时,与徐文立通话,讨论中国民主党组团赴台湾观选之事。一小时后,即晚上九点,文立便被逮捕。

王对徐文立被捕,并不奇怪。一是中共已经发出警报,二是徐本人也已做好心理准备。在王看来,徐文立的思想自六月浙江组党以来,有了很大的转变。浙江、山东和东北三省组党后,当时王等曾与徐文立联系,希望他来牵头,促成北京民主党的成立。那时,他的态度是“组党缓行”。后来,北京任畹町等筹组了民主党北京筹委会。十一月初,徐文立突然宣布成立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工作小组,并成立了京津地区党部。

对於徐的转变,有人表示不能理解,王却认为是预料中。一则,徐文立本来就有组党的思想基础,早在七九年民主墙时期,徐考虑过组织民主党的事。二则,徐文立原来支持彭明中发联的活动,想以更加中性和温和的方式推动政治改革。然而,中共却对中发联采取打压,当温和的道路被当局堵死之后,趋向采取较为激进是十分自然的。

王炳章介绍,徐文立另一个思想突破,是他起初呼吁中共制定“政党法”,以便使反对党的成立“有法可依”。后来真正在行动上否定中共社团批准制的,是徐文立组织的民主党北京天津地区委员会,是正式的组织,不象其它各省成立的是“筹备委员会”。他说动湖北的秦永敏、陈中和等,起而相应,正式成立了民主党湖北省党部,并进行了选举,产生了湖北省党部的领导班子,去掉了“筹委会”的冠称。徐文立还多次向有关人士建议,应推动其它各省市的民主党立即“转正”,抛掉“筹委会”的“冠称”。徐文立的转变,由“不结社”、“缓结社”、“缓组党”,到“快组党”、“组正式的党”。王炳章称其“是个勇者!”当然也有人对徐文立的这种转变感到蹊跷,在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香港报纸上的一则报导,标题就是“徐文立任畹町争当民主党魁”,说中国两位着名异见人士徐文立和任畹町为争夺“中国民主党”主席之位而闹翻。任畹町昨日发表声明指责徐文立过分追求权力。这次是“中国民主党”筹委会组成以来首次出现内讧。任畹町发表声明指责徐文立计划利用党内势力建立北京的支党,这是他为了获取权利而利用他人,并在声明中指徐文立为“非党员”。对此,徐文立则透过电话作出反驳,他指任畹町自九月被公安扣留问话及警告后,曾公开声称他将不会继续尝试组党。徐指责这是“弱者的行为”。

十二月二十一日法院为徐文立指派了一名叫莫少平的律师,代表徐文立作辩护,据莫律师介绍,审讯过程中,徐文立拒绝回答检察官以及法官的所有提问,仅对自己的辩护律师的问题作出回应,在庭上,辩护律师在差不多一小时的总结陈词中,只着重为徐辩护有关徐会见境外记者、流亡的工运领袖韩东方、收受境外捐助等罪名。

徐文立在十二月二十一日被中共非法判处十三年的重刑后,在北京市看守所与妻子贺信彤见面交谈了大约三十分钟。徐向贺表示,他坚决留在国内,哪怕坐牢时间再长,哪怕将牢底坐穿、哪怕死在大狱,也不会接受中共出国流放的安排。徐表示,坐牢对他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他将利用再次坐牢的机会,整理一下思绪,多读些书,写些文章。

据报导,徐被北京法院判处十三年有期徒刑后,“带着手铐”写了一封信通过律师转给他的妻子,信中说,“对我所谓的公开审判,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政治迫害的手段”。因此,他强调,“首先,我不回答任何问题;其次,我不为自己辩护;第三,我不向高院提出上诉。这是一种反抗政治迫害的沉默抗议。”

据“华盛顿邮报”报导,徐文立在获知判决结果后,只要求妻子转告女儿:“好好把书念完”,并表示如果自己死在狱中,只要为他种一棵树就好了。他的女儿徐瑾如今正听从父亲的指示继续攻读研究所,但也尝试在美国进行营救父亲的活动。徐文立遭到判刑当天,徐瑾在纽约就对当地记者表示:她父亲已经在狱中度过了十二年又四十七天,如今又被判十三年,徐文立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希望中国大陆早日走向政治民主。

湖北民主党公告成立五天秦永敏被捕

四十四岁的秦永敏是一九七八至一九七九年大陆民主墙时代的民主运动人士,一九八一年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入狱八年。一九九三年十一月,秦永敏与刘念春等九人共同起草“和平宪章”,结果被判劳动教养二年,在劳教所内被犯人殴打,导致左睾丸破裂。今年秦永敏不但积极投入中国民主党筹组事宜,他也组织了了人权观察,并多次尝试向有关部门申请登记注册,於十一月三十日,被中共公安人员逮捕。

就在他被捕的前五天(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国民主党湖北省党部发布成立公告:“鉴於组党结社是我们的天赋人权,鉴於中国政府已签署的联合国有关人权公约中明确保障一切人的组党结社权利,鉴於中国大陆现行法律中没有禁止公民组党的条款,鉴於中国大陆尚没有《政党法》规范组党行为,中国民主党湖北省党部经广大同仁的推选,决定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正式成立。”该公告特别提到“本党部所遵照的中国民主党临时党章为严家祺先生起草,该临时党章拟提交中国民主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修改,决定。”

他们除了全文公布严家祺起草的中国民主党临时党章,也同时还发布了“中国民主党誓词(临时)”,及民主党湖北省党部主要负责人的名单,秦永敏先生任发言人。

在王有才走上法庭的同一天,湖北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秦永敏也进行了审判。据出席旁听的秦永敏弟弟讲,起诉秦永敏的“罪状”包括筹组中国民主党、创办“中国人权观察”、并向联合国递交人权报告、与海外“敌对组织”联系等。秦永敏在法庭进行了自我辩护。

在宣判结束后,秦永敏的哥哥秦晓光向“法新社”记者表示,他因为迟到五分钟而被禁止进入法庭。当法庭宣判后,秦永敏被带出法庭时,他隔着门大叫,“秦永敏,罪名是什么,多少年?”秦永敏则在法庭内大喊,“颠覆国家政权罪,十二年。”秦永敏还说,“我不会对判决提出上诉,因为我瞧不起这个法庭。”接着,他们就把秦永敏带走。

对於秦永敏被判处十二年的重刑,秦晓光说,“我们对此判决并不意外,因为我们知道根本没有公平可言。”秦永敏八岁的女儿,得知父亲不能回家的消息后,写了一封信,希望大家能救救她父亲,在海外媒体刊登以后,令人不胜唏嘘。

国内民运人士并没有被吓倒

据报导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成员朱虞夫透露,他二十日无故被公安当局“请去”问话,被纠缠了几个小时。放回家才获悉王有才被判刑的消息。原来,中共公安当局怕宣判王有才时民众有抗议活动,才把浙江民主党人都看押起来。朱虞夫认为,真正害怕的,是中共独裁者,不是民主党人,中共用判刑的办法也吓不住民主党人。因为大家都做好了付出代价的思想准备。他已经和家属交代清楚,做好了随时被捕、坐牢的准备。

另一位成员吴玉龙二十一日晚被中共公安从家中带走,公安人员在没有出示搜查证的情况下,还对吴家进行了抄家。吴义龙的妻子单称峰透露,吴义龙被带走时,她问警察吴明天可否回来,警察回答说:“不一定。”吴义龙在被捕前曾表示,中共连他们这么温和、理性的民主党人都不能容忍,说明中共执意对抗政治改革,欲将改良的道路堵死,这对中共、对中国人民都没有好处。

中国民主党北京天津地区党部付主席高洪明称,在审判党部主席徐文立的当天,中共将一批民主党人和徐文立的朋友全部监禁起来,说明中共内心极为恐惧。高洪明认为,中共对徐文立进行审判,目的是想吓住其他民主党人,但是中共的目的是达不到的。高洪明认为,中共对民主党的审判,其实大大提高了民主党的声望。事实表明,中共镇压所得效果,正使得中国民主党在社会上的影响迅速扩大。据称,浙江杭州在审判王有才后,大批人士与浙江民主党成员联系,希望加入中国民主党。

十一月二十一日,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暨十二省市筹委会发表“关於当局限制公民权利打压浙江民主党的紧急声明”,提及二十一日浙江党准备召开本省及上海党会议并准备了会议地点。这次警方打压不仅是针对这个会议的,而且也是针对建立民主党全国筹委会的。因十一月十日受全国委托由浙江党操作,联系全国,五十余人共同签署了权威性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注册公告,并决定经全筹会民主程序集体决定下设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组,当这一工作尚未进行时,发生了警察的骚扰迫害事件。为此提出严正抗议。并要求,无条件释放民主党党所有成员,送还抄查物品。声明落款的是: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暨北京、四川、贵州、河南、湖北、湖南、黑龙江、吉林、辽宁、山东、上海、浙江筹委会(按拼音顺序),执笔人是任畹町。

民主党首次党大会遭警方阻止

中国民主党来自各省的党员,原先准备十二月五日在辽宁召开首次党大会,但却受到警方阻止,多名异见分子经当局扣留了四十八小时之后,已经获释。据报道,虽然十二月五日当局释放了辽宁鞍山王泽臣、王文江及孔佑平三名中国民主党成员,但在大连警方又於十二月五日晚将曾在徐文立办公室工作的中国民主党成员刘世遵带走。同时,公安在全国范围内严密监视中国民主党成员,仅五日当天就在四川、贵州、吉林、浙江、辽宁等地,有至少十名异见分子被公安警告无事不要外出,而这些人一出门即被跟踪。

据外电报道,获释后的王泽臣说,他们已计划上周六在辽宁举行中国民主党的第一届大会,但警方制止他们前往开会。据称,自十一月三十日当局宣布中国国民党为非法组织,并先后逮捕徐文立、秦永敏等党内多名活跃分子之后,王泽臣与王文江搜集了一百一十九个签名,要求当局终止对他们的打压。湖北的陈忠和也表示,他与一名姓萧的异见人士亦已经获得释放,但他们仍要求当局释放另外三名仍然在押的异见者。

在六日,中国民主党作出了重大行动,由十三省十四名中国民主党成员组建了“全国救援协调联络小组”来营救徐文立等。河南郑州的中国民主党成员安宁,从六日早晨八时开始绝食二十四小时,强烈要求释放王有才等人。安宁为北京大学学生,九二年因参加地下“中国民主自由党”

而被判刑五年。目前声援王有才等人的组党运动,抗议中共镇压暴行的一场接力绝食活动,正在有声有色的展开,这个活动甚至也吸引了一批自由艺术家的加入。

在《世界人权宣言》签署五十周年纪念日,吉林、辽宁、黑龙江的冷万宝、王泽臣等九位异见人士委托海外人权组织致信联合国人权专员罗宾逊夫人表示,在世界各地都在纪念《世界人权宣言》的日子,中国王有才等依该宣言宗旨活动的人却面临审判,这说明中共藐视这一宣言。异见人士希望罗宾逊夫人关注中国人权,敦促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采取实际有效的行动迫使中国遵守人权公约的承诺,释放王有才、徐文立、秦永敏等。

香港大律师公会对王有才等被判重刑深感遗憾。港民主党举行游行示威活动,促释王、徐、秦三人。香港学者认为中共判处王有才等人罪名不当,组党不等於颠覆。政论家杜耀明认为,北京扼杀公民权利,将延误统一大业。《苹果日报》社论则指出“重判异见人士是开人权公约玩笑”。《明报》评论则认为“北京的严冬又来了”。

香港时事评论员刘锐绍认为:中国共产党要百分之一百安全感和绝对管治,即使有微细的风吹草动或内部温和的体制改革建议,他们还未有信心接受……如果是个开明的政府并拥有现代管治技巧,他们应该在某情况下让人民宣泄,相反,堵塞气孔只会造成炸弹效应。

抗议中共海外民运奋勇争先

十二月十四日王丹和沈彤等,前往美国政府及国会展开游说活动,以争取美国施加更大压力促使王、徐、秦等人的释放。当天下午,王丹与美国国会一些议员,还在国会山前联合举行记者招待会,谴责中国目前在人权上的大倒退。王丹表示,美国国会已有非常多的议员赞同采取最强烈的姿态,谴责中国对异见人士的镇压。

十二月十六日,当王有才等被审判的消息一传出,正在欧洲议会访问的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当即宣布绝食24小时,由民联阵-自民党与其他民运人士发起的“为王策,王有才,秦永敏等被捕民运人士向中共政府举行24小时绝食接力抗议”活动,随即也在欧洲议会所在地法国的斯特拉斯堡宣布正式展开。魏京生是在撒哈洛夫人权奖十周年纪念大会的颁奖餐会上宣布的,并立即拒绝进食除清水外的任何固体或液体食物。魏京生此举立即引起全场轰动。与会各国代表除慰问魏京生外,并对日益恶化的中国人权状况表示关心,同时希望被捕民运人士能早日获得释放。

此次每人24小时的绝食接力活动,是向中共政府抗议,并提请国际社会注意:遭中共拘捕的由海外回国的王策,李力,南宪,以及国内的王有才,秦永敏,徐文立等民运人士。绝食人士在24小时内除清水外,将不进食任何含热量的食物。为了在中国走向民主化的道路上留下吉光片羽,每位绝食人士将写下简短的“绝食感言”,作为历史的纪念。绝食活动按计划分区进行,每区一个星期。共有纽约,华盛顿,洛杉矶,旧金山,加拿大,日本,香港,德国,法国,荷兰等欧亚及大洋洲各区。

王有才等被判刑的消息传来时,王丹等二十三名流亡海外的八九学运领袖,也发表声明指出:中国当局此次严厉镇压民间组党浪潮,是中国人权状况的大倒退,证明当局以前采取的貌似宽容的做法是虚伪的,本质上讲,中国政府仍顽固拒绝国际公认的人权准则。

自浙江省杭州法院十七日审理王有才开始,中国民主党纽约临时总部发起声援,联名海外民运人士致函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高级专员罗宾森女士,要求调查中共践踏人权的情况。王希哲以“中国民主党海外筹委会”的名义联名发表控诉函给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高级专员罗宾森女士,控诉中共的暴行,信中说明秦永敏等人的“罪名”只是行使联合国人权公约有关结社与言论自由的基本原则,因此,中共审判的不仅是两个无辜的中国公民,而是同时审判人权的原则、民主的精神、及它刚签署的联合国公约。

该信还表示,中共在签署联合国人权公约之后,事实上大陆的人权状况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更加恶化,徐文立、王有才,秦永敏等人的案例就是证明,中共签署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之后,被“非法”拘留与逮捕的民主与人权倡导者已多达一百多人次。海外民运人士,要求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派小组或人员到中国大陆签约后违反联合国人权公约的情况进行调查,特别是到中国各省会见筹组中国民主党的人士进行了解。

华盛顿的自由中国运动致信克林顿总统和美国国会,指出在签署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之后不到三个月,中共独裁者的行动把他们的真实面目清楚的暴露在国际社会面前:这个世界上仅存的极权帝国压制自由民主、违反其在公约之下的国际义务、威胁地区安全与世界和平的专制本性并未改变丝毫。中共政权不负责任的行动也向全世界清楚的表明,它已经完全辜负了克林顿政府的信任,使世界领先的宪政民主的美国与“宪政式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战略夥伴关系”成为国际关系史上的笑柄。呼吁国际社会抛弃“中国人权状况改善”的幻想,采取行动并对中共施行贸易制裁。

王希哲等海外民运人士於十二月二十七日开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绝食示威。他们在事前发表的“绝食抗议声明”中问道:为什么冷战结束了,共产党的阶级斗争,一党专政的思维却要坚持,不愿意结束呢?共产党为什么总要把一切和平从事言论、出版、结社活动的人们视为敌对势力,连“萌芽”都要消灭呢?“一个国家政权为了欺骗联合国,为了欺骗世界人民,不惜用签署庄严的联合国人权公约为陷阱,诱使它的人民‘犯罪’,这本身是不是一种国家犯罪?犯罪的这个国家政权——中国共产党法西斯政权,应不应该受到联合国和全世界人民谴责和制裁?”

中国民主正义党发表声明指“江泽民选择作最后一个刽子手。这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全民族的悲剧。‘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历史的车轮决不会因为江泽民作了可悲的选择而停止转动。民主的阳光必定照耀中国的大地!”

国际舆论齐声谴责中共镇压民主党

中国政府以肆无忌惮地镇压异议人士和中国国内的民主党人的行为,来纪念联合国人权宣言签署五十周年。西方国家立即作出强烈谴责。

其实,在中共这一波的镇压行动刚开始,美国国会中国工作团共同主席波洛西和众议院少数党领袖盖哈特立即发起,由五十三名众议员和两位参议员联署了一封致克林顿总统的信。信中要求克林顿总统重新为中国的人权奋斗。美国舆论也要求重新评估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并要求政府在今年的联合国人权会议上,重新提出谴责中国人权状况的提案,并重新检讨给中国的最惠国待遇。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弗里在记者会上宣读一份由助理国务卿托尔伯特签署的声明,称“美国政府深刻谴责上述宣判,”而且对有关法院审讯草率、判刑过重“深感不安”。他指出,王、徐、秦等人似乎只是意图组织新的政党,而这是在和平表达政治理念。根据中国已经签署的公民暨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国政府必须保护人民和平表达政治理念和结社的权利。

弗里也表示,美国认为与中国的关系对於全球和区域和平稳定及其他美国利益都很重要,但美国将继续对类似侵犯人权的严重情况“发言”,并“继续视强化中国人权为我们政策的关键要素”。他还说,美国也将透过华府和北京的外交管道向中国表达这些关切。美国驻华大使馆发言人指出,徐文立被判长期监禁乃“错误决定”,美国政府“对徐先生被判有罪及将服重刑感到非常失望”,“希望北京中级法院的此项判决能被推翻”。美国使馆又在一份声明中称,没有人可以因为行使国际承认的自由(包括那些在中国也签署了的《联合国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包含的自由)而被逮捕。

法国外交部前日发表的声明特别强调中国两个多月前才签署“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於向国际社会宣誓将遵照有关条款保护本国民众的人权。因此,“任何违反公约内容的行为皆不再是内部事务。”

德国外长菲舍尔对两位中国民运人士被判重刑表示愤慨,指判决令人“完全不能接受”,“中国公民因登记成立一个民主政党而被认定有罪,我对此感到震惊”。这位德国外长并警告,中共此举可能威胁将来德国与中国在人权方面的对话。他又呼吁中国立即释放徐王两人。西方分析人士估计,菲舍尔十二月初因会见魏京生而招致中国抗议,现在他又对王、徐两人判刑的指摘很可能使双边关系进一步降温。

英国外交部次官法切特昨日在伦敦就此事发表评论时,同样表示“震惊”和“失望”。英国首相贝理雅上月访问中国时,尚对中国签署两个有关人权的国际公约表示肯定,而且为其政府坚持与中国接触的政策辩护。

稍后,欧美国家采取了进一步的联合行动抗议中共迫害。德国外交部发言人艾特曼在十二月二十八日说,欧洲联盟及美国等国外长已对中共镇压政治异议人士的作法表达抗议。由德国外长费雪领衔的这项抗议,呼吁北京释放最近数周内遭到判刑的几位异议人士。德国外交部发言人说,这些抗议已於十二月二十三日向中共外交部正式提出。

西方舆论界认为,中国法院的判决对美、英等国政府的现行对华政策不啻当众羞辱,更令他们难以面对本国议会和选民。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罗宾逊夫人在日内瓦呼吁北京确保公民的基本人权,包括享有公平审判的权利。她在一份声明中说,她一直在跟进上述三位中国异见人士的案件,而且曾致信中国有关当局,“促请他们允许国际观察员旁听审判。”“我亦表示支持所有确保公平审判的措施,”

她说,“并得到中方提供审判过程书面介绍的承诺。”她还说,“我将继续呼吁(中方)尊重国际公认的思想、言论和结社自由,以及享有公平审判的权利。”

国际特赦组织的声明指出,北京、杭州等地法院对异见人士的仓促审判,暴露出中国司法制度有名无实,与国际公认的准则背道而驰。总部设在美国的人权观察组织前日亦发表书面声明,指中国政府以重刑对待异见人士的和平努力,使其在国际人权公约上的签字一钱不值,将永远失去国际社会的信任。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向全世界报导了有关中共审判异议人士的消息,另外,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等美国一些全国性大报也报导了有关消息。一些总部设在美国的民运组织纷纷发表声明,举行绝食抗议活动,抨击中国政府镇压持不同政见者的行动,声援王有才、秦永敏、徐文立等人。

李鹏放话:“绝不容许出现反对党”

“六月以来,民主建党问题再一次提上日程,国内民运呈现出良好前景,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国内已发展到十二个省市。这表明中国民主的实现日益临近了,中国政治现代化汇聚她的仁人志士组成坚固同盟的时刻到来了。这是民主派成熟为组织化独立政治力量的信号。”不过,严酷的现实,必须要求民运人士进行冷静的反思当初的这种判断。

官方《人民日报》在十二月一日报导国家主席江泽民结束俄罗斯、日本访问返回大陆。在同一天,官方新华社发表了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鹏有关“绝不容许出现反对党”的谈话,并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刊载。

而这次采访据报导是在十一月二十三日进行的,当时德国《商报》记者思立志问:我想明确一下,是否说在中国没有成立新的政党或团体的馀地?

李鹏说,我们要接受历史的教训,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在一个晚上可以成立几千个政治性组织,乱得不得了。这种情况不能重演,因为这对国家、对人民没有任何好处。我们有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制度,人们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商报》记者又问,对於那些与你们意见不一致的中国人,你们将如何对待?对於那些想成立非政府组织的人,你们拿他们怎么办?李鹏答,要看这些组织的性质如何。如果是反对中国的宪法,反对国家的大政方针,例如,反对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反对国家的统一和独立,反对维护社会稳定,主张搞多党制,否定共产党的领导,那就不允许他们存在。如果是在某个领域成立从事对社会有益活动的社会团体,经过依法申请批准注册,是允许的。

在这次访问中,李鹏在谈到新政党的问题时说:“如果此举旨在导向多党制,并且动摇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这是不容许的。”李鹏否定西方式的民主和多党政治。他告诉德国记者:“中国推进民主和法治,但是,我们不会采用西方的权力分散、多党制和私有化来达到目的。”记者请他对新政党发表评论时,李鹏说:“如果西方记者在发表见解时有违其本国的宪法,或是缺乏了解,那是可笑的。”“如果他想把自己国家的宪法强加於别的国家,那就更可笑了。”

众所周知,李鹏在“六四”血腥镇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当时就是由他宣布在北京实行戒严的,所以乘江泽民出访之际,他借接受外国记者访问发表的这番谈话,实际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信号,此后中共公安人员迅速展开行动。

“中国民主党”从宣布成立,到创始人王有才被捕已有五个月的时间,当时因为陆续有美国总统克林顿、英国首相布莱尔、法国总统亚斯平与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高级专员罗宾逊女士到访,中共为建立国际形像而未镇压异议人士。中共也在这些重要的国际政坛人物访问后,於十月五日签署了联合国“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一般认为,从江泽民结束访日到今年四月朱熔基访美,中共已经没有重要的外事活动,加之国际舆论把焦点都集中在克林顿丑闻和美英与伊拉克的冲突上(上一次伊拉克引发的中东战争危机,曾也给中共提供了回避国际舆论焦点大肆镇压民运人士的机会),因此中共选择在这段时间进行逮捕行动。

江泽民亮出全面镇压组党运动的信号

十二月十八日,江泽民在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大会上,讲了一小时零十五分钟话,其中强调,要始终警惕国际国内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和分裂活动。任何破坏我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行为,都是违背中国人民的意志和根本利益的,不论这些破坏社会安定的因素来自哪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并坚决把它们消除在萌芽状态……。

此间的观察家注意到,江泽民在做这番讲话的时候,尽管已经与李鹏对德国记者发表谈话相距二十五天了,但是他的用词和语气要比以僵硬保守着称的李鹏还要严厉,江泽民的讲话也许并不仅仅是出於对左派的妥协让步,在新一轮的权力斗争中,他们正在展开着一场看谁更强硬的比赛。

在王、徐、秦遭受审判后,江泽民又於十二月廿三日在全国政法会议上表示,中共明年将持续镇压反对运动。这是他六天内第二次发表强硬谈话,他誓言粉碎对共党统治的任何挑战,保持“社会安定”。他也要求官员要“讲政治”,这是遵守党意的委婉说法。他在这项对高级执法官员发表的谈话中使用了毫不妥协的言辞,这些话在过去一年半来比较不常听到。

江泽民的严厉语气,凸显了王有才等组党人士被以颠覆罪名遭到草草审讯和判刑的事件。为了强调共党不容异端的态度,官方《人民日报》都刊登了王有才、徐文立、秦永敏三位民运人士分别被判处十年以上长期徒刑的简短报导。中共官方媒体一向很少提起民运人士,这些报导不啻是对大陆十二亿人民的警告。

江泽民指出,明年是中共建国五十周年,澳门也将回归,因此,要确保社会政治稳定。他重新要求,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稳定是压倒一切的”这个重要原则,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江泽民特别指出,要加强对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他们自觉抵御国内外敌对势力进行渗透破坏活动的意识和能力。任何破坏稳定的因素,只要一露头,就要坚决把它消除在萌芽状态。这是中共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一条重要的成功经验,必须加以坚持。

目前大量工人失业、贪污腐败盛行,民怨很深。而1999年不但是八九镇压十周年,也是包括国有企业改革在内的很多改革措施是否能持续顺利进行的关键的一年。在此世纪之交,如果放松控制,社会积怨、不满会像火山一样在各地爆发,造成大规模社会动荡。有评家认为:江泽民的讲话是对组党运动发出了全面镇压的信号。

经验教训尚待反思总结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当局一方面大肆迫害异议人士,另一方面,几乎在同时又释放了着名异议人士刘念春,允许他以所外就医的名义和妻子储海蓝以及女儿一起前往美国。魏京生分析了中国政府一边抓人,一边放人的现象,认为这是混淆国际舆论的一种烟幕。继续以“判刑、流放”的方式处理王有才等组建中国民主党的人士,实乃中共的“人质外交”的继续。随着近日刘念春等来美,中共的“人质库”已显空虚,急需补充新的人质。王有才等可能都会成为中共“人质外交”的牺牲品和筹码。所以徐文立表示不会接受中共做为人质外交筹码、流放出国的安排,在一些海外民运人士眼里“具有重要的宣示性意义。”

过去多年来,海外民运一直遭到“山头林立”的批评,把精力都消耗在无畏的“内斗”上了,但是每当国内发生大的事件的时候,基本上还能在表面上“团结一致”把矛头朝向北京专制者,只是在外界的压力减弱的时候,民运的“内斗”才渐渐回温。眼下必须正视的一个现象是,在组党运动的带动下,海内外民运在走出谷底的同时,各种矛盾也同时升温,甚至出现了白日化的趋势,在王、徐、秦刚刚被宣判,最需要各种支持帮助的时候——也是揭露批评中共专制政权最好的时机,却有人为了争名争利“大打出手”。

在这里,不但要总结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每一具体步骤的策略,也的确要每一个把自己真正当作民运人士的人不断提醒自己,你把“枪口”对准了谁!在作出每一个决定的时候、在采取每一个行动的时候,起码都要问一问自己,这到底是有利於民运发展的,还是可以给对手——中共专制者有机可乘的?更何况,生活在民主自由环境中的海外民运人士,即便你可以不管三七二十一的行使自己的自由权利,那还得遵守这个环境赖以存在的游戏规则吧。在你无法按照自己意志创造新的游戏规则之前,除了遵守原有的游戏规则,别无选择。这是一个民运人士基本素养和常识中的应有之义。

http://www.bignews.org/990123.txt

1999年1月20日星期三

中国公民就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把为让公民获得更多信息的林海先生判刑及吴义龙因组建中国民主党被开除学籍一事发表声明

肖利军等人

获悉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林海先生为让公民获得更多的信息来源──即把一些网民的地址传到海外一事,定性为用电脑网络煽动颠覆政府的罪名并被判刑两年的做法,我们对此身感惊异和予以谴责。

我们认为地方当局通过镇压方式来阻碍公民获取更多知识信息的知情权的做法,是不明智的,这同时也与中国将要与迈进知识经济时代的步伐是不协调的。为此,我们希望地方当局撤消对林海的错误判决,遵守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刚刚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做出的承诺。不要让国际社会产生在中国将要迈进知识经济时代之时,中国政府的能力不至于脆弱的连中国公民享有获取更多知识信息的知情权都承受不起的现象,并希望中国政府要相信中国人民有判断和处理知识信息的能力。

又就浙江省地方大学因吴义龙先生组建中国民主党之故,而被校方开除学籍的做法,表示困惑和忧虑。我们认为学校是授业解惑、为人师表并享有一片净土盛誉的地方,不应该沦落成为政府排除异己的工具。这样做的结果,将导致开启明智及充满新鲜空气的殿堂,成为一潭没有生命活力的死水。为此,我们作为中国民主党成员,希望学校本着为国家、社会培养有用的人材的精神,恢复有独立思考及见解的吴义龙先生的学籍,尊重其应享有的受教育的权利。

黑龙江:肖利军
辽宁:王泽臣
吉林;冷万宝(执笔)

1999年1月20日于吉林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0&post=446197

浙江大学研究生吴义龙因参与“中国民主党”活动被校方开除

【北京二十日美联社电】据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透露,浙江民运人士,也是“中国民主党”成员的吴义龙,在即将结束研究所学业,获颁硕士学位前夕,突然遭到就读的杭州大学开除。

由於今年适逢“六四”事件十周年,杭州大学此举立刻引起一阵臆测。

一般认为,吴义龙被开除学籍,应该是和他曾协助王有才等人筹组“中国民主党”浙江支部有关。王有才因本案被判十一年,他在口供中曾提到吴义龙。

据表示,吴义龙是在昨天由杭大校警陪同,赴学校教务处和有关人员晤谈。校方表示,决定开除他是由於他参与了“中国民主党”。

http://www.bignews.org/990120.txt

1999年1月19日星期二

胜利终将属於中国民主党——访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创建者姚振宪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九日抵美的上海着名异议人士姚振宪是中国民主党上海筹委会和全国筹委会的重要创建者之一。在过去近十年的民运活动中,姚振宪和他的家庭曾以“民运资助人”的身份接济过无数落狱的民运人士的家属,并变卖家产先后出资支持过“人权呼声”全国委员会、上海人权协会以及去年成立的中国民主党。抵美第二天,姚振宪便在“国际人权行动联盟”的安排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会议厅举行记者会,强烈谴责中共当局拘捕、审判中国民主党各地成员,并揭露曾经关押过他的上海市第一劳动教养管理所强迫劳教人员生产adidas足球等出口产品。一九九九年新年伊始,姚振宪又风尘仆仆再度前往华盛顿出席美国国会所举行的听证会,就中国民主党事件作说明报告。本刊特约记者波歌在纽约对他进行了专访。下面是这次采访的部分对话。采访时间:一九九九年一月中旬。

“民运资助人”不求索取

问:姚先生,大陆民运界朋友都知道上海有个“姚家”是“民运大家庭”,整个家庭的人不分男女老少都前仆后继支持民运,并且接济过不少被捕入狱或被迫失业的民运战友及其家属,所以许多人包括公安当局都将姚氏兄弟称为“民运资助人”。我想请您谈一谈你们“姚家”的情况。

答:我们一家有兄弟四人,哥哥姚振义在钢厂当工人,我是老二,经商办厂搞个体,下有两个弟弟姚振贤和姚振祥,姚振贤在中国青年旅行社上海分社工作,姚振祥在去法国之前承包“华联工程队”,一九九六年闯关回国被捕,至今仍被关押在江苏省大丰县境内的上海市第一劳动教养管理所二大队二中队。我们四兄弟都成了家,孩子也都大了,妻子对我们搞民运不仅理解,而且支持。只要我们兄弟中有一个被捕,整个家庭的人都会齐心协力奔走营救。由於经商,家里经济比别人宽裕些,所以我们以前常帮助一些有困难的民运人士。这些事都已经过去了,我也不想多提,现在我来到美国,以前得到我们家帮助的人也反过来帮助我们,如鲍戈和林牧晨等朋友自己也很困难,却执意接济我们。

问:您太客气了,希望您能多谈谈自己是如何被称为“民运资助人”的。

答:其实也没什么,有的民运人士被逼下岗、失业,我就安排他们到我公司干,甚至个别民运人士的妻子也在我公司领过工资。每当他们印材料或去外地活动缺钱,我就尽量给足他们。九五年有一位民运朋友的妻子在我家向国外发传真、打电话,几天里就花去几千元。这次筹建中国民主党筹委会,我把几年前买下的一套商品房卖了,到各地走了一圈,把钱分送给最需要经费的同志。姚振祥也帮助过不少民运人士,他的妻子朱雅萍还长期领养一位在美异议人士的孩子。谁都有困难的时候,能够对别人有所帮助,自己也就有了价值。

问:当您和弟弟被判劳教以后,你们的家属有没有向国外有关人道援助机构申请过什么诸如医疗费、人权奖、慰问金之类的钱?

答:没有。我们搞民运本身就应该是一种奉献和牺牲,而不是为了索取。比我们更困难的人总是有的,不妨让他们多得一些。将来我们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和诚实的劳动也会生活得很好,而且我们还会象以前一样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别人。现在到了国外更要讲人格和国格,这样才能得到别人尊重,自己心里也坦然。民运在海外要有好的形象,需要民运人士多奉献少索取,更不能以各种神圣的名义去捞取好处,而愚弄别人的同情和支持。

为黑暗的社会感到难过

问:您的品格和精神实在令人感动。请介绍一下您的过去以及最初对中国社会现状的认识。

答:这个说来话长。我是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八日出生的,父亲姚钟声是上海无线电九厂的工人,母亲马美金身体不好,在家带孩子,那时我们家境贫寒。一九七一年我初中毕业后被分到上海郊区崇明县前进农场十六连种田。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初中基本未学数理化,只读毛泽东的“老三篇”,共产党真是毁了我们这一代青年。到了农场后,亲眼见到农场领导瞎指挥,不顾自然条件下令种双季稻,结果是多种多亏,劳民伤财。

农忙时我们每天只睡三、四小时,干活慢了便会挨批斗,由於不堪凌辱和迫害,“五七连队”等几个先进连队经常发生自杀事件。有人逃回上海,连队就派出民兵去抓人,抓回后先关押后“强劳”,“强劳队”一般专干抬石等重活。那时的政治控制完全是法西斯专政,记得有人敲墙时不慎震落了毛泽东像,或者在写黑板报时将“大跃进”误写在“大跌进”,竟然都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而那些整天喊革命口号教训人的干部,有的背底里干尽坏事。

问:真是暗无天日。那么,您是什么时候离开农场的呢?

答:一九七二年十二月我当了兵,先被分配到东北吉林市孤店子机场空军四十三师集训,第二年八月便到东丰县空军128团任机械员,维修米格15战斗机。想不到革命军队也象农场一样黑暗,一些高干子弟仗势欺人,到处耀武扬武,寻衅滋事,还跑到附近村庄偷鸡抢猪,打架斗殴,使军民关系恶化。那时军队里就有嫖娼和“包二奶”的现象,我们师的127团机务大队有个教导员去长春出差勾上一个“马子”(女流氓),还公然带回宿舍姘居,而把自己的老婆扔在农村。部队的女卫生员、女文工团员、女文职机要员如果被某个师团级干部看上,党组织便会反复对她做“思想工作”,要求她“服从革命需要”。当年叶群不就是被林彪用枪逼着委身於他的嘛。我们部队还发生过好几宗驾机投“敌”的事件,飞行员驾着飞机逃往苏联和台湾。这样的军队可想而知一定军心涣散。

问:叛逃或许是当时唯一可行的反抗形式。您总共在部队里呆了几年?

答:三年。一九七六年三月我退役回上海后,被分配在市煤炭公司下属的龙华煤场油库当操作工。一九八四年我向单位递交了辞职报告,申领了个体工商执照,业务经营项目是橡胶粘接,专门给工矿企业的输送机上的输送带粘合接头。等我积累了一些资金后,我便承包江苏昆山花桥镇漕村泾村针织服装厂,自产自销服装并长途贩运到西安、安徽等地,同时,又在上海静安寺和金陵路商场租柜销售服装。一九八九年,我在上海大木桥路鲍戈家门口开了一个“影联电器修理部”,一九九零年以后又同南京军区航空工程部驻上海的118厂军代表室合办“三益电器技术服务部”,一九九一年又同“二炮”驻上海的三产合办“虹峰技术服务部”。有军方作后台,工商所、税务所、市容三整顿办公室、交通警、电器质检部门等衙门就不敢来找岔子勒索、盘剥,否则谁吃得消他们巧立名目雁过拔毛。有一次顾客打伤了我们一名修理员,军方接到我们的电话后不久,王三全上校立即奉命率数名军人开着吉普车前来助威,听候我们调遣,派出所所长见状连忙赔不是,答应立即惩处肇事者。不过,军方每年年底总要“狮子大开口”,截留我们数万元“所得税”,逢年过节还要我们出资给二十多名军代表每人送一份礼物,平时他们也会将一些吃喝花用拿来我们公司报销,军队腐败可见一斑。我常从内心深处为这个黑暗的社会感到难过、愤慨和忧虑。

接受民主运动的洗礼

问:您的感受一般民众都有同感,但是您没有逆来顺受,最终踏上一条争民主、争自由的不归路。请问,是什么事情改变了您的命运,使您从此投身於民主运动?

答:应该说一九八九年“六四”对我的触动最大。那是一场全民性的反抗共产党统治的运动,不仅仅是学生、工人参加,而且许多共产党干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都走在游行队伍中,几乎所有人都在骂邓小平、邓朴方和李鹏,希望他们被判刑。当镇压行动开始,人们却都希望被通缉的学生能够逃走。每当我看到报上出现学生被捕的消息,真是心如刀绞,恨不得能立即找到那些学生的父母,安慰他们不要难过。从那时起,我和全家人对民运人士肃然起敬,同情他们的遭遇。当我听说“上海人权协会”的会长李国涛是上海“高自联”的常委,便从心底为弟弟姚振祥是“上海人权协会”的一员而感动骄傲。全家人都知道姚振祥常常为持不同政见的老作家王若望秘密做一些事,大家不知怎么都产生一种神圣感,尽量从各方面帮他一下。凡是姚振祥带回家的朋友,我们都看作是最值得尊敬的人。那时我是上海鹭峰贸易公司的董事长,只要姚振祥开口,我就将流动资金取出给他作活动经费,公司的办公室也常常成为他们的会场。一九九四年五月鲍戈、杨勤恒、杨周、林牧晨、戴学忠、李国涛等人被捕,王辅臣害怕也被抓去判劳教,便求我们帮他出逃,於是我就秘密将他安顿在我新买下的商品房内,然后通过关系同香港“支联会”以及美国的王炳章取得联系,成功地帮助他同姚振祥一起逃往法国(此中细节现在还不便公开)。

问:好象有报道说姚振祥从法国回来后不久,你们兄弟两人就都被判处劳教。

答:是的。那是一九九六年一月,我根据特定的联络方式在云南省河口境内的中越边境处将秘密潜回大陆的姚振祥接进来,这当然是公安所不知道的(姚振祥带有海外民运团体给他的重要使命,等他将来释放后再公布内情吧)。春节期间,警方忽然得到风声觉察到他已回到上海活动,便四处通缉他。四月间有一天我们被一个过去见过的人撞见,他跟我们一起走进常德路一家咖啡馆叙谈,但是不知怎么当我们走出咖啡馆时,发现公安已包围了咖啡馆,我们就这样被捕了。当时政保处给我们的罪名是“偷越国(边)境”。紧接着政保处抄了我们的家,搜走了电脑和传真机。

当他们搜到姚振祥买来的一盘获奥斯卡奖影片的录像带时如获至宝,连看都不看就诬称我们“复制、传播黄色VCD”,专案组负责人吴建中和朱海鹰很快宣布判处姚振祥和我劳教三年和两年,然而我们始终没有拿到过《劳教决定书》。

问:上海市公安局的政保系统经常栽赃诬谄民运人士,譬如他们曾诬称傅申奇“偷盗自行车”、杨勤恒“拥有毒品”、韩立法“收赃”、蔡桂华“嫖娼”、徐虹“盗窃”、章华麟“买黄带”、杨周“造谣”、戴学忠“漏税”等,反正判处劳教是不需要经过检察院和法院把关的,完全由公安说了算。那么您的劳教经历是怎样的呢?

答: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六日,我们兄弟两人被政保处从上海市第一看守所押解到远在江苏省大丰县境内的上海市第一劳动教养管理所服刑。那天警车在半途发生车祸,与另一辆车相撞,起因当然是政保处的人酒后开车。我左胸的一根肋骨当场被撞断(我记得劳教所保存着那张X光片,编号是40362)。但是劳教队却以我“不认罪”、“态度恶劣”为由拒绝给我治疗,并企图掩盖车祸真相,瞒过司法局。

问:据鲍戈揭露,上海市第一劳教所曾强迫犯人生产用於出口的彩色灯串和足球,您知道这方面的情况吗?

答:我们劳教队生产过adidas足球、香港足球协会的足球,还有韩国公司的足球。我们每天至少要被强迫劳动十六小时以上,天不亮就被催着起床干活,而吃的却是枯叶烂茎的“菜皮汤”,汤底还淀着泥沙,伙食费其实已被狱警扣下改善自己的伙食,而加工足球的所得则成了狱警们的奖金,难怪他们穷凶极恶压榨我们。劳教局管教处的李兴豪处长有一次跟我谈起劳教所的一些问题时,毫不晦言地承认干警素质差,每年都发生劳教人员被打死、自残自伤、逃跑等事件,有些干警还向劳教人员家属索要钱物,甚至奸淫劳教人员的妻子或姐妹。看管我的狱警叫夏新雪,他也跟我透露四岔河镇的饭馆经常客满,往往都是劳教人员的家属在请管教干警吃喝。他还介绍说,一些干警还同以前留场的劳教人员亲属通婚,譬如劳教所管教科卢科长的丈人就是劳教人员。

问:警匪一家嘛。您是政治犯,狱警对您的看管方式有哪些特别之处?

答:他们禁止我看书、看报和写信,不准我所在的监房有纸和笔,而且禁止其他劳教人员跟我说话。他们还专门指派三名刑事犯监视我,但是这几名刑事犯私下却向我讲述了许多耸人听闻的有关劳教人员受虐待的事例。其中王汝双、李玉华、张礼柏释放后,甚至按我交待的方法将他们写的控告材料通过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传真给鲍戈,这恐怕是政保处连做梦都想不到的吧。政保处曾多次通过劳教局的人找我谈话,表示只要我肯“揭发”其他民运人士,并在释放后肯配合他们抵毁民运,便可提前释放我,而且释放的方式可以是“保外就医”。吴建忠处长曾经无意中泄露他们以前曾使用过这种手段,以种种小恩小惠的手段收买了个别人性上有弱点的或是私心过重的民运人士,来分化和破坏民运。但我始终拒不理会他们的利诱或威胁,还进行过好几次绝食,闹得他们头痛。我不能为了求得早日释放而做昧良心的事,我相信弟弟姚振祥也决不会这样,否则他也早该释放了。提前获释对我们来说无异是一种耻辱,作为民主战士,应该让共产党看到我们人格力量的所在。

坚持国内民运的独立性

问:那么您是什么时候获释的呢?接着又进行了哪些活动?

答:记得释放的那天是去年四月二十五日。出来后我知道许多着名的民运人士在这两年里相继去了国外,心中不免怅然。好在鲍戈临走前给我们留下许多各地民运人士以及外国通讯社驻中国记者站的地址和电话,这对我们太重要了。不久,我便悄然加紧同外省民运人士联络,并酝酿形成一个网络,统一在一面旗帜下。

问:是不是酝酿成立一个反对党?

答:是的。外省市的民运人士来上海找我们时,也向我们传达了他们也正在筹划成立一个反对党的信息。因为中共已宣布要在年内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加上美国总统将进行“六四”以后的首次访华,中共肯定要做出某种宽松姿态,这对於组党应该说是一个绝好的时机。当然风险仍不可低估,组建人士都得做坐牢的准备。不过,要冲破党禁总得付出代价,当年台湾的党禁和报禁不也是被反对派人士齐心协力冲破的吗?目前,中国的政局和经济、社会状况总体来说尚属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对於国内出现一个反对党的容忍程度要比动乱时稍大些,而且,只要组党活动平稳地进行,按部就班法律条文,不急功近利地过多发表迎合境外传媒或组织的口味的挑战性言论,或者采取浮夸骄躁的冒进行动,那么,估计受打压的程度不致过於严酷。

问:提到组党的时机问题,海外民运界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存在,您在国内时听说了吗?

答:我们从电脑网络上知道一些,甚至至今还有人否认中国民主党的存在,他们远隔重洋仍指点江山。不过,我们的组党理念和行动计划却一直是独立的,未受海外左右,至少国内组党人士的主流如此。虽然有个别同志没有同大家商量就把国内的组织同境外组织牵扯在一起,但这并未改变我们党组织核心的独立性。以前有些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给人的印象总是不自觉地把自己的活动定位於迎合海外,甚至以能当上西方人权外交的筹码为荣耀,这种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在今天看来已显得不够成熟和缺乏政治远见,而且没有民众基础。关於组党的时机问题,我们早有定见,如果抛开狭隘的功利心,我想海外民运界对於我们的这一富有创意的民主实践应当予以肯定,更何况组党事件已在国内外造成一定影响,连中共的各大报纸也都赫然列出“中国民主党”的大名,所以它在中国民运史上的重要性是任何评论家都否定不了的。民主运动在其发展过程中会不断涌现新的代表力量,这也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愿所转移的,民运老战士在这一问题上要有宽阔的胸怀。

问:您知道在美国也有两个新成立的民运团体与你们民主党有关吗?

答:听说了,一个叫“中国民主党海外筹委会”,另一个叫“中国组党运动海外后援会”,非常感谢他们对中国民主党的关注、支持和声援。国内同志非常珍惜与海外民运团体所结下的战斗友谊,我们希望这种友谊是纯洁而崇高的。海外团体现在存在矛盾,国内同志不是很清楚内情,所以大多数不愿被利用介入其中,这一点是不难理解的。我们在贵州的同志就曾经发过一项声明,说不需要海外的人当他们的发言人。即使以后逐渐知晓海外矛盾的缘由,也还是不介入的好。你想想,民运朋友翻脸了,谁会高兴?只要少一份私心,相互间的排斥也就少了。还有一点海外民运团体必须明白,这次中国民主党被判重刑的三位同志徐文立、秦永敏和王有才,他们的罪状之一就是接收境外组织的资助。其实有一些在这次组党工作中真正起核心作用的同志反而只是被拘留或被“监视居住”。共产党一贯认为向人民指出那些反对它的声音是有着境外敌对势力背景的,这样便可以把自己所采取的镇压行动说成是维护国家的利益和安全。遇到这种情况,共产党的报纸便会进行报道。所以,国内民运坚持它的独立性和人民性,在政治上显得多么重要。

问:那么您是如何看国内民运的外援问题的?

答:外援很重要。当年中共起家,就是倚仗苏共撑腰来颠覆本国政府的,使中国沦为苏俄的附庸。包括共产主义理论和运动,全是进口货,都来自“境外敌对势力”,结果在中国造成动乱、分裂和人民生灵涂炭。

现在中共“留苏派”仍然怀恋“十月革命”给他们带来的红色贵族身份,众所周知,江泽民和李鹏都曾接受“境外组织”的资助和培训,成为他们在中国的代理人。我们民运也需要外援,争取世界和平、民主、进步力量的支持。不过,海外在支援国内民运时,要充分考虑由此可能产生的各种后果,既要为国内民运人士及组织的安全着想,也要考量中国普通民众的接受程度。如果援助完全是无私的,并且不刻意追求功利效果,或许就能做得稳妥些。前些日子我们在北京地区的同志一度发生分歧,外电报道后造成不良影响,据知他们之间的矛盾有海外民运团体的矛盾的介入,而且他们还各自找了在海外的发言人,这样我们党组织就很难进行协调了。

中国民主党可以星火燎原

问:你们在国内从事民运,必然被当局视为眼中钉,各方面都受打压和限制,因此,除了极个别人得到海外捐款之外,大部分人的生活可能都很困难。那么你们创建中国民主党所需的经费是如何解决的呢?

答:当然主要靠自己。建党初期,我和吴义龙、祝正明、周建和、韩立法、胡明君、佘万宝、程凡、刘贤斌、谢万军等各地同志都拿出自己仅有的存款来使用。还有一些经济上较有能力的朋友,虽不直接参与组党工作,却捐出不少钱。各地党组织的经济状况不平衡,我们就平摊捐款,兼顾大家的需要。曾宁、韩立法、李国涛、安宁、刘力平、张帆都没有工作,蔡桂华和谢长发“待岗”,佘万宝和刘贤斌因参加组党担心牵连他们所在的公司,都辞去了工作,而谢万军和赵昕更面临流离失所的境地。我去年四月从劳教所释放后虽然也成了“无业人员”,但是我将一套商品房卖了,妻子张月英向单位辞职也得到一笔钱,后来我和吴义龙到全国各地去活动时便用上了。何兵和秦永敏青黄不接时,都及时得到我们的接济。

一些同志的眷属也更加努力工作,承受更多的压力。王泽臣的妻子开了一家小豆沙厂,因丈夫是民主党人,公安、工商、环保、卫生等部门都来找岔子,她强忍着委屈的泪水对丈夫毫无一句怨言。刘贤斌是个漂亮的小伙,却趿着布鞋背着黄书包满街跑,朴素得令人难以置信。吴义龙八月二十九日去十二个省市联络,十六天里没住过一夜旅馆,都睡在火车、汽车以及车站广场上。为了组建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各地党员互访联络多了,大家都慷慨解囊,为来访人员无偿提供食宿并购买回程车船票。在这里我要特别指出,我们的经费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受到我们的牺牲精神所感动的朋友、同事、同学以及各界群众。虽然我们中的极个别同志同境外组织联络并获得一些资助,但他们的意见和活动并未成为我们党的主流。

问:我们的读者很想了解中国民主党各地成员的活动情况,有些读者还向我们打听怎样加入民主党,但考虑到他们的处境,所以我只想请您谈谈您自己的活动情况以及其它一些方便说的组党内情。

答:大家知道,去年六月二十四日克林顿访华当天,王有才、林辉、王东海代表中国民主党浙江省筹委会在杭州向民政厅申请注册,其实在此之前,浙江大学研究生吴义龙先生就已经同包括我在内的骨干秘密商议公开宣告成立中国民主党的时机以及此后的一系列应急措施和后续工作。

六、七月间,浙江和上海两地的党员几乎每星期都互访、联络。长春的唐元隽、西安的傅升、福建的章宝钦也专程远道而来商议组党事宜。各地同志决定从九月起,每两星期宣告成立中国民主党的一个省市级筹委会,就这样我们在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里就先后建立了浙江、山东、湖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北京、四川、湖南、贵州、河南、重庆筹委会。

九月间,我和吴义龙又到武汉、成都、贵阳、广州、长沙、郑州、西安、北京、鞍山等地跟同志们会面。十月我又和傅升一起去杭州,在那里也见到不少从各地来的同志。我们商定十一月十一日在庐山召开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成立大会,由各地派出的代表参加并选举中央领导班子,章程由祝正明先生起草,并请流亡美国的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祺教授也写一份章程草案供我们参考。但是由於北京地区的党组织出现严重分歧,并妨碍了全国筹委会预定的组建程序,再加上中共当局企图利用这次民主党的内部矛盾乘虚而入进行镇压,因此我们经多方紧急磋商,决定由五十三名代表提前於十一月八日宣布组成全国筹委会。这五十三位同志是吴义龙、祝正明、周建和、秦永敏、王文江、马少华、刘贤斌、谢万军、佘万宝、傅升、王有才、冷万宝、曾宁、刘连军、许万平、任畹町、王泽臣、唐元隽、朱虞夫、赵昕、王东海、徐文立、毛国良、翟伟民、王洪学、邓焕武、刘力平、张鉴康、品洪来、刘世遵、李国涛、何兵、谢毅民、岳天祥、郭新民、韦登忠、杨在行、王屹峰、安宁、王冰、肖丽君、陈忠和、谢长发、周大杰、邹佩夫、张玉祥、崔建昌、陈晓昶、姜福祯、王高明、李智英、郑宝和和我。考虑到形势危急,为避免造成不必要的牺牲,“庐山会议”被迫取消了。

问:您能否再介绍一下你们的宣传工作以及人民群众对中国民主党事件的看法。

答:目前我们的党员已超过一万人,许多不为外界和当局所知的党员正在将中国民主党的党章、宣言、申请注册报告和联合国两个人权公约、《世界人权宣言》以及《政治与民主》、《在野党》期刊等宣传材料四处散发。上海的蔡桂华同志被捕之前在复兴公园定期组织群众研读联合国人权公约,成立读书会;韩立法同志也经常到同济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等大专院校向青年学生宣传中国民主党的理念。虽然去年当局在上海抓了向海外电子杂志《大参考》提供国内电子信箱地址的正方计算机公司经理林海,但是我们的一些党员仍在通过电脑同各省市民众交流对政治问题的看法。林海的妻子徐虹是我们党第一位公开身份的女党员,说来很有趣,她还是公安介绍给我们的呢,徐汇区政保处的吕可等人有一次在审问我时,无意中泄露了林海案的一些线索,使我们得以找到这位巾帼英雄,并向海外传媒公布此案。其实公安人员对“上面”的镇压命令以及腐败状况也有看法,毛何杉、黄剑、熊杭新等政保侦察员有时无奈地说他们只是在“吃这碗饭”和“交差”而已,甚至说如果将来中国真的搞多党制,他们决不会替共产党干。由於这次中共各大报纸都登了对徐文立、王有才、秦永敏三位民主党人的审判,关心政治问题的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都注意到了中国民主党作为一个公开的反对党的存在,我们真要感谢他们从反面来为我们党做了一个大广告,而且是免费的。虽然我们党现在还未真正成为一种对执政党的有效制衡力量,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何况我们党的核心力量仍完全保存着,而且还积累了建党初期的经验和教训。我相信胜利终将属於中国民主党。

问:现在您已来到美国,有什么打算吗?

答:严家祺教授说得好,如果不能形成一个强大的反对党,民主制度和民主秩序的建立是不可能。所以我到了海外之后,仍将根据党的指示开展工作,争取各种民主力量都来支持中国民主党。至於我个人,我将自食其力,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都不当“伸手派”。你想想,如果没有“六四”流血,海外民运会得到这么多捐款吗?吃“民运饭”、“工运饭”

或“人权饭”的朋友,要对得起那些倒在血泊中的学生才是。

问:好,谢谢您接受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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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月8日星期五

一个中国民主党人的证词──姚振宪在美国国会关于中国民主党事件的听证会上的发言

女士们、先生们:

我叫姚振宪,是中国民主党上海筹委会和全国筹委会的创建者之一。当中共当局大肆逮捕民主党人之际,我在贵国驻华外交人员的帮助下,于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九日携妻子、女儿来到美国。因此,我是中国民主党目前唯一流亡海外的成员。今天,我要在这里向诸位介绍我所知悉的关于中国民主党的一些情况,呼吁国际社会设法营救被捕入狱的中国民主党人,这也是我们党交给我的一项特殊使命。

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当贵国总统克林顿先生首次踏上中国国土之际,中国民主党在浙江省的三名成员王有才、林辉和王东海向省民政局递交了一份要求批准注册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报告,这是共产党统治中国以来中国人民首次以公开、合法的方式宣告成立反对党,此举不仅轰动了世界舆论,也震惊了北京的独裁者。由于当时正值克林顿总统访华,中共当局不便下手镇压,但是等克林顿总统返回美国以后,杭州等地公安部门便从七月十日起拘捕了王有才、王东海、祝正明、程凡、王培剑、吴高兴、朱虞夫、林辉、方笑凰、王强等十多位民主党人。不过镇压行动也使中国民主党的名字传遍全球,这是当局始料不及的。

在这里我要告诉诸位,中国民主党并不谋求推翻现政权,也绝无在中国制造社会动荡的计划,这同当年中国共产党号召人民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做法绝然不同。我们党要求所有党员都遵守中国现有的法律,哪怕这些法律只体现独裁者的意志。我们党的政治诉求是在中国实现全面的直接民主选举,建立民主宪政体制,实行合理的权力制衡,使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并允许多党竞选议会议席和最高行政职位。这些主张虽使独裁者不满,却符合人民的利益,代表人民的意愿,正因为如此共产党才害怕中国民主党的政治动员力,急切想扼杀中国民主党于萌芽状态。众所周知,由于中国目前仍实行一党专政,而且共产党本事也没有直接、公开的竞选,权力分配完全是“黑箱作业”和幕后交易,所以目前中国是全世界最腐败的国家之一。共产党宣称要加强它的领导,实际上是要维持其在独裁体制下所能取得的特殊利益。这种不合理的权力架构迟早会被人民打破,我们中国民主党只是希望中国的体制转型能够以和平、理性的方式来进行,也希望中国共产党能顺应时代潮流而逐步还政于民。我们党的纲领以及历次重要会议都是这样强调的。

中共当局拘捕浙江省民主党人的行动激起了海内外强烈的抗议浪潮,这使它惊慌失措,于是在去年八月底之前,上述被捕人士陆续获得释放。与此同时,中国民主党的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大批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商人、国家公务员以及法律界和文化界人士都以各种方式表示支持中国民主党,许多人以公开或秘密形式直接成为民主党成员。鞍山市一名共产党藉律师王文江先生则索性于九月十四日宣布退出共产党加入民主党。现在我们党的秘密成员已超过一万名,一旦解除党禁,中国民主党很可能会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大党。

我和吴义龙、祝正明、周建和、韩立法、佘万宝、刘贤斌、谢万军等同志拿出个人仅有的存款,作为党的活动经费,并商议决定每隔半个月宣布成立中国民主党的一个省市级筹委会。这样,我们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就成立了浙江、山东、湖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北京、四川、湖南、贵州、河南、重庆筹委会,并决定于十一月十一日在庐山秘密召开中国民主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但是由于突然发生的紧急情况,以及我们在北京地区的党组织内部发生分歧,所以我们最后决定于十一月九日提前由五十三名各省市代表成立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并任命吴义龙先生负责起草党的全国性重要文件。

这时中共当局终于忍耐不住了,于是第二波镇压行动在全国展开。从十月二十一日起至十二月底,韩立法、周建和、徐文立、蔡桂华、曾宁、何兵、高洪明、秦永敏、陈忠和、刘贤斌、刘连军、谢万军、王冰、祝正明、吴义龙、查建国、王有才、方笑凰、朱虞夫、李国涛、任畹町、赵昕、王荣清、佘万宝、欧阳懿、章宝钦、王泽臣、王文江、胡明君、文强、刘世遵等中国民主党成员不断遭公安拘捕和传讯,这期间我和哥哥姚振义也一度被分别拘留了十天和十五天,刘贤斌先生和王冰先生在被捕时还遭到了毒打。十二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杭州、北京、武汉法院以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份别判处王有才先生、徐文立先生、秦永敏先生十一年、十三年和十二年徒刑,上海和重庆的公安部门也分别将韩立法、蔡桂华、许万平三名中国民主党成员判处“收容教育”九个月和“劳动教养”三年。这是北京当局在签署了联合国两个人权公约之后对人权的大肆践踏的又一案例,也是对国际社会的恶意挑衅。

最后我要指出,中国民主党的主要支持者是中国大陆民众,我们的经费主要来自党员自筹和民间捐助,虽然极个别成员同境外组织联络并获得一些资助,但他们的意见和活动并未成为我们党的主流。目前虽然我们党的一些成员被判重刑,但党的核心力量仍保持着,更多不为当局和外界所知的党员仍在频繁活动,他们的活动会不断扩大这个党的影响力,并最终取得胜利。我相信中国民主党的政治理念和诉求一定会成为中国的现实!

谢谢!

姚振宪

一九九九年一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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