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转在中国是不争的事实，目前全国范围内的唱红歌运动就是左转的一个公开表现。温家宝说阻碍中国改革进程的是封建残余和文革遗毒两股势力，实际上就是针对左转而说的。——封建残余和文革遗毒是同一个东西，往近处说是文革遗毒，往历史深处说就是封建残余（不过，我不认同中国的这种封建说。中国的封建应该在先秦，中国有历史记载以来都是专政或专制。不过先秦是王权专政。先秦以后是帝权专政。王权专政是低度专政。特权被分割。所以可以称之为分割式专政或者分封式专政。分封式专政制度简称为分封制度而不是封建制度。帝权专政又可以分为高度专政和极度专政，它们同属极权。不同在于后者是全面专政，前者是不全面专政。所以中国的历史可以划分为：王权分封制、皇帝极权制和党帝极权制。——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看我即将整理出来的《中国文化问题之研究》一书的有关章节）。我在《左转就是自掘坟墓》的文章中指出：这些年的左转不是莫名其妙的，恰恰是对社会危急关头的回应，也是旧体制对民主体制的天然抵制的内在机制迫使执政者走回头路。
一、左转的现实压力
我们知道中国的改革采取“先易后难”的策略。容易改的都差不多改了，剩下的就是最难啃的骨头即核心部分：政治制度的改革。事实上，容易改的部分，在1990年代末，在名义上确立市场经济后，已经完成。即经济改革在形式上走到了最后。本来当初朱镕基提出“以开放促改革”，特别是签署“世界贸易协定”，可以理解为深化改革。但结果涉及到具体的政治法律制度时，由于没有有力的推进，改革在2003年以“反思改革”的名义，朱镕基这一政治遗产，彻底毁灭了。
这样，中国的社会问题，从三个方面集中爆发出来。一个方面是旧体制弊端加快爆发。我们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中国的问题，本质上就是旧体制的问题，是专政制度的问题。所谓“先易后难”的改革策略，实际上就是保留或不涉及旧体制的核心部分的改革（因为他们知道，否定了这个核心，就否定了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我们还要知道，旧体制的问题也就是旧体制核心部分带来的问题。这样，改革只是通过产生增量利益改变人民对执政党的态度。也就是说，这种改革只是在可以产生增量利益的那部分放松了社会管制，旧的核心部分的制度没有任何改变。所以，这个旧体制核心部分的问题仍然存在。即这种腐败制度的本质没有任何改变。比如“稳定压倒一切”，就是几十年连续一贯的。压倒一切的，当然包括生命在内。也就是说，只要有利于这个政权的存在，它是不择手段的。这每年几十万起群体性事件，本质上就是这个政权的核心价值取向的必然结果。
另一个方面，改革创生的新制度，由于都是临时性的安排，不可能科学合理、不可能成系统。也就不可能防止新的问题的产生。
第三个方面：更糟糕的是，新的制度安排是在不损毁旧体制核心价值的前提下进行的。也就是说以旧体制的核心价值作为新的制度的核心价值。结果是新的制度也具备了旧体制的核心价值。比如我们嫁接的股票市场，一开始就是政权控制社会的制度安排：最大限度的垄断社会资源。这种东西肯定不可持续，在它即将崩溃的时候，不得不进行改革。但，我们知道，改革后的股票市场，仍然没有实现股票市场的本来价值：资本社会化（社会化管理和占用）。于是出现了新的制度的不完善和扭曲产生的问题以及旧的制度原有的问题的叠加，成为更加恶劣的制度。比如市场经济使政权有了新的更加有效的社会控制手段和资源，结合核心的旧制度专政属性，社会不公更加触目惊心。
进入21世纪，中国出现了否定改革的思潮，以及唱红歌运动为什么在中国有市场，从一个侧面说，是人民面对加剧了的社会问题寻找解决路径的心理反应；从另一侧面说，是旧的核心制度自我扩展的内在表现。
社会需要变革更是左转的现实压力。为什么不是向其它方向的压力呢？因为没有其它经验可以提供给普通的中国人，特别是对刚刚从旧制度走出来的人民来说，在没有经过任何民主自由观念启蒙的前提下，在后文我们要讲的反民主自由的教化和阻止对专政毒素清算的前提下，在旧制度的假面还没有揭开的前提下，左转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可能是更自然的事。但，我们不可以理解为中国人不需要民主自由。
二、通向现代政治的路被设置了重重障碍
就在2011年初，吴邦国还提出“六个不搞”：“从中国国情出发，郑重表明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这是公开否定民主宪政。2011年年中，解放军报还在大批特批“军队国家化”。其实从中共执政以来，从来没有把民主宪政设计为中国政治的前途，哪怕是可选项也没有过。
这种障碍，集中体现在妖魔化民主宪政上。在信息封锁的年代，编造“西方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谎言，尽管我们的人民真的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样更可以制造恐怖：我们都这样难过了，西方的水深火热该是怎样的不堪啊！后来自己要崩溃了，没有办法只得开放，结果就是“西方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个谎言的破灭。怎么办？于是，“中国国情”成为挡箭牌。现在环球时报的主编又以“民主会导致国家和民族分裂”来恐吓人民。妖魔化民主宪政有三个基本方法。一个是恐吓。拿动乱恐吓、拿分裂恐吓……苏联解体后又拿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下降和经济倒退等等来恐吓。尽管这些现象本质上是专政这个因结下的果。一个是瞒，就是搞信息封锁，双向度的信息封锁。一个向度是时间向度，主要是掩盖历史。它通过教育实现。另一向度是空间向度。比如互联网，中国的互联网有双重城墙。一重是隔断中国人向外获取信息；一重是阻隔内部信息被广泛传播。刚刚发生的增城事件，国内媒体不报到，也不允许传播。一个是骗。最高级的骗则是编造理论，这个历史由来已久。不过多数时间里，编造的理论呈现越来越弱智的趋势。但最近以来，似乎有所改变。这是我刚刚发现的，就是解放军报反对军队国家化的文章。这是妖魔化民主宪政进入更高的层次的表现，也是中共收买学者政策胜利的表现。以前他们只信任自己培养的御用文人。这些人现在也还在使用。不过他们的脑子只有党文化，装的只是浆糊。说出来的话让人笑话。现在通过市场经济结合专政制度，统治手段更加丰富了，于是开始收买无良学者。这里我举一个例子：孔庆东和刘永年。孔是“党”养大的。可以说出“你看美国电影你还是人吗”这样脑残的话来。刘不同，刘在分析中国问题时常常还有独到的见解。如果他突然说：中国现行制度是最好的制度，则很有蛊惑力。我们看看宪政学者秋风的一条微博：“新加坡人郑永年讲话，奢谈中国当下政治模式为人类最好，简直完美无缺。在下实在不能忍受这种侮辱众人智力的行径，与一研究政治哲学的朋友愤而起身离开。经过主席台，手指郑氏，高声痛斥”撒谎“三声，临出门再斥一声，方觉痛快。我想不明白，什么可以让一个人如此变态？”
妖魔化民主宪政必然要妖魔化美国。看看2001年美国发生“9.11”中国社会洋溢着一派欢乐的节日气氛，就知道这种愚民教育是多么成功！我那时候还在监狱服刑，专管我的狱警喜气洋洋跑来对我说：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喜讯。我很是诧异：除了释放我还有什么天大喜讯呢？我漠然的看他。他说美国被炸了！我说：美国被炸了，值得高兴吗？或许我的语气很愤怒和激烈。他愣住了，半天说不出话。问题是：不是一个中国人这样，而到处都是幸灾乐祸、到处都是愚昧的喜庆！使大多数中国人丧失是非标准，可见党国是很下了一番功夫的（不过党国肯定尝到过自己种的果子的苦涩的滋味：放弃底线的愚民教育必然使整个社会缺乏底线；对别人幸灾乐祸，也必然对自己人幸灾乐祸）。
三、通向地狱之门却是敞开的
关上了通向天国之门的同时，堕落向地狱的路却是畅通的。首先，人所共知：左的历史仍然是禁区，比如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比如六四真相等等。在国内是看不到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的。今年茅于轼先生只不过在网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毛泽东的评论性文章，有证据表明随后的毛左们的激烈反击是有政府层面支持的：否则在当前茉莉花革命不准集会的时候怎么可能有发生在山西的批茅于轼的“公审大会”？当然茅的文章很快被删是意料之中的事了。其次，左的历史被捂上盖子还不是最大的问题，更大的问题是美化左的历史。这些年所谓的红色影视占住国内主流媒体。有些无良的艺术人也在制造左的浪漫。这对青春期的学生有足够的迷惑性。其三，前文我指出的：我们还有一个左的制度的核心。它有着强大的自我复制的力量。特别是这个制度结合它的利益获得者，这种自我保护、自我复制的能力更是无法估量。这里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法律职业化。应该说这是比较符合现代政治价值取向的一项改革。在宪法写入“依法治国”的条文后，进步是明显的。可是目前看，旧的法律体制自我复制是成功的，而且成功得不可思议。先是中国的最高大法官竟然没有做过律师、没有做过检察官、也没有做过法官！不知道是否是法律专业毕业？2011年6月是注定要载入史册的：中国的市长开始坐堂审案了！江苏海门市长“坐堂审理”民告官的行政复议，看看像不像几千年来县官之类“坐堂审案”？怪不得吴邦国早些时候说中国不搞三权分立了。只有回到官们“坐堂审案”才是真正的落实了不搞三权分立！沿着目前的路径发展下去，谁也不敢说这不是旧体制复制自我的方向！法律职业化向旧的法律政治化回归是不争的事实。还有一个就是本来是自由成长起来的最有市场属性的温州民营经济，除了被正在体制狙击之外，现在还有被体制化的危险。我这里特别强调；中国政治制度的极左的核心。它必然只实现其自身的价值。比如公权力侵害私权利在中国普遍发生，而且已经构成中国社会稳定的最大威胁。按道理讲，约束公权力、扩张私权利是最方便有效的。怎么约束和扩张呢？简单的就是自由选举。可是我的朋友们要参选今明年的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却是困难重重：被地方政府恐吓骚扰！
有人说经济发展了，必然会有政治的民主。长期看历史的趋势，这个观点是不错的。但就民主的具体路径来看，没有强劲的狙击，中国绝不会自动走向民主的，恰恰相反，左转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尽管左转的结果是这个政权的必然崩溃。我要提醒那些迷信经济决定论者；在一个全面专政的制度架构下，财富增加社会谈判力或博弈的能力，但比较与具有极左内核的这个政权来，其增加的力量是有限得多。经济的发展也给这个政权提供了新的控制社会的手段，而且这个手段在短时间内还是很有效的。问题不是中国会不会走向民主，而是在实现民主之前会不会有人像希特勒要全体德国人陪葬一样要全体中国人为极左体制陪葬！所以，不管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有识之士，都必须狙击这个左转，避免全体中国人为极左的体制陪葬。
北京之春2011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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