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九日抵美的上海着名异议人士姚振宪是中国民主党上海筹委会和全国筹委会的重要创建者之一。在过去近十年的民运活动中，姚振宪和他的家庭曾以“民运资助人”的身份接济过无数落狱的民运人士的家属，并变卖家产先后出资支持过“人权呼声”全国委员会、上海人权协会以及去年成立的中国民主党。抵美第二天，姚振宪便在“国际人权行动联盟”的安排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会议厅举行记者会，强烈谴责中共当局拘捕、审判中国民主党各地成员，并揭露曾经关押过他的上海市第一劳动教养管理所强迫劳教人员生产adidas足球等出口产品。一九九九年新年伊始，姚振宪又风尘仆仆再度前往华盛顿出席美国国会所举行的听证会，就中国民主党事件作说明报告。本刊特约记者波歌在纽约对他进行了专访。下面是这次采访的部分对话。采访时间：一九九九年一月中旬。
“民运资助人”不求索取
问：姚先生，大陆民运界朋友都知道上海有个“姚家”是“民运大家庭”，整个家庭的人不分男女老少都前仆后继支持民运，并且接济过不少被捕入狱或被迫失业的民运战友及其家属，所以许多人包括公安当局都将姚氏兄弟称为“民运资助人”。我想请您谈一谈你们“姚家”的情况。
答：我们一家有兄弟四人，哥哥姚振义在钢厂当工人，我是老二，经商办厂搞个体，下有两个弟弟姚振贤和姚振祥，姚振贤在中国青年旅行社上海分社工作，姚振祥在去法国之前承包“华联工程队”，一九九六年闯关回国被捕，至今仍被关押在江苏省大丰县境内的上海市第一劳动教养管理所二大队二中队。我们四兄弟都成了家，孩子也都大了，妻子对我们搞民运不仅理解，而且支持。只要我们兄弟中有一个被捕，整个家庭的人都会齐心协力奔走营救。由於经商，家里经济比别人宽裕些，所以我们以前常帮助一些有困难的民运人士。这些事都已经过去了，我也不想多提，现在我来到美国，以前得到我们家帮助的人也反过来帮助我们，如鲍戈和林牧晨等朋友自己也很困难，却执意接济我们。
问：您太客气了，希望您能多谈谈自己是如何被称为“民运资助人”的。
答：其实也没什么，有的民运人士被逼下岗、失业，我就安排他们到我公司干，甚至个别民运人士的妻子也在我公司领过工资。每当他们印材料或去外地活动缺钱，我就尽量给足他们。九五年有一位民运朋友的妻子在我家向国外发传真、打电话，几天里就花去几千元。这次筹建中国民主党筹委会，我把几年前买下的一套商品房卖了，到各地走了一圈，把钱分送给最需要经费的同志。姚振祥也帮助过不少民运人士，他的妻子朱雅萍还长期领养一位在美异议人士的孩子。谁都有困难的时候，能够对别人有所帮助，自己也就有了价值。
问：当您和弟弟被判劳教以后，你们的家属有没有向国外有关人道援助机构申请过什么诸如医疗费、人权奖、慰问金之类的钱？
答：没有。我们搞民运本身就应该是一种奉献和牺牲，而不是为了索取。比我们更困难的人总是有的，不妨让他们多得一些。将来我们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和诚实的劳动也会生活得很好，而且我们还会象以前一样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别人。现在到了国外更要讲人格和国格，这样才能得到别人尊重，自己心里也坦然。民运在海外要有好的形象，需要民运人士多奉献少索取，更不能以各种神圣的名义去捞取好处，而愚弄别人的同情和支持。
为黑暗的社会感到难过
问：您的品格和精神实在令人感动。请介绍一下您的过去以及最初对中国社会现状的认识。
答：这个说来话长。我是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八日出生的，父亲姚钟声是上海无线电九厂的工人，母亲马美金身体不好，在家带孩子，那时我们家境贫寒。一九七一年我初中毕业后被分到上海郊区崇明县前进农场十六连种田。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初中基本未学数理化，只读毛泽东的“老三篇”，共产党真是毁了我们这一代青年。到了农场后，亲眼见到农场领导瞎指挥，不顾自然条件下令种双季稻，结果是多种多亏，劳民伤财。
农忙时我们每天只睡三、四小时，干活慢了便会挨批斗，由於不堪凌辱和迫害，“五七连队”等几个先进连队经常发生自杀事件。有人逃回上海，连队就派出民兵去抓人，抓回后先关押后“强劳”，“强劳队”一般专干抬石等重活。那时的政治控制完全是法西斯专政，记得有人敲墙时不慎震落了毛泽东像，或者在写黑板报时将“大跃进”误写在“大跌进”，竟然都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而那些整天喊革命口号教训人的干部，有的背底里干尽坏事。
问：真是暗无天日。那么，您是什么时候离开农场的呢？
答：一九七二年十二月我当了兵，先被分配到东北吉林市孤店子机场空军四十三师集训，第二年八月便到东丰县空军128团任机械员，维修米格15战斗机。想不到革命军队也象农场一样黑暗，一些高干子弟仗势欺人，到处耀武扬武，寻衅滋事，还跑到附近村庄偷鸡抢猪，打架斗殴，使军民关系恶化。那时军队里就有嫖娼和“包二奶”的现象，我们师的127团机务大队有个教导员去长春出差勾上一个“马子”（女流氓），还公然带回宿舍姘居，而把自己的老婆扔在农村。部队的女卫生员、女文工团员、女文职机要员如果被某个师团级干部看上，党组织便会反复对她做“思想工作”，要求她“服从革命需要”。当年叶群不就是被林彪用枪逼着委身於他的嘛。我们部队还发生过好几宗驾机投“敌”的事件，飞行员驾着飞机逃往苏联和台湾。这样的军队可想而知一定军心涣散。
问：叛逃或许是当时唯一可行的反抗形式。您总共在部队里呆了几年？
答：三年。一九七六年三月我退役回上海后，被分配在市煤炭公司下属的龙华煤场油库当操作工。一九八四年我向单位递交了辞职报告，申领了个体工商执照，业务经营项目是橡胶粘接，专门给工矿企业的输送机上的输送带粘合接头。等我积累了一些资金后，我便承包江苏昆山花桥镇漕村泾村针织服装厂，自产自销服装并长途贩运到西安、安徽等地，同时，又在上海静安寺和金陵路商场租柜销售服装。一九八九年，我在上海大木桥路鲍戈家门口开了一个“影联电器修理部”，一九九零年以后又同南京军区航空工程部驻上海的118厂军代表室合办“三益电器技术服务部”，一九九一年又同“二炮”驻上海的三产合办“虹峰技术服务部”。有军方作后台，工商所、税务所、市容三整顿办公室、交通警、电器质检部门等衙门就不敢来找岔子勒索、盘剥，否则谁吃得消他们巧立名目雁过拔毛。有一次顾客打伤了我们一名修理员，军方接到我们的电话后不久，王三全上校立即奉命率数名军人开着吉普车前来助威，听候我们调遣，派出所所长见状连忙赔不是，答应立即惩处肇事者。不过，军方每年年底总要“狮子大开口”，截留我们数万元“所得税”，逢年过节还要我们出资给二十多名军代表每人送一份礼物，平时他们也会将一些吃喝花用拿来我们公司报销，军队腐败可见一斑。我常从内心深处为这个黑暗的社会感到难过、愤慨和忧虑。
接受民主运动的洗礼
问：您的感受一般民众都有同感，但是您没有逆来顺受，最终踏上一条争民主、争自由的不归路。请问，是什么事情改变了您的命运，使您从此投身於民主运动？
答：应该说一九八九年“六四”对我的触动最大。那是一场全民性的反抗共产党统治的运动，不仅仅是学生、工人参加，而且许多共产党干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都走在游行队伍中，几乎所有人都在骂邓小平、邓朴方和李鹏，希望他们被判刑。当镇压行动开始，人们却都希望被通缉的学生能够逃走。每当我看到报上出现学生被捕的消息，真是心如刀绞，恨不得能立即找到那些学生的父母，安慰他们不要难过。从那时起，我和全家人对民运人士肃然起敬，同情他们的遭遇。当我听说“上海人权协会”的会长李国涛是上海“高自联”的常委，便从心底为弟弟姚振祥是“上海人权协会”的一员而感动骄傲。全家人都知道姚振祥常常为持不同政见的老作家王若望秘密做一些事，大家不知怎么都产生一种神圣感，尽量从各方面帮他一下。凡是姚振祥带回家的朋友，我们都看作是最值得尊敬的人。那时我是上海鹭峰贸易公司的董事长，只要姚振祥开口，我就将流动资金取出给他作活动经费，公司的办公室也常常成为他们的会场。一九九四年五月鲍戈、杨勤恒、杨周、林牧晨、戴学忠、李国涛等人被捕，王辅臣害怕也被抓去判劳教，便求我们帮他出逃，於是我就秘密将他安顿在我新买下的商品房内，然后通过关系同香港“支联会”以及美国的王炳章取得联系，成功地帮助他同姚振祥一起逃往法国（此中细节现在还不便公开）。
问：好象有报道说姚振祥从法国回来后不久，你们兄弟两人就都被判处劳教。
答：是的。那是一九九六年一月，我根据特定的联络方式在云南省河口境内的中越边境处将秘密潜回大陆的姚振祥接进来，这当然是公安所不知道的（姚振祥带有海外民运团体给他的重要使命，等他将来释放后再公布内情吧）。春节期间，警方忽然得到风声觉察到他已回到上海活动，便四处通缉他。四月间有一天我们被一个过去见过的人撞见，他跟我们一起走进常德路一家咖啡馆叙谈，但是不知怎么当我们走出咖啡馆时，发现公安已包围了咖啡馆，我们就这样被捕了。当时政保处给我们的罪名是“偷越国（边）境”。紧接着政保处抄了我们的家，搜走了电脑和传真机。
当他们搜到姚振祥买来的一盘获奥斯卡奖影片的录像带时如获至宝，连看都不看就诬称我们“复制、传播黄色VCD”，专案组负责人吴建中和朱海鹰很快宣布判处姚振祥和我劳教三年和两年，然而我们始终没有拿到过《劳教决定书》。
问：上海市公安局的政保系统经常栽赃诬谄民运人士，譬如他们曾诬称傅申奇“偷盗自行车”、杨勤恒“拥有毒品”、韩立法“收赃”、蔡桂华“嫖娼”、徐虹“盗窃”、章华麟“买黄带”、杨周“造谣”、戴学忠“漏税”等，反正判处劳教是不需要经过检察院和法院把关的，完全由公安说了算。那么您的劳教经历是怎样的呢？
答：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六日，我们兄弟两人被政保处从上海市第一看守所押解到远在江苏省大丰县境内的上海市第一劳动教养管理所服刑。那天警车在半途发生车祸，与另一辆车相撞，起因当然是政保处的人酒后开车。我左胸的一根肋骨当场被撞断（我记得劳教所保存着那张X光片，编号是40362）。但是劳教队却以我“不认罪”、“态度恶劣”为由拒绝给我治疗，并企图掩盖车祸真相，瞒过司法局。
问：据鲍戈揭露，上海市第一劳教所曾强迫犯人生产用於出口的彩色灯串和足球，您知道这方面的情况吗？
答：我们劳教队生产过adidas足球、香港足球协会的足球，还有韩国公司的足球。我们每天至少要被强迫劳动十六小时以上，天不亮就被催着起床干活，而吃的却是枯叶烂茎的“菜皮汤”，汤底还淀着泥沙，伙食费其实已被狱警扣下改善自己的伙食，而加工足球的所得则成了狱警们的奖金，难怪他们穷凶极恶压榨我们。劳教局管教处的李兴豪处长有一次跟我谈起劳教所的一些问题时，毫不晦言地承认干警素质差，每年都发生劳教人员被打死、自残自伤、逃跑等事件，有些干警还向劳教人员家属索要钱物，甚至奸淫劳教人员的妻子或姐妹。看管我的狱警叫夏新雪，他也跟我透露四岔河镇的饭馆经常客满，往往都是劳教人员的家属在请管教干警吃喝。他还介绍说，一些干警还同以前留场的劳教人员亲属通婚，譬如劳教所管教科卢科长的丈人就是劳教人员。
问：警匪一家嘛。您是政治犯，狱警对您的看管方式有哪些特别之处？
答：他们禁止我看书、看报和写信，不准我所在的监房有纸和笔，而且禁止其他劳教人员跟我说话。他们还专门指派三名刑事犯监视我，但是这几名刑事犯私下却向我讲述了许多耸人听闻的有关劳教人员受虐待的事例。其中王汝双、李玉华、张礼柏释放后，甚至按我交待的方法将他们写的控告材料通过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传真给鲍戈，这恐怕是政保处连做梦都想不到的吧。政保处曾多次通过劳教局的人找我谈话，表示只要我肯“揭发”其他民运人士，并在释放后肯配合他们抵毁民运，便可提前释放我，而且释放的方式可以是“保外就医”。吴建忠处长曾经无意中泄露他们以前曾使用过这种手段，以种种小恩小惠的手段收买了个别人性上有弱点的或是私心过重的民运人士，来分化和破坏民运。但我始终拒不理会他们的利诱或威胁，还进行过好几次绝食，闹得他们头痛。我不能为了求得早日释放而做昧良心的事，我相信弟弟姚振祥也决不会这样，否则他也早该释放了。提前获释对我们来说无异是一种耻辱，作为民主战士，应该让共产党看到我们人格力量的所在。
坚持国内民运的独立性
问：那么您是什么时候获释的呢？接着又进行了哪些活动？
答：记得释放的那天是去年四月二十五日。出来后我知道许多着名的民运人士在这两年里相继去了国外，心中不免怅然。好在鲍戈临走前给我们留下许多各地民运人士以及外国通讯社驻中国记者站的地址和电话，这对我们太重要了。不久，我便悄然加紧同外省民运人士联络，并酝酿形成一个网络，统一在一面旗帜下。
问：是不是酝酿成立一个反对党？
答：是的。外省市的民运人士来上海找我们时，也向我们传达了他们也正在筹划成立一个反对党的信息。因为中共已宣布要在年内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加上美国总统将进行“六四”以后的首次访华，中共肯定要做出某种宽松姿态，这对於组党应该说是一个绝好的时机。当然风险仍不可低估，组建人士都得做坐牢的准备。不过，要冲破党禁总得付出代价，当年台湾的党禁和报禁不也是被反对派人士齐心协力冲破的吗？目前，中国的政局和经济、社会状况总体来说尚属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对於国内出现一个反对党的容忍程度要比动乱时稍大些，而且，只要组党活动平稳地进行，按部就班法律条文，不急功近利地过多发表迎合境外传媒或组织的口味的挑战性言论，或者采取浮夸骄躁的冒进行动，那么，估计受打压的程度不致过於严酷。
问：提到组党的时机问题，海外民运界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存在，您在国内时听说了吗？
答：我们从电脑网络上知道一些，甚至至今还有人否认中国民主党的存在，他们远隔重洋仍指点江山。不过，我们的组党理念和行动计划却一直是独立的，未受海外左右，至少国内组党人士的主流如此。虽然有个别同志没有同大家商量就把国内的组织同境外组织牵扯在一起，但这并未改变我们党组织核心的独立性。以前有些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给人的印象总是不自觉地把自己的活动定位於迎合海外，甚至以能当上西方人权外交的筹码为荣耀，这种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在今天看来已显得不够成熟和缺乏政治远见，而且没有民众基础。关於组党的时机问题，我们早有定见，如果抛开狭隘的功利心，我想海外民运界对於我们的这一富有创意的民主实践应当予以肯定，更何况组党事件已在国内外造成一定影响，连中共的各大报纸也都赫然列出“中国民主党”的大名，所以它在中国民运史上的重要性是任何评论家都否定不了的。民主运动在其发展过程中会不断涌现新的代表力量，这也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愿所转移的，民运老战士在这一问题上要有宽阔的胸怀。
问：您知道在美国也有两个新成立的民运团体与你们民主党有关吗？
答：听说了，一个叫“中国民主党海外筹委会”，另一个叫“中国组党运动海外后援会”，非常感谢他们对中国民主党的关注、支持和声援。国内同志非常珍惜与海外民运团体所结下的战斗友谊，我们希望这种友谊是纯洁而崇高的。海外团体现在存在矛盾，国内同志不是很清楚内情，所以大多数不愿被利用介入其中，这一点是不难理解的。我们在贵州的同志就曾经发过一项声明，说不需要海外的人当他们的发言人。即使以后逐渐知晓海外矛盾的缘由，也还是不介入的好。你想想，民运朋友翻脸了，谁会高兴？只要少一份私心，相互间的排斥也就少了。还有一点海外民运团体必须明白，这次中国民主党被判重刑的三位同志徐文立、秦永敏和王有才，他们的罪状之一就是接收境外组织的资助。其实有一些在这次组党工作中真正起核心作用的同志反而只是被拘留或被“监视居住”。共产党一贯认为向人民指出那些反对它的声音是有着境外敌对势力背景的，这样便可以把自己所采取的镇压行动说成是维护国家的利益和安全。遇到这种情况，共产党的报纸便会进行报道。所以，国内民运坚持它的独立性和人民性，在政治上显得多么重要。
问：那么您是如何看国内民运的外援问题的？
答：外援很重要。当年中共起家，就是倚仗苏共撑腰来颠覆本国政府的，使中国沦为苏俄的附庸。包括共产主义理论和运动，全是进口货，都来自“境外敌对势力”，结果在中国造成动乱、分裂和人民生灵涂炭。
现在中共“留苏派”仍然怀恋“十月革命”给他们带来的红色贵族身份，众所周知，江泽民和李鹏都曾接受“境外组织”的资助和培训，成为他们在中国的代理人。我们民运也需要外援，争取世界和平、民主、进步力量的支持。不过，海外在支援国内民运时，要充分考虑由此可能产生的各种后果，既要为国内民运人士及组织的安全着想，也要考量中国普通民众的接受程度。如果援助完全是无私的，并且不刻意追求功利效果，或许就能做得稳妥些。前些日子我们在北京地区的同志一度发生分歧，外电报道后造成不良影响，据知他们之间的矛盾有海外民运团体的矛盾的介入，而且他们还各自找了在海外的发言人，这样我们党组织就很难进行协调了。
中国民主党可以星火燎原
问：你们在国内从事民运，必然被当局视为眼中钉，各方面都受打压和限制，因此，除了极个别人得到海外捐款之外，大部分人的生活可能都很困难。那么你们创建中国民主党所需的经费是如何解决的呢？
答：当然主要靠自己。建党初期，我和吴义龙、祝正明、周建和、韩立法、胡明君、佘万宝、程凡、刘贤斌、谢万军等各地同志都拿出自己仅有的存款来使用。还有一些经济上较有能力的朋友，虽不直接参与组党工作，却捐出不少钱。各地党组织的经济状况不平衡，我们就平摊捐款，兼顾大家的需要。曾宁、韩立法、李国涛、安宁、刘力平、张帆都没有工作，蔡桂华和谢长发“待岗”，佘万宝和刘贤斌因参加组党担心牵连他们所在的公司，都辞去了工作，而谢万军和赵昕更面临流离失所的境地。我去年四月从劳教所释放后虽然也成了“无业人员”，但是我将一套商品房卖了，妻子张月英向单位辞职也得到一笔钱，后来我和吴义龙到全国各地去活动时便用上了。何兵和秦永敏青黄不接时，都及时得到我们的接济。
一些同志的眷属也更加努力工作，承受更多的压力。王泽臣的妻子开了一家小豆沙厂，因丈夫是民主党人，公安、工商、环保、卫生等部门都来找岔子，她强忍着委屈的泪水对丈夫毫无一句怨言。刘贤斌是个漂亮的小伙，却趿着布鞋背着黄书包满街跑，朴素得令人难以置信。吴义龙八月二十九日去十二个省市联络，十六天里没住过一夜旅馆，都睡在火车、汽车以及车站广场上。为了组建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各地党员互访联络多了，大家都慷慨解囊，为来访人员无偿提供食宿并购买回程车船票。在这里我要特别指出，我们的经费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受到我们的牺牲精神所感动的朋友、同事、同学以及各界群众。虽然我们中的极个别同志同境外组织联络并获得一些资助，但他们的意见和活动并未成为我们党的主流。
问：我们的读者很想了解中国民主党各地成员的活动情况，有些读者还向我们打听怎样加入民主党，但考虑到他们的处境，所以我只想请您谈谈您自己的活动情况以及其它一些方便说的组党内情。
答：大家知道，去年六月二十四日克林顿访华当天，王有才、林辉、王东海代表中国民主党浙江省筹委会在杭州向民政厅申请注册，其实在此之前，浙江大学研究生吴义龙先生就已经同包括我在内的骨干秘密商议公开宣告成立中国民主党的时机以及此后的一系列应急措施和后续工作。
六、七月间，浙江和上海两地的党员几乎每星期都互访、联络。长春的唐元隽、西安的傅升、福建的章宝钦也专程远道而来商议组党事宜。各地同志决定从九月起，每两星期宣告成立中国民主党的一个省市级筹委会，就这样我们在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里就先后建立了浙江、山东、湖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北京、四川、湖南、贵州、河南、重庆筹委会。
九月间，我和吴义龙又到武汉、成都、贵阳、广州、长沙、郑州、西安、北京、鞍山等地跟同志们会面。十月我又和傅升一起去杭州，在那里也见到不少从各地来的同志。我们商定十一月十一日在庐山召开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成立大会，由各地派出的代表参加并选举中央领导班子，章程由祝正明先生起草，并请流亡美国的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祺教授也写一份章程草案供我们参考。但是由於北京地区的党组织出现严重分歧，并妨碍了全国筹委会预定的组建程序，再加上中共当局企图利用这次民主党的内部矛盾乘虚而入进行镇压，因此我们经多方紧急磋商，决定由五十三名代表提前於十一月八日宣布组成全国筹委会。这五十三位同志是吴义龙、祝正明、周建和、秦永敏、王文江、马少华、刘贤斌、谢万军、佘万宝、傅升、王有才、冷万宝、曾宁、刘连军、许万平、任畹町、王泽臣、唐元隽、朱虞夫、赵昕、王东海、徐文立、毛国良、翟伟民、王洪学、邓焕武、刘力平、张鉴康、品洪来、刘世遵、李国涛、何兵、谢毅民、岳天祥、郭新民、韦登忠、杨在行、王屹峰、安宁、王冰、肖丽君、陈忠和、谢长发、周大杰、邹佩夫、张玉祥、崔建昌、陈晓昶、姜福祯、王高明、李智英、郑宝和和我。考虑到形势危急，为避免造成不必要的牺牲，“庐山会议”被迫取消了。
问：您能否再介绍一下你们的宣传工作以及人民群众对中国民主党事件的看法。
答：目前我们的党员已超过一万人，许多不为外界和当局所知的党员正在将中国民主党的党章、宣言、申请注册报告和联合国两个人权公约、《世界人权宣言》以及《政治与民主》、《在野党》期刊等宣传材料四处散发。上海的蔡桂华同志被捕之前在复兴公园定期组织群众研读联合国人权公约，成立读书会；韩立法同志也经常到同济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等大专院校向青年学生宣传中国民主党的理念。虽然去年当局在上海抓了向海外电子杂志《大参考》提供国内电子信箱地址的正方计算机公司经理林海，但是我们的一些党员仍在通过电脑同各省市民众交流对政治问题的看法。林海的妻子徐虹是我们党第一位公开身份的女党员，说来很有趣，她还是公安介绍给我们的呢，徐汇区政保处的吕可等人有一次在审问我时，无意中泄露了林海案的一些线索，使我们得以找到这位巾帼英雄，并向海外传媒公布此案。其实公安人员对“上面”的镇压命令以及腐败状况也有看法，毛何杉、黄剑、熊杭新等政保侦察员有时无奈地说他们只是在“吃这碗饭”和“交差”而已，甚至说如果将来中国真的搞多党制，他们决不会替共产党干。由於这次中共各大报纸都登了对徐文立、王有才、秦永敏三位民主党人的审判，关心政治问题的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都注意到了中国民主党作为一个公开的反对党的存在，我们真要感谢他们从反面来为我们党做了一个大广告，而且是免费的。虽然我们党现在还未真正成为一种对执政党的有效制衡力量，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何况我们党的核心力量仍完全保存着，而且还积累了建党初期的经验和教训。我相信胜利终将属於中国民主党。
问：现在您已来到美国，有什么打算吗？
答：严家祺教授说得好，如果不能形成一个强大的反对党，民主制度和民主秩序的建立是不可能。所以我到了海外之后，仍将根据党的指示开展工作，争取各种民主力量都来支持中国民主党。至於我个人，我将自食其力，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都不当“伸手派”。你想想，如果没有“六四”流血，海外民运会得到这么多捐款吗？吃“民运饭”、“工运饭”
或“人权饭”的朋友，要对得起那些倒在血泊中的学生才是。
问：好，谢谢您接受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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