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11月08日来稿)
尊敬的奥巴马总统先生:
我叫胡石根,曾经是中国的一名大学教师,17年前因为履行中国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权利,筹组“中国自由民主党”和“中国自由工会”并筹备“八九。六四”三周年纪念活动,被判刑20年。在经历了16年3个月的炼狱之后回家已经14个多月了,生活仍被当局及有关部门搞得一团糟: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没有工作,没有最低生活保障和医疗保险等,以至于被迫冒着严寒酷暑挨个乞求相关部门解决生活困难亦不见好转。我写这封信,当然不是为了向您抱怨这些个人问题,而是想借此提请总统先生在即将进行的访华会谈中以您一如既往的无畏勇气和开诚布公的坦率态度来表达美国对中国人权问题的严重关切。
记得您曾在大选获胜的那个演讲,一开头您就用振奋人心的语气回答了持有怀疑态度的人们。总统先生,要知道,“在这个世界被遗忘的角落里”,我同那些“彻夜关注美国大选的海外人士”一样关注您的进展,从一开始我就对您的人品、理念和能力因而对您的获胜深信不疑。当然,在没有作出公开表示和有效成果之前,人们的怀疑是正常的。希望您在任期内用事实而不仅仅用承诺来回答人们的质疑,不辜负那些一直以来对您支持、尊敬和信任的人。
作为虽然解除监狱服刑而仍将在社区受到4年监控的中国人,我提请总统先生关注中国人权问题,不仅是因为它事关中国的无数普通男女,而且是因为它事关美国的利益、责任和声誉。正如您所说,美国的实力和荣誉不是在于武力和财力,而是来自于美国理想的持续力量:“民主、自由、机会和不屈的希望”!我希望那响彻在芝加哥夜空的巨大声浪有朝一日回荡在中国的上空:yes we can!是的,在中国人权问题上,我们能做到!为了改善中国人权状况,中国大陆的无数男女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相信总统先生看到了听到了也将为之动容并进而为之呼吁——
1. 尽快释放那些为了争取公民自由而失去人身自由的人。他们是:刘晓波、王炳章、秦永敏、郭飞雄、胡佳、高智晟、何德普、郭泉、谢长发、杨天水、陈光诚、靳海科、吕耿松、吴义龙、佘万宝、陈忠和、胡明君、王森、李大伟、孔佑平、宁先华、李智、许万平、陈树庆、王荣清,谭作人、黄琦。敦促中国履行已经签署的两个国际人权公约,使民运团体和民主政党尽快通过登记合法化。
2. 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立即停止对坚持个人信仰的基督徒和独立于官方教会的家庭教会的打压;特别关注四川成都的秋雨之福教会、山西临汾的浮山教会、北京守望教会的案件。
3. 立即解除对互联网的封锁,拆除GFW之类的“网上柏林墙”,保障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等一系列网络自由权利。
作为自由世界的领导者,美国总统担负着重大责任。里根总统1987年访问柏林时在勃兰登堡门前发表演讲,向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发出坦诚呼吁:“打开这扇门吧!……推倒这堵墙吧!”历史永远记下了这一页:柏林墙推倒了,自由的大门打开了;统一取代了分裂,民主取代了集权。全世界都听到了默克尔总理代表德国人对美国人的感谢,那是发自肺腑的真挚感情!当年里根对戈尔巴乔夫的呼吁,今天同样可以发生在奥巴马对胡锦涛的呼吁上,这,可是比诺贝尔和平奖贵重千万倍的巨大荣耀!现实再一次提供了英雄创造历史的大好机会。
中国人永远都不会忘记美国人给予的真诚帮助!
胡石根 2009-11-5 中国北京
2009年11月5日星期四
2009年10月26日星期一
刘贤斌:民主党人印象(之五):浙江群英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1/16/2009
民主党人印象(之五):浙江群英
作者: 刘贤斌
在中国近现代和当代历史上,浙江一直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地方,在近几十年的民主运动中,浙江也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人才。当历史的指针指向1998年的时候,王有才、王东海、吴义龙、祝正明、朱虞夫和他们的战友们又再次发出了国内公开组党的先声,掀起了“八九”民运之后国内民主运动的又一个高潮,他们以自己的勇气和智慧在中国民运史上谱写了新的篇章。
我与浙江的民运朋友建立联系始于1995年。那一年是“国际宽容年”,许良英老先生发起了一次《呼唤实现国内宽容》的政治签名活动。与此相配合,为了纪念“六四”六周年,刘晓波、王丹等人也组织国内民运界发表了《吸取血的教训,推动民主与法治进程》的公开信。在这次活动中,浙江方面表现得很突出,王东海、陈龙德等人都参与了签名。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在“五月镇压”之后,浙江方面的朋友不畏当局的高压恐怖统治,继续大力声援王丹、魏京生等人,坚守言论自由的最后底线,在中国的东南之角撑起了国内民运的半边天空。
在整个九十年代中期,浙江、西安的民运状况最让我佩服。正是从1995年开始,浙江、西安和我们四川方面经常就国内各方面情况进行沟通交流,并常常一起共同做事。1996年初,由于李登辉访问美国和在诸多政策上显露出台独意向,台海局势骤然紧张,中共当局竟然在台湾海峡开展“飞弹演习”,双方剑拔弩张,一时间台海上空阴云密布,两岸的和平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面对这种情况,全世界热爱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纷纷对此予以强烈关注,国内民运界也忧心忡忡。这个时候,浙江的民运朋友决定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他们提出了以和平民主的方式实现两岸统一的主张,并对中共对台的武力威胁政策进行了质疑。在发表这封公开信之前,陈龙德与我进行了联系,希望我们四川方面的朋友能参加这次签名,随后他就把这封公开信传了过来。我看了这封公开信之后,立即表示同意,并马上赶往成都征集朋友们的签名。然而我们此举已经受到了当局的注意,他们对此深感恐惧。因此我在成都的过程中一直受到警方的跟踪,我根本就无法与朋友们见面交流,这样四川的这次签名活动最终就被当局破坏了。后来浙江方面的朋友还是在这年3月克服重重困难、顶着压力发表了这封公开信,发表之后不久,陈龙德就被当局处以三年劳动教养。
正是由于我们与浙江方面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所以在1998年6月浙江开展组党活动之前,他们向我们通报了他们准备公开组党的想法,我记得是王有才亲自打电话告诉我的,他当时还希望我们四川能够与他们一起去冲击党禁。我与陈卫立即对这一情况进行了分析讨论,最后我们一致认为浙江方面的组党行为并不妥当。陈卫是“九二”组党活动的重要参与者,我也曾经涉足这个事情,我们对“九二”组党活动所付出的惨重代价记忆犹新。在我们看来,作为中国社会的政治反对派,中国民运早晚要进行组党,但我们认为当时的时机并不成熟,如果我们贸然组党,肯定会遭到中共的严厉镇压。我们认为,目前国内民运最主要的任务是积聚力量,时机一旦成熟,宣布成立政党是很容易的事情,所以“广交友,缓结社”乃是我们的基本主张。这个时候,西安、北京、湖北方面也知道了浙江准备组党的事情,杨海、徐文立、秦永敏就此与我们进行了充分的交流,我们都不赞成浙江的想法,并将我们的意见告诉了浙江方面的朋友,但他们没有接受。6月25日,他们选派王有才、王东海、林辉等三人为代表,以“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名义公开到浙江省民政厅进行了登记注册,从而掀起了九八组党运动的浪潮。
虽然我已经提前知道并反对浙江组党的事情,但是当他们真的付诸行动时,我还是感到特别振奋。浙江的公开组党行动仿佛就像一声惊雷,震动了当时整个中国社会,也对中共当局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在中共建政之后,中国社会一直没有出现公开组党的事情,所有的组党行为都是秘密进行的,对于这种秘密组党行为,中共历来的态度就是进行严厉的镇压,那么对浙江的公开组党行为,中共当局会如何应对呢?他们还会像过去一样进行严厉的镇压吗?我相信当时海内外大多数民运人士都在对此进行密切的关注。
中共当局在宪法中规定公民有结社的自由,而且在此之前克林顿访华时,江泽民承诺中国将马上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个公约也规定签约国的公民享有结社的自由。如果中共当局对浙江朋友的这一履行自己公民权利的行为进行镇压,那么他们一定会受到国际、国内的广泛指责,他们对自由民主的虚假承诺就会在全世界面前暴露无遗。如果他们对浙江的组党行为进行宽容,那么这势必引起各地的连锁反应,中国的民主变革就会由此拉开序幕,中共的专制统治就会受到严重的威胁。所以,浙江的公开组党行为不仅显示出了他们的勇气,而且显示出了他们的智慧,他们不仅掌握了道义的制高点,而且还将中共当局置于到了一种既想镇压又不敢随便镇压的二难境地。这和“八九”民运中的绝食活动一样,让中共当局既感到害怕,又感到无从下手。因此虽然我对浙江的组党活动一开始是持反对的态度,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密切关注,我最后终于认识到了这一勇敢之举的重要意义。随着形势的发展,我甚至感到这场组党运动有可能会撕开专制统治的壁垒,从而创造出中国民主变革的历史性机遇。我深知这种历史性的机遇不多,我们不能让它从我们手中滑过,我们必须努力把握自己的命运,这是我后来改变态度转而参与组党活动的重要原因,我想这可能也是徐文立、秦永敏改变态度的重要原因吧。
中国有句老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但在许多事情上,其实当局者比旁观者更清醒,比如两个高手对弈,那些旁观者就往往不如对局者考虑得更深,往往要在几步棋之后才能看出对局者的深谋远虑。我曾听陈卫说过,他在“秦城一期”时与王有才是同室难友,在他的印象中,王有才这个人不怎么爱说话,但是却特别聪明。我还听西安朋友说过,王有才的围棋水平很高,他是一个业余三段棋手。难怪他刚提出公开组党的想法时,我这个业余初段棋手还真的不能很好理解他的用心何在。按理说,王有才等浙江朋友都是身经百战的民运老将,他们不可能不会考虑到他们的组党行为会受到当局的镇压,但他们为什么明知会这样却还要固执地坚持呢?原来他们就是想借克林顿访华这个机会对专制壁垒发起主动出击,希望通过履行自己的结社权利来实现国内民运的重大突破。而且据我了解,浙江的朋友们并非暴虎冯河的有勇无谋之辈,事实上他们对组党活动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和准备。浙江公开组党之后,吴义龙与上海的姚振宪曾一起来到四川,吴义龙特别向我谈到,在公开组党之前,他们连续召开了多次会议,对组党行动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并制定出了具体的应对方案。因此我们看到,在组党的过程中浙江方面并没有一哄而上,而是保持了梯队形状的有序跟进,当王有才等九人被抓后,浙江的后援工作也搞得有声有色,迫使当局最后不得不放人。吴义龙甚至还谈到,在组党之前他们对这个政党的名字也经过了反复讨论,最后才确定为“中国民主党”这个十分响亮的名字。如今“中国民主党”已经基本上成为了中国民运的代名词,我相信,在未来的民主运动以及民主社会里,中国民主党必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为自己曾经参与中国民主党的创建活动感到无比骄傲。
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等三人被当局重判后,浙江乃至全国的组党运动并没有受到特别严重的影响,浙江的吴义龙、祝正明、朱虞夫等人与各省民主党的负责人继续推动着组党运动的深入开展。1999年1月,为了与各地朋友商量组党方面的事宜,我先后来到了湖北、湖南、浙江等地。当我来到杭州的时候,我受到了浙江朋友们的热情接待,他们让我住在王荣清的家里。王荣清是民主墙时期的老战士,当时他开有一家美容店,经济情况比较好,外地朋友到杭州一般都住在他家里。但王荣清当时并没有走到组党运动的前线,我估计他被安排在第四乃至第五梯队,所以直到2008年我出狱后他才因为组织领导浙江民主党的事情被当局判了六年有期徒刑。
在王有才进去之后,吴义龙、祝正明、朱虞夫马上就接了上来。我与吴义龙比较熟悉,他当时还是浙江大学的在读研究生,因为参与民主运动而被学校开除。吴义龙是“八九”之后国内民运中成长起来的优秀民运战士,他不仅具有出色的组织才能,而且理论水平也相当高,我从他身上看到了中国民运振兴的希望。一开始吴义龙并没有站在公开组党的第一线,但他却肩负着更加艰巨的一个任务,那就是“神行中国”、推动各省组党。他本来身有残疾,但是在1998年夏天,他却以一只病腿走遍了全国每一个省份,他的坚强意志让全国各地的民运朋友见了都深受感动。后来浙江方面又创办了一份《在野党》的刊物,吴义龙和祝正明是这个刊物的主要负责人。我记得当时我从这份刊物上看到过吴义龙写的一篇批驳李鹏言论的文章,他写得既有逻辑又有文采而且很有战斗力。吴义龙的大局观念和团队意识也特别强,与他合作让我感到非常舒服,在许多事情上我们配合得十分默契。所以时隔十年之后,我仍然时时想起我与吴义龙愉快交往的各种场景,中国民运真的很需要这样一个优秀的组织者和战略家。
祝正明也是浙江民主党人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家,言谈举止间自带几分儒雅。他当时已经写有一本关于宪政民主的书籍,我在王荣清家里看完了这本书,这使我对民主理念的认识又有了新的收获。可能是受到王有才的影响,他也喜欢下围棋,但他的水平与我差不多,我在杭州期间与他交过手,不知现在我是否还是他的对手。朱虞夫也是民主墙时期的老战士,当时浙江方面想安排他出国,让他在外面做国内组党运动的策应,但他可能后来没有去成,所以最后他也因参与组党而被捕入狱,并且在出狱后不久又被当局劳教一年,直到今年4月才出狱。
我在浙江还见了许多其他民主党人包括吴义龙的未婚妻子单称峰,他们每天晚上都要在吴义龙家里聚会,有天晚上单称峰亲自为大家煮了一顿水饺,气氛非常活跃,一点也看不出他们对当局的恐惧。由于在杭州行程安排紧张,我整天都与吴义龙他们商讨民运方面的事情,居然没有时间到西湖去游玩,与我同行的成都女记者袁亚娟只好一个人去领略西湖的风景。不过我对此并不感到遗憾,我只是很遗憾在杭州期间没有见到我所敬仰的王东海先生,他一直是浙江民运圈里一个十分活跃也十分理性的民运战士,他当时已经从组党运动中退了下来,我估计这也许是他们从长计议的故意安排。临走的时候,吴义龙、祝正明、朱虞夫等人亲自到火车站为我们送行,我们依依不舍,挥泪而别。总之,浙江之行给我留下了特别难忘的美好印象,如果各地民运力量都能发展到浙江这么高的水平,我相信中国的自由民主理想一定能更早实现。
不过,浙江的民主党人也为组党运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继王有才被判处十一年有期徒刑之后,吴义龙、祝正明、朱虞夫、毛庆祥、高海兵、吕耿松、来金彪、陈树庆、王荣清等人先后因为组党而被当局判刑入狱,直到现在吴义龙、陈树庆、王荣清等人还在监狱里服刑。虽然十年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仍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但国内民运力量却实现了很大的发展,我认为这与浙江民主党人的一贯努力是分不开的。我还记得,当浙江的朋友们公开组党之后,全国各地有许多追求自由民主的朋友找到了各地的民主党人,例如在我们四川,当时就有李作、冯达勋、王森、鲁登川、李志等人汇入到了民运队伍之中。而且经过组党运动的洗礼,各地许多民主党人都受到了锻炼,这为未来中国社会的民主变革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力量。今后几年之内,狱中的民主党人将陆续出狱,我相信那个时候国内民运局面一定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尽管组党运动一直受到许多朋友的指责和质疑,但是这场运动毕竟公开亮出了中国民主党的旗帜,我相信在未来的民主变革中,中国民主党一定能发挥巨大的作用。到那个时候,人民和历史将不会忘记浙江民主党人的卓越功勋,就如同我们今天还记得辛亥革命中的徐锡麟、秋瑾一样。
写于2009年10月26日
四川遂宁“百盛家园”
民主党人印象(之五):浙江群英
作者: 刘贤斌
在中国近现代和当代历史上,浙江一直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地方,在近几十年的民主运动中,浙江也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人才。当历史的指针指向1998年的时候,王有才、王东海、吴义龙、祝正明、朱虞夫和他们的战友们又再次发出了国内公开组党的先声,掀起了“八九”民运之后国内民主运动的又一个高潮,他们以自己的勇气和智慧在中国民运史上谱写了新的篇章。
我与浙江的民运朋友建立联系始于1995年。那一年是“国际宽容年”,许良英老先生发起了一次《呼唤实现国内宽容》的政治签名活动。与此相配合,为了纪念“六四”六周年,刘晓波、王丹等人也组织国内民运界发表了《吸取血的教训,推动民主与法治进程》的公开信。在这次活动中,浙江方面表现得很突出,王东海、陈龙德等人都参与了签名。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在“五月镇压”之后,浙江方面的朋友不畏当局的高压恐怖统治,继续大力声援王丹、魏京生等人,坚守言论自由的最后底线,在中国的东南之角撑起了国内民运的半边天空。
在整个九十年代中期,浙江、西安的民运状况最让我佩服。正是从1995年开始,浙江、西安和我们四川方面经常就国内各方面情况进行沟通交流,并常常一起共同做事。1996年初,由于李登辉访问美国和在诸多政策上显露出台独意向,台海局势骤然紧张,中共当局竟然在台湾海峡开展“飞弹演习”,双方剑拔弩张,一时间台海上空阴云密布,两岸的和平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面对这种情况,全世界热爱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纷纷对此予以强烈关注,国内民运界也忧心忡忡。这个时候,浙江的民运朋友决定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他们提出了以和平民主的方式实现两岸统一的主张,并对中共对台的武力威胁政策进行了质疑。在发表这封公开信之前,陈龙德与我进行了联系,希望我们四川方面的朋友能参加这次签名,随后他就把这封公开信传了过来。我看了这封公开信之后,立即表示同意,并马上赶往成都征集朋友们的签名。然而我们此举已经受到了当局的注意,他们对此深感恐惧。因此我在成都的过程中一直受到警方的跟踪,我根本就无法与朋友们见面交流,这样四川的这次签名活动最终就被当局破坏了。后来浙江方面的朋友还是在这年3月克服重重困难、顶着压力发表了这封公开信,发表之后不久,陈龙德就被当局处以三年劳动教养。
正是由于我们与浙江方面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所以在1998年6月浙江开展组党活动之前,他们向我们通报了他们准备公开组党的想法,我记得是王有才亲自打电话告诉我的,他当时还希望我们四川能够与他们一起去冲击党禁。我与陈卫立即对这一情况进行了分析讨论,最后我们一致认为浙江方面的组党行为并不妥当。陈卫是“九二”组党活动的重要参与者,我也曾经涉足这个事情,我们对“九二”组党活动所付出的惨重代价记忆犹新。在我们看来,作为中国社会的政治反对派,中国民运早晚要进行组党,但我们认为当时的时机并不成熟,如果我们贸然组党,肯定会遭到中共的严厉镇压。我们认为,目前国内民运最主要的任务是积聚力量,时机一旦成熟,宣布成立政党是很容易的事情,所以“广交友,缓结社”乃是我们的基本主张。这个时候,西安、北京、湖北方面也知道了浙江准备组党的事情,杨海、徐文立、秦永敏就此与我们进行了充分的交流,我们都不赞成浙江的想法,并将我们的意见告诉了浙江方面的朋友,但他们没有接受。6月25日,他们选派王有才、王东海、林辉等三人为代表,以“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名义公开到浙江省民政厅进行了登记注册,从而掀起了九八组党运动的浪潮。
虽然我已经提前知道并反对浙江组党的事情,但是当他们真的付诸行动时,我还是感到特别振奋。浙江的公开组党行动仿佛就像一声惊雷,震动了当时整个中国社会,也对中共当局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在中共建政之后,中国社会一直没有出现公开组党的事情,所有的组党行为都是秘密进行的,对于这种秘密组党行为,中共历来的态度就是进行严厉的镇压,那么对浙江的公开组党行为,中共当局会如何应对呢?他们还会像过去一样进行严厉的镇压吗?我相信当时海内外大多数民运人士都在对此进行密切的关注。
中共当局在宪法中规定公民有结社的自由,而且在此之前克林顿访华时,江泽民承诺中国将马上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个公约也规定签约国的公民享有结社的自由。如果中共当局对浙江朋友的这一履行自己公民权利的行为进行镇压,那么他们一定会受到国际、国内的广泛指责,他们对自由民主的虚假承诺就会在全世界面前暴露无遗。如果他们对浙江的组党行为进行宽容,那么这势必引起各地的连锁反应,中国的民主变革就会由此拉开序幕,中共的专制统治就会受到严重的威胁。所以,浙江的公开组党行为不仅显示出了他们的勇气,而且显示出了他们的智慧,他们不仅掌握了道义的制高点,而且还将中共当局置于到了一种既想镇压又不敢随便镇压的二难境地。这和“八九”民运中的绝食活动一样,让中共当局既感到害怕,又感到无从下手。因此虽然我对浙江的组党活动一开始是持反对的态度,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密切关注,我最后终于认识到了这一勇敢之举的重要意义。随着形势的发展,我甚至感到这场组党运动有可能会撕开专制统治的壁垒,从而创造出中国民主变革的历史性机遇。我深知这种历史性的机遇不多,我们不能让它从我们手中滑过,我们必须努力把握自己的命运,这是我后来改变态度转而参与组党活动的重要原因,我想这可能也是徐文立、秦永敏改变态度的重要原因吧。
中国有句老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但在许多事情上,其实当局者比旁观者更清醒,比如两个高手对弈,那些旁观者就往往不如对局者考虑得更深,往往要在几步棋之后才能看出对局者的深谋远虑。我曾听陈卫说过,他在“秦城一期”时与王有才是同室难友,在他的印象中,王有才这个人不怎么爱说话,但是却特别聪明。我还听西安朋友说过,王有才的围棋水平很高,他是一个业余三段棋手。难怪他刚提出公开组党的想法时,我这个业余初段棋手还真的不能很好理解他的用心何在。按理说,王有才等浙江朋友都是身经百战的民运老将,他们不可能不会考虑到他们的组党行为会受到当局的镇压,但他们为什么明知会这样却还要固执地坚持呢?原来他们就是想借克林顿访华这个机会对专制壁垒发起主动出击,希望通过履行自己的结社权利来实现国内民运的重大突破。而且据我了解,浙江的朋友们并非暴虎冯河的有勇无谋之辈,事实上他们对组党活动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和准备。浙江公开组党之后,吴义龙与上海的姚振宪曾一起来到四川,吴义龙特别向我谈到,在公开组党之前,他们连续召开了多次会议,对组党行动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并制定出了具体的应对方案。因此我们看到,在组党的过程中浙江方面并没有一哄而上,而是保持了梯队形状的有序跟进,当王有才等九人被抓后,浙江的后援工作也搞得有声有色,迫使当局最后不得不放人。吴义龙甚至还谈到,在组党之前他们对这个政党的名字也经过了反复讨论,最后才确定为“中国民主党”这个十分响亮的名字。如今“中国民主党”已经基本上成为了中国民运的代名词,我相信,在未来的民主运动以及民主社会里,中国民主党必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为自己曾经参与中国民主党的创建活动感到无比骄傲。
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等三人被当局重判后,浙江乃至全国的组党运动并没有受到特别严重的影响,浙江的吴义龙、祝正明、朱虞夫等人与各省民主党的负责人继续推动着组党运动的深入开展。1999年1月,为了与各地朋友商量组党方面的事宜,我先后来到了湖北、湖南、浙江等地。当我来到杭州的时候,我受到了浙江朋友们的热情接待,他们让我住在王荣清的家里。王荣清是民主墙时期的老战士,当时他开有一家美容店,经济情况比较好,外地朋友到杭州一般都住在他家里。但王荣清当时并没有走到组党运动的前线,我估计他被安排在第四乃至第五梯队,所以直到2008年我出狱后他才因为组织领导浙江民主党的事情被当局判了六年有期徒刑。
在王有才进去之后,吴义龙、祝正明、朱虞夫马上就接了上来。我与吴义龙比较熟悉,他当时还是浙江大学的在读研究生,因为参与民主运动而被学校开除。吴义龙是“八九”之后国内民运中成长起来的优秀民运战士,他不仅具有出色的组织才能,而且理论水平也相当高,我从他身上看到了中国民运振兴的希望。一开始吴义龙并没有站在公开组党的第一线,但他却肩负着更加艰巨的一个任务,那就是“神行中国”、推动各省组党。他本来身有残疾,但是在1998年夏天,他却以一只病腿走遍了全国每一个省份,他的坚强意志让全国各地的民运朋友见了都深受感动。后来浙江方面又创办了一份《在野党》的刊物,吴义龙和祝正明是这个刊物的主要负责人。我记得当时我从这份刊物上看到过吴义龙写的一篇批驳李鹏言论的文章,他写得既有逻辑又有文采而且很有战斗力。吴义龙的大局观念和团队意识也特别强,与他合作让我感到非常舒服,在许多事情上我们配合得十分默契。所以时隔十年之后,我仍然时时想起我与吴义龙愉快交往的各种场景,中国民运真的很需要这样一个优秀的组织者和战略家。
祝正明也是浙江民主党人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家,言谈举止间自带几分儒雅。他当时已经写有一本关于宪政民主的书籍,我在王荣清家里看完了这本书,这使我对民主理念的认识又有了新的收获。可能是受到王有才的影响,他也喜欢下围棋,但他的水平与我差不多,我在杭州期间与他交过手,不知现在我是否还是他的对手。朱虞夫也是民主墙时期的老战士,当时浙江方面想安排他出国,让他在外面做国内组党运动的策应,但他可能后来没有去成,所以最后他也因参与组党而被捕入狱,并且在出狱后不久又被当局劳教一年,直到今年4月才出狱。
我在浙江还见了许多其他民主党人包括吴义龙的未婚妻子单称峰,他们每天晚上都要在吴义龙家里聚会,有天晚上单称峰亲自为大家煮了一顿水饺,气氛非常活跃,一点也看不出他们对当局的恐惧。由于在杭州行程安排紧张,我整天都与吴义龙他们商讨民运方面的事情,居然没有时间到西湖去游玩,与我同行的成都女记者袁亚娟只好一个人去领略西湖的风景。不过我对此并不感到遗憾,我只是很遗憾在杭州期间没有见到我所敬仰的王东海先生,他一直是浙江民运圈里一个十分活跃也十分理性的民运战士,他当时已经从组党运动中退了下来,我估计这也许是他们从长计议的故意安排。临走的时候,吴义龙、祝正明、朱虞夫等人亲自到火车站为我们送行,我们依依不舍,挥泪而别。总之,浙江之行给我留下了特别难忘的美好印象,如果各地民运力量都能发展到浙江这么高的水平,我相信中国的自由民主理想一定能更早实现。
不过,浙江的民主党人也为组党运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继王有才被判处十一年有期徒刑之后,吴义龙、祝正明、朱虞夫、毛庆祥、高海兵、吕耿松、来金彪、陈树庆、王荣清等人先后因为组党而被当局判刑入狱,直到现在吴义龙、陈树庆、王荣清等人还在监狱里服刑。虽然十年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仍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但国内民运力量却实现了很大的发展,我认为这与浙江民主党人的一贯努力是分不开的。我还记得,当浙江的朋友们公开组党之后,全国各地有许多追求自由民主的朋友找到了各地的民主党人,例如在我们四川,当时就有李作、冯达勋、王森、鲁登川、李志等人汇入到了民运队伍之中。而且经过组党运动的洗礼,各地许多民主党人都受到了锻炼,这为未来中国社会的民主变革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力量。今后几年之内,狱中的民主党人将陆续出狱,我相信那个时候国内民运局面一定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尽管组党运动一直受到许多朋友的指责和质疑,但是这场运动毕竟公开亮出了中国民主党的旗帜,我相信在未来的民主变革中,中国民主党一定能发挥巨大的作用。到那个时候,人民和历史将不会忘记浙江民主党人的卓越功勋,就如同我们今天还记得辛亥革命中的徐锡麟、秋瑾一样。
写于2009年10月26日
四川遂宁“百盛家园”
2009年9月22日星期二
民阵和中国民主党美东党部在联合国前举行抗议活动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9月24日首发-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联合国系列峰会于9月22日,在纽约正式开幕,世界众多国家的首脑前来出席,其中包括中共领导人胡锦涛。多个来自西藏、台湾、中国等人权组织和团体,上千名抗议者在峰会第一天(22日),聚集在联合国外,向世界表达他们的诉求,抗议中共践踏人权。
中国民主党美东党部和民主中国阵线的一百多名党员,手持旗帜和标语“要求中共停止迫害,释放一切政治犯良心犯!”“要求胡锦涛放弃一党独裁,还人民结社自由权利”“释放王炳章!释放秦永敏!释放谢长发!释放刘晓波!”长长的横幅和标语牌上写满了仍在中国监狱坐牢的政治犯名单,这些人包括何德普,孔佑平,宁先华,李大伟,吴义龙,吕耿松,陈树庆,王荣清,胡明君,许万平,王森,师涛,杨天水,胡佳,高智晟等。
著名学者胡平,中国宪政协进会理事长王军涛,时事评论家陈波空,中国民主论坛召集人傅申奇等数十民运人士到场或做发言或领喊口号。
2009-09-22 (中国民主党美东党部唐元隽供稿)
联合国系列峰会于9月22日,在纽约正式开幕,世界众多国家的首脑前来出席,其中包括中共领导人胡锦涛。多个来自西藏、台湾、中国等人权组织和团体,上千名抗议者在峰会第一天(22日),聚集在联合国外,向世界表达他们的诉求,抗议中共践踏人权。
中国民主党美东党部和民主中国阵线的一百多名党员,手持旗帜和标语“要求中共停止迫害,释放一切政治犯良心犯!”“要求胡锦涛放弃一党独裁,还人民结社自由权利”“释放王炳章!释放秦永敏!释放谢长发!释放刘晓波!”长长的横幅和标语牌上写满了仍在中国监狱坐牢的政治犯名单,这些人包括何德普,孔佑平,宁先华,李大伟,吴义龙,吕耿松,陈树庆,王荣清,胡明君,许万平,王森,师涛,杨天水,胡佳,高智晟等。
著名学者胡平,中国宪政协进会理事长王军涛,时事评论家陈波空,中国民主论坛召集人傅申奇等数十民运人士到场或做发言或领喊口号。
2009-09-22 (中国民主党美东党部唐元隽供稿)
2009年4月20日星期一
朱虞夫刑满获释 多位浙江民主党成员仍遭关押
(博讯2009年04月20日发表)
浙江民主党成员朱虞夫两年刑满获释之后,表示他因为政治立场遭打压,将透过种种渠道抗议当局做法。多位浙江民主党成员仍在狱中,王荣清肾衰竭情况未获改善,家人再次呼吁当局允许其保外就医。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导。
2007年被杭州市上城区法院以“妨害公务罪”判刑2年的浙江民主党成员朱虞夫于4月18日刑满出狱。本台之前曾报导过,2006年4月,十几名杭州市公安前往朱虞夫儿子朱昂的住所,搜捕另一位中国民主党成员胡俊雄时,与朱昂以及赶到现场的朱虞夫发生冲突,朱昂在冲突中头部受伤,事后朱虞夫和朱昂都被拘捕。一个月后朱虞夫被判刑2年,朱昂被判刑1年半,缓刑2年。
回到家中的朱虞夫星期一向本台表示,他认为判决对他十分不公:“曾经有个讲良心的警察对我讲,看看你这个判决书,最多将你行政拘留10天,就是因为你的身份敏感,所以要判你,判你完全是因为政治原因。”
朱虞夫说他将透过种种渠道抗议当局做法:“我已经咨询过了律师,我现在准备向省高院上访,高院解决不了的话,我就到北京去,一定要讨一个说法。”现年56岁的朱虞夫是浙江民主党创办人之一,于1979年组建当时杭州主要民刊《四五月刊》社并当选为负责人。1999年9月15日遭当局正式逮捕。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有期徒刑7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2006年才刑满获释回家。出狱后,朱虞夫向原工作单位杭州市上城区房管局要求恢复工作,但遭到拒绝。对于朱虞夫的被判刑,浙江杭州异见人士邹巍认为,这完全是政治迫害:“政府采取这种办法对朱虞夫进行陷害,实在是太拙劣,很容易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尽管当局拥有强大的行政控制权,但这毕竟是违背社会主流价值的。希望政府在今后不要采取这种手段对政治异见人士进行打压。”
邹巍表示,目前还有多位浙江民主党成员遭拘押,包括:吴义龙、池建伟、陈树庆、严正学及王荣清。王荣清的弟弟王荣耀告诉记者,自从哥哥被拘押之后,当局一直不肯他们会面,但他知道哥哥的肾病十分严重:“我哥哥的肾病很严重了,这之前我们曾经三次为他申请保外就医,但都遭到拒绝,他还有高血压和中风,他的肾病已经几十年了,需要吃药治疗。”
王荣清再次呼吁当局让王荣清保外就医,并允许他和哥哥会面,他同时也希望当局尽快释放所有被拘押的浙江民主党成员。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导。
浙江民主党成员朱虞夫两年刑满获释之后,表示他因为政治立场遭打压,将透过种种渠道抗议当局做法。多位浙江民主党成员仍在狱中,王荣清肾衰竭情况未获改善,家人再次呼吁当局允许其保外就医。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导。
2007年被杭州市上城区法院以“妨害公务罪”判刑2年的浙江民主党成员朱虞夫于4月18日刑满出狱。本台之前曾报导过,2006年4月,十几名杭州市公安前往朱虞夫儿子朱昂的住所,搜捕另一位中国民主党成员胡俊雄时,与朱昂以及赶到现场的朱虞夫发生冲突,朱昂在冲突中头部受伤,事后朱虞夫和朱昂都被拘捕。一个月后朱虞夫被判刑2年,朱昂被判刑1年半,缓刑2年。
回到家中的朱虞夫星期一向本台表示,他认为判决对他十分不公:“曾经有个讲良心的警察对我讲,看看你这个判决书,最多将你行政拘留10天,就是因为你的身份敏感,所以要判你,判你完全是因为政治原因。”
朱虞夫说他将透过种种渠道抗议当局做法:“我已经咨询过了律师,我现在准备向省高院上访,高院解决不了的话,我就到北京去,一定要讨一个说法。”现年56岁的朱虞夫是浙江民主党创办人之一,于1979年组建当时杭州主要民刊《四五月刊》社并当选为负责人。1999年9月15日遭当局正式逮捕。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有期徒刑7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2006年才刑满获释回家。出狱后,朱虞夫向原工作单位杭州市上城区房管局要求恢复工作,但遭到拒绝。对于朱虞夫的被判刑,浙江杭州异见人士邹巍认为,这完全是政治迫害:“政府采取这种办法对朱虞夫进行陷害,实在是太拙劣,很容易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尽管当局拥有强大的行政控制权,但这毕竟是违背社会主流价值的。希望政府在今后不要采取这种手段对政治异见人士进行打压。”
邹巍表示,目前还有多位浙江民主党成员遭拘押,包括:吴义龙、池建伟、陈树庆、严正学及王荣清。王荣清的弟弟王荣耀告诉记者,自从哥哥被拘押之后,当局一直不肯他们会面,但他知道哥哥的肾病十分严重:“我哥哥的肾病很严重了,这之前我们曾经三次为他申请保外就医,但都遭到拒绝,他还有高血压和中风,他的肾病已经几十年了,需要吃药治疗。”
王荣清再次呼吁当局让王荣清保外就医,并允许他和哥哥会面,他同时也希望当局尽快释放所有被拘押的浙江民主党成员。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导。
2009年2月10日星期二
浙江友人2009春节捐款慰问系狱者家属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2月10日 转载)
来源:参与 作者:祝正明
浙江目前已知有九位持不同政见者因各种原因身陷囚牢,他们分别是:(按原判刑期出狱顺序排列)
朱虞夫(袭警)
魏桢棱(劳教)
池建伟(法轮)
严正学(煽动)
吴义龙(颠覆)
陈树庆(煽动)
吕耿松(煽动)
张建红(煽动)
王荣清(颠覆)
我和几位朋友深知狱中生活的困苦,也深知他们家属生活的艰辛,在春节前后征集到一些善款,作为对他们家属的春节慰问。
捐助人名单如下:
祝正明200
毛庆祥200
邹 巍200
吴远明200
初 亮200
高海兵200
胡晓玲200
温克坚350
昝爱宗100
戚惠民100
范子良100
陈震球100
王富华100
王荣耀300
徐 光500
余元洪500
胡俊雄500
楼裕根300
杨建明100
余铁龙100
方 升100
肖利彬150
王有才3000
王东海100
佚 名500
佚 名200
佚 名1000
佚 名1000
佚 名500
佚 名500
合计11700元,系狱者九人,人均1300元,除个别系狱者外,绝大部分善款已送达系狱者家属。值此,正月十五,中国的传统元宵节,祈愿天下所有天各一方的分离家庭,早日团聚。
杭州 祝正明
来源:参与 作者:祝正明
浙江目前已知有九位持不同政见者因各种原因身陷囚牢,他们分别是:(按原判刑期出狱顺序排列)
朱虞夫(袭警)
魏桢棱(劳教)
池建伟(法轮)
严正学(煽动)
吴义龙(颠覆)
陈树庆(煽动)
吕耿松(煽动)
张建红(煽动)
王荣清(颠覆)
我和几位朋友深知狱中生活的困苦,也深知他们家属生活的艰辛,在春节前后征集到一些善款,作为对他们家属的春节慰问。
捐助人名单如下:
祝正明200
毛庆祥200
邹 巍200
吴远明200
初 亮200
高海兵200
胡晓玲200
温克坚350
昝爱宗100
戚惠民100
范子良100
陈震球100
王富华100
王荣耀300
徐 光500
余元洪500
胡俊雄500
楼裕根300
杨建明100
余铁龙100
方 升100
肖利彬150
王有才3000
王东海100
佚 名500
佚 名200
佚 名1000
佚 名1000
佚 名500
佚 名500
合计11700元,系狱者九人,人均1300元,除个别系狱者外,绝大部分善款已送达系狱者家属。值此,正月十五,中国的传统元宵节,祈愿天下所有天各一方的分离家庭,早日团聚。
杭州 祝正明
2009年2月6日星期五
查建国、高洪明:纪念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成立十周年
北京 中国民主党人 查建国、高洪明
1999年2月6日,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在北京成立,至今已经十周年了。我们撰写此短文,以示纪念。
当代,在中国大陆首先商讨成立中国民主党,是1980年春节召开武汉会议的秦永敏、傅申奇、杨晓蕾和刘二安;事前、事后徐文立与闻并和他们商讨了此事。
在中国大陆首先成立中国民主党,是贵阳的朋友们,他们1995年成立中国民主党贵州分部,随即遭到中共镇压。陈西被判刑10年,黄燕明被判刑5年,卢勇祥被判刑5年,廖双元被判刑4年,曾宁被判刑2年。
1998年6月25日浙江杭州的朋友们再次在中国大陆冲击组党禁区,而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首次公开冲击党禁,他们成立了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为此,他们做出了重大牺牲。至今十年已有王有才、祝正明、吴义龙、毛庆祥、朱虞夫、王荣清、陈树庆、徐光、吕耿松、严正学、池建伟、张建宏、魏征玲等等人被判刑入狱,现在仍有八人在狱中。
1998年11月9日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在北京正式宣告成立,其主要领导人徐文立、查建国、高洪明、何德普、刘世遵先后入狱,何德普现仍在狱中。在京津党部成立的前后,全国28个省市纷纷组建中国民主党各省市地方党部和筹委会,美国、欧洲也成立了中国民主党分支机构。中国民主党人英勇地冲击党禁的行为,引起了坚持“党天下”的一党专制的共产党统治集团的极大恐慌,随即对和平、非暴力公开建党的中国民主党人进行了疯狂的镇压。全国各地四十多名党的领袖被判刑坐牢,更多的党员受到各种形式的打压。
1999年2月面对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已被捕判刑的“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危机,湖北陈忠和到北京与查建国、高洪明等人商议,成立了由中国民主党北京党部、湖北党部、辽宁党部、天津党部、陕西党部、河北党部、河南党部、山东党部、安徽党部、山西党部、内蒙古党部、北美党部联合成立的中国民主党的笫一个联合机构: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
由于当时形势的险恶,沒有条件一步到位,未能成立全国各地大联合的统一的民主党中央领导机构(至今仍无条件成立)。我们设想先北方各省联合起来,逐步推进,最终达到全国党的统一。
联合总部领导机构为总部委员会。由徐文立等三十一名委员组成。总部委员会四常任主席;徐文立、王希哲、秦永敏、王有才(这四人当时有三人在狱中,一人在国外)。总部委员会下设两个常设机构:执行委员会(十一人组成)和监察委员会(七人组成)。执委会还制定了党内一系列规章制度。执委会与监委会按着排名顺序轮流每人主持工作三个月。执委会工作主持人在主持期间为总部委员会执行主席。第一任执行主席查建国,第二任执行主席陈忠和,第三任执行主席何德普。因总部委员纷纷入狱,轮换制度被打乱,被迫停止。
联合总部的首要目标是:在中国争取开放报禁,开放党禁,建立分权制衡的宪政民主。提出三大任务是:加强自身建设,维护公民权利,推动政治改革。
联合总部发布总部临时党章,征求党旗、党徽、党歌的设计方案,印发党内刊物,筹备全国代表大会。联合总部发表各类声明,联署签名发出推动政治改革的声音,积极参与各种形式的公民维权活动和纪念八九民运十周年活动。
在2002年底何德普执行主席入狱的同时,徐文立主席被流放国外。徐文立在王希哲先生领导的中国民主党海外原有工作的基础上,受王希哲委托,在美国将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的工作继承了下来,2004年11月3日通过网络商讨的“三读二议一决”,及网络选举成立了“中国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2007年5月31日至6月4-5日在美国罗德岛州召开了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第一次代表大会和预备会议、并纪念八九民运十八周年活动,选举了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的领导机构,在海外保住了中国民主党的火种,明确方向,完善规章,健全组织,务实行动,支援国内,随时准备返回国内完成她的历史使命。特别要指出地是,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第一次代表大会,经代表表决,通过了《中国第三共和宣言》,即“中国民主党人追随辛亥革命诸先贤开创的亚洲第一共和,尊重一九四六年制宪国大确立的第二共和,励志建设自由均富、人权平等、宪政民主的中国第三共和。”
徐文立先生指出:励志建设“中国第三共和”,既是我党之崇高的政治纲领,又是我党全体党员的神圣使命,更是我党引领她的赞同者建设“中国第三共和”的胜利旗帜。
十年了,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与民主党其它机构组织共同奏起了在中国大陆冲击中共设置的党禁的最强音。中国民主党人前仆后继的牺牲不会白白付出,中国民主党人揭露假民主,宣扬普适价值,树立勇于斗争的榜样这三大作用将深深地推动中国民主运动,而中国民主党人也在这个过程中成长,这-切都鼓舞着我们出狱后为在中国大陆实现自由民主继续奋斗。
查建国[zhajianguo1951@gmail.com]
中国北京:86-10-52171789
高洪明[ghm0511@gmail.com]
中国北京(手机):86-13522267658
1999年2月6日,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在北京成立,至今已经十周年了。我们撰写此短文,以示纪念。
当代,在中国大陆首先商讨成立中国民主党,是1980年春节召开武汉会议的秦永敏、傅申奇、杨晓蕾和刘二安;事前、事后徐文立与闻并和他们商讨了此事。
在中国大陆首先成立中国民主党,是贵阳的朋友们,他们1995年成立中国民主党贵州分部,随即遭到中共镇压。陈西被判刑10年,黄燕明被判刑5年,卢勇祥被判刑5年,廖双元被判刑4年,曾宁被判刑2年。
1998年6月25日浙江杭州的朋友们再次在中国大陆冲击组党禁区,而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首次公开冲击党禁,他们成立了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为此,他们做出了重大牺牲。至今十年已有王有才、祝正明、吴义龙、毛庆祥、朱虞夫、王荣清、陈树庆、徐光、吕耿松、严正学、池建伟、张建宏、魏征玲等等人被判刑入狱,现在仍有八人在狱中。
1998年11月9日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在北京正式宣告成立,其主要领导人徐文立、查建国、高洪明、何德普、刘世遵先后入狱,何德普现仍在狱中。在京津党部成立的前后,全国28个省市纷纷组建中国民主党各省市地方党部和筹委会,美国、欧洲也成立了中国民主党分支机构。中国民主党人英勇地冲击党禁的行为,引起了坚持“党天下”的一党专制的共产党统治集团的极大恐慌,随即对和平、非暴力公开建党的中国民主党人进行了疯狂的镇压。全国各地四十多名党的领袖被判刑坐牢,更多的党员受到各种形式的打压。
1999年2月面对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已被捕判刑的“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危机,湖北陈忠和到北京与查建国、高洪明等人商议,成立了由中国民主党北京党部、湖北党部、辽宁党部、天津党部、陕西党部、河北党部、河南党部、山东党部、安徽党部、山西党部、内蒙古党部、北美党部联合成立的中国民主党的笫一个联合机构: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
由于当时形势的险恶,沒有条件一步到位,未能成立全国各地大联合的统一的民主党中央领导机构(至今仍无条件成立)。我们设想先北方各省联合起来,逐步推进,最终达到全国党的统一。
联合总部领导机构为总部委员会。由徐文立等三十一名委员组成。总部委员会四常任主席;徐文立、王希哲、秦永敏、王有才(这四人当时有三人在狱中,一人在国外)。总部委员会下设两个常设机构:执行委员会(十一人组成)和监察委员会(七人组成)。执委会还制定了党内一系列规章制度。执委会与监委会按着排名顺序轮流每人主持工作三个月。执委会工作主持人在主持期间为总部委员会执行主席。第一任执行主席查建国,第二任执行主席陈忠和,第三任执行主席何德普。因总部委员纷纷入狱,轮换制度被打乱,被迫停止。
联合总部的首要目标是:在中国争取开放报禁,开放党禁,建立分权制衡的宪政民主。提出三大任务是:加强自身建设,维护公民权利,推动政治改革。
联合总部发布总部临时党章,征求党旗、党徽、党歌的设计方案,印发党内刊物,筹备全国代表大会。联合总部发表各类声明,联署签名发出推动政治改革的声音,积极参与各种形式的公民维权活动和纪念八九民运十周年活动。
在2002年底何德普执行主席入狱的同时,徐文立主席被流放国外。徐文立在王希哲先生领导的中国民主党海外原有工作的基础上,受王希哲委托,在美国将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的工作继承了下来,2004年11月3日通过网络商讨的“三读二议一决”,及网络选举成立了“中国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2007年5月31日至6月4-5日在美国罗德岛州召开了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第一次代表大会和预备会议、并纪念八九民运十八周年活动,选举了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的领导机构,在海外保住了中国民主党的火种,明确方向,完善规章,健全组织,务实行动,支援国内,随时准备返回国内完成她的历史使命。特别要指出地是,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第一次代表大会,经代表表决,通过了《中国第三共和宣言》,即“中国民主党人追随辛亥革命诸先贤开创的亚洲第一共和,尊重一九四六年制宪国大确立的第二共和,励志建设自由均富、人权平等、宪政民主的中国第三共和。”
徐文立先生指出:励志建设“中国第三共和”,既是我党之崇高的政治纲领,又是我党全体党员的神圣使命,更是我党引领她的赞同者建设“中国第三共和”的胜利旗帜。
十年了,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与民主党其它机构组织共同奏起了在中国大陆冲击中共设置的党禁的最强音。中国民主党人前仆后继的牺牲不会白白付出,中国民主党人揭露假民主,宣扬普适价值,树立勇于斗争的榜样这三大作用将深深地推动中国民主运动,而中国民主党人也在这个过程中成长,这-切都鼓舞着我们出狱后为在中国大陆实现自由民主继续奋斗。
查建国[zhajianguo1951@gmail.com]
中国北京:86-10-52171789
高洪明[ghm0511@gmail.com]
中国北京(手机):86-13522267658
2009年1月30日星期五
浙江民主党成员吴义龙拒绝认罪被取消假释
2009-01-30
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的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发言人吴义龙,因拒绝认罪,被当局取消假释的权利。有关注事件的维权人士认为,要无罪的人认错是侮辱他们的尊严,他批评当局的行径令人反感。(姬励思报道)
吴义龙是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发言人和联络人,他于1999年10月被杭州市中级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1年,目前正在浙江省第一监狱服刑。原本可于去年11月提早获释,但其后一直无消息,直至春节前,家人接到他的电话,表示当局已取消让他提早释放。
吴义龙的哥哥吴义云对本台粤语组表示,狱方要求吴义龙认罪,作为提早释放的条件,但吴义龙断然拒绝。他说:说他认错后就可以出来,但他就是不承认,他说他没有错,也没有危害国家。
吴义云对未能与弟弟共度春节感到失望,但十分支持他的决定,表示待他刑满出狱时,一定会去接他。他说:没有办法,只好等他出来,他无罪你怎能硬要说有罪,就是我们国家有些事,在电话里我也不好说。
与吴义龙熟稔的中国民主党杭州成员毛庆祥表示,当年他坐牢时,狱方亦曾要求他认罪作为提早获释的条件,他也一口拒绝,他认为要无罪的人认错是侮辱他们的尊严。他说:我们是政治原因坐牢,不像那些刑事犯,明显有罪,我们跟本无犯罪,要我们认罪,心里怎么想,我们做人有尊严,不能说让我提早出去,我就放弃尊严,我了解吴义龙的个性,他人是这样的人。我对此感到反感及愤怒。
虽然毛庆祥无权探视吴义龙,但计划在春节后,到监狱为吴义龙送些日用品,以示对他的支持和鼓舞。
42岁的吴义龙毕业于安徽大学中文系,曾在蚌埠师范学院任教,1996年考入浙江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1999年,在完成毕业论文即将毕业之际,因参与民主党的组织活动被浙江大学开除学籍。同年4月,因组织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被捕,其后被判刑。吴义龙在坐牢期间,遭遇双亲相继去世,女朋友嫁给别人的痛苦经历。
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的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发言人吴义龙,因拒绝认罪,被当局取消假释的权利。有关注事件的维权人士认为,要无罪的人认错是侮辱他们的尊严,他批评当局的行径令人反感。(姬励思报道)
吴义龙是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发言人和联络人,他于1999年10月被杭州市中级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1年,目前正在浙江省第一监狱服刑。原本可于去年11月提早获释,但其后一直无消息,直至春节前,家人接到他的电话,表示当局已取消让他提早释放。
吴义龙的哥哥吴义云对本台粤语组表示,狱方要求吴义龙认罪,作为提早释放的条件,但吴义龙断然拒绝。他说:说他认错后就可以出来,但他就是不承认,他说他没有错,也没有危害国家。
吴义云对未能与弟弟共度春节感到失望,但十分支持他的决定,表示待他刑满出狱时,一定会去接他。他说:没有办法,只好等他出来,他无罪你怎能硬要说有罪,就是我们国家有些事,在电话里我也不好说。
与吴义龙熟稔的中国民主党杭州成员毛庆祥表示,当年他坐牢时,狱方亦曾要求他认罪作为提早获释的条件,他也一口拒绝,他认为要无罪的人认错是侮辱他们的尊严。他说:我们是政治原因坐牢,不像那些刑事犯,明显有罪,我们跟本无犯罪,要我们认罪,心里怎么想,我们做人有尊严,不能说让我提早出去,我就放弃尊严,我了解吴义龙的个性,他人是这样的人。我对此感到反感及愤怒。
虽然毛庆祥无权探视吴义龙,但计划在春节后,到监狱为吴义龙送些日用品,以示对他的支持和鼓舞。
42岁的吴义龙毕业于安徽大学中文系,曾在蚌埠师范学院任教,1996年考入浙江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1999年,在完成毕业论文即将毕业之际,因参与民主党的组织活动被浙江大学开除学籍。同年4月,因组织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被捕,其后被判刑。吴义龙在坐牢期间,遭遇双亲相继去世,女朋友嫁给别人的痛苦经历。
2009年1月11日星期日
廖双元:大陆中国民主党人坚韧不拔的抗争
中国民主党自从成立以来,一直主张废除一党专制,主张多党宪政民主,主张理性、非暴力的抗争,主张自由、公正的普选,主张实现中国公平和自由,主张用和平、渐进的方式改变政府。由于这些诉求严重挑战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在成立不久就遭到中国政府的强力打压,许多参与者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等各种刑事罪名逮捕入狱,2002年中共当局更是把中国民主党定为“敌对组织”。
1995年5月贵州的民主异议人士因成立中国民主党贵州分部而被中共当局强判重判。当局以“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判处陈西10年监禁,以“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判处廖双元4年、黄燕明、卢勇祥各5年、曾宁2年徒刑。5人的刑期合计长达26年。
1998年的中国民主党全国组党运动,更是遭到了中共极其惨重的打压。1997年,当局颁布了修订后的新《刑法》,去掉了“反革命罪”而代之以“颠覆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组织和参加中国民主党者多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被重判。98组党运动后,徐文立、王有才、秦永敏先生被中共当局判了10年以上的徒刑,至今秦永敏先生还在狱中服刑。
1999年北京的查建国、高洪明,四川的刘贤斌、佘万宝、浙江的吴义龙、祝正明、朱虞夫、毛庆祥先生,作为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的领导人之一,都被分别重判,查建国先生9年、高洪明先生8年、刘贤斌先生13年、佘万宝先生8年、吴义龙先生11年、祝正明先生10年、毛庆祥先生8年、朱虞夫先生7年的徒刑。中国民主党辽宁省党部的王泽臣、刘世遵分别被判6年、王文江被判4年。
2002年四川民主党的领导人胡明君、王森是在继刘贤斌等被重判后,第二批被中共当局打压而投入监狱的人,他们2人的刑期分别是胡明君先生11年、王森先生10年。
2003年初,北京的何德普先生作为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的负责人而被重判8年徒刑。2005年,重庆的许万平、江苏镇江的杨天水同样因为是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的人而被写入判决书作为罪状之一,他们各自都被中共当局强判、重判了长达12年刑期的徒刑。
2006年,浙江的陈树庆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4年,当局指控他以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成员的名义,发表《捍卫谁的主权》、《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等文章。
2008年6月26日,浙江中国民主党人士王荣清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7月31日被逮捕。2008年12月9日,王荣清案在杭州法院首次开庭。控方指控王荣清“三大罪状”:第一条,参与中国民主党的组织和策划,参与了中国民主党发表文章;第二条,担任民主党浙江委员会的召集人;最主要的是第三条,指王荣清参与、策划中国民主党全国一大的召开。与王荣清先生同时被抓捕的还有湖南的谢长发先生,现谢长发的案子已在12月15日由检查院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
此外,因政治理念系狱的中国民主党人还有甘肃天水的岳天祥、王凤山等等。据不完全统计(见文末图表),中国民主党人先后系狱的近三十人,累计刑期达231年。
在此残酷的现实之下,中国民主党人是选择逃避、退缩,还是勇于承担历史所赋予的使命而迎难而上,这无疑考量着每一个民主党人的良知及责任感。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许许多多的民主党人在极权的高压下,艰难而努力地坚守着中国民主党在国内的阵地,持续不断地与现政权抗争。为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而始终不懈地提高自己,他们关注人权、关注现实,帮助弱势群体维权,为遭受不公的民主异议人士伸张正义,撰写许多精辟的揭露社会现实弊病的文章。他们信念坚定、是非分明、不畏强暴,为此,他们随时随地都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在现政权的打压下而多次进出中共监狱的。
从最近王荣清先生一案,我们不难看出,中共当局对中国民主党人的打压远没有结束。浙江是中国民主党人较为活跃的地区之一,这里也自然成了践踏人权的重灾区。这里不仅是对民主党人,就是对民主异议人士、独立知识分子、维权人士、人权捍卫者等,当局采取的手段都十分残酷无情。近年来的陈树庆、朱虞夫、严正学、吕耿松、力虹案,直至最近的王荣清案,都证明了这一点。
中共当局十几年来对中国民主党人的强力打压证明了中共《宪法》中所写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等等,完全是骗人的谎言。几十位先后入狱的中国民主党人的案例清楚地表明,胡、温政权所宣称的“和谐社会”、“执政为民”、“以人为本”无异于欺世盗名的大笑话!
2009年1月11日于贵阳
──《观察》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
Wednesday, January 14,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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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5月贵州的民主异议人士因成立中国民主党贵州分部而被中共当局强判重判。当局以“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判处陈西10年监禁,以“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判处廖双元4年、黄燕明、卢勇祥各5年、曾宁2年徒刑。5人的刑期合计长达26年。
1998年的中国民主党全国组党运动,更是遭到了中共极其惨重的打压。1997年,当局颁布了修订后的新《刑法》,去掉了“反革命罪”而代之以“颠覆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组织和参加中国民主党者多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被重判。98组党运动后,徐文立、王有才、秦永敏先生被中共当局判了10年以上的徒刑,至今秦永敏先生还在狱中服刑。
1999年北京的查建国、高洪明,四川的刘贤斌、佘万宝、浙江的吴义龙、祝正明、朱虞夫、毛庆祥先生,作为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的领导人之一,都被分别重判,查建国先生9年、高洪明先生8年、刘贤斌先生13年、佘万宝先生8年、吴义龙先生11年、祝正明先生10年、毛庆祥先生8年、朱虞夫先生7年的徒刑。中国民主党辽宁省党部的王泽臣、刘世遵分别被判6年、王文江被判4年。
2002年四川民主党的领导人胡明君、王森是在继刘贤斌等被重判后,第二批被中共当局打压而投入监狱的人,他们2人的刑期分别是胡明君先生11年、王森先生10年。
2003年初,北京的何德普先生作为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的负责人而被重判8年徒刑。2005年,重庆的许万平、江苏镇江的杨天水同样因为是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的人而被写入判决书作为罪状之一,他们各自都被中共当局强判、重判了长达12年刑期的徒刑。
2006年,浙江的陈树庆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4年,当局指控他以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成员的名义,发表《捍卫谁的主权》、《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等文章。
2008年6月26日,浙江中国民主党人士王荣清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7月31日被逮捕。2008年12月9日,王荣清案在杭州法院首次开庭。控方指控王荣清“三大罪状”:第一条,参与中国民主党的组织和策划,参与了中国民主党发表文章;第二条,担任民主党浙江委员会的召集人;最主要的是第三条,指王荣清参与、策划中国民主党全国一大的召开。与王荣清先生同时被抓捕的还有湖南的谢长发先生,现谢长发的案子已在12月15日由检查院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
此外,因政治理念系狱的中国民主党人还有甘肃天水的岳天祥、王凤山等等。据不完全统计(见文末图表),中国民主党人先后系狱的近三十人,累计刑期达231年。
在此残酷的现实之下,中国民主党人是选择逃避、退缩,还是勇于承担历史所赋予的使命而迎难而上,这无疑考量着每一个民主党人的良知及责任感。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许许多多的民主党人在极权的高压下,艰难而努力地坚守着中国民主党在国内的阵地,持续不断地与现政权抗争。为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而始终不懈地提高自己,他们关注人权、关注现实,帮助弱势群体维权,为遭受不公的民主异议人士伸张正义,撰写许多精辟的揭露社会现实弊病的文章。他们信念坚定、是非分明、不畏强暴,为此,他们随时随地都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在现政权的打压下而多次进出中共监狱的。
从最近王荣清先生一案,我们不难看出,中共当局对中国民主党人的打压远没有结束。浙江是中国民主党人较为活跃的地区之一,这里也自然成了践踏人权的重灾区。这里不仅是对民主党人,就是对民主异议人士、独立知识分子、维权人士、人权捍卫者等,当局采取的手段都十分残酷无情。近年来的陈树庆、朱虞夫、严正学、吕耿松、力虹案,直至最近的王荣清案,都证明了这一点。
中共当局十几年来对中国民主党人的强力打压证明了中共《宪法》中所写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等等,完全是骗人的谎言。几十位先后入狱的中国民主党人的案例清楚地表明,胡、温政权所宣称的“和谐社会”、“执政为民”、“以人为本”无异于欺世盗名的大笑话!
2009年1月11日于贵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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